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我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我母亲殷素芝

                 ——从程楼村到斯德哥尔摩

                              ◉程双红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曹河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在我的小说作品里看到了我的七十六岁的老母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弟弟、我的妻子女儿儿子和我的侄女侄儿。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殷素芝，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和梦想，但我的母亲却永远无法分享了。

       我坚持十余年笔耕不辍，跳出时代叙事、摆脱社会隐喻、剥离世俗情节，拒绝迎合大众阅读习惯，也不依附任何主流文学范式。梦境与现实的交织、潜意识与理性的碰撞、人性幽暗与精神突围的博弈。我笔下没有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也没有爱恨情仇的通俗剧本，剖开人类孤独、异化、挣扎、自省的永恒命题。以东方人的思维与笔触，搭建起独属于中国的精神实验场。中国文学不止有大地与烟火、苦难与乡土，更有直面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度写作；中国作家不仅能记录时代，更能解构人性、叩问存在、探索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中国文学，从此不再只是“东方的文学”，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学。

       我母亲生于一九四七年，卒于二〇二三年。她的遗体，埋葬在村庄西边的苹果园里。母亲终于和走了四十年的父亲合葬在了一起。去年，我们这里建了几条高铁和高速公路，从我们村庄那儿穿过。但愿我的父亲母亲在天有灵，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坐上高铁环游中国。父母合葬时，挖开我父亲的坟墓后，我们看到，父亲的棺木已经腐朽不见了，父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了，分不清楚哪是父亲哪是泥土了。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开泥土，把母亲的棺木移到父亲墓穴旁边。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父母又可以团聚，再续夫妻情缘了。我的父亲母亲是豫东平原土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土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个从小爱听母亲讲故事的孩子，现在的我，是一个爱讲故事的人。母亲在九泉之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瞑目了。

       我是我母亲排行第三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母亲在天井当院里为我赶鬼。我小时候胆子很大，因为贪玩，常常在孤坟野地里玩，身上沾染了不干净的东西，医药无效。母亲信佛，虽然她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母亲为我驱邪时，我几乎吓得要命，钻进院内的麦秸垛，一天都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红。我的身体恢复如初，我从麦秸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嘴里发出长长的叹息。她对我说，双红，你爸走后，我们娘几个相依为命，我又怎舍得打你呢！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年我在大冬天里生病了。我母亲抱着我深更半夜跑到村里卫生室，敲门村里赤脚医生的门为我治病。我母亲满身都是冰冷的，一身单衣服上都冻僵了贴在身上，因为她把自己的破棉袄裹在我身上了。她无助地站在雪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儿子，病在儿身，痛在娘身啊！”

       今天，我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穿一身灰蓝布衫，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底是母亲纳的，千层底，针脚密匝匝，走在音乐厅的地板上没有一丝声响。台下的人鼓掌，我看见他们的手，白的，软的，指头上戴着金戒指。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一把泥。那是从中国淮阳带来的，用白布包着。泥是黄的，黄河冲下来的黄土，攥在手里沙沙响。我开口说话，说的是淮阳土话。翻译站在旁边，年轻人，戴着耳机，他听我第一句就笑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像一块土坷垃扔进了村东头不远处的流沙河，扑通一声，沉下去了。

       一九七七年，我出生在淮阳的一个农民家庭。那年春天农历三月初十，天气特别冷，院里的桃花开了。村东结冰的水坑融化了，柳树发芽了，水坑旁边的土路上走的人也多起来了。母亲说，生我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肚子疼了。她放下斧头，走到屋里，把我生在堂屋的草铺床上。草是麦秸，铺了厚厚一层。接生婆是我村庄三队的奶奶，我们姊妹几个都是她亲手接生的。我生下来的时候，脖子上缠着三圈长长白色的脐带。母亲在生我之前，常常感到肚子里一直在动，像条蛇一样乱动翻转。因为母亲天生怕蛇，没有想到我生下来会是属蛇的人。接生婆头一次见到脖缠脐带的小孩，很是奇怪。母亲在生我之前便梦到了天上的文曲星扑怀，后来便有了我。生我时屋顶一片红光，香气扑鼻，屋子周围爬满了蛇，蛇仰头看着屋门口。脐带是用纳鞋底的剪子铰的，剪子生了锈，母亲让接生婆在自己的衣襟上擦了擦。我哭出来的时候，院子里的黄狗叫了。父亲从院里回来，手里攥着一把黄沙土。他把土撒在了门槛上，说：“是个带把小子。”说完蹲在门槛上抽烟。烟是用学生废旧书本纸自卷的，烟叶是自家地里种的，呛得他直咳嗽。他咳了十几年，咳到一九八五年，三十五岁那年没咳过去。

       淮阳这地方，古称宛丘，也叫陈州。人祖伏羲氏在这儿建过都，神农氏在这儿播种过五谷，老子在这儿看过水，孔子在这儿绝过粮，曹植写过诗，包拯陈州放过粮。淮阳城北关有人祖太昊陵，陵前有蓍草园，蓍草一丈多高，茎是方的，叶是圆的，传说伏羲就是用它画的八卦。太昊陵门口南边有龙湖，水面一万多亩，蒲苇遮天，水鸟成群。湖里有鱼，有虾，有菱角，有鸡头米。夏天的时候，满湖的荷花开了，红的白的，一片连着一片，风一吹，香飘十里。湖边有陈州老街，旁边有渡口，渡口有石阶，石阶上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我小时候跟母亲去湖边的太昊陵烧香，路过渡口，看见一个打渔老汉蹲在石阶上洗莲藕。藕是刚从湖底挖出来的，还带着黑泥呢，老汉用湖水冲洗干净，冲一段，白一段。冲完了，藕节上还沾着泥星子。母亲说：“这藕，是咱们淮阳龙湖的藕，比别处的藕又脆又甜。”我嗓子眼咽了一口唾沫。母亲看见了，从兜里摸出二分钱，买了一段藕。藕断了，丝还连着，母亲掰了一截莲藕给我，我轻轻地咬了一口，脆生生的，甜水顺着嘴角淌。

       淮阳的人祖庙会，是农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整整一个月。太昊陵前，人山人海，香火遮天。有卖泥泥狗的，有卖布老虎的，有卖小花馍的，有卖花花绿绿的丝线的，还有卖各种陶瓷神像的。还有其他非遗产品，如芦苇画、故道家纺、粗布香囊、艾绒等。特色小吃压缩馍，地方美食如炒凉粉、毛鸡蛋、龙湖糟鱼、七芯黄花菜、李氏烧鸡、观堂麻片等。传统农具与日用品农具，如柳斗、犁、锄、钯、镰、钩、皮条货（绳套、鞭梢）等。如剪刀、针、衣扣、布匹、手套等日用品。儿童玩具与杂货儿童玩具，如刀枪剑戟、口笛、皮球、洋娃娃等。杂货本地烟叶卷制纸烟、书籍等。其他商品药材如灰鼠、苇根等。部分庙会区域会有牛羊等牲畜交易。泥泥狗是淮阳独有的非遗文化遗产，黑底子上画着红黄蓝白的纹样，有的像狗，有的像猴，有的像人，有的像怪。老辈人说，泥泥狗是伏羲女娲抟土造人时留下来的，是给人祖爷守陵的。我小时候攒了三个泥泥狗，一个狗，一个猴，一个怪。后来饿急了，拿泥泥狗换了一个红薯面饼子。饼子吃了，泥泥狗没了。母亲说，你换亏了。我说，不亏。饼子顶饿，泥泥狗不顶饿。母亲叹了口气，说：“你这孩子，是个务实的人。”

       淮阳人信神，信得杂。信人祖伏羲，信女娲姑娘，信老君，信佛祖，信关公，信土地，信灶王，信门神，信狐狸精，信黄鼠狼，信老槐树，信磨盘，信碾子。村东头有座小庙，供的是土地爷，土地爷旁边还供着一条蛇，说是家蛇，不能打，打了要遭报应。有一年，我家堂屋梁上盘了一条背部草绿色、颈部白色、尾巴焦黄色的福建竹叶青蛇，一米多长，母亲看见了，没打，点了三炷香，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家蛇进宅，平安无事。”那条竹叶青蛇盘了三天，自己走了。母亲说，那是你爸回来看咱们了。

       我家的院子，两间土坯房，围着一圈篱笆。篱笆是秫秸扎的，夏天爬满豆角秧。豆角开紫花，一簇一簇，招蜂引蝶。我蹲在篱笆根底下，看蚂蚁搬家。黑色的大蚂蚁，咬人可疼了。我用手捏一只蜈蚣，放嘴里嚼。蜈蚣很酸，但是跟醋不一样，比醋更涩。母亲看见了，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上。她说：“你是饿死鬼托生的？五毒也敢吃。”我吐出来，蜈蚣已经嚼烂了，剩半截腿粘在舌头上。我呸呸地吐了两口，那味道在嘴里留了一天。

       淮阳的土地，是沙土地。沙土松散，人踩上去脚陷下去，拔出来鞋里灌满沙。地里种麦子、玉米、花生、大豆、红薯。红薯长得最旺，秋天的时候，一垄一垄，叶子黑绿黑绿，把地都盖严了。我跟着母亲去地里刨红薯。母亲在前面弯腰刨，我蹲在后面捡。刨出来的红薯，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被镢头刨烂了，白茬露出来，渗出白浆。我拿一个烂的红薯啃，白浆糊了一嘴，好甜。母亲说：“别啃烂的，烂的苦。”我不听，啃完一个，又啃一个。肚子胀得溜圆，夜里放了半宿屁。母亲在被窝里笑，说：“吃撑了吧。”

       父亲程怀耐走的那年，我七岁。他得了肝癌，咳嗽，吐血。最后几天，他躺在堂屋的东间大床上，瘦成了一把骨头。我趴在床沿上看他。他的眼睛陷进坑里，像两个黑洞。他的手指头，关节凸出来像竹节。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手凉得像压井水。他说：“记住，咱家村西你奶奶坟地地头上有一棵柿树。你长大了，去树下看看。”说完这句话，他就不说了。第二天鸡叫头遍，他咽了气。母亲没有哭。她打了一盆水，给父亲擦身子。擦到脚的时候，她停住了。她看见父亲的脚底板，上面全是裂口，横一道竖一道，像干裂的河床。母亲用湿布捂那些裂口，捂了半天，裂口合不上。她用手去捏，捏不拢。她说：“你爸这一辈子，没穿过一双囫囵鞋，没享过一天的福！”

       当过兵的父亲死后，母亲拉扯我们兄妹四个。我是老三，上头一个哥，一个姐，下面一个弟弟。母亲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回来纳鞋底。油灯是我们上学墨水瓶子做的，灯芯是棉花搓的。灯苗跳来跳去，把母亲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她低头纳鞋底，一针扎进去，一针拔出来。拔针的时候，她要用牙咬住针尖，头歪着，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堆。我趴在桌边看她，看着看着就困了。醒来的时候，鞋底还放在桌上，母亲靠在墙上睡着了。针还捏在手里，线圈拖在地上，弯弯曲曲的，像一条黄土路。

       有一年夏天，我跟母亲去地里拾麦穗。地里收完麦子，地里剩些漏穗。母亲天不亮就从床上爬起来，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麻袋和干粮。我坐在车斗里，看天从黑变灰，从灰变白。到了地里，母亲弯腰拾麦穗。她弯下腰，拾一穗麦子，直起身，放进了麻袋。再弯腰，再直起。腰弯了直，直了弯，像一把折刀。我跟在后面拾麦穗，拾了一把，手就被麦芒扎红了。太阳升起来，晒得人头皮发烫。母亲把干粮拿出来，是一块玉米面饼子。饼子很硬，用力掰开，里头还有热气。她掰了一半饼子给我，自己吃另一半。饼子嚼在嘴里，粗粝粝的，咽下去的时候刮嗓子。母亲说：“咱们吃完了接着拾，天黑前要拾满一麻袋麦穗回家。”

       那天拾到天黑，我们拾了半麻袋麦穗。母亲把麻袋绑在车架上，拉着架子车往回走。我坐在车斗里，看她的后背。她的后背上的布衫都被汗水湿透了。车轱辘碾过黄土路，咯噔咯噔。路两边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响。月亮出来了，照在我们的头顶上，照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白晃晃的，像铺了一层霜。母亲拉着车子，腰弯成了一张弓。我坐在车上，看她的腰，那腰弯下去就没再直起来。一直拉到村口，母亲才站住，喘了几口气。她说：“到家了。”

       我上学晚，七岁才进程楼学校。学校是村里的旧祠堂改的，梁上还挂着匾，匾上写着“耕读传家”。老校长姓傅，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一条腿断了，用麻绳拴着。我们叫他老傅。还有校主任姓候，个子不高，脸黑黑的，我们叫他“老猴”。老傅教语文，老猴教数学和英语。他们教我们认字，学算术，用毛笔在黄纸上写。墨是臭墨，一股皮胶味。我趴在地上写，毛笔软塌塌的，笔头分叉。老傅走过来，看了我写的字，说：“你写的字，像秫秸扎的。”我没听懂，他又说：“太柴了。”后来我的字一直柴，柴就柴，我也没改。

       那年，我姐姐出嫁。嫁的是离我们村十八里地的周口北花园，姓孙。嫁妆是两床被子，一对木箱。木箱是父亲活着时打的，柏木，刷了红漆。红漆剥了，东一块西一块。姐夫派人来拉嫁妆，来的是一辆农村难得一见的黑色桑塔纳小轿车。母亲把被子抱到车上，拍了拍被面，对姐姐说：“给你爸磕个头。”姐姐跪在堂屋的条案前，条案上供着父亲的牌位。牌位是木头的，上面刻着父亲程怀耐的名字。姐姐磕了三个头，站起来，眼泪流下来。母亲伸手给她擦，擦了两下，手停住了。转身又从屋里拿出来一只银手镯，递给姐姐，她说：“这是你姥爷姥姥传给我的传家宝，传女儿不传儿，我今个儿传给你。去吧，好好过日子。”姐姐上了车，车子开走了。母亲站在家门口，看着车子拐过村口，再往西边，便看不见了。她回堂屋，把木门关上。我听见她在屋里哭，声音闷闷的，像从缸底发出来的。

       我初中是在乡里上的。学校在镇上，离家十二里地。每天天不亮起来，怀里揣两个红薯面饼子，背着书包走。路是土路，两边是庄稼地。春天走的时候，麦苗刚返青，绿油油的一大片。夏天走的时候，麦子割了，地里光秃秃的，麦茬子扎脚底板。秋天走的时候，路两旁的玉米掰了，秸秆还立着，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冬天走的时候，地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雪花。雪落在麦地上，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哪里是天。我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有一回，我迷了路，走到一个村口。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坐着一个抽烟的老汉。我问他：“去乡里的曹河二中怎么走？”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方向走反了。”我转身往回走，多走了二里地，才看见学校门口的两排梧桐树和院里的红旗了。

       高中在县城，淮阳中学。离龙湖不远，课间能看见湖面上飞的水鸟。宿舍是大通铺，二十个人挤一间。铺板是杨木的，上面铺草席。草席底下是铁架子，墙砖上刻着字，刻的是往届学生的名字。我睡在下铺，旁边是我的同学。同学是四通镇的，家里开间杂货铺。他带了一罐咸菜，是红彤彤的豆腐乳。他分给我一块豆腐乳，我分给他一个红薯面饼子。他咬了一口饼子，说：“你家真穷。”我说：“嗯。”他说：“你咋不偷？”我说：“偷啥？”他说：“偷啥都行，偷书，偷馍，偷钱。”我说：“人穷志不短。不能去偷去抢去骗。”他说：“那你等着饿死吧。”我没饿死，我考上了大学。

       一九九七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母亲把家里的黄牛卖了，又向亲戚和邻居东借西借，给我凑了学费和路费。我临走那天，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装在布袋里，塞进我的包袱。她说：“到了学校，好好念书，千万别跟人打架。”我说：“嗯。”她说：“你爸要是活着，看见你上了北京大学，不知道该多高兴。”我说：“嗯。”她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柿树底下。柿树是父亲栽的，栽了二十几年，碗口粗了。树上没柿子，叶子落光了。母亲站在树下，头发被风吹乱了。她说：“走吧，别回头。”我走了，没回头。走了半里地，我听见她在后面喊：“到了学校来信！”我应了一声，没回头。我知道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大学四年，我读了很多书。读鲁迅，读茅盾，读沈从文，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着读着，手就痒了。我在作业本的背面写字，写淮阳的事。写黄河，写龙湖，写太昊陵，写泥泥狗，写母亲纳鞋底。写了撕，撕了又写。纸篓满了，倒进垃圾堆。有一回，我的字被老师看见了。他说：“你写的这东西，不像小说。”我说：“像什么？”他说：“像从土里刨出来的东西。”我听了，没说话。后来我想，从土里刨出来的，那就对了。

       二〇一八年，我在淮阳老家。母亲病了，住在老房子里。我守在病床前，给她喂水。她喝一口，呛一口。她因常年劳作得了骨刺，腰也弯了。她瘦成一把骨头，手背上全是青筋。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好凉。她说：“地头上那棵柿树，还在不？”我说：“在。”她说：“你爸栽的，你记着。”我说：“记着。”她说：“以后我若死了，你们姊妹几个就把我埋在你爸旁边。”我说：“嗯。”她闭上眼睛，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她的脸。脸上的皱纹，像淮阳的沙土地，沟沟壑壑。

        二〇二三年冬天，母亲在三年疫情期间都没有事，七十六岁这年没躲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句流传非常广的俗语，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意思是，一个人活到七八十岁挺不容易，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是人生的两道坎儿。那么，为何这两个年龄这么特殊呢？原来，七十三是孔子所活的年龄，八十四是孟子所活的年龄。人只要闯过这两关，可以多活个好几年。事后，我听大姐程影说，听医生说母亲得的应该是冠心病。母亲走时，只有大哥程新红、弟弟程书红还有侄女程梦蝶在身边伺候。听弟弟说，母亲因为一口气没喘上来，开车送到周口医院，人就不行了。那年，我大姨和二姨相继在我母亲之前都离世了，母亲或许心病再加上自身疾病造成的吧。农历十一月初六，母亲下葬那天，我站在坟地里。坟地在村西头苹果园地，一片沙土地。沙土地上长着茅草，茅草白了头，风一吹，飘飘荡荡。父亲的坟在西边，母亲的新坟在东边。合葬在一起，两座坟紧紧相连。我蹲下来，抓了一把土。黄沙土是干的，沙土从指缝里漏下去，沙沙作响。我把剩下的土攥在手心里，攥成一个团。土团硬邦邦，像母亲纳的鞋底。

       现在我在斯德哥尔摩。台下的人还在鼓掌。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白布包。布包里的土，是淮阳老家的黄沙土。我抓了一把，撒在领奖台上。土落在红地毯上，无声无息。我对着话筒说：“我的故事，从中国淮阳一个叫程楼村的地方开始。”台下安静了。我看见第一排坐着一个老太太，白头发，蓝眼睛，她摘了眼镜擦。我接着说：“淮阳有龙湖，有太昊陵，有泥泥狗。泥泥狗是泥捏的，捏成狗，捏成猴，捏成怪。捏好了，上锅蒸。蒸熟了，画上颜色。红的绿的黄的，画得花里胡哨。小时候我攒了三个泥泥狗，一个狗，一个猴，一个怪。后来饿急了，拿泥泥狗换了一个红薯面饼子。饼子吃了，泥泥狗没了。我妈说，你换亏了。我说，不亏。饼子顶饿，泥泥狗不顶饿。”台下有人笑了。我继续说：“我写的字，就是泥泥狗。捏一个，蒸一个，画一个。捏得不好，蒸得不好，画得也不好。可它是从土里刨出来的。土里有我父亲的咳嗽，有我母亲的鞋底，有我姐的眼泪。还有那棵柿树，站在地头上，一年一年，结柿子，落叶，发芽。”

       说完，我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直起身的时候，我看见穹顶上的灯，一盏一盏，像柿子挂在树上。我摸了摸口袋，那块白布还在。土还在。我攥了攥，攥出一把汗。汗渗进布里，白布湿了。我把布包拿出来，打开。土还在，黄的，沙的，攥一把能捏成团。我把它揣回口袋，转身下台。台阶一步一步，我走得很稳。脚底下的千层底布鞋，针脚密匝匝。那是母亲一针一线纳的，纳了半个月。鞋底磨薄了，还没穿破。我穿着它，从淮阳走到斯德哥尔摩。走了四十多年，走到了。

       我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把白布包里的黄土撒在地毯上。土是黄的，毯子是红的。黄土落在红毯上，像淮阳地里刚刨出来的红薯，白茬上沾着沙。台下的人看着，不说话。我说：“这土，是我母亲坟头上的。我攥了一把，揣在口袋里，揣了三年。今天撒在这儿，算是把她老人家请到了。她一辈子没出过淮阳，没坐过高铁，没看过龙湖以外的水。今天，她到了斯德哥尔摩。”

       台下有人站起来。有人鼓掌。有人擦眼睛。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双黑布鞋的鞋底。鞋底磨薄了，针脚还在。千层底，一层布一层浆，一针一线纳出来的。我把鞋底举起来，对着话筒说：“这是我母亲纳的。她纳了半个月。纳鞋底的线，是棉线，用黄蜡打过。针是钢针，用牙咬住拔出来的。她纳鞋底的时候，我趴在桌边看。看着看着就困了。醒来的时候，鞋底还在桌上，她靠在墙上睡着了。针还捏在手里，线拖在地上，弯弯曲曲，像一条黄土路。”

       我把鞋底翻过来。底上沾着泥。是淮阳的沙土。我说：“这泥，是从地里带回来的。我穿着这双鞋，从淮阳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斯德哥尔摩。走了四十多年。鞋底磨薄了，没穿破。针脚密匝匝，一针也没散。我母亲的手艺，结实。”

       台下安静得能听见灯丝嗡嗡响。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穹顶下回荡，像一块土坷垃扔进了流沙河，扑通一声，沉下去了。沉到底了。沉到淤泥里了。沉到沙里了。沉到母亲坟头三尺以下的黄土里了。

       我弯腰，把鞋底放在讲台上。鞋底上沾着的黄土，落在红毯上。一小撮黄沙土，我攥一把能捏成团。我直起身，对着台下说：“我讲完了。”

       台下的人还在看着我。灯还亮着。我转身走了一圈。一步一步，我走得稳。脚上没了鞋底，脚底板直接踩在音乐厅的地板上。走到侧幕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声。不是喊我。是喊“妈妈”。声音不大，是个女人的声音。我站住了。没回头。我摸了摸口袋，白布还在。土还在。我把土撒在侧幕的地板上，一小撮。然后我走了。鞋底留在讲台上，土留在侧幕里，母亲留在淮阳。我走了。

        走了四十多年，走到了。该回去了。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讲淮阳的沙土地，讲龙湖的水，讲太昊陵的香火，讲泥泥狗的颜色，讲母亲纳的千层底。讲到哪儿算哪儿，讲不动了，就抓一把黄土攥成团，搁在口袋里，接着走。

        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我的母亲殷素芝，向我的祖国，向诺贝尔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那些翻译家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辛苦劳动，东方文学才可以变为全世界的文学。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这儿揉着双眼，试图从迷雾中辨别这个世界的轮廓，这个直到昨天我才开始怀疑的世界。我，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我会继续努力，尽我所能。因为我相信文学是重要的，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如此。在不确定的将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相信我们未来的文学创作必将变得多元化。

        谢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