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重磅！“何尊”应该更名“中国尊”！！宝鸡独立学者杨全良撰长文三论“周京城在周原而非镐京”
“何尊”应该更名“中国尊”
——“周朝不曾迁都丰镐”三论
●文／杨全良
吴万哲：2019年，我应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政府之邀，采写纪实文学《乡魂》一书时，长年行走在国宝何尊出土地贾村镇，听村民讲述国宝出土过程，看民间匠人在街道雕塑何尊，我便以何尊为题材创作了一部电影剧本《中国尊传奇》，讲述何尊及“中国”二字的来历。几经打磨，由北京一公司报请中宣部电影局审批、公示（见网络），同意拍摄，但却一直找不到投资人。在找投资人的过程中，许多人提出“人家明明叫何尊，你却为啥叫中国尊？”我说：“何尊是文物行业人叫的名字，我是做文化的，因何尊上有中国二字，应该叫中国尊！中国尊既响亮，又具有庄重、威严感，多好！”此后，我还写了好几篇文章，想谈谈为何叫“中国尊”的缘由，明确提出：何尊命名不妥，应该更名“中国尊”，还提出如果我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我要提个议案，请政府研讨改名。”可在与一些专家、学者讨论时，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人家专家定的东西，千万别跟上搅和。”我便将写好的文章删掉了，也不再参与此争论。最近，宝鸡独立文化学者杨全良先生，在三论“周京城在周原而非镐京”时，明确提出“何尊”应该更名“中国尊”，文中还提起几年前我与他谈论此事的往事。终于有学者支持老吴观点了，欣喜万分。欢迎更多热心朋友们广泛讨论。
周朝不曾迁都丰镐“略论”一文见诸网络，“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有着“庆阳文化名片”之誉的陇东地域文化专家，周秦文化研究大家张晋荣先生不辱鸟瞰，二话不说，以北京大学曹大志先生《周原与镐京——关于西周王朝的都城》一文无声的表示佐助，为不掠人之美，笔者有意束之高阁，待把“再谈”付诸网络，拜读不迟。《再谈》甫发，拜读曹先生大作，大喜过望。平心而论即使于《再谈》开笔之前读斯文，也不会掠人之美。曹先生效法李济、夏鼐先生，让地下文物开口，用彝器、卜辞证明，西周都城不在丰镐，而在周原；笔者步武陈寅恪先生、钱宾四先生，用历史经典说话，同样证明西周都城在周原，不在丰镐。俩人分途，动如参商。各自证明西周都城所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根本不会掠美曹先生。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3年前作家吴万哲先生提出周原是西周京师都城之时，曹大志先生已经撰文确证。吴先生的话，我竟忘却。最近撰《岐山县里没岐山》才重新带出，斯有“略论”问世。言不尽意，续写“再论”，口留余香，乃有“三论”付梓。
其实，“三论”仍与吴先生脱不了干系。几年前吴万哲对我说：“何尊命名不妥，应该更名‘西周早期何氏中国尊’，简称‘中国尊’。”他还说：“可惜我不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否则我要提案，叫政府从速决断。”我说：“青铜器命名，自有约定俗成的规则，属于学术领域，怎么能通过政治手段定于一尊？”吴先生没有复命。最近几天因笔者肇事，大家热议西周都之所在，绕不开本尊，于是有“三谈”兼论本尊更名问题。
“略论”概略地论证西周都城不在丰镐，而在周原；“再论”单兵突进，用周朝三礼所定，静安先生确证的衡量国都的“钻石标准”——“先君宗庙”，有之，则国都；无之，非国都。放眼士林史苑，谅无人能看轻拙文。
宝鸡是中国的“青铜器之乡”，以西周青铜器为主，侧应周原是西周国都。何尊是西周初期青铜器的代表。122字铭文中有“予其宅之中国，自兹刈民”之句，“中国”一词，赫然在目。宝鸡市学术界、文化界对外宣传便集中于“‘中国’一词首见于何尊”“何尊是‘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把‘中’‘国’字连为一词，最早见于何尊。”就连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是这么讲解的。
这种说法无视事实，十分不妥。把“中”字和“国”字连缀为“中国”的最早处不是何尊（笔者不大同意叫何尊，为行文方便，姑且暂用），而是比何尊更早的一篇天子文诰和一首代表天子权威的长诗。为什么刻意提“天子”一词，就是证明“中国”之问世天子御口。与何尊出土宝鸡一样，两篇经典文诗当年都作于宝鸡，不同于何尊的是何尊之“中国”是雒邑城中心的意思，连雒邑都不是。而文诗之“中国”所指却是京师或者王畿。一文一诗时间上早于何尊，“中国”指的京师王畿也是宝鸡，与当代“中国”意思最为接近。文化大家、楚人文怀沙、熊召政分别说“宝鸡是中国根与本”“中国从宝鸡走来。”良有以也。
汉语常用词“书”，本是专用词，只指《书》，是中国记录上古历史、上古历史档案的汇编，后世尊称《书经》《尚书》。“尚”同“上”，“尚书”就是“至高无上、至前无远之书”，在中国文化上的影响，唯《圣经》之在西方，庶几比肩。
做为中国“第一书” ，“中国”一词，如果能从中找到，《尚书》就更加具有神圣性。
果然不负众望，《尚书》之《周书•梓材》篇就有“中国”，该篇是周公摄政时（成王初年，约公元前1040‑前1030年）周公本人所作诰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尚书》压轴之章《禹贡》中，又有“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邦国俩字互训，“中邦”义同“中国”，指都城，也指政权。
《梓材》原话翻译成白话：“皇天上帝已经把京师及其周边叫‘中国’的地方万千百姓以及土赖以生存的土地托付给先王（这里指太王王季父子与文王武王父子四代），先王深知天命所重，仁礼天下，力行德政，安抚教化迷茫的黎民百姓，先王明白，只有这样做，才算不负天命。”这是周公写給康叔的手札。周公本人挂帅东征，平定“三监之乱”，临走托康叔代执国政，辅佐好成王。周公生前摄政，死后封王。其人其语，相当御制诰谟。他认为父亲文王使用人，就像大匠国手之治木，先甄选质地好的木料，然后精雕细刻，使之能堪大用。如果不是“梓树之原材料”，再怎么加工，也不起作用。孔子后来总结为“朽木不可雕”。周公告诫康叔那句话的意思是“效法文王，以德治国，选拔使用人才，像匠人营国（盖房子）一样，加工之后，大胆使用。”
《禹贡》中的“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翻译成白话是“天子在都城中邦赐给你们土地、姓氏，土地神保佑你们德行为先，不要拒绝我做为天子的命令。”
《尚书》是中国的《圣经》，“中国”“中邦”俩词在书中翩然登场，级别如此之高:一是“中国”“中邦”出自天子御口，二是“中国”“中邦”指“京师”“王畿”，不仅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相交地带之小周原，这里作西周国都凡368年，至今叫“京当（镇）”，而且指“京师”“王畿”以外500里以内的中周原（整个宝鸡市）、大周原（拓展至陇东）。
这篇诰文作于成王初年，与何尊同时。但是，写的事情，也就是老天爷把江山社稷与“中国民”托付给咱的“先王”，却是周立国的时候，“立国时候”的“中国”比“何尊”之“中国”早十几年几十年乃至百年。
在《尚书•周书•梓材》诰文颁布同时，《诗经•大雅•民劳》也创作出来，这首诗明明白白作于周文王时期：原诗5节，开篇重复句是：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5节诗 “惠此中国”凡4见，“惠此京师”仅1见。“中国”与“京师”分别对应“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5种生活状态。“中国”就是“京师”，京师就是国都，昭然若揭。
《大雅》《小雅》上限是周人圣母姜嫄与儿子后稷（周人始祖），下限是周的开国之祖太王与孙子文王。出现“中国”的《民劳》诗，意思是：老百姓的辛苦劳动，已经到了他们生命的极限，勉强过上温饱而略有盈余的孝康生活，他们却给咱们京师这些肉食者提供了足够的生活用品，让咱们像天女撒花一样到处抛撒财富，安定天下四方后，高枕无忧。这是提醒天子贵族莫要忘记自己养尊处优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要节用民力。
《民劳》为周初天子身边高级贵族所作。从毛苌到朱熹，认为是西周早期作品，贵族诗谏天子仁民爱物。笔者从《民劳》内容与口吻断定，该诗作于前1056年文王受命之后，文王在周原当政时期。受命九年（前1047年）文王死，遗命伐纣。次年（甲子昧爽）武王抱文王木像伐纣成功。这首诗就是写文王受命后治理“中国”的情景，比何尊早15年以上。何尊铸于前1039年许。
史念海先生《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就是把周原做西周京师看待，他的观点比曹大志先生早70年。史先生分周朝为西周、东周，没有“方国”这段，西周以周原为京师，公元前771年遭犬戎焚毁而衰落。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史先生观点与《民劳》诗一致。
台湾学者王尔敏统计“中国”一词在先秦文献（不包括佛经，不包括彝器于与其他文物）出现178次，其中周天子直辖地区（王畿）1次（前述《尚书•梓材》篇），指京师（周原）9次（包括前述《诗经•大雅•民劳》4次）。指国境之内、国中17次(以《十三经》为主，时间多为春秋时期)，指诸夏之领域（最主流含义）145次(散见于诸子百家著作，时间多为战国时期)，也指夹在秦齐楚诸大国之间的中原中等国例如宋国、杞国6次。汉语是模糊语言，“中国”一词在最初语义就十分模糊。具体所指由上下文语境决定。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中邦”之词最早出现并所指是周文王时期的京师周原。按照周礼规定，都城周边延伸500里（415市里）之内都是京师。那么，当时的中国几乎指整个关中道。关中道号称“八百里秦川”，而周礼规定以都城为中心向四外延伸500里都属于都城。所以，周原分小周原、中周原、大周原。小周原就是岐山县与扶风县之间方圆20里的城，中周原相当于今之宝鸡市及杨凌区，武功县，大周原则包括天水平凉庆阳一带在内。
不管是小中大哪个周原，皆符合“中国”的定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文怀沙先生倡议建立“宝鸡学”，他认为“宝鸡是中国的根与本”，而熊召政先生则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从宝鸡走来”。《诗经》《尚书》把位于宝鸡的西周都城京师周原地称为“中国”“中邦”，远早于“何尊”出现“中国”。
何尊指“中国”非指京师王畿，而指“国中”（雒邑城中心）。虽然何尊“中国”不周都所在的宝鸡周原，但是，何尊出土于宝鸡，则证明宝鸡是西周的都城。《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在丰之前不但已有文王在丰，还有武王在镐之事，只能说是“临在”而不是“长居”，纵然有过“长居”，甚至居九鼎焉，如果没有“先君宗庙”，也不能算作国都。成王按照武王遗命“营洛邑”，当时并不是建都，而是因为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而已。是诸侯“会盟”“朝会”的会议地址，犹今之联合国开会的纽约，是会址不是国都。至于250年后平王东迁洛邑，做为国都，也不过是正妻亡后，把偏房扶正而已。周成王时的周都，显然是周原。何尊出土于宝鸡而不是洛邑就是明证。君臣对话地在洛邑，铸尊以纪盛事却在宝鸡，宝鸡周原是君臣之家，是国都所在嘛。
与《尚书》的《禹贡》出现“中邦” 、《梓材》出现“中国”，《诗经•民劳》4次出现“中国”比较，“何尊”显然不是“中国”最早出处，《禹贡》之“中邦”，是大禹治下土地，大禹其人其事其“中国”，在周之前千年以远，而周文王时期的《梓材》与《民劳》也比“何尊”之“中国”早至少15年，也许60年（文王武王成王）。《梓材》与《民劳》之“中国”对大中小三个周原都适用。后世中国人用“中国”一词，使用角度是顺着《禹贡》“中邦”与《梓材》《民劳》之“中国”的路径，迥异于何尊之“中国”路径。汉惠帝时期，匈奴单于向吕后求婚，已经懂得《禹贡》《梓材》《民劳》路径而使用“中国”，与大周原相当，拓展开来就是中原，就是今天之中国。所以，《尚书》《诗经》的“中国”之路是向外扩张的正道，何尊的“中国”只是向内浓缩的“点” ，不是后世“中国”所走的路。
何尊只能说是最早出现“中国”的器物，不能说是“中国”的最早出处。“何尊”之“中国”，指“国中”，即雒邑城中心一个小点点，不包括四外之地。
吴万哲先生《乡魂》一书记叙了何尊在出土地贾村原上3种矛盾说法，只能证明，何尊没有出土于贾村原，而是盗宝人受迫参与军阀盗宝，顺手牵羊、浑水摸鱼“盗”于贾村原的家中，以为奇货可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而当“破烂”出售换油盐钱。宝鸡考古学家辛怡华等人确认，何尊出土于宝鸡市区戴家湾。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军阀盗宝案件。在吴万哲先生《乡魂》出版前10年，辛怡华等就已经论证出何尊出土地是宝鸡市区北崖戴家湾二级台地，何尊与3000多件西周彝器集中出土，说明这里是“天子御库”“王室宝库”，是犬戎入侵，仓惶辞庙是挖坑藏宝。更加证明西周都城不在丰镐，而在周原。宝鸡是中周原区域内，铸尊人何某上推3代都是王室近臣，家居京师，为纪念成王在雒邑建成后对自己训诫而铸尊，用以家传。猃狁南侵，仓惶南渡，窖藏存宝，以待复国再用。不曾想有去无回，直到3000年后才重见天日。戴家湾是“中周原”的边缘，小周原住天子，中周原住辅臣，大周原做卫戍，大周原之外是71个诸侯国（后来扩大到300多个）。足见西周都城不在丰镐而在周原，小中大三个周原，把京师拓展至整个西府（秦汉内史、右扶风、右冯翊），都是王畿。
吴万哲先生不仅是作家，也是地方史志研究专家，在宝鸡文化界相当于张晋荣先生之在庆阳，是位标志性的文化名片。先生认为，何尊乃国之重器，镇国之宝，是为数不多的禁止离境的珍贵文物。马承源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发现铭文时以宋人命名法，将“西周饕餮尊”因铭文中有何姓主人而定名“何尊”。这样命名太老旧，吴先生亟亟以为不可。先生认为有必要把何尊更名“西周早期何氏中国尊”，简称“中国尊”更为合情合理。
“名从主人”之彝器命名方式，出乎北宋金石学著作《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是宋徽宗、吕大临他们搞的，今天看来，已经落伍，因为不能反映彝器个性，凸出特征，经王国维、唐兰、陈梦家诸金石学家之完善，完整的彝器命名范式是： 时代 + 所有者/作器者 + 特征定语 + 器类通名。
有鉴于此，吴万哲先生提出为何尊更名，很有必要。本尊最凸出的特征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器物命名上得以体现呢？宝鸡市政府对宝鸡的定位是“看中国 来宝鸡”，不正是从何尊上的“中国”着眼的嘛，笔者赞同吴万哲先生之倡议，这样也与政府宣传语相呼应。“何尊”更名“中国尊”，十分积极而从容。
宝鸡市区，是中周原与大周原的衔接地带，不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集中出土高等级西周彝器3000多件，近几年仍然有西周彝器接踵出土。足以证明，宝鸡之周原是西周之京师，从古公亶父到周幽王，宝鸡之周原是西周368年（从周太王迁都岐下）国祚的都城。从史念海先生到曹大志先生，一以贯之这么认为。笔者心仪已久，赫然呼应:西周都城不在丰镐，而在周原，现在京师不在西安，而在宝鸡。
作者简介：杨全良，陕西岐山人，退休教师，宝鸡独立历史文化学者。
吴万哲，陕西麟游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一级编剧、高级政工师职称。陕西作协、戏剧家协会、编剧协会、文化创意协会会员，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宝鸡市文化产业项目评审专家库专家。当过教师，从过政，做过企业政工，办过杂志。有影视及各类文学作品300万字。主编纪实文学《奔梦》《人间正道谱春秋》《风韵》、散文集《硕果满枝》等。编剧拍摄电影《秦火》《吕建江》等5部，电视剧1部，微电影30余部，栏目剧100余个。报告文学、散文等若干。出版著作有27万字纪实文学《西府奇人》、30万字《乡魂——贾村教育40年纪事》《凤酒人生》等。电影《秦火》《吕建江》、报告文学《燃烧到最后》，散文《难忘的跪拜礼》，微电影《墨宝》《万家酣梦》《追梦》《新生》《生命的托举》《寻根》，喜剧小品《灭鼠》《山妹》等50余次在国际、全国、省、市获奖，荣获“宝鸡市劳动模范”“宝鸡市优秀文艺创作奖”“秦岭文艺奖”。近年有独创优秀人物宣传品牌“西府奇人”，被誉为“宝鸡文化新现象”。电话、微信：15891078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