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之名与“汉文化”

——从《诗经》里的银河到民族的源流

文/吴雷

      汉川这个名字，乍一看平淡无奇——一个“汉”字加一个“川”字，不过是可会意为一条河穿过的土地。但若细究下去，这个“汉”字的分量，远比想象中凝重。它牵连着《诗经》里横亘夜空的银河，牵连着一条河流如何升华为一个民族名称的全部秘密。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县级地名中，以“汉”字入名的城邑本就不多，而像汉川这样，直接以“汉水横贯”为得名之由的，更是罕见。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份历史档案，记录着古人对一条河的认知，也记录着一条河如何从地理存在升华为文化符号的漫长历程。

      汉川地处汉江下游，属江汉平原湖区，素有“江汉明珠”和“鱼米之乡”之美誉。建县始于北周保定元年，即公元561年，治甑山下，故名甑山县。此后三易其名：唐武德四年，以㲼水流经县境而改名汉川县；宋建隆元年，以竟陵义水流入县西，更名为义川县；宋太平兴国二年，因避太宗赵光义讳，以“汉水横贯县境”为由，赐名“汉川县”。这个得名方式本身就说明：在宋人的认知中，一条河横贯一座城，便足以让这座城以河为名。而这条河的名字，早已超越了地理的范畴。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汉川县，设立汉川市。从甑山到汊川，从义川到汉川，每一次更名都不是随意的行政变动，而是对这片土地与水之关系的重新确认。最终定格在“汉川”二字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座城终究要以那条贯穿它的河来命名，因为那条河的名字，承载着太多超出地理的意义。

      要理解“汉川”之名的底蕴，必须从“汉”字最古老的用法说起。最迟在《诗经》时代，“汉”已经同时指向两个看似无关的事物：天上的银河，地上的汉水。《诗经·小雅·大东》写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这里的“汉”就是银河。古人仰望夜空，看见那条横亘天际的光带，称之为“汉”。《左传》亦曰：“汉，天河也。”这是“汉”字在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记载之一，也昭示它从一开始就带着宇宙论的重量。值得注意的是，在《诗经》的语境中，“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天文名词，它与“天”连用，构成“天汉”这一概念，意味着那条光带不是随意散落的光点，而是一个有秩序、有意志的宇宙结构的组成部分。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汉”字的理解。

      古人为何用同一个字称呼银河和汉水？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自觉的宇宙观。汉代纬书《河图括地象》说：“河精上为天汉。”魏晋人杨泉在《物理论》中进一步解释：“汉水之精也。气发而著，精华浮上，宛转随流，名曰天河。”在古人的认知框架里，地上的汉水精气上升，凝结为天上的银河；天上的银河是汉水的本源，地上的汉水是银河的投影。二者本是一体。这种“天地对应”的思维，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核心特征之一。天上的星河与地上的河流共享一个名字，意味着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与地不是隔绝的，而是相互映照、相互渗透的。曹操写“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用的仍是那个“汉”字。“云汉”“天汉”“星汉”“银汉”，这些指称银河的词汇，都以“汉”为核心词素。一个“汉”字，同时照亮了夜空和大地。

      汉川之得名，恰恰建立在这套天人对应的认知之上。汉水由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境，将汉川分为汉南和汉北两大自然地域。这条河横贯县境，上应天汉，故名汉川。它的名字里，藏着一套完整的宇宙观。换句话说，汉川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是在一套成熟的天人观念指导下形成的。命名者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河，而是这条河与天上银河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命名方式，本身就说明“汉”字在宋代已经具有了超越普通地理名词的文化分量。

     《诗经·周南·汉广》是另一条值得细读的线索。诗中反复咏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表面上是写一个男子面对汉水对岸“游女”的怅惘，但若追问一句：这首诗的“汉”，具体是哪一段汉水？《周南》的采集范围历代虽有分歧，大体不出江汉流域。汉水自陕西进入湖北后，流经郧阳、襄阳，进入江汉平原。正是在这一带，汉水河道宽阔、水势浩渺，才有了“不可泳思”“不可方思”的实感。汉川地处汉水下游，正是江汉平原的核心地带。换言之，《汉广》所描写的“汉之广”，在地理上最有可能对应的，恰恰是汉水下游那一段开阔而难以逾越的水面。“游女”的意象，无论解释为出游的女子还是汉水女神，都指向一个事实：在《诗经》的时代，汉水流域已经形成了以“汉”为核心的文化地理意象。水是汉水，神是汉水之神，歌咏的是发生在汉水两岸的情感。汉川作为汉水下游的城邑，虽未必是《汉广》的直接诞生地，却无疑是这一文化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脚下的土地，就是《诗经》时代“汉之广矣”那片水面的延伸。

      “汉”最终成为民族名称，中间经历了一个关键枢纽：刘邦的“汉王”封号。公元前206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辖汉中、巴蜀一带。刘邦最初并不满意这个封号——汉中偏远，远不如关中富庶。但萧何劝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萧何引用的，正是“维天有汉”的天人观念。在当时的语言中，“天汉”意味着银河。刘邦接受了这个封号，也接受了“汉”字背后那层宇宙论的吉兆意涵。这个细节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如果刘邦拒绝“汉王”封号，如果萧何没有用“天汉”来说服他，那么后来四百年的汉朝可能就不会叫“汉”，而“汉人”“汉族”“汉字”这些词汇也许根本不会存在。一个封号的选择，竟牵动了此后两千年的文明命名。

      四百年的汉朝，使“汉”从一条河的名字、一个封国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名字。“汉人”最初是匈奴对汉朝士兵的称呼，后来演变为对中原民族的泛称。汉字、汉语、汉学、汉服，一系列文化符号由此派生。而这一切的起点，始终是汉水。汉水孕育了汉中，汉中孕育了汉朝，汉朝孕育了汉族。汉川作为汉水下游以“汉”命名的城邑，恰好处在这条链条的末端。它没有决定“汉”成为民族名称，但它以自身的存在，见证了这一名称从河流向文明扩散的全过程。

      在汉水流域的“汉文化发生带”上，汉中在源头，是“汉王”封号的直接来源；襄阳在中游，是南北交汇的枢纽；汉阳、汉口在入江处，是商业重镇。汉川的位置有些特殊：它不在源头或终点，而在下游平原的腹地，一个看似“平常”的河段。恰恰是这种“平常”，使它成为“汉”文化最朴素的承载者。它不是历史的焦点，却是历史的河床。汉水在这里不再有上游的湍急，也不再有入江口的喧嚣，它只是安静地流淌，横贯县境。而这种安静，恰恰是文明沉淀之后的状态。

      这份朴素的承载，在今天有了新的分量。汉川连续多年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2024年居全国第82位。这座城市正以“美城、兴水、强产”为路径，把“兴水”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这不是偶然的。一座以“汉水横贯”而得名的城市，水的命运就是城的命运。汉川提出“美城、兴水、强产”三大路径，其中“兴水”承上启下：水兴则城美，水兴则产强。这个逻辑里，藏着汉川人对自身历史的一次深刻回望。

      汈汊湖曾因过度养殖水质恶化，如今通过退垸还湖、水系连通等工程，湖泊面积已恢复至48.7平方公里，水质稳定在Ⅲ类标准，成为全国最大的内陆型封闭式湖泊，通过东南西北干渠与汉江相通。退垸还湖区水生态修复工程采用“生态护岸+自然修复”模式，累计修复湖岸线约7.5公里，加固湖堤64公里，将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座城重新审视自己与那条河的关系：从索取到修复，从对抗到共生。曾经围湖造田、过度养殖的年代，人与水的关系是紧张的；如今退垸还湖、水系连通，人与水的关系正在走向和谐。这种转变，放在“汉”文化的长河中看，意味深长：汉川因水得名，因水而兴，也终将因水而美。

      汉川提出加快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内涵已从传统的“产鱼产米”丰富为“综合实力领先、现代产业引领、城乡融合示范、文化兴盛繁荣”的现代化发展形态。依托优质稻、莲藕、河蟹三大省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持续提升70万亩优质水稻、17万亩绿色莲藕、34万亩生态河蟹种养殖水平。“汉川莲藕”正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向全国知名品牌跃升，“汉川河蟹”力争打造成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这座城正在做的，是让“鱼米之乡”四个字从历史的馈赠变成当代的创造。传统的鱼米之乡靠天吃饭，新型的鱼米之乡靠科技、靠品牌、靠产业链。

      文化上，汉川以千年湖乡文化为内核，构建以汉江、汈汊湖、天屿湖、黄龙湖为核心的“一江三湖”发展格局，系统保护活化霍城遗址、马口窑等历史遗存，传承善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动作的背后，是一种自觉：一座以“汉”为名的城，不能只躺在历史的河床上，而要成为活水的源头。

      从《诗经》里“维天有汉，监亦有光”的星光，到汉水下游一座城以“汉”为名的朴素选择，再到今天“兴水”战略下的日新又新——“汉”字的每一次语义延展，都伴随着一次文明的沉降与结晶。汉川的名字里，有《诗经》的银河，有汉水的涛声，有一条河流升华为一个民族名称的全部记忆。这座城不喧哗，不张扬，只是安静地守在汉水下游，像那段“平常”的河段一样，承载着一段不曾断裂的历史。而今天，它正试图在新时代的“鱼米之乡”里，让这份承载继续生长下去。水在流，城在变，而“汉”字里的那份宇宙观与文明记忆，仍在汉川的河床上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