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块的房，三代人的灰

 

——鹤岗七十一岁陈冬梅口述

 

陈冬梅 口述

 

五万块买套房那年，鹤岗在网上出了名，都说这儿是“躺平圣地”。

 

我听了只笑。躺平？去问问沉陷区住了一辈子的老矿工，看他们敢不敢躺。

 

我叫陈冬梅，七十一。平安塔底下，埋着我家三代人的命——这话其实不准确，我后面会说。这座城起起落落，我家跟着起起落落，说不上谁埋谁。

 

一

 

一九五五年我出生。那年鹤岗矿务局已经出煤三十八年。矿区一个“单位”就是一座城，一份工资就是一家人的活路。

 

母亲是矿务局职工医院口腔科医生，手指细而有力。父亲原是纪检干部，腰杆挺得笔直，像矿上刚采出的工字钢。他带回家的《人民日报》有股淡淡的油墨香，我总趴在他膝盖上闻——那是童年里少有的、不带煤尘味的东西。

 

我原叫陈伟，上小学时自己改叫冬梅，缘由藏在后面那些冬天里。

 

大概十岁那年，父亲因一桩个人问题被撤职，调到岭北矿医院做药剂师。丢了官职的他，像被抽走了脊梁骨，那根挺了半辈子的腰，一夜之间弯了。

 

三九天，风裹着雪粒子往窗缝里钻。父亲下班回来，不知哪来的火气，把饭兜掼在地上，瓷碗碎了一地，白瓷碴子扎进我的棉鞋面。母亲红着眼跟他吵，他顺手抄起烧得发烫的炉盖掷过去。

 

我几乎是扑过去的，眼眶结结实实撞在铁沿上，嗡的一声，眼前发黑。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咬着嘴唇没敢掉——我知道，一哭，这场火只会烧得更旺。

 

弟弟小我三岁。那些年，我俩常挤在墙角，裹着打补丁的薄被，听屋里打骂声浑身发抖。弟弟脚趾冻得发紫，我用手心给他焐，焐着焐着，自己的手也僵成了冰块。

 

多年后弟弟陈超跟人说：“我姐的手，一到冬天就伸不直。可每天早上起来，我鞋垫都是暖的——她夜里搂在怀里焐的。”

 

父亲的脸，我现在想不太起来了，想起来的总是那只炉盖。人对人的记忆就是这样，不公平，也是最公平——他给你的疼你记不清，他给你的怕，记一辈子。

 

最深的一次，我很少提。

 

深秋夜里，母亲哭着牵起我和弟弟，往人工湖走。她说，去了那边，就不用遭罪了。

 

那天冷得刺骨，湖边芦苇枯了大半。我看见母亲脚上只剩一只黑布鞋，另一只掉在路上，光脚踩在冰碴子上，沾着泥，渗着血。她手里还攥着半块窝头，是我们娘仨当天的晚饭。

 

是邻居的喊声把我们拉回来的。我没看清那人的脸，可那个穿过风雪的声音，我记了一辈子。

 

母亲后来再没提过那晚，我们也不提。

 

前年我跟弟弟对过一次。他记得母亲脚上穿着袜子，不是光着；我记得就是光着，我还看见血了。我们谁也没说服谁。

 

我后来去湖边找过，那片地早填了，盖了楼，我连确认的地方都没了。

 

这事没法对证了。我妈走了，湖也填了，就剩我们俩各记各的。谁的记法里，都有一只往冰里踩的脚。

 

我在一本卷了边的旧语文课本里看见一句诗：“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把那页折了角，蹲在灶边，在烧火的煤块上写下两个字：冬梅。

 

没跟任何人说。作业本角落写，课本扉页写，煤块上写，写了一遍又一遍。煤块被灶火烘得发烫，像要把那个名字，烙进骨头里。

 

这些年总有人夸我坚强，我从来不敢应。坚强打哪儿来的，我自己清楚。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夜之间学会看大人脸色、学会把哭声咽回去——那不是长大，那是怕。

 

父亲后来在岭北矿医院药房一坐二十来年，话越来越少。我结婚那天，他坐主桌，一晚上没说十句话。散席时他把我叫住，从兜里掏出个手绢包，里面是两百块钱。

 

他说：“冬梅，爸对不住你妈。”

 

就这一句。

 

他六十二岁走的。走那天，我在医院走廊站了很久，没哭。收拾遗物时，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他退休后自费订的《人民日报》，一期不缺。

 

这个家后来没散干净，是我妈、我、我弟，一块一块补回来的。补得也不好看，但补上了。

 

二

 

一九七四年，我十九岁。上山下乡搞了好几年，鹤岗的政策是一户只能留一个孩子。弟弟背起铺盖去了青年点，我留下来，进了矿务局运输处工务段，当修路工人。

 

工地在青石山，比青年点还偏。每天清早六点赶通勤小火车，老旧的蒸汽机车哐当哐当往山里钻，车厢里全是扛工具的工友，烟味、汗味、铁锈味混成一团。傍晚六点再晃回来，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

 

中午没地方歇脚，找个背风的枕木堆坐下，掏出铝饭盒，饭早凉透了，就着山风往下咽。

 

印象最深的是“大战红五月”。一九七五年五月，赶上连阴雨，雨又冷又急，没人退。老师傅们喊号子，嗓子都劈了，雨水顺着安全帽檐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是汗。

 

工务段老段长姓赵，山东人，一口硬邦邦的胶东话。他后来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没了，年仅五十二岁。出事前三天他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五十年：

 

“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

 

工友老王今年七十九，住在南山矿宿舍。他回忆赵段长时，手指头在膝盖上反复画着枕木的形状：“老赵那个人，从不骂人。谁活儿干得糙了，他就站你旁边，把铁锹拿过来，自己干给你看。他出事那天，坑里还有半截没吃完的馒头，用油纸包着。”

 

十九岁，累到什么程度？家里那只八斤重的大花猫蹲在炕沿打呼噜，我连伸手摸它一把的力气都没有。

 

我性子倔，专拣最苦最累的活干。起道是险活，四个人一组，拿铁签同时发力，谁手上一滑，旁边的人就可能受伤。我咬着牙扛，月月拿一等工资。

 

钱不多，可攥在手里沉——那是我能撑起那个家的底气。

 

母亲心疼我，看我手上的血泡，没说话，转身进了里屋。第二天递我一张招生简章：“去考老师吧。”

 

三

 

最先去的是西山小学，脚踏风琴的声音飘在教室里，比铁轨温柔一百倍。

 

后来学校分家，我分到向阳小学，接三年级班主任。教室玻璃灰蒙蒙的，像蒙了层擦不掉的煤尘。我领着孩子们周日来学校擦玻璃，阳光透进来的时候，满教室亮晶晶的。

 

学校后边有片荒地，师生一起开成菜地，种芹菜。有个叫小虎的男孩，天天下课去守着，说要看芹菜做不做梦。

 

四十年后，小虎在电话里跟整理稿子的人说：“陈老师带我们擦玻璃，自己爬得最高。”

 

这里我得说句实话：我恐高。我记着的画面，是我扶着梯子腿，仰着头看孩子们擦；他记着的，是我站在窗台上。

 

可能他记错了，也可能我这几年把自己记胆小了。这事跟湖边那晚一样，两个人，各存着一间教室，没处对证。我只知道那天的阳光是真的，他就认那份阳光吧。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入党了。区委书记常福来问：“小姑娘，为啥入党啊？”

 

我实话实说：“书记，入了党就是正式党员，能转为正式老师，多挣点钱养家。”

 

常福来大笑，说这孩子实在，笑完重重拍了拍我肩膀，手上有老茧，很暖。

 

同年，工农兵大学生保送指标下来了。全区代课老师就我一个党员，都说是我的。我攒了半年工资买了新本子新钢笔，用牛皮纸包好，等着通知书。结果市里临时改了规矩，名额全划给中学。

 

我躲在家里哭了一整夜，攥着写好的申诉信要去教育局。母亲的老姐妹上门了，她拉着母亲的手叹气：“嫂子，冬梅是党员，以后机会多。这次让俺家孩子去吧，他这辈子就这一个指望了。”

 

母亲端着两杯茶从厨房出来，手很稳，茶没洒。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央求，有抱歉，还有一种当年我读不懂的卑微。

 

我看着她，把皱巴巴的申诉信慢慢撕了，扔进灶膛，火舌舔着纸片，一会儿就成了灰。

 

我跟人说是：算了，我是党员，我得让着。

 

夜里我在被窝里把“算了”两个字嚼了一宿。我怨过，怨那位老姐妹，怨我妈，有一阵子，连“党员”俩字都怨。

 

怨了多少年，说不清，大概到自己三十五六岁，也开始让别人的时候，才算咽下去。

 

那个顶了名额的孩子，后来在矿上干了一辈子，前几年走了，肺不好。这话我头一回往外说。

 

大学没上成，我去了鹤岗师范中专政文班，后来分到十三中教语文。第一堂课，粉笔捏在手里，半晌没说话。台下几十双眼睛看着我，像一群刚出壳的小鸟。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陈冬梅。

 

三个字，写了十九年，终于写在了讲台上。

 

四

 

一九八〇年，我调进团市委学校部。后来那些年，就是调来调去——政协、侨办、外事办、旅游局，哪个缺人往哪填。三十九岁提正处。简历上的这些，都不值得细说，说两个值得的。

 

侨办刚组建那年，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有位姓金的朝鲜族老太太，八十多了，儿子在韩国务工，十几年没回来。她不会说汉语，我找翻译陪她去邮局打国际长途。电话接通那一刻，她对着话筒只说了一句朝鲜话，翻译红了眼眶。

 

后来我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儿子，妈还活着。”

 

那天从邮局出来，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老太太那句话一直在耳朵里转——“妈还活着”。我忽然想起我妈，想起那只光脚踩在冰碴子上的样子。不是故意要想起的，是那句话自己把记忆拽出来的。站了一会儿，把那股劲压下去，回去上班了。

 

还有一回，带人到萝北山里做旅游资源摸底。车陷进泥坑，我跳下去找伐木工人借钢丝绳，胶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最后光着一只脚走回公路上。回到家老伴问我脚咋了，我说走丢了一只鞋。

 

没提我妈。不是故意不提，是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想起来了，也就过去了。人身上的有些债，是还不上的，只能背走。

 

跟俄方谈第一条跨境游线路的时候，语言不通，专业术语翻不明白。对方那位叫娜塔莉亚的负责人，跟我蹲在地上拿树枝画图。我画一艘船，她画一座房子，旁边标个问号——那是在问“码头建哪儿”。

 

最后签的协议是中俄双语的，可真正管用的，是那些蹲在地上画的图。

 

一九八六年初，组织部考察，拟提任团市委副书记。我承认，满心期待。结果公示出来，没我。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很晚，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没接，窗外下着雪。后来我起身，把窗帘拉开。路灯照在雪地上，从办公楼门口到院门，只有一行脚印，是我下班时踩出来的，雪已经快把那行脚印填平了。

 

我忽然想起赵段长那句话：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

 

我关了灯，锁了门，一脚踩进雪里，新的脚印从旧的上面盖过去，一步一步，踩得很实。

 

第二天一早，照常上班。

 

不委屈是假的，可那晚我想明白一件事：这城市欠我家东西——我父亲的腰，我母亲的鞋；可它也养活了修铁路的我、教书的我。这笔账算不清，算不清，就别算了。

 

五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我和老伴登记领证，巧的是，那天是他的生日。

 

四十六年，就这么过来了。

 

他不会说好听的，但地是他拖的，衣裳是他熨的。鱼炖好了，他总把刺一根根挑净，再夹到我碗里。他老说我擦地不干净，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弯腰。

 

可日子不会总那么平顺。

 

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二年，是我人生最灰暗的十二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鹤岗资源枯竭的困境全面显现。每天来上访的，有下岗矿工，有内退教师，有工伤致残的家属。市里财政捉襟见肘，好多政策落不了地。群众来找我们，我们除了陪着掉眼泪，啥也办不了，那滋味，比挨骂还难受。

 

有件事，我压在心里快二十年了。

 

有个下岗矿工的妻子，姓阎，来找我七回。材料我都看熟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卡在钱上。第八回她来，我恰好去省里开会，她在传达室坐了一下午，走了，再没来过。

 

过了两年，听说她男人没挺过去。

 

我托人打听过她家的地址，想去看一眼，终究没去。

 

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欠她一个解释。为什么没去？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怕勾起人家的伤心，是真的；怕面对自己的没用，也是真的。这两样怕，哪一样重，我掂量了半辈子，没掂出来。

 

我只记得她第八回来的那天，我在省城开会，会上讨论的议题，我一个字想不起来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记不住你干了什么，只记得住你没干什么。

 

那段时间，我先后两次陷入重度抑郁。第一次是二〇〇四年冬天，连续失眠三个月，体重掉到只剩八十斤；第二次更重，连门都出不去，在屋里拉上所有窗帘，不想见一丝光。

 

老伴后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对儿子说：“你妈那时候，像一盏快灭的灯。我每天就做一件事——给灯续油。”

 

祸不单行。抑郁最重的时候，我意外被烫伤，脸和双手都伤得不轻，缝了五十多针。是老伴把碎了一地的日常，一件一件捡起来，拼回去。

 

有一年深秋，他陪我去北京、哈尔滨看病，挂号、排队、抓药，都是他。有一回，他低头给我剪指甲，手指甲、脚趾甲，一个一个剪过去，没半句怨言。

 

每天黄昏，他牵着我出去散步，夕阳把五号水库的水面照得金红。他不讲大道理，只是陪着走。

 

第一次重新出门那天，我站在单元门口，阳光刺得睁不开眼，楼下小孩在跳皮筋，我看了很久。后来慢慢走过去，说：“让阿姨跳一个。”跳了三个，就喘不上气了，但那天回家，我把窗帘拉开了。

 

抑郁这个东西，我不敢说好利索了。就像沉陷区的地，填平了，栽上树了，可底下的采空区还在，你得知道它在那儿。

 

四十六年，他熨衣裳，也熨我。褶皱还在，可有人肯一遍遍熨，我就敢穿出门。

 

六

 

总有人问，你们家咋经营的？

 

哪有什么经营之道，几十年摔摔打打，攒下几条笨规矩。

 

结婚第五年，有天我加班到十点，推门看见他坐在客厅抽烟，饭菜凉透了，儿子烧得小脸通红，缩在沙发角。我火就上来了，他也炸了，那天吵到半夜，我哭着说不行就分开过。

 

他沉默好久，起身倒了杯热水放在我手边：“咱们再试试。”

 

就这一句。

 

后来我们定了规矩：吵架可以，不许摔门走；再忙，每周也得一起吃顿晚饭，天大的事，吃完饭再说。

 

有一年他评教授赶材料，我赶上年终考核，俩人一周没说上几句话，但每天早上门把手上，都挂着一张便签。

 

他写：今天降温，围巾在第二格。

 

我写：厨房有粥，记得热。

 

还有一条，别盯孩子成绩，盯紧自己的样子。

 

儿子刚上小学那年，我应酬多，答应带他去公园，一连爽约三次。儿子站在玄关仰着脸问：“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天我推掉所有应酬，带他玩了一整天。回来路上他趴在我腿上睡着了，手里攥着给我买的棉花糖，糖化了，黏糊糊沾了我一裤子，我坐在车上，没舍得动。

 

儿子在矿区大院长大，跟矿工家的孩子一起摸鱼、打冰嘎、在矸石堆上滑滑梯。他爸嫌脏不让去，我偷偷给他缝了个厚护膝，由他去。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参观煤矿，他回来写了篇作文，《地底下的叔叔》，老师给了满分，里面有句话我记得：

 

“煤矿的叔叔脸上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他们笑的时候，像天上有星星。”

 

这孩子后来没留在鹤岗。考上大学那年，他拎着一个行李箱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看楼道里堆着的酸菜缸和旧自行车，没说什么，转身下了楼。我知道他不想回来——这座城的冬天太冷，他从小看够了。

 

他在南方当了老师，教的也是语文。前年回来一趟，陪我在欣虹湖走了走。走到木栈道上，他忽然停下来，指着湖面说：“妈，这以前不是人工湖吗？”我说是。他没再说话，站了很久。他小时候，这片湖是矿上的排污池，水面上浮着一层油膜；现在湖水清了，岸边种了柳树，有人在钓鱼。

 

那天他在湖边拍的照片，配的什么文字，是他后来念给我听的。念到一半我摆手说行了行了，他念完了，我说：再念一遍。

 

他就又念了一遍。

 

七

 

退休以后，我拿起笔，写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旧事。

 

起初只是发朋友圈，后来投给《都市头条》，第一篇散文就收到用稿通知。那天我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看了又看，比当年拿到提拔通知还开心。

 

有人问，一把年纪了，写这些图啥？

 

不图啥。写东西还有一桩好处：有些当面说不出口的话，落在纸上，就说出去了。我写过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母亲在世时，我们娘俩一辈子没谈过湖边那晚。她走的前一年冬天，我陪她在楼下晒太阳，她忽然说：

 

“那年在湖边，拉咱们回来的那个人，我一直没找着。”

 

我说：“妈，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她说：“我记着呢。”

 

然后就说别的了，说楼下的猫，说白菜涨价了。

 

我回去想了一宿，也没想明白，她惦记了五十年的，到底是啥。是想当面道声谢，还是只想再看一眼，那年雪地里，到底是谁喊了一嗓子。

 

六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学中医。不是要开方子，是忽然想弄明白：这副身体被使唤了六十多年，它自己到底需要啥。学了几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回归”——累了就歇着，饿了就好好吃一碗热饭。我们煤城的人最懂啥叫透支：煤挖空了，城就空了，人也一样。

 

八

 

二〇一九年冬天，“五万块买套房”的消息把鹤岗推到了全国跟前。

 

前楼住着一个南方来的小伙子，网上买的房，搬来两年了，拍视频过日子。有天在早市碰见，他问我：“大娘，鹤岗以前真遍地是煤啊？”

 

我说是。

 

他说：“那现在呢？”

 

我说：“现在遍地是人。”

 

他愣了一下，举起手机要拍我，我摆摆手走了。

 

只用“房价便宜”来定义鹤岗，太粗暴了。我小时候晾在窗台的白布衫，一晚上能落一层黑点，搓都搓不干净；现在晒一个礼拜，还是白的。电视上说空气优良天数超过百分之九十七，数字我记不住，可我知道，窗台上不用再擦灰了，这就够了。

 

从前的采煤沉陷区，建起了健身中心，我孙女在那儿学游泳。从前的人工湖，清了淤，修了木栈道，改名叫欣虹湖。这些年我绕着它走过很多回，一直没在当年那个位置停过。不是不敢，就是没停过。

 

二〇二六年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平安塔。塔建在沉陷区改造的公园里，底下埋着当年最深的采空区。碑文还在：“一九九八年，此处采煤沉陷区开始综合治理。”二十八年了，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浅，“治”字是后来补刻的，比别的字新一些。我伸出手，在那个字上轻轻摸了一下。

 

那天我本来想诌一首诗，回来写了两行，不像，撕了。有些东西，用诗装不下，用嘴也说不出来，就让它搁在那儿。

 

到这个岁数，日子就剩这点实在：兴安岭的达子香开得早不早，早市的豆角新不新鲜，老伴的降压药还够几天。

 

开头我说，平安塔底下埋着我家三代人的命，这话得改改。我儿子活得好好的，在南方教语文，孙女在学游泳。要说埋——埋的是我爸的腰，我妈的那只鞋，赵段长，坑里那半截馒头，阎家男人，还有我大半辈子。儿子没埋，他爬出来了。爬出来是好事，根留在这儿就行，人不一定非得留在根上。

 

一块煤烧完，灰是凉的。

 

手插进去，底下还有点热乎气儿。

 

不说了，回家，锅里的豆角该焖软了。

 

整理者补记： 本文依据二〇二六年三月至五月间的四次录音整理。受访者审阅稿件时，要求删去一段，与第五章所述阎姓妇女一事相关。问她删哪一段，她说：“删掉我去打听地址、又没去成的那段后面，我还说过的一句话。”问她是什么，她想了想，说：“先不登。等我哪天想明白当年为啥没去，再登。”遵嘱删去。另，母亲湖边一段，受访者与弟弟记忆有出入，均按各自原话保留，未作调和。受访者审稿时在这段旁边写了一行小字，抄录如下：“记得不一样，才是真的。”

 

声明： 本文为口述整理，部分人物为化名，部分细节做了模糊处理；涉及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或受访者回忆，如有出入，以官方发布为准。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1955年生，黑龙江鹤岗人，中共党员，党龄五十年。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在共青团系统及市政府外事部门任职多年。现为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春雨》网刊、《文学月报》等，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散文组一等奖。著有七律组诗《十五五弦歌》、长篇小说《白桦树的眼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