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泽谈恩师徐悲鸿

——戴泽先生的艺术人生

作者：刘瀚锴

提起戴泽先生，人们并不陌生，尤其是书画艺术界，油画领域更是几乎无人不知。戴泽先生1922年3月出生于日本京都，同年随父母回国。戴泽自幼酷爱绘画，1942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黄显之、徐悲鸿、傅抱石、谢稚柳、陈之佛、秦宣夫等艺术名家。

当时，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为蒋介石，徐悲鸿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艺术系主任是吕斯百。徐悲鸿当年在中央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吴作人、艾中信、冯法祀、戴泽、韦启美、宗其香等。

据戴泽先生回忆，1943年3月初的一个上午，蒋介石首次来到中央大学视察，身着笔挺戎装。不少教师私下议论，这形象不像一位大学校长，更像三军统帅。这话很快传到蒋介石耳中。大约为重塑形象，同年11月，蒋介石再来学校时，换上中山装便装，在教育长朱经农以及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视察校园。

蒋介石先后查看学生宿舍、公厕，又到食堂检查卫生。中午，蒋介石与中央大学师生一同来到食堂，走到餐桌中间。食堂内没有板凳，他便和几位同学围站桌边，等候教官发出开饭口令。随后，蒋介石取碗到饭桶前盛满一碗干饭，端起分到的菜肴，立正就餐。

蒋介石一边用餐，一边询问身边同学：“你们日常饭菜都是这样吗？”同学们回答，一年四季大体如此。蒋介石连声说道，米质有待改善，肉量也应增加。当天中午，蒋介石吃完一碗白米饭。在戴泽先生记忆里，蒋介石先后到中央大学视察过三四次。

戴泽先生还记得，在一次中央训练团学员结业典礼上，蒋介石专门邀请中央大学教师与优秀学生，在教育长朱经农带领下，前往柏溪参加典礼。重庆的中央大学距离柏溪约六十里地，但师生们情绪高涨。

典礼结束后，蒋介石留下这批师生，发表讲话。他提出，中央大学可以自建围墙，组织学员自力更生，向下深挖三尺，将挖出的土方垒筑墙体，加上原有地基三尺，围墙便可达到六尺高度。蒋介石强调，当下正值困难时期，大家务必厉行节约。教育长朱经农与学校其他领导认真聆听，无人发言。后因诸多原因，这道围墙最终未能建成。

1946年，徐悲鸿出任北平艺专校长，途经上海时，在郭沫若家中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勉励他：“希望你办好北平艺专，为人民培养一批优秀的美术工作者。”得到鼓励，徐悲鸿办学信心倍增。同年，戴泽应徐悲鸿邀请北上，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助教。艺专第一批学员包含侯一民、钱绍武、李天祥，还有后来知名导演李翰祥。李翰祥曾执导《西施》《梁山伯与祝英台》《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影片。

此后，艺专又迎来多位名家，包括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中国美协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焕民等。徐悲鸿还聘请抗战时期漫画宣传队、木刻工作者协会及剧团的叶浅予、沈士庄、周令钊到校任教。徐悲鸿惜才爱才，邀请在敦煌多年、毕业于杭州艺专的董希文到校教授中国画。

同时，徐悲鸿延请蒋兆和、李可染、田世光、黄均执教中国画。尤为可贵的是，徐悲鸿邀请在日伪统治时期坚守良知的齐白石、李苦禅到艺专讲授国画，黄宾虹也曾到校授课。北平艺专下设雕塑科、西洋画科、陶瓷科、图案科，吴作人任教务主任。戴泽、李斛、宗其香、韦启美是校内年轻教师，齐白石等前辈则是受人敬重的年长名师。

1946年8月，北平美术家协会成立，推选吴作人担任理事长，宋步云任常务理事，会员包含徐悲鸿、冯法祀、戴泽、李宗津、艾中信、董希文、孙宗慰、萧淑芳、高庄、王临乙等人。1947年，戴泽作品《乞丐》《东总布胡同》参加国立艺专与北平美术家协会联合画展。1949年，身为讲师的戴泽，作品《农民小组会》刊登于《人民画报》第二期，在当时广受关注。

1950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成立，徐悲鸿出任院长。毛泽东同志为中央美术学院题词，勉励徐悲鸿带领美术界同仁，为新中国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1951年，戴泽在柏林创作《青年联欢节》；《和平签名》《马车》两件作品入选中国艺术展览会，赴苏联、东德、波兰巡回展出。1953年，艺术大师徐悲鸿病逝。徐悲鸿逝世当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专程前往北京医院向其遗体告别。总理怀着沉痛的心情久久凝望，感慨道：“悲鸿的离世，对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遵照徐悲鸿遗愿，夫人廖静文将其全部遗作与珍贵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

同年12月1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及首都文艺界人士共五百余人，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徐悲鸿追悼会，梅兰芳、郭沫若等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全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追悼会上致辞。他评价，徐先生是中国人民杰出的画家、卓越的美术教育家，是艺术教育界的榜样。号召大家学习他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勤勉治学的艺术态度，以及热忱培育青年的初心，将其遗作作为艺术遗产深入研究。

1955年，徐悲鸿纪念馆建成，周恩来总理题写“悲鸿故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主席向外宾赠送贺年卡时，指定选用徐悲鸿所绘奔马作品，并称赞其画作是文艺工作者学习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代表作《徯我后》，早年长期悬挂于南京中央大学礼堂。日军占领期间，礼堂被用作伤兵医院，这幅油画依旧保留在原处。

1945年抗战胜利，画作仍陈列于此，直至1953年徐悲鸿逝世后，这件作品才从南京转运至北京。历经连年战火，加之保管不善，画布严重破损，油彩大面积剥落，油画基底腐蚀脆弱，稍一触碰便会碎裂，损毁程度十分严重。当时主持中央美院工作的江丰看过画作后，认为这件作品已经无法修复。

而立之年的戴泽目睹此情，心中十分惋惜。这件作品凝聚恩师无数心血，怎能就此舍弃。紧要关头，戴泽挺身而出，当着美院领导与同事的面说：“让我来试试吧。”随后，戴泽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投入修复工作。修复严格遵循原作样貌，他将在苏联莫斯科中央修复工厂学到的油画修复技术，结合实践经验，为画作背面裱上大幅画布。这也是中国油画修复史上一段重要往事。可以说，若无戴泽当年的勇气，《徯我后》这件名作便难以留存。修复完成后，这件作品在徐悲鸿遗作展中和首都观众、艺术爱好者见面。展览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认真端详每一幅作品，并叮嘱大家好好保护这批画作，悲鸿先生的作品与时代家国紧密相连。

徐悲鸿于1931年构思、1933年完成巨作《徯我后》。作品描绘夏末，夏桀暴虐无道，商汤兴兵讨伐。画面大地干裂，瘦牛啃食树根，民众眼中满是期盼，殷切等待商汤解救苍生。创作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东北国土沦陷，民族危亡。徐悲鸿借这一历史题材，抒发人民渴望解放的心声。

据戴泽回忆，《徯我后》与《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一生当中体量最大的两幅油画作品。当年《徯我后》悬挂于南京中央大学礼堂，观者云集，观者无不动容。曾有人问徐悲鸿，在艰苦动荡的年代，何以坚持完成这幅巨型画作。徐悲鸿答道：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励着我，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怒了我，中国人的民族自尊鼓舞着我，艺术家的赤诚之心推动着我，才能够在艰难环境下完成这件作品。

戴泽先生向笔者谈起，恩师曾留下一句格言：“独特偏见，一意孤行。”这句话的本意，是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坚守本心。当年恩师在法国留学时，国内不少学人认为中国艺术落后，需要全盘追随西方新潮美术。徐悲鸿坚决反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思路。在国立艺专开学典礼上，他直言：如果只想追逐新潮，便不必来此求学。他旗帜鲜明抵制形式主义，在当年的美术界极为难得。

1954年，戴泽受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部派遣，两次赴朝鲜为志愿军写生，创作《修桥》《钢铁运输线》《大同江上》《平壤广场》等作品，鼓舞志愿军将士。同年，作品《小会计》参加全国美展。1955至1960年间，戴泽陆续创作《淝水之战》《张献忠》《谅山大捷》《义和团大败洋枪队》《南昌起义》《胜利的行列》《毛主席与廖承志》《肝胆相照》等多幅大型历史题材油画，多件作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其中《淝水之战》《义和团》等作品，被上海教育美术出版社收入历史教科书，作为教学资料全国发行。

1963至1964年，戴泽与潘世勋赴西藏写生，历时一年，创作《春耕》《林卡》《播种》等作品。上世纪70年代初，戴泽同吴作人、李苦禅、俞致贞、王淑晖、罗尔纯、田世光、刘继卣、白雪石、梁树年等人调入国务院宾馆绘画组，创作《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等三十余幅作品。1974年，戴泽与吴作人赴天津大港油田写生，完成《大港油田》。1975年，戴泽调入北京军区柯棣华创作组，创作《在转运途中》，作品被石家庄柯棣华纪念馆收藏。1977年，应民族文化宫邀请赴黑龙江黑河写生，创作历史画《岔沟之战》，参加民族艺术展。1978年创作《徐悲鸿》，入选当年全国美展。1979年，应颐和园文物管理处邀请，重新复原慈禧画像；同年赴新疆写生，创作《越过天山》《维族女医生》等作品。1980年，戴泽与李瑞年赴西双版纳写生。同年，作品《徐悲鸿》赴法国巴黎，参加沙龙中国艺术展。1982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戴泽、罗尔纯、韦启美、夏肖敏四人联展。1983年，戴泽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工会主席、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书画会会长；作品《肝胆相照》《孙中山》《李公朴》参展全国民盟美术作品展。1985年后，戴泽参与创办并主持徐悲鸿画室，先后在北京饭店、美国纽约东方文化中心举办个人画展。

戴泽先生在艺术界为人宽厚诚恳，是大家公认的忠厚长者。正如著名艺术家侯一民所说：“戴泽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好人。他为人诚实憨厚，数十年埋头苦干；对待艺术同样执着坚守，尊师重道，矢志不渝。戴泽先生的作品，正如他的人品。”徐悲鸿也曾评价戴泽：画如其人，既老实又扎实。戴泽始终铭记恩师教诲，传承发扬写实主义的艺术理念。戴泽常说，现实主义创作，远胜于凭空臆造。2010年3月出版戴泽画集，钱绍武先生虽已年过八旬，仍亲笔为画集题词，落款“学生钱绍武敬书”。

2010年3月19日，“岁月如画——戴泽画展”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开幕。活动现场，戴泽当着师母廖静文、学生侯一民等人的面说道：别看刘瀚锴先生年轻，他既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也是很多老艺术家的知己。

2010年6月，笔者应邀参加中国油画院活动。交谈间，中国美协理事、著名油画家钟涵听闻笔者与戴泽先生交好，十分感慨，由衷说道：“戴泽先生是我的老师，他是一位好人！”并嘱托笔者拜访戴老时代他问好。类似的佳话不胜枚举。戴泽先生虽年事已高、桃李满天下，依旧笔耕不辍，勤恳耕耘，持续为我国美术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刘瀚锴先生作客戴泽教授家中并在一起亲切交流

刘瀚锴先生和戴泽教授、侯一民教授在一起亲切交流

刘瀚锴先生曾和徐悲鸿大师夫人廖静文女士及戴泽教授，在一起亲切交流

戴泽教授曾和王康司令员，作客刘瀚锴先生北京公司并在一起合影留念

刘瀚锴先生曾和戴泽教授、詹建俊教授在一起合影留念

刘瀚锴先生曾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和白俄罗斯国家文联主席看望戴泽教授

刘瀚锴先生曾陪同国际友人和林将军等人看望戴泽教授

刘瀚锴先生曾陪同中央美院陈谋教授和北京、江苏、广东等地艺术爱好者看望戴泽教授

多年与戴老交往相处，戴老的言谈举止、品行修养，给文艺界同仁留下深刻印象，树立了榜样。戴老人品好、画作好、德行更好，用“德艺双馨”评价他，恰如其分。国内艺术收藏界普遍认为，戴泽先生作品雅俗共赏，具备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是我国老一辈杰出油画大家。

注：本文（略有改动）曾先后于2011年和2013年刊登在全国多家网络媒体及书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