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予生蹉跎，也很简单。前三十年在鄂州生活，后三十年在武汉教书。也许是命运使然，兜兜转转，一直没有离开一个叫武昌的地方。鄂州古称武昌，是吴王孙权建都之地，寓意为“以武而昌”。苏轼在《前赤壁赋》里面说得明白，“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北宋时武汉名为夏口，在苏轼谪居的黄冈西边。而武昌就是今天的鄂州，在长江南边，与黄冈隔江相望。三者互为犄角之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鄂州才与武汉交换冠名权。先是江夏县更名为武昌县，后与汉口、汉阳合并为武昌市，成为武汉市的前身。鄂州也短暂地更名为寿昌县，后复名为鄂城县，改革开放后升格为鄂州市。伟人笔下的名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武昌鱼”的原产地就是鄂州。予近六十年的光阴掼在这里，自诩为“老鄂城（武昌）”似不为过，自认为对本地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直到两年前读到《朱峙三日记》，才感觉自己浅陋了。

二〇二四年暑假，华中师范大学的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信息，始知有此日记。后来在鄂州的朋友圈里看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专门到鄂州举办了一场关于《朱峙三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研讨会，才知彼系鄂城人氏。

出于补课的心理，根据朋友提供的线索，两次到鄂州市的胡林寻访朱峙三的墓地。第一次因信息模糊而未果，第二次是在朱峙三孙子的陪同下，才如愿瞻仰了灵宅。无知无畏的愧疚加以后知后觉的震动，予便在二〇二五年的整个寒假，关门闭户，读完了《日记》全十册。随着阅读的深入，并不时回鄂州行走探访，对朱峙三的认知盲区逐渐化为信息的海洋，一个从未谋面的同乡先贤形象便清晰起来。

朱峙三

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朱峙三生于武昌府武昌县（今鄂州市）县城，一九六七年在武汉去世。其父为鄂城著名中医，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朱十六岁为诸生，后转习新学。一九〇六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两湖总师范学堂。辛亥首义前后，任《汉口中西报》《公论新报》主笔、《中华民国公报》编辑，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既擅古诗词，又治新小说，在书法、绘画与音乐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一九一一年，他还是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学生时，有一日本人出资请他模仿晚清另一位书法大师张裕钊的字，“写对联五十副，要书张裕钊下款带回国送人，每副出大洋一元。”（《日记》第二卷，第495页）被他拒绝了。因为张裕钊也是鄂城人，“彼为余之教师”，一是不愿冒犯师尊，二是朱峙三颇为自信，“既廉卿先生得名在先，余将来自有可传者在，何必蒙他人之名耶？”（《日记》第二卷，第495页）二〇二一年，河南电视台的鉴宝节目《华豫之门》曾播出过一期节目，一九五六年朱峙三送给孙中山秘书冯亚佛的一幅山水尺牍，被鉴定为真迹并拍出高价。验之以《日记》，冯亚佛和他同为辛亥老人，两人交往密切。新中国以后，又在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共事。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的《日记》大量记录了两人以书画相酬，此说信然。

中华民国成立后，朱峙三任黄安（今红安）县公署书记官，兼理司法。因敢于秉公执法，保护弱势群体，深得民心。二十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爆发前，历任蒲圻县县长、黄冈县县长等职。在黄冈县县长任上颇有政声，后因减免当地民众钱粮赋税而遭罢免。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从政之余，他辗转于鄂城寒溪中学、大冶金湖中学、汉阳晴川中学、湖北省第一师范等处任教。朱峙三一生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集报人、教师、官员、学者于一身，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

朱峙三手迹

朱峙三自七岁时开始写日记，从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一直写到一九六二年，历时七十年。现存104册、数百万字。日记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关注社会人生，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二〇二四年入选“荆楚文库”，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为止，《日记》主要有四个版本。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的章开沅，初步整理了日记中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核心内容，发行了最早的油印版本。虽未公开出版，但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二〇一一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朱峙三的三子胡香生辑录、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严昌洪编的纪念节选本，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系首次正式将《日记》推向大众与学界。同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日记》全18册，影印出版保留了日记原貌，主要面向学术机构与专业研究者收藏、查阅。二〇二三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国林、朱峙三长孙、鄂州文史专家胡念征共同整理点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记》全10册，完整收录了一八九三至一九六二年的全部日记。此系《日记》的首个完整公开版本，也是目前最权威、最全面的版本。

根据朱峙三的人生成长经历，“荆楚文库”版的《日记》内容大约分为这样几个板块：一、清末鄂州的民俗；二、清末民初鄂州中医的行业状况；三、清末湖北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四、辛亥武昌首义的发生过程；五、全面抗战时期湖北民众的心理群像；六、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湖北大事纪略。当然，作为个人生活的私密表达，《日记》也记录了其家族兴衰和婚姻情感方面的内容，从中可折射出一个从旧式向新知识分子转变的心路历程。《日记》堪称一幅平民视角的历史画卷，为研究近现代鄂东、湖北乃至中国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予读《日记》，自然有更强烈的亲切感和代入感。一是乡谊之情，《日记》对老鄂城的名胜古迹尤其是西山的记录，引起予之会心与共情之时，也填补了许多认知上的空白；二是个人经历，予曾在朱峙三任教的学校工作过，不期然的交集令予倍感荣幸；三是栖居之地，朱峙三晚年住在武昌的保安街，与予当今在武汉的寓所不过箭遥。他当年日日走过的长街就是予每日必经的解放路，其求学的两湖总师范学堂也在近旁，已成为武汉音乐学院的校区。《日记》中记录的彭楚藩烈士，现屹立于予住宅所在的彭刘杨路中段，成为不朽的石像。予遇朱峙三虽晚，幸甚不曾错过，俯读《日记》，仰视雕像，仿佛见其走过的身影，以及扑面而来的峥嵘岁月。

读完整部日记，最大的感受就是朱峙三的历史叙述方式。《日记》记录了一些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但是基于个人的身份和视野，他并不作正面宏大的叙事，而是采取以小见大、旁敲侧击的方式迂回进入，展示历史旮旯里的弃物或尘埃，让读者看到那些被大历史遮蔽了的微观史料。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言，“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为民间帙闻亦悉载之。”同时，通过对微观史料底层的、个性化的解读，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而且还能反观叙述者当时对历史变迁的个人意见。正如历史学家章开沅指出，“这些内容将可丰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而从真实性来说，又要超过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谓回忆录。”（《朱峙三日记（1893—1919）序》）需要补充的是，相比于某些回忆录后见之明的历史洞见，《日记》中限制视角下的微观历史叙事及其个人意见更显珍贵。作为“辛亥老人”，朱峙三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记述一直贯穿于日记始终。下面就以武昌首义中牺牲的彭楚藩烈士为线索，展示《日记》中的微观史料与限制视角叙事相结合的特点。

《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彭楚藩的名字，是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迩时朱峙三还在武昌的两湖总师范学堂读书，虽与彭楚藩为鄂城老乡，其实两人并无直接交往。与彭相熟的是朱峙三的同学刘蜀疆。农历八月十一日，就在武昌首义的前几天，刘到朱的房中闲聊，说到彭楚藩向他讨要了几支洋蜡烛走了。这是第二次了，上个星期也来要过。彭当时是湖北省督署府的宪兵，朱随即笔锋一转，写道，“惟近数日防范严，督署加警卫，似惧党人起事者。”（《日记》第二卷，第502页）过了几天，即农历八月十六日晚，刘蜀疆再到朱峙三处，告诉他彭楚藩下午又来了，“又向彼索去洋腊烛四只”。这是第三次，并且不是“讨”，也不是“要”，而是“索去”。施动者略带强迫的要求，受动者暗含无奈的屈从。只是“彼为宪兵，需此何用？或者捕革命党欤！”（《日记》第二卷，第504页）两个星期之内，三次来借洋蜡烛，而且都是四支。借洋蜡烛做什么呢？难道身为宪兵的彭楚藩，晚上会举着蜡烛追捕革命党吗？刘一头雾水，朱也不便妄加揣测。只好安慰他，“彭与君同永乡人（今属鄂州华容区），必能以消息告知矣。”（《日记》第二卷，第504页）刘的回答是，然而并没有。

读至此处，读者也不免猜测彭借洋蜡烛的动机是什么？作为记录者的朱峙三，当时并不具备上帝视角，自然无从知道彭后来起义失败被杀，也不知道辛亥革命会成功，更不知道他后来会被尊为烈士……总之，不能从结果倒推其动机。他只是在叙述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在限制性视角下见信传信、见疑传疑，这才是日记作者即时记录时的真实状态。

直到起义的当天——农历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疑问仿佛有了答案。那天早晨，“天未明时闻外面有警信”，有人来告，“督署已捕获革命党三人，均杀之。”（《日记》第二卷，第505页）但不知杀的是谁。下午便有了确凿消息，“蜀疆来室中云，今晨所杀者有彭楚藩，即前日向彼取去洋蜡烛者。言时恐惧万分之状。”（《日记》第二卷，第505页）面此突变，“余等默无一言”，但人心早已惶惶。当夜枪声乱发，密如连珠。令人惊疑不定，“或者军队尽变欤？革命党已起事欤？”（《日记》第二卷，第506页）但真相还是晦暗不清。三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也许是信息不断汇集后的综合整理，在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他对武昌首义当天发生的事就有了较为细致的补叙。“彭烈士楚藩，吾邑永乡人，世称为‘彭刘杨三烈士’者。辛亥八月十九晨五时，彭、刘、 杨三人就义于武昌督署门首。”其原因是，“彭楚藩以督署宪兵资格排满，欲杀瑞征（应为‘瑞澂’，《日记》有误），更非瑞征所料及。”（《日记》第七卷，第2871页）彭当时是起义军中的主要成员，而且肩负的任务是杀掉当时湖北省督署的最高长官瑞澂，可惜功败垂成，英勇捐躯。当年他多次找刘蜀疆借取洋蜡烛，可能是因为事情紧急，在夜晚秘密筹备商议时照明之用。至此，读者才解心中悬疑。

《日记》还补充了武昌首义时的许多细节。如起义的第一枪是谁打的？当天晚上十一时，“塘角辎重营先放枪示信，自是黄土坡工程营士兵程镇瀛放一枪举义”。（应为“程正瀛”，《日记》有误）朱峙三特意强调，“镇瀛，吾邑城内人”，也是鄂城人。他打响了首义的第一枪，而不是有些历史资料所认为的熊秉坤。当时清政府对这些有革命倾向的新军防范甚严，“士兵原有子弹均一星期前为排队长搜去”，只是程正瀛等人早有准备，“程之子弹系预先密藏于棉被中三粒者”。（《日记》第七卷，第2871页）与其共同举义的还有金兆龙，“未几金兆龙又发一枪，击排长某死矣。”辛亥革命后，两人都成为“一等功臣”。只是结局各有不同，程于“民国四年以变节不得其死”，一九一六年他被革命党人以反水罪名处死，这与历史相符；而金后来曾在朱峙三署下当差，于丙寅年（一九二六年）从武昌去沙市“乘大元轮，中途轮中火发，乘客死者百余人，兆龙与焉。”（《日记》第七卷，第2871页）但据某些传记或回忆录内容，金兆龙于一九三三年病死于武昌。朱峙三与金共事既久，其说更足采信。

《日记》中记录了这么多辛亥革命的功勋人物，其实朱峙三想借此表达他的个人意见。对真正的功臣，政府应有功论功，有赏行赏，更要善待他们的家人。举凡庆典纪念之日，无须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仪式活动，而是扎扎实实地为烈士功臣做些实事。同时，谨防那些假冒革命之名以谋私利者，因为确有人假借辛亥革命事绩谋取了官职，朱对此深恶痛绝，“得官者以其年龄推算，辛亥、壬子、民三之役，彼时年不过七八龄。噫，此真无耻之尤，‘名器’两字尚堪闻哉！”（《日记》第七卷，第2871页）其鲜明的个人立场，体现在对彭楚藩身后事的历史叙述中。

《日记》中可以看到政府如何对待彭楚藩烈士的家人，首先是彭父的情况。彭就义后的第二年（一九一二年），烈士灵柩荣归故里鄂城（当时名寿昌县），绅民夹道迎接。彭父曾经做过道士，人呼为“彭道士”，当时是永乡册书，“嗜酒”且“人极糊涂”（《日记》第二卷，第604页）。他见到迎接人中的审检厅判事潘康国“坐轿戴眼镜”，“以为不恭，当街掌颊血流，反交知事看管，无理取闹而已。”分析其行为乖张的原因，朱认为是“今以子受恤，政府敬之，渠不识时务也。”（《日记》第二卷，第604页）朱感到彭父的举止不可理喻，但对烈士家属的生计问题极为关注。在一九四二年，他还记录了彭父的状况，“民国六七年其父尚寄居鄂城内，迩时能领恤金。”（《日记》第七卷，第2871-2872页）彭父死后，抚恤金由其继母领取，“而继母不贤，嗜赌”。一九三三年，朱峙三任黄冈县县长时，听闻“其母领恤金搭小轮回鄂城，在轮上与流氓赌，输尽恤金，投江遇救，现时大约已死矣”，（《日记》第七卷，第2872页）。烈士仅有一女，后“嫁某姓，如存在亦四十岁矣。”几十年过去了，朱峙三抚今追昔，不由唏嘘感叹，“丙寅以还，作官者谁能追念前勋而忆及已死之彭、刘、杨三人耶？纪念国庆，是应先纪三烈士为稍有人心耳。今夕牢骚多，特记之，百年后不知果有经史存否？”（《日记》第七卷，第2872页）当时朱峙三已与第二任妻子孟惠芳一起生活，他还特意记了一笔，“彭烈士与予岳父孟宽甫公有世谊，幼时寄与予岳父为义子者。”（《日记》第七卷，第2871页）冥冥之中，上天似乎赋予了他与烈士的一种特殊关系。

要纪念辛亥革命，“应先纪三烈士为稍有人心”，朱峙三将其个人意见牢牢锚定在对彭楚藩烈士墓的叙述中，这种坚持跨越了五十年的历史。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廿一日（农历），“彭烈士柩回县奠西山寺后”（《日记》第二卷，第604页）这是彭楚藩烈士墓选址的最早文字信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十（农历），朱峙三往西山九曲亭一游，“后由主持僧导观彭楚藩烈士墓，则何成濬、李范一等新拓修者，闻花工程费五百元，焕然新矣，此则烈士墓转运矣。”（《日记》第六卷，第2149页）一九三四年，国民政府对彭楚藩烈士墓进行第一次大修。何成濬是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李范一是湖北省建设厅厅长，李还是朱峙三两湖总师范学堂的同学。由于原墓年久失修、棺木暴露，李范一等人赴鄂城谒墓后主持重修。何成濬亲自撰写碑文，树碑立石，墓区焕然一新。朱峙三观瞻后欣然作记。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的日记，记录了他参加湖北省政协组织的纪念辛亥革命的会议经过。会上有人献诗颂读，其情态“如临丧家读哀章之拖长声状，全场粲然。”（《日记》第十卷，第4015页）最后又有二人自叙功绩，都是拉碎之词，听众早已鄙夷。朱已在各种场合听过多回，当时此二人均年六十五六，辛亥革命时，“彼二人地位不过一参加兵卒耳，细思二人其实并不在武昌”。两人冒革命之名，贪天之功为己有，朱已不胜其烦。于是站起厉声发言，“各位所述的辛亥功绩一类的话，我听过五六次了，要说纪念辛亥的话，可先要从彭、刘、杨三烈士说起。三烈士中彭楚藩的坟在鄂城西山颓废无人过问，我们纪念辛亥当先纪念三烈士，哪有总是听人唱丑表功耶？”（《日记》第十卷，第4015页）众人惊愕，当时湖北省的省长张体学与统战部部长在场，于是问及彭的坟地，并表示政府马上负责派人修理。“全场鼓掌，述功绩之某某赧赧然。”（《日记》第十卷，第4015页）

几天后，修理彭楚藩墓地事最终落实。十月十七日，朱峙三到省政协，工作人员刘隽、民厅杨科长“报告到鄂城三次，为修彭楚藩墓事，已改为西山公园，由政协拨款县政协及县府二千余元，由县再筹千余元。”（《日记》第十卷，第4022页）前面没有提及的彭楚藩遗孀，此时也有交代。“彭的爱人秦氏已七十余，亦由刘隽拨款二百元，又做一新屋与之住，可谓死生得安矣。”（《日记》第十卷，第4022页）生者得到体恤，死者能够安息，善莫大焉。朱也深感庆幸，“设非予前日在上海银行开会时提出彭楚藩墓事起政府注意，此事何时注意，何人注意耶？忽烈士当时显灵附予而提及此事耶？”（《日记》第十卷，第4022页）鄂州西山上彭楚藩的墓地至今保存完好，其中确有朱峙三的一份功劳。

《日记》最后一次记录彭楚藩墓事，已是一九六二年，朱峙三时年七十六岁。是年六月廿二日（公历），他最后一次登临西山，入西山寺，“访彭楚藩烈士墓，读旧碑，民国廿三何雪竹等之碑完好如故，嘱汪世兄抄录补寄武昌。”（《日记》第十卷，第4382页）何雪竹就是何成濬，一九三四年他撰写的碑文依旧完好。从一九一一年在武昌初闻彭楚藩，到一九六二年回鄂州西山告别，五十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朱峙三心中无限感慨。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他伫立良久，默默地与烈士告别。迩时情景，正如歌德的诗歌所写：

群峰一片沉寂，

树梢微风敛迹。

林中栖鸟缄默，

稍待，你也安息！

时至今日，彭楚藩墓依然是鄂州人登临西山凭吊先烈的重要文化景点。从新建的东大门拾级而上，可看见旁边有座寒溪书院，那里曾经是朱峙三求学和任教过的寒溪学堂；走到半山麓，可在苏轼创建的九曲亭小憩，像当年的朱峙三一样吟诵苏辙的《九曲亭记》；绿树掩映之下，古灵泉寺（西山寺）依稀可见；穿过古寺的大雄宝殿，来到后院，就是彭楚藩墓所在地，孙权的读书堂紧挨其侧。俯瞰鄂州，可以览尽帝都两千年来的风云际会；品读《日记》，更能深刻理解鄂州百余年之社会巨变。走下山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穿行，仿佛听到雉堞户牖传来历史的回声。一路走来一路读，更感觉故乡故土山水的厚重。《庄子》曾说，“则阳游于楚，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 ，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者也。”于我心有戚戚焉！

朱峙三：《朱峙三日记》. 周国林，胡念征整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本文作者简介: 阎伟，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艺学方向专业负责人。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中国人权委员会理事。现任学院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理事、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诗学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