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金熙长先生隐居天台山，半生远离书坛名利场，却在考据、临池、理论三条路上都留下了沉甸甸的脚印。
《石墙村碣》前人识出43字，他考出54字；《积玉桥残刻》历来被视为难解之谜，他逐字校勘，断为陶弘景所书；他提出“草从篆化，楷从隶出”，又用近二十年时间编撰近百册《还原古碑未刻时》临碑字帖——这些事，书坛知道的人并不多。
学生包玉慈跟随先生九年，以亲历者的眼光写下这篇长文。她不替先生争名，也不替先生叫屈，只是把九年里看到的、听到的、在书案边一点一点体味到的，老老实实写出来。文章里没有热闹的吹捧，却有先生指着拓片说“你看，这里还有一撇”的细节，有他站在黄岩石窟看水痕看到出神的背影，有他送字给人时那句“你打算怎么厚德”的追问。
我们把它推荐给读者，愿更多人得见这位“大隐”的真笔墨与大境界。
以下为正文：
隐居浙江仙山的碑学大家：补识考证古碑并还原未刻时
文/包玉慈
我跟随金熙长先生学书，算来已是第九个年头。
九年前第一次见先生，是在岭南五桂山中。先生临《瘗鹤铭》，笔下气象雄浑沉厚，却又透着说不出的清远之气。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自己从前学的那些“帖学套路”，大约只是书法的皮毛。后来先生收我入门，我才渐渐懂得，真正的书法从来不是一笔一画的技巧，而是整个人与天地往来的修行。
这些年，书坛喧嚣得很。展览体、获奖体、网红体轮番登场，热闹是真热闹。而先生隐居山中，几乎不参加任何展览，不接受任何头衔，只是日复一日地临碑、读书、写作、授徒。有人不解，问先生图什么？先生只淡淡说了一句：“写字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这颗心看的。”我听了这话，忽然就懂了什么叫“隐士书风”——它不是姿态，不是标榜，而是一个人真正把书法当作修行之后，自然呈现的生命样貌。
“不而”之心
先生讲书法，从不重复古人的陈说。他在微信视频号《金熙长谈书法美学》中每期都有新解，所讲皆是自己数十年躬行体悟的心得。比如他讲“不而”之笔法与心境：写字时，不求工而工至，不求拙而拙成。先生常说，写字要有“不”有“而”——不求讨好，而自然成好；不刻意求拙，而拙中有真趣；“不”虽刚，而“而”却含柔。
初听时我似懂非懂。后来在日复一日的临池中，才慢慢体味到其中深意：原来最好的笔法，是把“我”放下之后，笔自己走出来的那条路。
先生讲《书法与情性教育》，更是让我豁然开朗。他说，孩子学书法，先要有开阔的心灵和端正的气象，笔下才能写出堂堂正正的字来；学书必先学碑，只有碑的浑朴古厚之气才能涵养人的情性。他力倡“学帖也要先学碑”，这样才能使“帖学中的书卷气含有金石气”，正如唐代李邕北海，其行书之所以能在飘逸中见沉雄，正是得了碑学的滋养；而“学碑更要重帖”，方能在金石中不失书写之流畅与自然——这一点，是先生反复教诲我们的，也是我在多年习书中最深切的体会。
先生多年来在不同场合呼吁青少年学书法要有“写大字、立大志”的理念。他说，小孩子写大字，不只是练腕力、练笔力，更是在练心力和气魄。一个人少年时敢写擘窠大字，长大了做人做事才有格局、有担当。在先生视频号里可以看到：小学三年级的戴韦希同学执笔如椽，在六尺整纸上写榜书对联，虽是稚嫩笔画，却自有一股不可羁勒的气势。先生在一旁看着，眼里有光。
“留白”与“屋漏痕”
先生论书，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他谈书法线条的留白——此“白”非颜色之白，而是线条语言之空白，是戏曲里“对白”的白。先生曾对我们说：好的书法线条，彼此之间是有对话的，就像戏台上的角色，一唱一和、一问一答，那些没有笔墨的地方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线条之间的呼应和往来。我听了这番话，再去看《祭侄稿》那些牵丝映带，忽然就觉得满纸都是鲜活的生命在说话。
先生对“屋漏痕”的新解更是让我印象深刻。有一年他带我们弟子去参观黄岩石窟，看到岩壁上沁水留下的流痕，那些水迹顺着石壁蜿蜒而下，不急不躁，自然天成，没有一丝人为的痕迹。先生在那里站了很久，回来便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天工化笔”之说。他说，真正的屋漏痕不是刻意模仿水痕的形状，而是让自己的笔成为天工的一部分，让书写如岩壁沁水一般自然而然。这个领悟，是先生在山川之间“读”出来的，不是关在书斋里想出来的。
从帖到碑
先生的书风，并非一成不变。我入门后，先生常以自己的学书历程告诫我们：学书之路，是与生命一同成长的。他从不讳言自己年轻时对帖学的迷恋与用功，二十年前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心经六体书》，其中隽秀典雅的多体楷书及行草，法度精严，帖学功底已非常深厚，一笔一画间可见晋唐遗韵。而到了十五年前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修心养灵》，其中的章草书法已融入诸多汉碑古意，笔致由流美转向朴厚，气象由清丽转向沉雄，俨然已在碑帖之间找到了自己的语言。
从那段时期起，先生的书写愈发褪去雕饰，洗尽铅华。而近年来我们所见的仙家书风——奇拙野逸中透出一种“山河吞烟”的真阳气象，更是将碑帖融合推向了高峰。帖的韵致与碑的风骨，在他笔下不再是二选一的取舍，而是浑然一体的圆融。先生常说：“年轻时求好，中年后求真，到了晚年，只求一个字——‘化’。”这个“化”字，我至今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有一次看他写字，笔在纸上走得很慢，像在等什么。那一刻我好像摸到了一点边。
石上寻真
先生于碑学用力最深之处，不仅在于临池挥毫，更在于皓首穷经的考据功夫。这是一条寂寞的路——在风雨剥蚀的残碑断碣间，从漫漶不清的石花与裂痕中，辨认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文字。
有一年冬天，我去先生书房，见他桌上摊着《石墙村碣》的拓片，旁边放了七八张纸条，每张上面都写着同一个字的不同考释。他说：“这个字我看了三个月，今天才敢定。”
《石墙村碣》又名《中郎等字刻石》，无纪年，清道光十四年在山东邹县石墙村出土，后移至邹县孟庙。石高仅30厘米，宽52厘米，隶书，有直界格，文十一行。因石刻泐损极重，字面漫漶残损，极不易辨识。据精拓后，历代金石学家可辨识者不过43字，未识者尚有29字。先生在教学中发现前人考释多有疏漏，遂逐字逐行反复校勘，最终考识出54字，比前人多辨识出11字。
这11个字的突破，每一个背后都是无数次对光摩挲、反复推敲的心血。如第三行前人考为“王丹”，先生细察残画笔势，认为应是“寿”字；第四行前人考为“善”，先生发现左边尚存三点水痕迹，故考为“潘”；第六行前人考为“恩”（亦有出版社考为“见”），先生考为“是”字，随后又补识出“火”“伊”二字；“喜”字之下前人缺考，先生考为“伤”字；末行更补考出“浮”“阜”“第”三字。
先生指着拓片上那道几乎看不见的裂痕说：“你看，这里还有一撇。”我凑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出来。他把放大镜递给我，我才发现那道石花下面，确实藏着一笔。
先生评《石墙村碣》为“古趣与古质并存之隶”。此碑用笔隽永挺拔，结体高简，楷意十足，整体书风虽不如《乙瑛》《史晨》等端庄，但古趣盎然，线条与石纹浑然天成。先生将其定为学习《灵庙碑》《姚伯多》等清劲率真一路的入门帖，为后学指出了一条清晰的进阶路径。这种考据与临池相印证的方法，正是先生碑学的一大特色——考据不是为考而考，而是为临习服务的；临习也不是盲目的描摹，而是在考据基础上对原碑精神的追索。
先生对《积玉桥残刻》的系统考证，同样令人叹服。此碑历来被金石界视为难解之谜，先生通过长期临摹《瘗鹤铭》《郑道昭云峰山诸刻石》《晖福寺》等南北朝碑刻，结合汉隶、篆籀笔意及文章，纠正了多字前人误读：如“爱育黎首”之“黎”字，历来被误认为“梨”，先生考出“刂”字右上方尚有一撇，汉简及南北朝书家确有将“氽”写成“木”的习惯；“川流不息”之“川”字被误认为“山”，先生指出“川”字下面的横画实为石头破裂所致；“恭惟鞠养”之“惟”字，多数金石家误考为“维”或“准”，先生细考发现左边一竖的右上方有一斜点，与左边一点形成竖心旁，故应为“惟”。更令人惊叹的是，先生还发现残石中存在不同书风，从而推断有部分字是后人补写补刻，并进而推断《积玉桥刻石》的书写者为南朝真人陶弘景——这一论断以《许长史碑》中“陶”字与《积玉桥》中“陶”字用笔与书风的一致性为内证，论据扎实，为碑学断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草从篆化，楷从隶出”
先生于篆籀笔法用力最深。他说，篆籀不是一种书体，而是一条通往书法本源的道路。先生提出以《毛公鼎》作为学书入门及筑基，他说如把《毛公鼎》化为光符，可以投射到周以降的历代名碑名帖中，也就是说，入古的法书，其线条皆有《毛公鼎》的影子。故，他把篆籀的圆融古厚之气注入楷书、行草，提出“草从篆化，楷从隶出”的学书主张。他常说：“草无篆不古，楷无隶不雅。”
先生还提出“仙家书法”四境——“清在骨、远在神、沉在质、亮在气”。这是他数十年以篆籀笔法叩问仙家之碑的心血结晶。他教导我们：欲临《瘗鹤铭》与《许长史碑》，须先采《汉郙阁颂》之拙、《大开通》之博、《衡方碑》之方、《姚伯多》之逸；再经由《郑道昭》诸碑，方能真正登堂入室。这一套严整的进阶次第，不是从书本上来的，是先生三十年焚膏继晷、一碑一碑“啃”出来的。
“还原古碑未刻时”
近二十年来，先生潜心编撰《还原古碑未刻时系列丛书：学生临碑辅助字帖》，已近百册。这套丛书以“还原古碑未刻时”为核心理念，追溯书丹者挥毫刹那的生命律动。这个理念的提出，源于先生对碑刻本质的深刻洞察：碑刻经过了工匠的刀锋转换、岁月的风化侵蚀，早已不是书丹者落笔时的本来面目。临碑不能只“照猫画虎”地描摹刻痕，而要透过刀锋看笔锋，透过石花看墨痕，还原书丹者挥毫那一刻的生命律动。在当代书坛，这是一项寂寞而浩大的工程，先生却做得一丝不苟、不疾不徐。
书风与内容
先生讲书风与内容、思想与艺术相协调，常举一些极朴素的例子。他说，菜市场的招牌和寺庙的匾额，书风能一样吗？一个要烟火气，一个要庄严相。写幼儿园的园名，笔画要活泼可爱，让孩子看了就觉得亲切；写老年大学的校名，则要深沉厚重，一笔一画都是岁月的分量。先生从来不信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万能风格，在他看来，离开了内容谈形式，离开了场域谈风格，都是空谈。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可真正在创作中做到的，又有几人？
以书疗心，以书劝善
先生还有一个让我感念至深的理念——书法可以舒胸解郁，有疗愈之功。他有《书法疗愈入门及实操指南》发表，他说，人心里郁结的时候，铺纸研墨，一笔一画写下去，那些积压在心头的块垒就会随墨化开。我亲眼见过有人带着满腹心事来找先生，先生不急着问、不急着劝，只是让他在书案前坐下，安安静静写一张字。写完，那人的眉目已经舒展了许多。先生常说，写字是最好的“心药”，古人所谓“书者，散也”，散的就是心中郁结之气。
先生还以书法、艺术、文学来劝善。他的字送人，从来不计润格，但有一个条件：受字者须承诺做一件善事。有人向他求“厚德载物”四个字，先生便问：你打算怎么“厚德”？那人想了想，说回去给村里的老人送一个月米。先生便欣然命笔。这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逸事，却是先生的日常。他的系列劝善散文，文风与书风相证，文章中能听见他书法线条中金石碰撞之声，书法中能闻到他散文里的山林氤氲之息。
隐士书风
先生一生经历跌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已是深圳书坛风云人物，八十年代，中国第一位青年赴香港中文大学办个人书法篆刻展、组织首次深港书法交流、成为深圳大学第一位书法教师……然而盛名之下，他选择退出名利场，隐于山林，至今已近二十年。
先生隐居，并非不问世事。他在书法线条的风骨里，在平日散文的谆谆教导中，都流露着一个隐士对社会阴暗面的唾弃和对和谐社会的深切向往。他的“隐”，不是逃避，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在场的方式——以笔墨立言，以风骨立人。
有人问他：你就不怕被书坛遗忘吗？先生笑而不答。我后来慢慢明白了：他不是不怕被遗忘，他是根本不在乎被记住。他想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把书法的真精神传下去，把碑学的真血脉续下去。
而他在当代碑学领域的贡献——无论是《石墙村碣》从43字到54字的考据突破、《积玉桥残刻》疑难字的考证与陶弘景书者的推断，还是篆籀笔法的系统理论、仙家书法的体系建构，乃至近百册《还原古碑未刻时》临碑字帖的编撰——至今没有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重视和评价。他是一位被低估的当代碑学大家，他的理论高度和学术深度，值得书坛认真研究和思考。
作为学生，我能做的，就是把先生教的东西好好学下去，写下去。先生常说：“字写到一定时候，它自己会说话。”我相信，总有一天，先生的书道美学，会被更多人听见。
包玉慈
丙午秋日
写于汉风堂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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