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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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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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南省邵阳市古为宝庆府。书名《宝庆码头》有三层含义：①确指历史上存在于武汉汉口的那片由宝庆人开拓的“宝庆码头”； ②泛指宝庆本土资江、沅水沿岸的各类码头；③ “宝庆码头”是一种精神象征，喻指宝庆人（“宝古佬”）在他乡拼搏立足、开枝散叶的奋斗姿态和生存智慧。故《宝庆码头》既是对一座特定码头历史的钩沉，也是对一片土地水运基因的梳理,更是对一种“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的宝庆精神的追溯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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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溯流寻根处 两千年的建置变迁，无数的名称更迭，足以证明这片土地历史的悠久。而在那些流传至今的古老传说里，藏着邵阳源头的秘密。白公城、召伯祠、甘棠渡古老地名因何而来？它们与宝庆码头又有什么关系？这一章，我们从传说开始，探寻根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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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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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码头位于汉口。要理解这片热土的意义，我们必须将视线转向潇湘大地，深入探寻宝庆（邵阳）的历史与文化。
旧时宝庆府的府城位于今湖南邵阳市区，但宝庆的辖域远比现今的邵阳市广。宝庆深居湘西南，北接安化、东临衡阳、西邻怀化、南毗广西，境内山环水抱，为湘中形胜之地。宝庆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战国——那时它属古荆州，为楚国之南境，相传已建有白公城。秦隶长沙郡，两汉时先后设有承阳县、武冈县、昭陵县等三县，以及夫夷侯国、都梁侯国、昭阳侯国、蒸阳侯国等四侯国，其中昭陵县治就在今邵阳市。晋武帝平定东吴、一统全国之后，为避其父司马昭之讳，改昭陵为邵陵，改昭阳为邵阳。降至隋唐,隋废郡设邵阳县，唐改邵州。至南宋时，升邵州为宝庆府，宝庆之名从此沿用到清末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宝庆府下辖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五县，总称“宝庆五属”。
民国肇建，废府置县，宝庆县一度复名邵阳，辖区亦屡有析置调整。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行政区划再次更易，原属宝庆的新化等地划归娄底，西南方则并入绥宁，形成了今日邵阳市所辖三区（大祥、双清、北塔）、七县和武冈、邵东二市的格局。至此，其辖境与历史上的宝庆府疆域才有了较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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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宝庆府疆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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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土地，从古至今，辖属变化如此之多，名称更迭如此之频繁，本身就足以证明其历史的悠久。而在邵阳的诸多旧名中，最值得一说的，是两个：一个是“白公城”，一个是“宝庆”。
先说宝庆。宝庆之得名，源于南宋晚期的理宗皇帝——他本无缘帝位，只因被权臣史弥远相中并扶立为帝，改元宝庆（1225年）。对这位意外登基的皇帝而言，这完全是天赐的幸运。他继位前曾被封为邵州防御使，为纪念这段经历，便升邵州为宝庆府。从此，“宝庆”之名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国，成为这片土地最响亮的称号。直到今日，在外闯荡的邵阳人，仍以“宝庆人”“宝古佬”自称，这名字里，藏着他们的来处，也刻着他们的荣光。
白公城一名也历史悠久，据说源于二千五百年前，那是邵阳（宝庆）的第一个名字。而说到白公城，就不能不说起那些流传千年的建城传说——其中最著名的，一是白公筑城的故事，二是召伯布政的传说。这两个传说，牵涉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邵阳的源头，究竟与谁有关？
让我们先了解这两个传说的内容。
“白公筑城”。相传邵阳建城始于白公，白公是楚平王之孙、楚太子熊建之子，名胜。白公一族曾被谗臣陷害而逃亡他乡，直到楚惠王时代才得以回归。惠王十年，白公胜起兵叛乱，企图夺回王位，失败后自杀。传说其臣下白善带着白公一族的残部转战至邵阳，建立了白公城。
“召伯布政”。相传西周初年，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召公奭负责治理东方，曾巡游至邵阳，在甘棠树下为百姓断案解纷，其德政为当地百姓世代传颂。至今邵阳仍有召伯祠、甘棠渡、周官桥、召伯村等地名留存。
如何看待这两个传说？遗憾的是，若以严谨的史学眼光审视，二者恐怕都经不起推敲。
白公城究竟在何处，古有定论。《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典籍皆载白公城在今河南省息县一带。即使白公后人另筑新城，考古证据亦指向今张家界慈利县一带——那里不仅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出土器物也与白公所处时代吻合。反观邵阳境内，至今尚未发现可与之印证的同时期城址或墓葬。
至于召伯布政之说，疑点更多。虽然《诗经·召南》有“蔽芾甘棠”之句，但据史载，周初召公“分陕而治”，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关中一带，巡游至邵阳南境，几乎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召”与“邵”“昭”在古文字中本可相通，这也许是后人将“召伯”与“邵阳”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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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楚怀王的免税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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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两个传说？更重要的是,它们与本书要叙述的宝庆码头究竟有何关联？
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曾说：“古代的传说，如果用现代严密的科学方法去检验，大都像梦一样平凡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这种像梦一样的传说，往往是一个半睡半醒的梦，预示着真实。”
若我们以这种审慎而开放的心态，去审视“白公筑城”“召伯布政”的故事，剔除掉传说的戏剧性情节，剩下的历史内核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它反映的是上古先民口耳相传的一种记忆：邵阳的早期开发，与来自楚国的族群密切相关。
白公胜是楚平王之孙、楚昭王之侄，其身份与楚国王室紧密相连。无论白公本人是否确实到过邵阳，也无论来到此地的是他的直系后裔，还是以“白公”为号召的某一支楚人部族，他们无疑都是与楚国渊源极深的群体。至于召伯布政的传说，古文字的形声近似固然是其产生原因之一，但也不可忘记，历史上的召伯也正是周朝王子之一，他的布政传说，同样意味着“远方来的一位贵族曾统治此地”，实可视为“白公城”故事在传说中的不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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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楚国南疆图，摘自《楚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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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推测，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白公城”的传说中要特别强调“筑城”一事。与沅水、湘水乃至澧水流域相比，资水流域出土的楚文化遗迹确实较少。史载春秋战国之际,楚国的南疆多为“夷越之地”，处于楚人兵锋与百越族群交战的前线。在此背景下，来自楚国的移民在此筑城防守，以巩固南疆、抵御越人，正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
这种推测并非全无凭据。楚国贵族中有一支声名显赫的“昭氏”，与屈、景并称“三闾”，是楚王族旁支中最活跃的军功贵族。1980年四川新都出土的战国墓葬中，一件铜鼎上铸有“邵（昭）认（食）鼎”的铭文，学者推测这正是楚国昭氏移驻蜀地的证据。《楚国史》介绍，战国初期吴起在楚国曾实施过“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变法，在其指引下，楚国贵族们带着自己的私属到边远地区定居之风盛行，最远到了巴、蜀、南中。其中昭氏相当活跃，且以出土文物看，当时昭氏的“昭”字均写作“邵”，如前述四川新都楚墓，如荆门包山楚墓有“邵它（昭佗）”，另外在前图国宝鄂君启节里,其纪年也写作“大司马邵阳破魏于襄陵之岁”，这里的“大司马邵阳”，即楚国令尹昭阳。由此可见，昭氏确有向边远地区迁徙定居的史实。那么，邵阳的“邵”是否也与昭氏有关？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从时间、空间和楚国贵族迁徙的史实来看，这至少是一种值得认真研究的可能。
当然，关于这些推测，即使略显大胆，也无关紧要。我们更需要借此拨开历史的迷雾，探讨传说背后的核心问题——楚人究竟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如前所述，邵阳北接楚境，南邻百越，是一片越人、蛮人交融的土地。楚人兵锋纵使强大，也难以一路攻城略地，征服沿线的诸多蛮族——要知道，直到千余年后的宋代，邵阳的梅山蛮依然桀骜不驯！
关键在于河流。邵水汇入资江，资江连通洞庭湖。而在楚国时代，今日洞庭湖的位置还不是一个湖泊，而是一片如海般浩瀚的湿地和湖沼群——那就是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云梦大泽！
屈原的《招魂》记录了他与楚王的一次游猎：“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试译为：我跟着大王驰骋于云梦啊，竞逐先后。大王亲自张弓，不惧那青色的犀牛。夏日承接长夜，美好时光不会久留，兰草铺满小径，水路荒凉已渐行渐远……）
从楚都一直征服到邵阳，路途非常艰难但借由云梦大泽和资江，楚人的先遣军完全可以直取邵阳，在此建立起抵御越人的城池（传说中的白公城）。
邵阳，就这样在水中诞生了。
从诞生之初，邵阳就与云梦泽畔的楚人故地（今武汉所在的江汉平原）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跨越千里的水路纽带，不仅是政治军事的需要，更孕育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对水路贸易的天然亲近，对远方商机的敏锐嗅觉，以及在异乡建立根据地的坚韧品格。这些特质，都将在一千多年后的宝庆码头故事中得到完美的演绎和传承。
此后，资水孕育着邵阳，也联系着邵阳与外部世界。滚滚涛声中，千年时光悄然流逝。
强盛的楚国终于灭亡，屈、景、昭的骄傲被雨打风吹去。残存的遗民不愿臣服秦的铁蹄，南渡东下，他们口中悲吟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定然也曾在资江邵水上回荡。
炎汉一统，海内为家。邵阳设县，附近分布着昭陵、夫夷、武冈等郡国。在县与侯国之间，散居着各色蛮人部落，汉人与蛮人时而刀兵相见，时而贸易往来，资水邵水不分彼此，抚育着每一个来去的族群。
衣冠南渡的年代，晋代陶侃的楼船倒映于波涛之上。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士族纷纷避难湖湘，邵阳因之文风渐盛。
五代十国的战火中，马楚政权以长沙为都，邵阳成为其重要的后方基地。宋代，梅山峒蛮经章惇开拓，“飞山蛮”“诚州蛮”次第归化，邵阳真正融入了华夏文明的版图。
明末清初，战乱频仍，邵阳人口遭遇了毁灭性的创伤——张献忠义军、南明军、清军席卷湖广，清初的“三藩之乱”更是血洗湘中，昔日繁华的城镇变为废墟，田园荒芜,人烟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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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龙毅鹏主编《宝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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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龙毅鹏（1968－ ），男，苗族，湖南绥宁人。湖南省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宝庆码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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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