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一天清晨，我刚从早市回来，一位同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外县的人来找我。并说他是我的老朋友，让我猜猜是谁，可我一时想不起来。
我的这位外县朋友，名叫王辉光，是呼兰县教育局副局长，刚退休不久。
我拉着朋友的手，进了一家早点铺，一边吃着早点，一边信马由缰地聊天。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对方兴奋和愉悦的心情。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任教。那年寒假，县教育局举办语文老师集体备课班。我仗着年轻气盛，踊跃发言，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引起了当时下组参加讨论的教育局一位干事的注意，他把我写的谈备课收获的一首打油诗写进了教育局长的总结报告，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后来，他还特地跑了几十里地到农村去看我，对我这个从北京来的举目无亲的人是极大的安慰。他视我为“人才”，极力向教育局领导推荐。我也视他为知己，有什么难处都向他说，他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以帮助。后来，他当了县教育局副局长，我也从农村到县城到省城，我们互相联系少了，但我们心底都保存着对那段交往的美好记忆，像初恋一样珍贵。
不久，我去看望这位朋友。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客套，直抒胸臆，是知心话真性情。我们抹去岁月的尘埃，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自我。午间吃饭时，他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平时只喝一杯啤酒，今天我心里高兴，特地多喝一杯。”我说：“你当了这么多年领导，还不能喝酒？”他说：“禀性难改呀。”两杯啤酒下肚，他的脸颊马上绯红了。听说我搬进了新居，他说一定要和老伴去看看。
临别时，他送给我自己写的一本诗集《望中犹记》。他在扉页上写着：“送青苏：德高才超群，是为挚友。王辉光”。我思忖了半天，心想，“德高才超群”是对我过奖了，“是为挚友”倒是真的。古人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的朋友就是这种三种品德兼备的人，同他交往，使我的一生受益匪浅。
朋友在诗集的前言中说：“屈指算来，从练习写第一首诗歌开始，至今已有43年了。这期间虽无硝烟，却也惊涛骇浪，命运多舛。于是我想起了辛弃疾的词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取其中‘望中犹记’为本书名。”
辉光毕业于呼兰师范学校，1961年暑期被分配到呼兰县第一中学工作，环境的称心，设备的如意，使他抱定了在这里干一辈子的决心。可是，第二年情况变了，十月间，他被调到白奎公社中学任教。在这里一干就是八年，1970年10月，由白奎中学调到县文教革委工作。
他送我到楼下，互相道声再见，没想到这一声“再见”却成了永别。
我们隔三差五通一次电话，互相问个好，都觉得来日方长，彼此有了好去处，有了说话的地方。我们还相约，一起去看望一位身患残疾的老师。
2003年5月，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的老伴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他们出去晨练，过马路时，辉光被一辆急驰而来的面包车撞了，他一句话没留下，就永远地走了。放下电话，我愕然木然了，我的朋友咋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呢？
我读着朋友的诗集，他的音容笑貌，他说话时文绉绉、慢条斯理的样儿，不时在我脑子里浮现。这不是一本附庸风雅之作，而是他“人生的记录，心路的剖白，生活的咏叹，情怀的抒发，性情的流露”。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的知己却永远地走了。
刊于《哈尔滨日报》2006年4月13日
1986年春，未庄子（左2）和秦雅娟（左1）等四位文学青年在萧红故居合影
未庄子，笔名，原名王青苏，江苏省沭阳县人，生于1942年。1956年初转学到北京百万庄展览路一小读五年级，1963年从北京第110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68年12月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3065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3月再分配到呼兰县许堡公社中学任教，后担任副校长。1976年4月调到呼兰县委党校任教，后担任副校长。1987年1月调到哈尔滨市委党校，教党建，教授。2002年退休。爱好文学，在省市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诗200多篇(首)。2022年出版了散文集《我思我行》，回顾人生历程。2026年6月，将一生所写的主要新诗汇集成册，出版诗集《我抒我情》，以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