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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鸭鸣长荡湖》看农村新气象
吕云征
鸭鸣长荡湖》是问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长篇小说,撷取苏南农村改革起步阶段的一个鲜活断面,将长荡湖畔农民挣脱束缚、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真实图景铺陈在读者面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即便时隔数十年再读,满湖鸭鸣仍犹在耳畔,令人振奋不已。
故事的主人公何福高,本是长荡湖畔一名普通农民,早年为补贴家用做点小买卖,却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挨过批、进过学习班,多年都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
政策春风拂过水乡之后,地方干部勇于突破旧有思路,为敢闯敢干的农民撑腰壮胆,何福高这才放开手脚发展规模化养鸭,短短几年便带出鸭棚成片、鸭鸣满湖的红火景象,由昔日被批判的“问题分子”变为全县学习的致富典型。如此翻天覆地的命运转折,并非从天而降的幸运,而是好政策为普通人打开了生路,是农民凭着自己一双手干出来的好日子。
那一声高过一声、响彻湖面的鸭鸣,远不只是鸭子的欢叫声,更是长荡湖畔憋了多年的农民终于放开手脚干事创业的精气神,随着政策破冰一同迸发出来。曾几何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祖辈相传的老话,曾被当成错误思想加以批判;如今它堂堂正正印在会场红幅上,成为家家户户发家致富的路标。现场会结束后,全县几十个公社当场定下养鸭养鸡养鱼养蟹养虾的发展计划,散会后农户围住何福高问技术、定鸭苗,那股热气腾腾的劲头,正是农村改革催生的崭新气象——只要把发展主动权还给农民,农民就能把一汪湖水变成满湖金疙瘩,就能让沉寂多年的乡野长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最后,再从小说的结构和语言上分析,这篇小说的结构特点十分鲜明:作者没有费心经营曲折复杂的情节,而是择取何福高命运中的几个紧要关口,在绝食昏迷后的回叙中集中放大。养鸭获利时还是“满湖的鸭子、成垛的鸭蛋”,转瞬之间却落得利润全数没收、几百只板鸭一只不准留的结局,前后冷暖对照、扬抑交错,把人物从满怀希望到决意绝食的转变压缩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强烈的叙事张力。正因删繁就简,命运的骤然转折才没有被琐细过程冲淡,反而更显突出。鸭鸣在文中反复响起,既交代了长荡湖的地域环境,又与人物心境彼此映照:湖上热闹时,鸭鸣就是满湖的活气;人陷绝境昏迷时,那声声鸭鸣反倒衬出他闭紧的嘴和咽不下的那口气。语言上,作品通篇以短句为主,叙述简约,不铺排,也不刻意抒情,但每到关键处,总会用几个从农村日常经验里提炼出的硬实比喻把情绪牢牢钉住,比如宣布结果时的话语“又硬又冷”,绝食后人物的嘴巴“像落了闸”。这类语言贴着人、贴着事,也把那个年代普通农民的处境与心气牢牢贴住了。
这篇作品最打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讲一句空泛的大道理,只把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原原本本摆在读者面前:何福高第一次上台发言时捏得指节发白的手,散会后走在田埂上忍不住哼起跑了调的滩簧小曲,院子里女儿笑着调侃的家常话,桩桩件件都是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却又处处透出新时代的鲜活气息。
它借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转折告诉我们:党的好政策给农民铺好了路,农民就一定能凭勤劳走出一条越走越宽的发家之道。正如故事结尾所写,金色阳光洒满平坦大道,恰似铺展开坦荡光明的未来,这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最真实的写照,也留给今天最扎实的启示——任何时候,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干事创业者松绑撑腰,就能源源不断激发发展活力,一步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 世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鸭鸣长荡湖(长篇小说)
作者 宋仁年
“勿只死,贩菜籽。”
“想发财,必倒霉。”
——乡俚俗语选
第一章
一九七七年秋天,清河县长荡湖镇小河头大队社员何福高因私下收购加工销售板鸭,被认定存在投机倒把行为,被关进长荡湖镇市场管理所的学习班交代问题,所有货款也被全部没收。
时间拨回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傍晚五点三十分。太阳已经贴到了长荡湖西岸的水面,金色的余晖顺着湖面铺过来,把小镇上的屋脊、树梢和窄窄的街面都染成一层黄里透红的颜色。人们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街上的人影渐渐稀了,空气里还浮着湖风带来的水腥气和傍晚的炊烟味。在我们这部故事的发生地——江南省清河县长荡湖镇市管会,那幢简陋白铁皮屋子的山墙上,赫然贴着一张白纸黑字书写的公告。那幢白铁皮屋子低低地伏在路边,铁皮墙面被夕阳照得发亮,几处接缝在风里轻轻翕动;山墙朝西,恰巧迎着最后一道霞光,整面墙都像被镀了一层薄薄的铜。公告就端端正正贴在那面发亮的山墙上,纸张平整、墨迹淋漓,字迹端正有力,黑得发沉,仿若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了力气刻上去的。晚风一阵一阵从街口吹来,纸角只微微动一下,随即又服帖下去。它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格外醒目,像一道无声惊雷,骤然劈进小镇宁静的空气里,把人们心头残留的那点倦怠和夜晚将近的安宁,一下撕了道口子。
这张公告很快吸引了近百名好奇的围观者。先是有几个在街边闲走的人不经意间抬头望见,脚下一顿,便朝那铁皮屋走过去;接着,近处的人互相招呼,远处的人也不由加快步子,三三两两朝墙根聚来。有人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放下的活计,有人边走边回头,像是怕自己看晚了就赶不上似的。众人纷纷睁大眼睛,竭力看清每一个字句,竖起耳朵生怕漏过半分消息,还不住踮起脚尖,想从拥挤的人缝里看清公告全貌。人群层层叠叠、摩肩接踵,从铁皮屋门口一直延伸到街对面,男女老少挤了满满一片,人人脸上都带着急切的探询之意。
有人伸长脖颈,把下巴扬得高高的;有人侧身探脑,从旁人的肩窝和耳后寻找缝隙;有人干脆拨开前面人的肩膀,硬往里面挤了几步,嘴里还不忘低声说“让一让”。被拨开的人也不十分恼,只回头瞥一眼,身子微微一闪,眼睛依旧粘在公告上头。整个场面喧闹拥挤,像一锅即将沸腾的水,满是按捺不住的躁动,仿佛只消谁再喊一嗓子,整个人群就会翻涌起来。
尽管人人都铆足了劲,踮脚想要看个清楚,可无奈人潮涌动,视线受阻:前排的人挡住了后排的目光,后排的人又推着前排人往前,彼此推搡间七嘴八舌,场面一度混乱不堪。个子矮的只能急得原地跺脚,不住叹气,嘴里低声嘟囔,仿佛怪自己生得不够高;挤到前头仍看不真切的人,不甘心地换着角度左顾右盼,一会儿把脑袋歪向左,一会儿又歪向右,想从缝隙里抓到只言片语,可终究还是徒劳。有人索性弓下腰,想从别人腋下钻过去;有人又退到街边,踮起脚想从远处看个大概,却只看见黑压压一片后脑勺。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半点空隙,前胸贴着后背,肩膀蹭着肩膀,叫嚷声、跺脚声、粗重的喘气声和衣料摩擦声搅成一团,愈发显得闹哄哄的。
站在前排的人彼此交头接耳,议论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忙着传递自己刚看到的零星信息,想从旁人的话里拼出完整内容。有人说:“这是市场管理所发的通告,怕是又有人犯事了。”他话音刚落,旁边的人便接了过去,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不知道哪个倒霉蛋栽了,这下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几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掉进人堆,立刻激起许多回应。有人点点头,有人啧啧两声,还有人赶紧把自己看见的字句说出来,有的说看见了“没收”,有的说看见了“板鸭”,有的只看见落款上的“长荡湖镇”几个字,却都讲得煞有其事,好像自己已经掌握了最要紧的那部分。各类猜测在人群里飞快传开,有的有鼻子有眼,有的不着边际,有的绘声绘色,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站在后排的人受距离和嘈杂声所限,既看不清也听不清,心里满是焦急好奇,不停往前发问:“前面写的是什么?念一念啊!”
“别只顾自己看,说说是什么事啊!”一声声催促此起彼伏,一会儿从东边冒出来,一会儿又打西边响起,让本就嘈杂的现场更显喧闹。
于是有人忍不住大声提议,让站在前排已经看过公告的人,把内容从头到尾念一遍,好让后面的人也都知晓。那人喊得声音很大,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烦和着急,像要把满场子的嘈杂都压下去。
这一嗓子喊出了多数人的心声,立刻得到不少人附和,大家纷纷催促:“对啊对啊,念一念!”“识字的费费心,让大家伙都听听!”
喊声连成一片,像一阵急雨砸在人群上空,把原先那股浮动不安的情绪又往上抬了一截。前排的人被这么一催反倒不好意思,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愿意第一个开口。有的张了张嘴,又慢慢闭上;有的低头去看自己的脚尖,像是脚下忽然生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有的偏过脸去,只当那催促与自己不大相干。空气里一时竟生出几分僵硬的安静,只剩后排的人还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催。
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后面所有人的响应。
不多时,一个戴着老花镜、身材瘦高、略显佝偻的黄和福老先生慢慢挤到前面。人群听见身后有个沙哑而温和的声音低低地说“让一让,让一让”,便不声不响地侧过身子,给他让出一条窄窄的缝。他走得不快,甚至有些费力,瘦高的身体在人群里显得单薄而摇晃,肩膀微微前倾,像一根被光阴压弯了的竹竿。他小心翼翼地把脑袋凑近山墙上的公告,先是眯起眼定定地望了几秒,又缓缓点了点头,似乎在心里把那些字一个一个都认过一遍。
随后他清了清嗓子,那声音不大,却像带着某种安抚的力道,近旁的人不约而同地静了下来。他抬手扶了扶滑下来的老花镜,那副眼镜的腿儿有些松,刚扶上去又缓缓往下溜,他只得用一根指头轻轻顶着镜框,微眯着双眼凑得极近,哪怕有些字辨认起来磕绊,还是尽力一字一句读了出来。声音起初有些飘,像怕读错了,又像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透出一点不易察觉的紧张;但读着读着,那声音便稳下来,清晰起来,慢慢传遍了整个现场。
围观人群见他开了口,渐渐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在他身上,所有人的耳朵都齐刷刷朝着他的方向。刚才还沸水一般翻腾的人群,此刻竟静得能听见远处街面上的几声脚步,谁也不敢大声喘气,生怕漏掉了一个字。
老头儿声音不大,却读得郑重,一字一句念道:
公 告
经详细调查核实,长荡湖镇小河头大队社员何福高,自入秋以来,采取不正当经营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鸭类产品,再加工后高价倒卖出售,多次在本镇集市场所进行非法交易。非法出售加工咸鸭、板鸭,共计四千八百只,合计非法牟取暴利九千六百元。
何福高在非法加工销售板鸭过程中,扰乱市场秩序,拒不接受市场管理人员的合法监督管理,还多次对管理人员进行威胁辱骂,态度极为恶劣,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恶劣。
根据一九七六年县革命委员会发布的五号文件《关于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坚决维护市场管理秩序的通告》等相关精神,经本所认真研究慎重决定,对何福高非法牟取的暴利和剩余产品依法予以全部没收。同时,为加强审查教育,决定将何福高送至市场管理所举办的打击投机倒把学习班管教学习,为期十五天。
特此公告。
清河县长荡湖镇市场管理所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
等瘦高个儿黄老先生带着他特有的严肃认真,一字一顿不急不缓读完公告全文,原本围得水泄不通像铁桶一般的人群,瞬间出现了松动。最后一个字的尾音还在暮色里轻轻打旋,前排的人已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半步,后排的人也不再一味往前挤,原本贴得紧紧的肩头与肩头之间裂开许多细小的缝。读公告的声音刚落,人群里就像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表面没掀起巨浪,无形的涟漪却悄悄扩散开来。人们有的面面相觑,目光刚碰在一起,又匆匆移开;有的微微摇头,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有的低声叹息,那叹息又轻又短,像从嗓子眼里无意中漏出来的一般。众人神态各有不同,却都像被那张公告压住了先前的兴奋,热闹劲儿缓缓沉了下去,空气里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滞重。
觉得此事和自己无关的人,只是轻轻“哦”一声,表示已经知晓,随即转身就走,匆匆忙忙离开现场,半刻也不愿多留。他们脚步很快,低着头,像要赶在什么追上自己之前离开;有的人走出几步还回头望上一眼,终究没有停步,一转弯便不见了踪影。仿佛这件事从头到尾和自己毫无瓜葛,既不感叹也不追问,刚才那场热闹不过是饭后消遣,看过听过也就散了。人群像被晚风掀过的水面,这边散去一拨,那边又流走一拨,原先厚实的人墙渐渐薄了下去,灰扑扑的街面也重新露了出来。
那些原本凑来看热闹的小伙子,刚才还斜倚在车边,屁股没离开飞鸽、凤凰、永久牌自行车的车座,一个个叼着烟卷,胳膊肘搭在车把上,一副悠闲好奇、不嫌事大的看客心态,只当这是平淡生活里难得的调剂,本来还想多瞧几眼。他们有的慢悠悠地吐着烟圈,看那白烟在眼前散开;有的把烟灰轻轻弹在地上,用脚尖碾一碾;有的半眯着眼,嘴角还挂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似乎等着更热闹的下文。可等老黄头儿读完公告,他们也没了逗留的兴致,只把手指塞进嘴里,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那哨声短促尖利,像在沉沉暮色里划了一道细口子,跟着脚尖轻轻一踮,腿一甩便跨过车座,熟稔地蹬着自行车各自散去。一辆辆车影接连拐过街角,车辐条在最后一抹余晖里闪了几闪,很快便消失在越聚越浓的人流和暮色里。
只有整日在蔬菜市场奔波劳作的人们,依旧不愿早早离去。天色虽然晚了,市场里白日的喧嚷已渐渐落下,可这些忙了一整天、满身泥土气和汗味的人们,仍旧三三两两聚在一处,或站或蹲,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一桩接着一桩,像灶膛里的余火,看着不旺,却久久不灭,谁也不肯轻易散开。他们里头有挑着空担的菜农,扁担还斜搁在肩头,空筐随着说话一晃一晃;有蹲在地上抽烟的贩子,烟头明灭之间喷出一口口呛人的白雾;有挎着竹篮赶集买菜的妇人,篮里还装着没卖完或刚买的几样菜蔬,篮子挂在臂弯上忘了放下;还有卖完东西靠在墙根歇脚的老汉,背倚着被太阳晒得发温的土墙,半眯着眼睛,却竖着耳朵听人说话。大家议论的角度各有不同:有人好奇何福高那四千八百多块钱到底是怎么赚的,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有人猜测学习班里头要学些什么,会不会真的能让人开窍;有人感叹平日里看着老实巴交的社员,居然敢做这么大胆的投机倒把违法事儿,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言语之间,既有惋惜,也有不解,更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那惋惜里头,似乎夹杂着对一个熟识乡邻行差踏错的叹息;那不解里头,又像是对这突然冒出来的大数目和从未经过的阵仗感到茫然;而更多的,是一种既惊且疑、想议论又不知该从何说起的复杂心绪,像潮气一样悄悄在人群里弥漫开来。
“唉!真是勿只死,贩菜籽!”
第二章
人们像被一句话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一齐想起了上辈子传下来的那位勿只死,去贩菜籽的老员外。
突然间,那一声勿只死,贩菜籽的老古话,带着深深无奈的叹息不知从哪位乡亲口中传出,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子投进人堆里,把四周低低的议论声一下子压了下去。
那话里满是感慨与自嘲,像道出了说不清的辛酸苦楚,又像把压在众人舌尖上许久的一句老话忽然挑明了。这一声感叹仿佛触动了大家心底隐秘的弦,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片刻,连蹲在地上抽烟的人也忘了弹烟灰,任那截灰白的烟烬软软垂着。
这句话早就刻在了每个长荡湖镇人的心里,是老辈传下来的乡俚俗语,专说那些不听规劝、一意孤行,最后落得一场空的人和事,此刻用在这里,竟有说不出的贴切,仿佛这句话生来就是为了应和眼前这桩事,是专为何福高所准备。
一句话出来,大家立刻心领神会,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都想起了这句俗语来自镇上那位老员外的故事。那故事一代传一代,在长荡湖镇几乎无人不晓。几百年来,这句俗语既带着嘲讽,又透着悲悯,像一把磨得发亮的老尺子,总被镇上人拿来量那些不安分的心。它一直鲜活地留在长荡湖镇人的嘴边,不管是田间闲谈,还是灶边絮语,总有人会在合适的时候拿出来,说给那些想发财反倒倒霉的人听。说的人往往叹一口气,听的人也跟着点点头,仿佛这句话里既藏着前人吃过的亏,也藏着后世人避不开的教训。
相传在很久以前,清河县长荡湖古镇这片土地上,曾有一位姓何的老员外。何家祖辈积攒下的家业传到他的手上,愈发殷实,真可谓家底丰厚,富甲一方。他名下良田千顷,阡陌纵横,放眼望去,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年年都是好收成;那成片的稻浪在风里起伏,金光粼粼,像铺到天边的绸缎。宅院也是数进数出,前厅后堂,东厢西阁,雕梁画栋,气派非凡;重重屋宇连成一片,望过去只觉深阔,处处显着大户人家的体面。家中仆役成群,进进出出,端茶递水、洒扫庭院,各司其职,从早到晚没有一刻闲暇;厨房里炊烟不断,厅堂上应声不绝。
老员外平日里穿的是绫罗绸缎,衣料光鲜柔滑,走起路来袖摆飘飘,衬得人十分体面;出入乘的是高头骡马,那骡马喂得膘肥毛亮,走起来昂首扬蹄,十分威风。他走在大街上,人人见了都要恭敬让路,有认得他的远远便拱一拱手,不认得的见这阵势也忙不迭退到路边。何家真称得上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可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按理说,这样的家世,本该人丁兴旺、儿孙绕膝才是,然而老员外夫妻二人成亲多年,虽说家财万贯,却膝下无子。这成了老员外心头一块搬不开的石头,让他整日愁闷不已,连管家禀报账目时,他也时常听得心不在焉,往往管家说上半天,他才回过神,摆摆手让人下去。偌大的宅院虽说锦衣玉食、衣食无忧,可少了孩童的笑闹声,总觉得空落落、冷清清,像一口深井,表面富丽,底下却静得发寒。逢年过节,别人家院里热热闹闹,鞭炮声声,孩童追着跑;他这院子里却安安静静,只有仆人们小心翼翼走路的声音,连咳嗽都压得低低的,看得人心里发慌。
他常常独自坐在堂前那把红木太师椅上,一坐就是半晌,身子陷在椅子里,眼神却不知落在何处。连府里下人端来的茶凉了又换,换了又凉,他也不曾留意,更不曾端起来呷上一口。椅子扶手被摩挲得油光发亮,仿佛映照着他日复一日的心事,那木纹里都似乎浸着他一声声无声的叹息。他就这样怔怔地望着院子里,看春来桃花绽满枝头,看夏至浓荫洒满庭院,看秋风卷起一地落叶,看冬雪覆上寂静的屋檐;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春去秋来,光阴便在这无声的轮回里,一天天从眼前流走,像是握不住的水,越是想要攥紧,越是漏得干净。院中那些花木荣枯依旧,只有他心底的愁绪,反倒在这年复一年的等待里越积越沉。
一想到自己百年之后万贯家财竟无人继承,祖宗的基业最终不知要落到谁手里,他就觉得心口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怎么也挪不开。那些田产铺面、金银细软,全是祖辈一分一毫积攒起来的家底,难道到头来竟要便宜了不相干的外人?他越想越觉得心口发堵,忍不住长吁短叹,满胸愁绪,有时半夜醒来,对着帐顶也要发好一阵呆。就连桌上摆着的美味佳肴,往日里最合他口味的菜式,如今到了嘴边也味同嚼蜡,才吃上两口便放下了筷子。偌大的宅院,锦衣玉食样样不缺,可这份刻入骨髓的冷清与愁闷,又岂是山珍海味能填得满的?再多的银钱,也买不来一声儿女绕膝的笑闹。
他本就为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而忧心忡忡,日日夜夜盘算着如何寻一个可靠的继承人,思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恰巧有一天,他听坊间传言,说山东那边民风淳朴,容易抱养到健康伶俐的孩子,心里便仿佛照进了一线光亮,当即生出了主意——不如亲自远赴山东,挑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带回来细心抚养,待他长大成人,也好将这份家业托付到他手上。一想到此,这个念头便如同春日里疯长的野草一般,在他心里扎了根,再也按捺不住。他越想越觉得这条路子可行,心中隐隐觉得这便是解开心头郁结的一把钥匙,急切得恨不能立刻打点行装,明日就动身启程。仿佛山东那边,已经有一个白白胖胖的乖巧孩子正等着他去接;那孩子的笑声,甚至已经在这冷清的宅院里回荡开来,原先空落落的厅堂卧房,似乎都因此多了几分生气。
就在这个时候,镇上有个秀才,与何员外家有着几代的恩怨纠葛,见此机会便心生恶念,想要捉弄这位老员外一番。这秀才平日里虽说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可偏偏心胸狭窄,气量极小,凡事都要争个高下,吃不得半点亏。说起来,两家结怨也非一日了。早些年,为了一桩田产纠纷,何员外曾让秀才家里吃了暗亏,折了不少田地银钱。秀才一直将此事记在心里,越想越觉得面上无光,满心窝火,多年来始终耿耿于怀,只苦于寻不到机会报这一箭之仇。他日日在镇上走动,冷眼瞧着何家的动静,就盼着哪天能抓住一个把柄,也好出一出这口憋了多年的恶气。何家越是风光,他心里那根刺就扎得越深。
这一日,他听闻何员外打算去山东抱养孩子,心中不由得一动,暗想机会来了。他知道何员外是靠继承祖上遗产才富甲一方的,自己并无多少经商才华,便整了整衣冠,捋了捋胡须,又对着铜镜端详自己一番,确认自己脸上看不出半分异色,这才装出一副热心肠的样子,踱着方步登门造访。他走得不疾不徐,远远望见何家大门,嘴角先扯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旋即又压了下去。进了门,他先是一番嘘寒问暖,问何员外近日身体可好,家中可还顺遂,绕了好大一圈,这才把话头引到了正题上。
他故作关切地拱手说道:“员外啊,听说您打算去山东一趟?这山东那边的生意可是红火得很呐!您此去,若是单单抱个孩子回来,一来一回的盘缠可不算小数目,倒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变卖些家产,置办几船菜籽带过去贩卖。等到菜籽卖完得了利钱,再从山东采购几船当地土特产生姜回来,这边卖掉菜籽,那边采办新货,一来一回,岂不是两头赚大钱?您想想,船去时不空着,船回时也不空着,这一程水路便成了生财的路子。如此一来,既能赚得盆满钵满,赚回路上的所有开销,还能顺顺当当满足您抱养孩子的心愿,真可谓一举三得的大好事啊!”
说到这里,他又凑近一步,压低了嗓音,故意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仿佛这话被旁人听去,就白白便宜了别人,接着说道:“这买卖若不是看在你我乡里乡亲的份上,我还真舍不得把这发财路子告诉旁人!换了别人来问,我半个字都不会吐露。”他说话时眼珠子还朝门口溜了一下,声音又低了几分,越发显得这条门路来之不易、机密得紧。
他说这话时,面上堆着一派真诚,言语间恳切有加,仿佛字字句句都是在为何员外着想;可那双微微低垂的眼睛深处,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像寒夜里忽闪而过的一缕冷风,稍纵即逝。那笑意只在眼底一闪,随即又淹没在满脸的热络之中。只可惜何员外此时满心满眼都是那个素未谋面的“儿子”,满脑子都是日后后继有人、家业有望的光景,心中被一团美好的憧憬填得满满当当,哪里还顾得上分辨这秀才话里的真假深浅。
何员外平日里养尊处优、安享清福,家中吃穿用度自有人安排妥当,自己从不曾过问生意往来,对经商营生、行情盈亏一概不知,是个十足的门外汉。可听了秀才这番天花乱坠的说辞,竟不假思索便信以为真。他非但没有半点疑心,反倒满心欢喜,只觉这秀才虽说与自己素有嫌隙,倒也难得发了回善心,竟想出这么一个周全的好主意,既能顺路赚上一笔,又能圆了抱养孩子的心愿,真真是再好不过了。他越听越觉得入耳,只当是时来运转,早先郁结在心里的那口闷气,也仿佛被这阵风吹散了许多。
于是,他兴冲冲变卖了部分家产,把祖辈积攒下的田亩铺面换成沉甸甸的银两,又马不停蹄购置了三船菜籽,一袋袋码得整整齐齐,堆满了船舱。他站在码头边,望着那三艘满载的货船,仿佛望见的不是菜籽,而是白花花的银子和那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心里愈发觉得这桩买卖做得值当。他满怀憧憬地踏上了前往山东的漫漫商途,船一离岸,他便立在船头,迎着江风,衣袂飘飘,颇有些志得意满的气派。他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长荡湖镇,看着熟悉的屋舍、石桥在视线中一点点模糊,心里想的并不是此行的凶险与未知,更不曾想过茫茫水路上会有怎样的风浪波折,满脑子翻来覆去都是那个即将到手的“儿子”和那笔即将到手的财富。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衣锦还乡、父子团圆的体面光景,又仿佛听见乡亲们啧啧称羡的赞叹声,嘴角不由得浮起一丝得意的笑容,只觉得这世间再没有比自己更能运筹帷幄的人了。船下江水滔滔,两岸青山缓缓移动,他却无心赏看,只觉得这一路风都是顺的,水都是平的,连天边那几朵浮云,在他眼里也像是专程来为他送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船到山东时,已是春夏之交,暖意渐浓,雨一连下了十多天没停,待雨停歇,天气又一日热过一日,太阳也一天比一天毒辣,晴时晒得水面白花花晃眼,雨时又闷得人喘不过气来。何员外一行人在路上颠簸数月,历经季节更替,时而遇着绵绵春雨,淋得浑身透湿;时而顶着烈日骄阳,热得汗流浃背,风雨无常,行路颇为艰辛。那三船菜籽自打装船便一袋袋码得严严实实,闷在密不透风的船舱里一日日捂着,偏又赶上这段潮热天气,船舱深处渐渐泛出湿漉漉的水汽,那些菜籽长时间受湿受潮,大都在途中悄悄发了芽,嫩白的芽尖争先恐后破壳而出,一袋袋翻开来看,满眼皆是,原先粒粒饱满的好菜籽,竟成了这般模样,叫人看了心疼。即便有少数侥幸没发芽的菜籽,等抵达山东后,也早已错过了当地的菜籽收卖时节,根本无人问津,怎么也卖不出去。码头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可那些人见了这一袋袋发了芽的菜籽,不是摇头摆手,就是绕路走开,仿佛沾上了什么晦气,连问价的都没有一个。何员外站在码头边,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带来的货这般冷清清地无人理会,心里像被浇了一盆冷水,满心的热望登时凉了大半。
何员外起初还抱着侥幸心理,不肯就此认栽,总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兴许转机就在眼前。他在客栈住了大半个月,日日早早起来,略略梳洗后便匆匆赶到市场打听行情,见着人就凑上前搭话,满脸堆笑,再三赔着小心,好话说了一箩筐,盼着能遇上一个识货的买家,将这批货贱价处理掉,多少回些本钱,不至于赔得血本无归。可日复一日,希望便如晨间的薄雾,一点一点消散破灭。眼看着盘缠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吃饭住店、车马船资,处处都要银子,白天在人前还要强撑着体面,不敢露出半分窘迫,夜里回到房中对着账目算来算去,心中愈发焦灼难安。钱袋一日比一日瘪下去,原先鼓鼓囊囊装着的银两如今已所剩无几,而手中的菜籽却一文不值,白送与人都未必有人肯要。他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灰败,初来时的红润气色早已不见踪影,眉宇间堆满了愁云,连走路都少了先前的底气,脚步沉甸甸的,仿佛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先前那股志得意满的神气,早已消磨得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挥之不去的惶惶然。这惶惶然像影子一样跟着他,白天在市场上被人冷眼看过,夜里回到客栈独对孤灯,便愈发显出几分凄凉来。他独自坐在客栈窗前,半扇木窗被风推得吱呀轻响。他目光穿过窗缝望向外头,街市上人来人往,挑担的、推车的、叫卖的,各种声响混成一片,处处透着一股热腾腾的活气。可那热闹落在旁人眼里是繁华,落在他眼里却只是一片与自己无关的虚影。他望着客栈窗外熙熙攘攘的街市,只觉满目皆是陌生与冷清。那一张张擦肩而过的面孔,没有一张与他相干;那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街巷,也没有一条肯收留他。偌大的山东地面,竟没有一处能容他安身,仿佛天地虽宽,偏偏将他这个人漏了出去。心中那份凄凉与悔恨,如潮水般一阵一阵涌上来,后浪推着前浪,堵在胸口,涨得他几乎喘不过气,说不出的难受,也说不出的无望。他坐着坐着,只觉得连眼前的景象都模糊起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何员外如遭晴天霹雳,脚下像是被人抽去了根基,整个人怔在当场,半晌动弹不得。脑子里嗡然作响,像有千百只蜂子在耳边乱撞,又像一记闷雷贴着天灵盖炸开,炸得他神思恍惚,好半晌回不过神。他呆呆望着那一袋袋发了芽的菜籽,那些曾经寄托着他全部指望的东西,眼下却只成了霉烂破败的一堆废物;又望着码头上那些避之不及的目光,众人或扭头,或绕路,或装模作样去忙别的事,谁也不愿与他对上眼。他仿佛一夜之间从云端跌入泥沼,先前盘算的富贵荣华转眼成空,竟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直落得万念俱灰,连叹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自觉无颜面对远在江南的妻子,想起临行前她眼里的担忧与不舍,那眼神里分明藏着千言万语,却终究只化作一声低低的叹息;又想起她欲言又止的模样,几次三番想劝,又怕扫了他的兴,只得把满腹心事咽回肚里。如今想来,更觉心如刀绞,悔恨交加,恨不得时光倒流,好教自己把那些话一句句听进心里。他更无脸回到故乡清河镇,镇上那些送他启程时满是艳羡与恭维的面孔,那些“何员外此去必定发财”“日后可别忘了乡里”的奉承话,如今想来都成了扎在心头的尖刺,一根根往心口里扎。他几乎可以想见,自己若是灰头土脸回去,那些闲言碎语会如何将他里里外外剥个精光,昔日的体面与风光,只怕眨眼间便成了全镇人口中的笑谈,连带着祖先的名声都要被人翻出来作践。
他想起当初变卖家产时妻子担忧的眼神,那眼神忧心忡忡,像是对他此举早有不安,只是碍着他的性子,不曾把话说透。又想起镇上人对他此次“发财之行”的种种议论,有人羡慕他敢想敢拼,有人眼红他就要发达,也有人暗暗等着看笑话,只把那些热络话挂在嘴边,心里却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只怪自己被那笔财富迷了心窍,满心满眼只有白花花的银子,一句劝也听不进去,谁的话都当了耳旁风。如今果然落得这般田地,血本无归不说,连回乡的路都似乎断了,就算回去也只能沦为全镇人的笑柄,这叫他如何活得下去?他越想越觉得无路可走,越想越觉得天大地大,竟没有他容身之处,仿佛每一条路都被人堵死,每一扇门都对他关得严严实实。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风声呜咽,雨丝斜织,河岸上黑沉沉一片,连远处村庄的灯火都看不见。他独自踉跄着来到运河边,脚步虚浮,身影被风雨撕扯得摇摇晃晃。风雨扑打着他单薄的衣衫,衣衫早已湿透,紧紧贴在身上,满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咸涩的、冰凉的,都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出是哪一种。他望着眼前滔滔翻滚的河水,那河水黑浪翻涌,像张着大口要把一切都吞没;最后望了一眼来路的方向,那里曾经有他的家,有他的体面,也有他回不去的一切。心中蓦地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与决绝,像是终于认了命,又像是再也撑不住了,最终绝望地跳入了波涛汹涌的大运河,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那夜风雨交加,雨水倾泻如注,河水滔滔,拍打着岸石发出沉闷的轰响。岸边空无一人,既无灯火,也无犬吠,只有风声呜咽,雨势凄迷,仿佛天地间没有一个生灵知晓,这位曾经富甲一方的老员外,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在了黑暗之中。他生前的富贵、挣扎、悔恨,都被那漫天风雨遮了个干净,只留下一句若有若无的叹息,在夜风里打了个旋,被浪头一卷,便再也寻不见踪影。
从此以后,清河县长荡湖镇上便流传开了一句家喻户晓的乡俚俗语——“勿只死,贩菜籽。”这句俗语不仅警示后人莫要轻信他人之言,更成了对何员外悲剧命运的深刻写照,像一块刻在乡人嘴上的石碑,代代相传。镇上那些年长一辈,但凡见着家中后生动了发财的念头,或是被旁人的甜言蜜语哄得头脑发热,便总要摇头晃脑搬出这句老话,翻来覆去念叨上几遍,语重心长,生怕年轻人忘了这前车之鉴,又踩着前人的脚印往深坑里跳。
茶余饭后,田间地头,人们说起何员外的旧事,也总忍不住拿这句俗语作结。大家围坐一处,或端着茶碗,或倚着锄头,叹一声,摇一摇头,说好端端一个殷实人家,有房有地,不愁吃穿,只因一时贪念上头,听信了他人的怂恿,把身家性命都投了进去,竟落得个身死他乡、散尽家财的下场,怎不叫人心惊,又怎不叫人替他可惜。
数百年来,长荡湖镇的人们用这句俗语嘲笑着那些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到头来落得一场空的人。但凡谁家有人做事不听劝阻,一脖子倔筋,旁人便要说他怕是要应了那句“勿只死,贩菜籽”了,言语间既有几分揶揄,又带几分警醒,像是拿前人的苦头敲打后人,叫他们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可叹的是,笑话归笑话,这样的人却一代又一代接连出现,仿佛那句俗语只被挂在嘴边,从未真正落到心里。先是有不自量力的,觉得自己比何员外精明百倍,脑瓜灵、门路广,断不会走上他的老路;再是有利令智昏的,明知前面是个坑,也要闭着眼睛往里跳,总觉得天大的富贵就该落到自己头上,别人翻船是别人愚蠢,轮到自己必能化险为夷。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结果个个都成了新的例证。
于是,这句俗语一遍遍地被人提起,那些教训也一次次地被人忘记。前人的血泪不过是后人茶余的一阵唏嘘,唏嘘完了,照旧有人拍着胸脯往火坑里闯,仿佛悲剧的轮回在这片土地上从未真正停止过,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只是换了张面孔,换了桩买卖。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各类稀奇古怪的事情层出不穷,东边才唱罢,西边又登场,让人目不暇接,真个是只有想不到,没有见不着的。人间的悲喜、荒唐、巧合,缠在一起,比那说书人编的故事还离奇几分,叫人听得瞠目,也由不得不信。
这不,长荡湖镇古有何员外贩菜籽倾家荡产,今有何福高卖板鸭被关进市管所,虽然时代不同,事情不一,一个在旧时乡镇,一个在如今市井,遭遇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细细想来,却又隐隐透着几分相似。何员外听信了旁人的怂恿,一心想靠贩那批菜籽发笔横财,把全副身家都押了上去,到头来血本无归,落得个身死他乡的下场;何福高呢,兴冲冲挑着板鸭上市,指望着赚几个辛苦钱,谁知竟撞上了这般说不清道不明的变故,被关进了长荡湖镇市场管理所里,成了投机倒把分子,一担板鸭没卖出去,人反倒先进了班房。这真是祸从天降,叫人啼笑皆非,也由不得不把那句老话又翻出来咂摸咂摸。
虽说二人一古一今,一个栽在菜籽上,一个栽在板鸭上,最终都落得个两手空空,脸上无光,但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命数,却仿佛在冥冥之中暗相呼应。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这两桩相隔久远的事情悄然牵到了一处,让前人的教训改了妆,重新在后人身上搬演一遍,不能不叫人掩卷沉吟,心生感慨。
“娘的!都什么年代了,他市管所还胡乱抓人!”
突然间,不知是谁恨恨地骂了一声,那声音又粗又冲,像块石头砸进人堆里,声音里满是愤怒和不平,听得出来是憋了许久,实在忍无可忍才从喉咙里迸出来的。
这声咒骂来得十分突兀,仿佛闷热的午后突然炸开的一声惊雷,瞬间把原本议论纷纷的人群震得愣了片刻。刚才还嘈杂一片的场面,像是被人一把攥住了喉咙,霎时间静了下来,连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都矮了三分,只余下众人粗重的呼吸声。紧接着,这声咒骂就像一道无形的命令,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力。原本还在各自交头接耳的人们,此刻都停了话音,有人张着嘴,有人扬着眉,目光像是接到了指令一般,齐刷刷地在人群中搜索起来,想要找出那个发声的人。
有人踮起脚尖,有人侧过身子,还有人干脆往人堆里探着脑袋四下张望,后头的人扒着前头人的肩膀,前头的人又回过头去寻找,场面一时有些混乱。大家心里都在暗暗琢磨:这话虽然粗野了些,倒也喊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只是不知道是谁有这般胆量,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名道姓骂街,也不怕这话传到市管所的人耳朵里去。
很快,大家的目光就锁定在了一个人身上。骂人的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身材健硕,四肢粗壮,站在人堆里比旁人高出半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他上身只穿了一件鲜艳的红色背心,在人群里格外醒目,那红色亮得扎眼,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背心紧紧绷在身上,勾勒出厚实的胸膛和宽阔的肩膀,两块胸肌鼓鼓囊囊,随着他急促的呼吸一起一伏,活像藏着两座随时要喷发的火山。肩头上随意搭着一件短袖衫,透着几分不羁,看那样子显然是跑得急了,连衣服都没顾上穿周正,一只袖子还反卷着。他那张国字脸上,鼻子正一翕一翕出着粗气,一看就是气得不轻。两道浓眉拧在一起,中间几乎挤成了一个疙瘩,眼光里直冒怒火,直直盯着前方,眼珠子都像是要瞪出来,分明正处在暴怒的临界点,只要稍有一点火星,便会轰然炸开。周围的人瞧见他这副要吃人的模样,都不由自主往两旁退开,生怕他按捺不住,把无名火撒到自己头上。
“哎哎哎,小伙子,你骂人干什么?”
这时,一个戴着市场管理红袖套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语气里带着不满和责备。他约莫四十来岁,身材不高,但走路步子稳稳当当,带着当干部的人惯有的架势,仿佛脚下踩的不是地面,而是一层看不见的台阶。他走到小伙子跟前,不紧不慢站定,先把左臂上的红袖套正了正,又掸了掸衣袖,才抬眼看着对方,派头摆得十足。
他眼神锐利,显然对这种场面并不陌生,嘴角微微紧绷,脸上写满了不耐,仿佛眼前这桩事不过是平日里见惯了的寻常纠纷,根本不值得多费心神。话虽说得不重,可语气里透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味道,像是在提醒对方:在这市场上,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年轻在此撒野。那眼神与其说是看人,不如说是在打量一个不懂规矩的刺头儿。
“你什么意思?你怎么帮投机倒把分子说话?”
中年人见小伙子非但没有半分收敛,反倒梗着脖子、瞪起眼睛和他对视,心里原本的几分不悦又添了几分,恰似火上浇油。他继续质问,语气里的不满几乎要溢出来,声音虽然不高,却带着当干部的人惯有的压人气势,一字一句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每个字落地都带着分量,压得人耳根发沉。
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跨了小半步,这一步看似随意,却正好停在离小伙子不到一臂远的地方,像是要用那不怒自威的气场硬生生把对方的气焰压下去。他微微仰起下巴,目光直直钉在对方脸上,像两根钉子,一下一下往人脸上楔,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在这长荡湖镇市场上,还轮不到你一个毛头小子在我面前充好汉。
说着,他索性把右手食指直直戳到小伙子的鼻尖跟前,指尖几乎要碰到对方的鼻梁,态度之强硬,摆明了没有半点转圜的余地。这一戳,就像一把火直接凑到了炮仗捻子跟前,周围人的紧张情绪立刻被勾了起来,原本稍有松动的空气仿佛又一下子绷紧,连四周的嘈杂声都低了下去,静得能听见近旁人的衣料摩擦声。
在场的人谁不知道这管理员是长荡湖镇工商所严所长的亲信熊小二?严所长在镇上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做过副镇长,平日里说一不二,手底下的人自然也跟着硬气三分。要是事情真闹到他那里,惊动了那尊大佛,怕是不好收场,弄不好在场这些人也要跟着沾惹是非。众人心里飞快掂量着利弊,越发觉得这热闹不是随便看的。
人群里已经有人暗暗倒吸一口凉气,那口凉气从牙缝里钻进去,直凉到心口;也有人低声劝道:“算了算了,别惹事!”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被谁听去,劝完还左右瞄了两眼;还有人偷偷后退两步,悄悄往人堆后面缩,生怕待会儿动起手来,自己遭受池鱼之殃。一时间,刚才还往前挤的人,有几个已经开始不声不响往后挪。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场争执已经不是两个人口角那么简单,若是处理不当,极可能引发更大的麻烦,到时候在场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于是众人纷纷屏息静气,连大气也不敢出,不少人攥紧了拳头,掌心都攥出了汗,眼睛却一眨不眨盯着场中两人,等待着事态进一步发展。空气里弥漫着无形的压抑,像暴雨来临前的闷热,又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都可能被扯断。
市场上的人们很快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原本松散的人群一下子挤成了密不透风的一圈,有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有皱着眉头担忧的,也有急着想上前拉架的。几个热心人抢先上前劝解这个愣头小伙子,想要平息他的怒火,又是拍肩又是拉胳膊,嘴里不住说着软话;另一部分人则对着气势汹汹的管理员好言相劝,让他冷静下来,别跟一个毛头小子计较。劝架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倒像是要把两人团团裹住。
一个中年人伸手拉住小伙子结实的手臂,劝道:“小兄弟,少说两句,忍忍就过去了,犯不着较这个真!”那手用了些力,像是怕他一甩胳膊冲出去。也有人陪着笑脸对管理员熊小二说:“您大人有大量,年轻人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头我们说说他。”笑容堆在脸上,却透着一股子小心翼翼。两边劝的人都不敢大声,生怕一个不小心又拱起火来,那架势活像捧着一堆干柴走近火场,每一步都提着心。
在众人的劝说拉扯下,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很快被拉开了距离,小伙子和管理员之间被劝架的人隔开了一小段路,算是暂时避免了进一步冲突。可两人分开归分开,眼神都还死死胶着在对方脸上,一个瞪着眼,一个斜着眼,目光像两股绞在一起的绳子,谁也不肯先松劲。看那架势,就像两只铁了心要斗角的公羊,只要一松手,立马又要扑到一起。
管理员熊小二一边骂骂咧咧,嘴里不干不净嘟囔着,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冒,一边退到了人群圈外,人虽往后退,眼神里却仍带着几分不甘和愤恨,那目光像是两把刀子,隔着人群也要往小伙子身上剜。而那小伙子显然还没发泄完心中的怒气,只见他猛地一拉肩头的衣服,紧紧抓在手里,像攥着什么武器似的,手背上青筋暴起,再次提高嗓门大声叫道:“他市管所有什么权力这样抓人?他娘的,老子就是看不惯这种霸道行为!卖几只鸭子犯什么王法?狗日的东西,他最好给我小心点!”
他喊得面红耳赤,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声音又高又炸,像是要把多日积攒的憋屈一并吼出来。那吼声在人群头顶炸开,震得近旁的人耳根发麻,也震得本就不平静的市场越发躁动起来。
他还想继续发泄胸中积压的不满,那些冲人的话早已涌到嗓子眼,憋得他脖颈发紧,只差一口气就要冲口而出。可还没等他再骂出半句,同村上几个知道内情的围观者已经抢步出来,眼疾手快扑了过来,几只手同时伸向他,连推带拉、又拖又拽,硬把他一步步往人群外带。他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生怕他再惹出更大的麻烦,更怕这团刚点起来的火烧得太旺,反过来燎到自己身上。一行人一边拖一边劝,有的拍着他的肩膀宽慰,有的拉着他的胳膊拦阻,嘴里连声说着“走走走,回家去,别在这儿理论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语气又急又低,像是哄,又像是求。一帮人连推带搡,搂腰的搂腰,拽袖子的拽袖子,硬生生把他从密密匝匝的人堆里架了出去。小伙子虽然满心不情愿,身子被几双大手死死钳住,左挣没挣脱,右扭也没挣开,只能一边被人拖着往外走,一边回过头,不甘地朝管理员站着的方位狠狠瞪了几眼,眼风又冷又硬,像刀子似的甩了过去。
熊小二在一旁瞧见这情形,气得脸都青了,青得几乎发黑,额头上的青筋也一根根鼓了起来。他跳着脚冲那被拖走的背影高声叫骂:“你个野种别想就这么走了,你有种就留个名字下来,别做缩头乌龟!”他一边扯着嗓子骂,一边不住跺脚,声音又尖又厉,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子,硬生生要把整个市场的嘈杂划开一道口子。这一嗓子出来,周围原本看热闹的看客们顿时交头接耳,纷纷侧目,有往前凑的,有往后缩的,目光全在他和那远去的人影之间来回打转。
“老子怕你个屌!”小伙子毫不示弱,猛然回过头应声,声音又硬又冲,像块石头砸在人群头顶,“我叫田埂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有种就来寻我,看我收不收拾你!”他报出名字的时候,胸膛挺得老高,脖子也梗得直直的,那副模样就怕人家不知道他是谁,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悍气,像只斗红了眼的公鸡,气势上丝毫不肯矮下半分。
周围的人一听这名字,先是一愣,随即都在心里默默记下,私下里交头接耳嘀咕起来:这田埂豆,名号怪,脾气也冲,怕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儿。有人把这名字翻来覆去默念两遍,仿佛要从这三个字里咂摸出几分来头;有人悄悄吸了一口气,脚步不自觉又往后挪了挪,生怕沾上什么是非。
说完,他把衣衫往肩头上一搭,动作利落又随意,像是随手掸去了一身尘土,又像是把刚才那一场争执一并甩在了身后。随即昂首挺胸,大踏步离开了现场。那步子迈得又稳又阔,一步下去像要把地面踩实,脚下呼呼生风,腰杆挺得笔直,脑袋高高扬着,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那副模样,真有几分坐不改姓、行不更名的英雄好汉气概,叫人一时竟分不清他是真英雄,还是硬充出来的光棍胆气。
他走得大步流星,头也不回,仿佛身后那些或惊讶或担忧的目光统统与他无关,只把一个挺拔倔强的背影留给了众人。那背影被阳光拉得老长,落在地上像一道利落的墨线,每一步都踏得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像是在告诉所有人:他田埂豆行得正站得直,不怕谁来寻事,更不怕谁来算账,既然敢当众报出名号,就没打算缩头缩脑躲着走。众人望着他越走越远的背影,心里都不由得暗暗咂摸:这年轻人还真是块硬骨头,说走就走,眼皮都不带眨一下,倒叫人有些佩服,又有些替他捏一把汗。
熊小二自忖自己打不过他,也不敢自讨苦吃真追上去抓他。一来自己孤身一人,身边没个帮手,真动起手来未必讨得了便宜,说不定反要在众人面前再丢一回脸;二来众目睽睽之下,事情若再闹大,既不好收场,也显得他这管理员沉不住气,倒不如先放他走。于是只好愣愣地站在原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嘴里喃喃自语:“田埂豆?这个名字我记住了!”他把“田埂豆”三个字放在舌尖上碾来碾去,像嚼着一颗咬不碎的铁豆子。
他念叨的时候,两条眉毛拧成一团,眉心里像打了个死结,那语气低低地、狠狠地,像是要把这三个字一字一字地刻进脑子里,又像用指甲在心头划了三道印子,生怕自己回头就忘了似的。说完,他撇下还在围观的人群,转身气咻咻地走了,走的时候步子又急又重,脚后跟像要把地面踩出坑来,浑似把一肚子的火气全撒在了脚下的地面上,那背影一颠一颠的,透着一股子不甘和怨气,渐渐淹没在市场的嘈杂里。
熊小二一边走,一边还忍不住回头朝那远去的背影狠狠瞪了一眼,那眼神里满是愤愤不平,眼珠子都瞪得有些发胀。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冷哼,像含着一口吐不出的浊气。他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酸咸苦辣一起翻上来,怎么想怎么不是滋味。他边走边在心里暗忖:这事绝不能就这么轻易了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小年轻指着鼻子叫骂,这口怨气要是硬生生咽下去了,往后他在这市场上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可他到底还算有几分理智,知道眼下若当场发作,未必占得到上风,反而更下不来台,于是只好暂且忍下这口气,把牙根咬得格外紧,只等来日再找机会,好好算这笔账。
可围观的众人却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愈发紧张了起来。刚刚瞧着田埂豆扬长而去,还以为事情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心里那根弦刚松了半寸;没想到管理员临走时阴沉沉的脸色,又把大家的心重新悬了起来,悬得比先前还高。刚刚稍稍松懈下来的气氛,像被一只无形的手重新攥紧,空气里仿佛还残留着火星子,稍稍刮过一点风,就能再燎成一片。人们纷纷猜测市场管理所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会给田埂豆吃什么样的“好果子”!有人往好里猜,有人往坏里猜,越猜心里越没底。
有人说,怕不是要派人去他家里找他麻烦;也有人说,兴许过两日风声过去了,也就没事了;还有人压着嗓子嘀咕,这管理员熊小二可是严所长的亲信,如今吃了这么大的亏,怕是不会善罢甘休。你一言我一语,虽然谁也说不出个准话,可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担忧。那气氛仿佛一个刚刚散架的木桶又要重新被箍起来,桶板一块块合拢,箍也一圈圈勒紧,让人感到压抑不安,那股无形的劲儿勒得人心里发闷。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里传递着各自的心事,却没人再轻易开口说话,嘴巴闭得紧紧的,像是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对,又惹出什么祸端来。有人摇着头,有人叹着气,也有人意味深长地望着田埂豆消失的方向,目光久久不肯收回来,心里默默盘算着这事接下来会如何收场,越想越觉得这市场里的天,怕是要阴上一阵子了。
太阳依旧高高挂着,白亮亮的光照得人眯起眼睛。长荡湖市场里的喧闹也渐渐恢复了,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车轱辘碾过石板的声音,又一波一波地涌了起来。可那一团疑云,却悄悄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像贴着房檐的阴气,怎么也散不开。大家嘴上照常说笑,买卖照常做,可眼角眉梢里,总像多了点什么,又像少了点什么。
在这个宁静而略显闭塞的长荡湖古镇上,居民们养成了一种颇为奇特、也不算太好的习惯:每当看见有人群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或是热烈讨论着什么,不管是大事小情,都会不由自主被勾起强烈的好奇心。那份好奇心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由不得人做主,脚底下便先有了动静。他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上前去,迫不及待地伸长脖子,凑近围成的圈子,试图探听其中的奥秘,一双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恨不得从人缝里直接钻到最里头去。仿佛被围观的中心藏着什么不得了的惊天秘密或是令人瞩目的新鲜事,就像天天会有粉碎“四人帮”的惊人消息似的,少看一眼便像吃了天大的亏。哪怕有时候人群中心不过是两家人为一只走失的母鸡起争执,或是一个外乡人站在街头卖药,他们也依然乐此不疲地围拢过去,挤得里三层外三层,前胸贴后背,脚尖踮着,肩膀挨着,直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听得一清二楚才肯罢休。那份劲头,比赶集还足,比看戏还急,仿佛一桩小事里也藏着说不尽的门道。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好奇心,大抵也是水乡古镇居民打发漫长时日的一种本能吧。日子过得慢,生活又单调,河水一天天不紧不慢地流,街巷一天天不声不响地铺着,若不寻些热闹来瞧瞧,那太阳落山前的时光便格外难熬。一旦有了些许动静,就等于在寡淡的日头里撒了一把盐,七分咸,三分鲜,总归比白水似的时光更有滋味。
随着时间推移,围观人群会如同滚雪球般越聚越大,原本只是生活中一闪而过、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竟会出人意料地变得比当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震撼升空的盛况还要引人入胜。航天飞机升空那样惊天动地的事,好歹还有电视转播和记者解说,荧幕上画面清晰、声音响亮,专家学者还能头头是道地分析一番,世人隔着屏幕也能看个明白;可眼前这街头巷尾的寻常小事,却能让全镇男女老少都牵肠挂肚,茶也不想喝了,活也不想干了,非得凑到跟前听个究竟,仿佛其中藏着关乎社稷安危的重大玄机。说来也怪,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小事,越能在人们嘴里滚出更多的花样。
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登高一呼,可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传十,十传百,不多时便传遍了长荡湖古镇的大街小巷,连河埠头洗衣服的妇人、田埂上歇脚的庄稼汉,都会听得津津有味,手里的棒槌忘了落下,地头的旱烟也忘了再吸一口。每一次突发事件,都会成为小镇居民津津乐道的核心谈资。茶余饭后、田埂地头、桥堍石阶上,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绘声绘色描述着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从当事人的一个眼神,到围观者的一声叹息,都能被反复咀嚼、添油加醋传上好几遍,仿佛不把这件事嚼透聊烂,就对不起这漫长的午后时光。你说一遍,我添一句,他再改个花样,一桩小事竟被讲得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大戏,讲到兴起处,连说的人带听的人都忘了时辰。
在这个古镇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则颇具讽刺意味的笑话,生动诠释了居民们爱凑热闹的习性:某一天,田埂豆正悠然自得漫步在小镇大街上,心里盘算着晚饭该吃什么,或是田里的庄稼又长高了几寸,整个人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他背着手,踱着步,双脚沿街慢慢走着,嘴里还哼着小调,脚步不急不慢,似乎日子正顺着心思往前淌。突然间,他掏鼻子掏伤了鼻内软组织,只觉鼻子里一阵热流涌出,鼻血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温热的液体顺着鼻沟往下淌,就像一条细细的红蚯蚓,吓得他一个激灵,本能地停下脚步急忙仰起头,想靠这个姿势减缓流血。他不敢低头,一低头血就会顺着嘴唇滴到衣襟上,太不雅观;又没有棉花球可塞住鼻孔,于是只能仰着脖子皱紧眉头,目光也不由自主投向天空,倒像是天上真有神仙在施展止血妙法似的。他心里又急又窘,偏偏又动弹不得,只好眼巴巴盼着这鼻血快些止住,好让他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收拾收拾,免得叫熟人撞见这副狼狈相。
恰好路过的其他居民目睹了这一幕,误以为他在仰望天空中出现了什么异常奇特的景象——比如飞碟降临、祥云翻滚、老鹰抓小鸡之类的新鲜事,于是一个接一个停下脚步,纷纷效仿他的动作,仰面朝天瞪大眼睛,四处搜寻天际可能存在的神秘物体。那情形就像有人在街中央竖了根看不见的旗杆,大家都不约而同顺着杆子往上瞧,谁也没想着先问一句“到底在看什么”。
有人还特意用手搭起凉棚,眯缝着眼睛看得格外认真,仿佛怕错过什么千载难逢的细节;有人甚至张开嘴巴,露出一副目瞪口呆的神情,仿佛已经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奇观。那张大的嘴半天合不拢,下巴像脱了臼似的,眼睛里却空茫茫一片,除了天,还是天。
原本安安静静的大街,转眼间便热闹起来,脚步声、询问声、啧啧称奇声响成一片,像有人往油锅里泼了一瓢水,顿时炸开了。人们你挤我,我挨你,互相打听“在哪呢?在哪呢?”一时间,竟比那逢年过节的集市还要喧腾几分。
这种从众心理如同病毒般迅速传播开来,不一会儿,整条大街的行人几乎都加入了这场莫名其妙的“观天盛宴”,个个神情严肃,专注地凝视着蔚蓝的天空,仿佛天上随时会掉下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抱孩子的妇人,任由孩子哭闹着要往前挤,自己只顾仰头张望;挑担子的货郎,索性把担子往路边一搁,也仰起脖子凑起了热闹;骑自行车路过的青年,脚一点地单脚撑着就抬头望天,差点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车把晃了几晃才勉强稳住,可脖子仍旧不肯低下来。
还有人从临街的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手扶着窗框,脖子伸得老长,连后脑勺的头发都蹭到了窗棂上,也顾不得那窗棂上的灰沾了一头。整个场面颇有几分庄严肃穆,又带着几分滑稽可笑,仿佛天上正上演着一出众人期盼已久的牛郎织女的大戏,谁若错过了,便枉为这镇上的居民。其实天上不过几片薄云悠悠地飘着,连只麻雀都没飞过。
终于,那位最初因流鼻血仰头的田埂豆止住了血,缓缓低下头来,却惊讶地发现周围的人竟然都仰着脸,目光迷离地望着天空。他不禁满心困惑,脑子里嗡的一声,心想:这又是闹的哪一出?莫不是天上真出了什么稀罕事,把他这位土生土长的本镇人给蒙在了鼓里?他先还以为自己眼花了,使劲眨了两下,再睁眼一看,满街的人仍旧齐刷刷仰着头,那场面简直像所有人都中了什么邪。
于是开口问道:“你们都在看什么?天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他这一问,原本鸦雀无声的人群忽然有了动静,人们面面相觑愣了片刻,有人尴尬地笑了笑,挠着后脑勺回答道:“嗨,我们见你一直仰头望着天,还以为天上有什么稀奇东西,所以就跟着你一起看了。”那人说这话时,脸上带着几分不好意思,眼神躲躲闪闪,像是生怕被人看出自己也觉得这行为荒唐。
旁边的人听了,也纷纷放下脖子,揉着发酸的颈子,发出一片低低的笑声。
田埂豆闻言哭笑不得,解释道:“哎呀,我哪里是在看什么东西啊,我是突然流了鼻血,才不得不仰起头来的!”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三分无奈七分好笑,自己也想不到一个止鼻血的动作,竟能引来满街人驻足围观。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孔,又指了指衣襟上隐约的血迹,像是在为自己作证,又像是在替满街的人感到不值。
那几点血迹并不显眼,只是两三个暗红色的印子,像是什么无关紧要的记号
起初,人们还站在原地,抱着最后一丝侥幸,盼着天上突然现出什么奇景来为自己正名;脖子仰得发酸,眼睛也望得发直,可等了半晌,天上除了几朵懒洋洋的白云,什么也没有。连那白云都像是瞧穿了这场闹剧,慢吞吞地飘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既不散去,也不变个花样,像是故意耗着底下的人。于是,围拢的人圈便像退潮一般,一层一层散开了,起初是外圈的人先松动,接着中间的人也跟着转过身,最后连里头那几个最不肯走的也慢慢挪了步子。在弥漫着失望与无奈的氛围里,大家终究带着满心遗憾和难以言喻的不满,悻悻然又依依不舍地慢慢离开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无数期望的地方。有人走出老远还忍不住回头张望一眼,见天上依旧空荡荡的,这才彻底死了心,脖子像断了似的耷拉下来;也有人一边走一边叹气,嘴上念叨着“白等了这半天”,可脚步却比来时慢了许多,仿佛还在盼着什么奇迹似的,一步一停,一步一顿。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深深的失落,那失落像一层灰蒙蒙的薄雾,笼罩在眉宇间,怎么也拂不去,连带着眼角和嘴角都往下坠了坠;眼神中流露出无尽的惋惜,目光仿佛被什么抽去了神采,连眨动都显得迟缓而沉重,眼皮像挂了二两铅,抬起来都费劲;脚步也格外沉重,仿佛每迈出一步,都承载着沉甸甸的不甘,像是脚底沾了厚厚的泥,抬起来要费好大的力气,鞋底擦着地面,发出拖拖拉拉的声响。
有人还是一步三回头,脖子拧得像根麻花,眼睛还恋恋不舍地往天上瞟,似乎盼着那空荡荡的天际突然又冒出什么奇迹来,哪怕只是一只鸟,一片云,都能让心里好受些;有人嘴里嘟囔着,声音低低的、含含混混的,抱怨这场闹剧收场得太没意思,白白耗费了这么多工夫,连个像样的交代都没有,话说得断断续续,像含着一口热豆腐;还有人默默盘算着,待会儿见了街坊邻居,该如何绘声绘色地讲这档子糗事,该先叹一口气再摇头,还是先拍一下大腿再苦笑,才能把心里的憋屈和荒唐说得活灵活现,让人听了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怜。
人们心中原本炽热的期待和美好的希望,曾像炉膛里的火苗一样烧得旺旺的,照亮了每一个等待的瞬间,连那些仰望天空的脸都被映得红扑扑的;可在这一刻,那些火苗却被一盆兜头浇下的冷水无情浇灭,嗤的一声冒起几缕白烟,化作片片飘零的碎片,随风逝去。那些碎片有的打着旋儿,有的直直坠落,像秋天的枯叶一样找不到归处。那碎片落在青石板路的缝隙里,落在屋檐下的水洼中,激起一圈细小的涟漪,慢慢又归于平静;也落在人们微微发酸的后颈上,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拍了一下,提醒着他们方才那一场集体的痴迷——那种仰着脖子、屏着呼吸、把全部心神都交给天空的痴迷,此刻想来,倒像一场梦醒之后残留的恍惚,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最终,大家只能无奈接受这个现实,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念头也被一点点摁了下去。尽管心里还存着百般不甘、千般委屈,可天上的云还是那几朵云,风还是那阵风,再等下去也只是白费力气罢了,说不定还要被熟人笑掉大牙。于是,人们一步三回头,带着满腔遗憾和未了的情愫,缓缓离开了那万众瞩目的观天现场。每一步都像踩着叹息,每回一次头都像在跟什么重要的东西告别,似乎那空无一物的天上,反倒成了他们舍不得放下的念想。街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留下几串被踩得歪歪斜斜的脚印,深深浅浅印在尘土里,像是某种无声的记载;还有鸟儿偶尔掠过天际时发出的几声清啼,那声音清脆又短促,仿佛在笑人类的痴心,又仿佛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随便叫了两声
听到这个解释,围观的人们才如梦初醒,纷纷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同时也有些难为情。他们互相看了看,忍不住笑出声来,才发现自己刚才的举动竟是如此荒谬可笑。那笑声起初还低低的,像从喉咙里挤出来,后来一阵接一阵,止也止不住,整条街都跟着快活地抖动起来。有人笑得直拍大腿,有人笑弯了腰,连那还从窗户里探着身子的人,也笑得缩了回去。大家笑过之后,又都摇头叹几声,仿佛在笑自己,又像在笑这满镇子人共有的那点愚气。有人羞得涨红了脸,那红色从脖子根一直爬到耳后,像是被人当众戳穿了什么心事;有人低着头直搓衣角,指头把衣角揉来揉去,几乎要搓出个洞来;还有人哈哈大笑着拍打身旁同伴的肩膀,那笑声又脆又响,嘴里连声说着:“哎哟,这可真是闹了个大笑话!”
笑声在街上荡开,起初还高高低低地交错着,后来便连成一片,带着一丝自嘲,也带着一丝释然,好像方才那场集体发呆的傻气,都被这一阵笑冲淡了几分,连空气都显得轻快了些。有人摇着头叹气,那气叹得又长又慢;有人还在笑,笑一阵停一阵,停一阵又忍不住笑;也有人嘴上说着“走了走了”,脚下却又磨蹭了好一阵,鞋底像被地面粘住了似的,像是还没从刚才的热闹里回过神来。
至此,这场由鼻血引发的小镇“观天奇观”终于落下帷幕,围观的人渐渐四散,街道又恢复了些许平常模样,人们也体会到了盲目从众的荒诞,心里明白那不过是大家一起犯了一回傻。可体会归体会,下次再看见有人仰头望天,恐怕他们还是忍不住要停下脚步,也跟着仰头看上几眼,仿佛那点好奇和从众的劲头早已长在了骨子里,单凭一次教训怎么也拔不干净。
毕竟,这小镇的日子实在太长,像一条慢慢悠悠的老河,一天天流得不紧不慢;能解闷的热闹又实在太少,少得让人心里时常空落落的。即便明知道也许什么都没有,那颗悬着的心也总要亲眼瞧个明白才肯安放下来,仿佛不亲自看上几眼,就会错过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
看天。看似一种从众现象,却也含着一种好奇心,一种渴望了解真相的心情,今天,人们似乎又要重复这个笑话了,而且这一次,热闹的劲头好像比上回更足。
镇子上的空气仿佛又变得躁动起来,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搅动,街角巷尾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声声入耳,人人脸上都挂着那副熟悉的、既好奇又兴奋的神情,眉眼之间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跃跃欲试,仿佛那场“观天盛宴”刚刚又重演了一回。然而,要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这毕竟是真实发生在生活中的事件,不是简单的笑谈,不是茶余饭后哈哈一笑就能翻篇的段子。笑话里的荒谬滑稽只是表层,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真实事件的内里,却裹挟着人们实实在在的忧虑、焦虑与期盼,那些情绪沉在水下,暗流涌动,远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得多,稍不留神就会把人卷进去。
正是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长荡湖镇菜市场这群普通人的内心深处,掀起了阵阵难以平息的波澜。那波澜如同水面的涟漪,一圈一圈荡漾开去,触碰到每个人心中最柔软、最敏感的角落,让人不禁要停下来想一想,这日子往后到底会怎么过;想来想去,却又像雾里看花,怎么也看不真切。
有的人因此深深担忧,他们眉头紧锁,眉心拧成一个疙瘩,心中满是对未来的不安;站在菜摊前,手里攥着秤砣,眼睛却望着远处,半天也没称出一斤菜来,任凭顾客喊了好几遍,才恍恍惚惚回过神来,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一声,又不知该说什么。他们担心这件事会打破眼下的安稳日子,带来什么不可预料的变故,原本平平常常的生活节奏,只怕要因这一场风波乱了套。于是口中反复念叨着:“这可怎么办才好?”那声音里透着丝丝寒意,仿佛严冬提前降临,冻得人心里发慌,连嘴唇都跟着抖了抖。他们越想越没有头绪,越想越觉得前路茫茫,连平日里最拿手的吆喝买卖都提不起劲头,叫卖声到了嗓子眼,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有的人则陷在焦虑里,他们来回踱步,藏不住内心的焦灼;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仿佛凳子上长了钉子似的,怎么坐都不安稳,两条腿像不是自己的,总想往门外迈。手里的旱烟袋抽了又抽,烟灰弹了一地,烟雾缭绕间,那张脸忽明忽暗,心事也跟着忽上忽下,像风里的灯影。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像有一团火在烧,烧得人坐立不安,连平日里最亲热的老邻居打招呼,都只是敷衍地点点头,连句完整的话都懒得回。他们急着想弄明白事情到底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可又没有门路,不知道该找谁打听,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只能干着急,那副模样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却转不出个名堂来,转到后来连自己都忘了先迈哪只脚。
当然,也有些人暗自窃喜,他们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这场风波里看到了某种机遇;表面上不露声色,见了人依旧客客气气,可眼角眉梢藏不住那一丝得意,像是指缝里漏出来的光,怎么也遮不严实。也许是想趁乱捞些好处,也许是给平日积压的怨气找到了一丝出口,总之他们心里打着算盘,噼里啪啦拨个不停,嘴上却说着“无关紧要”之类的客气话,仿佛自己只是个置身事外的看客。他们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旁人的脸色,暗暗揣度着局势的走向,心里盘算着哪一步对自己最有利,像下棋的人早早看好了后着,只等着别人先落子。
更有甚者,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他们冷眼旁观,仿佛他人的不幸成了自己茶余饭后的谈资,越嚼越有滋味。他们聚在角落里,压低嗓门,兴致勃勃议论着谁家可能要倒霉,谁家这回怕是要栽跟头,言语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仿佛别人受难反倒成了他们生活的调味品,让平淡的日子一下子有了滋味。他们说的时候眉飞色舞,说到要紧处还相互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半点同情,反倒带着一股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快意。这些人平日里不见得有什么正经事可做,一遇上旁人家的祸事,倒比自家得了喜事还要来劲,一个个脸上放着光,嘴角噙着笑,像是平白捡了个大便宜。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起劲,仿佛那尚未坐实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巴望着明日就能看见谁灰头土脸地栽下来,好叫他们再添一段嚼舌头的材料。
所有这些人,无论心态如何,此刻都无一例外睁大了眼睛,目光炯炯紧盯着事态的每一处细微变化,密切关注着形势的每一步发展。他们生怕一眨眼就漏掉什么关键信息,又怕自己在人群里显得不够机敏,跟不上旁人的话题,于是一道道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事发地周围扫来扫去,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细节。有人侧耳倾听,有人低声交谈,有人皱着眉头冥思苦想,试图从只言片语里拼凑出事情的真相,都等着看这件公布上墙的投机倒把事件最终会怎么处理!他们的耳朵竖得比兔子还高,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圆,人人都不肯落于人后,都想在这桩轰动小镇的事件里做那个最先看明白的聪明人。谁要是能多打听到一星半点的内情,立时便成了人群里的中心,连说话的声音都比旁人高上三分,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气。
整个菜市场弥漫着一种异样的紧张氛围,连叫卖声都变得稀稀落落,空气里仿佛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在他们看来,这件事仿佛和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他们的安危祸福,重要性不言而喻。往日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刻都像被一只手悄悄按了下去,只剩下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像无数只虫子在暗处爬动。摊贩们守在自家菜摊后面,心不在焉地摆弄着秤杆和菜叶,眼神却不时往人群最密的地方瞟去;买菜的妇人手里攥着菜篮子,脚步也不由自主慢下来,仿佛被那根看不见的弦牵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
哪怕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在他们眼里,却比连阴雨后的晴天还要要紧,比过年的团圆饭还要牵动人心。于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好奇劲儿,那份与生俱来的从众习性,便又一次在这座小镇上顺理成章蔓延开来,像野草一样疯长,仿佛永远也不会停歇。这种好奇和从众,是小镇人骨血里带来的东西,平日里它或许藏在柴米油盐的日脚下面,不显山不露水,可只要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便立刻破土而出,以惊人的速度四处蔓延,谁也拦不住,谁也按不下。
第三章
他这一生,穷困潦倒,像一棵枯了半边的草,东倒西歪地长在石头缝里,哪有什么福星高照可言?命运用在他身上的力气,似乎从来就不曾柔和过半分,总是抡起巴掌一下又一下地拍过来,直把他拍得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别人家的日子是往好处奔的,他的日子却像一辆陷在泥沼里的破车,越是使劲挣扎,越是陷得深,到后来连轮子都看不见了。他有时候也抬头看看天,天上明明挂着太阳,可那光落在他身上,却怎么也暖不透他那一身寒凉。
此时此刻,投机倒把分子何福高正端坐在长荡湖镇市管所那间狭小逼仄的房间里,脊背微微佝偻,像是被什么无形的重量压弯了似的。他的双手平放在桌上,指尖轻轻摩挲着纸边,一双泛黄的眼睛正全神贯注盯着桌上堆着的各类政策文件,时而皱眉,时而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那叹息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沉重。他嘴唇轻轻翕动,像在默念纸上的条文,又像在反复掂量每一句话的分量——那些字句从眼前过,从心头过,念着念着,只觉得自己像个站在悬崖边的人,得小心翼翼在字里行间找一处能稳稳落脚的地方。他读得很慢,有时候一句话要拆成几截,翻来覆去读好几遍才肯放过;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小石子,投进他心湖里,激起一圈圈带着凉意的波纹。他不敢读快,生怕漏了什么要紧的意思,更怕会错了意,把白纸黑字曲解成别的意思,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桌上的文件堆得并不算高,可在他眼里却像一座山,压得他肩膀不住下沉。那些铅字印得清清楚楚,在他眼里却成了一句句无声的审判,白纸黑字像一面镜子,逼着他把过往的糊涂账一笔一笔摆到眼前。他得在这些像判决一样的字句里,找出一条重新做人的路径,好比从密密的荆棘丛中拨开一条道来。他一边看,一边在肚子里反复组织语言,把那些想说又不敢说的话翻来覆去掂量,生怕哪一句说得不对,就断了自己最后的生路。
那些话在他肚子里反复打转,一会儿觉得这样说妥当,一会儿又觉得那样说更稳妥,翻来覆去总也定不下来;他活像一个头一回登台的戏子,还没开口,先在心里把台词过了上百遍,过到最后连自己都糊涂了,分不清哪一句是真心,哪一句是假意。
每读完一条,他的眉头就紧一分,心里也跟着沉一分;可他又不敢停下来,只能一遍一遍看,一遍一遍琢磨,仿佛这些条文里藏着能救他的钥匙,只要看懂了,就能从眼下的泥潭里拔出腿来。他知道自己不能躲,也不能装糊涂,那些条文就摆在眼前,像一盏盏灯,照得他心底那些见不得光的角落无所遁形。他只能一条一条看,一行一行读,把这些文字先囫囵吞下去,再慢慢反刍出其中的滋味。
这间小屋只有八九平方米,局促得人一转身就能碰到墙,仿佛四壁随时都会合拢过来把人夹住;光线也昏暗得像蒙了一层灰布,连空气都显得滞重。靠南的墙开着一扇一尺多见方的小铁窗,铁棂上早已爬满暗红锈迹,一道一道的,像是岁月留下的疤痕;微弱的天光勉强透过窗子渗进来,在地面投下一小块灰白的光斑,那光斑静静地伏在那里,像用尺子量过似的,一动不动。房顶挂着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像一只没睡醒的眼睛,懒洋洋睁着,勉强照亮了这小空间里的桌椅、桌上摊开的文件,以及墙上早已泛黄的告示纸。
这屋子窄得人站在中间伸开胳膊就能同时碰到两面墙,转个身都得先侧着身子,稍不留神膝盖就会撞上桌腿或是床沿。空气在这里像是凝固了似的,半天流动不了一下,人待久了,胸口便闷闷发紧。
灯泡的光线洒下来,连人的影子都变得模模糊糊,像一团化不开的墨。昏暗的角落里堆着几摞旧报纸,纸张边角卷起,散发出潮湿的霉味,那味道混着桌上墨迹未干的检查材料的气息,一缕一缕钻进鼻子里,闻着就让人觉得心头沉闷,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那霉味并不浓烈,却绵绵不绝,像是从墙缝里、地底下慢慢渗出来的,时间久了便也闻不真切,只觉得空气里总有那么一股子陈腐的底味,怎么散也散不干净。
墙上泛黄的告示纸边角翘起,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洇开,模糊成一片,隐隐透出些陈年痕迹,像是这屋子的往事都沉淀在那上面了。那盏灯泡的拉线开关垂在门边,线头磨得发毛,他有时会盯着那根线发呆,想着要是拉一下,灯灭了,黑暗里是不是就能暂时躲开一切。可那念头也就只是想想罢了,真叫他伸手去拉,他又缩了回来;黑暗能遮住眼前的文件,却遮不住他心里的那些事,躲进黑暗里,反倒是把自己和鬼鬼祟祟的念头关在了一起。
可他也知道,躲是躲不掉的,灯灭了,天还是会亮,桌上的文件还摆在那里,等着他一行一行看完。整间屋子安静得很,只有他翻纸页的声音,和窗外偶尔漏进来的风声,越发显得这狭小空间闷塞不堪。那翻纸页的声响在寂静里放大了许多,每一声都清晰得像是有人在耳边敲了一下,他有时候会因此吓一跳,回过神来才发觉不过是自己的手指在动。
房间另一头摆着一张饱经沧桑的公铺,床腿晃晃悠悠,像是随时都会散架,毛竹做的竹床片被磨得发黄发亮,泛着一层油润的光。这张铺不知供多少小商小贩歇过脚,也听过多少长吁短叹;那些叹息似乎还悬在床头的空气里,经年累月积着,让人一靠近就感到一股沉甸甸的滋味。竹片与竹片的缝隙里塞满了经年的尘垢,拿手一摸,滑腻腻的,像是涂了一层看不见的油。人往上一坐,整张铺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声音不急不缓,却一声声都往人心窝子里钻。
铺上的被子用了太久,早已污渍斑斑,脏得几乎看不出布料原本的纹理,边角露出黑黢黢的棉絮,一缕一缕的,像乱蓬蓬的枯草;凑近了闻,散发出一股说不清的油腻味儿,像是汗渍、尘土和旧年月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虽说这被子实在不怎么干净,可在这间小屋里,它已是唯一能容人休息的地方,是这冷冰冰屋子里唯一带点人气的东西。何福高偶尔抬眼望向那张由两只竹马架着的竹床片,心里一阵酸一阵苦,喉头微微发紧,明白自己被拘留期间,能有个地方躺一躺,不用睡在冰凉的地上,已经算侥幸了。他有时会走过去坐在床沿,双手撑着膝盖,望着墙角发呆;竹床片吱呀吱呀响个不停,那声音像是在提醒他,这世上还有这么一件能承载他的东西,虽说不体面,却实实在在。他望着这张竹床铺,想到自己活了大半辈子,到头来竟在这间小屋里体会到什么叫“有片瓦遮头便知足”的滋味,心里便越发不是滋味。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能在这里安安稳稳躺一躺,让僵硬的脊背松快松快,让满脑子的乱麻暂且放一放,总归是件能让人喘口气的事。人生到了难处,要求便也跟着低了下去,往日里嫌东嫌西的东西,此刻都成了来之不易的安稳。他自嘲地咧了咧嘴,那笑容里没有半分欢喜,倒像是往自己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这间小屋简陋至极,光线昏暗,设施陈旧,四壁剥落,乍一看这模样,活像县城西郊公安局的拘留所——不对,说它就是拘留所的派头也不为过——可对何福高来说,这里总比阴冷森严的正式拘留所、牢房要好得多。至少在这里他还有几分自由,胳膊腿能舒展开,说话也不会被人劈头盖脸呵斥;至少在这里他不用时时刻刻被人吆五喝六催着赶着,能自己支配动作和念头。
这几分自由搁在平常日子里算不得什么,可到了这步田地,却比什么都金贵;人只有失去了大半自由之后,才能咂摸出这剩下的一星半点有多大分量。
他能静下心来反思过错,把从前贪图小利犯下的糊涂事一桩一桩在脑子里过一遍,就像翻旧账,每一笔都翻出来晒一晒;再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政策法规,逐字逐句地读,读到不明白的地方还能反复琢磨,为之后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做思想准备。他把自己做过的那些事一件件从记忆里扒拉出来,有的已经蒙了灰,有的还带着热气,不管哪一件,翻出来都叫他脸上发烧、心里发虚。可他知道,不翻不行,不把这些旧账理清楚,他脑子里就永远是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
他清楚,眼下这间屋子虽破败,却是一道门槛:跨过去了,兴许还能回头,像从泥潭里拔出脚,重新踩回实地上;跨不过去,这辈子就真栽进黑窟窿出不来了。那道门槛就横在他面前,不高,却重;他得自己攒够力气,才能迈过去。这间屋子的门锁着,可他的心没锁;窗子小,可屋里的光还能照见人。他得趁着这点光,把自己身上那些灰扑扑的脏东西抖落干净。这间小屋,便成了他人生走到这一步时,最后的一道缓冲,一个让他沉下心、把路看清的地方。他一遍遍这样想着,像是在给自己打气,又像是在给自己念咒,念得多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因为在这里,他还有些许人身自由。说白了,他不是完全被困在这小空间里,手脚还能由自己使唤。想要去茅厕解决生理需求,不管大小,都能自由安排,不用低三下四央告谁,也不用掐着时辰干着急。对一个被请来上学习班的人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宽待了。搁在别处,怕是连迈出房门一步都要被盯得死死的,哪能像现在这样,想走就走,想蹲多久就蹲多久。在市管所的小院子内,他还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出院子就不行了。人到了这一步才品得出来,原来“自由”二字,掰开了揉碎了,竟就藏在这点微不足道的琐碎里头。
这小小的走动自由,像是从牢笼缝里透进来的一丝风,虽不足以吹散满屋的沉闷,却好歹让人知道外头的空气还在流动,日子还没有完全走到绝路上。
除此之外,他还有机会去市管会的会议室,那里墙上整整齐齐贴满了各类布告、公告、通告这类管理文件。那些纸张高高低低铺了半面墙,有的年头久了,边角卷起来,像干透的树皮;有的刚贴上去不久,浆糊的湿气还没散尽,墨味倒先透出来了。有的是毛笔手写,字迹乌黑,一笔一画都透着郑重,像是蘸着心事写就的;有的是铅印,纸张早已发脆,拿手指轻轻一碰,就能听见细微的窸窣声,仿佛纸页本身也在叹息。仔细看这些文件,内容不是政策条令、规章制度,就是惩处各类罪犯的布告,其中又以投机倒把罪的案例最多。这些文件一张挨着一张,高的地方要仰起头才能看全,低的地方得弯下腰去凑近了瞧;它们沉默地挂在墙上,却像一群张着嘴的判官,随时准备吐出什么只言片语来。
那些标题个个触目惊心,措辞严厉,像是当街甩过来的鞭子。每一张布告背后都藏着一段人生,有的曾经风风光光,有的也曾老实本分,可到底都栽在了同一个“贪”字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写着一桩教训,名字底下那一行行罪状和判决,笔笔都是前车之鉴,读起来让人背脊发凉。他看得越多,心里越发紧,仿佛那些名字里,恍惚也映出了自己的影子。
他有时会在某一张布告前站很久,眼睛盯着上面的名字,脑子里想的却是自己这半辈子走过的路;那些路七拐八弯,终究是拐到了这条不该走的道上来了。
这些内容,对刚被请来办学习班的何福高来说,全是他必须认真学习领会的关键。他不敢有半分怠慢,遇上不认识的字,就竖着耳朵听别人念,或是悄悄问一句;遇上似懂非懂的段落,就翻来覆去琢磨,直到把内容嚼烂了咽进肚子里。这些文件就像一面镜子,让他看清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和后果,越看越心惊。他一边读一边想:投机倒把的路绝对不能再走了,侥幸的心思半分也不能有。就这样,在一堆布告文件的包围里,何福高心里那点侥幸,就像烛火遇上寒风,慢慢灭了。那点侥幸原本还忽明忽暗地跳动着,叫他心里存着一丝指望,可那些白纸黑字就像一阵紧似一阵的冷风,把最后那点火苗也吹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缕青烟,袅袅地散在昏暗的会议室里。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位因投机倒把身陷囹圄的何福高,好好看看他的模样。说起何福高这个名字,想必诸位看客心里多少已经有了印象,就是那个在布告文件堆里读得心惊胆战、把侥幸心思一点点掐灭的小老头。此人既然能在小镇上闹出这般动静,又在拘留所里受了一番教化,想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物。既是故事里的人物,那他的相貌举止,便不能不看个仔细,也好让诸位在心里描出个轮廓来。
人的相貌举止,就像是命运写在脸上的一本书,有心人细细读来,总能读出些眉目来;更何况是这位站在风头浪尖上的人物,他身上那些岁月与经历刻下的印记,想来比旁人更要深上几分。
诸位看客别急,容我细细描摹他的外貌,也好让大家心里有数。常言道,相由心生,一个人的模样,往往藏着几分他的性情与命数,何福高生就一副什么相貌,其间又透出怎样的光景,且待我慢慢道来。这看相的说法,原也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话头,信与不信,各人心里自有一杆秤;不过人活到一定年纪,吃过的苦、经过的事,总会在脸上留下些抹不去的痕迹,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何福高这大半辈子磕磕绊绊走过来,他脸上那些沟沟坎坎里,藏着的怕不只是一个“苦”字能说得尽的。
这位年过半百、刚五十出头的小老头,身材矮小,身高仅有一米六十三,往人堆里一站,立刻就没了踪影。他这种矮,还不只是个头偏矮,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常年被生活压着的拘谨,连骨架子都像是缩着长的,肩膀窄窄的,胸脯扁扁的,整个儿看起来比实际尺寸还要小上一号。他这副身量,莫说在男人堆里不显眼,就是走在菜市场里混在买菜的人群中,也教人一眼扫过去便错认了他身后的人。往人堆里一站,他就像一把满出来的米被埋进了粮囤里,想要再把他挑出来,还真得费上一番眼力。他这身高,说矮不算太矮,到底还能在穿衣镜前照出个囫囵影子;说高却实在够不上,离了凳子、离了墙根,便显不出半点撑得起来的架势。往人堆里一放,前面的人肩膀一横,后面的人就再也瞧不见他,只当那里空着一块。那感觉,就像一粒灰扑扑的石子滚进河滩,满地的石头都一般颜色、一般大小,圆滚滚、灰蒙蒙,谁也不会特意低头去分辨哪一粒是他,更不会在走过之后还记得脚下曾踩着这么一粒不起眼的小石子。他这样的人,仿佛天生就带着一种被人忽略的本事,站到哪里都会被周遭的景物轻轻吞掉半截。
他瘦削扁平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小小的脑袋,脑袋和身子的比例看着总有些不协调,仿佛造物主当初捏他的时候,手里的材料就没备够,该撑开的骨架没撑开,该添的肉也省着用,左省一点,右省一点,到头来便捏出这么个局促模样。那肩膀窄窄薄薄的,两片肩胛骨像要刺破衣裳,看着就挑不起什么分量,莫说扛粮袋、抬渔网,便是挂一件厚实棉衣,都像能把他往下坠几分。那脑袋也小,缩在领口上头,仿佛怕冷似的总往衣领里藏;走路时微微往前探着,脖子细得像根风干的秫秸,顶着一颗小脑袋一晃一晃,显出一副缩头缩脑、时时防备着什么的架势。脸上五官虽说生得还算周正,鼻子是鼻子,眼是眼,各就各位,眉不歪、嘴不斜,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可偏偏最惹眼的,是那双像猫眼一样泛黄眼珠,深深陷在两侧的眼窝中,像是嵌在干涸河床里的两粒石子,黄得浑浊,又带着点夜里才有的幽光。那双眼看人的时候,总带着闪躲和犹疑,仿佛时刻在害怕什么,又像在暗暗掂量什么。目光刚一对上人,就会飞快移开,移到桌面上,移到墙角里,移到地面上,就是不肯在别人脸上多停片刻,好像多停一秒钟,就会被对方看穿底细、掏出心肺。颧骨微微凸起,像是骨头上只绷着一层皮,那皮薄得透亮,青青的筋络隐约可见;腮帮子往里凹陷,整张脸干巴巴的,没几两肉,皮色也泛着灰黄,透着一股畏畏缩缩、没精打采的猥琐相,又像一张揉皱了又摊开的旧草纸,怎么抹也抹不平展。
走在街上,多半没人会多看他一眼。他走路轻得没声响,连影子都淡淡的,像一阵若有若无的风贴着地皮刮过,路边的狗都懒得抬一下头。就算有人无意间扫到他,也留不下什么印象,转头就忘了,最多只觉得方才好像有个灰黄的人影晃了一晃,真要仔细回想,却连他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脸都说不清。若不是这会儿他正坐在市管所的板凳上,沾了这屋子的光,这世上怕是真没人会留意到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就像河滩上的一粒石子,没人捡,就永远只是千万石粒里普通的一粒。
说句实在话,何福高活脱脱就是打虎英雄杨子荣的手下败将、奶头山许大马棒的副官栾平。那个在《林海雪原》里被追得狼狈不堪,最终成了笑柄的副官,此刻竟像是从书里钻了出来,换了一身旧衣裳,抖落书页上沾的雪,安安稳稳坐在市管所的板凳上,成了眼前这副模样。他那点头哈腰、缩着脖子的姿态,和栾平简直一模一样。若不是这屋里没有威虎山的炭火和虎皮交椅,真要叫人以为时空错乱,把书里的场景原封不动搬到了这间小屋子。栾平在威虎山上那副低眉顺眼、处处赔小心、只求保命的模样,隔着书页和年月,竟原原本本挪到了这儿,连嘴角那想笑不敢笑、想辩不敢辩的神气都分毫不差;只不过栾平面前坐的是凶神恶煞的座山雕,何福高面前摆着的,是一堆沉甸甸的政策文件,和一肚子沉甸甸的心事。缩着的脖子、塌着的肩膀、游移不定的眼神,还有那张随时准备赔笑却又挤不出笑的脸,活脱脱就是从书页里剪下来的人物剪影,贴在市管所这间小屋里,只换了个新名字:何福高。
一样的怯懦,一样的卑微,一样的提心吊胆,只不过换了年代,换了地点,也换了一桩压在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难事。
他这副貌不惊人的外表,仿佛早已预示了他多舛坎坷的命运。老话说“相由心生”,这话未必全对,可放在何福高身上,竟准得像一句谶语。他畏畏缩缩的皮囊底下,藏着一颗被穷日子磨得没了棱角的心,这颗心曾经或许也滚烫过,也有力跳动过,只是被年复一年的穷困、一场接一场的惊吓、一桩桩说不出口的委屈,一层层裹起来,一遍遍揉过,渐渐磨圆了,磨钝了,成了河滩上一块普通的卵石,沉默,冰凉,不起眼。
他心里装了太多算计,太多惊恐,也装了太多苦水。那些算计摆不到明面上,那些惊恐不敢对旁人说,那些苦水更是找不到地方倾倒,只能日日夜夜在心里晃荡,泡得整个人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灰暗。
何福高出生于1931年,老家在长荡湖边的小河头村。那个村子小得可怜,全村只有几十户渔民,房挨房,船挨船,人和水之间近得几乎没有缝隙。长荡湖静卧在苏南低洼的水乡平原上,四野平展,没有山,也没有高岗,连个像样的土坡都找不到。天低低压着,压得人心里发闷,湖面便显得格外开阔,一眼望去水天相接,灰蒙蒙一片,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天。湖水看着浅,风平浪静时像一块磨旧了的灰布,细细的波纹从这头铺到那头,粼粼闪着碎光;可一旦起风,浪头便一层赶着一层,白茫茫往天边推,远远看去,就像整个湖都要往岸上翻涌,连脚下的泥埂都仿佛要被这气势卷走。
湖西岸的小河头村,就缩在窄窄一道泥埂后面,几十户人家,屋舍低矮,挤挤挨挨连成一片,远远望去,不过是一溜灰黑的小点,伏在芦苇泥水之间,稍不留意就会错过。家家门前都是水,出门就得上船,船半截停在门里,船头对着门槛,船尾荡在湖波上;屋后就是成片的芦苇,风从湖上吹过来,芦苇沙沙作响,那声音又碎又密,像无数人凑在耳边低声絮语,把村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几片灰扑扑的屋脊,像几片破布粘在天边。男人摇船下湖,打鱼捞虾放鸭,整日漂在水上,晴天晒脱一层皮,雨天淋透一身衣,身上的短衫不是汗碱就是水渍,皮肤黑里透红,粗糙得像湖边的老树皮;女人在岸上织网补篷晒鱼干,梭子来来回回,手上不是腥水就是裂口,冬天裂口渗着血丝,夏天又被湖水泡得发白。
湖情好的年景,船底翻着银光,一篓篓鱼虾往岸上抬,人走路都轻快,连咳嗽声都比往常响亮;湖情不好的年景,狂风摧船,潮水漫埂,芦苇淹了半截,家家灶膛只冒烟,看不见油星,连烟都是青黑的,透着有气无力,人说话都比平时矮了半截。何福高就生在这样的村子里。他的第一声啼哭,想来也是细细弱弱的,刚从低矮的屋舍里飘出来,就被湖风卷进了芦苇丛,没留下半分回响,活像湖面冒了个极小的水泡,一转眼就碎得没了踪影。他自小听着湖浪和算盘声长大,水声没日没夜响着,像湖在呼吸,又像天在低语;算盘声却零零碎碎,总跟债、秤、买卖缠在一起,一声一声,像冷水滴在青石板上,滴得人心里发紧。他从小见惯了大人为几斤鱼虾对人低声下气,明明鱼是自家辛辛苦苦捞来的,递过去的时候倒像欠了对方什么,腰先弯了三分,脸上先堆起三分笑;也见惯了欠债的人被债主堵在门口,脸上堆着笑,嘴里说尽软话,手指却绞得发白,像要把指节生生拧断。他那畏畏缩缩的性子,大约就是在这湖边,被风浪、被穷困、被那些低声下气的日子,一天一天泡出来的,泡得透透的,再也抖不掉,也洗不净。这份性子浸进去之后,就跟着水汽渗进了骨头缝,往后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长荡湖边的潮气,湿漉漉、凉飕飕,像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
单从外表来看,他这副模样配他的遭遇,倒也贴切。这话听着残酷,可细细一想,又实在得很。一个人长什么样子,本来做不得准,有人生得魁梧,命却薄;有人生得不好看,运却顺;可何福高长了这么一副瘦小干瘪、缩头缩脑的样子,再看他眼下待在拘留所里、对着布告栏的光景,倒真叫人觉得,老天爷安排命运的时候,也不是全无道理。他长得平平无奇——说“平平无奇”都算客气了,这四个字对他的长相来说,简直是委婉的赞美,还带着几分体恤和宽厚,像是怕话说重了伤了他。他这张脸,实在挑不出半处能让人记住的地方,五官倒是齐全,眉眼鼻口各在其位,可凑在一起,就像一把撒在地上的杂粮,黄豆归黄豆,绿豆归绿豆,拢不成堆,既不成形,也不起眼,扔进人堆里立刻就没了影,半分痕迹都留不下。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副相貌,配了个格外响亮惹眼的名字:福高!名字和本人一对照,活像一块破瓦片上题了“琼楼玉宇”四个金字,怎么看怎么别扭扎眼。那四个字笔力遒劲、气派非凡,一笔一画都像要破空飞去,可托着它们的偏偏是一块缺角的破瓦片,经风吹雨淋,早就裂纹纵横、苔迹斑斑,别说撑不起那金碧辉煌的派头,就连叫人多瞧一眼都觉得格格不入。名字和本人反差这么大,连他自己说起名字,都忍不住露出一丝苦笑。那苦笑从嘴角慢慢浮起来,还没到眼底就散了,像水面浮着的一层油花,薄薄一片。苦笑里藏着多少滋味,怕是只有他自己清楚:既像自嘲,又像认命,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仿佛这名字本就不是他的,是旁人硬塞给他的,像给一棵蔫头蔫脑的野草挂了一块金匾;又像这名字是一张空头银票,看着数目不小,却从来没能兑现,拿在手里,除了纸片响,换不来半升米。
关于这个名字,或许值得多费几句笔墨。没人说得清,到底是祖辈因为世代贫寒心有不安,想靠这个名字求几分心理安慰,还是真心对他寄予厚望,盼他日后能光宗耀祖,彻底扭转家族命运,打破世代衰败的厄运。也许两种心思本就缠在一起,像灯芯和灯油,分不出哪头先烧起来。穷人家总爱把改变命运的指望,寄托在下一辈身上,又常常把这份盼望凝进一个吉祥的名字里,仿佛名字叫得响亮,好日子就会跟着来,就像家门口挂一盏红灯笼,光虽然照不了多远,可看着心里就暖和。这份心思,说起来带着几分辛酸,也藏着几分天真。他们自己这辈子翻不了身,便在泥土里把腰弯得更低,汗流得更多,把所有盼头攒成两个字,一笔一画写进儿子的名字里。仿佛只要名字里有了福、有了贵、有了高、有了升,日子就真能顺着那笔画往上走,从土炕爬到砖房,从糠菜爬到白面,从底层爬到人上人。可他们哪里知道,名字写在纸上容易,日子要翻过来,却比写下十个八个金字难得多。
总而言之,这个出身贫寒的孩子,偏偏得了这么一个满是富贵气、寓意吉祥的名字——福高!这名字听着就像一块刷了金漆的牌匾,挂在土坯房门口,风一吹就咣当咣当晃个不停,金光在灰扑扑的墙上一闪一闪,晃得人眼睛发花。匾额的漆是金的,字是亮的,可房子是土坯垒的,门框早就朽坏,风一大,连挂匾的钉子都松了。那声响固然热闹,却透着说不出的空落,像是替主人把心里那点不敢说出口的盼头,一遍遍喊给旁人听,喊得越响,越显得屋里空。
这个名字承载着何家几代人的梦想与期盼,从老辈传到父辈,又从父辈落到这个瘦小的孩子身上,像一枚沉甸甸的铜坠子,挂在一根细得快要断掉的麻线上,格外惹眼,也格外让人心酸。旁人一听这名字,总不免先往好处想,觉得这家人心气高,敢把日子往亮处盼;可再一看何福高本人,便又觉得那名字像一只飞得太高的风筝,线却攥在一双泥手里,怎么也拽不回来。
一个“福”,一个“高”,合在一起,就像把全天下的好运气都收进了一只筐里。那筐编得扎扎实实,看上去满满当当,仿佛随便伸手一抓,就能抓出一把好运气,抓出一把白面馒头,抓出一间不漏风的砖房。可筐里究竟有没有落下福气,只有何福高一辈子的遭遇清楚。倘若筐里真有福,他何至于活成这副模样?倘若筐里真有“高”,他何至于被捺在市管所的板凳上,连抬头的底气都没有?可话说回来,名字终究只是个名字,它就像一盏灯笼,提在手里时,照见的是祖辈的心愿,而非脚下的路。路走得顺不顺,灯笼管不着;天黑了会不会摔跤,灯笼也照不了那么远。何福高这一辈子,就这么提着这盏灯笼走了一路,提到胳膊发酸,手心磨出茧子,也没能借着那点亮光,走上几步平坦路。
那灯笼有时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有时又淋了雨,灯纸都发潮糊住了,可他舍不得丢,因为丢了它,就真的一点亮也没有了。
福高这个名字,听着格外讨喜,暗合了福禄寿三星的寓意,这三样自古以来就是芸芸众生拼尽全力追求的好事,求来求去,无非就是求个圆满。其中“福”排在首位,可见福分本就是人生第一等的追求,人有了福,禄和寿也就有了根基,就像树有了根,枝叶才能抽发出来。这世上有人求财,有人求官,有人求长生,可说到底,都得靠一个“福”字打底。有福气的人,穷也能致富,遇难也能逢凶化吉;没福气的人,金山银山摆在眼前,也未必捧得住,弄不好还要被金块砸了脚。取名“福高”,自然寓意着福分无边、高不可攀,仿佛一抬头就能接住天上掉下来的金山银山。这名字念在嘴里,自带一股喜气,就像大年初一贴在门上的红对联,墨汁还发亮,红纸还鲜着;又像腊月蒸笼上蒸腾的白气,热烘烘地往人脸上扑,听着就叫人觉得日子有盼头。可这盼头终究只是盼头,名字念得再响,也念不来一口饱饭。
可惜,名字里的福气再足,终究不过是画饼充饥,那张饼画得再圆、再大,也填不饱肚子,挡不住风,更换不来半文钱。何福高的人生,偏偏和这个名字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仿佛命运早在暗处冷眼盯上了这个名字,专等他一出生,就伸出手把他往相反的方向推。名字里的福气堆得越高,现实里摔得就越重;名字里的盼头装得越满,日子里就越空得发慌。他像是被这个名字架在半空中,低头一看,脚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辈子的穷、一辈子的怕,还有眼前这间关着他的屋子。福高,福高,喊起来是满嘴富贵气,落下来,却是一地摔碎的影子,那影子碎得拼不起来,像打翻在冷地上的灯油,暗沉沉地往外渗。
说起何福高的父亲,当年这个宝贝儿子呱呱坠地,为了给儿子取个好名字,他真是费尽心神,绞尽脑汁!那可是两口子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的心头肉,孩子一落地,细胳膊细腿,哭起来像只小病猫,可福高爹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心里又软又热,像塞了一团刚弹好的棉花,又像灌进了一口温热的湖水。他暗暗对自己说:这孩子投生到穷人家,我们已经亏欠他了,若是连个像样的名字都给不起,那就太对不住他了。他想,名字就是人的脸面,是孩子这辈子走人生路的第一块垫脚石,名字起好了,往后日子才有指望;名字起不好,就像穿着破衣裳去赶集,还没开口就先矮了三分,旁人第一眼就把你看低了。给别人家孩子起名尚且不能马虎,何况是自己的宝贝疙瘩?他越想越觉得肩上担子重,越想越不能随随便便对付过去,满脑子都是字眼,像筛糠一样把一个个好字颠来倒去地掂量。
他没像不少穷人家那样,随便给儿子起个小狗、小毛、小花、小兔或是大牛小牛之类的小名。他深知这些名字太俗气,一叫出口,旁人就能猜出孩子出身低微,是穷苦人家不起眼的孩子,像田埂边没人正眼瞧过的野菜。小狗小猫,那是牲口圈里的叫法;大牛小牛,那是田埂地头的叫法,叫来叫去,倒把孩子叫成了土里刨食的野草,连腰杆都挺不直。他知道那样的叫法一出口,便把孩子钉在了低处,像给一棵刚冒芽的苗压了块碎砖。他心里憋着一股劲:我何家再穷,也不能穷到连儿子的名字都给不出彩;儿子再小,也不能让人从名字上就把他看扁了。这个名字,一定要响亮体面,要叫人一听就觉得这孩子不是池中之物,是能从泥水里跳出来的。哪怕家里穷得叮当响,也要从名字上先长出几分志气来,让那些斜眼看人的人先收一收眼里的轻慢。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儿子起个响亮又寓意深远的好名字,好叫孩子从一出生就不比富户人家的子弟差。那决心像一双攥紧的拳头,握得指节发白,任凭别人说什么,他也不肯松手。他要把所有能想到的好字都翻出来,一个个比,一个个挑,直到挑出最亮、最响、最撑得起门面的那两个字,让这两个字替孩子挡一挡旁人的冷眼,让孩子往后走在人前,也能应答得响响亮亮。可他一连苦想了三天三夜,从日头冒出东山到月亮挂在屋檐,吃饭睡觉都在琢磨,一口饭含在嘴里忘了嚼,一双眼睛盯着碗沿,心思早飞到九霄云外,还是没想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名字。白天蹲在门槛上想,扛着锄头翻地里的土,一锄下去,土块翻上来,脑子里的字也跟着翻来覆去,只听见土粒子沙沙响,却听不见哪个字能响亮亮地蹦出来;夜里躺在炕上想,翻来覆去像烙饼,把被窝搅得散了热气,媳妇叫他好几声都听不见,他只当是风刮着窗户纸。那些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却像瘪谷子被丢进风里,吹来吹去,没一粒能落得稳当,轻飘飘、虚晃晃,挑不出半粒饱满的。他想着,富户人家的孩子怎么就能有个体体面面的名字,一张嘴就带着纸墨香气,自己却连半句斯文字眼都凑不出来,只能干着急,急得嘴里发苦,心上像有蚂蚁爬。
可他毕竟是个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啊!睁眼认不出自己的名字,提笔写不出个囫囵字,怎么能指望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人,凭空想出什么好字眼呢?这就像不会游泳的人想下河捞鱼虾,水深流急,还没迈步先软了腿;不会种地的人想望天收庄稼,时节不对,种子撒下去也是白搭;心气再高,手里也没半分本事。他只知道“福”字好、“贵”字好,听人念起来顺耳,可真要把这些字眼拿在手里掂量,又掂不出斤两来,好像隔着一层雾,看得见影儿,摸不着根底。所以苦想三天三夜最终一无所获,也怪不得他。没进过学堂门,没摸过书本边,肚子里没那几滴墨水,哪怕把眉头皱成疙瘩、把脑汁绞干,也是白搭,到头来想出的字一个也立不住。他不怨自己笨,只怨自己没那个命,没赶上念书认字的好日子,怨来怨去,心里反倒平了些。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还是他媳妇脑子转得快,像是灶膛里的火折子,轻轻一吹就亮了。她灵机一动提议:“他爹,你咋不去找那位瞎先生,帮咱儿子起名字呢?”这句话就像在黑屋子里捅开了一扇窗,正愁眉不展的福高爹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心里突然有了盼头。
媳妇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平日里家里油盐酱醋、鸡鸭猪狗,哪一样不是她张罗得妥妥帖帖?日子被她拾掇得像一领新席子,平平展展,严丝合缝。这会儿见男人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她放下手里的活计,顺嘴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虽说得轻巧,却像一把钥匙,刚刚好插进了锁眼。福高爹一拍脑门,心里那团乱麻一下子就理顺了,原本缠在一起的事,一根一根都分了出来。可不是嘛!自己在这儿瞎琢磨,怎么就忘了村里还有这么一位能人呢?
福高爹顿时拍着大腿连声说:“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瞎先生那是有学问的人,肚子里的名堂多着呢!咱这乡下地方,还有谁比他更懂这些?”他越想越觉得这主意好,心里因为起名憋的那团乌云,一下子散了大半,露出了一块亮堂堂的天。就像压在胸口的大石头被人搭手搬开了,连喘气都觉得顺当,吸进嘴里的风都格外清甜。他再一想,越发觉得媳妇这主意出得高明:瞎先生眼盲,不种田不喂猪,靠着脑子和嘴皮子吃饭,肚子里装的全是旁人没有的学问!给刚出世的娃娃起名,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就像老木匠看木料,一眼就能看出能打什么家具。他嘴上说着,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仿佛儿子的好名字已经在眼前晃悠了,横看竖看都透着吉祥。
在小小的河头村,这位瞎先生是人人尊敬的人物,在乡亲们眼里,他就像博学多才的先生一样了不得。别看他眼瞎,心里亮堂得很,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村里人没有不服他的。有人叫他先生,有人叫他半仙,不管怎么叫,语气里都带着几分恭敬,连小孩子从他门口过,都不敢大声嚷嚷。不管遇上什么祸福疑难,乡亲们都会带上一升自家攒的米,去找瞎先生请教,盼着能得到指点迷津。红事白事要选日子,盖房上梁要寻方位,添丁进口要问吉凶,仿佛只要他枯瘦的手指一掐,念叨几句旁人听不懂的词儿,天大的难题都能化险为夷。哪怕他说的不过是平常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像是镀了一层金,由不得人不信。乡亲们对他,比对镇上的教书先生还多几分敬重,都说他是活在人间的半仙,这块招牌在河头村可是响当当的。
福高爹小心翼翼从自家鸭圈里捉出一只肥鸭,这是家里精心养的,正值产蛋期,天天能下新鲜鸭蛋,蛋壳青亮亮的,拿在手里还带着温乎气儿。福高爹媳妇平日里把这些鸭子宝贝得不得了,尤其是这只正下蛋的肥鸭,就算家里添了孩子,她也舍不得杀来吃,喂食时还要蹲在旁边多看几眼。福高爹当然知道这鸭子在媳妇心里的分量,可这一回是求人办大事,礼太薄拿不出手,礼太重家里又出不起,这只肥鸭已经是他们家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他下到鸭圈,猫着腰,眼疾手快一把捉住鸭子,鸭子扑棱着翅膀嘎嘎直叫,像是受了惊,又不愿意离开鸭圈,蹼爪子在地上乱刨。福高爹一边按着它,一边在心里说:委屈你了,等给我儿子求来好名字,记你一大功。他提着鸭子,脚步轻快地往村西头严瞎子家走。一路上鸭子嘎嘎叫个不停,翅膀扑腾得尘土飞扬,福高爹却一点也不烦,反倒觉得这叫声像报喜,心里又多了几分欢喜。往常觉得鸭子聒噪,今天听来却像吹唢呐,一声比一声喜庆,连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不少,踩在地上像踩着一层棉花,又软又弹。
严瞎子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先生,虽然眼盲,心思却格外缜密。他坐在昏暗的屋子里,屋里光线淡得像隔了一层旧纱,听见脚步声混着鸭叫声,就辨出来人是谁。他先歪着头听了听,又掐了掐手指,口中念念有词,把子丑寅卯排布一番,喃喃自语了半天,像是在推算什么天机。那双无神的眼珠微微转动,脸上的皱纹一会儿收拢,一会儿舒展,看得福高爹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福高爹两手攥着冷汗,站在门口,脚底下像是生了根,心里七上八下,又不敢出声催促,生怕打断了他的推算,误了儿子的好前程。屋子里静得很,只有严瞎子含含糊糊的念叨声在墙角打转,还有那只鸭子偶尔扑棱一下翅膀,像是也被这肃穆的气氛镇住了。终于,他停下了嘴里的念叨,郑重其事地对福高爹说:“你的儿子,我给他起个名字,就叫‘福高’吧。”
瞎先生掰了掰自己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指,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语气中带着几分肯定和几分祝福:“恭喜你啊,养了个儿子,这孩子将来可不简单哩!命中注定有好福气,就叫他福高吧,希望他一生福星高照,顺顺利利!”他说话时拖长了调子,像是在唱一首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小曲儿,又像把每个字都放在嘴里含着掂量过,才一句一句吐出来。那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听在福高爹耳朵里,却像是锣鼓敲在了心坎上,震得他浑身一激灵——福高,福高,福星高照!这是多好的名字啊!恍惚间,福高爹仿佛已经看见儿子穿上绸缎衣裳,站在高堂上受人敬拜了。他喉头动了动,想说什么,又觉得满肚子的话都堵在嗓子眼,只剩下咧嘴笑了,笑得眼角纹路挤成一朵干菊花。
“福高?”福高爹听到这个名字,心中虽然欢喜,却还是忍不住再问一句,想要确认这个满是吉祥寓意的名字,真的适合自家的小宝贝。他怕自己听漏了,更怕严瞎子随口一说,回头又收回去,因此睁大了眼睛,直直盯着瞎先生的脸。那神情活像一个饿久了的人忽然看见一碗白米饭端到面前,不敢贸然伸手,先要问一句“这是给我的吗”。他又把“福高”两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越滚越觉得顺口,越顺口越怕不是真的,眼巴巴地等着瞎先生再说一遍,好把心放回肚子里。
“福高福高,福星高照也,命里注定有福之人,必定能够消灾解难,祛除祸患。福禄双全,事事顺心如意,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福气满满的人!”严瞎子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用他那独特的腔调缓缓说道。那语调顺得像流水,一句接着一句,仿佛早就背熟了,却又正正经经,不由得你不信。福高爹站在那儿,听了这些话,就像喝了二两老酒,浑身舒坦。他不识几个字,可“福”“禄”“双全”“消灾解难”这些词儿,他句句都听得懂,句句都戳在心上,仿佛瞎先生把他心里那点想说又说不出来的盼头,一五一十全替他说了出来。他站在那里,只觉得屋里的光线都亮堂了,连空气里那股尘土味儿都带上了几丝甜。他甚至觉得,严瞎子每说一句,儿子的命就厚一分,往后的日子就亮一分。
“多谢严先生!多谢严先生!”福高爹听到这番吉祥话,心中喜悦不已,脸上满是笑容,连忙双手呈上早已准备好的谢礼。他一边连声道谢,一边在心里盘算:这下好了,儿子有了这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也不枉费自己三天三夜的苦思。
手里的鸭子被递出去的时候,又嘎嘎叫了两声,仿佛在替主人道谢。福高爹心里念叨:严先生开了金口,儿子的前程就有了着落,这一趟来得值,这只鸭子送得也值。他嘴上说着客气话,面上的喜色像是从里往外冒,压都压不住。他又朝严瞎子弯了弯腰,那腰弯得心甘情愿,比过年在祖宗牌位前磕头还要诚心。
谁也没有想到,那只一路上呱呱叫个不停的鸭子,一到严瞎子手里,竟然奇迹般地产下了一个蛋。要知道,鸭子通常都是在夜深人静时才会下蛋,大白天产蛋实属罕见。那蛋滚圆滚圆、白生生的,刚好落在严瞎子的掌心里。严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可那蛋一落手,他便摸了出来,手指头在光滑的蛋壳上摩挲了两下,顿时喜出望外,眉开眼笑地连声说道:“喜蛋喜蛋,真是天降喜事,喜气洋洋!”
这一下,福高爹心里更加笃定:连鸭子都来凑趣,儿子的名字还能错得了吗?这蛋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严瞎子说出名字的时候下,这分明是老天爷也点了头的!他欢欢喜喜告辞回家,一路上心里像揣着一团火,浑身都是暖的。那只白生生的蛋,像一颗定心丸,实实在在地落在了他心窝里,让福高爹脚底下生风,连影子都透着一股子高兴劲儿。
后来,福高爹怀揣着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拼尽全力,哪怕不顾自己老迈之躯,也要坚持送儿子去学堂读书。他深信那位颇有名气的严瞎子的话必定应验,一心要让儿子通过读书踏上仕途,光宗耀祖。他想:严瞎子说了,这孩子命里有福,只要识了字读了书,福气便会像水一样顺着笔墨流过来,还愁将来不发迹吗?他把“福高”两个字看得比命还重,好像那名字里早就藏着儿子一生的前程,只等着笔墨一蘸,就能淌出一条光宗耀祖的路来。这一趟送子,与其说送到学堂的是儿子,不如说是一个老父亲心心念念的指望,那指望头一回有了名字,有了去路,有了着落,就等着往后的日子一点点去应验了。
等小福高年满七岁,福高爹便一天也等不下去了。他早就盘算好了日子,仿佛七岁是一道坎,跨过去,儿子的前程就该正式启程了。这天早晨,他连饭都顾不上好好吃,扒拉了两口就撂下碗筷,迫不及待地扯着小福高的耳朵,一路连走带拽,把他拖到了村里的学堂。小福高被扯得龇牙咧嘴,耳朵根子红了一片,两条小腿倒腾得跟不上父亲的步子,一路踉跄,像只被老鹰叼住的小鸡崽。
福高爹却顾不上这些,他满心都是庄重和激动,挺直了腰板,脸上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郑重,仿佛是去办一件天大的事。到了学堂门口,他还特意整了整衣襟,又用袖子把小福高的脸擦了擦,这才迈步进去,郑重其事地替儿子报名入学。
教书的狄先生正坐在堂上翻着书,听见有人进来,便放下书卷抬眼去看。待福高爹报了儿子的大名,狄先生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合常理的事。他看了看福高爹,又低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小福高,眉头越皱越紧,那名字仿佛在他舌尖上转了好几圈,斟酌来斟酌去,终究没有说出口。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好像那句话堵在喉咙口,一时不知该如何吐出。
“老何啊,你怎么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狄先生终于开口问道。问话前,他先轻轻叹了口气,那口气从鼻腔里出来,又轻又长,像是心里压着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不吐不快。那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解,也有几分无奈,细细听去,还透着一丝说不出的惋惜,仿佛这个名字背后藏着什么不祥的东西,又像是替一个无辜的孩子感到难过。他说话的时候,眼睛还定定地看着小福高,目光沉沉的,那里面有打量,也有叹息,更多的却是一种读书人对乡间愚昧的悲悯,好像他已经从这名字里看出了什么旁人还没咂摸出来的滋味。
“嗨!这名字可不是我随便取的,那是村里那位有名的严瞎子帮我精心挑的。”福高爹一脸得意,嘴咧得几乎合不拢,厚实的嘴唇向两边扯开,露出两排被旱烟熏黄了的牙。他呵呵笑着对教书先生说:“先生,您觉得这名字怎么样,是不是挺不错的?”说完,还忍不住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像是想从狄先生脸上讨一句夸奖,又像是要把这名字的好处一股脑儿全倒出来。
他一边说,一边挺了挺胸脯,那神情得意得就像刚从田里拾了个金元宝,恨不得把金元宝举到人眼前晃两晃,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得了宝贝。那胸脯挺得高高的,连带着肩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也绷紧了几分;他的下巴不自觉地往上扬,眼珠子里闪着亮光,仿佛这“福高”两个字就是他家最值钱的家当,能光宗耀祖,能叫旁人眼红。
“唉!”狄先生无奈地摇了摇头,背着手在学堂里踱起步来。他那两只手在背后绞着,指头一下一下地捏着,脚步不紧不慢,把地上那层薄薄的粉笔灰都带起一小圈。他一边走,一边又摇了摇头,眉头拧成一个浅浅的疙瘩,似乎心里正盘算着该怎么开口,才能既不伤这位庄稼汉的脸面,又把这名字里的弯弯绕绕说个明白。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回头看了福高爹一眼,那目光里明明白白带着怜悯,仿佛在看一个被人蒙在鼓里还不自知的人。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才把声音压得沉沉的,说道:“老何,你恐怕是上当了。”这几个字说得不重,语气平和,却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原本平静的池塘,水花溅起来,涟漪一圈圈荡开。那涟漪慢慢往外漾,漾到福高爹脚边,把他脸上那层厚厚的得意也漾得晃了几晃。
“上当啦?”福高爹闻言大吃一惊,瞪大了眼睛,满脸难以置信。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就像冬天寒风里冻住的冰凌,连嘴角都来不及收回来,还维持着方才那个得意的弧度,可眼神里的神采却已经碎成了渣。他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像是有话要往外冲,却又被狄先生那怜悯的目光堵了回去,整个人杵在原地,像个忽然没了线牵的木偶,只剩下那半张着的嘴还停在空气里。
他愣愣地看着狄先生,像是没听清,又像是不敢信,嘴里喃喃重复道:“上当?上什么当?”那声音轻飘飘的,带着一股从心底泛上来的虚,仿佛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刚刚还宝贝得不行的名字,竟会是个圈套。他的眼神有些散,看看狄先生,又看看地上,再看看远处,像是想从哪片灰扑扑的墙壁上找出一个否定的答案来。
而此时的小福高,全然没把大人间的对话放在心上。趁着父亲松开他耳朵的空隙,他一溜烟跑了个没影,早跑到院子里追蜻蜓去了。小孩子哪里懂什么名字里的名堂?他只觉得那些大人说的话像绕口令似的绕来绕去,一会儿什么福,一会儿什么高,听得他头疼,左右也听不懂,一得空便先跑开再说。在他心里,这世上好玩的事多着呢,一只蚂蚱、一摊泥巴都比那拗口的名字有意思得多。那蜻蜓翅膀薄薄的,在日头底下一闪一闪,像片会飞的金叶子,逗得他张开两条小短腿满院子追,嘴里还呵呵地笑,早把身后学堂里的愁云抛到了脑后。
狄先生看着福高爹那副又惊又懵的样子,叹了口气,耐心解释道:“福高再加上你的何姓,合起来不就是‘何福高’吗?你把这几个字连起来一读,岂不成了‘何来福星高照’?”他说一句,停一停,像是在给福高爹留出琢磨的时间,又像是怕说得太快,这老实人的脑子一时转不过来。
他一边说,一边伸着手指在虚空中一画一画写那几个字,从“何”到“福”再到“高”,一笔一画,像是要把字里的机关拆开来,指给福高爹看。指尖在空气里慢慢移动,时而顿一顿,时而又划一下,仿佛只要这么划出来,那几个字就能现了形,让福高爹看出里头藏着的玄机。他写完最后一个“高”字,还特意在“何”字上点了点,好像那“何”字就是整件事的关窍。
“何来福星高照?这是什么意思?”福高爹依旧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他眨巴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念着这几个字,越念越糊涂,怎么也捉摸不透,明明是好好的“福高”,怎么连在一起就变了味儿?他皱着眉,一脸茫然地看着狄先生,像听天书一样。那两只粗糙的大手垂在身侧,手指头无意识地搓着衣角,搓得衣角都卷了边,也没搓出半点明白来。
“所谓‘何来’,就是‘哪里来的’意思啊。”狄先生进一步补充道,“看来那严瞎子是故意捉弄你呢!”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静水里,福高爹脸上的困惑瞬间变成了满腔怒火。先前凝在脸上的茫然像是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他的眉毛竖了起来,眼睛瞪得溜圆,连腮帮子都鼓了起来,整个人的气势一下子从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变成了发威的下山猛虎。他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地跳,鼻翼一扇一扇的,呼出的气都粗了许多,像是要把刚才懵在心里的那点窝囊,全用怒火烧出来。
福高爹这才恍然大悟,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当真是恶向胆边生。他气得直跺脚,跺得地上的尘土都飞起来,破口大骂:“我竟然上了那狗日的严瞎子的当!我非找他算账不可!”那骂声从喉咙里劈出来,又粗又哑,震得学堂的旧窗户纸都跟着嗡嗡响。他一边骂,一边捏紧了拳头,指节攥得嘎巴嘎巴响,像要把那个严瞎子从看不见的地方揪出来,当面讨个说法。
话音一落,他便拔腿冲向严瞎子家,脚下生风,连头也不回。那两条腿甩开了,大步流星踩着土路,身后的灰土被蹬起一溜烟,迷迷蒙蒙飘在半空。到了严瞎子家门口,他跳着脚在门外足足骂了十来分钟。难听话一句接着一句往外涌,就像憋了半天的山洪突然决了口,一泻千里,越骂越气,越气越骂,满肚子的火气泼出去就收不回来。他骂出的字眼儿一个比一个硬,一句比一句冲,连路边树上的麻雀都惊得扑棱棱飞起来,不敢在枝头多停一步。
他骂一阵,又拍一阵门板,拍得门板咣咣响,响到半条街都能听见。那只粗糙的手掌一下接一下砸在门板上,掌心震得发麻发红,他却像不知道疼似的,反倒越拍越来劲,恨不得把这一肚子气全拍进那薄薄的木板里头去。
严瞎子自知理亏,加上之前还收了福高爹送来的鸭子,此刻更觉低人一等,索性高挂免战牌,始终闭门不出,任凭福高爹在外头如何叫骂。他本来就理亏,又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哪里敢应声?院子里剩下的鸭子还在嘎嘎地叫,仿佛也在替他心虚。那鸭叫一声高一声低,断断续续的,像是替主人赔着几分人情,又像是一声声短促的叹息。他索性把门关得严严实实,一声不吭,任由外头骂去,只当自己聋了、哑了,一丁点儿动静也不敢回。屋里黑乎乎的,他缩在炕角,眼皮子耷拉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一个响动就招来更大的骂。
福高爹骂得口干舌燥,嗓子眼儿都冒了烟,却也无可奈何,最终只能悻悻地回了家。一路上,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像明明以为白捡了个大便宜,小心翼翼捧回家细看,才发现原来是个骗局,肚子里胀得满满当当,全是气。那气在肚子里左冲右突,升起来又落下,落下又升起来,搅得他胸口闷闷地疼。他喉咙里干得厉害,像含了一把热砂子,咽下去疼,吐又吐不出来,脚步也一点点沉了下来,再没了刚冲出门时的利索。
他低着头,脚底下踢着一块小石子,踢一脚,骂一声,又踢一脚,又骂一声,那石子骨碌碌滚出去老远,也没能带走他半分火气。石子滚到路边的草窠里,惊起几只小虫,他也没心思看,只闷着头往前走,肩膀一塌一塌的,整个人像是刚从一场梦里醒过来,梦里他得了宝贝,醒过来却只剩一手空。
因为这件事,福高爹一直闷闷不乐,心中郁结难解。那口气堵在胸口,像一块干泥巴,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怎么就偏偏让那瞎先生给耍了呢?他想起自己当时送鸭子时那股高兴劲儿,想起自己逢人便夸那名字起得好,想起自己方才还在狄先生面前洋洋得意,越是回想,越是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面扇了一巴掌,又疼又臊。他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把床板压得吱呀吱呀响,可那口闷气,却始终沉沉地压在心头,怎么也排解不了。窗外的月亮冷冷地照着,月光从墙缝里漏进来,白惨惨落在地上,像一层薄霜,越发让他心里凉飕飕的。
他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少个夜晚,油灯都熄了,屋里黑沉沉的像一口井,她还睁着眼睛,听着身边的男人翻来覆去地叹气。那叹气声一声接着一声,像风箱漏了气,又像老牛夜里反刍时发出的闷响,听得她心里一揪一揪地疼。她明白他心里的憋屈,也明白那口闷气不是旁人三言两语就能解开的,可她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她侧过身,把声音放得又轻又柔,像怕惊动什么似的,一遍遍在他耳边劝:“他爹啊,你也别再为这事烦心了。咱们家祖祖辈辈过的都是清贫日子,哪有大富大贵的命?当官发财那是别人的福分,咱们庄稼人,能平平安安把日子过下去,就烧高香了。再说,孩子的名字已经起了,街坊邻居也都叫顺了嘴,现在改也来不及了。你要是实在觉得不好,不如等往后再生了孩子,就多走几步路,去请教书先生,请人家正正经经起个好名字,别再听那些野路子的瞎话了。”她说这话时,气息轻轻的,吹在福高爹后颈上,温温热热的,像春天的夜风,把他满身的烦躁一寸一寸往下按。
她的话柔柔的,说了一遍又一遍,像一把小笤帚,慢慢扫着福高爹心头的积灰。那笤帚不重,扫得也慢,可一下一下的,倒也把积得最厚的那层灰,扫开了些许,露出底下潮湿的泥土来。那泥土里还带着点潮气,有点黏,有点软,像是被夜里的雾气浸过了,总算不再是干巴巴、硬邦邦的一团。
福高爹听了妻子温柔体贴的劝导,心里那根绷紧的弦,忽然就松了几分。那暖意从心口一股股往外涌,涌到眼眶里,化成两行滚烫的泪水。他伸过胳膊,一把将妻子紧紧抱住,像抱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又像是要把自己埋进那点温暖里。他哽咽着,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好不容易才挤出几句话:“都怪我,都怪我肚子里没墨水,才会让那黑心肝的严瞎子捉弄了!”那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来,滴在妻子的肩头上,滚烫烫的,一滴赶着一滴,像要把这些天攒下的委屈全淌出来。
他的声音又哑又低,带着一个庄稼汉很少在外人面前露出的软弱。平日里他扛着锄头下地,天塌下来也不见他皱一下眉,再大的日头、再硬的土,他都不曾哼过一声。可这会儿,他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把脸埋在妻子肩膀上,任眼泪一滴一滴往下砸。他的肩背一耸一耸地抖着,那只常年握锄头的大手,此刻却轻轻地抓着她后背的衣裳,像怕一松手,连这点暖和气儿也散了。
他恨严瞎子,恨他睁着眼说瞎话,拿一个孩子的名字来诓人;可他更恨自己,恨自己不识字,连人家说的是真是假都分不清,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越想越气,越气越悔,那悔意像一根细针,扎在他心窝上,拔不出来,也不让别人碰。那针尖儿细得看不见,却一下一下往肉里钻,钻得他心口一阵阵发紧,连带着眼眶也跟着发酸。他恨不能把过去那些个得意的笑脸都收回来,恨不能把送出去的那只鸭子从严瞎子手里夺回来,更恨自己怎么就这么容易信了人。
可日子并不因为谁的悔恨就停下来。随着时间推移,一件谁也没料到的事,悄悄落在了这个家头上——福高娘再也怀不上孩子了,准确地说,再也没能生下一个儿子。起初他们还盼着,盼着下一胎,盼着个带把的,到时候一定去求个读书人起个响当当的名字。那盼望像灶膛里留着的一点火种,看上去虽然弱,却总也没熄透,夫妻俩夜里说着说着,还会为那还没影的孩子想出一串名字来,想着哪个字响,哪个字亮,哪个字能撑起门面。
可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那盼头就像田埂上的草籽,被风吹得干干净净。这对一个传统庄稼院来说,无异于沉重的打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话像一块磨盘,压在两口子心口上,喘口气都觉得疼。原本还指望着下一个孩子能有个体面名字,如今这份指望,也彻底落了空。偏偏祸不单行,家里的日子也跟着一天比一天紧巴起来,原本就不宽裕的米缸,更是刮得见底。那口米缸搁在灶房角落里,黑乎乎的,肚子大而空,勺子刮下去,只听见一声一声干巴巴的响,半天也提不上几粒米来。
从前虽然穷,可穷得踏实,锅底还能照见人影;如今那份踏实也没了,只剩下说不尽的艰辛,和一天比一天深的愁苦。那光景就像一盆放在灶台上的水,火撤了,热气一点点散尽,水一点点凉下去,再也冒不出滚烫的汽来。灶眼里的灰冷得发白,连点火星子都扒拉不出来;屋里屋外的空气沉沉的,像被抽走了最后一点活泛气,连鸡也不怎么叫了,狗也懒洋洋趴在墙根下,尾巴都不摇一下。
“何来福星高照?”每当夜深人静,福高娘躺在那张咯吱作响的床上,心里总会泛起这个疑问。她睁着眼睛看黑漆漆的房梁,听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像呜咽,又像是叹气。她也想不通,想不通一个好端端的名字,怎么就带不来一点福气?想不通那个满嘴好话的严瞎子,怎么偏偏就挑中了自己家?更想不通的是,自己勤勤恳恳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怎么日子却越过越像一把干枯的柴?曾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今只剩下无尽的失望与无奈。那些憧憬,像是贴在窗上的纸花,被雨水泡烂了,一碰就碎。她心里那个疑问,像一只夜麻雀,一到天黑就扑棱棱飞出来,叫得人心慌。白天还好,还能用活儿把心思压下去;可一到夜里,万籁俱寂,那麻雀就在她心里扑腾,翅膀扇起一阵阵凉风。你说福高爹信了严瞎子,到底是福是祸?这名字就像一根扎在肉里的刺,拔不出来,也化不掉。起初还疼,疼得让人发狠;后来不疼了,可那刺还在,嵌在肉里,偶尔碰到,依然一阵钻心的酸楚。那酸楚顺着骨头缝往外冒,像陈年风湿遇上了阴天,说不清哪里疼,可整个身子都不爽利。
日子一久,两个人都不再提那名字,仿佛不提,就能当它不存在似的。可心里都清楚,刺一直扎在那儿,谁也动不了它。那名字像一块旧伤疤,表面结了痂,看着不碍事,可底下的肉一直没长好,碰不得,也揭不得,只能任它不声不响伏在日子里。
直到有一天,福高爹的身子终于垮了,再也起不了身。他躺在炕上,枯瘦的手搭在被子外,指节凸起,像枯老的树根。他曾经那样充满斗志与希望,挑着担子能走几十里山路,扛起锄头能翻一整片地,那双大手撑着这个家,撑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可如今,他瘫卧在床,双脚无力垂着,那双手也抬不起来,再也撑不起这个家了。他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眼神里空空的,又像是装着许多东西。他惦记地里还没收的庄稼,惦记灶上没做完的活计,惦记妻子夜里咳嗽的毛病,更惦记那个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名字——福高。那名字像一团火,曾经烤得他胸口热烘烘的,如今却只剩下一摊冷灰,风一吹,只留下若有若无的烟。
他这一辈子,穷过,苦过,被人骗过,也咬牙撑过,可到最后,什么也没能留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那渴望光宗耀祖的心思,才悄无声息跟着自己的灵魂,一同去了天堂,只留下无尽的遗憾与叹息。那份未了的心愿,成了他睁着眼也望不到头的远路,只能带着它一同上路。他闭上眼的时候,嘴唇微微动了动,像是还在念叨着那个名字,又像是终究把它放下了。谁知道呢?反正那点不甘,那点盼头,都随着最后一口气,散在了风里。风从屋外吹进来,轻轻掀了掀炕头那床旧被角,又悄没声儿走了,像带走了什么,又像什么也没带走。
或许,真的是“何福高”这个名字取得不够吉利,才害得他命运多舛。福星高照,福星高照,这名字本是祖辈盼着他能沾上星光福气,盼着他一生顺遂、出人头地,可到头来,那“福星”就像个从不赴约的远客,连影子都没在他家屋檐落过一回。屋檐还是那座旧屋檐,黑瓦上长着青苔,雨来了就滴一滴水,风来了就落一层尘,年年岁岁,再没有哪颗星子肯从那里照进来,把这家人的日子照得亮堂些。何福高的大半辈子,几乎都在苦难与挫折里度过,仿佛命运把各种鞭子都往他身上试过,却半分补偿都不肯给他。他像一株长在石头缝里的野草,头顶压着冷冰冰的石头,脚下踩着薄得可怜的一层土,风一吹就弯了腰,雨一打就烂了叶子。他被风折过,被雨打过,被脚踩过,被牲口啃过,身上满是深深浅浅的旧伤,却总还留着一口气,不肯就这么枯黄了事。春风来了,他冒点头,从石缝边探出一点薄薄的绿意;秋霜落了,他枯了叶,把最后一线生气缩回根里;可根还死死扎在石缝里,憋着一股拗劲,等着下一场雨,哪怕那雨总也不来。只是那头顶的“福星”,终归没有照到他身上,连一点微光也没舍得漏下来。他的一生,就像一条蜿蜒在荒山野岭间的羊肠小道,处处是沟壑,步步有暗坑,前脚刚落下,后脚又悬在半空,满是难以预料的波折坎坷。那路上的石头不会因为他走得小心就挪开,那路边的荆棘不会因为他衣衫单薄就收起尖刺,反倒像早已埋伏在那里,专等着划破他的脚踝。风霜雨雪轮番侵袭,屈辱打击接踵而至,好像上天早就写好了他的命,他只能照着走,躲不开,也挣不脱。他常常想,是不是自己命里就该这样?可每回想到一半,他又狠狠把这念头按下去,像把一口涌上来的苦水硬吞回去,咬着牙继续往前走,不敢停,也不敢多问。
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心中那个炽热的梦想——总有一天要发家致富,光耀门楣,让何家的香火在人前挺直腰杆,不再矮人三分。这念头像是埋在他心里的火种,被冷风扑过,被苦雨浇过,有时只剩一点忽明忽暗的红,可再大的雨也浇不灭。为了这个梦,他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攥在手里能攥出汗来;一碗稀饭能兑上两碗水,喝得肚子里咣当响,也不肯多放一粒米。他起早贪黑,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月亮升到头顶才拖着影子回家,进门时连话都不想说,只有影子陪着。他把汗水一滴一滴洒在黄土地上,摔成八瓣,又悄悄渗进土里;把希望一点一点攒进日复一日的操劳里,像攒着一点火绒,生怕风把它吹散。春天播下的种子,他盼着能长成金子,站在田埂上望了又望,连苗尖都舍不得碰;秋天收进的粮食,他盘算着能换成砖瓦,一块一块在心里码起一座崭新的屋。可命运这尊冷酷的神像,却似乎总在暗处和他作对,脸总是板着,眼总是半闭着。每当他以为曙光就要到来,刚想挺一挺腰身,总有一股无情的风,把他苦心撑起的帆撕得粉碎。那帆是他用多少年心血一针一线缝起来的,针脚里缝着血泡,线缝里缠着盼头,可风一来,哗啦一声就破了,连补都来不及补。他的脚下,仿佛永远铺满荆棘,每迈一步都扎得生疼;他的前方,仿佛永远布满陷阱,每望一眼都看不见底。风云变幻,莫测无常,任凭他怎么拼命挣扎,心中那股炽热的抱负终究像天边的浮云,看得见,却够不着,越追越远,越远越凉。他只能把无奈咽进肚子里,让它在脏腑间慢慢化开;把叹息揉进黑夜里,让风把它捎到没人听见的地方。在日升月落之间,他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夜,白天把力气交给黄土,夜里把心气交给枕头。人家睡在炕上做的是团圆梦,梦里有人等,有热汤;他睡在炕上做的是翻身梦,梦里全是金黄的收成和挺直的腰杆,可梦醒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日子还是那副老样子,连一丝要变的迹象都没有。
他的一生,何曾有过半分坦途?若说有过,那也不过是坑洼之间偶尔露出的一小段平地,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又陷进新的泥泞里。说他穷困潦倒,毫不夸张;说他命运多舛,更不是虚言。那些年里,福星似乎从来没有在他头顶驻足,连片刻都不肯;祥云也从未为他停留,哪怕一小片云彩的荫凉,都没让他沾过,太阳倒是一回没少晒。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福星高照、否极泰来?他就像一棵被遗忘在荒野里的老树,四野空旷,无遮无拦,风来了挡风,雨来了淋雨,雪落了压枝,却还得硬撑着最后一口气,等着一个渺茫的春天,哪怕那春天总是遥遥无期。别的树有园丁照看,有篱笆挡风,有肥水滋养,他没有。他只有自己,只有那副被日子磨得越来越粗糙的骨头,和那颗被希望反复烫伤又反复焐热的心,旧疤还没长好,新伤又叠了上去。
他偶尔也会抬头看天,看天上的星子一闪一闪,密密挤在黑沉沉的夜幕上,像谁撒了一把碎盐。他仰着头,脖子酸了也不肯低下,心里嘀咕:那么多星星,怎么就偏没一颗肯照照我?可嘀咕归嘀咕,怨也怨过了,叹也叹过了,第二天天亮,他还是照样下地,照样把腰弯成一张弓,弓弦绷得一日比一日紧,却从没真的断过。
而在今天这个本应是他大展拳脚、一展凌云壮志的日子,天还是那片天,风还是那阵风,命运却又一次睁着漠然的眼睛,从高处扫下来,把他推下了悬崖。他原本想着,这一回总能翻个身吧?总该轮到自己喘口气了吧?他盘算了多少个夜晚,把每一笔账都翻来覆去算了几十遍,灯芯拨了又拨,心口热了又热,越想越觉得有奔头。出门时,他还特意换了件干净衣裳,把衣襟抹得平平整整,鞋带紧了又紧,像是要去赴一场等了半辈子的约。可谁想到,一个不留神,他竟又摔了个大跟头——跌得鼻青脸肿,满嘴啃泥,狼狈得连路边行人都不忍心多看。那副模样,哪里还有半分当年的精神气?裤腿沾着泥,脸上挂着灰,眼睛里的光一下子熄了大半,像一盏刚挑起来的灯,被风猛地打翻了。连他东拼西凑、低声下气借来的五千元老本,也像被水冲走的泥沙,一眨眼就赔了个精光,连个响声都没有。
那是他跑了多少家亲戚、赔了多少张笑脸才借来的钱啊,门槛跨进跨出,好话说了一箩筐,难堪受了一肚子,里头装着人家的情分,也压着自己的脸面。血汗钱打了水漂,连一圈水花都没来得及泛开;希望也碎了一地,拾都拾不起来,留下的只有满身尘土和一肚子苦水。他蹲在路边,双手抱着头,手指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像一尊被雷劈过的木桩,半天没动一下。风从身边刮过去,卷起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落在他脚边,轻轻一停,又打着滚儿走开,像是也在笑话他。
这一幕,恰像极了长荡湖镇那句家喻户晓的俗话:“不得死,贩菜籽!”老人们说起这句话时,总带着几分揶揄,几分叹息,仿佛贩菜籽这营生,天生就是一条注定赔本挨苦的不归路。你想啊,菜籽分量轻、价钱贱,一担挑出去,压弯了扁担,磨破了肩膀,回来一数钱,还不够买几斤盐,连磨鞋底的损耗都补不回来。可偏偏有人不信邪,非要去试,试了又亏,亏了又不甘心,再试再亏,到头来只能窝窝囊囊认命。于是这句话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成了长辈们教训后生的口头禅,饭前饭后说,田埂上歇脚时也说。而何福高的下场,竟也如此精准印证了这句俗语的预言,仿佛他这一生的坎坷不幸,都能浓缩进这句轻飘飘却又沉甸甸的话里。镇上的人背地里议论起他,也爱拿这句话打趣:“你看那何福高,可不就是‘不得死,贩菜籽’的命么?”
话里带着笑,笑里带着叹,叹里又藏着几分说不清的凉意,像深秋夜里落下的霜,薄薄铺在人心上。
但实际上,何福高并没有真的去贩菜籽。真正让他陷入这般困境、吃尽苦头的,既不是天降横祸,也不是小人作祟——除了他亲手饲养的那八百只鸭子,还有他出于一番好意、热心帮衬村上好友兼堂兄、养鸭专业户何松加工的那两千只板鸭!那八百只鸭子,本来寄托着他翻身致富的最后一点热望。他一只一只地喂,一把一把地撒食,一圈一圈地赶,早起晚睡,把它们当宝贝疙瘩似的供着,生怕它们饿了冷了。鸭子嘎嘎叫着,他听着不嫌吵,反倒觉得那是盼头的声音,热热闹闹挤在耳朵边,像歌声一般好听!而那两千只板鸭,更是他怀着一腔诚恳,盼着与人共赢的殷切心血。他想着,都是一个村的人,何松有难处,他搭把手是应该的;他想着,只要这批板鸭做成了,自己也能落点工钱,两家都能过个好年,往后的日子也能宽一宽。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两千只板鸭非但没能给他带来半文预期的回报,反而像一座沉重的大山,死死压在他本已佝偻的脊背上,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得他连夜里翻身都要费很大的劲。那稻草落在骆驼背上时轻飘飘的,轻得几乎听不见响动,可落在他肩上,却比石头还重,重得他脊梁又弯下了几寸。他这才明白,这世上有些路,不是光靠好心就能走得通的,心越软,路有时反而越窄;有些情分,也不是光靠实意就能换来好结果的,意越真,伤有时反而越深。他望着那些鸭子发呆,鸭子对着他嘎嘎叫,谁也不懂谁,鸭子的眼里只有水和食,他的眼里只有碎了的梦。他只能把那口气咽下去,把那份苦吞进肚子里,带着满身的疲惫和空空的口袋,一步步往回走。身后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个苦命人拖着一身还不清的债,怎么也走不到头,仿佛那路不是通向家,反倒一截一截伸进越来越深的暮色里。
第四章
管理员咽了口唾沫,那口唾沫在喉咙里滚了一下,又滚了一下,却被一阵没来由的干涩堵在半道,半晌才勉强吞了下去。他稳住心神,像在水里挣扎的人好不容易攀住了一根浮木,又像是踩在晃悠悠的独木桥上,一点一点把心收回来,这才鼓足勇气,结结巴巴地说:“那……何福高怕是不行了。”
何福高决定开始绝食,是在他被市管所请到学习班学习后的第二天上午之后。那天,全所人员和学习班的学员都参加了会议,一个不少,屋子里坐得满满当当,连咳嗽声都显得格外闷。人一多,气就浊,人人呼出的热气混在一处,把整间屋子蒸得又沉又胀。严龙生所长就是在这样的会上,宣布了对何福高的处理结果:9600元利润要全数没收,剩下的三百只板鸭也一只不准留。两个数目一报出来,就像两块冰坨子掷到人面前;那几句话又硬又冷,没有半点转弯,也没有半分松动,直直砸下来,一声接着一声,一下重似一下,砸在头顶,落到心口,把那点活气都砸散了,散得连一点热乎劲儿也留不住。话一落进耳朵,何福高就把嘴闭紧了,闭得死死的。上下牙紧紧咬在一起,两片嘴唇绷成一道线,像怕有什么东西从嗓子眼里漏出来。不是不想吭声,是忽然觉得什么都空了,胸口空落落的,脑子里也白茫茫一片,说也没用,嚷也没用,屋子里那么些人,屋子外头那么大个天,没谁会为他多停一刻,也没有哪句话能替他把结果翻过来。不如省下那口气。那口气薄薄地悬在喉咙口,滚了几滚,到底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只剩满嘴的干涩。从那一刻起,他再不肯沾一粒米,喝一口水,哪怕一口半口都不肯沾到唇边,嘴从此闭得严严实实,像落了闸,扣了锁,再也不张开,既不开口说话,也不张口吃喝。
旁人把饭端到跟前,他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像是面前搁着的不是饭食,倒是一堆与他毫不相干的尘土。那饭菜原先还冒着一丝热气,后来慢慢凉了,油花凝在碗边上,他也不看一眼,只把脸朝墙里侧着,像要把自己和这屋子里的一切都隔开。
一连三天下来,何福高只觉得头脑昏沉,思绪混混沌沌、断断续续,像一块石头砸进水缸,起先没多大声响,可波纹却一层一层荡开去。那昏沉不单在脑壳里,还顺着脖颈往下坠,坠得两个肩头像挂了两只沙袋,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
第三天上午,市管所的院子里传来一声砰然巨响,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何福高狭小安静的空间里炸开,瞬间打破了这方小天地原本的沉寂。那响声来得太猛太烈,震得头顶的灰簌簌往下落,连墙根的老耗子都慌慌张张窜了好几圈,不知道该往哪儿躲。那声音贴着地面滚过来,又顺着墙缝钻进来,震得人耳朵里嗡嗡直响,像有一面铜锣在脑门后面死命敲了一下。
紧接着,关他住宿的那扇房门被从外面狠狠撞开,声音响得像是平地炸了个雷。熊小二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大步流星走到何福高面前。他的步子又急又重,每一步都像是要在地上跺出一个坑来,那气势,不像是来问话的,倒像是来寻仇的。他呼吸粗重,胸口一起一伏,伸出一根手指,几乎戳到了何福高的鼻尖,声音如同炸雷一般在空气中炸开:
“何福高,你给我听好了,谁是田埂豆?你倒是给我说清楚!”
这话说得很清楚,每一个字都带着火气,听在耳朵里,像是一颗颗烧红的石子砸过来。可何福高却仿佛一尊雕塑般,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他毫无关系。他的眼珠子没有转动,呼吸也没有加快,甚至连衣角都不曾动一下。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样,立在屋子中央,活脱脱一尊泥塑的罗汉。那些吼声、那些骂声,到了他跟前,像是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一层层落下去,激不起半点波澜。他立在那里,不躲不闪,不迎不拒,好像所有的事情都隔着一层厚厚的布,声音传过来,只剩下一点隐隐约约的影子,连他的眉毛都不曾惊动一下。
“谁是田埂豆?你哑巴了吗?快说!”
管理员熊小二的声音愈发尖锐,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那嗓门大得怕人,连窗外枝头歇脚的麻雀都被惊得扑棱棱飞走了。屋里的空气仿佛都跟着紧了紧,像是一根弦被拉到了最满,再用力一点就要崩断。然而,何福高依旧如同石像般,一声不吭,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他屏蔽在外。他就像一个耳朵里塞了棉花的人,任你喊破了喉咙,他也听不见半个字。那些话从他的面前冲过去,又在他的身边落下来,连个弯都没打,连个痕迹都没留。他那张脸像蒙了一层灰,灰扑扑的,不见一点血色,也不见一点活气,只有两个眼睛半开半阖,不知是望着人,还是望着人身后那堵裂了缝的墙。
“妈的,你小子居然敢不搭理我!”
熊小二怒火中烧,眼睛瞪得铜铃一般大,太阳穴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像是蚯蚓爬满了额头。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一只手猛地抓住何福高的衣领,用力摇晃,那劲儿大得几乎要将何福高整个人提离地面,嘴里的唾沫星子几乎喷到了何福高的脸上:
“你装什么死!你以为装哑巴就能蒙混过关吗?”
那声音一个字比一个字重,像是要把人的心窝子都震裂。可何福高依然沉默着,那沉默比任何还击都更让人心里发毛。那沉默又厚又冷,像一堵浸了水的土墙,把熊小二的吼声全吸了进去,连个回声都不给。熊小二抓着他的衣领,只觉得掌心里像攥着一把干柴,又硬又硌,那领口早被汗水和灰尘浆得又板又涩。
那摇晃的力道,换作旁人,怕是早已吓得腿软求饶了。可何福高呢?他的脑袋随着熊小二的动作左摇右晃,身子像一截干枯的木头,被摇得嘎吱作响,却始终没有发出一声求饶,也没有挣扎一下。那嘎吱声轻微得几乎听不分明,像是骨头在皮肉底下相互碰撞,又像是整副身子随时要散架。他的两条胳膊软软地垂在身侧,随着摇晃一荡一荡,像断了线的木偶胳膊,了无生气。
他像一捆晒透的干柴,又像一只被抽去了线的木偶,任人摆弄,却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那副身子像是已经不属于自己,任凭外面的风浪再大,里面也是一片死水般的沉寂,连一圈涟漪都不肯泛起来。他的脸上既不恐惧,也不愤怒,没有哀告,也没有屈服,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茫,仿佛已经把自己从这具躯壳里抽了出去,只留下一副空荡荡的架子,由着旁人去摇去晃。
就在这时,何福高的眼睛微微半睁了一下。那眼神浑浑浊浊、迷迷蒙蒙,仿佛穿透了迷雾,像是从很深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一缕光。那光很弱,弱得像是随时会灭,又像是隔着数不清的岁月和困顿,勉强透出来那么一点点。他似乎只是想要看清楚眼前这个抓着他衣领的人是谁。那是一张熟悉的脸,是管着这片市场、管着他们这些小贩的脸。那张脸就在眼前,他认得,早就刻在日复一日的光景里了。当他的目光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那双眼睛又悄然无声地合上了,仿佛一切又回归到了原点。
那眼皮合得很安静,像是熄了一盏灯,从容不迫,了无牵挂。
灯熄了,屋里便只剩下一片沉沉的、无声的黑,再也照不出什么光亮来。连他最后那一点微弱的目光也没了,屋子里像突然暗了一度,熊小二抓着他衣领的手不由自主地松了松,心里莫名地空了一下。
他一声未响,跌倒在地上。
倒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像一截被砍断的木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没有人伸手去扶,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那瘦弱的身子砸在地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然后便再无动静。那一声闷响在屋子里绕了一圈,没人接住,没人应答,很快就消散了。
他躺在地上,像一件被随手放下的旧衣裳,动也不动,脸上还是那副空空洞洞的表情,仿佛跌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梦里。那梦像是一口枯井,又像是深不见底的黑水潭,他直直地坠进去,连个气泡也没冒。
熊小二见状,心中不由得一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刚才还在熊熊燃烧的怒火,此刻像是被一盆冷水兜头浇灭,只剩下满心的惊恐和慌乱。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断了弦,整个人僵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忙不迭地松开手,反身疾步走出屋子,步子踉跄得几乎要绊倒门槛,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恐:
“快来人啊,何福高怕是不行了,快叫医生!”
那喊声尖得变了调,在空旷的市管所里来回撞击,惊得正在办公的几个人纷纷抬起头来。起初大伙儿还没反应过来,等看清熊小二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才意识到事情大了。眨眼工夫,市管所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椅子被撞翻的声音、脚步声、七嘴八八的呼喝声响成一片。几个人七手八脚,小心翼翼地将何福高抬上了板车,有人托着头,有人扶着腰,有人还细心地在他身下垫了一件旧棉袄,然后便飞快地朝着镇人民医院的方向疾驰而去。
板车的轮子在土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推车的人跑得满头大汗,谁也顾不上擦一把。那颠簸的路面一高一低,车上的人也跟着一颠一晃,可谁也不敢慢下脚步,生怕耽误了哪怕一眨眼的功夫。汗水顺着额头淌进眼睛里,又咸又辣,推车的人也腾不出手揉一揉,只是死命攥着车把往前奔,脚下的土路扬起一层细细的灰,扑在裤腿上,又厚又粘。
如果出了人命,市管所会被上面追责的。
这句话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在场每个人的心口上。
大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清清楚楚,一条人命,若是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轻则丢饭碗,重则吃官司,谁担得起这个责任?这年头,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的,谁家里不是上有老下有小?真要是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往后可就没法活了。于是推车的人跑得更快了,跟在旁边的人也不敢闲着,一边跑一边探着头看何福高的动静,见他仍旧紧闭着眼,一动不动,心里越发没了底,只盼着镇医院的医生本事大些,能把人从鬼门关前拽回来。
风从耳边呼呼地刮过去,那板车吱呀吱呀响个不停,每一声都像在催人快些,再快些!
而熊小二则趁着这短暂的空档,赶紧回到办公室。他锁上门,抹了一把额头上沁出的冷汗,手指哆哆嗦嗦地拨响了电话。拨号的时候,连手指头都在发颤,接连拨错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才接通,他压低声音急急地喊:
“喂喂!是严所长吗?”
“嗯,是我,什么事这么急?”
电话那头传来哗啦哗啦洗扑克牌的沙沙声,间或还夹杂着几声嘻嘻哈哈的笑闹,显然严副所长正享受着闲暇时光,压根儿没把这通电话当回事儿。那声音隔着话筒传过来,带着一股子漫不经心的懒散劲儿,仿佛天塌下来也跟他没什么相干。
熊小二听着那沙沙的洗牌声,心里越发焦躁,急得喉咙又干又紧,像有团火在里头烧,偏偏又不知该从哪一句说起。
“那……那个何老头,怕是……”熊小二的声音有些颤抖,话语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恐慌和焦虑,那声音像是从嗓子缝里挤出来的,又细又瘪。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半截,怎么也不敢把那句不吉利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出来。那半截话在喉咙里打着转,像一根鱼刺卡在那里,吐不出来,又吞不下去。
“怕什么?嗯!”
严副所长的声音突然拔高,威严而有力,仿佛一剂强心针般注入了熊小二的心田,让他瞬间恢复了些许镇定。那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慑力,像是在提醒熊小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慌什么?隔着电话线,仿佛都能看见严副所长眉头一皱、眼睛一瞪的样子,那股子官威顺着听筒传过来,倒真让熊小二打了个激灵。他原本乱糟糟的心被这一声喝问压住,像被一只大手按在胸口上,虽然还有些发慌,却不敢再那么没头没脑地乱抖了。
熊小二咽了口唾沫,稳住心神,这才鼓足勇气,结结巴巴地说:“那……何福高怕是不行了。”
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抹了下额头上冒出的冷汗,那汗珠顺着他的太阳穴往下淌,他也顾不上擦,心中依然忐忑不安,像是揣了只兔子似的砰砰直跳。话一出口,他自己先吓了一跳,好像那话不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而是被人硬掰开嘴掏出去的。那一刻,他只觉得听筒贴在耳朵上,又热又滑,手心却冰凉冰凉的,连指节都有点僵。
屋里静得出奇,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电话线里传来的细微电流声。那电流声细细的、尖尖的,像一根线在耳边悬着,又像有什么东西在听筒深处轻轻咬着。他把另一只手攥成拳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办公桌上的斑斑痕迹,却什么也看不进去。
“什么?不行了?”
严副所长大吃一惊,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电话那头洗扑克牌的声音也戛然而止,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一瞬。片刻之后,他的声音再次传来,急切而严厉:
“快快送医院抢救,不能有丝毫耽误!”
“已……已经送去了!”
熊小二急促地回答,声音中带着一丝庆幸,仿佛做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后刚刚放下心来。他的语气比方才平稳了些,可握着听筒的手仍在微微颤抖。他生怕严副所长再追问一句什么,自己便答不上来,好在对方没有多问。
他听见自己喉咙里还有一个字没吐干净,像一小口气堵在嗓子眼,又使劲往下压了压,才勉强没有咳出来。
“好,我就来!”
啪的一声,电话被严副所长果断地挂断了,那声音在空旷的市管所里回荡,格外清脆。熊小二放下听筒,长长地呼出一口浊气,终于松了一口气,仿佛肩上的重担瞬间减轻了不少。那口气像在胸里憋了许久,吐出来时,连膝盖都有些发软。他靠在桌沿上,呆呆地站了片刻,才缓缓抬起手,又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窗外有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在他湿透的后背上,凉飕飕的,他才发觉自己的衣裳早被冷汗浸了个透。
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那一片天压得低低的,像是要垂到屋脊上来。他想着躺在板车上被推走的那个瘦弱老头,眼前总晃着那副轻飘飘的身板,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像有团棉絮堵在胸口,吐不出,也咽不下,只一阵阵地发闷。窗外的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带着凉意,吹得窗棂子吱呀作响,那声音细细的、颤颤的,像在耳边一声声催着。他忽然觉得有些冷,那冷从袖口和领口钻进来,贴着皮肤往上爬,他下意识地拢了拢衣领,指尖触到脖子,才发觉后颈也有些发僵。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目光落在身边那位同事的脸上,嘴唇动了动,语气略显急切地说道:
“你赶紧去他家一趟,给他家属捎个话儿,告诉他们这里情况紧急,叫他们立刻赶来。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路上千万别耽搁。”
那同事听了,脸色跟着一紧,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二话不说便推门跑了出去。门板在身后弹了一下,发出“咣”的一声,倒是把屋子里那点沉闷震散了些。他的脚步蹬蹬地敲在街面上,一声接着一声,渐渐远去,消失在街巷尽头。等到那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了,四下里又安静下来,静得耳朵里空落落的,只剩下墙上挂钟滴滴答答地走着,那针尖一下一下往前跳,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人的心尖上,又轻又重,叫人透不过气来。交代完这番话,熊小二心里更像揣了块石头,不敢再多做停留,迅速迈起脚步,毫不犹豫地冲出了市管所那扇敞开的大门,直奔镇医院而去。
他跑得气喘吁吁,耳边只有自己粗重的呼吸和鞋底擦过地面的声音。风从他的脸侧刮过去,带着凉意,他全然顾不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但愿人没事,但愿还来得及,说什么也要来得及
第五章
这些消息如同春风一般,一阵接着一阵吹过长荡湖镇的街街巷巷,吹过小河头村的田间地头,又顺着风溜进那间破旧草屋的门缝里。那风并不猛烈,也不吵闹,只是带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贴着地面、沿着墙根,慢慢地往前漾。它所到之处,似乎连空气都要比往日轻柔几分,路边的草叶微微地晃着,屋檐下的蛛网也跟着一颤一颤的,像是被什么好事情惊动了。可你若真要去听,又听不见半句实打实的话,只觉着那风里裹着一团和软的气息,钻进人的耳朵眼儿里,撩得人心里头也跟着活泛起来。
话说何福高的家,坐落在长荡湖镇小河头村的东头,地理位置虽然不起眼,但却是他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那地方偏是偏了些,可到底是一处遮风挡雨的落脚处,是他在这世上活了几十年攒下的全部根基。何福高这辈子没有别的产业,也没有别的住处,这三间草屋便是他头顶上的一片天,是他白天劳作之后唯一可以回去的地方。屋前是一方不大的晒谷场,平日里晒些豆子、稻谷,逢着雨天便积起一汪汪水洼,映着灰蓝的天。那水洼浅浅的,雨住了也舍不得干,像是地面睁着的一只只眼睛,望着一片空落落的光景。水色并不清亮,只在风过时微微地皱起来,把天光云影揉得细细碎碎,又慢慢归于平静。晒谷场的泥地踩得瓷实,天长日久,被脚底板磨得泛出一层暗沉的光,边边角角的地方长了些青苔,绿茵茵的,透着潮气。那些青苔贴着地皮,悄悄地从裂缝里钻出来,手摸上去滑腻腻的,像是给这硬邦邦的场院镶了一圈柔软的边儿。屋后栽着几棵歪脖子老柳树,枝条垂下来,搔着瓦檐,风一吹便沙沙作响。那声音不紧不慢,像是老树的喃喃自语,又像是岁月漏下来的絮语,听惯了,倒也觉不出寂寥。柳树歪歪扭扭的,像是在土里站乏了,便斜斜地靠着风歇一歇。
枝干上留着深深浅浅的疤痕,树皮皲得厉害,可每到春天,那些垂下去的枝条又会泛出嫩嫩的绿芽,显出几分不肯服输的生气来。
论及家产,他仅有三间简陋的草房子。说它简陋,委实不虚——那墙是土坯垒的,年深日久,靠近地面的部分已经剥落了好几处,露出里面掺着的麦秸秆。那些麦秸秆黄了又灰,灰了又黄,一根根支棱着,像是从墙里伸出来的干枯手指,攥着一点残存的力气。风从墙外灌进来,那些麦秸秆便瑟瑟地抖,抖得叫人心头发紧,仿佛它们还在替这间老屋使着最后一点劲儿。用手指轻轻一抠,土渣子便簌簌地落下来,碎成粉末,被风一带,就不见了踪影。那粉末细得抓不住,落在衣襟上、手心里,半晌也拍不干净,倒像是这屋子自己掉下来的时光。屋顶的茅草换过几茬,深浅不一的颜色交杂在一起,远远望去,像一块打了许多补丁的旧布。深褐的是早些年铺的,已经朽得发黑;浅黄的是后补的,还带着一点新鲜的草腥气。新新旧旧压在一处,厚厚薄薄的,晴天倒还罢了,一到雨天,屋里便这里一滴那里一滴地漏下雨水来,得拿盆盆罐罐接着,那滴答声彻夜不歇,像是屋顶在轻轻地叹气。那叹气声不重,却细密得很,东边才歇,西边又起,和着外面的雨声,竟像是一首听不真切的旧歌。这房子还是他父亲在世时遗留下来的。土坯是父亲一锹一锹和出来的,房梁是父亲一根一根扛回来的,连墙角的每一道裂缝,都像是有记忆似的,记着上一辈人汗珠子摔八瓣的光景。
父亲当年做这些活计的时候,怕也是这样一锹一锹地挖土,一担一担地挑水,把黄泥和麦秸搅在一起,再赤着脚踩得黏稠,最后才一块块地砌成墙。那些土坯里混着父亲的力气和汗水,也混着一家人过日子的指望,所以哪怕如今剥落了、发黑了,也仍旧让人觉得这屋里还有一口热乎气。
何福高年轻时也曾想着翻修翻修,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的钱只够糊口,哪里拿得出余钱动土?他不是没有盘算过,要是能攒下一笔整钱,先把漏得最凶的那间屋顶换一换,再把墙脚松动的地方补一补,总好过一到雨天就满屋子接水。他也不是没盘算过,省吃俭用攒个三五年,兴许能添几根新檩条,换一茬厚茅草。可日子像是漏底的筐,挣一文花一文,还没等攒出个眉目来,柴米油盐、针头线脑便把钱一分一分地抠走了。年头到年尾,手头总也剩不下几个铜板,翻修的事也就只能搁在心里,一年又一年地往后拖。
就这么一年拖一年,翻修的念头便像是屋后那几棵老柳树的影子,日头一落,便淡了下去。这么多年勤苦劳作,终究没能改变房子的旧貌,它依旧留着岁月刻下的痕迹,那痕迹里藏着他父亲留下的影子,也藏着他自己大半辈子的风风雨雨。墙还是那堵墙,门还是那扇门,只是人从年少熬到了白头。风从那墙缝里吹进来,又从那窗棂间漏出去,带走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留下这幢草房子,孤零零地立在小河头村的东头,像他这个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日子久了,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这房子困住了他,还是他舍不得这一屋子的旧时光。
人一穷困,便少了精气神。那精气神一散,走路的步子也跟着慢下来,说话的声气儿也不由自主地低下去,好像穷这个字,把人从头到脚都压得矮了一截。
说到何福高的外貌,他可以说是全社一百单八个生产队中最不引人注目的瘦老头。这话一点儿不掺假,方圆几十里的人提起来,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他那瘦弱的身躯和沧桑的面容,让人不禁心生怜悯。人要瘦到了那份儿上,浑身上下像是没几两肉,衣服穿在身上晃晃荡荡的,风一吹,衣摆便贴在身上,越发显出一副孤零零的骨头架子来。他的背有些驼,走起路来微微前倾,像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他的脸膛黑里透着黄,皱纹一道叠着一道,像干裂的田地;他的眼珠子泛着淡黄的颜色,看人的时候总带着一种怯怯的、躲闪的神色。旁人大大方方地看人,他却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目光刚一碰上便赶紧移开,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那双眼睛没有什么光彩,像是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偶尔抬起来,又像是怕惊扰了谁,慌慌地垂下去。如果有一位寡妇打算再醮,沿着全社一百单八个生产队寻找合适的伴侣,恐怕连看也不会多看他一眼,他的形象实在难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倒不是说他有什么毛病,实在是他太不起眼了,就像田埂上的一棵蔫草,丢进人堆里转眼就找不着了。别说旁人不留意他,就算有人特意记住了他的模样,过不了几天,那印象也就淡了,模糊成一片灰扑扑的影子,怎么也具体不起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走在路上不显山不露水,坐在墙角不声不响,仿佛天生就是叫人忽略的。有时候他站在人前,别人也不会多抬一下眼皮,好像他只是身后的一截土墙,或者是地上的一小片影子。
然而老话说得好:“蛮人有蛮福,蜡泥人人会住瓦屋。”
这话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小时候听到只觉得好笑,长大了细琢磨,倒觉得确有几分道理。老祖宗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看人看事都透亮,说出来的话虽然粗,却是实打实从日子里熬出来的。那泥捏的小人儿,看着不起眼,偏偏能住上瓦房,这事儿搁谁身上不觉得稀奇?可细想想,这世上的福气,从来不按长相分派,也不按家底分配。有人看着精明强干,日子却过得七零八落;有人瞧着窝窝囊囊,反倒安安稳稳地过了一辈子。老天爷的事儿,凡人猜不透,可有一条是明摆着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福气这种物件,不像粮食能称出斤两,也不像布匹能量出尺寸,它藏在人看不见的角落里,说不定哪天就悄悄落到一个不起眼的人头上。
何福高虽说在外貌和家产上都平凡无奇,但他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福气。他的内心或许比外表更加丰富坚韧,正是这份坚韧支撑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日子这东西,过得顺当的时候觉不着什么,可要是苦起来,真像是嚼一把干沙子,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何福高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一口一口嚼过来的。可他从来不怨天尤人,也不唉声叹气,活儿照干,觉照睡,天大的难处到了他这儿,似乎都能被他那副瘦弱的肩膀扛住。那日子虽苦虽累,可只要一想起自己的闺女,何福高的嘴角便不由自主地往上翘,心里像点了一盏灯,亮堂堂、暖烘烘的。那盏灯不费油,也不怕风吹,只要闺女在,就永远亮着,照得他心头热乎乎的。
再大的辛苦,再长的黑夜,一想着闺女的脸,他浑身上下就都松快下来,好像那些难处都变得不那么要紧了。
第六章
何福高的家中,却有一位在整个乡里一百单八个生产队的小伙子们眼中,如花似玉、令人瞩目的姑娘,她就是何海珠。海珠那姑娘,生得白白净净的,眉眼弯弯,笑起来像三月里刚开的桃花,走起路来,两条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看得那些后生们眼珠子都直了。她那白净的脸庞,像是刚剥了壳的鸡蛋,那弯弯的眉眼,不用笑都带着三分喜气。
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何海珠往人群里一站,旁的姑娘便像是被比下去了,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几分。那些后生们见过她之后,回去总要悄悄议论半天,有的说她眉毛生得好,有的说她笑起来甜,可谁也说不出她到底哪儿好,只是觉得她一出现,周围便亮堂许多。用他们村上唯一的初中生,小河头村赫赫有名的民办小学教师何秀才的话来形容:
“那可真是大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话说得文绉绉的,可你别说,还真有几分贴切。文绉绉的话,搁在庄稼人耳朵里,起初听着有些拗口,可细细一咂摸,那味道便出来了,像是嚼一颗生花生,越嚼越香。
海珠就像一颗珠子,藏在这间破破烂烂的草屋里,乍一看像是委屈了这姑娘,可细一想,倒让人觉着这草屋也跟着沾了光。那珠子本来是亮闪闪的,搁在金丝绒的匣子里也算不得稀奇,偏偏落在了这土墙茅顶的屋子里,反倒衬得那珠子越发莹润,连带着这间屋子都像添了几分光彩似的。
秀才说这话时,教室里围着一群半大小子,有的跟着点头,有的偷偷往外摸脑袋,想多看一眼海珠的背影,那光景倒比过年还热闹。
就好比月亮落在水洼里,水洼虽浅虽浊,可月亮一照,那水洼也跟着亮堂起来。草屋还是那座草屋,土墙还是那道土墙,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可因为有了何海珠,旁人路过时便忍不住多看一眼,心里头暗想:这样的人物,竟是从这屋里走出来的,真真了不得。旁人这么一想,再看那间草屋,便觉得它好像也没有那么破旧了,反倒有几分奇怪的体面。
这番赞誉之词,何福高曾经不止一次地从人们口中听到过,每当此时,他的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比吃了蜜还要甜上几分。
他这人一辈子听过的夸赞加起来,怕也没有听人夸他闺女的多。别人夸他闺女一句,他比喝了二两烧酒还舒坦,浑身筋骨都像是泡在温水里,松快得没法说。他甚至会独自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一边抽一边琢磨:我这辈子没挣下什么家业,可老天爷待我不薄,给我送来了这么个好闺女,这辈子算是值了。旱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正像他心里的念头,一亮一亮的。他蹲在那儿,脊背微微佝偻着,烟雾缭绕里,那张黑黄的脸上浮着一层淡笑,像是陈年老酒开了封,香气丝丝缕缕散出来。
他想,村里人有的置了地,有的盖了房,有的养了牛,可那些东西都是死的,哪比得上他闺女这么个活生生的宝贝金贵?这么一想,腰板便觉得直了些,心里那点穷苦带来的委屈,也冲淡了许多。他有时还会咧开嘴,冲着空落落的晒谷场笑一笑,那笑在烟雾里若隐若现,像是藏着千百句话,又像是什么也不必说。
大海里的明珠究竟是什么模样的珍宝,何福高这辈子从来没亲眼见过,可他心里明白,那必定是稀世之宝,珍贵无双。他活了大半辈子,见过最值钱的东西,不过是集上卖的几尺花布、几斤猪肉,那明珠啊,他想,可比这些东西贵重不知道多少倍。
听说海龙王住在水晶宫,龙宫里藏的宝贝,随便拿出一样,都够庄稼人吃用几辈子。那明珠想必是龙宫里最亮的一颗,不然秀才怎么会单拿海珠来打比方呢?就像他闺女海珠一样,这十里八乡,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他虽然没见过大海,也没见过什么明珠,可他觉得,海珠就是他的明珠,是比海龙王宫里任何宝贝都金贵的存在。
这话他听人说过不止一回,每听一回,心里便熨帖一回。他知道旁人说的不假,他那闺女确实出挑,可他从不当着海珠的面夸她,怕她年轻心浮,生出骄傲心性。只在背地里,对着墙角的锄头、院里的老柳树,心里默默念叨:我何福高有这么一个闺女,是祖上积了德。锄头不言不语,柳树沙沙轻响,倒像是都应了他一声。他心里的欢喜便又厚了一层,厚得能撑起他那副瘦弱的身板,让他走在贫苦日子里,也一脚一脚迈得稳当。
然而秀才说话总带着几分艺术夸张,换作乡下人朴实直白的说法,自然不会这么文绉绉。秀才念过书,肚子里有墨水,一句话到了他嘴里,能拐三个弯,说得花团锦簇。可庄稼人不兴那一套,心里有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话头子直来直去,像锄头刨地,一刨一个坑,实实在在。
他们夸起人来,不爱用那些文雅词儿,反倒爱拿身边最熟悉的事物打比方,虽然粗是粗了些,听起来却格外明白透亮。
早先那个穷得叮当响,连裤子都补得找不到完整裤扣的愣头青田埂豆,就曾大咧咧说了一番高论:田埂豆这小子,人穷嘴不穷,平日里就爱凑热闹,哪家有红白喜事,他总要扎到人堆里咋咋呼呼,说些没边没沿的话。他那条裤子,补丁摞着补丁,裤腰上连个完整扣子都找不着,用一根麻绳勒着,可他浑不在意,照样整天咧着嘴笑,说起话来嗓门比谁都大。那天他蹲在晒谷场的石滚子上,见人们正议论海珠,立马来了精神,唾沫星子四溅地说出一通浑话来。
他说得绘声绘色,一句接一句像放连珠炮,把周围的人都给镇住了。
“嗨!真是猪八戒养了个俊闺女,破畚箕端出了金元宝,牛屎堆里居然长出了一朵牡丹花,破草屋里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这话是从他嘴里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说的时候唾沫横飞、眉飞色舞,惹得一帮看热闹的人哄堂大笑。他一边说一边比划,说到猪八戒时还学着猪八戒拱嘴的模样,说到牡丹花时又抡着胳膊画了个大圈,像是要把那花捧到人跟前似的。围观的人有的笑得直不起腰,有的拍着大腿叫好,还有的边笑边抹眼泪,直说这小子嘴真敢说。
那笑声从晒谷场上滚过,惊得屋后的老柳树也跟着簌簌抖了几抖,几只麻雀扑棱棱飞起来,在灰蓝的天上打了个旋,又落下了。田埂豆见众人笑得欢,越发得意,嗓门又高了三分,把那几句话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像是生怕谁没听清。
这番夸海珠的话,半点儿也不比何秀才那文雅的比喻逊色,说到底都是夸海珠姑娘好,夸她像朵花儿似的,开在这穷乡僻壤里也照样鲜亮。何秀才在一旁听了,也点头称好,说田埂豆这一串话是地地道道的排比句,一句赶着一句,句句都往人心坎上使力,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日后哪怕过了许久,只要一提起海珠,便能想起这一串新鲜别致的比方。
可这话落进何福高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道,倒像是指着他鼻子骂他,心里别提有多窝火。这话分明是说,他何福高就是那猪八戒,就是那破畚箕,就是那牛屎堆,就是那破草屋,这哪里是夸他闺女?明明是变着法子糟践他老何家!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先前那些夸他闺女的话,无论多么过头,他都听得舒坦受用,觉得人家有眼光、会说话;偏偏这几句,越听越别扭,听着听着就觉得扎耳朵,像喉咙里卡了根鱼刺,吞不下也吐不出。
他倒不是不知道田埂豆那小子没坏心,可这话怎么琢磨怎么让人不舒坦——猪八戒是什么?那是贪嘴好色的丑八怪,成天挺着肚子,没个人样;破畚箕是什么?那是装粪土的烂家什,早就该扔去墙根的货色;牛屎堆是什么?那是臭烘烘的脏东西,人见了都要捂着鼻子绕开走;破草屋是什么?那是四面漏风的穷窝,遮不住风也挡不住雨。把这些名头一股脑安在他何福高头上,往后他走在村里,还不叫村里人笑话死?
他仿佛已经看见那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挤眉弄眼的模样,这个说何福高原来就是猪八戒转世,那个说老何家祖上怕是住破草屋的,他这张老脸可往哪儿搁?人家嘴上不说,心里还不定怎么编排他呢。
“他娘的,老子到底碍着他祖宗哪门子事了?这小子居然敢这么糟蹋人!”何福高越想越气,胸口的火气像灶膛浇了油,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往上冒,压都压不住。他当场就指着田埂豆的鼻子,把脸一沉,一提嗓门,狠狠训斥了一顿,严令这小子从今往后再不许在人前胡言乱语。他骂得脸红脖子粗,额头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唾沫星子溅了田埂豆一脸,像是下了一阵急雨。可田埂豆那小子呢?既不恼也不怕,嘿嘿一笑,不顶嘴也不认错,反倒像听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似的,抹了把脸上的唾沫星子,乐呵呵转身走了,把何福高一个人晾在原地,气得直跺脚。
何福高瞪着他远去的背影,骂也不是,追也不是,只觉得胸口堵了一团棉花,吞不下也吐不出,那棉花还越胀越大,顶得他心口生疼。他寻思着,这小子要是敢回一句嘴,他还能就势再骂上三五个来回,把他骂个狗血喷头;偏偏人家一声不吭,笑眯眯溜了,倒显得他何福高一个人在这里唱独角戏,又急又跳,活像个耍猴戏的。
他窝着一肚子火,蹲在门槛上抽了半晌旱烟,烟锅子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憋得铁青的脸。他越想越恼,越恼越抽,抽得满嘴发苦,最后只好冲地上重重啐了一口,恨恨地说:“这小子,就是个没笼头的野马,嘴上没个把门的!”
可村里的孩子们才不买他的账,才不管他何福高火大不火大,反倒把田埂豆这番话编成了朗朗上口的调子,满村子四处传唱:“猪八戒拿破畚箕扒牛屎堆,倒咧破草屋里啰!”
那清亮亮的童声在村里飘来飘去,像一阵没遮没拦的风,一会儿刮过东边田埂,一会儿刮过西头晒谷场,末了直直钻进何福高耳朵里,把他气得更是火不打一处来。那些顽皮孩子成天把这话挂在嘴边,像唱山歌似的翻来覆去念叨,念得溜熟,连脚步都踩出了调子。他们三五成群追跑打闹,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唱,唱完了自己还咯咯咯笑成一团,笑得前仰后合,好像这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
何福高听了,简直气得五脏六腑都像被烈火燎烤,七窍冒烟,愤怒到了极点。他攥紧拳头却无处发泄,只能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把满肚子火气生生咽回去,像吞了块烧红的炭,烧得他心窝里难受。
最恼人的是,那些孩子偏偏瞅见他就唱,不见他时反倒不唱了,像是专程唱给他听似的,拿准了他的痛处。他走过田埂,田埂那边就传来歌声;他蹲在门口,门口的槐树下就传来歌声;他挑着担子去井台打水,井台边上也飘来歌声。
那歌声七零八落的,这个唱了那个接,此起彼伏,忽高忽低,像是跟他捉迷藏。何福高起初还瞪眼挥拳,作势要追,可孩子们哄地一声散开,转眼便钻进巷子里不见了,只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在风里打着旋儿飘散,气得他只能干瞪眼。
他追不上,也骂不散,日子久了,也只能由着他们唱去,只当是耳边风。可那风偏要往耳朵眼里钻,由不得他听不见,他有时候正低着头干活儿,那调子便冷不丁从脑子里冒出来,气得他手里的锄头往地上一杵,愣怔半晌,又无可奈何接着干活。
他只能在心里劝自己:罢了罢了,小娃娃家懂得什么,跟他们置气,倒显得我一把年纪没度量。可这么一想,心里那股火还是压不住,时不时便要翻上来,烧得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连喝口凉水都压不下那股燥热。
可他偏偏拿这些孩子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能追着打,也不能开口骂,这些孩子都是老何家的晚辈,是乡里乡亲的娃娃。俗话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更何况是打人家孩子?他何福高活了大半辈子,最怕的就是落个欺负小辈的骂名。真要是动了手,人家不说孩子淘气,反倒要说他这把年纪白活了,跟一群娃娃一般见识,到那时候,他何福高在村里还怎么抬头做人?他不能这么干,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除了瞪圆他那双黄眼珠子,想用眼神吓唬他们,他实在无计可施,只能干生气。可他那双眼睛本来就不大,又泛着淡黄,瞪得再圆也没有几分威风,倒像是害了眼病使劲睁眼似的,不但吓不住人,反倒平白添了几分可笑。
偏这些孩子精得很,一见他瞪眼,立马呼啦一声散开,过一会儿又聚拢起来,换个地方接着唱。他们根本不怕他的眼神,反倒觉得他瞪眼的模样好笑,像庙里的泥菩萨硬要装出金刚怒目的架势,结果越装越滑稽,唱得更来劲了。仿佛他越是生气,孩子们就越是快活,这哪里是怕他,分明是拿他寻开心。
何福高站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肚子火气无处发作,只能憋在心里,自己跟自己较劲。他也想过干脆装作听不见,由着他们唱去,可那歌声偏偏一声比一声响亮,像是成心要钻进他耳朵里,搅得他心烦意乱,连手里的活儿都干不利索。
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什么苦没吃过,什么气没受过,偏偏让一群娃娃治得服服帖帖,说出去都叫人笑话。可又有啥法子呢?他只能叹口气,摇摇头,扛起锄头往地里走,只盼着那些孩子唱腻了,早些散了才好。
第七章
田埂头在全公社可是有名的刺头,他小时是个孤儿,长大了是个光棍,今年25岁了,也没个媒婆上门给他说亲,因为他一无所有,是个生活在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也有光棍的麻烦,没个家室,人就容易放浪散漫,做事全由着性子来,谁也不怕,谁也不服,谁都管不了他,田埂豆就是这么个人。公社书记见他皱眉头,大队书记见他直摇头,生产队长见他就犯愁——哪是什么犯愁,其实是怕他:怕他闹事,怕他惹祸,怕他三天两头找上门添麻烦。
再说田埂豆,他是个光棍,无牵无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光棍有光棍的好处:一个人过日子,没有老婆管着,没有孩子拖累,挣了钱自己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天塌下来也只压自己一个,用不着看谁的脸色。
可光棍也有光棍的麻烦,没个正经家室,人就容易放浪散漫,做事全由着性子来,谁也不怕,谁也不服,田埂豆就是这么个人。公社书记见他皱眉头,大队书记见他直摇头,生产队长见他就犯愁——哪是什么犯愁,其实是怕他:怕他闹事,怕他惹祸,怕他三天两头找上门添麻烦。
他把“光棍”两个字活活过成了“滚刀肉”,软的不吃,硬的不怕,谁都拿他一点辙没有。他今天偷个懒,明天耍个赖,后天再捅个篓子,整得队干部们一听见他的名字就头疼。面对这么个滚刀肉,何福高又能有什么办法?又能使出什么手段对付这个难缠的家伙?打打不得,骂骂不跑,真要是跟他翻脸,他脸皮厚得像城墙拐角,压根不往心里去。你这边气得半死,他那边还能笑嘻嘻地跟你套近乎,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何福高拿他一点辙都没有,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
可现如今,田埂豆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了。他紧跟形势,变得精明能干。政府一号召大家发家致富,他立马就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大展拳脚。这小子平日里看着不着调,种起地来却是一把好手,脑子转得快,眼光也看得远。
别人种地是土里刨食,按老法子来,春种秋收,能收多少算多少;他可不一样,心里稍一盘算就有了主意,专往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使劲。他搞起薄膜育苗,种了番茄、黄瓜、西瓜、辣椒、丝瓜、葫芦等各类蔬菜秧苗,几乎什么新鲜品种都敢尝试。薄膜棚一搭,远远望去白花花一片,像给地里铺了一层雪。别人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他家的苗就已经齐刷刷冒了土,绿油油的,煞是喜人。
那苗儿一天一个样,今天刚冒头,明后天就舒展开叶子,再过几天便蹿得老高,把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都看傻了眼。等瓜秧成熟,他就批卖给镇上的二道贩子,十几天下来,三亩地卖秧苗居然赚了四五千块。
四五千块哪!在那年头,庄稼人一年到头土里刨食,能落下几百块就算不错了,他田埂豆小半年就挣了旁人好几年的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卖完秧苗,人家的田种麦栽秧,可他田里种的全是经济作物,收入格外可观。那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起早贪黑忙活一年,还不敌他一个零头,怎能不叫人眼红?可眼红归眼红,这本事不是谁都能有的,你也得服人家那个灵活脑筋。
这个鬼机灵,不知从哪儿打听来县里药厂要收购垂盆草做药材,一口气就种了两亩垂盆草。垂盆草生命力极旺,掐一节插土里就能活,一长就是一大片,绿油油伏在地上,像铺了一层绿毯子。这东西不娇气,不用费心伺候,浇点水就能疯长,简直像是专门给田埂豆备下的生财路子。到了夏秋收获,足足收了将近两万斤药草,每斤能卖一角钱,这么一算,又赚了两千块。晒草的时候,他家院子铺得满满当当,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那股药草的清苦味儿,顺着风能飘出老远。过往的人闻着那味儿,就知道田埂豆又发财了,有羡慕的,有眼馋的,还有后悔自己当初没跟着种的,可说什么都晚了。
这还不算完,田埂豆还利用队里废置不用的牛舍猪屋种蘑菇,半年时间又赚了两千块。那蘑菇白生生的,一茬接一茬往外冒,摘了一茬又长一茬,像是专给田埂豆送钱似的。
别人嫌那牛舍猪屋脏,闻着那股味儿就躲得远远的,偏偏他田埂豆不嫌弃,收拾收拾就变废为宝。就这么着,不到两年工夫,他银行里的存款越来越多,十块面额的钞票一捆捆往家里扛,新楼房也拔地而起,气派得很,三间瓦房居然盖了两层!整整两层!这在村里可是头一份,多少人一辈子住着土坯房,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田埂豆说盖就盖起来了。
这一下,方圆几里谁不知道田埂豆发了财?谁不竖起大拇指啧啧称奇?啧啧,这气派比渔霸候老三的老宅院还要壮观,由不得人不佩服田埂豆的能耐和头脑。村里老老少少说起他,都摇头感叹:“这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话里有佩服,有嫉妒,也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
从前那个叫人头疼的滚刀肉,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响当当的致富能人,这世道的变化,实在叫人捉摸不定。
何福高今日之所以会踏上这条令人不齿的投机倒把犯罪道路,若要深究其根源,几乎完全和名叫田埂豆的这小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话说来话长,还得从田埂豆发了财那阵子说起。
想当初,田埂豆靠着做买卖发了财致了富,成了全公社有名的万元户之后,就开始和那朵“牛屎堆里的牡丹花”——何海珠纠缠不清。这小子三天两头往何家跑,不是提一袋新摘的番茄,就是拎两条刚捞的鲫鱼,今儿带这个,明儿带那个,回回不落空。他送东西也有讲究,专挑些家常鲜物儿送,算不上值钱,可又让你挑不出理来。献殷勤的劲头,连瞎子都能看出他打的什么主意。他那张脸,见了海珠便堆满了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里的好话一串接一串,像是早就备好的词儿,张嘴就来。有时候村口有人打趣他:“埂豆,你跑何家跑得这么勤,怕是门槛都要被你踩平了!”他也不恼,嘿嘿一笑,抹抹嘴便走开了,转过头来,依旧照跑不误。
两人关系迅速升温,田埂豆隔不了几天就要往那破茅草屋里钻,美其名曰找那只“金凤凰”,传授栽培技术,实则心怀鬼胎,意图不轨。他每次来,都说自己是来看望何大叔的,顺带帮衬帮衬,可谁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他要是真惦记何大叔,怎么不见他给何大叔打瓶酒、称斤糕?说个话儿?倒是变着法儿找海珠搭话,一会儿问她忙什么呢,一会儿夸她手巧能干,连她随手拢一拢头发的工夫,他那眼光都要追出老远去。他进了门也不把自己当外人,抬脚跨过门槛,连个招呼都不打,熟门熟路地就往堂屋里钻,仿佛这不是别人家,倒像是他自己家。一屁股坐下就东拉西扯说个没完,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从村东头的鸡毛蒜皮说到县城里的新鲜事,什么谁家的鸡多下了几个蛋,谁家的狗夜里叫个不停,又说城里新开了一家百货商店,玻璃柜台里摆着的洋货亮得晃眼,说那三洋牌电视机要五百元-台,只是县里没有转播台,信号不行,要不他早就买了!直说得天花乱坠,唾沫星子差点溅到桌面上。
他嘴里说得热闹,两只眼睛却时不时往海珠身上瞟,一小会儿工夫,那眼神就像长了钩子似的,一次次往她那边牵,那点心思全写在脸上,藏都藏不住。
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点心思在田埂豆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人都能一眼看穿他的用心!村里的大婶小媳妇聚在老槐树下纳凉说闲话,手里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说田埂豆这头野公猪,怕是要拱了何家的好白菜。有人撇嘴斜眼,鼻子里哼出一声:“这田埂豆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也有人摇头,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模样,慢悠悠接话:“话也不能这么讲,人家如今好歹是发了财的能人,他现在两层楼房明晃晃戳在那儿,底气足着呢。”
还有心善的,叹一口气,压低嗓子替海珠发愁:“好好一朵花,偏偏叫这么个人盯上了,往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说来说去总归一句话——田埂豆对何海珠那点心思,就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的事,瞒得了谁也瞒不了村里人。
何福高作为海珠的父亲,对此自然心知肚明,脸上总笼着一层厚厚的阴云,仿佛随时都会下起暴雨。他心里堵得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顶在胸口,咽不下也吐不出。他活了这一把年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心思看不透?田埂豆那点弯弯绕绕的小算盘,在他眼里跟透明的一样,拨到哪儿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要护好自己的宝贝女儿,对田埂豆的到访总是冷若冰霜,半分笑容都不肯给。田埂豆进门,他就耷拉着脸,额头上几道皱纹像刀刻一样深,哼都不哼一声,自顾自坐在角落抽旱烟,拿眼角余光斜斜盯着他。一口口浓烟从嘴里吐出来,浓浓的烟圈一圈一圈往上飘,像是要把满肚子的不痛快也一并喷出去。
田埂豆赔着笑脸喊一声“叔”,他就像没听见似的,理也不理,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这样的态度,让女儿海珠觉得十分憋屈无奈。她在灶台边烧火,在院子里晾衣裳,总觉得父亲那双眼睛像钉子似的扎在她身上,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让她一动都不敢动。灶膛里的火苗映着她的脸,热烘烘的,火光一跳一跳,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可她的心却是凉的。她不是不明白父亲的心意,也知道父亲一片苦心全是为了她好,可那无处不在的目光,终究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她想对父亲说点什么,想告诉父亲“爹,你莫担心,女儿心里有数”,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能低着头默默做事。她怕自己一开口,反倒惹得父亲更加操心;她更怕话没说完,眼泪就先不争气掉下来,滴滴答答落在手背上,让父亲看了心里更不好受。
何福高虽然对田埂豆恨之入骨,可为了不让女儿海珠在中间难堪,也为了维护家里和睦,只能强压下心中的怒火,没有直接下逐客令把田埂豆赶出去。他活了这么大岁数,懂做人留一线的道理。
田埂豆那小子固然可恨,可要是撕破了脸,到头来难做人的还是海珠。村里的闲话向来传得快,东家长西家短,半天工夫就能绕村子转三圈,他不能让女儿因为自己一时火气,被那些长舌妇戳脊梁骨。他一个当爹的,帮不上女儿什么大忙,可至少不能因为自己的火气,让女儿在村里落下闲话。
这份隐忍和无奈,让何福高内心备受煎熬,也为他日后走上投机倒把的歪路埋下了伏笔。那伏笔起初像一根细刺,埋在心底最隐蔽的角落,连他自己都没怎么察觉。他白天照常下地干活,晚上照常蹲在门槛上抽几袋旱烟,日子看上去跟从前没什么两样,可谁知道,他心里头那根弦已经悄悄绷紧了,绷得又细又紧,只差一丁点外力,就会“铮”的一声断掉。
随着时间推移,连一向沉稳的何福高也渐渐被田埂豆带来的东西吸引了。这话听着荒唐,连何福高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可事实偏偏就是这样。田埂豆总能带来外头的新鲜消息:东边县里搞大棚,一亩地能挣上万块;西边乡里有人养长毛兔发了财,一年纯收入好几千;县里药厂大量收药材,谁先种谁先挣钱。这些消息偏偏都是何福高最感兴趣的。他一辈子窝在这个山村里,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听田埂豆讲这些新鲜事,就像听天书一样入了迷。
田埂豆嘴里的那些人名地名,他多半没听过,可那些数字他听得真真切切——一亩地上万块,一年好几万,这是他何福高在土里刨一辈子也挣不来的数目啊。这些消息像春风一阵阵吹过来,温柔滋润着他干涸了几十年的心田,让他心底重新萌生出一丝生机与希望。那干涸,是几十年穷日子熬出来的;那希望,也是他几十年不曾有过的。他听着听着,手里的旱烟杆子都忘了递到嘴边,烟灰烧了长长一截也浑然不觉,两只眼睛只管盯着那张说话的嘴,生怕漏掉了半个字。
渐渐地,何福高心里也萌生出了发家致富的强烈念头。
他心想,既然政策都允许了,别人都能靠着努力发财,为什么自己不能试试?他一辈子守着三间草房,守着一亩三分地,日子过得紧巴巴,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可如今,连田埂豆这样当年穷得叮当响的光棍都翻了身,盖起了两层楼房,难道他何福高就活该一辈子受穷?他年轻时也不是没有心气,可那点心气,早就被几十年的穷日子一寸一寸磨平了,磨得他连想都不敢再想。如今可不一样了,田埂豆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像一盏灯,把他心里那个熄灭多年的念头重新点亮了。
这个念头在他心底悄然生根发芽,越来越强烈。有时候他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盘算:人家能种薄膜育苗,我也能种;人家能种垂盆草,我也能种。只要肯下力气,总不至于比别人差多少。他想得入了神,索性披上衣裳坐起身来,就着窗外的月光,在心里把来年每一块地头都细细盘算过去,盘到后半夜也不觉得困。
有时候,田埂豆出门去卖货,哪怕只一天没来自家坐坐,何福高都会生出一股莫名的失落,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少了点什么,浑身不舒服。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以前巴不得这小子别踏进家门半步,如今反倒盼着他来串门了。一来,田埂豆不来,他就没个商量事儿的对象;二来,也断了那些让人心动的消息来源,心里空落落不踏实。
田埂豆来的时候,他心里虽还有点疙瘩,可那小子一开口就是新鲜事,听着听着,那点疙瘩就不知不觉消了。究竟是盼着那些新消息,还是盼着带来新消息的人,何福高自己也说不清。有时候他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想当年见了人家躲着走,如今倒像是离不开了。这世上的事,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于是他终于忍不住问海珠:
“埂豆到底去哪儿了?”
何福高口衔着竹烟筒,语气里带着一丝焦急。问这话的时候,他两眼盯着门口,像是盼着那道身影随时会出现。烟筒里的烟一圈一圈升起来,在他面前缭绕不散,就像他心里的焦灼,怎么也散不开。
海珠起初担心父亲是故意试探自己,所以总拿“不知道”回应。她心里也纳闷,父亲以前一听到田埂豆的名字就皱眉头,如今反倒主动问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不敢多想,也不敢多问,只低着头装作忙活的样子,生怕说错话。
可看到父亲满脸忧虑的样子,她又会补上一句:
“许是去城里卖瓜苗了吧。”
这话说得含含糊糊,连她自己都不信。田埂豆什么时候去城里卖瓜苗,什么时候回来,她哪里能说得准?可父亲问了,她总得应一声。
“都已经这么晚了,他怎么还不回来?你赶紧去他家看看!”
何福高催促道,手中的竹烟筒轻轻敲打着桌面,那笃笃的声响一下一下,敲得海珠心里也跟着发慌。
“爹!”
海珠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有些尴尬地说:
“我不去!”
她一个姑娘家,好端端大晚上跑到一个光棍汉家里,这要是让村里人看见了,还不知要传出什么闲话来!她急得直跺脚,眼眶都有些发红了。她偷偷瞥了父亲一眼,见他脸上的神色又急又沉,心里越发觉得委屈又为难,一肚子话硬生生堵在喉咙口,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唉!”
何福高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口气叹得又长又沉,像是把心底积压的种种烦闷一并往外倒。他对田埂豆这小子始终放心不下,那孩子的身影在他脑海里转来转去,怎么赶也赶不走。烟筒里的烟灰燃到了尽头,他也不去磕,就任它慢慢暗下去,那一星暗红的光点一点点缩进灰白的灰烬里,像他心里的那点念头,明明灭灭,忽明忽暗,终究说不清是亮着还是灭了。
他手里捏着那根旱烟杆,指腹摩挲着烟杆上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竹节,心思却早已飘到老远的地方去了。田埂豆整日在外奔波,东跑西颠,风里来雨里去,会不会不小心走上什么邪路?这年头人心难测,外头的世道又花花绿绿,一个年轻后生,见得多、经得广,谁知道会不会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勾了去?他那三间楼房,青砖到顶,瓦片崭新,少说也要五六千块才能盖起来,可他到底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的?庄稼人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能落下几个钱?何福高在心里反复盘算着这笔账,掰着指头算了一遍又一遍,越算越觉得心里没底。一年四五千,两年上万块,这些钱真能靠种菜、种草、种蘑菇挣来?还是另有什么见不得光的门道?他不敢往下深想,可又忍不住要去想,想了又怕,怕了又想,反反复复,把自己搅得坐立不安,像是肚子里头盘着一条蛇,吐着信子,怎么也安生不了。
“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横财不发。”这句老话在他心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根刺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念着这句话,又觉着不对味,田埂豆那孩子天天在地里忙活,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还不回家,那黑汗白流的日子他也看在眼里。可转念一想,光靠苦干,真能挣出这么一份家业?他年轻时也苦干过,起早贪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到头来还是穷得叮当响。这年头的事,说不好,真说不好。他越想越觉得心里头发毛,仿佛有一只手在暗处扒拉着他的心,扒拉得他浑身不自在。
何福高独自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根已经碾得不成样子的旱烟杆,思绪却像一锅煮沸的水,翻滚不休。门槛是青石的,坐上去凉飕飕的,他浑然不觉,整个人像钉在了那里,任凭日头从东边挪到头顶,又从头顶往西边偏下去。他心中暗自思忖,世上的事总归讲究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
这句话他从小听到大,早年间只当是老人哄孩子的闲话,如今活了大半辈子,回头看过往一桩桩一件件,越发觉得这话里藏着说不破的道理。他见过多少人风光了一时,到头来落得个什么下场?他都知道,也都记着。他从人们对田埂豆的种种议论里,隐隐约约感觉到,田埂豆总有一天会遇上倒霉事,那些背地里嘀嘀咕咕的闲言碎语,虽然不能全信,但听多了也总让人心里不踏实,仿佛有一团阴云正在远处天际慢慢聚拢,迟早要落下一场雨来。那雨要真落下来,可就不知要淋湿多少人了。
正因为如此,他至今还没有答应海珠和田埂豆的婚事。海珠那丫头的心思,他做爹的岂能看不出来?只要提起埂豆,一双眼睛就亮得像点了灯,嘴角的笑意也藏不住,连说话的嗓音都带着一股子甜丝丝的劲儿。那丫头是他的命根子,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她心里想着什么,做爹的哪能不明白?可何福高心里头总有一丝难以言说的顾虑,沉甸甸压在那里,像一块磨盘悬在心上,看着不大,却怎么也放不下。
他怕田埂豆挣的钱来路不正——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短短几年就攒下了旁人家半辈子都攒不下的家业,这钱当真经得起推敲么?若是干干净净挣来的倒也罢了,日后小两口安安稳稳过日子,他也乐得放心;可万一真有来路不明的地方,将来有一天东窗事发,女儿嫁过去,岂不是跟着受牵连、遭灾殃?他何福高这一辈子已经吃了够多苦头,知道那苦日子是什么滋味,说什么也不能让女儿再跳进火坑。
他宁可眼下做个恶人,也好过将来女儿哭天抹泪。
这不,他想起了当年渔霸侯老三的事。那时候侯老三腰缠万贯,在这十里八乡是何等风光体面,走起路来都带着风,连说话都比旁人大声几分。他穿着绸缎衣裳,手腕上套着金镯子,走到哪儿都是一副人上人的派头,谁见了不低头哈腰?可到头来呢?那些金银财宝,还不照样全给共产啦?老话说得好,富不过三代,他侯老三再威风,又有什么用?要不是他小子狗鼻子嗅觉灵,一看势头不对,拔脚就往香港那面一溜,躲过了那一劫——要是让共产党捉住了他,还不这么咔嚓一下,送他上了西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别说别人恨不恨他,他何福高也不会饶了他啊!那杀父之仇,辱母之恨,就像两根毒刺,深深扎在他的心窝里,拔都拔不出来。多少回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只要一闭上眼睛,父亲临死前那双不肯闭上的眼睛、母亲受了羞辱后无声流泪的样子,就会清清楚楚浮现在他眼前,像刀剜一样疼。
那样的深仇大恨,他能咽得下这口气吗?能不报复他吗?他有时候想,侯老三躲到香港去算是便宜他了,要是落到他手里,他真恨不得咬下他一块肉来。可这些念头转了转,又被他压了下去,日子总还要过,人总还要朝前看,只是那口气,始终堵在胸口里,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可他又忽然觉得自己荒唐至极,怎么能拿田埂豆和侯老三那小子比呢?他自己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这是犯了糊涂啊!他何福高可是看着田埂豆从小长大的,那年他娘将他生在田埂上,他小手还抓着一粒蚕豆子,所以才叫他田埂豆,那孩子光着屁股在村里跑的时候,他还抱过呢。那孩子是什么品性,他心里能没数么?莫说那些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坏事,就是小来小去的偷鸡摸狗,田埂豆也从来没碰过。相反,那孩子富了还没忘穷乡亲,不是给这个出主意,就是给那个借钱。前几日他亲耳听见,隔壁老宋家要给孩子交学费,一时周转不开,田埂豆二话没说就掏了腰包。那爽利劲,那热心肠,哪像是干坏事的人?就在几天前,何福高还差点儿被他说动了心呢!他想到这里,心里头的皱巴劲儿松了些,可转念一想,又犯了难——那孩子好是好,可这钱的事,到底还是说不清啊。
第八章
如今田埂豆劝他把放鸭的活儿重新拾起来,他那颗蛰伏已久的心,就像被一瓢热水浇过,腾腾地冒起了热气。那放鸭的手艺就像一把火镰,捂在怀里大半辈子,原以为火星早就灭了,谁知道一点点引子,就“噌”地一下蹿起了火苗。
这两天,一件大事始终压在何福高心头,像一块石头堵在胸口,弄得他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饭递到嘴边,扒拉两口便搁下;躺到床上,翻来覆去像烙饼似的,怎么躺都不对劲。一是放不下,二是拿不定主意。女儿海珠和田埂豆像是提前约好了一般,轮番来劝他,一个撒娇,一个讲道理,软磨硬泡,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要他重拾祖上流传下来的行当——放鸭!海珠那丫头一回家就缠在他身边,爹长爹短地叫着,眉眼弯弯笑着,开口全是放鸭的好处;田埂豆那小子呢,一本正经给他算账,一五一十说得头头是道,句句都暖到了他心窝里。可他嘴上始终不肯松口,总觉得这里头还有哪儿不妥,一团疑云堵在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
说起放鸭,那可不是外行人能做的营生。何福高的祖父靠着一根鸭竿、一顶斗笠、一群喧闹的鸭子,就在长荡湖镇闯出了名头;到了他父亲那一辈,更是把这门手艺经营得风生水起,连加工板鸭的祖传秘方也一同传了下来。他小时候见过父亲赶鸭子的光景:成百上千只鸭子嘎嘎叫着,像一片流动的白云,顺着河滩远远铺展开去,那阵势,到现在想起来还让他心头一热。可这门手艺到了他何福高手上,却因为那些年的风风雨雨,没能接续下去,荒废了大半辈子。如今田埂豆劝他重新拾起来,他那颗蛰伏已久的心,就像被一瓢热水浇过,腾腾地冒起了热气。那放鸭的手艺就像一把火镰,捂在怀里大半辈子,原以为火星早就灭了,谁知道一点点引子,就“噌”地一下蹿起了火苗。
田埂豆给他仔细算了一笔账:放养八百只鸭子,三个多月后就能出售,如今市面上鸭子紧俏,每只至少能卖四块钱,八百只就是三千二百块,除去一千多块的成本,到手至少能净赚两千多块。这笔钱放在靠种地吃饭的庄稼人眼里,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大数目。他一个老农民,在地里忙一年,扣除种子化肥,能落下几个钱?一年到头的辛苦,还顶不上人家养一季鸭子。要是一年放两棚鸭,加起来就能有五千多块的进账!要是再重拾加工板鸭的祖传手艺,一只鸭子经他手一加工,就能多赚近两块钱,一年加工五百只板鸭,就是一千块钱。这还不算完,田埂豆还拍着胸脯说,要是缺启动资金,他可以先借,赚不到钱不用他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简直是把一大块肥肉送到了嘴边。何福高听了,心里那把老算盘噼里啪啦打了半天,打得手心都出了汗,这笔账实在太诱人,诱得他都有些坐不住了。
这笔账,何福高在心里不知盘算了多少回,就像一盘沉重的磨盘,反反复复在他心头碾过,已经不下几十遍了。每一次思量都让他焦虑不安。按田埂豆的仔细计算,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真要是按他的想法做起来,凭他的手艺和勤快,一年下来哪怕赚不到七八千,也绝不会少于五六千。这得是多大一笔钱啊!何福高活了大半辈子,手里还从来没攥过这么多钱。他有时候甚至恍惚觉得,只要自己的手轻轻抖一下,都能掉下不少钱来。他想到那时候,家里能添新家具,海珠出嫁能置办好嫁妆,自己也能挺直腰板走路,那日子该有多风光。
可这样做真的可行吗?他心底又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像一团浓雾,遮住了前面所有的光亮。雾越来越浓,把刚刚冒出来的热乎气又压了下去,他的眉头重新皱起,手里的旱烟杆也握得更紧了。
首先,政策上允不允许这样做?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容不得半点儿含糊。何福高是过来人,这些年政策反反复复,他见得太多了。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讲,上头一句话,底下一阵风,刮过来又刮回去,谁知道最终是什么风向?哪怕现在政策暂时允许,甚至听说有些地方还鼓励搞活经济,可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变?毕竟上头一句话,落到底下就是一家人的身家性命。一旦政策有变,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大麻烦。再说,那些陈年老账想起来就叫人头疼。那些年他因为搞副业吃的亏、受的罚,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何福高已经吃过一次苦头,那种滋味到现在还心有余悸。这不只是赔点钱那么简单,更是刻进骨头里的教训——再吃二茬罪的痛苦,他想都不敢想。他就像被蛇咬过的人,见了井绳都要绕着走,就怕旧痛复发,到时候再想翻身就难了。
因此,面对这些复杂棘手的问题,何福高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小心翼翼地权衡利弊,就像一个站在冰河边上的人,伸出一只脚试探了半天,又缩了回来。他仿佛能听见冰层底下深不见底的河水在缓缓流动,发出沉闷幽远的声响,像无声的警告。他试着把脚往前探了探,虚虚踩了一下,又赶紧收回来,总觉得这层冰承受不住他的重量,稍一用力就会咔嚓裂开。他反复试探,反复犹豫,始终不敢把全身重量放上去。他怕一不小心就掉进更大的困境,钱没赚到,反倒把本不宽裕的日子搅得更难收拾。那些钱是他和家人省吃俭用,一分一厘攒下来的,是苦日子里攒下的仅有的底气,要是填进无底洞,往后连稀粥都喝不安稳。他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谨慎,就怕稍有不慎,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
哪怕何福高已经打定主意暂时不行动,他的心里却一点儿都不轻松。相反,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像山一样压在心头,让他喘不过气。那沉甸甸的一团堵在胸口,不上不下,吞不下也吐不出,连呼吸都带着滞涩的痛感。这明明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是能彻底改变他和家人命运的黄金门路。他何福高在清河县活了大半辈子,苦吃过,累受过,田里的活压弯了腰,日子的艰辛磨白了头,什么时候遇见过这么好的光景?那些年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一颗汗珠摔八瓣,到头来也只是勉强糊口,从来不敢奢望有一天能挺直腰杆过上好日子。可他偏偏因为种种顾虑,不敢轻易跨进那道门。每当想到那些几乎伸手就能拿到的好处,就像清澈的溪流从眼前缓缓流过,哗哗作响,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连一丝清凉都抓不到,心里就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无奈。这是比贫穷更难熬的滋味——明明看见了光,却不敢伸手去够,只能看着那光在眼前晃啊闪啊,一点一点消磨掉他的决心。他太需要那些钱了啊!
女儿海珠已经二十一岁了,正是水灵灵的好年纪,出落得亭亭玉立,可因为家里穷,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像样的新衣服。邻居家的姑娘们逢年过节都换上鲜亮的新衣裳,打扮得整整齐齐,喜气洋洋地走亲戚、赶庙会,只有海珠,还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补丁摞着补丁,袖口磨起了毛边,领子软塌塌地耷拉着,原本的颜色都褪得看不出了。何福高不是没看见女儿眼里的落寞,可他一个当爹的,只能把心疼压在心底,半点儿办法都没有。每次看见女儿这身简朴的衣着,他就一阵阵自责愧疚,觉得对不起早逝的妻子,没能给女儿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妻子临终前拉着他的手,那双没了光泽的眼睛直直望着他,嘴唇动了好几下,没说出话,可他懂,那就是嘱咐他无论如何要把女儿拉扯好。这是妻子留在世上最后的心愿,是她闭不上的眼睛里最后的光。
何福高闷着头,坐在院子里那块冰冷的石头上,手里夹着燃尽的烟蒂,眉头紧锁,心里反复挣扎着。干还是不干?这个问题像一团乱麻,缠在脑子里,理不出半点头绪,让他始终下不了决心。那根烟什么时候点上的,什么时候燃尽的,他完全记不清了,只觉得指间夹着的烟蒂早已经凉透,像一截没了生气的枯枝,硬邦邦硌在指缝里,就像他此刻僵硬的身子、冰冷的心,没了半点儿活气。每当一个念头刚冒出来,刚摸到一点方向和希望,另一个相反的念头立刻就从另一个角度冲过来,把之前的主意彻底打碎,让他重新掉进迷茫困惑里。两种声音像两个人在脑子里吵架,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肯让。一个说,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要后悔一辈子;另一个立刻反驳,你一个穷家小户,家底薄得像张纸,经得起几回折腾?一个又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别人能行,你何福高为什么不行?另一个冷冷回敬,小心驶得万年船,稳稳当当才是正理。两个声音你来我往,吵得他脑仁发胀,太阳穴突突直跳,心里七上八下,没个着落。他想站起来走两步,透透气,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屁股好像和那块石头长在了一起,怎么也挪不动。抬手想再抽一口烟,才发现烟早就灭了,只剩指间这截凉透的烟蒂,冷冷提醒他——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他还在原地打转。
何福高以前也养过鸭子,那时候的他果断干脆,说干就干,风风火火,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优柔寡断过。想当年,只要心里认准了的事,他半点儿都不犹豫,挽起袖子就干,旁人还在琢磨合不合算,他已经在院子里腾好地方搭好棚了。可过去的教训太深刻了,那些失败的阴影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深深烙在了他心上。每次回想起来,都像把旧伤疤重新揭开,鲜血淋漓,触目惊心,连呼吸都跟着发紧。
那些年,他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点家底,被骗的骗,被罚的罚,最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还平白受了一肚子闷气。他记得那些不眠之夜,自己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睁着眼睛盯着漆黑的房梁,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把那些往事翻来覆去地想,每想一遍,胸口就紧一分,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往里攥,攥得他喘不过气。
他也记得当年站在人前被人指指点点的滋味,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像一根根细针,扎得他脸上火辣辣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些议论声像赶不走的苍蝇,嗡嗡地在耳边转,哪怕过了这么多年,只要一安静下来,那些声音还能从记忆深处冒出来。这些经历让他不得不再三权衡得失,生怕一不小心就再次掉进坑里,重蹈覆辙。他清楚,这个决定关乎家庭的未来和自己的命运,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和轻率。
他明白得很,如果这一次真的失败了,他就会落得一无所有。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惨重损失,更重要的是,他会失去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那种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很可能让他从此一蹶不振,再也站不起来。他已经快六十了,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头上的白发藏都藏不住,弯着腰干一会儿活就累得直喘,还能经得起几回这样的折腾呢?年轻时跌倒了,还能拍拍土爬起来,咬咬牙接着干;可到了这个岁数,要是再摔一个大跟头,这条老命怕是再也翻不了身了。
他这么想着,后背一阵阵发凉,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瘫坐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的模样。
他不敢往下想,可那些念头偏生像影子似的,怎么甩都甩不掉。
正当何福高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心乱如麻拿不定主意,整个人像被一张无形的网紧紧捆住,挣不脱也逃不开的时候,海珠忽然一阵风似的旋进了院子。她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兴奋与急切,两颊绯红,额角挂着细密的汗珠,连声音都透着激动,分明是一路跑回来的。她气喘吁吁,胸口不住起伏,辫子跑散了也顾不上拢一拢,整个人被天大的好消息催着裹着,恨不能立刻把满肚子的欢喜全倒出来。脚还没站稳,嘴里已经迫不及待喊出了声:“爹,埂豆回来啦!”
这一声呼喊,瞬间打破了院子的沉寂,也在何福高原本纷乱的心绪里搅开一丝意外的波澜,就像一池刚被风吹皱的水,忽然又投进一颗石子,涟漪一圈圈荡开。原本堵在胸口的那团乱麻,仿佛被这一声呼喊剪开一道口子,透进了一丝光亮。
何福高愣了一下,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埂豆回来了”这几个字在他耳边打了几个转,像一记敲在心上的鼓点,猛地让他精神一振。
“在哪?”何福高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浑身仿佛陡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忙不迭磕掉竹烟杆里的烟灰,紧跟着站起身,眼神里满是迫切与期待,急急追问。那双平日里浸着疲倦的眼睛,此刻竟亮得发光,像是黑夜里陡然点着了两盏灯。
“我,我看见他骑着车从村口往这边来了。”
海珠的脸颊不知何时已经染上绯红,像春风里开得正盛的桃花,娇艳动人。她轻声回答,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眼神里满是羞涩与紧张,仿佛还在回味那个令她心动的瞬间。她目光躲躲闪闪,却又忍不住往门外瞟,那副模样,任谁都能猜出这丫头心里装着谁。嘴里说的是田埂豆,可眉梢眼角藏不住的欢喜,分明透着这是只属于她自己的心事。
“你快去找他,就说我有要紧事找他问清楚。”何福高在院子里焦急地来回打转,脚步凌乱,显然已经急不可耐。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仿佛这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叫他马上过来,一分钟也别耽误!”
“我不去……”海珠故意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模样,磨着脚步不肯动,看似故意拖延,眼神里却闪过一丝狡黠。她知道父亲此刻心急,偏忍不住要逗一逗他,嘴上说着不去,眼角却偷偷往门外瞟,心里早就巴不得跑出去迎人了。那点小心思哪里藏得住,嘴上扭捏着,脚底下却悄悄换了方向,仿佛只要多一句催促,就能立刻转身奔出去。
“去,快去!这是正经事,别闹了。”
何福高见海珠这副模样,心里越发急躁,语气透出一丝严厉,还带着几分不容反驳的威严。他知道海珠的性子,这丫头从小就爱撒娇使小性子,可此刻他实在没多余精力哄她,只能用这种略显强硬的方式催她动身。海珠见父亲真沉了脸,也不敢再拖延,噘了噘嘴应了一声,转身便跑出院子,脚步里分明带着几分轻快。
把女儿催出门后,何福高没有片刻迟疑,立刻忙活起来。他快步走进屋,搬起那张平时闲置在角落的小蟹爬椅,稳稳放在院子中央,又转身回屋,小心翼翼捧出一只竹壳热水瓶,拿出两只白净的汤碗,整整齐齐摆在院中央的桌上,一切收拾妥当,只等着田埂豆上门。他做事向来粗手粗脚,此刻却格外仔细,放好竹椅,又上前挪了挪位置,让它正对着门口;摆好汤碗,又比了比碗间的距离,仿佛在操办一件顶要紧的大事。
何福高心里早有打算,他要趁这个机会和田埂豆好好深谈一次,把这段时间积压在心里的种种疑虑困惑一一解开,好彻底放下心里的包袱。他要当面问清楚,政策到底怎么说,城里人现在是怎么做的,田埂豆之前说的那些话到底靠不靠谱。只有问清楚,他心里那块石头才能真正落下来。他一边想,一边不住往院门口张望,心里又盼又急,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原地走了两步,又强行按捺住情绪,站定了等着。
没过多久,海珠便领着田埂豆走进了院子。
何福高一见到田埂豆,脸上立刻露出热情的笑容,快步迎上去,招呼他坐下,又亲手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递到他手中。茶水冒着袅袅热气,一股淡淡的茶香很快在院子里弥漫开。田埂豆被这番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些手足无措,满心疑惑,完全不明白何福高为什么突然对自己这么热络——要知道,平日里何福高见了他虽然也算客气,却从来没有这般亲热过,今儿这是怎么了?他端着那杯茶,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坐也不敢坐实,脸上写满了局促和惊奇。
田埂豆忍不住频频向海珠投去探询的目光,想从她的表情里找出一丝线索,解开心中的谜团。可海珠只是微微抿着嘴,露出一抹神秘的笑,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反倒让田埂豆越发摸不着头脑。她站在一旁低头摆弄着衣角,偶尔抬眼,正撞上田埂豆的目光,又赶紧垂下眼帘,脸上的红晕却怎么也藏不住。
“叔,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田埂豆心中惶惑不安,试探着开口问道,语气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生怕问错了话,唐突了长辈。
“埂豆啊,最近城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何福高并没有直接切入正题,反倒绕了个圈子,先从城里的情况聊起,打算慢慢把话题引到自己想说的正事上。这是他大半辈子养成的习惯:说话先探探底,摸清对方口气再往深说,就像走夜路,得先伸脚探探虚实,踩实了才敢往前走。
“嗨!您可不知道,现在城里可热闹了!”田埂豆一听这话,脸上的表情立刻生动起来,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城里的景象:“大街小巷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摊子,有卖各地特色美食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人垂涎欲滴;也有卖各色杂货的,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他一边说一边比划,手舞足蹈的,像是要把满街的热闹原原本本搬到人眼前,“卖吃食的摊子前围满了人,这边锅里还滋滋冒着油香,那边笼屉已经掀开,白花花的热气直往上蹿;卖杂货的也不甘示弱,扯着嗓子叫卖,你一声我一声此起彼伏,从街头一直闹到街尾。这光景,我从前做梦都想不到!”话里满是对城里繁华的赞叹和向往,那些热闹场面仿佛就在眼前,伸手就能摸到。
“那政府怎么不管这些乱摆摊子的呢?”何福高皱着眉头,满心疑惑地问道。在他的印象里,早些年做点小买卖都得偷偷摸摸,像做贼似的躲来躲去,见了戴红袖章的人就拔腿往后门跑,东西被没收了也不敢吭声,只能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怎么如今城里反倒这么敞亮?他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怎么也想不通世道变化竟会这么大。
“哎呀大叔,这您就不知道了,”田埂豆带着几分耐心几分得意开口解释,“政府不仅不禁止这些摊贩,反倒大力号召支持呢!说这样能搞活经济,带动市场繁荣,这可不是随便说说,是千真万确的。以前我进城总去正规饭馆吃饭,花两块钱都吃不饱,钱花得冤枉,肚子还饿得慌。可这次不一样,我只花了五角钱,就在街边摊子吃得饱饱的,真是物美价廉实惠得很!一碗热汤下肚,浑身都舒坦,比饭馆里冷冰冰的饭菜强了不知多少倍。”田埂豆滔滔不绝讲着自己的亲身经历,越说越来劲,语气里满是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和赞许。
“政府真的号召大家摆地摊?这事儿靠谱吗?”何福高心里依然疑虑重重,两道眉毛拧在一起,眉心挤出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里满是不安与犹豫,眼前这件事就像雾里看花,怎么看都看不真切。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滚烫,热气直往脸上扑,他却浑然不觉,脑子里翻来覆去琢磨着田埂豆刚才那番话,一会儿觉得有理,一会儿又觉得悬乎,一时之间竟分不清自己是喜是忧。烫意从舌尖一直漫到喉咙口,他也没皱一下眉头,整个人像被钉在板凳上一动不动,只有眼珠缓缓转动,目光游移着,像是在打量一件捉摸不透的东西,又像是要从空气里找出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答案。
“大叔,您怎么总是疑神疑鬼的呢?您看,这是我在邮电局门口买的最新报纸,白纸黑字,还能有假?”田埂豆一边说,一边把报纸递到何福高面前,手指指着那行大字标题,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又带着几分笃定,话像连珠炮似的往外蹦,生怕何福高不信。他手指头在报纸上重重点着,几乎要把薄薄的纸页戳出个印子,接着说道,“您好好看看这儿,标题写得清清楚楚——‘长途贩运不再是投机倒把’!这可是刚出的政策,报纸登得明明白白,总不会骗您吧?您再想想,连长途贩运都不算投机倒把了,您自己在家养鸭子加工板鸭,又怎么会不允许?咱们农民靠自己的双手干活挣钱,堂堂正正,有什么好怕的?现在中央可号召咱们农民带头发家致富呢!政策这么明确,机会就摆在眼前,可不能错过啊!”田埂豆说着,把报纸又往何福高面前递了递,语气殷切,目光坦荡,像是要把自己心里那份笃定,一字一句揉进何福高心里。
田埂豆一边耐心解释,一边把报纸又往前递了递,报纸已经有些旧了,边角微微卷起,铅字印得密密麻麻,仿佛每一行都带着沉甸甸的分量。他手指在报上轻轻点了点,声音不高不低,却透着十足的把握,语气里满是坚定信心,像一盆炭火,火苗不大,却烘得人浑身发暖。他热切地看着何福高,目光像两簇跳动的火苗,直直照进何福高躲闪的眼睛里,仿佛想用自己这份笃定,把何福高心里那点犹豫和顾虑全冲散,冲得干干净净,一点渣都不剩。他甚至微微往前倾了倾身子,肩膀放松,带着一股子推心置腹的热络劲儿,那神情姿态,仿佛在说:大叔,您尽管放心,这路我替您探过了,错不了。
“我……我……”何福高被田埂豆一番话说得有些心动,嘴里嗫嚅着连不成句,心里像搁了一杆秤,一会儿这头沉,一会儿那头沉,来回晃荡个不停。他垂下眼睛,盯着报纸上黑乎乎的铅字,只觉得那些字像是生了分量,一个一个往他心里钻,有的像钉子,有的像秤砣,压得他胸口发紧。他端起桌上的茶碗,想喝口茶定定神,手却微微颤抖,碗里的水跟着轻轻晃荡,一圈圈涟漪撞在碗壁上又弹回来,晃得他心里拿定的主意也跟着摇摆不定。茶水的热气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的眉眼,也模糊了他脑子里那点盘算。沉默良久,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细碎绵长,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又仿佛近在耳畔。他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猛地把茶碗往桌上一顿,碗底磕在木桌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茶水溅出几滴落在桌面上,他也顾不得擦。他抬起头,声音也变了调子,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沙哑:“大侄子,你说得对!与其在家里饿死,不如拼一把!干就干吧!”
说完,他一仰脖子将一碗茶一饮而尽,喉结上下滚了两滚,茶叶沫子挂在嘴角也顾不上抹,那架势活像戏里的李玉和喝下一大碗壮行酒,眼神里闪烁着决然的光芒,连握着茶碗的手也不抖了。他稳稳放下茶碗,指节在碗沿停了一瞬,整个人就像放下了压在心头许久的一块巨石,沉甸甸的石块落了地,仿佛在心上砸出一个坑,整个人都跟着轻了几分。他长长呼出一口气,像是要把这些年被穷困憋在胸口的闷气一并吐出来,眉间的皱纹也舒展了一些,虽然算不上全然舒展,但至少不像先前那样拧成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田埂豆见状也站起身,板凳腿在地上蹭出一声轻响,那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晰。他豪爽地拍了拍何福高的肩膀,力道不大不小,透着一股子热乎劲儿,是叔侄间最自然的亲昵。他大声说道:“叔,我再敬你一碗!祝你早日发家致富,咱们一起过上好日子!”说着,自己也端起茶碗,碗沿轻轻磕碰何福高的碗沿,发出一声清脆轻响,随即仰头一饮而尽,喝完还咂了咂嘴,脸上满是畅快的笑意,嘴咧到耳根,连下巴上的胡茬都跟着微微颤动。他把空碗往桌上一放,亮出碗底,活脱脱比出一个圆满的句号。
何福高哆哆嗦嗦地接过碗来,手指摩挲着碗壁上粗粝的釉面,眼眶有些湿润,声音略显哽咽:“大侄子,你这么看得起我,我这点家底你是清楚的,能有你这么支持,我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边说着,一边用袖子擦了擦眼角,那粗布袖子磨得发白,蹭过眼角时带走一点湿意,他赶紧低下头,不想让人看见自己这副模样。
那皱纹纵横的脸上,又是激动又是惭愧,复杂的情绪一层层涌上来,像潮水漫过他干涸的心田,让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团棉花,许多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最后只化成一声长长的叹息,那叹息里一半是辛酸,一半是终于看到亮光的慰藉。
“叔,你放心,需要多少资金,只管开口!我田埂豆别的没有,就是有点儿积蓄!咱们都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田埂豆拍着腰包信心满满地说道,那腰包鼓鼓囊囊,拍上去发出沉实的声响,像一颗定心丸落进人心里。他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眼神却偷偷往海珠那边瞟了一眼,那目光里藏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面上漾着笑纹,底下却另有波澜。他的笑容没有变,只是眼角那点余光,像被蜜糖粘住似的,在海珠那边多停了一瞬,又飞快收了回来。
海珠正站在灶台边择菜,手里捏着一把碧绿的菜叶,动作忽然慢了半拍。她听见这话,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从脖子一直烧到耳垂,热辣辣的。她赶紧转过身,装作认真摆弄手里的菜叶子,那菜叶被她翻来覆去择了又择,其实早已经择得干干净净,再择下去就要揉烂菜心了。她心里却像揣了一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个不停,那心跳声大得仿佛屋里人都能听见。她知道,父亲刚才那一番话,等于变相同意了她和田埂豆的恋爱关系,这个念头让她又羞又喜,嘴角不由自主往上翘了翘,又咬着嘴唇压下去,可压下去的只是弧度,压不住眼角那点偷偷跑出来的笑意。灶膛里的火苗映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照得红扑扑的,分不清是火光还是羞涩。
“海珠,赶紧早点烧饭!今天让埂豆在这里吃晚饭!”
何福高向正在灶头边忙碌的女儿大声吩咐道,声音里充满了喜悦和期待,嗓门也比平日亮堂了几分。这声音像一道指令,更像一份宣告,把方才那点沉甸甸的气氛一扫而空,屋里仿佛顿时亮堂起来。语气比往日多了几分痛快,少了几分愁闷,整个人像是年轻了许多,连背脊都挺直了一些,不像先前那样佝偻着。他仿佛已经从那个愁眉苦脸的穷汉子里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看得到前路光景的人。
海珠低低地应了一声,声音像蚊子哼,却带着藏不住的甜。她手上麻利地洗菜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响声,节奏明快,像一段轻快的小调。灶膛里的火苗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带着掩不住的笑意,那笑意从眼角眉梢流出来,连动作都比平时麻利了几分。
今天何福高心情格外高兴,决定要和田埂豆好好喝上两杯,庆祝这个重要的决定,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美好生活——院子里鸭子成群,呱呱叫着扑棱着翅膀,板鸭挂满竹架,油亮亮地在日头底下泛着光,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红火得让人心里踏实。他眯着眼,像是真看见了那景象,嘴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就这样,在田埂豆的鼓励和支持下,何福高终于迈出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步,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动力。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是劲儿,连茶碗里那点儿苦涩的余味,也变成了甜津津的滋味。
他咂了咂嘴,那股甜味像从心底冒出来,顺着嗓子眼儿一直甜到胃里,让他整个人都暖洋洋的,仿佛外面再冷的风,也吹不灭他心头这点刚点起来的火苗。
第九章
何福高只觉得自己像一只弱小无助的小鸡,被凶猛的老鹰牢牢攥住,利爪嵌进他每一寸皮肉,把他整个人提离地面,连扑腾一下的余地都没有。老鹰张开的翅膀把他严严实实罩住,黑沉沉一片透不进一丝光亮。那种来自天敌的压制感,从头顶一直灌到脚底,顺着发根、后颈、脊背一路压下去,像一桶冰冷的铁水浇遍全身,让他连呼吸都变得格外艰难。胸口像被无形的绳索一圈圈勒紧,每吸一口气都又浅又细,仿佛随时会断掉,连肺叶都缩成一团,不敢舒张。
当长荡湖镇市管所所长严龙生腆着微微发福的肚子,拖着略显沉重的步子一步步跨上人民医院那冰凉、带着年代感的石阶时,何福高已经在急救室输上了液。那几级石阶被岁月磨得发亮,边缘带着细碎豁口,青灰色石面泛着一层潮气,脚踩上去仿佛被轻轻粘住,得费些力气才能拔起来。透明药液顺着细细的输液管缓缓流入何福高体内,缓减着他难以言喻的不适。药液顺着管子一滴滴落下,像是在数着时间,每一滴都带着冰冷的秩序,流入血管,一点点把生命气息重新送回他近乎枯竭的身体。滴落声在寂静的急救室格外清晰,像无形的节拍器,不急不缓,却不容分说。急救室光线算不上明亮,墙壁上的斑驳痕迹在日光灯下格外显眼:有的地方泛着黄,有的地方墙皮剥落了一小块,处处透着陈旧。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混着药水的气味,钻进鼻腔,让何福高昏沉的意识微微颤动了一下,很快又被更深的疲倦淹没。严龙生在石阶上顿了顿,目光朝急救室扫了一眼,随即低下头,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一眼像蒙了一层薄灰,看不真切,也透不出半分情绪。凸起的肚子把制服前襟撑得发紧,随着呼吸一起一伏。他整个人活像一只笨重的鹅,一步一步慢慢挪动,脚步声在空旷走廊里回响,连周遭空气都跟着沉了下来。走廊两侧墙壁刷着淡绿漆,下半截已经蹭得发白,他经过时带起一阵微风,头顶的日光灯也跟着晃了一晃。
何福高头脑昏沉,像是被厚厚的迷雾牢牢裹住,浑身轻飘飘的,仿佛在无边虚空里漂浮,抓不到半分重心。那迷雾又湿又重,贴着皮肤钻进眼眶和耳道,把所有方向感都搅成了一团浑浆。这种感觉就像全身骨头都被抽走,只剩一层薄皮肉裹着意识,飘在没有方向、没有边界的混沌里。他拼尽全力想站稳,可身体偏不听使唤,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不断拉扯,让他完全无法自主。双腿像灌了铅,又像踩在棉花上,既使不上劲也落不了地,整个人在虚浮的摇晃中往下坠,偏又坠不到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说不出的难受。四周一切朦朦胧胧,视线模糊,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正往哪个方向飘,内心满是无助与迷茫。他就像一叶孤舟,在茫茫夜海里随波逐流,既看不见岸也摸不到桨,只能任由那股不知名的力量带着自己飘向未知。脑海里偶尔闪过零碎画面,都是过去的影子,却抓不住、辨不清,只留一阵阵更强烈的晕眩。那些画面有时是田埂豆的脸,有时是自家院子,有时是黑乎乎的报纸铅字,一一闪过又一一碎裂,像水里的倒影被石子击碎,涟漪散后,只剩一片浑浊的水面。
突然,一股冰凉刺骨的触感顺着他的手臂悄无声息蔓延,渐渐扩散到了全身。那股凉意最初只是针尖大的一点,像冬天窗玻璃上凝起的第一滴水珠,随后便像水面漾开的涟漪,一圈圈扩大,从手腕钻进皮肤,沿着血管向上攀爬,慢慢渗透到四肢百骸。它像无数条细小的支流,在皮肉底下缓缓分开又汇聚,把沿途的灼热与混乱一点一点冲淡,所过之处,原先那种混乱的灼热与虚浮仿佛被一点点压了下去。这股凉意像一汪清流,冲散了他脑中混沌不清的思绪,带来了一丝清醒的迹象。它像一道闪电劈开厚重的迷雾,让他涣散的神志慢慢聚拢,像打散的珠子重新滚回一处。这股清凉又如春日微风,渐渐在他脑海深处舒展,渗进每一个细胞,带来了久违的舒适。那舒适感里带着奇异的安稳,仿佛有人在他最虚弱的时候伸出手,轻轻托住了他,让他不再继续下沉。他像是被人从湍急的河流里捞起来,搁在了一块平坦的沙地上,耳边剩下的水声渐渐远去。随着这股清流蔓延,他的呼吸也慢慢平稳了些,胸口的憋闷感有所缓解,整个人就像从一潭死水里被捞出来,重新呼吸到了一丝带着凉意的新鲜空气。那口气吸进去,肺叶像干裂的土地喝到了雨水,一点点舒展开来。
何福高察觉到自己不再像先前那样四处飘移,终于有了依托,浑身上下也慢慢泛起麻木感。这种麻木不是完全失去知觉,而是承受重压之后的迟钝,就像浑身裹了厚厚的石膏,里里外外都被牢牢固定住。石膏从皮肤表层一直渗进骨头缝,又冷又硬,将他整个人封在了原地。
今年夏秋,不到五个月里,何福高养鸭收鸭、加工板鸭,共计近五千只,偷偷送到周边市场销售,获利已近万元。他见市场销路越来越好,忍不住又到长荡湖集市铺了个销售点,没想到和所长严龙生爆发了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最终被送进学习班,还被罚没货款九千八百元,这才引发了他在学习班以绝食寻死的抗争。
此刻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依旧昏迷不醒。潜意识里他想挪动一下身子,可无论怎么努力,连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他明明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还在,却怎么也指挥不动;明明觉得自己能张开嘴,可连嘴唇都没法翕动。这种无力感让他心慌,却连恐慌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由麻木感慢慢漫过全身,像一层厚重的被子,把他压得严严实实,连指尖都透不过气。恍惚中,他觉得自己正在为女儿盖一栋崭新的楼房,眼看就要封顶,严龙生却带着一伙人过来,不分青红皂白直接把楼扒毁了。他拼命想抓住一点对身体的控制权,起身争执对抗,可控制权仿佛早就不归自己所有,只能被动承受着这具身体带来的困顿与无力。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活着,可那一下一下的呼吸还在,像远处传来的鼓点,隐约却持续不断,提示着他残存的一点存在感。
渐渐地,他听见四周传来一片嘤嘤嗡嗡的声响,活像四月菜田里忙碌的蜜蜂凑在一处,此起彼伏,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无法言喻的秘密。起初那声音还很遥远,像隔着一堵厚墙,模模糊糊只有一点隐约的嗡鸣,既像远处变压器的电流声,又像风穿过电线的呜咽。慢慢的,那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一下子涌到他耳边,在他脑子里盘旋。他分辨不出有多少人,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觉得一团团话语在他周围聚拢又散开,像水面漂浮的泡沫,一触就破,却始终笼罩着他。这嗡嗡声让他烦躁,可又无力驱赶,只能任由它们在耳畔嗡鸣,像夏夜里绕着孤灯飞旋的蚊虫,翻来覆去响个不停。他试图从杂乱的声音里捕捉一点什么,可那些声音就像滑溜的泥鳅,刚刚觉得快要抓住,转瞬间就从指缝溜走,只留下更多混沌。有一两次,他仿佛听到自己的名字,可那声音又很快淹没在别的声响里,像石子落入池塘,只打起一朵微小的水花,便没了踪迹。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他渐渐感觉到,有一只手不知何时已经紧紧攥住了自己的手,力道大得让他完全挣脱不开,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捆住。那只手触感粗糙,布满厚茧,一看就是常年干粗活磨出来的,力道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茧子磨着他的手背,粗粝得像砂纸,却带着一股温热,跟那凉丝丝的药液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只手的力量大得惊人,仿佛蕴含着无穷能量,何福高只觉得自己像只弱小无助的小鸡,被凶猛的老鹰牢牢攥住,连半分挣扎的余地都没有。他的手被那只大手整个包裹,五指扣得紧紧的,像铁钳一样收拢,不留一丝缝隙。他本能地想抽回手,可手臂被输液管牵拉着,身体又没力气,那只手就像焊在他手背上,纹丝不动。他内心满是惶恐不安,忍不住在心里急切呼喊:“你为什么要这样抓着我!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抓着我!你为什么要扒掉我给女儿造的新楼房!”那声音在他脑海里回荡,带着颤抖、带着不解,也带着近乎乞求的绝望,仿佛只要对方松开手,他就能从无边恐惧里获得一丝喘息。可那只手非但没有松开,反而像听懂了什么似的,又紧了紧,像是在无声地告诉他:有我在这儿,你别想做发财梦!
他的声音里透露出深深的无奈和迷茫,像在无尽的黑暗里寻找一丝光亮。那呼喊没有发出半点声响,却在他胸腔里掀起一阵又一阵波澜,撞在肋骨上,又反弹回来,震得他整个胸腔都发麻。他像一个被关在黑屋里的人,拼命摸索着墙壁的每一道缝隙,想找一扇能推开的门,可那扇门仿佛从来就不存在。指尖在墙上划出浅浅的痕迹,又摸到冰冷的墙皮,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找不到出口。他只能守着自己一点微弱的意识,在黑暗里一遍又一遍问着同一个问题,却始终等不到答案。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遗忘了,只有这一只手还在提醒他,他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可这手又抓得那样紧,让他心里生出另一种说不清的恐惧。那恐惧像一条蛇,顺着他的脊背爬上来,吐着信子,却又不咬他,只是盘在他的脖颈上,让他凉飕飕的。
终于,他在模糊的声响里辨认出了熟悉的音色——是严龙生的声音,湖荡镇市管所的所长,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他回想起来,严龙生过去是湖荡镇革委会的副主任,经手过不少重要事务;再往前追溯,还曾是小河头村大队的会计,管着大队的财务。对!没错!一定是他!那独特的嗓音像破锣鼓,嘶哑刺耳,活像公鸭叫,听着说不出的恶心不适,一股寒意从心底冒出来,让他不寒而栗。那寒意比方才药液带来的凉意要锋利得多,像一根冰针,直直扎进他的后脊梁。何福高曾经无数次听过这个声音,在那个他理所当然认为对方该在的位置,这声音曾让他敬畏,甚至害怕,可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心底生出如此强烈的排斥与抗拒。那声音就像一只粗糙的手,硬生生剥开了他好不容易才聚拢的意识,把他拉回一个他不想面对的现实。他想捂住耳朵,可手臂抬不起来,只能任由那嘶哑的声音在耳边游走,像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片,反复刮擦着他的神经,让他浑身上下都泛起一阵鸡皮疙瘩。那些疙瘩密密麻麻,像鸡皮一样凸起来,久久消不下去。
何福高只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受,就像一只苍蝇不知何时悄悄停在了他的心口,那细微却磨人的触感,让他满心厌恶。那苍蝇仿佛就在他心尖上搓着前足走来走去,时不时振一下翅膀,发出惹人心烦的嗡嗡声。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根细刺,卡在他的喉咙里,吐不出也咽不下,让他浑身上下都跟着不自在。他恨不得抬起手来狠狠挥一下,把那苍蝇赶走,可他的手被那只大手攥着,输液管又牵拉着,动弹不得,只能任由那苍蝇在心口上踱步,一下一下,搓着他那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经。那只苍蝇不像寻常的苍蝇,倒像是从旧时光里飞来的,带着一股子发霉的气味,盘旋着,不肯离去。他闭上眼睛,想把那股难受压下去,可越是想忽略,那触感就越清晰,像是要在他心上磨出一个洞来,好钻进去,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搅得不得安宁。
他本能地想翻个身,伸手赶走那只一直在耳边嗡嗡打转的讨人厌的苍蝇。那只苍蝇绕着他的耳朵飞来飞去,忽高忽低,忽近忽远,翅膀振动得又快又急,搅起一丝若有若无的风,嗡嗡声又细又密,像一根极尖极细的针似的往耳朵眼里钻,钻得他太阳穴突突地跳,心里那点残存的意识被搅得七零八落,烦得他恨不得立刻把它捏成一团。可刚要动弹,他就惊愕地发现自己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力气都没有。那念头明明已经从脑子里发出来了,手臂、手腕、手指,甚至每一根神经都似乎已经接到了指令,可身体却像断了线的木偶,线一断,四肢便四散着垂下去,根本不听他使唤。他拼命地想把胳膊抬起来,把腿挪一挪,可浑身上下竟没有一块肌肉肯听他的话。他整个人像被抽去了筋骨,瘫软在病床上,沉重得仿佛和床板长在了一起,别说是翻身了,就连一根脚指头都动不了。那种沉重不是一般的疲惫,不是一天劳作之后沾床就有的酸乏,而是像有千斤重的沙袋压在他的四肢上,又像是整个人被浇进了水泥里,正一寸一寸地凝固、硬化,再也挣脱不开。他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彻底束缚住了,浑身像散了架,每一块骨头都像是被人拆开又胡乱叠放在一起,每一个关节都失去了应有的支撑,所有的力气都被抽得干干净净,半分也使不出来。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拆散架的布偶,棉花从破口处涌出来,手脚东一只西一只地摊在那里,再也没法重新拼凑起来。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团没有骨头的肉,软塌塌地陷在床褥里,连呼吸都费劲。额头上甚至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湿漉漉的,凉丝丝的,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他皮肤上抹了一层水。可他连抬手擦拭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任由那汗珠顺着鬓角慢慢滑落,留下一道凉凉的痕迹,最后滑进枕头里,消失不见。他想喊,想叫,想弄出点动静来让别人注意到他,可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又干又涩,憋了半天,只发出一声极轻的、几乎听不到的叹息。那叹息还没等从唇边散开,就被他胸口那股沉重的无力感压了回去。他又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终究没能醒来。
就在这一片混沌的思绪里,他忽然想起,自己原本是在市管所的学习班上。可眼下这个地方,和记忆里的学习班环境大相径庭。学习班的被子哪有这么软和舒适?那里盖的总是又薄又硬,棉絮结成一团一团的,压在身上轻飘飘的,还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而此刻细腻的触感裹着暖意,像是晒足了太阳的棉絮,蓬松软和地轻轻覆在他身上,绝非学习班那种硬邦邦、冷冰冰的被褥可比。他的脸颊贴着枕头,那棉布面料带着些许粗糙的纹理,却满是洗晒过的干净气息,闻起来有皂角和阳光的味道,和记忆里那块带着霉味、硬得能当砖头的枕头完全不同。他努力感受着身下的床铺,柔软富有弹性,手指轻轻一按就能陷下去,连盖在身上的被子都带着干燥蓬松的重量,轻轻贴在胸口,随着他的呼吸微微起伏。可这种舒适非但没有让他安心,反而让他更加警觉:如果这里不是学习班,那又会是哪里?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像是有一团乱麻堵在胸口,越想越乱,越乱越想,最后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疑惑和不安像一只手攥住了他的喉咙,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明明记得自己靠着墙坐在那张硬板床上,怎么一转眼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努力回想,却只摸到一片空荡荡的虚无,那虚无像一口深井,黑黢黢的,照不见底,也捞不起任何东西。
他好几次拼尽全力想要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环境,找些线索解开心中的谜团。他暗暗在心里给自己鼓劲,数着一、二、三,然后猛地用力——可每次还没等用上力,眼前就是一片漆黑,整个人被厚重的黑暗裹住,什么都看不清。那黑暗不是纯粹的虚无,偶尔会有模糊的光斑在眼前晃动,像是有人在他眼皮上蒙了一层厚厚的黑布,又隔着好几层水雾看灯,那些光晕忽明忽暗,看不真切也抓不住。他越是想看清,黑暗就越发浓重,沉沉压在眼皮上,让他感到无能为力的挫败。他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眉头紧紧拧着,额头上的汗珠又渗了出来,可那双眼睛就是不听话,好像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身体一部分。无力感和迷茫感交织在一起,像两根绳子绞着他,让他的心情越发沉重。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瞎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从心底冒出来,冻得他后背一阵发凉。可又隐约记得自己原本能看见东西,只是此刻实在没有力气睁开眼睛罢了。他安慰自己说,再等等,再攒一点力气,也许下一次就能睁开。可每一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那种挫败感一点一点啃噬着他的意志,让他几乎要哭出来。
“这一瓶盐水挂下去?”他隐约听见有人低声这么说。那声音不大,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又像是隔着一堵墙,模模糊糊,但每个字又清晰地落进他的耳朵里。他心头猛地一震:难道是在给我挂盐水?这么说,我现在是在医院里?没错,四下里弥漫的正是药水的味道,那股特有的刺鼻酒精味,让他瞬间确认了自己的判断。这气味起初还只是在鼻腔里打转,淡淡的,若有若无,可这会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仿佛已经渗进了他的每一个肺泡,顺着血液流遍了全身。他甚至还闻到了一丝棉签燃烧后的焦糊味,那是医院里常有的味道,混合着消毒水、药水以及某种说不清的金属气息,一同构成了医院特有的印记。那气味并不浓烈,却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他混沌的记忆上,让他渐渐拼凑出一个模糊的答案:哦,原来我已经进了医院。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何福高的心中,顿时充满了疑惑和不安,思绪如潮水般翻涌。他明明记得自己在学习班的房间里,靠着墙坐在硬板床上,身下的被子薄得能透出床板的棱角,空气里飘着潮湿的霉味。可怎么一转眼就到了医院?中间发生了什么,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记忆像是被人硬生生挖去了一大块,留下的只有一片空白和一堆没有头绪的碎片。他试图抓住其中某一片,可那些碎片滑溜溜的,怎么也捏不住,越是用力,越是从他指缝间溜走。
在无尽的黑暗里混沌了许久,何福高终于渐渐回到了现实世界,重新感受到了周围的一切。那种感觉像是从深水中一点一点浮上来,先是看到头顶模糊的光亮,然后是水的温度、风的气息,最后整个身体重新落回地面。他的意识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虽然身体依旧虚弱无力,但内心却因为重新找回了对现实的感知,生出了些许安定。那种安定并不强烈,却像是一根细小的火苗,在他心中慢慢亮了起来,让他不再完全沉陷在慌张和恐惧之中。他缓缓睁开眼睛,环顾四周,试图弄清楚自己究竟身处何处,心中那份不安,也随着意识的恢复慢慢平复。他看到头顶悬着一盏日光灯,灯管微微泛白,光线均匀地洒下来,照得墙壁也泛出淡淡的青色。那灯光不刺眼,却让他有些恍惚,仿佛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光亮了。床边立着一根输液架,银色的金属杆子上挂着一个透明瓶子,里面的药水还在不紧不慢地滴着,一滴一滴,像钟摆似的稳定,那一下一下的滴落声,成了这寂静空间里唯一的节奏。他的视线缓缓移向一旁,看到床沿坐着一个模糊的人影,那人低着头,看不清面容,但那只握着他的手还在,依旧那样紧紧握着,没有松开。那手的温度透过皮肤传来,带着一点干燥的粗糙,却让他心里微微一动,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轻轻触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嗓子干得发不出声音,只发出一点沙哑的气音。
他想起来了,自从踏入学习班的大门之后,时间仿佛变得模糊不清,连时间的流逝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白天和黑夜不再是分明的界限,它们像两条浑浊的水流交缠在一起,分不出彼此。他已经整整三天三夜没有进过食,胃部的空虚和身体的虚弱,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那是一种从内脏深处泛出来的空荡,像被一把无形的勺子一点一点掏空了腹腔,只留下一阵阵抽搐般的绞痛。起初那疼痛是尖锐的,像刀绞一样一阵阵袭来,可到了后来,那疼痛慢慢钝了,变成一种麻木的空洞,像是他的胃已经不存在了。他的嘴唇已经干裂起皮,裂开的口子里露出淡红色的肉,舌头上像贴了一层砂纸,嗓子像塞了一把沙子,连咽口唾沫都觉得疼。这并不是别人有意不给他提供食物,而是何福高自己坚决拒绝进食,仿佛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表达出内心深处的不满和抗议。他深感绝望,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再继续活下去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生活的希望和动力正在他心中逐渐消逝。他漫无目的地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操劳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连一点盼头都看不到。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棵失去了水分滋养的枯树,表面的树皮还在,可内里的生命力已经一点一点干涸了下去,只剩下一个空壳撑着最后的尊严。那尊严也不算多硬气,但至少他还能让自己保持着一点人样,不至于连最后的骨气都丢掉。
自从那天严所长郑重其事地通知他,所有非法所得必须全部没收并上交国家之后,何福高的心情便跌入了谷底,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灰暗无光。他记得那天严龙生坐在桌子后面,一双眼睛冷冷地看着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石头,砸在他的心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那声音没有起伏,没有感情,像是在宣读一份早就拟好的判决书,根本不给他任何辩驳的余地。那些非法所得,是他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底,是他冒着风险、东奔西走才赚到的一点积蓄,可如今,一句话就被全数收走,仿佛他所有的劳累和奔波都成了一场空。他想起那些起早贪黑的日子,想起自己在集市上扯着嗓子吆喝的情景,想起每次点着钱时心里那份小小的满足——如今,这些全都化为乌有,连一点痕迹都不剩。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判了死刑,成了湖荡镇上第二个因贩卖菜籽陷入绝境的人,这个结局在他看来无疑是注定的悲剧,是无法逃脱的命运,让他感到无比绝望。他想起学习班里那个先他一步落得这般结局的人,听说那人后来整日闷在家里,不见人,不说话,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草,蔫蔫地瘫在地上,没等多久就彻底垮了。
他想起那人后来的情形,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透骨的寒意,仿佛已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何福高也曾一度萌生过自尽的念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念头就像一条蛇一样悄悄爬进他的脑子里,缠着他的思绪不放。可他终究缺乏那份决绝的勇气,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让他夜不能寐。每当想到已经离世的妻子,以及尚且年轻的女儿,他的心便如刀绞般疼痛,泪水不禁在眼眶中打转。他不能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抛下孩子,让她们在世间无依无靠,成为孤儿。
他仿佛能看到女儿那双眼睛,清澈里带着惶恐,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如果自己真的走了,她该怎么办?谁来护着她?谁来替她遮风挡雨?在万般无奈之下,何福高最终选择了绝食抗议,这是他唯一能够表达内心不满和抗争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充满了痛苦和无奈,可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这绝食本是别人发明的抗争办法,想不到现在竟然用到了何福高身上,命运的讽刺让他感到无比苦涩,那种苦味从喉咙里一直漫到心口,像是吞下了一口嚼碎的黄连,怎么也吐不出来。他从前也听说过有人用绝食来抗争,那时候他还觉得那些人有些傻气,拿自己的身体去赌,多不值得。平日里有个头疼脑热都让人焦心,何况是成天不吃不喝熬着,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他那时听着这些事,不过是当个稀罕话,左耳进右耳出,从没往深处想。
可如今,当他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明白原来那些人的绝望,和他此刻的绝望一样深重,深得像是脚底下突然裂开一道口子,黑漆漆望不到底。那是一种被人按进水里、挣扎着冒出一点头又被按下去的感觉,是无论怎么喊都听不到回应的寂静,四周空荡荡的,只剩下自己喉咙里咕噜咕噜的水声和渐渐模糊的意识。
绝食说穿了就是自杀,一种慢性自杀,一天一天看着自己瘦下去,弱下去,像一盏油尽灯枯的油灯,火苗一点点小下去,但它藏着无声的抗议,藏着斗争的意志和不屈的力量。那抗议像是一柄没有刃的刀,虽然割不破什么,却能让对方看见自己的决心,刀背直挺挺地抵在对方眼前,逼得人不得不正眼相看。这绝食像是在替他说出那些他已经没有力气说出口的话,替他宣告:他绝不会轻易低头,不会服软,不会安安分分接受这一切。
他想起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还从来没有这样硬气过,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饭他能弯下腰,为了养家他能忍气吞声,那些委屈像棉絮一样塞在胸口,他也照样一口咽了。可这一回,他不想再忍了。也许这是他这辈子做得最固执的一件事,但他心里清楚,如果不这样,他连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
通过这种方式,何福高希望能够引起外界的关注,表达出他对不公正待遇的强烈不满,尽管身体在逐渐衰弱,但他的内心却依然保持着一份坚定的信念和抗争的勇气。那信念就像一根插在泥地里的木桩,任凭风吹雨打,也要牢牢立着,不肯倒下去,哪怕泥水漫过脚面,哪怕风把衣裳撕成布条,那木桩还是直挺挺立在那里。他暗暗告诉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那些看轻他的人觉得他好欺负。
三天以来,何福高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嘴唇干得起了白皮,喉咙里像塞着一团粗砂,每咽一口唾沫都费劲。他坚定地告诉自己必须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要一直熬到有人将他释放出去的那一刻。那个念头像一根细绳,系着他最后一点精神,不让它散掉。每过一刻钟,他胃里的饥饿感就加重一分,起初还只是隐隐的酸涩,像有只小手在里面轻轻抓着,后来变成一阵紧过一阵的绞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肚子里啃噬,一口一口,不紧不慢,却让人直不起腰。到了后来,那饥饿感已经不再是疼痛,而是一种空洞的麻木,仿佛他的胃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只剩下一只空荡荡的口袋,贴着脊梁骨,轻轻晃荡。他有时候能感觉到自己的肠子在蠕动,咕咕地叫唤,可那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像是连那些器官都放弃了挣扎,认了命一般。
他的脑子里开始浮现出各种食物的幻影,米饭、馒头、咸菜稀粥,那些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此刻却带着无比强烈的诱惑,一次次冲进他的脑海,搅得他心神不宁。那白花花的米饭粒粒分明,冒着热气,馒头暄软饱满,用手一按还能弹回来,咸菜稀粥的香气里带着一股咸香,黏稠稠的粥汤沿着碗边慢慢淌下来。他甚至能闻到米饭蒸熟时那股清甜的热气,仿佛就在鼻尖萦绕,伸手却什么也抓不住,指尖碰到的只是冰凉的空气。他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可喉咙里干得发疼,像有刀片在割。
然而,他咬了咬牙,硬是扛了下来,用“必须坚持”四个字反复压下翻涌的食欲,那四个字像滚烫的烙铁,每想一次,就在心口烫一下。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才短短三天,不过七十二个小时,他就因为饥饿晕厥了过去。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听人说,一个普通人通常能忍受饥饿长达六七天之久。难道说,那些流传的说法都只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可信吗?哦,或许是自己已经不再年轻,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了,何福高在心里默默想着,不禁泛起一丝无奈与悲哀。那悲哀像是秋天的雾气,慢慢地从心底漫上来,将他整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饿着肚子干一整天活的经历,那时候虽然也饿得头昏眼花,两条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可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直接昏倒。那时不管多饿,总还能咬着牙把活儿干完,第二天又能爬起来接着干。看来岁月确实不饶人,他早已不是那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了。他想着想着,眼角渗出一滴泪,顺着脸颊滑进鬓发里,凉凉的,自己竟浑然不觉。那滴泪慢慢滑到耳边,又落进枕头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
严龙生静静地站在医院广场中央那座修剪整齐的圆形花圃边,神情略显疲惫。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制服,袖口和肩头都磨得有些起毛,颜色已经不均,但依旧板板正正地套在身上。领口微微敞着,露出里面皱巴巴的衬衫领,领口松了一颗纽扣,像是匆忙间没来得及系好。广场上的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吹动了他鬓角几根花白的头发,那几根白发在风里微微颤着,像是也跟着他一同担着心事。只听“叭”的一声轻响,他熟练按动了手中的空气打火机,一簇蓝色的火焰瞬间跳跃而出。那火焰在风中摇曳了一下,又稳稳燃着,像是在等他凑过来点烟。他微微低头,将火焰凑近那支带过滤嘴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一股浓烈的白烟缓缓从他口中吐出,仿佛连心中的重压也跟着一同释放,他长长地喘出一口气,整个人都轻松了几分,肩膀也不由得松了下来。烟味散在空气里,又很快被风吹散,他站着没动,目光落在花圃里那些不知名的小花上,眼神悠远,像是透过这些花望向了别处。那些小花红的、黄的、白的,挤挤挨挨开在一起,颜色倒是鲜亮,可他根本没心思看。他心里翻来覆去想着的全是病房里的那个人,以及一旦事情失控会带来的后果。他把烟再往嘴边送了一口,烟雾顺着鼻腔呼出来,带着一点灼热,让他不由得微微眯起眼。脚下零零散散落着几片落叶,被风卷着在地上打了几个旋,又停在他的鞋边,他也没低头去看。那些叶子薄薄的,黄里透褐,被风吹得翻来翻去,像是在地上爬的小虫,最后贴在了鞋帮上,他也浑然不觉。
何福高意外生还,让严龙生悬在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落了地。他深知,如果何福高真的不幸离世,事情将会变得异常棘手。毕竟,如今这个时代,早已和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大相径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武斗中出了人命,就如同随手拍死一只苍蝇般无足轻重,根本引不起任何人的关注。那些年里,他见过太多人倒下去,也见过太多人被草草掩埋,没有人追问,没有人追究,一切都像风一样吹过,没留下半分痕迹。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情况早已截然不同。无论何福高因何原因离世,上级部门都必然会介入调查;一旦调查展开,责任和矛头无疑会直接指向他严龙生。他太清楚那些人是什么脾性,他们一板一眼,完全按上面的要求办事,绝不会轻易罢休。更糟的是,这还可能引发一系列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招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他太清楚当年的规则,也明白眼下的情况早已和当年不同。若是何福高真就这么死了,他严龙生别说是保住位子,恐怕连脱身都难。那些曾经被他踩在脚下的人,那些对他笑脸相迎实则心怀不满的人,都会趁这个机会跳出来,狠狠咬他一口。想到这里,他后背不禁沁出一层冷汗,凉风一吹凉飕飕的,让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噤。冷汗顺着脊沟慢慢往下淌,像有只冰凉的手指从后颈一直划到腰际。他下意识地紧了紧衣领,又吸了一口烟,可那烟这会儿也变得寡淡无味,连烟味都提不起劲来。他望着手里那支燃了大半的香烟,灰白的烟灰积了一小段,轻轻一弹便落在地上,散成一团细灰。
对于何福高,严龙生原本只打算给他一个深刻教训,让他那颗自以为是的脑袋多几分听话的念头。在严龙生的盘算里,只要何福高老老实实低头认个错,没收罚款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他也没打算真把人往绝路上逼。可何福高竟敢公然挑衅他的权威,不买他的账,这让严龙生既震惊又愤怒。在他印象里,何福高不过是个不起眼的矮个子老头,平日里见了他都陪着笑脸,说话小心翼翼,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怎么也想不到这次居然这么硬气。他想起那天何福高看他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平日的恭顺,反倒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豁出去了,什么都不怕。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严龙生心里很不舒服,就像一条温顺的老狗突然龇出了牙,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和冒犯。于是,在执行相关政策时,他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以儆效尤。他心里清楚得很,如果连这么个不起眼的小老头都镇不住,那他严龙生在湖荡镇自由市场这块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上,恐怕就难以立足了。他向来知道,这地界的人都是看风向的,你强,他们就服你;你软,他们就踩你。他见过太多因为一时心软被人骑在头上的例子,他不想自己落到那一步。所以他必须硬着心肠,必须让所有人都看见,得罪了他严龙生,绝没有好果子吃。那支烟在他手里不知不觉已经烧到了尽头,烫得他手指微微一缩,他这才回过神来,把烟蒂丢进旁边的垃圾箱,又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像是要把那些烦心事一并吐出去。若是连何福高这样一个小老头都整不服帖,往后还有谁会把他严龙生放在眼里?他反复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越想越觉得后背发凉。他严龙生向来是镇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可偏偏这个何福高,就像一块滚刀肉,软硬不吃,让他无从下手。他越想越觉得,当初那步狠心棋是不得不走的,若不是何福高太过分,他也不至于下那样的决心;可如今看来,这步狠心棋又走得有些过头,反倒把自己拖进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往前走,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往后退,又怕丢了脸面遭人笑话。他就像站在悬崖边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些平日里冷眼旁观、伺机而动的人,一个个都在暗处盯着他,一旦察觉到时机成熟,必定会群起而攻之,对他反攻倒算。到那时,他花费多年心血构筑的坚固堤坝,恐怕也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蚁穴瞬间崩塌,所有努力和成果都将功亏一篑,化为乌有。他仿佛已经能看到那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样子,看到他们幸灾乐祸的嘴脸,听到他们添油加醋议论这件事。那些人平时在他面前都恭恭敬敬,点头哈腰,可背地里,不知多少双眼睛盼着他出错,盼着他栽跟头。他严龙生在湖荡镇市场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什么样的对手没对付过?可这一次,他却真切尝到了犯怵的滋味。那滋味像虫子一样钻进心里,爬来爬去,搅得他坐立不安。白天还好,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越想越睡不着。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既能保住自己的威严,又能平息这场风波,不然,他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一切,还真可能毁在这个小老头手里。
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即便内心并不情愿,但出于种种现实考量,我们不得不对对方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这妥协不是认输,是权衡利弊后不得已的选择;这让步也不是软弱,是为了保住更大利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人活一世,谁能事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呢?有时候,低头不是认错,而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严龙生此刻正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境地,他站在何福高面前,内心满是矛盾和纠结。一方面,他实在不愿轻易放过何福高,让对方就这么蒙混过关,逃避应负的责任,若是这样,他严龙生以后在镇里还怎么立威?可另一方面,现实的压力又迫使他不得不考虑做出适当的让步。他觉得自己像一头困在笼里的猛兽,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硬闯出去,可笼子外面布满了暗枪,随时可能被打成筛子;另一条是低下头暂时委曲求全,可这又让他内心的骄傲和威严无处安放。他反复盘算权衡,就像在秤上称来称去,左也不对,右也不对,却始终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近日来,市管所不少工作人员,还有政府里个别领导,竟然出奇一致地认为,对何福高的处理似乎过于严厉了些。这种来自内部的声音,无疑给严龙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可听得多了,他的心渐渐沉了下去。那些话一句句钻进耳朵里,不轻不重,却像秤砣一样压在心上,让他原本笃定的心思也摇晃起来。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得过了火,可又不想在众人面前露出半点犹豫。于是他把这些话翻来覆去地琢磨,越琢磨越觉得,四周的目光都变了味道,连空气里都多了一层说不清的压力。那些平日里对他恭维有加的同事,如今也在私下流露出不满,虽然没有当面顶撞,可语气里的犹疑和质疑,他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有些话虽然说得委婉,但那意思他又不是傻子,分明就是在说他做得过头了。更让他忧虑的是,镇党委书记已经多次亲自找他谈话,详细询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反复叮嘱他处理此事要格外慎重,千万不可过于严苛。每次从书记办公室出来,他额头上都会沁出一层细汗。他记得书记看他的眼神,温和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意,像是提醒,又像是警告。那眼神让他心里发毛,却又不能表现出半分。他明白,这事早已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上面的人都在看着,若是他再一意孤行,恐怕连书记也保不住他。这些年他能在镇里站住脚,靠的不就是上面的信任吗?若是连这份信任都丢了,他严龙生还算什么?
严龙生凭着多年在职场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敏锐直觉,深知这件事绝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处理,不给自己留任何回旋余地。以往那些小打小闹,他自有一套办法对付,可这回不同,何福高背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撑着他,让他怎么也拿捏不准。他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找到一个既能维护原则,又能适当妥协的平衡点。
因此,在多次和镇领导沟通的过程中,他明确表示,只要何福高能真诚展现悔改态度,在思想认识上有足够深刻的反省,对他从宽处理也并非不可。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心里其实五味杂陈,像是打翻了调料瓶一般,什么滋味都有,面上却依旧保持着沉稳的神情,仿佛自己是在大发慈悲一般。他知道,这番话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先应付过眼前这一关。至于往后的事,走一步看一步,总还有回旋空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让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缓缓吐出来,像是要把心里的烦闷也一同吐出去。他把剩下的烟头摁灭在花圃边的水泥台上,转身朝病房的方向走去,步伐依旧沉重,却似乎比来时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这样一来,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方要求,又能确保事情得到妥善解决。
严龙生盘算着,这样的安排至少能暂时稳住局面,让那些盯着他的人看到他的手腕与分寸,也让上上下下都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可偏偏何福高性格倔强,坚决不肯低头服软,态度异常顽固,不管别人怎么劝说,他都拒不承认自己有错。哪怕有人把道理掰开揉碎讲给他听,哪怕有人用利害关系反复暗示,他都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始终梗着脖子不肯松口。这种强硬态度,让与他产生矛盾的严龙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就此放过,那自己煞费苦心布置的这步棋就全然落空,往后在镇里说话的分量也要大打折扣;可若是真的较真到底,又怕把事情闹大,反而引出更多麻烦。思来想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市管所的秩序,严龙生在前天傍晚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张贴了市管所的正式公告。那份公告措辞严厉,白纸黑字贴在墙上,显得格外刺眼。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借这次事件杀一儆百,警示其他人,从而遏制那股正在悄然兴起、逐渐抬头的歪风邪气。他要用这个公开举动,给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敲响警钟,让他们知道,有些线不能越,有些事不能做,否则就要付出代价。他站在公告前,心里却没有半点痛快,反而更添了几分沉重。
说到这股歪风的源头,其实要从何福高的家世讲起。何福高家世代养鸭,祖祖辈辈都是当地有名的养鸭能手。从祖上那辈起,他们就在河汊纵横的水乡讨生活,日日与鸭群为伴,练就了一身辨别鸭性、看护鸭群的好本事。哪只鸭子精神头不对,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哪群鸭子该赶到哪里觅食,他心里门儿清。这种本事是祖辈们在水里泡出来的,在风里雨里练出来的,不是谁想学就能学去的。只可惜在那个年代,他们养的鸭子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当地有名的渔霸侯老三所有。侯老三占着河湖,养着打手,穷苦人辛辛苦苦放养的鸭子,到头来都成了他人的产业。何福高的爷爷不光是养鸭高手,更难得的是还练就了一手精湛的板鸭加工手艺。他做的板鸭皮色金黄,肉质紧实,咸香入味,别家怎么也仿不出那股地道风味。那板鸭切开后,肉纹细腻,咸淡适中,嚼在嘴里满口生香,光是闻着就让人流口水。那个时候,河头镇上卖的板鸭几乎全是他爷爷亲手做的,这些板鸭在市场上备受青睐,成了当地一大特色。逢年过节,镇上的大户人家要买板鸭,都要提前跟他爷爷打招呼,生怕晚了订不到。可谁能想到,这份手艺换来的不是殷实家业,而是侯老三变本加厉的盘剥。爷爷越是能干,侯老三就越是往死里压榨,仿佛那双手生来就是该给他挣钱的。
单是这一项,侯老三不知在何福高爷爷身上榨取了多少血汗钱。那一年秋天,天气渐凉,河风带着寒意,侯老三的贪婪却未曾有丝毫减退。何福高的爷爷不幸病倒,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身体虚弱得连起身都困难。他浑身发热,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软,别说下地干活,就是喝口水都要人扶着。一碗水端到嘴边,手抖得洒了大半;想翻个身,都得咬着牙使出浑身力气。然而侯老三却冷酷无情,硬是逼迫他拖着病体到湖里赶鸭子,心中只想着抢在中秋节这个销售旺季之前,赶紧把一批鸭子投放上市,好大赚一笔。他丝毫不顾老人病得下不了床,还放出话来,说要是误了事,就拿工钱来抵。侯老三坐在家里,端着茶碗慢悠悠地算账,根本不把老人的死活放在心上。
爷爷万般无奈,只能踉踉跄跄地上了船,船行至湖心,他一不小心身体失去平衡,一个趔趄跌入湖中,竟再也没能挣扎着爬起来,最终命丧湖底。那冰冷的湖水吞没了他瘦弱的身躯,也吞没了这个老实人一生的辛酸与苦难。水面上只留下那只空荡荡的小船,在秋风里打着转,仿佛也在为这位苦命的老人默哀。
何福高父亲的遭遇,更是悲惨。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割人,湖面结着薄冰。日本侵略者开着汽艇突然闯来,野蛮地抢走了他辛苦放养的一棚鸭子——那鸭子本是受侯老三之托代为照看的。那些侵略者端着枪,吆五喝六地跳上岸,连赶带抢,眨眼工夫就把满棚鸭子洗劫一空。鸭子惊得嘎嘎乱叫,翅膀扑棱棱乱飞,可哪里逃得过那些凶神恶煞的手?他们抢完鸭子还不罢休,还将福高爹毒打至半死,临走前更是丧心病狂地一把火把鸭棚烧了个精光。火光冲天而起,浓烟滚滚,只留下满地灰烬和破碎的竹片。
福高妈当时正在对岸,眼睁睁望着芦滩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心如刀绞,哭得撕心裂肺,跳脚痛呼。她恨自己没有翅膀,不能飞过河去救自己的男人。她拼了命地往河边跑,脚下的泥地又滑又冷,她摔倒了又爬起来,嗓子都喊哑了,可湖面太宽,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吞没一切。绝望之下,她跪倒在侯老三面前,磕头作揖,苦苦哀求他派条船去湖中,救出命悬一线的福高爹。她的额头磕在地上,很快就渗出了血,可侯老三却铁石心肠,默不作声,终究没有答应这个可怜女人的哀求。他冷眼旁观,仿佛那熊熊大火和他毫无关系,仿佛那个躺在湖滩上生死不知的长工,不过是草芥一般。
当天夜里,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地间一片苍茫。福高妈在几位热心乡亲的帮助下,勉强划着一只简陋的大脚盆,冒着风雪艰难来到湖中滩涂。大脚盆在风浪里摇摇晃晃,冰冷的水花溅了她一身,她却咬紧牙关,一门心思往前划。冻僵的手指抓在盆沿上,指甲缝里全是泥水,她也顾不上疼。可眼前的景象还是令她肝肠寸断——丈夫早已被无情的风雪掩埋,只留下两只光脚板,凄惨地泡在冰冷的湖水中。那两只脚已经冻得发青发紫,直挺挺伸在雪地外面,仿佛还在无声诉说着生前的挣扎与痛苦。他身上赫然有两个被鬼子刺刀捅穿的血窟窿,显然是受尽折磨后死去。福高妈抱着丈夫冰冷僵硬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她的哭声在呼啸的北风里显得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把她染成了一个雪人。她多想就这样陪着丈夫一起去,可一想到家里还有个年幼的孩子,她又不能走。
若不是身边还有个年幼不懂事的孩子需要照顾,她恐怕早已心灰意冷,追随丈夫而去了。那个孩子还那么小,还没学会喊几声爹,就永远失去了父亲。她看着孩子懵懂无知的脸,那双眼睛干净得让人心碎,孩子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只是张着手要她抱。她一把将孩子搂进怀里,心里的疼一阵紧似一阵,可终究还是咬着牙,把眼泪往肚里咽。她不能死,她死了孩子怎么办?她要是走了,孩子就成了孤儿,在这个世道上,一个孤儿要怎么活?她抹干眼泪,把丈夫的尸身草草安葬,咬着牙继续撑下去。
后来,侯老三逼迫福高妈赔偿那些被日本人抢走的鸭子,说那些鸭子是她男人弄丢的,必须由她来赔。福高妈无奈之下只得屈从,进了侯家当帮佣。就这样日复一日,福高妈在侯家做着繁重的家务,忍受着侯老三的欺凌。她天不亮就要起来烧水做饭,深更半夜还得浆洗衣裳,稍有不慎就要挨骂受气。侯老三稍不如意就摔碗砸盆,骂她是个扫把星,她只能低着头,一声不吭。她咬着牙,把所有的苦都吞进肚子里,只求能拉扯着孩子活下去。半年后的一个炎热夏夜,福高妈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侯老三强行占了身子。那是一个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夜晚,蝉鸣聒噪,惨白的月光照进窗户,她拼命挣扎,却怎么也挣脱不开那双肮脏的手。她喊不出声,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浸湿了枕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侮辱,福高妈感到无比绝望和无助,最终在悲痛欲绝中选择了自尽。她用一根绳子吊死在侯老三的房门上,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留下刚满五岁的孩子孤苦伶仃,自己追随丈夫去了另一个世界。那根绳子挂在门框上,在晨风里轻轻晃动,仿佛是这个苦命女人最后的控诉。
何福高的祖祖辈辈,一直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受苦人。他们的血汗被榨干,尊严被践踏,性命被视如草芥。一代又一代人在这片水乡挣扎求生,可到头来,除了苦难,什么也没留下。每一个穷人心中,都怀揣着改变自己贫困命运的梦想,到了何福高这一代,他小小的脑袋里更是充满了对发财致富的渴望和憧憬。他从小听着祖辈的苦难长大,爷爷没了,父亲没了,母亲也没了,那些惨痛的故事像烙铁一样刻在他心里,早早埋下了一颗不甘的种子。他不想再像父辈那样受人欺凌,不想再把自己的血汗白白交给别人。特别是在田埂豆的积极支持和怂恿下,何福高内心的欲望被彻底点燃,他变得蠢蠢欲动、跃跃欲试,时刻准备大展拳脚。他听了田埂豆的话,心里那团火越烧越旺,再也按捺不住。
那一天,当他看到田埂豆带来的报纸上,刊登着一篇关于长途贩运并非投机倒把的报道后,何福高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把那篇文章反复看了好几遍,越看心里越踏实,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报纸上的每一个字,他都恨不得背下来,就像是有人给他指了一条明路。于是他放开手脚,全力以赴投入到生意中。他不仅开始大规模放养鸭子,还亲自加工板鸭,后来更是收购别人的鸭子进行再加工。他收购鸭子的价格,比国家食品站的收购价高出五分钱一斤,这样一来,养殖户手里的鸭子纷纷卖到了他这里。养鸭的农户私下一合计,卖给谁都是卖,何福高出价高,自然乐意往他这儿送。由于有田埂豆提供本钱支撑,何福高来者不拒,甚至还请了几个附近手脚麻利的乡亲,专门负责屠宰和加工。杀鸭、褪毛、开膛、腌渍,一道道工序做得利利索索。何福高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心里也渐渐有了底气,觉得自己总算能挺直腰杆做人了。他们借用田埂豆的新房作为加工场所,那房子虽不算宽敞,却被收拾得利利索索,案板、大缸、铁锅、竹竿一应俱全,像模像样地摆开了阵势。几个人挽起袖子,天刚蒙蒙亮就起身,一直干到夜色深沉才歇手,从早忙到晚没停闲。宰鸭、褪毛、腌制、晾晒,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谁该干什么人人心里清楚,手上的活也绝不含糊。宰鸭的人手起刀落,利索麻利;褪毛的人蹲在盆边,热气腾腾中手脚不停;腌制的人抓一把盐,均匀地抹在鸭身内外,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晾晒的人把一只只处理好的鸭子挂上竹竿,整整齐齐排成行,像一排待检的士兵。院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血腥气和盐卤味,混杂着灶间烧水的柴烟味,日子就在这股忙碌的气息里一天天过去。短短几个月下来,何福高一行人就赚到了五千多元的利润。这笔钱在那个年月可不是小数目,多少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也攒不下这么多。何福高看着账本上的数字,心里那股干劲儿更足了。那数字仿佛发着光,照得他眼前一片亮堂,原本藏在心底的些许忐忑,此刻也渐渐踏实下来。他想,只要照这样干下去,往后的日子更有奔头,家人的光景也能跟着好起来。他把账本合上又翻开,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脸上不由得露出笑意,心里暗暗盘算起下一步的打算。在他眼里,这五千多元不只是钱,更是一条看得见的路,一条通往好日子的路。
何福高这番大干,消息很快传遍了四邻八乡,村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羡慕,有人眼热,也有人心里活泛起来,琢磨着自己是不是也能照葫芦画瓢。不少有想法的人也开始效仿他的做法。有的人从浙江买来机器,办起了米面厂;也有人合伙经营,抢购山芋筹办粉丝厂。一时间,乡间地头多了好些机声隆隆的作坊,多了好些忙忙碌碌的身影。往日里寂静的村庄,如今不时传出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吆喝声、搬运声、算账声,像是凭空添了一股热气。人们见面打招呼,话题也离不开谁家又添了什么机器、谁家的货卖到了哪里。这一系列变化,使得不少农副产品没法进入国家食品站的收购渠道,全都流进了这些私营作坊的仓库。那些原本应当按计划送进国家收购点的鸡鸭、山芋、粮食,被半路截下,转了个弯,进了私人开办的工坊。食品站的收购员下乡收货,常常空手而归,只能看着别人满载的车子从眼前驶过。集市上、村庄里,私下交易越来越多,钞票在人们手里传递,生意人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而公家的收购计划却落了空。
这件事很快引起了清河县相关部门的重视。食品站站长多次到镇委告状,说他们收不到鸭子,许多农户不顾和食品站签订的收购合同,把鸭子卖给何福高加工板鸭。站长说着说着就来了气,拍着桌子,数落何福高的种种不是,说这是明目张胆地挖社会主义墙脚。面对这个局面,镇委干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商讨解决矛盾的办法。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一张张面孔或凝重、或激愤、或犹豫,发言声此起彼伏,各不相让。供销社、食品站、税务所、市管所等部门的领导,主张坚决打击这种投机倒把的歪风邪气,刹住不正之风。他们搬出过去十多年的政策条文,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泛滥的活证据,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严重表现。他们说话时慷慨激昂,一条一条念着文件上的规定,认定这苗头要是不及时掐灭,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说到激动处,有人甚至站起来挥舞着手臂,声音也提高了八度,仿佛眼前已经看到了那可怕的后果。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这些做法本身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是搞活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还举例说,农民多养几只鸭、多卖几个钱,并没有损害谁的利益。说这话的人语气平和些,但态度同样坚决,他们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揪着几条旧条文不放。但对方立刻拿出大量事实反驳,称不少人不遵守合同,不向国家交售生猪和鸭子,实际上就是破坏国家经济利益,挖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墙脚。两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开了一场又一场,桌子拍了一回又一回,始终定不下结论。每次会议都从白天开到天黑,散会时人们脸上都带着疲惫和不甘,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矛盾还是那个矛盾,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里。
争论的焦点始终牢牢钉在一件事上:对这些日益冒出来的行为,到底该不该出手打击。为了这个问题,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长条桌两旁的座位换了一拨又一拨,烟灰缸满了又清,茶杯续了又续,可各方意见仍旧像几股拧不到一起的麻绳,怎么也统一不起来,问题依旧悬在半空,不上不下地吊着,让人心头沉甸甸的。主张打击的那一派人早就坐不住了,他们觉得事情已经火烧眉毛,再拖下去只会让火苗蹿得更高,等到火星子四下飞溅,再想扑灭就难了;持不同意见的人却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觉得眼下还没到非动不可的地步,与其大张旗鼓地出手,不如再看看风头、等等形势,犯不着为一点动向就闹得满城风雨。于是,两下里你一言我一语,今天摆出几条理由,明天又举出几桩难处,声调时高时低,话说得又急又密,却谁也压不住谁,谁也劝不动谁,硬是把一场场碰头会拖成了没完没了的拉锯战,耗去了许多原本可以拿来决断的时日。
就在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里,时间一天天不声不响地溜走,墙上的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何福高的生意不但没有冷下来,反而像滚雪球似的越做越红火。这一来,打击派愈发坐立不安,心里像塞进了一团火,烧得他们白天没心思办公,夜里躺在床上也翻来覆去。他们眼看着市场上的私营作坊一家接着一家冒出来,眼看着那些本来该由国家收购的货物,绕过一道道关口,源源不断地流进私人手中,心里那股火气就越烧越旺,几乎要从嗓子眼里顶出来。何福高这个名字,在他们口中被提起的次数越来越多,今天你念叨一句,明天他骂上一声,渐渐地,竟成了“歪风邪气”的代名词,好像只要把他压下去,这口气才能顺得过来。而何福高自己,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暗涌的危机正在一寸一寸地逼近,依旧起早贪黑地忙着他的板鸭生意,一只只鸭子送进来,一挂挂板鸭晾出去,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红红火火。
以严龙生为核心的打击派,成员大多是身处一线的基层领导,他们手里握着市场、税收、物资流通这些实打实的权柄,说话办事时腰杆挺得笔直,声调不高,却自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底气。下边的人隔老远见了他们,也要赶紧堆起笑脸,恭恭敬敬地叫一声“领导”,那一声里带着敬畏,也带着几分说不清的小心。他们早就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别人按照自己的安排行事,习惯了走到哪里都有人让路、有人应声,如今看着何福高这样的小人物竟敢不买账,竟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像在平整的路面上突然被硌了一下,不疼,却让人总惦记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严龙生等人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首肯和支持,率先组建起专门的调查小组,开始到自由市场上细致地排队摸底,一心要找出违规操作的蛛丝马迹。小组成员走街串巷,从东边摊头走到西边摊位,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打听、登记,把市场上每一丝风吹草动都牢牢看进眼里。谁家卖了多少货,谁家从哪进的原料,谁家和何福高有往来,哪些货物来路不明,哪些交易没走正路,他们全都一笔一笔地记在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毫不含糊。下去的时候,调查小组的人穿着便衣,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看上去和普通买家没什么两样,可眼睛却像两把磨亮的刀子,不动声色地扫过每一个可疑的角落,扫过每一张摊贩的脸。市场上的摊贩们也都是见惯世面的,一看这阵势,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说话不由自主地变得吞吞吐吐,眼珠子左右乱转,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哪个字落进别人耳朵里,给自己惹上甩不掉的麻烦。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何福高饲养的八百只鸭子浩浩荡荡进入了湖荡镇的自由市场。那支庞大的鸭群走在路上一眼望不到头,白花花的一片,像平地卷起的一阵活浪,顿时成了市场上众人瞩目的焦点,吸引了无数目光和议论。鸭子们挤挤挨挨地往前拥,嘎嘎的叫声此起彼伏,清脆又嘈杂,像要把整个市场的空气都掀起来。路过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张望,有人看得合不拢嘴,啧啧称奇,有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暗暗替他捏一把汗。八百只鸭子,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光是一天吃掉的饲料就得花去不少钱,更别说这么大一群活物赶来赶去,一路招摇,想不引人注意都难。可鸭子们哪里管得了人间的这些暗流涌动,只管伸着长长的脖子叫唤,扑棱着宽大的翅膀,把尘土扇得一阵阵飞起来,白花花的一片在阳光下格外扎眼。围观的人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边上,有人伸着指头一只一只地数,想弄清到底有多少;有人压着嗓子低声议论,说何福高胆子实在太大了;也有人啧啧感叹,说这生意做得真是气派,别人想学都学不来。何福高站在鸭群旁边,脸上带着庄稼人那种朴实的笑容,额上还挂着细汗,他只是看着自己的鸭群,心里盘算着这一趟能卖个什么价钱,却不知道眼前这热闹非凡的场面,早已落入了某些人精心谋划的视野之中。
可这个引人注目的目标并没有在市场里停留太久,几乎没等围观的人群散去,就落入了严龙生精心设置的陷阱。严龙生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人脉,在暗中一步步布局,巧妙地操作,把何福高的鸭群纳入调查范围,让何福高和他那八百只鸭子成了打击派下一步行动的重点目标。他当时就站在市管所的窗口后面,不动声色地看着鸭子被赶进指定的围栏,看那些白花花的身子挤来挤去,听那嘈杂的叫声一阵高过一阵,嘴角暗暗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那笑意很淡,淡得像是水面上一闪而过的波纹,旁人根本看不出任何异样,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一步棋落下去,局面就尽在掌握了。他心里想,何福高啊何福高,你纵有千般本事,做起生意来再有一套,到底还是撞到了我的网里。这八百只鸭子就是最好的证据,眼睁睁地摆在众人面前,容不得你抵赖,也容不得你再耍滑。想到这里,他转过身,语气平静地吩咐手下的人把相关材料准备妥当,每一张纸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个细节都核对无误,从鸭子进场的时间到围栏的位置,从市场里的证人到登记的数目,全都安排得严丝合缝。他知道,这一回,棋局已经正式落子了,对方再想抽身,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十章
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一步棋的失误,哪怕只是行棋次序错了一分、算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一环套着一环,越滚越大,直至不可收拾,甚至会将他苦心经营多年积攒下的一切——地位、名声、人脉与前程,在一夜之间尽数葬送,连一点转圜的余地都不会留下。
严龙生心里明白,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何福高能苏醒过来,只要他能睁开眼睛、恢复神志,基本上就能脱离生命危险,局面也还能勉强稳住,不至于滑向最坏的地步。刚才医生谈话中提到的种种迹象,也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判断——何福高并不是突发什么凶险重病,其实是饿昏的,是长时间不肯进食生生把身子拖垮了。只要及时给他挂上两瓶盐水,把水分和体力补回来,人就会慢慢缓过劲来,那些高悬在头顶的危机便会迎刃而解。念及此处,他心底紧绷的那根弦稍稍松动了些,像是一直勒着胸口的一股劲突然卸了几分,却也只松了一瞬,便又迅速收紧,甚至比先前勒得更紧。毕竟人躺在病床上,世事就有变数,谁也没法保证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见过太多看似稳妥的事情在最后一刻出了岔子,也深知越是看似简单的局面,越可能藏着意想不到的变故。他不由得又想起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有的明明已经好转,却因为一次意外再次恶化;有的眼看就要醒来,却在昏迷中悄无声息地走了。想到这里,他刚刚松下的那口气又提了上来,横在胸口不上不下,眉头也重新皱紧了,像是两条拧起来的绳子,一时半会儿解不开。
回想起何福高在学习班的那段日子,他总是固执地拒绝进食,像是一头认准了死理的老牛,任谁拉都拉不回来,这让严龙生非常头疼。面对这样一个倔强的老头,他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也动了不少脑筋。软的硬的、明里暗里,各种法子都试过,可这老头偏偏像铁了心一般,任凭旁人磨破嘴皮子,就是不肯张嘴。严龙生也曾让人端来热腾腾的饭菜,摆在他面前,好言好语地劝,说只要吃了饭,什么事都好商量;可何福高闭着眼睛,连看都不看一眼,仿佛那饭菜香气根本飘不进他的鼻子。他也曾让人换了态度,冷了脸,拍了桌子,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可何福高依旧不为所动,像是铁了心要把这条路走到底,任你是雷声大还是雨点小,他都不接招。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严龙生曾多次特意叮嘱陪在何福高身边的人,务必要多加留心,严防这个看似瘦弱的小老头采取极端手段,用自己的生命当赌注,和他进行一场无声的抗争。他太清楚这类人的脾气了,越是看着不起眼,越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做出让人措手不及的事。真要是让何福高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出了事,那可不只是折损一条人命的问题,而是会把天捅出个大窟窿,把他好不容易铺排起来的局面砸得七零八落。
严龙生深知,一旦事态发展到那一步,那些和他意见不同乃至对立的人,必然会借此事大做文章,抓住这个把柄不放,进而发难,试图把他彻底撵下台。到那时,风声一起,众口铄金,即便他有再大的本事,再多的盘算,恐怕也难以堵住悠悠众口,更遑论保住眼下的位置和局面。作为一名在沙场上历练多年的老将,严龙生早已习惯了在各种风云变幻中稳如磐石,越是风浪大,他越要把脚跟站得稳当。他处理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多思考几步,力求将所有潜在的风险都提前纳入考量范围。他不喜欢被动应对,更厌恶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凡事若不能料敌于先、谋定而后动,他便觉得不踏实。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坐在桌前,把白天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在脑子里过一遍,想想哪句话说得妥当,哪件事办得还不够周密,下一步又该如何走。这种习惯在他多年的工作中帮了他不少忙,使他躲过了许多暗礁与风浪,也让他练出了一副凡事多算几步的脑子和一颗轻易不肯松弦的心。
他内心十分清楚,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一步棋的失误,都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用最周全的策略来应对眼前的局面。越是到了这种时候,越不能慌了手脚;越是看似风平浪静,暗底下越是翻涌着危险的漩涡。他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环节上露出破绽,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他想,眼下何福高躺在病床上,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压住,不能让它发酵成更大的风波。医生那边要打好招呼,何福高的家人也要安抚好,该做的工作一项都不能漏。同时,他也要防着那些等着看自己笑话的人,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可乘之机。每一步都要走得稳、走得准,就像下棋一样,落子之前,既要看清眼前的局势,也要算到后面的几步,甚至更远,稍有差池便可能满盘皆输。
如今,最明智也最切实可行的策略,便是即刻动身前往县城,探听近期形势发展的最新动态。对于政策本身可能出现的调整变化,他并未感到过多忧虑,因为他深知政策终究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掌握在人的手中,自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只要把握住了人的动向,也就等于把握住了政策的走向。然而,真正让他心生担忧的,却是近期县里发生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关于这方面的消息,他其实早已有所耳闻,只是一直没有拿到准信。他一直笃信那句老话:“朝里无人莫做官”。官场之上,若无根基,若无依靠,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再大的本事也难有施展的余地。正因如此,他始终不懈努力,为自己寻找并稳固能在官场上提供支持庇护的靠山。在他看来,一个干部在台上能不能坐稳,能干出多大名堂,除了自身的能力和政绩,很多时候还要看身后有没有人撑腰。没有了靠山,就像夜行没有了灯火,纵有满身力气,也使不到点子上。
回想起不久前,他从县里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局长口中,隐约听到了人事即将发生重大变动的风声。他的几位昔日关系密切、交情深厚的朋友,也正在竭尽全力推荐他担任县市管局的副局长。可这件事最终结果如何,他始终没能得到确切答案。事情一日没有尘埃落定,他心里便一日不得安宁。那几日,他表面上照常主持工作,该开会开会,该讲话讲话,可心里却像悬着一块石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反复盘算着各种可能性,想着如果消息属实,自己该怎样运筹;如果消息落空,又该如何自处。事实上,他之所以会如此积极投身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密切关注、捕捉其中的新动向,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这一潜在机遇的激励推动。他深知,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和决心,不仅是对他政治生涯升降沉浮的一次严峻考验,更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有望平步青云、实现仕途飞跃的宝贵机会。他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在关键人物面前表现出足够的魄力与手腕,好让那些能决定他前途命运的人看到他的价值。这场斗争,在他眼里早已不只是何福高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他能不能更进一步的关键一仗,是输不起的一仗。
思绪及此,他下意识地用手指将嘴唇上那支刚抽了一半、带着海绵滤嘴的香烟狠狠捏成碎末,随即将残破的烟屁股随手扔在地上。烟丝从指缝间散落下来,那半截烟卷在他掌心彻底变了形,仿佛他此刻内心翻涌不息的盘算与焦灼,也一并被揉碎在了这一捏之间。紧接着,他抬起擦得锃亮的皮鞋,对着烟屁股用力踩踏旋转了几下,仿佛借此宣泄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脚下那点残烟,便在这反复碾磨中彻底化为灰烬,不留一丝痕迹。他这才觉得心里稍微顺了一口气,像是那股无处排遣的压力,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出口。他低头看了看地上那团烟灰,又抬起头望向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处的村庄亮起几点灯火,而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几十里外的县城。
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最终拿定了主意:今天夜里无论如何,也要亲自前往县城一趟,把这一切彻底弄个清楚明白。只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他才能真正放下心来。他做事向来如此,与其听别人转述,不如自己跑一趟,亲自摸摸底细。随即,他转身大步朝着正在抢救何福高的房子走去,心中已打定主意,要亲自过问并细致布置何福高这边的各项细节,确保万无一失。他向来信奉一条原则:凡事只要自己经手,便容不得半点差池。既然何福高这条线不能断,那就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等他从病床上醒来,往后的局面才能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向一步步走下去。他脚下步子迈得又快又稳,每一步都像是经过丈量一般,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他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那影子紧随其后,像是他内心那些不可告人的盘算,一步也不肯离开。
第十一章
海珠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一阵低低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犹如夜风中的细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悄然打破周遭的宁静,将睡梦中的何福高惊醒。那声音忽远忽近,像是从某个被遗忘的角落里飘来,又像是贴着他的耳畔轻轻落下,带着压抑不住的悲伤,又带着一丝隐隐约约的熟悉,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一下一下地拉扯着他混沌的意识。
医院里,海珠一直陪伴在父亲的身边,默默地流着眼泪,整整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眼。何福高被送到医院三天三夜了,还是没有醒来,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脸色灰败,气息绵软,像是一盏随时都会熄灭的灯。
空气里满是消毒水呛人的味道,刺得人鼻孔发苦。吊瓶里的药水一滴接着一滴慢腾腾往下落,滴答滴答,那声音在寂静的病房里被放得很大,一下一下敲得海珠心尖子发疼。她坐得腰都僵了,腿也麻了,眼睛肿得像浸了水的桃,却不敢挪开半步,粗糙的掌心紧紧裹着父亲冰凉的手,怕这一松,就再也握不住了。
走廊里的脚步声来来去去,大多轻悄悄的怕惊了病房里的人,直到一阵略显沉重的脚步声停在门口,接着是三下慢腾腾的叩门声。海珠慌忙抬手抹掉满脸的泪,刚站起身,门就被轻轻推开了,田埂头佝偻着背挤进来,反手又把门掩得严严实实,手里攥着个鼓囊囊的蛇皮袋,袋角还沾着点鸭棚边的黄泥。
海珠愣了愣,刚要开口问他怎么这个时候过来,又怕声音大了扰了其他病人,只压着嗓子小声问:“埂头,你怎么拎着这个过来了?医院不让带活物进来,被护士撞见要骂人的。”
田埂头却摆了摆手,踮着脚走到病床边,眼睛盯着何福高灰败的脸,长出了一口气,哑着嗓子说:“我就是带活物来的。福高叔这是心气憋得堵了窍,旁人叫不醒,得他自己最挂心的东西来叫。你忘了,当年你妈最喜欢看他放鸭,这鸭通人性,说不定能喊醒你爸。”
他说着就蹲下身,指尖抖着解开蛇皮袋口的麻绳,那只雄鸭早就在袋里闷得久了,麻绳一松就猛地挣出来,扑扇着沾了稻草屑的大翅膀,嘎嘎嘎的粗嗓门瞬间炸开,把整间病房的安静都搅得粉碎。
海珠吓得一哆嗦,眼泪跟着又决了堤,她扑到病床边,把脸贴在父亲枕边,带着哭腔的话抖着冲口而出:“爸,你听听,你的鸭子来了……”
田埂头却摆了摆手,抬眼直直看向病床上面色灰败、纹丝不动的何福高,嗓门又提了三分,震得窗玻璃都嗡嗡响:“叔!你睁睁眼!你的海珠在这儿等着你撑下去呢!你养的鸭子都在叫你回家呢!”
海珠的眼泪一下子决了堤,她扑到病床边,紧紧攥住父亲露在被子外枯瘦冰凉的手,把脸贴在那只还带着薄茧的手背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句压在心里的话跟着哭声冲了出来:“爸……我是你的女儿海珠,你怎么能不醒来看看我……”
那鸭子在他的床头边上,拉开嗓门,嘎嘎嘎叫得震天价响,还不住扑腾着翅膀,搅得病房里的空气都跟着一颤一颤,像是要把那层罩在何福高身上的死寂一层一层撕开。
何福高在沉睡中听得鸭子叫声,混沌一片的意识像是被这粗嘎响亮的叫声撞开一道细缝,拖着他往深里沉的那团昏沉,竟慢悠悠松了开来,那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路挤进来,又像是从他自己的心口里长出来,一声接一声,把他往光亮的这头拽。
先是搭在被子外枯瘦的左手食指,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海珠正哭得肩背不住发颤,最先捕捉到那一点微动的便是她的指尖,她猛地噎住了哭声,攥着那只手的力道骤然收紧,连呼吸都屏住了,只睁着泡在泪里的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父亲的脸,生怕一眨眼,那一点刚从死亡边缘泛起的动静,就又沉了下去。
没过多久,何福高紧拧的眉心动了动,那两道灰白杂乱的眉毛先是微不可察地一颤,后来又跟着眼睫轻轻抖动起来;灰白的眼睫颤了几颤,像被风吹动的枯草,好半天,才缓缓掀开一道昏蒙的缝。他的目光虚虚飘了一圈,像没了准头的浮尘,在惨白的天花板上停了停,又沿着墙壁慢慢滑过去,最后落定在床头还在扑腾叫唤的大雄鸭子身上。那鸭子劲头十足,两只宽大的翅膀不住地拍着,喉咙里滚出一串串沙哑又急切的嘎嘎声,把病房里的安静撕开一道口子。何福高干枯的喉结滚了两滚,喉咙里像塞着一团粗麻,眼角渗出一滴滴滚圆的泪水,顺着深深浅浅的皱纹往下淌……
田埂头连忙按住还在挣动的鸭子,那鸭子力气不小,蹬得床单乱成一团。他一手压着鸭翅膀,另一手按住鸭背,整个人往前凑了大半个身子,嗓门压得低却沉,像是怕惊着什么似的:“叔,我是埂头,你听得见我说话不?”那声音里带着小辈的急切,又带着几分不敢声张的小心。
何福高的嘴唇动了好几下,起先只是两片干裂的唇皮轻轻碰了碰,像要说话又使不上力,后来才一点一点挤出来几个含糊的字:“鸭……我的……鸭子在叫我……”那声音又轻又飘,断断续续的,刚一出口就像要被风吹散,可落在屋里几个人耳朵里,却重得让人心里发酸。
“是你的鸭!这就是你留在鸭棚里那只顶壮的公鸭!”田埂头高声应着,压不住满心的欢喜,忙不迭又扭头给海珠使眼色,“快,快跟你爸说话!”他的眼圈也红了,只是硬撑着没让眼泪落下来。
海珠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次混着失而复得的狂喜,一颗颗顺着脸颊往下掉,怎么也止不住。她俯下身,把耳朵凑到父亲嘴边,哭着应声:“爸,我是海珠,我在呢,我听着呢。”她声音一颤一颤的,带着哭腔,又怕扰了父亲,只能拼命压着。
何福高的眼神慢慢聚了神,那原本涣散的目光一点一点收拢,像暗屋子里终于透进一丝亮。他望着女儿脸上和亡妻越发相似的眉眼,那眉眼的形状、鼻梁的线条,都像从记忆里走出来的一样,让他心里猛地一酸。他的指节微微蜷起,手指在雪白的被单上摸索了两下,终于用仅有的力气攥紧了海珠的手腕——他还没给当年被逼死的妻子讨回公道,还没看着女儿站稳脚跟,他不能就这么阖眼走了。这个念头像一根烧红的铁钉,牢牢钉在他心口,逼着他又从混沌里挣出一丝清醒。
他缓缓睁开双眼,这一次比方才更费力,也更用力。环顾四周,一片刺眼的白色映入眼帘,仿佛置身于一个空茫的无菌世界。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灯光,一切都显得那么干净,干净到有些冷清,冷清到让人心里发慌。他的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没有看到熟悉的家什,没有看到土墙和木窗,没有那些旧得发黑的房梁和挂在墙上的竹篮,只有冷冰冰的白,还有空气中那股淡淡的消毒水气味。一阵乏力袭来,他不由自主又闭上了眼睛。眼皮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怎么抬也抬不起来。然而那抽泣声依旧清晰地从不远处传来,一声声如泣如诉,缓缓送入他耳中,像一根细线,牵扯着他意识深处最柔软的那根弦。
哦,是海珠!那熟悉亲切的声音,让他瞬间就辨认出来,这是他心爱的女儿海珠的声音。这声音,他在心里听过千百遍,哪怕隔着再远的距离、再久的岁月,他也能第一时间认出来。他试图张嘴呼唤,却发现喉咙发紧发不出声,只能无奈地动动胳膊,却发现身子像被无形的力量捆住,动弹不得。整个人像被什么重物沉沉压着,连抬一抬手指都格外艰难。即便如此,他的内心还是在这一刻涌起一丝难以言喻的欣慰:海珠来了,他的女儿来了。在他最虚弱、最无助的时候,这个和他血脉相连的人,就守在他身边,用低低的哭声告诉他,她还在,她一直都在他身边。他想开口喊一声“海珠”,可嘴唇只是微微动了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念着女儿的名字,那些字像温热的泉水,缓缓流过他干涸的心田。
海珠这个名字,在何福高心中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她是他的宝贝女儿,是他的命根子和心头肉。人这一辈子,可以失去很多东西,可以承受许多苦难,但只要这块心头肉还在,他就觉得自己还算有根,还算有盼头。想起海珠小时候的一件趣事,何福高的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温暖的笑容,那笑容很淡,却把脸上的苍白都驱散了几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阳光透过草棚的缝隙洒在地上,像撒了一地碎金。草棚里的光线亮亮堂堂,空气里弥漫着干草和泥土的气息,偶尔有风从缝隙钻进来,把地上的光斑吹得轻轻晃动。海珠捧着妈妈的脸,用稚嫩娇气的声音对他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小丫头说这话时一脸认真,仿佛在宣布一件天大的事。她仰着小脸,眼睛亮晶晶的,嘴巴微微撅着,像是怕大人不信,又像是在等着夸奖。
这句话逗得她妈妈笑得合不拢嘴,抱着她亲了又亲,满心都是对女儿的疼爱。妻子的笑声那样爽朗温暖,像是能把日子的苦都冲淡几分。她一边笑一边搂着海珠的小身子,嘴里不住地说:“哎呀,我的乖女儿,真是我的小心肝!”海珠被妈妈搂着,也咯咯地笑起来,那笑声清脆得像银铃,在草棚里回荡。何福高站在一旁,看着这母女俩,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阳光下,那两张笑脸让他觉着,哪怕日子再苦再累,只要一家人能这样在一起,也值了。他想起妻子那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想起海珠小时候胖乎乎的小脸,想起她跌跌撞撞学走路时张开的小胳膊,那些画面像泛黄的老照片,一张一张在他脑海中翻过,让他眼里慢慢泛起一层薄薄的水光。何福高故意逗她:“那你是爸爸身上的什么?”
他故意板着脸,眼里却藏着笑意,想看看小丫头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话来。他其实心里早就猜着,小海珠多半会说是手啊、脚啊、眼睛鼻子之类的,可他还是忍不住要问,仿佛这样的逗弄能让他从日复一日的劳累里偷出一点甜来。小海珠仰着粉嫩的脸蛋,昂着小脑袋认真想了一会儿,圆溜溜的眼睛转了转,小嘴巴抿了又抿,然后大声宣布:“我是爸爸身上的一块骨头!”她说得理直气壮,仿佛这个答案就是世界上最正确的答案,小小的胸膛还挺了挺,像是刚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她那奶声奶气的嗓门,清清楚楚地落在何福高耳朵里,也落在坐在一旁纳鞋底的妻子耳朵里。
这句童言无忌,逗得夫妻俩笑得前仰后合,差点儿喘不过气来。何福高笑得直拍大腿,又怕笑得太过吓着孩子,赶紧伸手抹了抹眼角笑出来的泪花;妻子更是笑得手里的针都拿不住了,那半只鞋底差点儿掉到地上,她忙用胳膊肘稳住,整个人却还在抖。小海珠见大人笑成这样,自己也跟着咯咯笑起来,虽然她并不明白大家为什么笑,但看见爹娘笑得开心,她就觉得高兴,于是笑得更欢了。那欢乐的场景,就像一幅画一样,永远印在了何福高的记忆深处。那是多好的日子啊,虽然穷,虽然苦,但一家人的心是齐的,笑声是真的,那些平淡的瞬间里,藏着后来再也找不回来的幸福。如今再回想起来,连那日窗纸上透进来的阳光、灶台上冒着热气的粗茶淡饭,都带着一层暖暖的金边,让人觉得不真实,仿佛隔了一辈子似的。
如今,这块曾经被他戏称为“骨头”的小丫头,终于长大成人,出落得亭亭玉立。她有了自己的模样,有了自己的心思,眉眼之间隐隐带着她妈妈的影子,让何福高看了既欢喜又心酸。欢喜的是女儿平安长大了,长得这样好,这样水灵,像一株在风雨里硬生生挺过来的小树;心酸的是妻子没能亲眼看见女儿长大的样子,没能听见女儿叫一声娘,也没能穿上女儿将来给她做的衣裳。海珠低头时那睫毛的弧度,笑起来时嘴角的梨涡,说话时不经意地偏一偏头,都让何福高恍惚间以为是妻子又站在了眼前。可每回他定睛一看,那又分明是女儿的脸。这种既像又不全像的感觉,像一根细线,在他心里来回拉扯,牵出说不清的滋味。可何福高心中,始终挥之不去对女儿的内疚。这份内疚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多年,不碰不觉得疼,一碰就钻心。他总觉得自己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没能让她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在娘怀里撒娇、被娘的手摸着头哄睡,甚至没能让她记住娘的样子——那时海珠太小了,小到连妈妈的脸都来不及记清,妈妈就走了。
海珠出生后没多久,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就如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那场风暴来得太急太猛,容不得人细想,容不得人躲避,一下子就把无数人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原本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庄稼人,原本各过各的邻里乡亲,忽然之间都被卷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有人今天还在台上讲话,明天就被拉下去批斗;有人昨天还是劳模,今天就变成了“反革命”。人们之间不再像从前那般纯粹了,眼睛里多了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前见了面先问吃过没有,如今开口先问今天又揪出了谁。何福高那时还年轻,只觉得天旋地转,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自家的日子就已经变了颜色。
大革命不同于寻常的宴请聚会,它意味着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在那个年代,人群被简单划分为左中右三个阵营,好人与坏人的界限,被机械地按照百分比划分。据说,95%的人是好人,剩下的5%则被视为坏人。这个数字是上面传下来的,像是铁板钉钉的规矩,容不得任何人质疑。在小河头村这个小小的村落里,三百多口人当中,被定性为反革命和坏分子,再加上地主、富农和右派,总共也不过占全村人口的3%。还差的那2%“坏人”,如同隐匿的幽灵,不知道躲在哪里,需要发动群众的力量,把他们一一挖出来。可是怎么挖呢?总不能平白无故指着一个人说你是坏人,总得有个由头,有个说法。于是人们都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在日常生活里搜寻一切可疑的蛛丝马迹,就连谁家多说了两句话、谁家来了远房亲戚,都要在脑子里过好几遍,琢磨着有没有问题。
当然,这里的“挖”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挖掘,不是拿着铁锹到村后头的鬼坟滩去掘地三尺。那片荒凉的土地上,的确埋着不少所谓的“坏人”,比如渔霸侯老三的哥哥和父亲,还有两个当年进村抢鸭子、被村民们打死的日本鬼子。那些坟头早就长满了荒草,连石碑都歪斜得认不出字迹。要是能把他们的尸骨挖出来,说不定还能替小河头村凑够名额,算他们为村子做了点“贡献”,免得活在世上的人再受牵连。可这个念头想想都荒唐,人死如灯灭,死人怎么能替活人顶罪呢?再说,那些坟里埋的人,有的确实作过恶,可也有的不过是普通人,稀里糊涂丢了命,连个名分都没有,如今反倒被人想起,要拿他们的骨头凑数,这算是什么道理?何福高想到这儿,心里一阵发凉,可他又不敢深想,深想了又能怎么样呢?他一个小老百姓,连自己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哪还有力气想这些。
然而,逝者已矣,他们没法从阴间回到阳间凑数,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所作所为,人们也没法调查追究。坟里的白骨终究不能开口说话,更不能被拉出来批斗游街,于是挖“坏人”的差事,便只能落到活人头上。活人有嘴有腿有手,平日里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拿来说道,都能被安上罪名。谁能想到,昨天还一起在田里干活的邻居,今天就成了要被挖出来的坏人;谁又能想到,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竟然能绷到自家门口来。这一切,都成了何福高心中难以释怀的沉重记忆。他总在想,如果那个动荡的年代没有来,如果那些荒唐事没有发生,他或许还能守着妻子和女儿,过一份安稳日子。哪怕日子穷一点、苦一点,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就比什么都强。可这世上没有如果,有的只是挡不住的风雨,躲不开的劫难。
于是,那象征着审查与专政的冰冷铁锹,终究只能在尚有气息的活人们身上无情挖掘。它本是一把刨土翻泥的农具,可自从被举起来的那天起,就不再和田地、庄稼、沟渠打交道了。它不再翻耕泥土,却比翻动泥土更让人胆寒,因为它翻动的是人心,是隐私,是那些原本被岁月掩埋的往事。人心里的东西哪有底呢?旧事、旧话、旧日的往来,一锹下去,全都能翻到阳光底下暴晒。人们开始互相打量,互相猜疑,今天你揭发我一句,明天我检举你一句,谁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被这把铁锹刨出来。白天见了面,脸上照旧带着笑,心里却各自隔了一道墙;夜里回到家,关起门来,还要把白天说过的话反复咂摸几遍,生怕哪一句话落进旁人耳朵,日后成了拿捏自己的把柄。就这样一铲又一铲,持续挖了几个月,竟然挖到了海珠妈妈的身上。她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女人,平日里不声不响,站在人堆里都找不出来,居然也被挖了出来。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可若是这片天没法给你遮风挡雨,也只能无可奈何。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无情,你明明没做错什么,却偏偏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风来了,浪来了,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由着它把自己卷进去。
有人揭发海珠妈妈早年曾在渔霸侯老三家里做烧火丫头,后来渔霸逃亡香港,她没有跟着走——那时候她才不过十来岁。十来岁的年纪,搁在平常人家,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哪里懂什么政治、什么路线、什么潜伏不潜伏?可有人说,侯老三走之前特意安排她潜伏下来,做藏在好人堆里的特务。这种说法听着实在荒唐,可在那样的年月里,荒唐事偏偏会被人信以为真。越是荒诞离奇,越有人觉得合情合理,反倒是最朴素的道理没人愿意听。没有人细想,一个十来岁的丫头能懂什么,也没有人追问,那些所谓的“安排”可有半分凭据。只因为有人开了口,便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有鼻子有眼,仿佛所有人都亲眼见过一般。人们说起这件事,还总要压低声音,露出一副“你懂的”神秘表情,好像自己掌握了什么天大的秘密。那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几分警惕,还有几分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握有内幕的急切。可你要是真问他们,侯老三到底是怎么安排她的?她这些年又和谁联系过?他们便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末了还要补上一句: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一句“宁可信其有”,比什么证据都管用,轻轻巧巧就把一个人的清白压得严严实实。
“特务”这个词,单是听着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心生恐惧和憎恶。它不像别的罪名,偷了抢了都有具体的事由,它是藏在黑暗里的勾当,让人看不见摸不着,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自己。在那个年代,“特务”两个字的分量,比山还重,比刀子还锋利。山还能绕着走,刀子还能躲得开,可这顶帽子一旦扣下来,躲不掉绕不开,压得人永远抬不起头。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就再也没有辩白的余地,平日里再熟悉的人,也会立刻换了脸色,投来异样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半分往日的亲热,只有冷冰冰的疏远和警惕,好像你身上真的带着什么传染病人。因此,当小河头村的造反派在大队会计严龙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冲进草棚,把何福高家里这个一向默默无闻、低调生活的女人抓走后,全村人无不震惊错愕。他们一个个张大了嘴,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纷纷开始反省,觉得自己脑子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实在绷得太松了。她来到何福高家都已经五年了,这么多年过去,大家居然从来没发现这个深藏不露的潜伏特务!五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村里人天天和她打照面,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出破绽,这么一想,更让人后背发凉。人们一边后怕,一边庆幸,庆幸这个“特务”终于被揪了出来,庆幸自己没有被她蒙蔽得更深。可谁能想到呢?那个平日里见了谁都笑着打招呼的女人,那个谁家孩子哭了都会上前哄一哄的女人,那个从不多言多语、只知道埋头干活的女人,竟然会是“特务”?这可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村里人这么想着,心里又添了几分后怕。
他们越是想起她平日里的好,越觉得那好里面藏着坏;越是想起她的笑,越觉得那笑里透着阴。
在何福高的枕边,竟然安睡着一颗埋藏多年、从未引爆的定时炸弹。这话传到何福高耳朵里,他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半截。他当然清楚自己的妻子是什么人,可清楚又有什么用?在那个年头,一个人的辩解太轻了,轻得抵不过一句“别人揭发”的分量。你说是冤枉,他们问你要证据;可揭发的人同样拿不出证据,他们却偏偏信了。这世道就是这么不讲道理,越是熟人的真话越没人信,越是捕风捉影的瞎话反倒传得越快。他也想大声喊,想告诉所有人妻子是冤枉的,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的嗓子再大,也大不过那群汹汹人言;自己的道理再真,也真不过那顶已经压下来的罪名。他明白,喊了也没用,说了也没人信,搞不好还要被扣上一顶“替特务翻案”的帽子。那顶帽子要是再落下来,他家里剩下的人就全完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带走,看着她回头望了自己一眼,那一眼里有说不尽的委屈和恐惧,却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那一眼像一根细线,把何福高的心牵得紧紧的,走一步拽一下,疼得钻心。如今再回想起这一切,依旧让人脸色骤变,心有余悸!仿佛那炸弹真的随时会炸开,把何福高这个家炸得粉碎,家里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连那一点刚生出暖意的日子,都会被炸得片瓦不留。
总归有记性“好”的人。于是这个伪装善良的潜伏特务,那些所谓屡搞破坏的罪证,也就一件一件被人揭发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记性好的人未必真的记得清楚,更多是擅长把陈年旧事翻出来,安到当下需要的地方。所谓“罪证”,其实全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旧事,可在那个年代,风就是风,影就是影,只要有人说出口,就有人信,就有人传,就有人据此定罪。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肯说、有人愿信、有人能拿来交差。那些被揭发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听着都像模像样,可仔细追究起来,没有一样有真凭实据。但人们不在乎这些,他们只需要一个说法,一个能解释为什么自己身边会藏着特务的说法。有了这个说法,大家心里就踏实了,原来不是自己眼睛不亮,是这个特务太会伪装了。
这么一想,先前的震惊、后怕,全都找到了出口,变成了一种恍然大悟的痛快。
就说一九六四年春天,大队里养的一群鸭子,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一大半,如今回头看,这件事实在可疑,一口咬定就是这个女特务在喂鸭的饲料里投了毒,目的就是给三面红旗抹黑。那群鸭子平日里活蹦乱跳,摇着身子在塘里觅食,忽然就蔫了头,一只接一只倒下,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本来养鸭子发生死亡就是常事,家禽家畜哪有不生病的?春天本来就容易闹春瘟,鸭子发瘟,一夜死个几只也不是没有过。可当人们心里存了疑心,这寻常的死亡就被赋予了不寻常的意味,连那些死去的鸭子都成了控诉的证词。死鸭子不会说话,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替人说出了最吓人的话。有人甚至信誓旦旦地说,那天亲眼看见海珠妈妈在鸭棚附近转悠,手里还攥着个纸包。可问他是哪一天、什么时辰,他又说不清楚,只说反正是那几天。这样含含糊糊的话,搁在平常根本没人当回事,可这时候却像铁证一样,被人翻来覆去地讲。
讲的人多了,连起初半信半疑的人也不得不信了,仿佛自己再不跟着点头,就显得阶级觉悟太低。
又如,四月三号抓她那天,她正偷偷在屋后角落里烧东西,从没烧完的纸边看,上面印着一个个像池塘里小蝌蚪似的符号,谁也认不清楚,大家便认定女特务烧掉的肯定是和敌方联系的密码!有密码就会有发报机,对了,那年田根豆掉湖里,何福高把他捞上来后,有人看见她坐在小船上,把一个蓝布包着的东西丢进湖里,那八成就是发报机,可惜造反派捞了好几天都没捞着,只说是烂在湖底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说得有模有样,活像是有人亲眼看见一样。纸上的蝌蚪符号,蓝布包着的物件,湖底烂掉的发报机,每一样都透着蹊跷,却一样实证也拿不出来。可在那时候,谁要证据呢?大家凭的是一股子“政治觉悟”,凭的是对阶级斗争那根弦的忠诚。越是没有证据,越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越是讲不清来历,越显得里面水深。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物件,越是没有定论,便越是显得神秘,越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传到最后,连传话的人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听来的,哪句是自己添的了。
所有这一切,只要稍有政治头脑,只要头脑里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都不难看出这是特务潜伏活动留下的蛛丝马迹,只要顺藤摸瓜,就能揪出整个特务组织的网。顺着一个纸包,能摸到一条线;顺着一个蓝布包,能摸到一张网;顺着一个十来岁的烧火丫头,能摸到千里之外的渔霸。当时的人们觉得这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政治上心明眼亮。于是人们愈发认定,海珠妈妈就是那个隐藏极深的女特务,她被抓是大快人心的事,是阶级斗争的又一次胜利。没有人去想,那些所谓的“蛛丝马迹”,何尝不是人们心里先有了猜疑,才反过来拼凑出的“证据”呢?先有了“她是特务”的结论,再去找理由,找到的理由自然样样都像。人心就是这么奇怪,一旦认定某个人有罪,那么她做过的每一件事,都能被解读成罪证;她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能被听出别的意思来。就连她当初好心帮邻居家孩子缝的那件衣裳,也被说成是“收买人心”;她给生病老人端去的一碗热汤,也被说成是“假仁假义”。同样一件事,放在好人身上是善举,放在“特务”身上就成了手段。总之,在“特务”这个帽子面前,她做什么都是错的,不做更是罪过。
做了是伪装,不做是阴沉;笑是讨好,不笑是心虚。一个人到了这个份上,连喘气都像是带着目的。
直到严龙生气喘吁吁跑回村子,告诉何福高,他那颗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已经在群众专政指挥部畏罪自杀了之后,(不少人还为刚摸到的线索被女特务亲手掐断,深感失望惋惜)当何福高抱着被村里人抬回来的“定时炸弹”哭昏过去后,当人们望着那个还在妈妈身上小手摸奶、小嘴吮奶的小海珠时,大家才仿佛突然惊醒过来。他们终于想起何福高充满苦难辛酸的一生,也终于记起这个女人在世时,为村里人做过的一桩桩好事。那些年,她把何福高的屋里屋外收拾得妥帖利落,谁家有难处她都肯搭把手,邻里孩子哭了她会哄,老人生病了她会去照看。这些事从前大家看在眼里,并不觉得稀罕,只当是一个女人的本分;现在人没了,回头一想,才发现那桩桩件件里都透着实打实的仁义。可这些好,在“特务”两个字面前,全成了不值一提的伪装;直到人没了,大家才又记起她的好。人活着的时候,罪名最重;人死了以后,好处才慢慢浮上来。人们看着那个浑然不知事的小海珠,她还在妈妈怀里找奶吃,小手摸着妈妈的胸口,小嘴一吮一吮的,根本不知道妈妈再也不会睁开眼睛看她了。她不懂什么叫批斗,什么叫罪名,什么叫阴阳两隔,她只知道自己饿了,而妈妈身上还有一点温热。那个画面,让多少硬心肠的人都忍不住别过脸去。
他们不是不敢看,是实在看不下去,怕自己那点强撑出来的刚硬,会在一个孩子的吮吸声里一下子软下来。
于是,同情的泪水涌上了男人的咽喉,爬出了女人的眼窝。男人是轻易不落泪的,可这时候喉咙里像堵了块热炭,吞不下,吐不出,只好别过头去,使劲抽两下鼻子。女人的泪来得更直接,一颗一颗顺着脸颊往下滚,流到嘴角,又咸又涩。整个村子,到处都笼罩着沉重的叹息声。
人们叹息归叹息,日子还是要过,只是何福高的日子,从此缺了一角,再也补不回来了。那一角不是房上的瓦,不是墙上的砖,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夜里的一盏灯,是灶上的一碗热饭,是推门回来时的那一声应答。他像是被抽掉了主心骨,整个人都垮了下去,可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女儿,又不得不强撑着站起来。孩子一声啼哭,就把他的魂从阴间门口拽了回来。何福高把对妻子的深切思念,渐渐化作了慈祥温暖的父爱,这份爱意如同涓涓细流,毫无保留倾注在了妻子留下的这块骨肉身上。这块骨肉,不仅是他和妻子爱情的结晶,更是他内心深处无尽温柔的寄托,承载了他所有的关怀与呵护。他把满腔的心血都放在她身上,一粥一饭,一言一动,都透着小心和疼惜。
他把对妻子的亏欠,全化作了对女儿的疼惜,小心翼翼守着这块身上掉下来的肉,生怕她再受半分委屈。这份爱,是妻子留给他的念想,也是他活下去的根。有了这根,再苦再难的日子,他也能咬着牙往前熬。
第十二章
何福高始终念念不忘为妻子报仇雪恨。这个念头压在他心头,一天也不曾淡去。白日里他照常劳作,那恨意就沉在胸口;到了夜里,却像湖底的暗流一样翻上来,一遍遍提醒他,妻子不能就这么白白没了。他咽得下苦,忍得住穷,唯独这笔仇,他放不下,也忘不了。
一想到妻子,何福高心里就涌起一阵凄凉——妻子的离去,对他而言无疑是天大的打击。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一闭眼就能看见妻子温婉的模样,耳边仿佛还回荡着她轻柔的话音。可这一切,都随着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永远消逝了。他常常在半夜惊醒,伸手往旁边的被窝一摸,摸到的只有一片冰凉。那一刻的痛苦,比刀割还要难忍。当时严龙生一口咬定他妻子是畏罪自杀,可何福高从来都不信,也根本无法接受这个说法。他心底有种强烈的直觉:妻子的死绝对和严龙生脱不开干系,甚至就是严龙生一手造成的。他清楚严龙生对妻子不怀好意,妻子十有八九是受了辱才上吊自尽的!这个猜测像毒蛇一样,日夜啃噬着他的心,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可这些话,何福高一没有证据,二要顾及妻子的脸面,根本说不出口!他只能把满腔悲愤和屈辱,一口一口咽进肚子里,独自承受这份无人能解的痛苦。他也不是没想过告状,可告到哪儿去呢?那时候严龙生风头正劲,谁会信他一个普通庄稼汉的话?弄不好,还要被倒打一耙,说他是给特务翻案。
也因此,妻子去世后的十几年里,何福高始终记挂着要为妻子报仇雪冤。这份执念成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使命,支撑着他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难挨的日子。无论白天的活儿多累,无论夜晚多漫长孤寂,只要一想到妻子的冤屈,他浑身上下就又涌起一股使不完的劲。尤其是女儿海珠渐渐长大,那张和妻子越来越像的脸庞,更是一次次勾起他心底的痛楚与不甘。可命运偏偏不肯眷顾他,几次和严龙生交手,他接连吃了三场败仗。这对一向清清白白正直做人的何福高来说,无疑在人生里留下了极不光彩的污点,让他倍感屈辱痛苦。他常常在无人的深夜,独自坐在门槛上,仰头望着满天星斗,一遍又一遍问自己:这世间的公道,到底还存不存在?可每次问完,他又咬咬牙暗下决心,哪怕拼上这条老命,也不能让妻子含冤九泉。
当年,何福高亲手把年幼的海珠从妻子的奶头上抱下来的那一刻,心中翻涌着无尽的悲痛与无奈。这是他和妻子之间最后的牵连,也是他不得不亲手斩断的牵连。孩子饿了要吃饭,要活下去,可妻子已经不在了,他只能硬起心肠,把女儿从那具已经冰凉的身体上抱开。小海珠还不肯撒嘴,哇哇地哭,小手在空中乱抓,何福高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抱着女儿,像抱着整个世界,又像抱着一块碎掉的骨头,那骨头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也是妻子留给他唯一的念想。那一刻,他知道,往后的路,只能他一个人牵着女儿走了。他要把这块骨头养大,养得结结实实,让她替她娘好好看看这个世道,看看那些亏欠她的人,到底会落个什么下场。孩子还懵懂无知,小小的人儿躺在襁褓里,根本不知道失去娘亲意味着什么,只是张着小嘴,一声接一声撕心裂肺地啼哭。那哭声尖利而绵长,像刀子一样扎进何福高的心窝,又像一根根细针,密密匝匝地刺在他最柔软的地方。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仿佛把他整个人都撕裂了,一边是怀里嗷嗷待哺的女儿,一边是永远闭上了眼睛的妻子,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几乎站不住脚。他强忍着泪水,想起自己结婚那年买的旧床板,心中泛起一阵酸楚。那副床板,承载过他和妻子多少恩爱的夜晚,也见证过一家三口短暂的欢声笑语。那些夜晚,妻子柔声细语地说着家常,女儿在中间睡得香甜,他躺在床边,听着母女俩均匀的呼吸,觉得日子再苦也是甜的。如今,床板还在,人却已经阴阳两隔。于是他特意请来村里的木匠,把这副旧床板精心打造成一口薄皮棺材,只求妻子能在另一个世界安息。刨刀翻起木花,叮叮当当的声响在院子里回荡,每一声都敲在他心上。棺材虽然简陋,却是他倾尽所有的心意,他看着木匠刨料钉板,一边默默在心里对妻子说:委屈你了,等将来我有了本事,一定再好好补你。在乡亲们的热心帮助下,他悄悄把妻子下葬了,那颗曾经陪伴他多年、不久前还被专政指挥部挖出来的“定时炸弹”,终于得以入土为安。黄土一捧捧落下,坟头一点点堆高,他跪在坟前,久久不肯起身,仿佛多跪一刻,就能多陪伴妻子一刻。风从原野上吹过,带起几片枯叶,落在新坟上,他伸手轻轻拂去,泪水终于忍不住涌了出来。
按说料理完后事,他就该安分过日子,不再招惹是非,安安稳稳把日子过下去。旁人也劝他: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有孩子要养,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该为孩子想想。这话说得在理,谁听了都要点头,可偏偏何福高听不进去。他望着女儿稚嫩的脸庞,心里像煮开了一锅水,翻来覆去地滚烫。他知道旁人都是好意,可他也明白,如果就这样忍气吞声地过下去,他这辈子都不会心安。何福高偏没有选这条路。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毅然把女儿送到山里远房亲戚家寄养。一路上他抱着女儿,脚步沉得像灌了铅,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尖上。晨雾还未散尽,山路又湿又滑,他走得跌跌撞撞,却把女儿抱得紧紧的,仿佛一松手,女儿也会像妻子一样消失不见。看着女儿懵懂的眼睛,他心疼得像被针扎一样,可为了心中的执念,他只能狠下心。女儿的小手无意识地抓着他的衣襟,他不敢低头看,怕自己一看就再也迈不动步。他知道接下来的路凶险难测,不能带着女儿冒险,更不能让女儿跟着自己吃苦受罪。只有把女儿安顿好,他才能了无牵挂去做该做的事。他咬咬牙,把女儿交到亲戚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可走出老远,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女儿那一声声稚嫩的呼唤。
送走女儿后,他匆匆赶回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踏上告状的路。所谓行囊,也不过就是几件旧衣裳、一点干粮罢了,可在他心里,这是他此生最沉重的一趟远行。他把衣裳叠了又叠,干粮包了又包,像是怕它们在路上散架似的。他走到海珠妈妈的坟前,对着高高耸起的坟头,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前额触地,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用足了力气,仿佛要把满心的愧疚和誓愿,都叩进脚下的泥土里。额头磕得生疼,可他浑然不觉,只觉得有一股热流从心底直往上冲。眼泪不由自主滚下来,模糊了视线。他用手背轻轻抹掉泪水,声音颤抖地说:“孩子她妈,我今天特意来给你磕头。今儿个,我何福高要进城告状,就算是被踩过的癞蛤蟆,也要蹦出来叫一声!不为你讨回公道,我死了都没脸来见你。县里告不准,我就去府里告;府里告不准,我就去省里告;省里再告不准,我就直接进京击鼓鸣冤。你要是在九泉之下有灵,就保佑我一路顺利,帮我讨回这个公道……”他的话里全是坚定和决心,仿佛要把所有悲痛和愤怒都化成力量,去追寻那遥不可及的公道。山风呜咽着从耳边刮过,像是妻子的亡灵在低声回应,又像是一声悠长的叹息。他跪在那里,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仿佛妻子就站在身后,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哪怕前路未知,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都要给妻子讨回公道。
正当他双膝跪在坟前,口中念念祈祷的时候,突然间一阵狂风猛地把坟头上的纸钱吹得四散飞扬,纷纷扬扬落在旁边的大路上。那风来得毫无征兆,像是从地底涌上来的一口气,带着说不清的悲凉和急迫。白色的纸钱在空中打着旋,像一只只蝴蝶,又像一封封寄往天际的信笺,忽高忽低,最终飘落在尘土里。何福高见了,心里猛地一惊,随即又转惊为喜,他暗想,这一定是海珠妈在天之灵显灵,特意用这个方式暗示自己,催他赶快上路,去完成这件要紧大事。他不由得挺直了腰板,目光也变得坚毅起来,仿佛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双温柔的眼睛,正从暗处默默地注视着他、支持着他。他朝着坟头又重重地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整个人像是被注入了无穷的力量。
于是,何福高迅速背起早已装满煮熟山芋和十来块麦麸饼子的蛇皮袋。这些山芋和饼子,是他前一天夜里摸黑,借着灶膛里那一点微弱的火光,一个一个仔细备好的,为的是在漫长的告状路上,不至于饿倒在半途中。灶膛里的余烬明明灭灭,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他蹲在地上,把每一个山芋都擦得干干净净,把每一块饼子都包得严严实实,仿佛那些干粮不是干粮,而是他全部的希望。他又小心翼翼用一根结实的草绳将袋口扎紧,确保袋子不会在途中散落,然后拎起袋子,赤着双脚,毫不犹豫地朝着城里的方向飞奔而去。脚下的泥土还带着清晨的露水,凉丝丝的,可他浑然不觉,只顾大步流星往前赶,仿佛走得越快,妻子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便来得越早。他跑过田埂,跑过村口,跑上大路,身后扬起的尘土渐渐把他吞没。
对于告状这件事,何福高可谓既熟悉又陌生。他自幼酷爱听书看戏,那些戏文中的情节,早已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记得某人落难后,如何在路边拦住官员大声喊冤;某人蒙冤后,如何勇敢击鼓闯堂,才为自己讨回公道;还有那些女扮男装,历经艰辛,最终申冤雪恨、为民除害的英勇事迹。每当回想起这些情节,他便觉得浑身热血沸腾,仿佛戏文里的主角,就是此刻的自己。那些人虽背负深重冤屈,可早晚总能迎来昭雪的一天。他常想,戏台上的锣鼓一响,好人总会上台,坏人总会伏法,这不就是天理么?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旦时机成熟,正义必定会得到伸张。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何福高对自己此次进城告状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他甚至已经在心里默默打好了腹稿,想着见了官该如何开口,如何把妻子所受的委屈一桩一件讲清楚,如何让当官的相信自己说的每一个字。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默念着那些话,念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一个字都滚瓜烂熟。
外国人告状申冤的具体方式我们或许不甚了解,但在中国,“告状”这个词早已深入人心,大家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稀奇。日常生活中存在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告状往往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常见手段。邻里起了争执,家族结了积怨,甚至买卖双方有了纠纷,都免不了要往官府衙门跑一趟。受害一方选择通过告状维护自身权益,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也不乏一些心怀叵测的恶人,往往会抢先告状,试图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些人惯会恶人先告状,明明自己理亏,偏要装出一副受尽委屈的样子,把水搅浑,好从中浑水摸鱼。他们哭天抹泪,指天发誓,仿佛天底下最冤枉的就是他们,可背地里不知道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种把戏,自古以来就不稀奇,偏偏总能迷惑一些人。
因此,那些身居官位的人,常年坐在公堂之上,面对着来来往往的告状者,早已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只听几句哭喊叫屈,就轻易生出同情心。他们懂得,告状的人有真有假,喊冤的事有实有虚,所以每逢有人递上状纸、跪地陈情,他们总是先沉住气,根据每件事的具体情形、每个当事人的言谈举止,甚至每一个眼神、每一声哽咽的分寸,细细分析判断。官场上的日子久了,他们见过太多原告和被告,见过太多真冤屈与假冤屈,也见过太多先是哭天抢地、转眼便破绽百出的把戏。久而久之,这些人的心渐渐硬了,成了一副铁石心肠;眼睛也渐渐毒了,成了一双能洞察世故人情的眼睛。他们不再容易被眼泪打动,不再会被几句可怜话牵着鼻子走。更何况,时日一长,有些常告状的人更是把这套门道琢磨得越发巧妙灵活,也越发委婉隐蔽。遇到紧急情况,或是暂时不具备正式告状条件的时候,他们不会贸然张扬,而是另寻门路,采取内部告状的方式,悄悄打小报告。这种手段既高明又厉害,往往能在不知不觉间让对方陷入困境,甚至让对方有苦难言:明明心里清楚是谁在背后使了绊子,却拿不出凭据,张不开口,说不出话。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那些靠着告状起家的人,往往最懂什么时候该装出可怜样子诉苦,什么时候该趁势落井下石,他们嘴里的话,十句里能有五句是真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而,现实里这些形形色色、曲里拐弯的告状手法,对何福高来说却十分陌生,陌生得就像他从未踏进去过的衙门门槛。他从小到大,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种田,一双粗糙的手只会在泥土里刨食,一张嘴只会说些庄稼收成、家长里短的老实话,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要走上告状这条路,更没想过去琢磨那些告状的诀窍和门道。他这一辈子,连跟人红脸的时候都少,更别说动辄跑到官府说长道短、递状鸣冤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生活总体来说相当不错,日子一天天安稳下来,虽不算大富大贵,却也吃得饱、穿得暖,心里有盼头。三十多岁了,他竟还娶到了一位既漂亮又贤惠的妻子,这简直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在那之前,他本以为自己要孤孤单单过一辈子,没想到老天爷竟把这样一个好女人送到了他跟前。妻子对他温柔体贴、关怀备至,洗衣做饭、嘘寒问暖,家里家外都操持得井井有条,让何福高终于尝到了人生的甜蜜与幸福。那时候,他每天从田里回来,远远望见自家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心里就暖烘烘的,像是那烟气能一直钻到心窝里去;推开门,看见妻子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前忙后,女儿在院子里咿咿呀呀学步,小脚一颠一颠的,只觉得自己简直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他常想,自己前世修了什么德,今生才能遇到这样的女人,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那炊烟、那灶火、那笑声,那灶膛里跳动的火光,那饭菜飘出来的香气,都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画面。可如今想来,那些画面却更像一把把盐,撒在血淋淋的伤口上,越是回忆,就越是疼得钻心。
每当回想起妻子的种种好处,他的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县农村工作部部长曾强的身影。那高高的个子、和和气气的笑容,还有那双总爱替人操心的手,都像刻在他脑子里一样。那一年,何福高有幸被选派到县里参加劳动模范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曾部长热心地把海珠妈介绍给了他。那时候,海珠妈的前夫嫌弃她不能生育,狠心地抛弃了她。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独自在县城里讨生活,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吃的苦、受的委屈,恐怕只有她自己清楚。当曾部长带着何福高专程找到她时,她正默默地在县清管所做临时工,一身旧衣裳洗得发白,脸上带着风霜和疲倦,却仍掩不住那几分清秀。女人用一双忧郁的眼睛望了望何福高,眼神里既有小心翼翼的打量,又有隐隐约约的期盼,语气里带着无奈与期盼:“俺是个苦命人,只要你不嫌弃俺,俺愿意为你做任何事!”那声音低低的、怯怯的,像是不敢大声,怕惊跑了什么似的,却像一股清泉,一下子流进了何福高的心田,让他那颗干涸了半辈子的心忽然间湿润了起来。他当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待这个女人,绝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绝不让她再被人看不起。他记得自己当时笨嘴拙舌,什么好听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红着脸,使劲点了点头。可那一点头,比什么山盟海誓都重,重得他一辈子都记在心里。
就这样,会议结束后,何福高带着这个漂亮女人回到了村里,这件事顿时在全村引起了轰动,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塘,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村民们纷纷围拢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有的站在门口,有的踮着脚朝院子里张望,一个个啧啧称奇,羡慕不已:“福高啊,你真是福星高照,竟然带回这么好的媳妇!”何福高嘿嘿笑着,脸上满是难以掩饰的喜悦,激动得舌头都有些打结,两只平日里有些黯淡的眼珠,此刻也放出了异样的光彩,像是灰扑扑的灯罩被擦亮了一般。他连连感慨:“嘿嘿,嘿嘿!这多亏了政府的关怀,亏了曾部长热心帮忙啊!”那几天,他走路都带着风,脚底下轻快得像踩在云彩上,见人就笑,连干活儿都哼着小曲儿,整个人仿佛年轻了好几岁。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偷偷打量那个城里来的女人,私下里说福高是走了什么好运,祖坟上冒了青烟。何福高也不恼,只是嘿嘿地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不到一年,何福高的妻子就怀了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何福高忙前忙后,生怕她磕着碰着。后来,妻子顺利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闺女,那眉眼、那脸蛋,跟她娘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何福高欣喜若狂,抱着女儿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笑得合不拢嘴,连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给女儿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海珠。在他心里,女儿就是他和妻子爱情最珍贵的结晶,是他生命里又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是从苦日子里捧出来的一颗又圆又亮的宝贝。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女儿抚养成人,让她读书识字,将来过上比自己更好的日子,不再像自己这样只会在地里刨食。那些日子,他干活格外有劲,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心里想着,为了女儿,为了媳妇,再苦再累也值得,哪怕肩上的担子再重,他也甘之如饴。他常常看着女儿的小脸发呆,想象着她长大后的模样,想着到时候自己该怎么教她走路、教她说话,怎么送她上学念书,怎么看她一天天长成个大姑娘。
然而俗话说得好:“家中有条鱼,猫在门外眯。”何福高家里有了这么个漂亮贤惠的媳妇,自然引得一些人眼红心痒,暗地里打起了不该打的主意。大队会计严龙生,仗着大队部离福高家近,就找各种借口频繁往何福高家跑,三天两头找由头,搅得人不得安生。他嘴上说是串门、说是借东西、说是顺路看看,眼睛却总不老实地往人家媳妇身上瞟,那点见不得人的心思,早就藏不住了。他今天说借把锄头,明天说借根绳子,后天又说口渴想讨碗水喝,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可心思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往这个漂亮女人跟前凑一凑,多看她几眼。村里人不是瞎子,多少也看出些端倪,只是碍着面子,不好明说罢了,私底下却免不了指指点点,替何福高捏着一把汗。
“嫂子,借个火!”严龙生嘴上叼着一支烟,大模大样地跨进何家的小院子,脸上堆着笑,眼睛却不安分地四处乱转。福高的妻子淡淡地把火柴盒扔在饭台上,连看都没多看他一眼,自己抱着一捧待洗的衣服,径直走到河边去了,留下严龙生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自觉没趣,怏怏地离开了。他原以为女人会笑脸相迎,至少客客气气应酬几句,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可这点教训显然没让他死心。他走出院子,回头望了一眼,心里恨恨地想:哼,装什么清高!迟早让你知道我严某人的厉害。可这话他没说出口,只是用力吸了一口烟,把烟头狠狠扔在地上,踩灭了,又用脚尖碾了碾,仿佛要把那股子气也一并碾碎。
到了下午,严龙生又晃着两条细长的麻秆腿(那时候他还不像后来那样发福),端着个茶杯再次跨进何家小院。“嫂子,倒杯茶!”他厚着脸皮说,声音里故意带着几分热络,仿佛两家关系多亲近似的。福高的妻子依旧不冷不热地把瓦罐茶壶递给他,转身走到门口草堆边拔稻草,故意把小院大门敞得开开的,仿佛在无声地告诉严龙生:这里一切都光明正大,别打什么歪主意。那两扇大开的院门,就像一面明晃晃的镜子,照出了严龙生心底那些不可告人的龌龊念头。他端着茶杯,站在院子里,喝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觉得那茶也没滋没味,连嘴唇都懒得沾一沾。心里那点念想,像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凉得他从头皮一直凉到脚后跟。
严龙生心里明白,这场纠缠里自己根本占不到便宜,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法得手,那女人看着软绵绵的,骨子里却硬得很,根本不给他半点可乘之机。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知道继续纠缠下去只会让自己更难堪,反倒成了全村人的笑话。于是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决定识时务者为俊杰,带着几分不甘和遗憾,默默转身离开了。可何福高夫妇哪里知道,这个刚刚在人前灰溜溜离开的严龙生,早就在背地里暗暗记恨,盘算着要用更阴险的手段,达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回到家里,越想越气,越想越恨,觉得自己堂堂一个大队会计,在村里也算有头有脸,居然被一个外来的女人冷落,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他暗暗咬牙,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严龙生不是好惹的。
后来,当上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严龙生,突然安排何福高去湖滩放鸭子。那活儿又远又苦,来回一趟很不方便,何福高便打算在湖滩临时安顿下来,省得把工夫都耗在路上。他想着,反正自己一个大男人,在哪儿都能凑合几宿,只要把鸭子放好,不辜负队里的信任就行了。可就在他准备出发的时候,妻子眼含泪水,神情凄楚地拉住他的手,哽咽着说:“海珠爹,别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心里害怕,海珠又小,需要人照顾。”她的声音颤抖着,像是被秋风吹落的叶子,又像是断了的琴弦,每一个字都带着说不出的恐惧和哀求。她紧紧攥着他的手,仿佛一松开,他就再也不回来了。
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一般,没有一丝活气,指节也僵僵的。攥着何福高的那只手不住地颤抖,指尖微微发白,不祥的预感沉沉压在她心头,压得她连呼吸都变得又轻又浅,像是生怕惊动了什么。何福高感觉到那只手的冰冷与颤动,心里也跟着紧了一下,但他没有多想,只以为妻子是舍不得自己离开。他毫不犹豫地安慰道:“别担心,去湖滩棚子那里有放鸭船,还有好几个同伴一起,我晚上想办法赶回来就是。”他拍了拍妻子的手背,一下,又一下,动作轻缓温和,语气里带着轻松笃定,想让她放宽心。他故意把话说得满不在乎,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好让妻子相信真的没什么可担忧的。听到这话,妻子才稍稍安心了些,握着他的手松了松,脸上的紧绷也舒缓了几分。可眼底那抹忧虑的阴影,却像深秋水面上的薄雾,始终没有完全散去。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了点头,目送着他转身走远,那目光里的不安,像一根极细的丝线,悄悄系在他身后,一路绵延到看不见的地方。
到了晚上,何福高跟一同放鸭的同伴说自己要回家,话音才落,就引来了一阵戏谑的哄笑。有人挤眉弄眼,有人拍着大腿打趣:“福高啊,是不是舍不得老婆了?干脆把她带来算了,我们也不介意!”何福高有些尴尬,脸上热烘烘的,支支吾吾地回答:“哪有的事!我就是回家拿点生活用品!”他声音不大,像是怕被人听出底气不足,可同伴们显然不肯轻易放过他。有人故意拖长了调子:“算了吧,你小心野猫跑到你家偷鱼吃,咱们村上野猫可不少呢!”话说完,又是一阵哄笑。那笑声在夜色里格外响亮,带着友善的取笑,也带着粗犷的热闹。何福高嘴上应和着,跟着嘿嘿笑了两声,心里却没来由地“咯噔”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硌了一下他的胸口。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悄悄爬上心头,像墙角潜行的黑影,看不真切,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他甩了甩头,想把那念头赶走,可那不安像生了根似的,盘踞在心底,怎么也挥之不去。
可当何福高夜里十点多匆匆赶回家时,刚走到自家院墙外,就突然听见屋子里传来一阵激烈的扭打声。那声音闷闷的,带着桌椅被撞动的响动,还有压低的、挣扎的呜咽。他心中一紧,浑身的血仿佛瞬间凝固了,又猛地涌上头顶。他悄悄绕到窗口,伏下身子往里偷看。眼前的一幕让他怒火中烧,热血直冲脑门。只见严龙生正用力把他妻子往屋里拖拽,妻子满脸泪水,头发散乱,拼尽全力挣扎着,双手死死抓着门框,口中连连求饶,却因为恐惧不敢大声呼喊。那一声声压抑的哭泣,又低又碎,像一把把尖刀,狠狠扎在何福高心上。他只觉得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霎时间什么都顾不得了,什么后果、什么身份、什么力气悬殊,全都被那团怒火烧得一干二净。
何福高怒不可遏,一脚猛地踹开房门,那门板撞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屋里,一把抓住正欲施暴的严龙生的衣领,怒吼道:“好你个狗日的畜生,简直不是人,你不要脸!”话音未落,他已经高高举起拳头,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朝严龙生砸去。这一拳倾注了他满腔怒火和全部力气,带着他这些年来所有的屈辱与憋屈,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个衣冠禽兽打倒在地。可是何福高哪里是身强力壮的严龙生的对手?严龙生比他高出一头,胳膊粗壮有力,反应也快,不到三个回合,便反过手来,一巴掌狠狠扇过来。那一掌又重又猛,带着风声,扇得他眼冒金星,牙齿脱落,血流满面。身为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严龙生,平日里在村里横行霸道惯了,走路带风,说话压人,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的意思来。他生得人高马大,胳膊粗壮,动起手来更是不讲情面,下手又狠又重。此时他哪里把瘦小的何福高放在眼里,只三脚两拳,没费几个回合,就把何福高重重打倒在地,仿佛摔的只是一捆干柴。严龙生见他倒了,也不恋战,更不多看一眼,趁机夺门而逃,仓皇而去,脚步又快又急,连头也没回一下,仿佛多停留一刻就会惹上什么麻烦。仓促的脚步声在门外渐渐远去,屋里只剩下何福高粗重凌乱的喘息。他跌坐在地上,想撑着地面站起来,两条胳膊却软得使不出半分力气。嘴里满是鲜血,腥甜的气味瞬间漫满口腔,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衣襟上、地上。浑身上下痛得像散了架,每一根骨头都在叫嚣,每一处皮肉都像被火烧过一般,又麻又胀。可比起身上的伤痛,更让他痛彻心扉的,是妻子遭受的屈辱,和自己无力保护妻女的绝望。他望着妻子蜷缩在角落里的身影,眼泪混着血水,一滴一滴砸在地上,却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是何福高在严龙生手下吃的第一个败仗,也让他对严龙生的恶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终于明白,严龙生这条披着人皮的豺狼,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什么廉耻都可以不要,什么脸面都能撕得下来,光凭一时血气之勇,根本斗不过他。他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喉咙里像堵着一团又咸又腥的东西,憋得他眼前一阵阵发黑,心中翻涌着羞耻、愤怒与不甘。羞耻,是因为自己连妻子都护不住,连一个男人最要紧的脸面和责任都没能守住;愤怒,是因为严龙生猖狂狠毒,竟敢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如此横行;不甘,是因为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像一根又细又尖的刺,深深扎在喉咙深处,吐不出也吞不下。他抹了一把嘴角的血,手指微微发抖,可一个念头却越来越清晰,像黑暗中擦亮的一根火柴,虽然微弱,却倔强地亮着:这笔账,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透亮,何福高一言不发地走进鸭棚,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铺盖。他动作缓慢,却透着一股坚定决绝,仿佛每一步都早已在心里盘算妥当,每一个弯腰、每一次抬手,都落在了早已打好的草稿上。阳光从棚顶缝隙斜斜照进来,落在他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那些伤痕在光线里格外刺眼,像被揉皱又撕破的旧纸,红一块紫一块贴在脸上。他微微眯起眼,望向远处村庄的方向,目光里烧着一团沉默的火焰,那火焰不旺,却怎么也浇不灭。他把每一件物品都仔细叠好,逐一抚平褶皱,连绳子都绕得整整齐齐,像是要把过往的日子也一并收拢起来。那些陪他走过无数清晨黄昏的物件——破旧的蓑衣、磨得发亮的竹竿、一只搪瓷碗、半卷草席——被他归置得妥妥帖帖,每一样都摆得端端正正,连摆放的次序都藏着说不出的心思。蓑衣上还沾着滩涂的泥点,竹竿上留着他掌心磨出的痕迹,搪瓷碗沿磕出的缺口,草席边缘散落的草屑,都让他不自觉地顿了一顿。这些东西从前日日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在湖边滩涂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天没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归家的日子。如今一一收起来,像是替那段日子画上了一个沉默的句号。随后他不再犹豫,一件件搬回了家。从这一刻起,他决定不再去湖边滩涂放鸭子,彻底告别了这份曾经熟稔的营生。所谓告别,不只是放下手中的竹竿、停下驱赶鸭群的吆喝,更是斩断日复一日的习惯,让那些留在滩涂上的脚印,从此成为记忆里沉默的注脚。
周围的同伴注意到了何福高的举动,纷纷议论起来。他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交头接耳,暗暗交换着眼色,嘴角挂着意味不明的笑。有人抱着胳膊,有人叼着草茎,带着戏谑的口吻取笑他,说他是离不开老婆才做了这个决定。有人故意拔高嗓门,好让走远的何福高听见;有人添油加醋,把一件寻常事编排得有鼻子有眼,仿佛自己亲眼所见一般。还有人撇着嘴,说他一个大男人竟被女人牵着鼻子走,实在没有半点出息;更有人怪声怪气地学出种种腔调,把这事讲得像天大的笑话。在他们眼中,何福高成了典型的“妻管严”,是被老婆管得死死的、没一点主见的窝囊废,是连放鸭子的活儿都不敢自己拿主意的软骨头。他们越说越起劲,越说越觉得自己高明,把旁人家里的事,当成茶余饭后最解闷的笑料。这番评判被他们反复咀嚼,越说越觉得有趣,越传越像是真有这么回事。那些话像长了脚似的,从一个人嘴里跳到另一个人嘴里,在晒谷场上、河埠头边,一路追着何福高的背影跑。
这些嘲笑讥讽的话语飘在空气中,像无数细小飞虫,嗡嗡地绕着何福高耳边打转。何福高明明听见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落进耳朵里,有的话甚至说得又响又刺耳。可他偏选择沉默,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甚至没停下脚步,没皱一下眉头,更没回头看那些议论他的人。他只是默默地继续手头的事,弯腰、提起、放好,动作平稳从容,仿佛那些话不过是吹过身侧的一阵风,来便来了,去便去了。他心里不是不气,也不是不委屈,只是此刻有更重的东西压在胸口,让那些飞虫般的闲话再难钻进心里去。他知道,那些嚼舌根的人不过是看个热闹,真正要算的账,不在他们身上。阳光落在他沉默的背影上,把他一步步走远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那些议论声还在身后嗡嗡作响,可他已经听不真切了,像是隔了一层水,又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回声,模糊得抓不住一个字。
第十三章
他终于把压在胸腔里的那口气,一点一点提了上来,鼓足了浑身上下所有的勇气,迈开那双还在微微打颤的腿,一步一步,坚定而又缓慢地朝着大院门口走去。
何福高吃的第二个败仗,确切地说,是告状这件事。这件事像一根生了锈的钉子,深深扎在他往后的日子里,每想起来一回,心口就隐隐地疼上一回。
那一天,天色灰蒙蒙的,像罩了一层洗不干净的旧纱布,日头躲在厚厚的云层后边,怎么也透不出个光亮来。何福高步履沉重地走到县革命委员会庄严冷峻的大门口。大门高高矗立,两旁的水泥柱子粗壮得让人心里发怵,门顶上的红漆标语经风吹日晒已经有些斑驳,却仍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威压。他在厚重的门前迟疑了许久,内心充满矛盾挣扎,脚步不由自主在门口来回徘徊。他一会儿把手伸进蛇皮袋摸一摸,又缩回来;一会儿抬头望望那扇门,又低下头去,像是被那门上的威势压弯了腰。心里翻来覆去打鼓:这一进去,到底能不能成?万一被赶出来怎么办?可要是就这么回去,怎么对得起海珠妈妈?一想到海珠妈妈屈死的冤魂,他心中就涌起难以抑制的悲愤。那悲愤像一团火,在他瘦小的胸腔里熊熊燃烧,烧得五脏六腑都发烫,烧得他眼眶也跟着发酸。在这股情绪的驱使下,他终于鼓起全部勇气,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大院门口缓缓走去。
就在这时,大门旁一间小木屋里,突然走出一个臂戴红袖章的门卫。这门卫身材魁梧,站在那儿像一堵墙,脸上横肉紧绷,一双眼睛滴溜溜在何福高身上打转,上上下下打量他,像在打量一件可疑的物件。他神情严肃,目光锐利,仿佛能洞察一切,手里还捏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卷,指头粗得像小萝卜,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步子迈得沉稳而有威势。
“老头,站住!”门卫的声音冷冷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那声音又粗又硬,砸在地上都能砸出坑来。何福高被这突如其来的喝止吓了一跳,浑身忍不住一哆嗦,两条腿一软,两只脚像被钉子钉住似的,钉在原地动弹不得。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有事!”声音又小又颤,连自己听着都觉得不像自己的了。
“什么事?”那人一脸横肉,面露凶光,说话时嘴角往下撇,腮帮子上的肉跟着一颤一颤。何福高一看,顿时心惊肉跳,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心脏,连呼吸都觉得不顺畅。他喉咙发干,喉结上下滚了滚,胸口像堵着一团棉花,想再说句什么,却怎么也发不出完整的声来。
“我,我要告状!”
这句话说出口,何福高自己都觉得声音发飘,像一片枯叶落在风里,没有分量。可一想到海珠妈妈的冤屈,那些画面一幅幅从眼前闪过,他胆子瞬间壮了不少,声音也变得坚定起来。他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何福高啊何福高,你一个大老爷们,连替自家婆娘说句话都不敢,还算是个人吗?这么一想,他挺了挺腰板,虽然那腰板依然瘦弱,却比刚才直了一些。
“告状?你告谁?状子呢?”
那人显然不吃这一套,一步步逼近何福高,每一步都像踩在他心上,语气里满是怀疑和轻蔑。他一边朝何福高伸出手掌——那手掌又宽又厚,指节粗大——不耐烦地催促:“拿来呀!”那手掌摊在何福高面前,像一扇小门板,堵得他眼前发黑。何福高顿时一阵慌乱,只觉得脸上火烧火燎,两手下意识地搓着衣角,嗫嚅着回答:“这,这,状子还没写好!”
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自己说岔了,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那你告什么状?”那人显然没了耐心,脸色一下子沉下来,眉头拧成疙瘩,嘴里哼了一声。他一把抓住何福高的胳膊,手劲儿大得吓人,像一把铁钳子似的,连推带搡把何福高赶出大门,嘴里还恶狠狠地骂道:“去去去,别找死!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你一个糟老头子随便来闹着玩的吗?”何福高瘦小的身子被推得踉踉跄跄,脚下绊着门槛,险些栽倒在地。随着一声闷响,铁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又重又沉,震得何福高耳朵嗡嗡作响,把他彻底隔绝在了门外。何福高站在门外,望着那扇紧闭的铁门,心中满是无奈和懊悔。铁门上的油漆已经有些剥落,露出下面暗红色的锈迹,像一道道伤疤。他跺着脚,自言自语叹道:“唉,我真糊涂,连状子都没带,就急匆匆来告状,真是太混账了!”
那声音里带着懊恼,也带着对自己的恨铁不成钢。
他从随身携带的蛇皮袋里摸出一块粗粉饼,粉饼硬邦邦的,捏着硌手。他一边走一边啃,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粉饼碎屑掉在衣襟上,他也顾不上拍。城中路人不多,偶尔有几辆自行车叮铃铃驶过,他也没心思看。心中不禁自嘲:告状不带状纸,真是天大的笑话,亏你何福高,三天两头听书看戏,还自诩有点见识,这下可好,连最基本的准备都没做,就落得个灰头土脸。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嘴里那口粉饼也像嚼蜡一样,没了滋味。
他在心里不住责怪自己,懊悔一时疏忽坏了告状的事,无奈之下只能暂且先回家。一想到要回去,他心中就涌起对不住海珠妈的愧疚。作为她的丈夫,他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没保护好妻子,这份愧疚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步子,像是被什么拽着似的,怎么也走不快。街边的树影投下来,落在他身上,一明一暗,像是连影子都在叹息。
忽然间,他眼前一亮,看见邮电局门口的街边摆着几张专门给人代写书信的竹制台子,台子虽然简陋,却擦得干干净净。桌上摆着笔、墨、砚台,还有一沓信纸和几个信封。桌子上方还挂着一张醒目的纸条,写着:“代客写信”。纸条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像是在朝他招手。何福高心中一动,步子不由得慢了下来,暗自思忖:我怎么不请人帮我写状子?这么简单的事,我之前怎么没想到?真是急糊涂了。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像是责备自己白白绕了弯路。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立刻动了身,拉了拉肩上破旧的蛇皮袋,随手抹掉厚嘴唇上沾着的粗粉饼屑,迈开罗圈腿,步伐坚定地朝那个信摊走去。信摊后坐着一位戴老花镜的先生,面前铺着纸笔,见何福高走来,便抬起头笑眯眯招呼道:“老哥,要写信还是写状子?”
那声音和气得很,让何福高心里一暖。
当何福高把请人代笔写好的状纸小心翼翼送到县革命委员会传达室时,那位面容严肃、满脸横肉的纠察门卫接过状纸,竟然一反常态仔细端详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抬眼打量了何福高一番,神情不像上次那样凶神恶煞,反倒带了几分认真。何福高心里七上八下,手心里全是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张状纸。随后,那门卫态度和蔼地说:“老同志,你先回去吧,这封信我会帮你转交上去的,你回去耐心等消息就好!”听到这话,何福高心里顿时充满喜悦,那喜悦像一股热流从心底涌上来,直冲到眼眶里,热乎乎的,眼眶也跟着湿润了。他谦卑地弓着腰,连连向对方道谢:“谢谢同志!谢谢同志!”嘴里反复说着,好像不说够就不安心似的。
在他的记忆里,除了六三年底那次去县里参加劳模大会,当时的县农村工作部部长曾强在会上讲话时,称呼过他“何福高同志”之外,大概也就只有这位纠察门卫同志,这么称呼过他了。“同志”这两个字,在别人听来稀松平常,可落进何福高耳朵里,却像一声春雷,震得他心里暖洋洋的,连骨头缝里都觉得舒坦。他走出大门时,脚步都轻快了许多,仿佛压在心头的那块石头,被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撬动了一角。
在何福高看来,愿意称呼他为“同志”的人,肯定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可在村子里,大家向来不怎么看重他,要么叫他“鸭倌佬”,要么叫他“老何头”,甚至还有人学愣头青田根豆的样子,当面戏谑叫他“破畚箕”。这些外号,哪一个都不怎么好听。“鸭倌佬”透着轻贱,“老何头”虽说平常,却也是一副可有可无的口吻,至于“破畚箕”,更是带着明晃晃的看不起。
起初,何福高听到这些称呼,心里确实不舒服,像一根细刺扎在心头,不重,却隐隐作痛。可时间久了,大家都这么叫,他也就慢慢习惯了,只当大家没什么恶意。反倒要是有人不叫这些外号,正经喊他何福高,他反倒觉得不自在,甚至觉得对方和自己生分、不够亲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任劳任怨,被人看轻也习惯了,连一句“同志”都能让他记上很久,暖上很久。
那状子递上去的一刻,何福高仿佛听见自己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轰然落地,那是一块压了不知多少年月的石头,沉甸甸地坠在心口,如今总算挪开了。他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的,脚步也格外轻快,踩在土路上仿佛踩着棉花,每走一步都带着说不出的松快劲儿。他甚至觉得天也比先前亮了几分,风也比先前柔了几分,连路旁那些平常看惯了的树木房屋,都添了几分顺眼的颜色。
忽然间,一个念头像水泡一样从心底冒出来,他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东门桥下清泉茶馆书场的景象,人声鼎沸,茶香缭绕,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些茶客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一句一句,都往他耳朵里钻。据说,此刻正在那里绘声绘色说唱传统戏《打金枝》的名角,正是小镇上声名远扬的表演艺术家汪静珍。这名字在他心里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荡开一圈圈涟漪,那些议论里,十句倒有八句离不开汪静珍,仿佛谁要没听过她的戏,就算不得小镇上的人。她一人身兼数职,既演又唱,既是台上的主角,又是幕后的灵魂,情感充沛,技艺精湛,不管是唱腔还是念白都声情并茂、恰到好处。
据说她唱到悲处,台下有人悄悄抹泪;唱到喜处,满堂笑声不断。这份本事,在小镇引发了书迷们极大的关注和热议,街头巷尾,无论老少,都在谈论她。那时汪静珍刚满三十岁,虽已不是青春年少,却风韵犹存,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成熟的风情。她本就是风姿绰约的少妇,那份成熟女子的魅力,自然比青涩的姑娘更让人难以抗拒。
茶馆因此天天座无虚席,从早到晚人头攒动,那些去晚了的,只能挤在门外,竖着耳朵听个声响,也听得津津有味。何福高想到这里,心中便暗暗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去那茶馆品茗听书,亲眼看一看汪静珍的风采,亲耳听一听她的唱腔,也不枉到这世间走一遭。
这样的机会,若是错过了,怕是要懊悔一辈子。他这么想着,脚下便不自觉地拐了个弯,原本朝着回家的方向,此刻却朝着东门桥的方向走去。他自己都没留意,步子已经替他做了决定。
谁知何福高这一去,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竟被彻底迷住了。他挤进人群,找了个角落站定,抬眼往台上一瞧,整个人就像被定住了一般。只见汪静珍身姿曼妙,柳腰轻摆,细眉如画,桃腮粉嫩,樱唇微启,露出洁白如银的牙齿,一举一动都透着说不尽的妩媚。
那脆生生的嗓音,娇滴滴的声调,像是一把精巧的钥匙,轻轻巧巧地就打开了在场每一位听众的心扉。她唱到动情处,眉眼之间全都是戏,那眼角眉梢时而舒展,时而轻蹙,每一丝神情都像被戏文里的人物牵着走,一抬手一投足,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韵味,水袖似的轻柔,又像春风拂过湖面,仿佛整个人都融进了戏里,分不清哪个是汪静珍,哪个是戏中人。
满堂的喝彩声像潮水一般涌起,一浪接着一浪,掌声如雷,从四下里轰然炸开,久久不息,连屋顶积年的灰尘都被震得簌簌往下落,细细的尘末在昏黄的灯光里飞舞,像撒了一层金粉。何福高看得如痴如醉,身子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摇头晃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咂嘴,整个人都沉浸在民间艺术的浓郁氛围中,连茶碗端在手里都忘了往嘴边送。
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奇妙世界,外面的种种烦扰、路上的风尘、心里的疙瘩,都烟消云散,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只剩下他何福高一人,独享这份艺术盛宴,再没有别的人和事能挤进来。他当下便暗下决心,要在这镇上暂时住下来,无论如何也要将汪静珍说唱的《打金枝》完整听完,听个有头有尾,再踏上归途。
然而,三天时间转瞬即逝,仿佛昨天才刚坐下,今天一抬头,日头已经偏西了三回。汪静珍的《打金枝》依然尚未落幕,那书场里的叫好声、掌声,仿佛还热乎乎地贴在他耳边,余音不散,像刚出锅的糯米糕,黏着耳朵不肯走。可何福高随身携带的蛇皮口袋里的山芋和粗粉饼,却早已被吃得一干二净,连袋角里嵌着的那点饼渣都被他倒进嘴里抿了又抿。那口袋空空的,捏在手里轻飘飘的,没有半点分量,连一丝干粮的碎屑也摸不着了,风一吹,袋子便软塌塌地贴在手心里。他摸了摸咕咕作响的肚子,那肚子瘪得像只泄了气的皮囊,他明白再这么听下去,人不饿垮,口袋也要饿垮了,肚皮和口袋总有一个先撑不住。无奈之下,他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位热情留他在家中住宿的茶友,嘴上说着改日再来,心里却空落落的,肩上搭着空荡荡的口袋,嘴里哼着刚刚学会的评书小调儿,那调子忽高忽低,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回家的路。心里虽然惦记着那没听完的《打金枝》,像有根细线拴在书场的门槛上,但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带着笑,心情倒也愉悦得很,像揣着半坛子温过的黄酒,微微发烫。
一出县城,映入何福高眼帘的,便是江南水乡那如诗如画的迷人风情。河港纵横,水波荡漾,一条条清亮亮的水道把田野切成一块块,水面上浮着细碎的天光,船桨划过,荡开一圈圈柔波。岸边的垂柳虽已过了最浓翠的时节,却依然在风中轻轻摇曳,柳丝拂在水面上,像妇人披散的长发,又像画里轻描淡写的几笔。大路旁的河埂边,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长满了茅草的坟墩儿,静静地横卧在河堤之下,像是这片土地上沉默的印记,不高也不矮,就那么伏在草丛里,一声不吭。那些坟墩上的茅草已经枯黄了,在风中瑟瑟地摇着,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有人躲在草里低声说话,仿佛在低声诉说着什么陈年旧事。当何福高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那些坟墩上时,他的心头猛然一震,像被人当胸擂了一拳,原本沉醉在艺术里有些混沌的脑子,仿佛被狠狠扎了一针清醒剂,瞬间从艺术的陶醉中惊醒过来,他又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那些唱腔、掌声、茶香,一下子退得很远,远得像隔了几重山水,眼前只剩下一片枯黄的茅草,在风里摇晃,和草底下埋葬着的过往。
这时候,他才重新想起了那件一直萦绕在心头、未曾了结的告状之事,那事像一块陈年的伤疤,不碰不痛,一碰就揪心地疼;也想起了那位温柔贤惠的海珠妈妈。这个名字一涌上来,他眼眶便有些发热,鼻头也跟着一酸,视线都有些模糊起来。想起了她在世时,曾给予他的那份深沉而真挚的恩爱之情,那些温馨的回忆,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一波一波地拍打着他心口,又像温热的汤水,慢慢浸透他全身。他想起了她在家中忙碌的身影,那身影仿佛还在眼前晃动,一会儿在灶间添火,一会儿在堂屋扫地,总也不肯歇一歇,像一盏不知疲倦的灯,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光亮;想起了她轻声细语的叮咛,每一句都伴着亲切的笑意,那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三月的雨丝,落在心上一点也不硌得慌;想起了她看他时那温柔的眼神,仿佛一汪春水,能把他满身的疲惫都洗去,能把日子的苦味都冲淡。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连她衣角带起的风,他都还能清晰感觉到,可那么鲜活的人,却已经不在了。何福高喉头一哽,脚下的步子也沉了几分,像鞋底沾了厚重的泥。
严龙生虽然没有亲自下手将海珠妈妈置于死地,但在何福高的内心深处,严龙生无疑就是间接导致海珠妈妈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是那根把人推下悬崖的暗棍。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多少年,拔也拔不出来,稍微一动就往肉里钻,日子越久,刺得越深。回想起当年那场噩梦般的经历,严龙生欲对海珠妈妈施暴的丑陋嘴脸仍历历在目,那一双淫邪的眼睛,那副狰狞的模样,仿佛烙铁一般烫在他的记忆里,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能听见皮肉被烙得嗞嗞作响。尽管何福高在激烈的格斗中不幸败北,甚至被打落了两颗牙齿,面部轮廓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平整,可他毕竟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守护了妻子的清白,挫败了严龙生禽兽不如的卑劣图谋。那一仗他虽然输了,却输得值,至少保住了海珠妈妈的清白,保住了他做丈夫的尊严,也保住了这个家最后的一点脸面。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祸事还在后头,像乌云从天边慢慢压过来,他当时却毫无察觉。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因此放过他们,反而在暗处又伸出了一只黑手。当严龙生后来无端揭发海珠妈妈是渔霸侯老三安插的潜伏特务时,何福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与绝望,仿佛天塌下来一角,正好砸在他头顶。那是怎样一顶罪名啊!又大又沉,像一口黑漆漆的锅扣下来,叫人气都透不出。他明明知道海珠妈妈是清白的,知道她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可人微言轻,他连辩解的力气都没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像一块热炭卡在喉咙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群众专政指挥部无情抓走,那些人的动作粗暴而冷漠,推推搡搡,像押解一名重犯,他站在一旁,手脚冰凉,连喊都喊不出来,更无力将她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他只能看着妻子被带走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巷口,那背影单薄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风一吹就不见了。而严龙生却凭借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步步高升,不久便摇身一变,成了某公社革委会的二号人物。这世道,坏人步步登高,好人却无端遭殃,何福高心里岂能咽下这口气?
那口气堵在胸口,像个硬邦邦的馒头,多少年也消化不了。
为了揭露严龙生的罪行,何福高毅然决然进城状告他,列举了三大罪状,个个铁证如山。首先是企图强奸妇女的卑鄙行径,那一桩恶事,他说起来都觉得脏了嘴,像嚼了苍蝇,吐也吐不尽;其次是贪污腐化、挪用公款的丑恶行为,严龙生曾在大队鸭棚里私自捉走的鸭子,每一只都被何福高清清晰晰记在门板背后的正字里,一笔一画都是证据,横是横,竖是竖,像刻在他心头的账本;最后便是他逼死了海珠妈妈。何福高坚信,海珠妈妈的自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严龙生在背后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可能做出了只有禽兽才会干的恶行,才导致她最终选择了以死明志。她那样贤惠温顺的人,若不是被逼到了绝路,怎么会舍得丢下他独自离开?怎么舍得撇下这个家,像一盏灯自己把自己吹灭?对于这一点,何福高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尽管时过境迁,他已无法再搜集到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严龙生的罪行,但有没有证据,他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那答案清清楚楚写在心里,别人看不见,他自己看得分明。
尽管如此,何福高依然觉得,自己敢于挺身而出、进城告状的举动,无疑是一件震撼人心、足以感动天地的英雄壮举,像戏文里单枪匹马闯敌阵的将军,像古时候击鼓鸣冤的义士。他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敢与一个革委会副主任相抗,这难道不是英雄吗?这世上有几个人敢这样做?一股悲壮而激昂的情绪,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像火苗舔着干柴,越烧越旺,他甚至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步子也迈得更有劲了,脚底板像生了风。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严龙生被绳之以法的场景,在他的想象中,正义的行刑时刻即将到来,他看到那刀光一闪,白亮亮劈开空气,看到那颗罪恶的头颅滚落在地,骨碌碌转了两圈,心头涌起一阵说不出的痛快。他情不自禁喃喃自语道:“海珠妈,我终于为你讨回了公道,为你报仇雪恨了。”声音虽轻,却带着几分颤抖,那是激动的颤抖,也是多年冤屈终于吐出的一口浊气。
正当何福高沉浸在想入非非的美梦里,突然间,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毫无预兆地挡在了他的面前。那身影像一堵墙,遮住了他面前的光线,连风都似乎停了,四周的空气也跟着凝住。何福高猛地抬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像被人迎面泼了一桶冷水,站在他面前的,竟是清河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严龙生!只见他双手合抱在胸前,那两条胳膊又粗又壮,那张肉嘟嘟的脸上,有一双侧目斜视的眼睛,正居高临下地、冷冷地审视着他那矮小瘦弱的身材,目光里带着说不出的轻蔑,像在看一只不起眼的蚂蚁。那朝天翘起的蒜头鼻子下面的肌肉,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两个S形的皱纹,像是刻在脸上的两道深沟,又像两条蜷曲的虫子。在何福高惊恐的眼中,那分明还是冷笑和威胁的代名词,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恶意,每一丝抽动都像要扑过来咬他一口。
“好啊!何福高,你真能干啊!”严龙生的声音凭空砸下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声音不高不低,却像一把锋利的刀片,轻轻划过何福高的耳膜,又像一根细针,顺着耳道直往里钻,让他心头一紧,连后背都倏地凉了一下。
“严,严主任!你好!”何福高身上不由自主地一颤,像秋风里的枯叶,竟瞬间失去了刚才那种打虎上山的勇气,那股英雄气焰像被一阵冷风吹灭了,只剩下一地凉灰。他不知怎么搞的,竟下意识地招呼了严龙生一句,声音中带着明显的颤抖,抖得厉害,连自己听了都觉得丢人,心里直骂自己没出息,可嘴巴就是不听使唤。
“何福高,你跟我来!”严龙生说完这句话,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仿佛眼前根本没有这个人,便转过身子,大步流星地往公社大院里走去。那背影又高又宽,像一座移动的铁塔,每一步都踏得地面发沉,带起一阵风,把路边的尘土都扇了起来。
何福高愣愣地站在原地,竟一时之间动弹不得,仿佛被什么东西牢牢地钉在了地上,脚底生了根。腿像灌了铅,沉得提不起来,脑子也像凝住了,一片空白,直到严龙生在大门的铁栅栏处停了一下,回头又望了他一眼之后,何福高这才如梦初醒似的,赶紧朝他点点头,那脑袋点得又急又僵,两条腿哆哆嗦嗦地、几乎是本能地跟随着严龙生的脚步,向公社大院子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骂自己不争气,明明占着理,怎么一见到那张脸就矮了三分,背也弯了下去,像只被抽了脊梁骨的猫。
当严龙生“呯”的一声重重关上房间大门之后,那声音像一记闷棍敲在何福高的心上,他不由得怦怦心跳,心口像揣了只野兔,横冲直撞。他望着背朝着他、面对着窗子猛烈抽烟的严龙生的背影,那背影在烟雾中显得越发阴沉,像一尊黑沉沉的煞神,他心中暗想,自己今天恐怕是完了,不死也要塌层皮了。严龙生的巴掌,何福高是早就领教过了,那滋味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那是比任何刑罚都难熬的滋味,一巴掌下来,半边脸都要麻上半天,耳朵里嗡嗡直响,像有几百只蜂子在飞。想到巴掌,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和下巴,仿佛那疼痛的记忆又重新浮现,火辣辣的感觉似乎还留在皮肤上,连指头碰到都隐隐发烫。
严龙生背对着他,依旧沉默着,一声不响,仿佛在酝酿着什么,那沉默像浓雾,一点一点填满房间。这种沉默,比任何咆哮和怒吼都更令人感到压抑,仿佛一柄无形的利刃悬在头顶,迟迟不肯落下,让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砍下来,只能提心吊胆地等着。何福高的心跳,随着严龙生沉默的时间一分一秒地增长,频率也愈来愈快了。起初还只是隐隐发紧,像是有只小虫子在胸口爬;到后来,那胸腔里的跳动声几乎要冲破耳膜,每一次搏动都像重锤敲击,震得他四肢发麻,连指尖都跟着一跳一跳。他浑身紧张得直冒冷汗,额头上沁出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痒痒的,他却不敢伸手去擦;后背的衣衫也被浸湿了一大片,黏腻地贴在皮肉上,一阵阵发凉,像贴着一块冰。两条腿竟有点站立不住,膝盖不住地打颤,仿佛随时都会软倒在地。终于,他“扑通”一下,跌坐在了墙边的一张长条椅上,整个人显得狼狈不堪,往日里那点体面和精气神,在这一刻全被恐惧吞噬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副瘫软的身子和一张煞白的脸。
严龙生终于缓缓地回过头来,他脸上的肌肉竟然出乎意料地松弛了下来,仿佛之前的紧张和愤怒,在这一瞬间都烟消云散了,像乌云裂开一道缝,透出一点假惺惺的光。那双平日里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此刻竟也看不出多少火气,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淡淡的,却让何福高紧绷的神经稍微松了一松。何福高心中那块悬着的大石头,也随之稍稍放下了一些,感觉呼吸都顺畅了几分,憋在胸口的那口浊气,总算能缓缓吐出来了。然而,尽管表面的紧张有所缓解,他内心的忐忑,却依然未曾完全消散,那种不安的感觉,依旧在心头徘徊,像一条暗处的蛇,随时可能窜出来咬他一口。他不敢完全放松,也不敢再惹恼对方,生怕哪个眼神又把人得罪了。那块悬着的石头,扑通一声落了地,这一落,他反倒觉得空落落的,不知下一步会是什么。他带着几分献媚的笑脸,小心翼翼地问道:“严主任,你找我有事吗?”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声音发虚,带着讨好的颤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缕气。
“不说你也知道!”严龙生的声音冷冷响起,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把何福高刚生出的那点侥幸浇了个透心凉——从头皮一直凉到脚后跟,连心尖都跟着一缩。那冷意不是慢慢漫上来的,是劈头盖脸打下来,又急又准,活像寒冬腊月刚从井里提上来的水,带着刺骨寒气,顺着脖颈、脊背一路淌下去,直浸进骨头缝里。他原以为气氛已经缓和了些,哪怕是层假惺惺的光,也总好过黑沉沉的窟窿,哪知道严龙生一句话就把这点光全收了回去,天又一下子阴了下来。他下意识缩了缩脖子,好像那盆冰水真的顺着领口灌了进来,连衣领都变得湿冷,贴着皮肉,又凉又硬。脸上的肌肉重新绷紧,刚刚松弛下来的线条一条条再次拉直,嘴角那丝似有若无的笑意也倏地收了回去,整张脸又板成铁板一块,冷得没一丝缝隙。何福高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刚刚落回原处的石头,仿佛又被无形的力量提起来,悬在半空中,憋得他一阵窒息。那石头不上不下悬着,牵得他五脏六腑都发紧,连喘气都变得艰难,每吸一口气,都像有只大手狠狠掐住喉咙,吸进去只有半口,吐出来的却是一声发颤的气。他张了张嘴,半天没发出声音,喉头像是被什么堵住,想说点什么缓和气氛,可那些字眼全挤在嗓子眼里出不来,你推我挤乱成一团,反倒把喉咙塞得更满。他越想把话说得轻巧,那些话就越不肯出来,像一群受了惊的雀儿,扑棱棱全卡在窄口上。好一会儿,他才挤出一句话:“我、我怎么会知道!严主任,你开玩笑吧!”声音又干又涩,满是慌乱,就像用砂纸刮玻璃,每个字都轻飘飘砸在地上,连他自己都不信这话能骗过人。
何福高试图打哈哈应付眼前的困境,哪怕话说得有些粗笨,粗笨里却藏着三分精明——他就想靠着这招蒙混过关。他深知严龙生这种人,越是藏着掖着,越容易惹对方起疑,倒不如故意把话说得粗笨些、糊涂些,反倒显得自己没城府,像个不通世故的老实人。他故意放低嗓门,又挤出一两声干笑,想让对方觉得自己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他脸上堆着笑,那笑容却僵硬得很,像是硬生生扯出来的,嘴角往上翘着,眼角的纹路却纹丝不动,整张脸就像戴了一张不合尺寸的面具,连他自己都觉得假。那笑堆在脸上,像一层薄霜,太阳一照就要化,根本经不起细看。他在心里盘算,也许装傻充愣就能糊弄过去,只要严龙生不再追问,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无辜,这一关说不定就能涉险闯过。他把这点心思翻来覆去掂量,既盼着对方能信几分,又不敢把希望放得太大,生怕到头来又是一场空。可他隐隐也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严龙生那句“不说你也知道”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话里分明藏着后手,就像一把刀子悬在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他一边陪着笑,一边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脸上的神情和肚子里的心思各走各路,一个往明处躲,一个往暗处藏。
严龙生没有接话,只是默默取下挂在腰间的一大串钥匙,动作娴熟地打开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他的手指不急不缓,一枚一枚找准钥匙,这是做惯了的动作,半分迟疑都没有。钥匙碰撞发出丁零当啷的声响,在安静得可怕的屋子里格外刺耳,每一声都像敲在何福高的神经上,一声还没落定,另一声又追了上来,密密麻麻往他耳朵里钻。何福高屏着呼吸,眼睛不敢乱看,只盯着那串钥匙在严龙生手里晃来晃去,心也跟着一上一下打鼓。他恨不得那串钥匙永远找不到锁眼,巴望着严龙生忽然停手,可越这么想,对方的动作就越显得慢吞吞,磨得人几乎要叫出声。严龙生越慢,何福高就越慌,到后来竟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下一下,像擂鼓似的。随着一声沉闷的轻响,抽屉被拉开,严龙生伸手进去,抽出一封信,随手往桌上一丢,冷冷反问:“开玩笑吗?”那封信在桌上滑了半寸才停住,看着像一片轻飘飘的叶子,实则带着千钧重量。信落在桌面上的那声轻响,重得像一记闷雷砸在何福高心口,砸得他眼前一阵发黑,整个人僵在原地,连脚底板都像被钉在了地上。
何福高只觉得,严龙生那两只突出的金鱼眼,仿佛化作两道锐利的电光,直射进他心底,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照得透亮,让他无处可逃。那目光不是看他的脸,是往他骨头里钻,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一寸一寸扫过,连他脑子里刚转过的念头都像是被照得雪亮。那目光仿佛能剖开皮肉,把他的心思一丝不挂晾在光天化日之下,连藏在最深处的秘密都无处遁形。他下意识想躲,想把眼神挪开,可脖子像生了锈,怎么也转不动。他偷偷瞥了一眼桌上的那封信,只一眼,霎时脸色惨白,仿佛浑身的血液都瞬间被抽干。那惨白从脸上一路蔓延到耳根,又从耳根漫到脖颈,连额头上细细的汗珠都泛着冷光。他想从那封信上看出点名堂,可眼睛刚挨上去,就像被火烫了似的,慌忙缩了回来。连嘴唇都失了血色,微微哆嗦着,手指也不自觉攥紧了衣角,越攥越紧,青筋都暴了出来。他只觉得那封信上有股吸力,要把他的魂都吸走,脑袋里嗡嗡作响,眼前的东西都晃成了双影。
“完了!”他在心底绝望地呐喊,声音里满是无奈和恐惧。
这喊声不是从喉咙里出来的,是在心里一下一下撞着,撞得他胸口发麻,撞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这封告状信怎么会落到严龙生手上?他明明做得隐蔽,自认为万无一失,那些秘密渠道、那些反复斟酌的字句,全都是背着人悄悄弄的,怎么想都不该出闪失。他一遍遍回想自己经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可能出岔子的地方,可越想越觉得处处都严丝合缝,怎么偏偏就漏到了严龙生手里?可这封信明明白白躺在严龙生的抽屉里,简直是晴天霹雳,打了他个措手不及。脑子里的念头像被一把火燎过,轰隆隆一片混乱,先前想好的说辞、应对的法子,此刻全没了踪影,只剩下嗡嗡的耳鸣和满心的慌乱。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心在一个劲往下沉,像一块石头直直坠进深水里,捞都捞不回来。那下沉的劲头又沉又急,四面都是黑黢黢的水,他连一丝光都看不见,连一点借力的地方都摸不着。他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口深井边上,脚底突然空了,整个人直直往下掉,耳边只有风声和心跳,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这下真的完了。
这是何福高在严龙生手下吃的第二个败仗。每一次失败,都让他感受到透骨的挫败和无助,仿佛无论他怎么挣扎、怎么拼尽全力,都逃不出命运的捉弄。那挫败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从四面八方收拢过来,越收越紧,把他捆得结结实实。上一次败仗的记忆还历历在目,那种火辣辣的疼痛感仿佛还留在脸上,巴掌印虽然消了,可那种屈辱感却生了根,扎在皮肉里,怎么拔都拔不干净。如今旧伤未愈,又添了新的耻辱,两道伤痕叠在一起,把一颗心磨得又涩又钝。他觉得自己就像被猫戏耍的老鼠,逃逃不出猫的爪子,躲躲不开对方的眼睛,无论怎么跑,都只是在原地兜圈子,最后还是被牢牢按在爪子底下。一次惨痛的败绩,一桩深重的耻辱,何福高对这份耻辱感受得格外深刻,早已刻骨铭心,难以抹去。那耻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在他心口烫下深深的印子,外面的皮肉或许能慢慢愈合,可里面的筋络却记着那股灼痛,每回想一次,便疼一次。他想起上回惨败之后,自己也曾咬着牙对自己说,再不能这样窝囊下去,可结果呢?结果还是老样子,一步都没迈出去,就又被人摁住了。可面对这样的境遇,他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承受,连一句委屈的话都只能压在心底。他没有反抗的资本,也没有逃脱的余地,除了低头认栽,别无他法。他心里明白,这时候再辩解、再挣扎,只会招来更重的巴掌,倒不如把嘴闭紧,把腰弯低,好歹还能留一口气。可越这么想,那股委屈就越往嗓子眼里顶,像烧开的水,盖子压得越紧,气劲就越猛。
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只好自我安慰,反复对自己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就像一味止痛药,虽不能根治伤痛,却至少能让眼下的日子捱得下去。吞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确实会好受一些,像是给那些翻腾的委屈盖上了一层厚布,暂时看不见,便只当不存在。这句话也渐渐成了他自我慰藉的借口,更是支撑他撑下去的动力。靠着这句话,他还能在心里存着一点念想,一簇火苗,不至于被眼前铺天盖地的挫败彻底压垮。他反复在心里咀嚼这几个字,像嚼着一片苦中带涩的叶子,明知不能顶饱,却能让嘴里有点滋味。可这药吃久了,药效也会慢慢减退,往后再受委屈,就得加大分量,才能压得住心里那阵翻腾。
可何福高的这种想法,未免太过执着,甚至带着一丝耿耿于怀的意味。这种心态,隐隐透着典型的农民意识——对仇恨的铭记、对复仇的执着,早已成了他心中难以解开的结。他记着每一笔账,念着每一次吃亏,即便嘴上说着宽慰的话,心里却始终放不下那些旧账。那些旧账一页页摞着,积得厚厚的,像秋天堆在墙角的陈年落叶,表面看着平静,底下却藏着热,不定什么时候就蹿出火苗来。尽管他试图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服自己,但这份深藏心底的怨恨和无奈,依旧会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从他的眼神里,从他的动作中,从那看似平静的表情下,一丝一缕渗出来,藏也藏不住。他越想装得没事人一样,那股戾气就越从眼角眉梢往外冒,像墙角渗水,按住了这边,那边又湿了一片。
第十四章
只要你能养上几百只鸭子,不出三个月,赚的钱恐怕比你辛苦干一年还要多!这句话从曾强嘴里说出来时,屋里静了一下,连油灯的火苗都似乎跟着轻轻一晃。它不是一句轻飘飘的空话,也不是亲戚邻里之间随口说说的宽心丸,而是一个在粮管所当了所长的人,凭着对当地日子和门路的了解,反复掂量之后才给出的实在判断。几百只鸭子,摊在湖滩上并不算太大的数目,可对于一个已经被穷困压得抬不起头的人来说,却像在黑沉沉的夜里忽然划着了一根火柴,虽然只照亮了巴掌大一块地方,却足够让人看见一点影影绰绰的希望。三个月,说起来不过是一季稻子从青到黄的光景,可照这样算下来,竟能抵得过一个壮劳力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进项,这种对比本身就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像远处飘来的一阵肉香,明知还不一定吃得进嘴里,却已经叫人喉咙发紧,心里那点死灰也跟着悄悄动了一下。
这前景听起来确实光明,光是想一想,就让人觉得日子有了奔头。那些整天在泥里水里扑腾的鸭子,到了这节骨眼上,忽然不再是一群只会嘎嘎乱叫的扁嘴畜生,倒像是一枚枚会走路的铜钱,一张张能换米换油的活票子。人一旦顺着这个念头往下想,就容易越陷越深,眼前不由得铺开一条亮堂堂的路来:鸭苗下了水,一天一个样,湖滩上的草长得正旺,螺蛳鱼虾也不缺,三个月一过,鸭子肥了,蛋也下了,挑到集市上就能变成现钱,欠的债能还上,漏的屋能补上,走路也能把脊背挺得直些。这些想象并不算过分,可对于何福高这样被穷苦缠了半辈子的人来说,已经算得上一场小小的美梦了。
然而,何福高不仅没有实现报仇雪恨的夙愿,反而迅速在严龙生的强势打压下,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三次惨败。这一次的打击来得如此之快,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直起腰来,便又一次被按了下去。他原以为只要不争不抢,只要躲着那些是非走,就能安安稳稳地过几天松快日子,哪知道人越是往后退,别人越是不肯给他落脚的地方。这场较量的起因,竟然与养鸭子这一看似无关的行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命运的轨迹常常就是这样古怪,你以为自己已经绕开了那个坑,躲过了那条沟,可兜兜转转,偏偏又一头栽了进去。
养鸭子本是何福高赖以生存的手艺,是他半辈子心血所系,是他身上最值得骄傲的本事,却一次又一次成为他人生风暴的中心,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偏偏要在这件事上反复磨折他,让他既躲不开,也放不下。他越是把自己的命和这群鸭子拴在一起,越是被这根绳子勒得喘不过气来;他越想凭这门手艺从泥里挣出来,越是有新的泥泞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叫人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
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深刻揭示了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生活的普遍心理,也道尽了一个朴素却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谁不愿意日子越过越红火,谁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挺直腰杆呢?这是人之常情,也是藏在每个人心底那股不甘平庸的劲儿。人活着,总归是盼着有个奔头的,哪怕眼前再难,心里也总得存着一点热乎气,像灶膛里的火种,看着快灭了,拨一拨,吹一吹,又能腾起新的火苗来。
何福高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内心深处,同样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懈追求。那些苦难的岁月,可以压弯他的脊背,却压不灭他眼中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光。那份渴望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强烈念头,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这念头起初只是微弱的一丝,像石缝里挤出来的一抹绿意,毫不起眼,连他自己都不曾认真留意过,可日子越久,扎得越深,枝叶便越是茂密,根系也跟着向更深处蔓延,任凭风吹雨打也轻易不肯枯黄,反而在这片贫瘠的土壤里越长越倔强,越长越茁壮。
它不声不响地占住了他的心头,白天跟着他一块儿下地,夜里陪着他一块儿翻身,久而久之,竟成了他胸口那盏吹不熄、浇不灭的灯。只是这盏灯的光还太弱,照不亮眼前的路,却也让他不至于在没完没了的苦难里彻底闭上眼睛。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年代的后半期,命运似乎对何福高开启了一扇小小的窗口。这扇窗口开得悄无声息,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缕带着暖意的光亮,已经从缝隙里钻了进来,落在他心上,像一阵很轻的敲门声,不仔细听,还以为是错觉。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最容易把这样的一点点动静当成好兆头,哪怕只是风推了一下窗,心也要跟着紧一紧。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机遇下,他邂逅了曾经为他与海珠妈牵线搭桥的“红娘”——曾部长。彼时的曾部长刚刚从艰苦的干校生活中解脱出来,被组织安排到清河公社粮管所担任所长,属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安排。多年的风雨磨砺,并没有磨去曾强骨子里那股耿直热忱的劲儿,反而像河底的石头被流水一遍遍冲刷,棱角磨平了些,心性却更加坚实,让他在风霜之后更添了几分沉稳厚道。他说话依然带着当年的爽快,笑声还是那样敞亮,只是眼角额头的皱纹里,多了一些经历过的沉重和释然。那些皱纹不是一天两天添上的,是一桩桩难处、一场场别离、一年年等待慢慢刻上去的,每一道里头都像藏着一段不肯轻易提起的旧事。两个故人重逢,像是被命运悄悄拨动了琴弦,那一声震颤虽然很轻,却注定要在何福高沉寂已久的心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涟漪初起时不过是一丝一毫的波动,可越荡越远,越荡越深,把他那些年埋在最底层的心思,也一点点翻搅了上来。
何福高是在前往粮站购买预借粮的途中,意外与曾部长相遇的。那天,他低着头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心里盘算着家里快要见底的米缸,眉头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脚下的路很熟,可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沉重,像是在迈一道又一道看不见的门槛。那些门槛有的叫“饿”,有的叫“穷”,有的叫“没脸见人”,一道叠着一道,压得他两条腿像灌了铅。风一吹,路边的尘土便扑起来,迷得他眼睛发涩,他却连抬手挡一挡的心思都没有,只由着那些细碎的土粒往脸上粘。他一边走,一边把家里还能变出什么来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算:缸里那点米,数着颗粒也不够熬过这几天;鸡窝里两只瘦得只剩骨头的母鸡,蛋也早就不肯下了;自己除了会养鸭子,再没有别的能换钱的本事,可现在连一根鸭毛也摸不着。想到这些,他的脚步越发沉了,肩上那块看不见的石头也跟着越压越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何福高见到这位和自己年纪相仿的曾强时,内心积蓄已久的委屈和悲痛,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那些平日里他咬着牙吞进肚里的苦水,那些在深夜里翻来覆去说不出口的憋屈,那些在人前装得若无其事、转头却要把牙关咬碎的重负,此刻仿佛找到了可以倾泻的出口。他竟像个久未见到亲人的孩子,忍不住泪如雨下,任由滚烫的泪珠唰唰顺着脸颊滑落,止也止不住。泪水落在脚下的黄土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痕,像是这些年的苦难终于在地上留下了一点看得见的证据。这证据很轻,风一吹就干了,可落在他心里,却比什么都沉,好像把这些年不敢在别人跟前流的泪,一次都倒了出来。
这一幕,即便是铁骨铮铮的曾强也难以承受,他被何福高的真情流露深深触动,不禁也泪眼蒙眬,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喉咙里涌起一股又酸又涩的热气,堵得他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两个历经沧桑的男人,在这一刻,情感的共鸣超越了言语,彼此的心在无声的泪水中紧紧相连。那些不能说的、不敢说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都在这一场相对落泪中化作了无声的理解。曾强没有多问,何福高也没有多说,但两人心里都明白,这份重逢来得太不容易了,这份理解也来得太珍贵了,就像寒冬里忽然照进来的一捧暖阳,让人鼻酸,也让人心安。很多时候,男人之间的懂得,并不需要把话挑明,只要眼睛一对,声音一颤,就知道对方这些年是怎么一步一步熬过来的。曾强伸出厚实的手掌,在何福高的肩膀上重重拍了几下,那几下不轻不重,却像要把自己身上仅存的一点暖和气,也拍到对方骨头里去。泪水在两个人脸上还没干,风一吹,凉丝丝的,可他们心里反倒松快了一些,像压了多年的石头被人帮着搬开了一道缝。
当天晚上,何福高在曾强家饱餐了三大碗白米饭,吃得额头冒汗,碗底干干净净,像是把这些年缺的、亏的,都一并补了回来。那米饭的热气扑在脸上,香得他鼻子直发酸,每一口都嚼得很慢很仔细,像是要把每一粒米的味道都记在舌尖上,谁也不知道下回再吃上这样一顿饱饭,还要等多久。之后便和曾强一同躺在那张简陋的竹床上。两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一直聊到通宵达旦。窗外的月光从旧窗棂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两张布满风霜的脸上,竟生出几分少年人对坐夜话的暖意。他们聊起过去的熟人,聊起这些年的遭遇,聊起村里村外的变化,话题像一条长长的河,流着流着,不知不觉就流到了何福高眼前的日子上。
竹床偶尔随着翻身发出吱呀的响动,和着窗外远远近近的虫鸣,像在为这一场难得的长谈打着拍子。夜越聊越深,油灯的光越熬越黄,两个人的声音却不见低下去,反而像要把这些年攒下的沉默,都在这一夜里说尽。
“老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啊,老何!”曾强语气里透着深深的担忧,“你得想个办法,改变眼前的困境,才是长久之计。总不能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把人的心气都熬干了。”
曾强这番话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盯着何福高那张被日头和愁苦啃得又黑又瘦的脸,心里像被人揪了一下又一下,他太清楚,人要是没了心气,山一样的困难就会一拥而上,把人活活埋了。何福高听后,只是无奈地转了个身,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怎么改呢?反正日子就这样了,饿不死。大不了没饭吃的时候,再去要点预借粮呗!”他这话虽说得轻松,可叹息里的苦涩,却像煮过头的药汤,浓得化不开。他不是不想改,不是没在暗地里琢磨过,是实在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这些年跌跌撞撞走过来,他早就对自己没了信心,连想一想明天的力气都觉得奢侈。
他说“饿不死”的时候,嘴角还带着一点笑,可那笑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散,比哭还让人心里难受。那一点笑不是看开了,是认了,是他拿自己没法子的最后一点遮盖。
曾强见状,皱着眉头抽了一口何福高的竹烟筒,火光在烟锅里明明灭灭,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琢磨着你还可以重拾老本行。”烟雾从他嘴里缓缓吐出,在昏黄的油灯光里盘旋片刻,仿佛也在斟酌这句话的分量,半天不肯散去。
曾强没有急着往下说,他知道“老本行”这三个字对何福高意味着什么——那是他半生的荣光,也是他半生的伤疤,说轻了分量不够,说重了怕戳疼他,所以先让那句话在烟雾里停留了一会儿,落得尽量稳妥些。“你是说养鸭?”何福高听到这话,顿时坐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那亮光虽然微弱,却像久旱之后天际划过的一道闪电,纵然转瞬即逝,也让整个夜空都亮了一亮,让他心底那片沉寂了太久的湖面,也跟着泛起了一层微光。
他坐着,身子微微前倾,耳朵几乎要竖起来,生怕刚才听到的只是自己一时糊涂生出的幻听。
“没错!”曾强肯定地点点头,“你可是咱们这儿有名的养鸭能手啊!为什么不再试试呢?只要你能养上几百只鸭子,不出三个月,赚的钱恐怕比你辛苦干一年还要多!”曾强的话掷地有声,像是锤子落在铁砧上,一下一下敲在何福高心上。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三个月后那一群壮实的白鸭子,在湖滩上扑着翅膀嘎嘎叫唤,仿佛看到了何福高数着一叠崭新的票子,脸上的褶皱里都藏着笑。
曾强说完,自己也有些激动起来,烟筒在竹床上轻轻磕了磕,像是在给这番话加上几个着重号。他见何福高眼睛里的光虽还摇摆,却到底没有灭下去,心里便更有了底,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得抬高了几分,似乎要把何福高心头那层灰蒙蒙的阴翳,用这几句大实话一下冲开。
何福高听后,脸上露出一丝犹豫,那点刚刚泛起的喜色,很快又压了下去:“好是好,可是我哪来的钱买鸭苗?哪来的粮食喂鸭子?总不能把预借来的粮食都拿去喂鸭子,自己饿肚子吧?”他刚才眼里燃起的那一点亮光,很快又被现实的冷风吹灭了,像一星火苗遇上一盆冷水,嗤的一声,只留下一缕青烟。说完,他的头又无力地耷拉下来,神情十分沮丧。他何尝不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可两手空空的他,连一根稻草都握不住,那些盘算了千百遍的好念头,终究抵不过一个“穷”字。
这个“穷”字像一口深井,他掉进去多少回了,哪一次不是刚爬到井口,又被人一脚踹下去。钱和粮,两座大山并排挡在他跟前,叫他把刚刚生出来的那点念头,又一点一点咽了回去。
曾强见状,连忙安慰道:“别担心,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我在粮站工作一天,就能批点饲料粮给你。至于钱,我来帮你想办法。”曾强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像是早就把前前后后都替他想好了。他深知何福高是个实在人,也是个有真本事的人,手艺人最缺的不是力气,而是那一点推他上路的底气;只要给他一条退路,他就一定能踩出一条路来。
曾强说这话时,语气很稳,不是一时义气,也不是为了撑场面,而是实打实替老何把最难的两道坎先垫上了。他见何福高仍低着头,便又往他跟前凑了凑,低声说:“你只管把你的本事使出来,别的有我。”这话不响,却比刚才任何一句都更有分量,像在何福高耳朵边上点了一盏灯。
听到这话,何福高顿时精神一振,一个鲤鱼打挺从竹床上跳了起来,连竹床都跟着晃了几晃:“要真是那样,我就干!我就不信自己摘不掉这顶穷帽子!”他一双眼睛在暗夜里瞪得溜圆,像是要把刚才所有的愁苦都重新咽回肚子,换成一股卯足了劲的犟脾气。那股犟劲儿一旦被点燃,比他当年在湖滩上对着鸭子吼的时候还要烈,仿佛整个人都重新活了过来。他光着脚踩在地上,也不觉凉,胸口起起伏伏,呼吸都粗了几分,像有一团火从肚腹里直往上窜,烧得他整个人发烫。这顶“穷帽子”戴了太久,已经勒进皮肉里了,他要往下摘,手得用力,心也得用力,可这一刻,他觉得自己终于攒出了这份力气。
说到养鸭,何福高在方圆几十里内可谓赫赫有名。他不仅养鸭技术高超,还有一手祖传的加工板鸭的好手艺。毫不夸张地说,那些鸭子在他手里就像听话的孩子,什么时节放养,什么时节催肥,什么时节下水,他都门儿清,甚至不用多想,手一伸便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那些鸭子的脾性、叫声、走路的姿态,他都熟得像看自己的掌纹,哪只壮实些,哪只蔫了些,他打眼一过,心里就有数。可以说,他的一生几乎都与鸭子紧密相连。那些嘎嘎叫的扁嘴家伙,一天到晚吵闹聒噪,却养活了他大半辈子,也给他带来过荣耀与屈辱,高兴也罢,狼狈也罢,身边始终绕着这一群甩不掉也丢不下的活物。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和最丢脸的事,竟然都离不开那些扑棱着翅膀的家禽,想起来也真让人觉得命运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这笔账上,有他淌下的汗,有他掉下的泪,也有他咽进肚里的苦,翻开哪一页,都能听见一片此起彼伏的嘎嘎声,像在替他诉苦,又像在催他往前。
新中国成立后,何福高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心里的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他就像压了很久的弹簧忽然松开,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走路带着风,干活不觉得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可落在他眼里,什么都像新染了一层色,树格外绿,水格外清,连湖滩上嘎嘎叫的鸭子,都叫得比从前亮堂。合作社成立时,他第一个报名入社,主动请缨到湖滩放养鸭子。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也没有说多少漂亮话,只是用行动把自己对这片新天地的热切期盼,一股脑倾注在了那群鸭子身上。鸭子养得好不好,就是他心里那杆秤最实在的刻度。对他来说,把鸭子养壮实、养精神,就是他能给这个新社会最好的交代,也是他给自己争回一口气最踏实的方式。
社长见他对养鸭这般热情,便放心把一棚毛茸茸的小鸭子交给了他。五个月后,何福高便一船一船把鸭蛋运回合作社,满舱都是白花花的鸭蛋,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沉甸甸的,像是他交上的一份答卷。那一舱一舱的鸭蛋,是他一个日夜又一个日夜守在湖滩上换来的,是他拿汗水泡出来的。他为合作社创造了可观的收益,那些实实在在的成果让社员们笑得合不拢嘴,也让一向不苟言笑的社长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连连说了几个“好”字。那一句“好”从社长嘴里出来,分量比旁人十句百句都重,像在何福高胸口敲了一面响锣,让他连日来的困乏都轻了许多。他站在船头,望着满舱的白亮,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腰杆原来也可以挺得这样直。
人民公社成立后,何福高依然坚守在湖滩养鸭子,一住就是五六年。他吃在鸭棚,住在鸭棚,连下雨天都顾不得躲,人晒得黑黢黢的,瘦得像根竹竿,可一看到那些欢蹦乱跳的鸭子,眼里就有了神。有时候雨点子嘭嘭砸在棚顶上,他满脑子想的还是鸭子别受了凉,别惊了群,一会儿起身去把漏雨的缝补一补,一会儿又拿手电往鸭群照一照,直到那些毛团子安心睡稳了,他才肯靠着草席合一会儿眼。因为太过专注养鸭,他甚至错过了自己该结婚的年纪,好像那些羽毛鲜亮的鸭子才是他日夜惦记的家人。那些年,不是没有人给他提过亲,也不是没有过相看的机会,可他总是人在鸭棚,心在鸭群,常常是人家姑娘等了半天,他还蹲在湖边看小鸭子下水,等回过神来,亲事早就凉了。他也叹过气,可叹完了,还是转身去给鸭子添食。
转眼间,他已经三十岁了。在那个年代,不提倡晚婚,年轻人十七八岁就结婚了。到了三十开外这个年纪,想要找个合适的姑娘结婚简直难上加难,除非你财大气粗、有钱有势。而何福高身材矮小、五官平平,再加家境贫寒,请人谈了几个对象都没成功。那些姑娘不是嫌他穷,就是嫌他矮,要么就是嫌他整天跟鸭子打交道,身上一股甩不掉的腥味,见了面还没说上三句话,眼睛里就先写了“不中意”三个字。那“不中意”三个字,一次一次落在他耳朵里,像钝刀子割肉,不流血,却疼得人发麻。他知道人家说的也是实话,自己确实拿不出像样的家底,也摆不出体面的样貌,除了会养鸭,再也说不出什么讨人欢喜的话,于是只能把一肚子委屈都咽下去,继续回到湖滩上,守着那群不会嫌弃他的鸭子过日子。一次次碰壁,一次次热脸贴了冷屁股,最后,他一狠心:算了!老子打一辈子光棍算了!这赌气的狠话,与其说是绝了念想,不如说是给自己罩上了一层保护壳,免得再受那些窝囊气,免得让人看了笑话。
于是,他继续留在湖滩上放他的鸭子,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吃饭是一个人,睡觉也是一个人,偌大的湖滩上只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和鸭群扑水的声音。他常常一个人对着满湖滩的鸭子说话,东一句西一句,有时候是骂天气,有时候是数落哪只鸭子不听话;偶尔扯着嗓子吼上两声,也只有鸭子嘎嘎地应答他。那叫声此起彼伏,听上去像是一问一答,又像是什么都没有说透,只在空旷的水面上荡开几圈看不见的波纹。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从湖面上滑过去,从清晨的薄雾一直滑到黄昏的余晖,从春天的水汽滑到冬天的枯苇。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像湖滩边那块浸了太多水的老石头,身上长满青苔,半截陷在淤泥里,再也不会有谁来挪动它。
然而,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何福高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忘记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一九六三年底,何福高被评为县农业劳动模范,光荣地参加了县劳模表彰大会。当大红花的绸带挂上他破旧却干净的衣服前襟时,他眼睛亮闪闪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些在人前从来不肯掉的泪水,那一刻全都涌到了眼眶边上,热辣辣地打着转,又被他硬生生憋了回去。当时的农村工作部部长曾强亲自为他戴上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那红花红得灼眼,戴在他洗得发白的衣襟上,像一团跳动的火,表彰他在养鸭事业上取得的卓越功绩。这一刻,何福高的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的腰杆挺得笔直,胸膛也微微往前顶着,像是要把这些年弯下去的腰,一次直回来。那些年受过的苦,熬过的夜,淋过的雨,遭过的白眼,在这朵大红花的映照下,都变得值得了。
正当何福高获评劳模风光无限之际,紧接着又迎来了洞房花烛之喜。接连撞上两件人生大喜事,他内心不由得涌起几分欢喜,走在路上,脚底都像踩着风,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嘴角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上翘。此时的他,感觉自己终于要真正当家作主,成为新农村的主人了,过去那些被人看不起的日子,仿佛一页一页翻了过去,新的一页,正带着光,铺在他眼前,亮得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在家中,他也常常无法彻底放下那份在外养成的习惯,哪怕面对的是贤惠温婉的妻子,有时仍会忍不住发号施令、指手画脚一番,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确认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分量。他觉得,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回到家有热饭热菜端到跟前,说话有人应声,抬手动脚都有人顺着,身上那股当家作主的劲头便不由自主地往外冒,像烧开的水汽,压都压不住。幸运的是,他的妻子性格温柔贤淑,脾气好得像一汪春水,从来不会和他顶撞争执,偶尔被他无端絮叨几句,也只是一笑而过,低头继续忙手里的活计。那几年,何福高的内心深处,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男子汉大丈夫当家作主的豪迈气概,仿佛天底下没有他撑不起来的家,没有他拿不下来的主意,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心里却是舒坦而踏实的。
何福高并非不知好歹的人,他心里自有一杆秤,谁对他好,谁说得在理,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妻子说得有理有据,他也会虚心听从,绝不是一个油盐不进、死要面子的顽固角色。譬如妻子提醒他天冷了要添衣裳,湖上的鸭子该赶回遮风的鸭棚了,他都会爽快应下,嘴上不说什么软话,行动上却从不含糊,该添衣就添衣,该赶鸭就赶鸭,半点儿也不拖延。因此总体而言,在何福高刚刚组建的这个小家庭里,民主的氛围和平等的观念相处融洽,日子虽然清苦,倒也透着安稳落脚的热闹与温暖。那温暖不是大鱼大肉堆出来的,而是从一碗热粥、一句叮嘱、一个眼神里慢慢熬出来的,任凭他在外头受了多少冷风,回到家里也能把骨头焐热。
然而,何福高终究不是圣贤,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养鸭人,一双眼睛只看得见眼前的湖滩和鸭群,既无法预知吉凶祸福,更无法洞察天下大事。当他把当家作主的威风气概不知不觉带进那间简陋的小鸭棚时,便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厉惩罚。他以为湖滩仍是那个能让他安身立命的湖滩,鸭子仍是他凭本事就能养好的鸭子,只要自己手脚勤快、心术端正,日子总不会亏待他。可他浑然不觉,一股阴悄悄的风已经越过湖面,吹进了他那小得可怜的棚子。那风起初并不猛烈,只是像一根细针,悄悄往骨头缝里钻,等他真正感觉到凉意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反贪反腐运动席卷而来后,首要任务便是清查贪污腐化问题。然而这场运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错误打击了一大片无辜之人,偏偏遗漏了一小撮真正的腐败分子,就像一张网眼参差不齐的破网,捞上来的尽是小鱼小虾,真正的大鱼反倒从网洞里优哉游哉溜走了。在何福高看来,当时的运动实质就如同在已经腐烂的伤口上再涂一层腐蚀剂,非但没有清除干净烂肉,反倒让那恶疮一发不可收拾。那些真正烂到根子里的人反倒优哉游哉,像泥鳅一样滑不溜手;而那些老老实实的人,却因为一句捕风捉影的话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他闷在心里想不通,也不敢声张,只觉得胸口堵着一团棉花,吐不出也咽不下,那团棉花还一天天胀大,堵得他夜里翻来覆去合不上眼。
接踵而至的各种运动搅得人心惶惶,村头巷尾都笼罩在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气氛里,可大吃大喝、贪污挪用的歪风邪气,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反而借着运动的名义愈发有恃无恐。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借着到鸭棚视察工作的名义,在严龙生的陪同下纷纷来到湖滩。他们脸上挂着官腔十足的笑,嘴里说着冠冕堂皇的话,眼睛却早像饿狼似的盯上了那些肥嫩的鸭子。那目光贪婪又熟练,仿佛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他们在湖滩上随意宰杀鸭子,把事先带来的筒面倒入开水锅,煮起鸭浇面大快朵颐。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滚,鸭油浮在汤面,香气四溢,他们吃得满嘴流油,打着饱嗝拍拍屁股就走,只留下一地鸭毛和骨头渣。面对这番情景,何福高终于忍无可忍:那些鸭子是他一只只喂大的,每一只的习性和叫声他都熟悉,如今成了人家嘴里的嚼食,他心疼得像是自己身上的肉被一块块割走。他偷偷把装进别人包里的绿壳鸭蛋一一取出,又把被吃掉的鸭子数量工工整整记在家中的门背后。每记一笔,他的手就沉一分;每画一道,他的心就凉一截。那门背后密密麻麻的记数,像一行行无声的控诉,也像一个普通农民对心底那点朴素公道的顽固守护。后来,他鼓起勇气,向大队长反映了这件事。
可已经被批斗下台的大队长,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眼里满是复杂的情绪,劝他少管闲事,免得惹火上身,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大队长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哪里护得住别人的周全?那一声叹息里满是无力与愧疚,像一口枯井,投进去再大的石头也激不起半分水花。何福高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明白,这世道里,有些话说了就是罪过,有些事较真了就是灾祸,他只好把门背后记的那些数目,和着一肚子愤懑,一并咽进肚里。那些数目像石头一样沉甸甸压在他心上,时间久了,便化成了另一种东西——沉默。
几个月后,一心想要当家作主的何福高,最终走出了那片熟悉的湖滩,离开了他朝夕相处的鸭群。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踏进鸭棚一步,大队里世代相传的养鸭传统,也就此彻底中断。他走的那天,鸭子在他身后嘎嘎叫个不停,仿佛也在替他委屈。那叫声一声紧似一声,像是扯着他的衣角不让走,又像是替他说出那些不敢说的话。他狠着心没有回头,脚下的泥路坑坑洼洼,步子却迈得异常沉重,像是在一步步丈量心上那道长长的伤疤。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熟悉的水草气息,他鼻子一酸,却硬生生忍住了。
天地良心,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段,新上任的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严龙生,确实曾一度看中了他养鸭的独特才能,三番五次亲自登门拜访,诚意十足邀请他出山,到湖滩负责放养鸭子。面对这般盛情,何福高觉得自己实在不该不识抬举,于是真的去了一趟。那天,他重新踩上湖滩的泥土,远远看见鸭群在夕阳里扑棱翅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涌上来。熟悉的水面、熟悉的嘎嘎声、熟悉的气味,一下子把他拉回从前,让他恍惚觉得自己从未离开过。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当天夜里,他就匆匆返回了家中,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湖滩。至于其中缘由,前文已经提及,这里便不再赘述。按严龙生的说法,他是被家里婆娘拖了后腿,耽误了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严龙生把这顶帽子往何福高头上一扣,顺理成章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了这个老实男人和无辜女人身上。何福高没有辩解,他知道辩解也没用,在人家嘴里,他早被编好了角色,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不久之后,湖滩副业组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一棚鸭子全都染上瘟疫死光了。全村人闻讯无不长吁短叹,纷纷指责何福高当初不肯出山,摆臭架子,才酿成了这场灾难。他们的话像冬天的冷风,从四面八方钻进何福高的耳朵,刮得他耳根发疼,刮得他心头冰凉。何福高不辩驳也不解释,只是低着头默默干着手头的活,可紧抿的嘴唇和不自禁抽搐的眼角,出卖了他心底翻涌的波澜。他不是不想说,而是知道说了也没人信,反倒要给自己再添一桩罪过。
外行自然不清楚内情,可何福高心里透亮。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知道一棚已经长成的大鸭子,绝不可能全部瘟死。鸭子之所以“消失”,八成是被那些所谓的“瘟神”偷偷吃掉了。他太了解鸭子,也太了解那些人的嘴脸,什么样的病能让一棚大鸭子一夜之间死得干干净净?他不用亲眼去看,心里早有了答案。只是这答案烂在心里,对谁也不能说,说了也没人信,反倒再添一桩罪过。他只能把真相咽下去,像咽下一块烧红的炭,烫得五脏六腑都在冒烟,表面却还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曾强所长的热心帮助下,何福高终于重新振作,养起了两百多只鸭子。因为没有专门的放鸭船,他就用土改时分到的长脚盆权当放鸭船,好在他人不重,勉强能凑合着用。长脚盆在水里摇摇晃晃,他蹲在盆里,手里握着一根竹篙,像个学艺不精的撑船人,看着就让人揪心,可他一点都不在意,反倒觉得心里踏实。摇晃的木盆、滑溜溜的竹篙、水面漾开的波纹,都让他觉得日子又有了盼头。他七岁的小女儿海珠,也赤着小脚在湖滩上帮他捡拾蛤蜊、摸螺蛳喂鸭。小小的身影在滩上跑来跑去,像一只欢快的小麻雀,裤腿湿了半截也毫不在意,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何福高看着女儿,心头涌上一股酸涩又温暖的情绪,暗暗打定主意:靠着两百多只鸭子,说什么也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就这样,不到四个月,两百多只鸭子就都长得肥肥胖胖,可以出售了。一只只鸭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翅膀扑腾带起水花,叫声又响又亮,把半边湖面都闹腾得生机勃勃。何福高每天看着这群鸭子,眼里止不住泛起喜色,心里一遍遍地算着进账,仿佛已经看见了新棉袄、新棉被,看见了老婆孩子吃饱穿暖的日子。那些鸭子哪里是鸭子,分明就是一家人的饭碗,是他何福高从泥地里硬刨出来的一点亮光。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公社副主任的严龙生,带着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回到了村里。队伍拖得很长,脚步声杂杂沓沓踏在村道上,踩得尘土飞扬,惊得村里的狗东一头西一头狂叫。他们在何福高的小院子里,热热闹闹开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场会。那阵仗大得吓人,院子里人头攒动,说话声、咳嗽声、挪动板凳的声响搅在一起,像一锅煮开的粥。好多人私下给何福高透信:坏了,这是赶在风头上,要抓你当典型呢!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像一声声闷雷在头顶炸响,轰得何福高心头发颤,连晚饭都咽不下。碗里的饭扒拉两口就放下,喉咙里像堵着一团东西,咽不下也吐不出,他坐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抽着旱烟,烟头明明灭灭,映着他那张愁云密布的脸。烟灰落了一地,风一吹,就像他此刻四处飘散的心绪,没着没落,空荡荡悬在半空。
何福高听到这些消息,顿时慌了神,思来想去心口怦怦直跳,怎么也坐不稳。他连忙找到严主任认错,表示愿意用实际行动将功折罪。他弓着腰,赔着笑,那胆怯的模样,几乎让人认不出他当年在劳模大会上挺直胸膛的风光。昔日的风光像纸一样薄,轻轻一捅就破,眼前的他,只是一个被吓怕了的普通农民。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何况他身后还有老婆孩子,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一家老小着想。他不能让孩子们跟着遭殃,不能让孩子娘因为他的倔强受牵连,想到这里,他的腰弯得更低,低到不能再低,整副身架仿佛都成了一根软塌塌的扁担,任人折,任人弯。
严龙生拍了拍老何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老何啊,咱们毕竟是乡亲,可这件事是原则性问题,是大事啊。看着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管,那不是对你不负责任吗?上面追查下来,我也说不过去啊!”他语气慈祥,看似真心为老朋友着想,可话里话外却是一把软刀子,割得何福高心里滴血,脸上还得陪着笑。那笑意僵硬得像糊了一层浆糊,牵动嘴角的每一根肌肉都费劲,可他不敢不笑,不敢不点头。他的脖子像生了锈,点一下便咯咯作响,可他还是坚持着点下去,一下,又一下,像一只被人按住了脑袋的鸟,扑腾不得。
“对!对极了!”何福高诚惶诚恐地连连点头,过往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他何福高怎么可能是严大主任的对手?所以万事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他不是没有脾气,不是不会愤怒,可那些脾气和愤怒在权势面前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拿鸡蛋碰石头,碰得粉碎也溅不起半点水花。他咽下一口唾沫,硬生生把自己压低了几分,仿佛这样就能躲过那即将落下来的刀锋。那刀锋他看不见,却感受得到,冷飕飕地贴着他的后颈,逼得他连呼吸都得屏着三分。
“上面可是要抓你当全县的典型呢!弄不好,你还得进去蹲上三五年!”严龙生晃动着夹在手指间的香烟,严肃地说:“关键还是要看你的态度!”烟头上的火光明明灭灭,照亮严龙生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让何福高感到一阵发自心底的寒意。那寒意从脊梁骨一路蔓延到四肢末梢,让他觉得自己像是一脚踩进了冰窟窿,连呼出的气都带着白霜。
他下意识地搓了搓手,手掌心里全是冷汗,滑叽叽的,怎么搓也搓不干。
“哎哎!是的!是的。”何福高心里七上八下,头上直冒冷汗:“严主任,你说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他的声音发颤,裤腿下的双腿也在打着哆嗦,那个方才还打定主意要摘掉穷帽子的倔强男人,此刻被恐惧一层一层裹住,像是被无数条看不见的绳索捆住了手脚,挣扎不得,也逃脱不得。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被人攥在手心里的蚂蚱,再怎么蹬腿,也跳不出那人的巴掌心。
“资本主义尾巴嘛!要下决心割!”严龙生用右掌比画了一个割的动作,“割!听懂没有?”他说话时手掌横着一抹,像是在切一块看不见的肉,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仿佛那只是砧板上一条无关痛痒的鱼。
何福高的眼睛盯着那只横切下去的手掌,喉结上下滚了滚,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这一下动作硬生生掐断了。
没办法!何福高狠了狠心,咬着牙说:“割!”这两个字他说得极重,几乎是从牙缝里一点一点挤出来的,带着一股认命般的惊惶。于是,这一次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并没有真的割什么“尾巴”,而是直接割到了鸭脖子。当何福高亲手割掉二十多只鸭子的脖子,让前来开现场会的大大小小的干部们饱餐一顿后,他们抹着满嘴的鸭油,嘻嘻哈哈哼着各式滩簧戏的唱腔,悠然自得地离开了。那些鸭子躺在院子角落里,血流了一地,何福高的手在微微发抖,却还得蹲下来,一张一张剥着鸭毛,听着屋里传出的猜拳行令声,心里的滋味比没放盐的鸭汤还要寡淡。那寡淡里还泡着一股说不出的苦涩,从舌尖一直苦到心窝,他低着头,一下一下拔着鸭毛,像是要把那苦连同鸭毛一起拔干净,可越拔,苦味越深。
那一地鸭毛被风吹得东飘西散,像极了他这些年攒下的那一点点盼头,眨眼工夫就没了踪影。
严龙生并没有随队伍一同离开,那时他家属的户口还没转正为供应口,因此留宿在村上。到了晚上,他特意叫上自家家属,到何福高家致谢,临走还带走了三只活蹦乱跳的鸭子,这次连资本主义的“脖子”都没割。那三只鸭子仿佛还不知大祸临头,在何福高眼前扑腾着翅膀嘎嘎叫着,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又被那双无形的大手狠狠扇了一记耳光,火辣辣地疼。这疼不在脸上,在心里,比打在脸上还要难堪,还要屈辱。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三只鸭子被拎走,脚步像生了根,半晌挪不动半步,胸口却像被什么撕开了一道口子,冷风呼呼地往里灌。
在何福高清白的过往里,这是他第三次败在严龙生手下,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三个耻辱。这耻辱像一根生锈的铁钉,深深扎进他心里最软的地方,红锈顺着时间流逝一点一点化开,染红了他对那段日子的全部记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满地狼藉,弯腰的瞬间,一滴浑浊的泪珠悄无声息落在地上,很快便被尘土覆盖。那泪珠落得太快,几乎没人看见,可它落在他心里,却砸出了一个永远的坑。
这三场败仗,就像三个难以抹去的污点,深深烙印在何福高记忆的荧幕上。那污点不是浮在表面的灰尘,一擦就能干净,而是浸透了岁月的墨渍,任凭时光如何冲刷,依旧固执地留在那里,一笔一画都清晰得刺眼。每当这些记忆重新浮现,何福高就会感到心里一阵阵绞痛。那痛楚来得并不猛烈,却格外绵长,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正缓缓攥紧他胸腔里最脆弱的那根弦,让他连呼吸都不由得放轻,只能任由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在脑海中重演,避不开,也逃不掉。他就那么静静坐着,目光落在虚空中的某个点,像是看着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看,唯有微微起伏的胸膛和略显沉重的呼吸,透露出他心底那些无法言说的旧事,还在无声流淌。那旧事像一条暗河,平日里被厚厚的泥土压着,看不出痕迹,可只要稍稍一碰,便汩汩涌出来,带着一股生了锈的腥气,怎么也止不住。
第十五章
梦里他尝遍美味,享受着生活的安稳乐趣,所有苦难仿佛都已经离他远去,像被一阵风刮到了天边。
此刻,何福高空荡荡的胃正不断向大脑传递着饥饿的信号。早先它还能咕咕叫唤几声,这会儿连叫唤的力气都快没了,只剩一阵接一阵的抽搐,像有只看不见的手在里头来回绞动,绞得他心口发慌,额上直冒冷汗;空荡荡的肚子里像灌了一整夜凉风,又空又凉,连脊梁骨都跟着一阵阵发虚。他虚弱不堪,浑身提不起半分力气,胳膊腿像泡软了的稻草,搁在哪儿都嫌沉,连翻个身都要喘上半天。他昏昏沉沉躺在病床上,眼皮半睁半阖,意识时清时浊,像是随时要被这阵虚弱的潮水淹没。可就在这迷迷糊糊的当口,他却又一次做起了吃喝玩乐的美梦。他嘴唇干裂,浮着一层细细的白皮,像冬日里干裂的田埂,稍一扯动就裂开几道血口子;脸色蜡黄,黄中透着一层灰,像一张在日头底下晒久了的旧窗纸,透不出一点活气;额头挂着几颗虚汗,汗珠子黏腻腻的,顺着太阳穴慢慢往下爬,爬到哪里,哪里就留下一道凉津津的印子。整个人就像一棵晒蔫的白菜,软塌塌陷在满是霉味的枕头里,连后脑勺都像嵌进去了一般,半天不想动一下。可就算落到这般境地,他脑子里依旧不肯安分。那些关于吃食的念头,像春日里河滩上的野草,只要给一点风丝儿,就噌噌地往上窜;又像一群饿急了的蚂蚁,沿着他的血管、筋脉一路爬过来,爬到哪里,哪里便又痒又馋。
梦里他尝遍美味,享受着生活的安稳乐趣,所有苦难仿佛都已经离他远去,像被一阵风刮到了天边。他不再是病床上那个连水都咽不下的废人,而是一个肚里有食、手上有劲的汉子,浑身上下暖融融的,连脚底板都透着舒坦。他梦见自己坐在八仙桌前,那桌子漆得油光锃亮,摸上去又光又滑,桌面上还铺着一块洗得泛白的蓝布,边角压着几个豁了口的碗碟。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菜肴,热气一股一股地往上冒,细细的水珠子在空气里聚了又散,把他的脸都蒸得潮乎乎的,睫毛上像挂了一层薄薄的露。整只烧鸡油亮泛红,鸡皮绷得紧实,油汁从鸡腿连接处慢慢往下淌,滴在盘子里,亮晶晶的一小汪;奶白的鱼汤飘着葱花,葱绿汤白,热气裹着一股鲜灵灵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钻进胃里,勾得五脏六腑都跟着咕咕叫唤;还有一碗碗点心,甜咸都有,白的像雪,黄的像花瓣,有的鼓鼓囊囊,有的层层叠叠,光是看一眼,嘴里就直冒口水,舌头不由自主地舔着干裂的嘴唇。他在梦里拼命吃,筷子不停地往嘴里送,大口大口嚼,腮帮子鼓得老高,像塞了两个硬邦邦的馒头。那些味道在嘴里热乎乎地化开,油香、肉香、面香搅在一起,顺着喉咙滚下去,连胃里都跟着热了起来。他吃得很急,像怕有人来抢似的,连骨头都要细细嚼碎了咽下去,仿佛要把这些年亏欠自己的,全都一口一口补回来,把肚子里那些空落落的日子统统填满。
可惜梦总是太短,他还没来得及夹起那块红亮亮、颤巍巍冒着热气的红烧肉,筷子刚伸出去,眼前的光景便晃了晃,像水中的倒影被丢了一颗石子,碎成了片片圈圈。那些碗碟、桌椅、菜肴,一圈一圈地荡开,越荡越淡,最后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雾气,什么也看不清了。他挣扎着想要抓住那些碗碟,手指艰难地向空中伸去,嘴里还含糊地咕哝着什么,像是舍不得那口没到嘴的红烧肉。可手指却触到一片空荡荡的凉意,那凉意顺着指尖一路窜进心里,让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梦便醒了大半。可梦终究是梦,等他睁开眼,眼前还是那面灰扑扑的墙,墙角渗着水渍,水渍沿着墙皮裂开的细缝慢慢洇开,勾出奇奇怪怪的图案,像山不是山,像兽不是兽。屋里静悄悄的,静得能听见自己胸腔里那颗心一下一下地撞着,像有人从里头攥紧了拳头,擂得他发慌。空气里没有半点油香,只有一股子散不去的霉味,混着旧棉絮的气味,沉甸甸地压在他胸口。床头缺了口的碗里,依旧只有半碗凉水,水面安安静静地映着他那张瘦削的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塌陷,连他自己看了也觉得陌生,仿佛碗里盛着的是另一个人的魂儿,又老又倦,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苦相。他盯着那半碗水看了好一会儿,水里的人也一动不动地回望着他,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有声音。他闭上眼,喉咙上下动了动,把碗沿凑到唇边,小心地抿进一口凉水。那水寡淡无味,凉得牙齿根子发麻,在嘴里含了片刻,却怎么也咽不下去,像是一块又冷又滑的石头堵在嗓子眼里。他试了又试,那水还是在喉咙口打着转,滚不下去,反倒逼得他眼角一阵发潮。他只好停住,半晌,才在心里叹了口气,想,连水都嫌他命苦,故意卡在嗓子眼里不肯下去。
河头镇上流传着一段脍炙人口的物产歌谣,其中两句格外出名:“蟹黄馒头鸭浇面,黄雀青鱼白壳虾。”这两句词儿,单是听人念上一遍,便觉得满嘴鲜香——蟹黄馒头掰开来,黄澄澄的蟹油直往外冒;鸭浇面上卧着一层油亮亮的浇头,汤浓面滑;黄雀、青鱼、白壳虾,哪一样不是水乡里活蹦乱跳的鲜灵物产。这几样特产全产自何福高家乡的长荡湖。照理说,守着这样一方出产丰饶的水土,日子总该比别处宽裕些,何福高的老家本不该这么穷。可偏偏,这些鲜灵灵的吃食只在歌谣里热热闹闹地活着,到了他跟前,却只剩床头半碗凉水,映着一张瘦得脱了相的脸。长荡湖的湖面宽阔辽远,一眼望过去白茫茫一片,水天相接,分不清哪里是湖,哪里是天。湖风一吹,满湖的水波层层叠叠,从远处缓缓推过来,拍在岸边又碎成一片细密的水花,发出哗哗的轻响。湖里的水草长得格外茂盛,一丛丛、一簇簇,在浅水里随着水波轻轻摇晃,把湖底遮得严严实实。正因为水草丰茂,鱼虾蟹贝样样齐全,湖里的出产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春天一到,螺蛳长得肥美,壳薄肉厚;夏天水暖,青壳大虾活蹦乱跳,伸手一捉就是一只;到了秋天,菊花黄时,湖蟹最是膏满黄肥;冬天湖水渐冷,湖里的青鱼反倒肉厚脂满,切成段炖一锅,满锅都是油花。按理说,守着这么一座聚宝盆似的湖泊,镇上人总该能过上丰衣足食、不愁吃穿的日子,可现实偏偏事与愿违。丰富的自然资源本应是生活的保障,像一床厚实的棉被,把苦日子挡在外头;可那几年兵荒马乱,到处不太平,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一层一层地摊派下来,压得人喘不过气。就算满湖都是金银,也架不住这么一层又一层地搜刮,何况湖里出来的到底只是些鱼虾蟹贝,换不来多少现钱。再加上天灾不断,水涝旱灾轮番来袭,不是今天淹了地,就是明天旱了田,地里庄稼收不上来,湖里鱼虾也打不着,日子自然一天天紧巴起来,饭桌上的碗越来越空,肚子里的油水越来越少。何福高看着歌谣里提到的这些美味,有时候也纳闷:明明好东西都出在眼皮子底下,怎么自己就总是够不着呢?他想起小时候,湖边的水还清得能看见水底的沙砾,一粒一粒,白亮亮地铺在水底。他赤着脚在浅水里摸螺蛳,脚底踩着凉丝丝的沙土,一弯腰、一伸手,就是一捧螺蛳;再摸一捧,又是一捧。拿回家用清水养上半天,让螺蛳吐净了泥沙,再配上几瓣拍碎的大蒜,用大火一炒,只听得锅里嗤啦一声,满屋子都是鲜香,那香味浓得能从门缝里钻出去,半条巷子都闻得见。那时候长荡湖慷慨得像一位母亲,什么好东西都舍得往外拿,从不问人要回报。可后来世道变了,湖还是那片湖,水还是那些水,鱼虾却好像也学乖了,躲进深水里再不肯轻易露面。他便愈发觉得,那歌谣里唱的哪里是特产,分明是另一种他永远够不着的光景。
这几样让人垂涎的特产,何福高却很少有机会尝到。它们明明年年都从湖里出来,一筐一筐地摆在集市上,可到了他跟前,就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纱,看得见,摸不着。这情形,就像民谣里唱的“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满肚子的无奈和辛酸。他这一辈子,修过房盖过屋,给别人家砌墙、上梁、铺瓦,手里的大铲不知道磨秃了多少把,可自己却从没住过一砖一瓦的新房,一直住在那间低矮潮湿的老屋里,风来透风,雨来漏雨。他纺过纱织过布,摇过纺车,也踩过织机,可身上穿的却总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那些自己织出来的好布,全都送到别人身上去了。这世道好像偏要和人作对:越没有的东西,越要在你眼前晃;越吃不着的美味,越把人馋得心头发慌。何福高是养鸭能手,却从没吃过一口正宗的鸭浇面。他养了一辈子鸭子,清楚什么时候该赶鸭下水,什么时候该喂食,什么时候该收进棚里避风,又该在哪个季节给鸭群换水、垫草。他养的鸭子个个肥壮,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拍起翅膀扑棱棱响,下的蛋又大又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可偏偏那碗用鸭汤做的面条,他一辈子都没正经吃过一回。他每天看着那些鸭子在水里扑腾,看着它们抖落一身水珠、在岸上昂首挺胸地踱步,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些鸭子浑身上下都是宝——鸭肉能炖汤,鸭蛋能腌咸,鸭绒能絮被子。可这些宝,到头来都是从别人嘴里换回几个铜板,再换成粮食和油盐,艰难维持着生计。他灶台上不是没有过鸭肉,那是替人家宰杀时剩下的头脚杂碎,他拿回来炖了一锅汤,汤色浑浊,香气也淡,跟歌谣里说的那个味儿差得远去了。鸭浇面能写进物产歌谣里,绝非没有来由。用鲜美的鸭汤调上佐料,浇在过了凉水的面条上,再摆上几块肥而不腻的鸭肉,这就是鸭浇面。汤是它的魂,面是它的骨,鸭肉是它的筋,三者配在一块儿,浓郁鲜香,口感滑嫩,令人垂涎欲滴。光是听人描述,就能在脑子里想出那碗面的模样:汤汁乳白,面上飘着几点油花、几粒碧绿的葱花,鸭肉炖得酥烂,筷子轻轻一拨就脱了骨,面条筋道爽滑,吸溜一口,连汤带面吞进嘴里,鲜得人眉毛都要掉下来。没吃过的不知道其中滋味,吃过的,就算打三个巴掌也舍不得放下碗,这话一点不假,足见它的魅力有多大。
那一年愣头青田根豆和人在磕婆桥下打赌,这一幕何福高亲眼看见了。那天午后,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桥下的石板路,石板被晒得发烫,人从上面走过去,鞋底都像要粘住似的。几个闲汉聚在一起,有的蹲在桥墩边,有的靠在石栏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约好的赌注是一个巴掌换一碗鸭浇面,田根豆硬逼着对方连打他三个巴掌。田根豆素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浑人,为了吃,什么脸面都豁得出去。对方一开始以为他说笑,也就半真半假应了,嘴角还带着几分玩笑的意思。谁知田根豆把脸一伸,梗着脖子大喊:“来来来,你打!打一下我吃一碗!你不打就是乌龟王八蛋!”当着众人的面,话已经说绝,对方下不来台,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好抬起手,噼里啪啦结结实实打了他三个巴掌。那巴掌掴在脸上火辣辣地疼,脆响连片,连站在远处的何福高都听得真真切切。可田根豆非但不躲,反倒咧着嘴笑,仿佛那三个巴掌不是打在他脸上,倒像是给他挠痒痒似的。就这么着,他连吃了三碗鸭浇面。吃完揉了揉肚子,意犹未尽地咂了咂嘴,还说没吃饱,要对方再打三下。这话一说,吓得对方转身撒腿就跑,连头都不敢回。田根豆对着那人的背影喊了两声,没人答应,便大大咧咧回了村。回村后他到处吹嘘,说自己今天吃了三大碗鸭浇面,足足花了一块五角钱。一块五角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够买好几斤猪肉了。他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横飞,那三碗面好像不是吃进了肚子,反倒变成了满身的荣耀。这话惹得村里小伙子们直咽口水,羡慕得不行,一个个夸田根豆福气好,还把活了四十岁从没吃过一碗鸭浇面的何福高狠狠奚落了一番。何福高听着,脸上虽然还挂着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一阵、涩一阵、苦一阵,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也在心里暗暗描摹过,那三碗鸭浇面,汤浓面劲,鸭肉酥烂,自己要是也能端着那样一只大碗,坐在长条板凳上,把脸埋进碗里吸溜个痛快,那该是怎样一番光景啊。可这样的光景,想一想也就够了,想多了怕睡不着觉,怕心里那点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馋虫,又活泛起来,搅得他不得安宁。于是他把那些念头统统摁下去,像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硬按回水里,面上仍旧笑眯眯地听田根豆吹牛,仿佛自己也跟着沾了光似的。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一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那碗面的样子。汤的乳白、面的筋道、鸭肉的酥烂,一样一样在眼前转。想着想着,嘴里竟泛起一丝甜津津的涎水来,他翻了个身,把那口涎水咽下去,心里却像空了一块似的,怎么也填不满。
据说关于这鸭浇面,还流传着不少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出自老辈人之口,一代一代传下来,像陈年的酒,越放越有味道。可惜清河镇那些能写会画的人,至今都没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提起足够重视,那些故事就像散落在河滩上的珠子,一颗一颗埋在泥沙里,没人弯腰去捡拾。它们只能顺着流水,被浪花推一推,又被沙石磨一磨,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然把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搜集起来,足够编一本《清河镇土特产传说》专辑,那该是厚厚的一本,里面装满了一代代人的记忆。何福高有时候坐在桥头晒太阳,暖洋洋的日头照在背上,整个人都懒懒的。他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心里也不免犯嘀咕:这些后生们只晓得鸭浇面好吃,闻着香、吃着鲜,却不知道这一碗面里藏了多少老人嘴里的旧事。那些旧事,就像老屋墙上的灰皮,风一吹就掉一片,再过些年,怕是连影子都找不着了。他自个儿文化不高,提不动笔杆子,手心里只有握惯了农具的老茧,哪里写得出什么文章?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故事从耳边溜走,就像看着自家院里的枣子熟透了落在地上,又烂进了泥里,觉得可惜,却也无可奈何。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讲道,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乔装改扮,云游天下,专拣民间好吃的东西吃,专挑民间好玩的地方玩。有一日,他来到长湖畔的清河镇上,饥肠辘辘之时,肚子里咕咕乱叫,腿脚也有些发软。原来皇帝也有饿肚子的时候,何福高每每想到这儿,心里竟一阵开心惬意,说起来倒是他这点小人物的小心思,把旁人的苦楚,当成了自己的乐子。那故事接着说,乾隆正饿得发慌,忽然见一位妇人正在灶头上下面条,锅里放了许多鸭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乾隆连忙拱手问道:“敢问大嫂,你这是什么面?”那妇人连忙施礼答道:“客人有所不知,这是本镇有名的鸭浇面。”
乾隆一听,心里先是愣了愣,继而暗自称奇:我走遍天下,吃过阳春面、拉面、沃面、辣面、凉面,从没听过什么鸭浇面,今天不妨吃上一碗尝尝。于是他双手一拱,向妇人恳求道:“哎呀!大嫂,我已经三天没沾米粒,正饿得厉害,大嫂要是能救我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妇人见他饿得难挨,脸色发黄,脚步虚浮,心里一软,就把自己的一碗面条送给乾隆吃了。谁知乾隆不吃便罢,一吃之下,只觉得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越发馋不可耐,再三恳求妇人再给一碗。
妇人无奈,只能把自己丈夫那碗面,也送给乾隆吃了。乾隆吃完,一手递碗称谢,一手伸出来还要。那妇人说:“客人有所不知,这第三碗鸭浇面,原本是给我婆婆吃的,要是给您吃了,我就要担个不孝的罪名了。”乾隆既已吃上了瘾,尝过了这叫人难忘的美味,又怎么肯轻易罢休?要知道,他本就是个对美食爱到骨子里的“好吃鬼”啊!那碗面的滋味就像一根无形的钩子,牢牢勾住了他的舌头,叫他怎么也挪不开脚离开。他站在灶台边,一会儿作揖一会儿打躬,嘴里说尽了好话,一会儿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会儿许诺“日后定当厚报”,翻来覆去,不过是想再讨一碗面解馋。这位大嫂本是本分人家的媳妇,一边要顾着丈夫和婆婆,又不好把饿成这样的过路人硬赶出去,一时间左右为难,满脸都是犹豫。
他再三纠缠,迟迟不肯离去。这时大嫂的婆婆闻声出来,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开口说道:“出门在外的人,总会遇上这样那样的难处,你就让他吃了这碗面吧。”老人家说话慢条斯理,却带着不容违抗的慈祥与宽厚。她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的人多,经过的事也多,知道异乡人在外讨一口吃食的不容易,便做主把本该属于自己的那碗面条让了出来。大嫂听后,虽然有些无奈,也只能答应了。乾隆顿时喜出望外,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一般把那碗鸭浇面吃了个干干净净。吃完之后,他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那位慈祥的老婆婆连磕了三个响头。那三个头磕得实实在在,额头都碰出了声响,足见这位天子心中那份真切的感激。
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特意在皇帝磕头的地方修了一座小石桥,取名“磕婆桥”。这座桥一直矗立在那儿,直到日寇入侵时才被炸毁。镇上年纪大的老人,还多少记得桥原先的模样:桥由青石砌成,桥洞是半圆形,映在水里正好凑成一轮满月。桥面上人来人往,桥下船来船往,见证了数不清的热闹年月。后来战乱,炮弹落在桥边,轰隆一声,好好一座桥塌了大半,剩下的几块残石,也慢慢被荒草盖住了。可鸭浇面和磕婆桥的故事,却像桥下的流水,一直缓缓流淌着,口耳相传,也传到了何福高的耳朵里。
由此可见,何福高对这碗鸭浇面的渴望,并非无端而起,而是有着深厚的渊源。这渊源里有儿时湖边的鲜香记忆,有后来日子的艰难苦楚,有田根豆当众吃面的热闹场面,也有乾隆皇帝与磕婆桥的传说。更何况他此刻饥馋交加,心头的念想一直按捺不住,也就越发对这碗鸭浇面充满向往。越是吃不到的东西,心里就越是惦记;越是惦记,那滋味就越鲜活生动。他仿佛能看见那乳白的鸭汤,能闻见扑鼻的香气,甚至能感觉到面条滑过喉咙时,那股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可这一切,终究不过是梦里的幻想罢了。
满足了口腹之欲,接下来自然要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人活着,光吃饱喝足还不够,总得有些别的东西来填补心里的空处。肚子填饱了,心里若是空落落的,照样觉得日子没滋没味。何福高虽然没什么文化,却也懂这个道理:吃饱了肚子,总还想听一段好戏、看一场热闹评书,给干巴巴的日子添上几分滋味。他这辈子活到现在,没享过什么大富大贵的福,可也正因如此,他对这点平凡的热闹格外珍惜,就像干渴的人盼着雨水,一点一滴都像是上天的恩赐。
那么何福高打算去哪儿寻这份乐趣呢?这辈子,除了爱吃,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听书看戏。他没什么别的嗜好,烟抽得不多,酒也喝得少,唯独对书坊茶馆里传出的说书声、唱戏调,怎么听都不腻。在他看来,说书先生嘴里的英雄好汉、才子佳人,戏台上咿咿呀呀的唱腔,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掀开门帘就能暂时忘掉眼前的烦忧。所以,他梦里的第二个计划,就是去东门的民乐书坊,一边品茶,一边听那韵味悠长的评书。
江南地区茶馆星罗棋布,大小乡镇的街头巷尾,但凡像样点的街道,总能找到一家或大或小的茶馆。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上街进城走了半天,腿脚乏了,嗓子干了,总免不了找家茶馆坐下,品一壶香茗,歇一歇身子,顺便听几句闲话。茶馆大多临街开设,门面不大,有的只开一扇半旧的门板,门口挂一块褪色的布幌子,内里却别有洞天:几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桌上一把茶壶、几只茶碗,水汽袅袅升腾,热气在屋梁底下慢悠悠地打着转,空气里弥漫着茶叶混着瓜子的香气,清苦里透着焦香,直往人鼻子里钻。有人高声谈笑,嗓门大得能震下房梁上的灰;有人靠墙根闭目养神,脑袋一点一点打盹;有人吧嗒吧嗒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有人咔嚓咔嚓嗑瓜子,瓜子壳在脚边落了一地,闹哄哄的,却又有种说不出的安适自在。这热闹里透着亲切,嘈杂中含着烟火气,就像自家堂屋一样让人自在,任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只要往这板凳上一坐,心里那根绷着的弦便松了。
尤其是有点脸面的乡下人,进了城就爱呼朋唤友,到茶馆歇脚。他们往往穿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衣角抻得平平整整,领口袖口不见半点灰星,腰里别着旱烟袋,烟荷包随着步子一晃一晃,迈着方步走进茶馆,大嗓门招呼茶博士添茶续水,那神气,仿佛进了茶馆,就成了半个城里人似的。一壶茶泡开,话匣子也就跟着泡开了,东家长西家短,南来北往的消息,就在这热气腾腾的茶水里流转开来,像水面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荡出去,从这张桌子荡到那张桌子,从这双耳朵流进那双耳朵。
要是遇上矛盾纠纷,或是谈生意时双方谈不拢,人们也往往会选去茶馆坐下,一边品茶一边商量,这种方式被形象地称为“吃讲茶”。不过真正的“吃讲茶”还不止于此,它更像是在茶馆里开的一场小型“官司”,用来调解民事纠纷,而这场“官司”的“主审官”,往往是乡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些人未必有什么官职,可在乡亲们中间威望极高,说话办事公道正派,大家都信服他们。他们没有什么官架子,也不必敲惊堂木,只需要端着那只旧茶碗稳稳当当地坐在上首,整个场子自然就安静下来了,方才还叽叽喳喳的人声,转眼便低了下去,连嗑瓜子的脆响都歇了。双方当事人各说各的理,再由这位长者公正裁决调解,该调和的尽力调和,该批评的绝不姑息,整个过程严谨庄重,半点儿都马虎不得。长者坐在上首,端着茶碗,慢条斯理听着双方申辩,时不时捋捋胡子,皱皱眉头,等两边都说完了,才放下茶碗,一五一十分析开来。话说得合情合理,句句都落在人心坎上,叫人想反驳都找不出话来。这种“吃讲茶”的威力和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官府衙门的刑律判决。在茶馆里经“讲茶”定下的事,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反悔推翻,权威性可见一斑。毕竟大家都清楚,一旦在“讲茶”上落了话柄,传出去就是一辈子的事,以后再想在乡里抬头做人,可就难了。
当然,何福高今天特意来茶馆,并非为了“吃讲茶”,而是另有更重要的目的。除了要和来自增加圩村的何松老汉,细细商谈买鸭子的数量、价格这些具体事宜之外,他此行主要就是想来痛痛快快享受听书看戏的乐趣。说白了,他就是抱着休闲玩乐的心态来的:生意的事,谈成了自然好,谈不成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能在书坊泡半天,听说书人把一段段旧事讲得绘声绘色,给平淡的日子添点活气。他也想学那些城里的体面人,端一碗茶,半眯着眼,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愁,只管让那些故事把心带得远远的,哪怕稍纵即逝,也够他回味好些天了。他往那长板凳上一坐,整个身子便松快下来,仿佛屋外的风霜、路上的尘土、买卖里的算计,都叫这一碗热茶给冲得淡了。
俗话说得好:“编戏的是骗子,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呆子。”可何福高偏偏心甘情愿当这个“傻子”。他觉得这辈子傻一点笨一点都没关系,只要能在戏文里寻到片刻欢喜,就值了。想当年,他还是个在大人腿边钻来钻去玩耍的黄毛小儿,就常常骑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跟着进出各类书坊茶馆。那时候他个子矮,什么都看不见,骑在父亲脖子上,双手抱着父亲的头,居高临下地看台上的热闹。父亲一边走一边和熟人打招呼,他就在上面东张西望,觉得什么都新鲜有趣。父亲的肩膀宽阔而稳当,他就高高踞在那上面,仿佛一下子成了全场最高的看客,台上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瞧得真真切切。台下的喝彩声、嗑瓜子的脆响、茶壶盖碰着碗沿的叮当声,混杂在一起,像一曲热热闹闹的乡间小调,从那以后就烙在了他的记忆里,再也抹不掉。那曲调不是从耳朵进去的,倒像是从头顶一直灌到了脚底,叫他往后多少年里,一听见茶壶响、一闻见瓜子香,心里便跟着活泛起来。
这些地方本就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处,形形色色的人物应有尽有,既藏着人间智慧的精华,也掺着不少社会糟粕,实实在在是一座生动的社会生活大课堂。何福高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和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分得清多少好坏是非。他听过慷慨仗义的侠客故事,也见过阴险狡诈的小人行径;听过英雄豪杰的传奇,也听过鸡鸣狗盗的杂谈。这些东西像水一样渗进他的骨头里,让他多了几分精明,也保留了几分憨直。别人看戏看的是热闹,他看戏看出的是世道人心;别人听书听的是情节,他听书听出的是人生百态。虽说他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可遇事心里自有分寸,既不轻易吃亏,也不肯昧着良心去占便宜,这大约就是茶馆书坊给他的另一重滋养。
记得那时候,小河头村有个说书先生叫严瞎子,在书坊里可是鼎鼎有名。一部《三国演义》,他能洋洋洒洒讲满三个月;讲武松斗杀西门庆,从楼梯上杀到楼梯下,情节跌宕起伏,居然整整三天三夜都没讲完。严瞎子其实不是天生眼瞎,据说年轻时害了一场大病,眼睛就看不见了。可不知怎么,眼睛坏了之后,他的记性反倒好了起来,书里的故事,就像一颗颗刻在脑子里,张口就能滔滔不绝讲出来。他声音洪亮,说到紧要处猛地一拍醒木,能把满屋子的人都吓一跳;说到悲愤处,声调又沉下去,带着一股子苍凉,叫听的人心里也跟着发酸。经他一说,关公的红脸、张飞的黑脸、诸葛亮的羽扇纶巾,都活生生地站在了听众眼前,仿佛一伸手便能摸到那戏文里的衣袍。他虽盲于目,却明于心,那些故事里的英雄豪杰仿佛都活在他心里,借着他的嘴走出来,在堂上站成一段一段有声有色的传奇。台下的人听得入了神,连手中的茶碗都忘了端,瓜子也忘了嗑,只盯着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生怕漏掉半个字。
严瞎子只有一个儿子,叫严龙生,从小就牵着父亲的手来茶馆讨生活,因此和何福高自幼相识。那时候严龙生年纪还小,瘦瘦小小的,一双眼睛却很机灵,总是怯生生跟在父亲身后,半步也不敢离开。何福高见他可怜,时不时会给他买块烧饼,或是抓一把花生米塞他手里。只是严龙生比何福高小了七八岁,两人终究没成至交好友。可那份少年时的交情,就像一粒埋在土里的种子,虽没开花,却也在各自心里留着一点淡淡的根,等到多年后再想起来,仍能觉着那一点若有若无的暖意。
可说到底,何福高心里头攒下的那些民间艺术养分,全都是在书坊茶馆的熏陶里慢慢攒下来的。那些唱词、戏文、评书段子,像一颗颗种子,落在他心头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生根发芽。他虽然自己不识字,也说不清那些故事的来龙去脉,可那腔调、那韵味、那节奏,早就融进了他的血液里。有时候心情好、兴致高了,他就会忍不住捏着嗓子,模仿京剧《玉堂春》里苏三的京腔,怪声怪气地哼上几句:“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口心自伤,过往的君子听我言……”那声音虽然带着几分戏谑和夸张,却也不失为一种对传统艺术的独特致敬。他唱的时候,总是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一只手还在空中比划着,仿佛自己真的成了戏台上穿红戴绿的苏三。可那调子从他嘴里出来,却七拐八弯,忽高忽低,像是喝醉了酒的鸭子,摇摇摆摆,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他毕竟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训练,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因此从来没法把一整支曲子完整唱完。往往开头几句还像模像样,唱到中途便走了调,到最后索性信口胡编,把原来的词儿忘得一干二净。不仅如此,他的唱腔也总是走样变调,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常常逗得听众捧腹大笑、忍俊不禁,有时笑得太过剧烈,甚至会抹下一把混着眼泪和鼻涕的水来。他那女人每次一听他唱戏,总会忍不住调侃道:“又跑调了,这次直接跑到山里去了!”这话虽说是玩笑,却也道出了实情。何福高的调门,确实能跑到九霄云外去,把好好的一支曲子唱得面目全非。可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反倒唱得更起劲,仿佛那跑调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在他看来,唱戏嘛,图的就是个痛快、图的就是个乐呵,又不是真要登上台去与名家较个高低。调子跑多远不要紧,要紧的是自个儿心里舒坦,旁人听着也欢喜,这就够了。于是他那不走调的“走调歌声”,倒成了四邻八舍心照不宣的一桩乐事,哪天没听见,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
我想,要是何福高能和陈佩斯、赵本山走到一起,同台演出,说不定名气比他们还大!他那天生的一股子喜感,那浑然天成的幽默,那不拘一格的表演,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打磨,却能让人发自内心地笑出来。这世上的喜剧演员,有的靠技巧,有的靠天赋,何福高大约属于后者。他不刻意,不造作,一举一动都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鲜活,叫人看了忍不住嘴角上扬。这种人天生就是快乐的源泉,哪怕自己穷得叮当响,也能把日子过出一片欢喜来。
何福高之所以会频繁光顾茶馆,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眼福和耳福。毕竟,他的名字就叫福高,哪能有机会享受福分,却白白放过?那岂不是和没有福分的人一样了吗?他常说自己叫“福高”,这名号是老天爷赏的,享福的事儿,一件都不能落下。一碗茶、一段书、一出戏,在旁人眼里或许算不得什么,可在他心里,这便是顶顶实在的福气了。他常常独自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旱烟袋,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一边在心里翻来覆去琢磨:人这一辈子啊,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没几天舒坦日子,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风里来雨里去,土里刨食,汗珠子摔八瓣,好不容易才在苦日子里寻着一点乐子,要是不赶紧伸手抓住,那才叫傻呢。他觉得自己不是想不开的人,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哪怕只在茶馆里坐半日,泡一碗粗茶,听几段热热闹闹的书,扫几眼花旦水灵灵的眉眼,那日子便仿佛镀上了一层亮光,整个人浑身上下都透着光彩。他常想,人活着图个什么呢?不就是图个心里舒坦吗?若连这点乐子都守不住,那这一辈子的苦,可就算白吃了。
然而,何福高毕竟是在睡梦中来到茶馆的,这背后还有一个让他有点难以启齿的原因。说起来,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荒唐,有些不好意思。每当何福高回想起这件事,总会感到一种三魂飘飘、七魄荡荡的奇妙感觉,仿佛整个人都轻飘飘踩在云朵上,脚下无根,心里却软绵绵麻酥酥的,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在轻轻扯着。那一年,海珠妈妈去世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再也没人管着他、束缚着他,他反倒觉得空落落的,多了大把空闲时间。白天守着空荡荡的屋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耳边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灶上水壶的响动,他便常常来这茶馆吃茶看戏,一来二去,倒成了茶馆的常客。
正巧那时,那位腰细身匀的花旦小姐,刚刚和家里那个毫无艺术细胞的丈夫离婚。听说那个男人只知道闷头种地,连一句戏文都听不懂,更不懂欣赏花旦的身段唱腔,两个人过不到一处,最终分道扬镳。有人见何福高常来茶馆,又是孤身鳏夫,便极力在他和花旦小姐之间撮合,想促成一段好姻缘。何福高表面上连连摆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人家那么年轻漂亮,又是戏台上的角儿,唱念做打样样在行,怎么会看上自己这个土里土气的老头子?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可他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像喝了半碗温吞米酒,微微泛着热意,又像春风拂过心尖,痒痒的,麻酥酥的。他嘴上说着不敢当,脚却像被茶馆的锣鼓声勾着,一趟趟往那儿跑,一天不去,心里就空落落的,像丢了魂似的。至于这桩说媒的事后来结果如何,那便是后话了。
何福高起初也被说动了心,私下琢磨,自己孤身一人过日子,确实缺个洗衣做饭的伴儿。可一来家中贫困,刨遍了地也掏不出半个铜板,连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不敢轻易应诺;二来后来又听人说那花旦小姐水性杨花,生性轻浮,今天跟这个眉来眼去,明天跟那个打情骂俏,说何福高根本消受不起,劝他趁早打消这不切实际的念头。这些话传到他耳朵里,就好比寒冬腊月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从脑门一直凉到脚后跟,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意。他夜里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想:自己穷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有人愿意搭伙过日子,按理说是件好事,可偏偏这好事里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蹊跷。他越想越心里发虚,越想越觉得这门亲事像飘在半空的风筝,看着好看,哪知道一阵风来就吹断了线,到时候摔得粉身碎骨,连哭都来不及。
可对这些流言蜚语,何福高并不以为然,他觉着,女人家没个男人陪着怎么行?男人不在跟前,自然要出去寻些依靠,这话虽说粗陋,倒也透着他心底的憨直。他觉得只要两个人真心实意过日子,外头那些闲言碎语大可不必放在心上,日子是自己过的,又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可偏生一件事,让何福高彻底打消了念头。这是他私下从何松那儿听来的消息:原来这位年轻的花旦小姐,曾是公社副主任严龙生的相好。说有一回,她的男人撞破了两人的事,气不过却又不敢告发严龙生,最终只能选择和她离婚了事!何松说这话时压着嗓门,神神秘秘凑在何福高耳边,生怕隔墙有耳,声音低得像蚊子叫,可听在何福高耳朵里,却像一根根细针,直直扎进他心里。他愣了好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这个消息让他震惊不已,也让他彻底退了却。先前心里那点热乎的盼头,这一刻就像被人一脚踩灭的火星,连一缕烟都没剩下,只剩满心冰凉。他暗自庆幸,幸亏自己没稀里糊涂应下这门亲事,要是真把这花旦小姐娶进门,往后在河头镇,他何福高还能抬得起头做人?怕是走到哪儿都要被人戳脊梁骨,笑他是缩头乌龟。
何福高猛地倒抽一口凉气,只觉得胸腔里那颗心怦怦直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心中惊呼:“妈呀!怪不得她肯跟我凑合,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竟是想让我当她的挡风牌!”他越想越后怕,脊梁骨上仿佛有一股冷风嗖嗖往上窜,顺着后背一直爬到后脑勺,连头皮都发麻了。那花旦小姐平日里对他笑得甜甜蜜蜜,眼波一转一转,说话还带着几分亲昵,原来都是做给人看的幌子。她哪里是真心要跟他过日子,分明是想借他这把身子,挡住严龙生那尊大佛的阴影。何福高虽说穷,可穷人有穷人的骨气,人穷志不能短,他万万不肯做这种替人遮风挡雨、还要戴绿帽子的蠢事。他不禁暗自骂道:“他娘的,真是险些栽在这女人手里,差点儿就稀里糊涂做了乌龟王八!真是晦气透顶!晦气透顶!”他一边骂,一边用力啐了一口唾沫,仿佛要把满嘴晦气都吐得干干净净,连带着那点残存的念想一同吐出去。想到这里,他赶紧用力捏灭了旱烟锅,试图让自己清醒过来,也彻底打消了续弦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像是从一口深不见底的泥潭边上,硬生生收住了脚,只差那么一点点,再往前迈半步,恐怕这一辈子都要陷进去,再也爬不上来,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然而,那位花旦小姐却似乎不打算轻易放过他。她常常有意无意走过来,手里捏着一条花手绢,在他跟前晃来晃去,跟他闲聊几句,亲昵地叫一声“福高哥”。那声音又软又糯,像是泡过蜜水,听在耳朵里,不由得让人心里一颤,仿佛被小猫爪子轻轻挠了一下。何福高明知这女人心术不正,可又拉不下脸冷言冷语赶她走,毕竟人家笑脸相迎,自己总不好翻脸不认人,只好敷衍着应几句,能躲便躲,能避便避。每当这时,她的眼波就如同一条无形的套马索,看似轻飘飘丢过来,毫无着力之处,可拉回去的时候,早已悄无声息勾住了何福高的心。何福高自己也说不清楚,那眼波里到底藏着什么勾魂摄魄的东西,明明知道她的底细,明明心里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中圈套,可那眼波一过来,他这颗心就不由自主跟着翻腾起来,像投了石子的水面,一圈圈荡开涟漪。
何福高被这眼波搅得心神不宁,白天做事心不在焉,仿佛魂魄早就飞离了躯壳,连喂鸭子都走神,差点把饲料倒进池塘;到了夜里更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仿佛心被那眼波勾走了,整日整夜魂不守舍备受煎熬,差点儿就被这花旦小姐勾去了半条老命!他夜里望着黑漆漆的房梁,心里又恨又恼,恨的是自己不争气,恼的是那女人手段高明。他明知道前面是火坑,可那股热浪一阵一阵扑过来,烤得他浑身燥热,几乎把持不住,只得把被子蒙在头上,在心里念几遍海珠妈的名字,才勉强压住那股邪火。
要不是海珠妈那股刚直的魂魄一直守护着他,劝他别再去嘈杂的茶馆沉迷听书看戏、消磨光阴,何福高说不定早就成了人人唾弃的乌龟王八蛋,彻底丢了做人的尊严和骨气。海珠妈对他的深爱,就像一道坚固的防线,好几次把他从堕落边缘拉了回来。她生前虽是个妇道人家,性子却刚烈得很,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半分腌臜事,如今人虽不在了,那股正气却还留在屋里,留在何福高心上,像一尊看不见的守护神,叫他千万别做辱没门风的事。何福高每当心旌摇荡的时候,眼前不由得就会浮现出海珠妈严肃的脸庞,耳畔响起她句句叮咛,那些话仿佛还带着温度,一句一句敲在他心上。他心头那股邪火,便像是被一场大雨浇得透湿,渐渐熄了下去,只剩袅袅青烟,散在夜色里。他有时候想,海珠妈怕是在天上看着他呢,要是自己真做出那等糊涂事,只怕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
时光荏苒,日子像村前不紧不慢的流水,一天天往前淌,看着平平常常,可落在何福高身上,却是一天一个模样。如今的何福高,早已经和往昔大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成天耷拉着脑袋、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穷汉,靠着一股坚韧不拔的韧劲和一双勤快不知疲倦的手,踏踏实实做起了养鸭卖鸭的营生。他不光把一群鸭子养得油光水滑,还琢磨着加工皮蛋和板鸭,把这份旁人眼里不起眼的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每天天不亮他就起身拌饲料、清鸭舍,拌饲料的木盆比他胳膊还沉,可他端起来却轻快得很。粗粝的大手在水里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塞满了泥,指节上的裂口被冷水一浸,隐隐发疼,可他干劲十足,半点儿不觉得苦。他琢磨着怎么把鸭子养得又肥又嫩,琢磨着怎么把皮蛋腌得蛋黄流油,琢磨着怎么把板鸭熏得香气扑鼻,连夜里做梦都在想这些门道,翻个身嘴里还念念有词。才半年时间,他就净挣了四五千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在队上干满一年,都未必能攒下几百块钱。何福高把这些钱一张一张数了又数,数完叠得整整齐齐,摩挲着手里的票子,心里那股踏实劲儿,比这辈子吃过的任何一顿饱饭都舒坦。他终于摆脱了当年穷困潦倒、被人瞧不起的穷酸模样,挺直了腰杆,脸上洋溢着自信和骄傲。走在河头镇的街上,如今的何福高,早已不是那个缩着脖子贴墙根走路的穷汉,而是昂首挺胸、逢人便笑着打招呼的何老板了。街坊邻居见了他,也都换上一副笑脸,老远就招呼他“何老板”,这声称呼落进耳朵里,甜得他心窝子发暖,就像喝了一碗加了糖的热米粥。
这一回,他踏进熟悉的茶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为了蹭茶听书遭人白眼的落魄汉,此番他是要慷慨解囊,给曾经一同在茶馆消磨时光的老哥们,都付上一碗热茶钱。他不单要给自己付茶钱,还要包下整间茶馆的茶钱,就是要叫在场所有人都看看,他何福高如今的风光和气度。他在桌边坐定,端起茶碗,轻轻吹开浮在水面的茶叶,呷了一口,只觉茶香沁入心脾,比往日任何一回都要香醇。他就是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绝不是那种斤斤计较、抱着铜钱抠眼的小气鬼!他何福高挣了钱,不单单只往自己腰包里揣,更要叫街坊邻居瞧瞧,他是个重情重义、好脸面的汉子,有钱了也不忘本,照样能和老哥们热热闹闹坐在一起喝茶听书。他抬眼四下打量,茶馆还是那间茶馆,桌椅还是原来的桌椅,连墙上年深日久的水渍、柜台后头的旧茶壶都没变样,可他坐在这里的心境,却和从前天差地别。从前是低三下四蹭茶喝,如今是堂堂正正做东道,这中间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也叫你们开开眼看看,我何福高今非昔比了!”他在心里暗暗笑着,那份得意和自豪早就溢满了心头。他忍不住想象,那些从前瞧不起他、对他翻白眼说风凉话的人,如今听说他包下整间茶馆,该是何等吃惊的模样,怕是眼珠子都要惊得掉出来吧。想到这儿,他只觉得心里比喝了蜜还要甜,浑身的骨头都轻飘了几分。他虽说没把得意挂在明面上,可眼角眉梢里藏不住那股喜气,连端茶碗的手指头都微微翘着,满满都是扬眉吐气的劲儿。他慢慢放下茶碗,掏出烟袋,慢悠悠装好一锅烟点上,吸一口喷出一团白烟,烟气袅袅升起,消散在茶馆的喧闹里。他望着那烟气,仿佛看见自己这些年的光景,从苦到甜,从暗到明,心里不由得涌起万千感慨。
夜深人静,何福高躺在床上,身子明明疲惫得不行,脑子里却像翻江倒海一般,半点也平静不下来。他回想自己这一辈子,在严龙生的强势压迫下,吃过无数亏,受遍了人间的屈辱和磨难。那些年,他就像一只被碾进泥里的蚂蚁,再怎么挣扎也翻不出人家的手掌心,只能趴在地上,仰望着对方高高在上的身影。他想起那年被严龙生当众呵斥的场景,想起一桩桩不公正的待遇,想起自己咬着牙忍着气,把一肚子委屈全咽进肚里的日子,心头不由得涌上一股酸涩,眼眶也慢慢热了。这一回和严龙生对上,何福高到底是赢是输?在外人看来,他似乎彻底败了,落得个一无所有。可在何福高自己心里,他笃定自己没有输——他终于出了一口憋在心里多年、想出却一直没能出的怨气。这口怨气就像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巨石,如今终于被搬开,就算立刻死了,他也能瞑目了。他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自己虽说没读过多少书,可也懂“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的道理。要是连这口气都咽不下去,那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分别?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如今这口气总算吐出来了,他只觉得心里格外敞亮,连夜里的风声听着都像唱曲儿似的好听,连窗外的月光,都似乎比往日明亮了不少。他翻了个身,把枕头拍得松软些,心里暗暗想着,往后的日子,怕是会越来越好了。
这天,何福高像往常一样,和女儿海珠一起,挑着五十只沉甸甸的板鸭,一步步来到河头镇的集市上。扁担在他肩头压出一道深深的红印,可他脸上带着笑,脚步也走得稳稳当当。他们选了个靠近大路的路口,小心放下扁担,铺好摊子卖板鸭,开始了新一天的忙活。阳光洒在父女俩身上,照出他们坚韧朴实的身影,仿佛预示着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何福高弯下腰,把一只只油光发亮的板鸭从箩筐里取出来,整整齐齐码在塑料布上,一边码一边轻轻抚平鸭身上的褶皱。这些板鸭皮色金黄,肉质紧实,散着腌制后的咸香,一看就知道是花了心思做的,每一只都浸着他的心血。海珠在一旁搭手,把鸭子摆得整整齐齐,再用草绳捆扎好,方便顾客提走。父女俩配合默契,一个眼神一声招呼,就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忙活了一早上,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可谁也没说一句累,反倒觉得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何福高偶尔直起腰捶捶后背,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心里觉得格外踏实。这些板鸭能换来实打实的收入,能让他和闺女的日子过得宽裕些,这就是他最朴素的心愿了。
过去十多天里,何福高每天都不辞辛劳赶到长荡湖镇上,摆摊卖自己亲手养的鸭子。天刚蒙蒙亮他就挑着担子出门,走十几里路,到镇上的时候,太阳才刚升起来。一路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扁担在肩头一颠一颠晃着,他却不觉得累。除了交一小笔摊位费,他竟然没遇到任何别的麻烦。起初他还提心吊胆,怕哪天突然冒出个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找他麻烦,要么没收鸭子,要么罚他的款。可一天天过去,一切都平平安安,从前那些趾高气扬的人,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这个小摊贩。何福高的心也慢慢踏实下来,他暗自琢磨,说不定真的是国家政策放宽了,开始鼓励支持大家靠勤劳脱贫致富,过好日子。他想起报纸上说的话,心里又多了几分底气,脚步也迈得更稳了。他暗暗给自己打气:只要政策不变,只要自己肯下力气,往后的日子肯定会像田里的庄稼,一茬比一茬长得壮实。
这二十多天说起来不算长,可对何福高来说,却比过去好几年都过得充实、有盼头。每天天不亮,他那辆旧板车就吱吱呀呀停在河头镇汽车站旁的老位置,车上的箩筐盖得严严实实,可那扑鼻的香气,却怎么也盖不住。就这么一天天卖下来,二十多天里,他竟然卖出了近两千只板鸭。两千只啊,放在从前,他想都不敢想。从上海、苏州、无锡这些大城市开过来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只要往他摊位前一停,买主一开口就是几十只,有时候遇上大主顾,一次就能买走上百只。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司机和采购员,人还没完全下车,就急急忙忙围到摊子跟前。他们伸出粗糙的大手,熟稔地捏捏鸭腿厚不厚实,再拿到鼻子底下闻闻卤香够不够足,随即就爽快开口:“这鸭子不错,来五十只!”何福高忙得脚不沾地,连低头喝口水的空都没有。他左手提秤,右手拨算盘,嘴里念念有词报着斤两和钱数,眼睛还得不时扫一眼摊子上的板鸭,生怕出了错漏。腰上系的旧围裙早就浸得油乎乎的,可他一点也不觉得脏,反倒觉得这是自己勤劳的见证,心里实实在在乐开了花。说起来,河头镇板鸭不是这两年才出名的。早几十年前,这道美味就已经远近闻名、香飘百里,甚至远销到南京那样的大城市,成了河头镇的一块招牌。当年那些走南闯北的商人,只要打这儿路过,没有不带几只回去送亲友的。可惜后来到了大集体那会儿,家家户户吃大锅饭,个人做买卖处处受限,这门好手艺也就慢慢荒废了,年轻人更是没人愿意学。如今政策放宽,何福高手里的功夫一点没丢,再加上他肯琢磨肯下力气,做出来的板鸭味道地道,销路自然一天比一天好。
再说这几年,政策一天天放宽,上头鼓励大家各显神通发家致富,老百姓口袋里才慢慢有了闲钱。手里有了钱,吃穿用度自然也就舍得花了。花五六块钱买一只喷香的板鸭,回去一家人尝尝鲜,放在如今,实在算不上什么大开销。更何况,何福高做生意讲的就是公道。他摊子上的板鸭,价钱标得明明白白,每斤两块钱,童叟无欺。这个价钱,比上海、南京那些大城市卖的板鸭每斤便宜五角;再比味道,他的板鸭也一点不输城里的名牌货。别的不说,单说鸭子的来路,就和旁人不一样。何福高家的鸭子全是自己养的麻鸭,从来不喂乱七八糟的合成饲料,每天赶到村外清亮的河滩上,自己找螺蛳、小鱼小虾吃,喝的是活水,踏的是泥滩,身子骨自然长得结实。宰杀开膛之后,鸭肉紧绷红润,一看就知道肉质紧实,越嚼越香。腌制的时候,何福高还有一手祖传的独门配方,哪几样香料放多少,什么时候揉,什么时候晾,全刻在他心里。等一锅水烧开,鸭子下锅咕嘟嘟一煮,香气就丝丝缕缕飘出来,顺着风送出去,老远就能闻见。路过的人闻见这香味,十个有九个都要停下脚步,不由自主地咽一口口水。
日子就像村前那条不声不响的小河,一天天静静往前流,不知不觉间,“福高板鸭”四个字竟像长了翅膀,乘着南来北往的风,扑棱棱传遍了远近十里八乡的街巷、田埂,也融进了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里。有人在镇上偶然尝过一回,回到家就逢人便夸,把鸭皮的油亮、鸭肉的咸香说得活灵活现;还有人只是听亲戚顺嘴提了一句,“福高板鸭”的名号就牢牢刻在了心上,走到哪儿都惦记着。南来北往的车子一进河头镇,旅客不用东张西望,也不用开口问路,光凭钻进鼻子里的香味,就能顺着风找到摊位;真要开口打听,十有八九会有人热心伸手一指,笑呵呵地说:“卖福高板鸭的摊子啊,就在汽车站旁边,哪家人围得最多,哪家就是。”不少熟客都不是头一回来了,买了三五回还不觉得够,有时候本来行程里没安排经过河头镇,也要在岔路口特地绕个大弯,开过来捎上几只油亮的板鸭,不为别的,就是让家里人也尝尝这口鲜。所以每天清早,何福高的旧板车轮子还没停稳,车上的箩筐还跟着惯性轻轻晃,那些早就在汽车站旁伸长脖子等的旅客,就像闻着腥味的猫,呼啦啦一下子围上来,你推我挤,生怕落在外头抢不到。小姑娘何海珠被这阵势弄得手忙脚乱,急急忙忙弯腰往地上摊塑料布,想把板鸭一只只摆整齐,可往往布才摊开半截,顾客们迫不及待的手就已经从人缝里伸了进来,嘴里还一声高一声低地喊着:“别铺了,别铺了,我先看看!”
“给我留两只大的,肥一点的!”那乱糟糟的阵势,倒像迟一步就再也买不着了似的。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人群里有人扯着嗓子高喊了一声:“喂!何老板,你这板鸭多少钱一斤啊?”这一声还没落停,后头紧跟着又冒出好几个声音,有粗有细,有急有慢,一声声地追问:“多少钱?”“便宜点卖不?”“称一只来我看看嘛!”这些旅客大多从吴语区来,说话时尾音软软糯糯,像在舌尖上裹了一层蜜糖,你一句我一句,叽叽喳喳地交织在一起,听着哪里像是在集市上讨价还价,分明是一群歌唱家凑在何福高面前,争着抢着亮嗓子似的。何福高立在板车后头,耳朵里灌满了这七嘴八舌的问价声,心里不但不觉得吵闹烦躁,反而像三伏天饮了碗凉茶一样,格外舒畅妥帖,每一句问话钻进他耳朵里,都变得跟唱曲儿一般好听。
何福高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把两根粗短结实的手指头朝人群里轻轻一晃,像亮出一面小旗子似的,简洁明了地答道:“两块!”他说话的声音不算响亮,甚至可以说温和平缓,没有半点吆喝叫卖的架势,但那语气里却透着一股实打实的、不容置疑的底气。简简单单的“两块”两个字,从他那厚实胸膛里送出来,竟清清爽爽地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眼儿里。不管是挤在最前排、几乎趴到箩筐边上的,还是被隔在后头、踮着脚尖张望的,全都听得真真切切,心里头一下子有了数,原本悬着的那点犹豫也悄悄落了地。
旁边那个卖鱼的老头儿,原本正低着头一门心思侍弄盆里的鱼,不时把一条滑不溜秋的鱼捞起来,翻看两下再放回水里。听见何福高报出两块钱一斤,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忍不住满心好奇地探过脑袋来,一双被水汽洇得发亮的眼睛瞪得溜圆,压低了嗓子问:“老弟,你这板鸭怎么卖得这么便宜啊?”他一边说,一边用那双刚从鱼盆里捞出来、湿漉漉带着腥气的大手,在下巴上一下一下地摩挲着,花白的眉头微微皱成了个疙瘩,脸上明明白白地写满了不理解,又掺着几分替人可惜的神色。何福高听见这话,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嘴角轻轻一咧,并没有急着分辩什么。他心里头可透亮着呢:自己走的本就是薄利多销的路子,一只鸭子虽然赚头不大,利润薄得像张纸,可架不住买的人多,老主顾、新主顾一茬接一茬,来来回回把摊子围得水泄不通,今天一点,明天一滴,积少成多,最后实实在在落到手里的钱,并不比那些把价钱卖得高高的摊子少。再说,做生意最要紧的是讲良心,价钱定得公道,买的人吃得舒心、买得高兴,以后才乐意一趟一趟地再回来。倘若一味把价钱往高处抬,把人吓跑了,摊子前冷冷清清,那才叫得不偿失呢。这些话他只放在心里头打转,一句也没说出来。
卖鱼老头儿见何福高只是笑,并不接他的话茬,反倒像受了鼓励似的更加来劲了。他把手里那张湿答答的鱼网“啪”地往盆沿上一搭,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子,扬高声调说:“你看看,这眼下的行情,公家店里卖的板鸭,可都要两块五一斤了!”他顿了顿,拿眼往何福高脸上一扫,又语重心长地补了一句,“不是我这老哥多嘴,你这板鸭的成色,那料子、那功夫,哪一样不比公家的强?要我老头子看,怎么着也得卖它个两块三、两块四一斤,才算对得起自己这一番辛苦啊!”老头儿一边说,一边惋惜地摇着脑袋,那一张风吹日晒的老脸上挂着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倒像眼睁睁看着何福高把大把大把的票子往河水里扔,连个响儿也没听见一样。
何福高听完这一番话,倒也不恼,更没有半分不耐烦,反而从喉咙里滚出几声呵呵的笑,轻轻摇了摇头,十分诚恳地说:“人心要放平了,日子才过得安稳。不瞒你老哥说,我自个儿心里头还觉着,这两块钱一斤,已经卖得有点贵了。”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脸上平平和和,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神情,一双眼睛清清亮亮的,透着一股庄稼人、手艺人骨子里特有的本分和坦然。周围那些顾客,不管是早就认得他的,还是头一回照面的,瞅见他这副模样,心里头都不由得暗暗信服了,明白他这话是打心窝子里掏出来的真心话,绝不是嘴上抹了蜜、装出来给人看的。
卖鱼的老头儿听了,使劲眨了眨那双被鱼鳞、水腥气和岁月磨得有些混浊的眼睛,像是要从何福高脸上瞧出什么门道来,十分不解地说:“钱多又不咬人,你怕啥呢?”他这话虽然说得直白,甚至有些糙,却实实在在透着一片好心好意。在老头儿的观念里,天底下做生意的人,哪一个不是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地熬着,图的不就是多挣几个钱、让日子过得松快些吗?能多赚一分是一分,能多落一点是一点,哪有把送到手边的钱往外推的道理?钱这玩意儿既不会烫手,也不会扎人,怎么还有人嫌它多了会硌得慌、会扎心呢?他越想越糊涂,脸上的褶子都跟着拧在了一起。
两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着,一个声音不高,一个嗓门不小,来来往往像两个相识多年的老邻居拉家常,可手底下的活儿却谁也没有落下半分。何福高一边麻利地给顾客称鸭子,一边跟老头儿扯着这几天镇上新近发生的趣事,嘴上说得热热闹闹,手里那杆秤却丝毫不含糊,秤砣一滑、秤杆一挑,该多少就是多少,分毫不差。卖鱼老头儿呢,也一边慢悠悠地拉扯着渔网,翻看盆里窜来窜去的活鱼,一边时不时地探过头来,帮何福高搭上两句话,声音里带着河边人特有的爽快。初升的太阳已经暖融融地爬了上来,把柔和的光亮泼洒在摊子上,给那些油光水亮的板鸭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黄,鸭皮上的油脂在光线下闪着晶亮诱人的光泽,越发显得肥美饱满,让人瞧一眼就挪不开眼睛。过往的行人瞅见这光景,就算原本没打算买,也忍不住放慢脚步多看上几眼,再伸长鼻子深深地嗅一嗅空气里那股勾人的咸香味。
都说货好不愁卖,这话真真是一点不假。这不,还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摊子上原先摆得整整齐齐的五十只板鸭,就已经卖得只剩零星两三只,孤零零地躺在塑料布上。何海珠站在摊子后头,微微低着头,把收来的钞票一张一张地抚平、理齐,嘴里不出声地默默数着,手指头灵活得像在捻花瓣,飞快地捻过一张张新旧不一的票子。数到最后,她那双黑亮亮的眼睛猛地一亮,小脸上浮起一层喜色,手里头厚厚一叠钱,竟已经攒下三百多块了。她把那叠钱小心地递到父亲面前,脆生生地喊了一句:“爹,我去买点早饭来。”话音还没落,她也不等何福高点头应声,就蹦蹦跳跳地一转身,像只从枝头弹出去的雀儿,朝车站那边轻快地跑了过去。那边的烧饼油条店门口,照例排着一条长长的人龙,曲曲折折地拐着弯。小姑娘腿脚十分灵便,跑起来像一只轻巧的燕子,在熙熙攘攘的人堆里左一躲、右一闪,三转两转,眨眼工夫就不见了人影。
被海珠这么脆生生地一提,何福高才猛然觉出,自己的肚子原来早就饿得咕咕直响了,一声接一声,像在打小鼓似的。这天早上,天还没透亮,窗外还灰蒙蒙一片,他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忙着张罗鸭子、收拾箩筐,就着凉水咽了半个剩馒头,胡乱填吧填吧便出了门。忙忙活活一早晨,光是一遍遍招呼客人、报价钱,嗓子早已干得冒烟,嘴唇也起了些白皮。这会儿摊子前好不容易有了个小小的空当,安静下来,那五脏庙却开始不依不饶地闹腾起来,一抽一抽地提醒他,实在该往里头垫补点东西了。他低头看看摊子上剩下那几只散落的板鸭,伸手把它们一只一只轻轻往一起拢了拢,又顺手拿起一块抹布,把秤盘上的油星子擦了擦,想趁着海珠去买早饭的这个小空当,喘上几口气,好好歇一歇。可还没等他直起腰来,黏在摊子边上的几个顾客便又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同他讲起了价钱,一个说再便宜些,另一个追着问多买几只能不能给点优惠,吵吵嚷嚷的声音像一群麻雀炸了窝,把他心里头刚冒出来的那一点歇息的心思,又冲得没了踪影。
人群里这时有人开了腔,声音不高不低,却带着一股子精明的算计:“一块六怎么样?你点个头,剩下的这几只,我一回全包了!”说话的,是个留着小胡子的小青年,精瘦身材,穿着一件花格衬衫,那颜色鲜亮得有些晃眼,样式也透着几分外头跑码头的做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常年在外跑江湖的角色。他半个屁股斜斜地坐在一辆嘉陵摩托车的后座上,一条腿懒洋洋地支着地,鞋尖一下下点着地面,眼睛却像两把小钩子,紧紧盯着地上那几只板鸭不放,那眼神,活像老鹰在半空中瞅准了草丛里的猎物,只等一个猛子扎下来。说话的时候,他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指头闲不住地拨弄着一把随身带着的小算盘珠子,哗哗啦啦的脆响从口袋里传出来,听那熟练的架势,干这一行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连秤都懒得让何福高称一称,只想一口价把剩货全数买断,好带到城里去转手卖个高价。何福高抬起眼,只朝他脸上扫了那么一下,心里头便有了一本明账。这种人是专搞贩运生意的,走的就是低价收、高价卖的路子,一只鸭子到了他们手里,转个身进了城,那价钱立马就能翻出个跟头去。何福高辛辛苦苦地养鸭、腌鸭、煮鸭,起早贪黑地熬着,图的是堂堂正正挣一份汗水换来的辛苦钱,哪能愿意让这些倒买倒卖的人,从他身上白白揩下一层油去?所以他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脸上纹丝不动,语气硬邦邦地回绝道:“不卖!”那两个字干脆利落,像两块硬石头碰在一起,不留一点讨价还价、软磨硬泡的余地。
站在一旁的卖鱼老头儿把这局面瞧在眼里,那副热心肠的老毛病顿时又犯了。他往前凑了两步,几乎把嘴贴到何福高耳边,压着嗓子小声劝道:“零碎卖不如批量卖,省时又省力。要我说,他要是真心肯全包了,你一块八让给他算了,也省得来回耽搁工夫,早点卖完,早点收摊歇着去,多好。”老头儿倒实实在在是一片好意,依着他这些年摆摊做买卖的经验,做生意哪能个个都死咬着原价不放?遇到大主顾,该松口时就得松口,只要不亏本,差不多也就行了。他满心里想着帮何福高多拉成一桩爽快生意,却不知道何福高心里头自有一杆秤,秤砣压在哪里、该让几分,早就有他自己的盘算,旁人轻易劝不动。
正当几个人还在为那三两只剩鸭的价钱你来我往地拉扯、谁也不想先松口的时候,一个沙哑的嗓门忽然从何福高背后响了起来:“谁在这儿卖鸭子啊?”那声音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偏生透着一股子不大寻常的威严,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冷不丁投进咕嘟咕嘟翻滚的沸水里,水花一压,满场的喧嚣竟一下子被它压下去了半截。
集市上原本热腾腾的吆喝声、叽叽喳喳的讨价还价声,似乎也跟着微微一滞,离得近的几个摊主甚至不自觉地收了声。何福高心里头“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轻轻一拽,后脊梁微微发紧,不用回头看,光听这声音、这腔调,他便知道来的人绝不简单。
卖鱼老头儿最先回过头去,眯起有些发花的眼睛朝来人一瞧,待看清了那张脸,脸色立时变了变,紧接着脸上就堆满了不自然的笑容,毕恭毕敬地哈了哈腰,招呼道:“哟,严所长,您开会回来啦?”那笑容里分明带着几分巴结、几分小心,还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拘谨,挤在满脸皱纹里,看着既热络又僵硬,就好像来的不是普通干部,而是个惹不起、躲不开的人物。他一边打着招呼,一边不自觉地往旁边侧了侧身,把自家鱼摊往边上挪了又挪,腾出一块空当给来人让路。
“刚到。”严龙生干咳一声,不紧不慢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地应道。那声音沙沙的,像砂纸轻轻擦过木板。他迈着方步,目光朝摊子扫了一眼,从众人脸上慢慢掠过,像是才认出人似的,又开口说:“我当是谁在这里摆摊呢,原来是老何啊。怎么,这板鸭是你亲手做的?”他嘴里说着热络的客气话,眼里却远没有嘴上那么和气,目光直勾勾落在地上那几只肥得流油的板鸭上,在油亮亮的鸭皮上来回溜动,带着一丝让人捉摸不定的神色。那神色里,有明明白白的打量,有深不见底的算计,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贪念,像夜里从墙头探过来的半张脸,叫人看了心里直发毛。
何福高一听这话,心里头登时明白了七八分。他没有抬头看对方,也没有大动声色,脸上仍是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只不冷不热、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是我的,怎么了?”这话听着轻飘飘的,可字字都带着细刺,像棉里裹着针,扎得人不舒服却又说不出什么。他原本对严龙生就没多大好感,甚至从骨子里带着提防,此刻见他一露面,眼睛就跟长在了自己的鸭子身上,上上下下转个不停,心里那股隐隐的火气就不由自主往上蹿,像灶膛里的炭火被风一吹,红幽幽地暗燃起来。不过他还压得住、绷得住,毕竟自己天天在集市抛头露面讨生活,能不和这些人撕破脸就不撕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出乎何福高意料的是,严龙生听了这句带刺的硬话,脸上竟然没露出半分不悦,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反而两眼一弯,笑眯眯换了一副再热络不过的表情。他跨前一步走到何福高身边,伸手在何福高肩上不轻不重拍了两下,哈哈笑着说:“老何啊老何,难得碰上你一回,走,别忙活这些了,到我那儿喝两盅去!”这句亲热话来得又猛又突然,倒像两人真是多少年没见、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老兄弟。话音还没落稳,他已经转过身,朝着周围那些眼巴巴等着买鸭子的顾客连连摆手,提高嗓门喊起来:“不卖了!不卖了!大家都散了吧!今天我们是同村的老朋友,好不容易碰在一块儿,得好好叙叙旧,喝他两盅!”他这一番话说得声情并茂,眉眼间满是热乎劲儿,不了解内情的人,真要被这副热情过头的模样唬住,还以为他跟何福高是什么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几个原本已经相中鸭子、正准备掏钱包付钱的顾客,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一头雾水,一个个愣在原地,手停在半空,脸上的笑也僵住了。他们手里还拎着刚挑好的油亮板鸭,这会儿看看严龙生,又扭头看看何福高,见真正说了算的老板始终没发话,只得满心不情愿地松开手,把板鸭轻轻放回摊子原位。一张张脸上满是悻悻的神色,有不甘,有扫兴,也有敢怒不敢言的憋屈。他们一步三回头地四散走开,脚步拖拖沓沓,像脚底下粘了糨糊。有人走出几步,嘴皮子动了动,分明想低声抱怨两句、吐一吐心里的不快,可回头瞥见严龙生那张不怒自威的脸,终究还是把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喉咙里咕哝了一下,什么也不敢多说,低头往人群里一钻,不见了。
人群刚散开一条缝,严龙生便不再多话,也懒得装那副热络样子。只见他弯下腰,动作干净利落,一双手像老练的猎手探进草丛,朝地上一伸就抓个准,眨眼工夫就把三只最肥美、皮色最油亮的板鸭捞到了自己手里。鸭油沾在手指上亮晶晶的,他也毫不在意,只抬眼往四下扫了扫,嘴角微微一提,像是这三只鸭子本就该归他所有。他拎着三只鸭子,手上没费什么劲,就像平日里在自家院子随手提一只老母鸡那样,胳膊垂得自然,步子也不紧不慢,三只鸭子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荡,显得随随便便,毫不生分。他嘴角还微微一撇,带着一丝不由分说的意味,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催促道:“走呀!”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仿佛这三只鸭子打从一开始就该归他,用不着商量,也用不着客气,连一句“多少钱”都没提。
眼看严龙生把三只鸭子稳稳提在手里,何福高只觉一股滚烫的怒火“腾”地从心底窜上来,那股火来得又急又猛,像灶膛里突然添了一把浇了油的干柴,呼呼直往嗓子眼顶,烧得他几乎要跳起来。他强压着心头的火,一口一口往下咽,拳头在袖筒里攥得咯咯响,指节因为用力都有些发白,面色却还勉强绷得住,只有额角的青筋隐隐跳了几下。他在心里咬牙切齿咒骂:“这个狗日的,算盘打得倒好!说是叫我喝几盅,分明是变着法儿想白白捞走我三只鸭子!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半点儿好心!”这些骂声在他心里翻来滚去,像热油一样熬着他,恨得他牙根直痒,恨不得当场撕破脸,抄起摊子上的秤杆就砸过去。可是转念一想,自己往后还要在这集市讨生活,严龙生毕竟是所里的干部,手里攥着实权,真要是撕破脸,往后日子恐怕处处被穿小鞋,生意也做不安生。为了三只鸭子搭上长期生计,值当吗?可要就这么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做的板鸭被人白拿白吃,不花一分钱,他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时间,两条路在脑子里撞来撞去纠缠不清,一个声音叫他忍,一个声音叫他争,怎么也分不出高低。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何福高脑子忽然一转,一条妙计犹如电光火石闪过,快得连他自己都差点儿抓不住。他不再看严龙生,猛地转过身,面向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深深吸了一口气,把胸腔撑得满满,接着扯开嗓子大声吆喝起来:“卖板鸭啰!最后三只板鸭,两块钱一斤!要买板鸭的快来呀,晚了可就没有啰!”这一嗓子又响又亮,恰似平地起了一声春雷,在热闹的集市上空炸开,把四面八方行人的注意力都吸了过来。那些原本已经散去的顾客听见,脚下一顿纷纷转过头;远处闲逛的行人也被这声吆喝勾住,一个个伸长脖子,直勾勾朝这边望,脚步不由自主往这边挪。
吆喝声还在半空中打着旋儿,就有几个在附近转悠的顾客闻声赶过来,拨开人群凑到跟前,急切地追问:“板鸭呢?板鸭在哪儿?”他们的眼神四下一扫,先在摊子上来回搜寻,只看见空荡荡的案面,没见着鸭子,顿时有些着急,又左右张望起来,鼻翼微微翕动,仿佛想顺着油香找到鸭子。
何福高不慌不忙伸出手,朝着严龙生那边一指,声音不高不低地说:“那不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正落在严龙生手里那三只油光发亮的板鸭上。何福高顿了顿,又添了一句:“两块一斤,要买就快点,数量有限,就这么几只了。”他这话一出口,那些顾客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齐刷刷锁定了严龙生手中的三只板鸭,仿佛看见了到嘴的肥肉,喉咙都忍不住动了动。
这一下,严龙生可就骑虎难下了。众人的目光像一支支箭,牢牢盯在他抓着鸭子的手上,连带着他的脸也成了众人注视的靶子。他毕竟当了多年干部,自有一份体面要顾,如今大庭广众之下,无论如何也不能拉下脸跟老百姓抢鸭子吃,传出去实在不好听。他面色微变,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不得不把三只鸭子轻轻放回摊子上。那放的动作看着轻飘飘,好像满不在乎,可何福高在一旁看得明白,严龙生放下鸭子时,手心里分明捏着一把汗,脸色也是青一阵红一阵,十分难看。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干部这么多年,竟会被一个卖鸭子的老头将了一军。
说时迟那时快,人群里一个眼疾手快的中年人一个箭步冲上来,伸手就抓走了那只最大最肥的板鸭。其余几个人一看,哪里肯让?也不甘示弱伸出胳膊,你一把我一把争抢剩下的两只。有人抓住了鸭腿,有人扯住了鸭翅,谁也不肯先放手,一时间你推我搡乱成一团。还有人喊着:“这是我的,先到先得!”旁边的人也不示弱:“谁抢着是谁的!”场面好不热闹,鸭子身上的油光在拉扯中愈发晃眼,谁都不愿落了下风。
严龙生眼见场面就要失控,心里头一动,也顾不得什么身段了,赶紧迈出一步,用脚尖轻轻踩住其中一只板鸭的脖子,嘴里大声喝止道:“不要抢!这一只归我了!”他这一脚踩得恰到好处,看起来不像是跟人抢夺,倒像是早就看好了这一只,轻轻一抬脚就把鸭子稳稳圈在了自己名下,既保住了面子,又没失了里子,算是给自己找了个过得去的台阶,旁人一时也看不出他先前的尴尬。
剩下几个手脚慢的顾客,眼见鸭子都有了主,再抢也没用,只好怀着满心失望和遗憾,叹着气悻悻转身离开。临走的时候,还有人恋恋不舍回头看一眼摊子,嘴里低声嘟囔:“下次可得早点来,不能错过了。”那语气里既有不甘心,又带着对板鸭香味的念念不忘,脚步也拖得极不情愿。
何福高手脚麻利,挨个儿给抢到鸭子的顾客称重、报数、收钱、找零,忙得不可开交,可眼珠依旧灵活,时不时斜斜瞟一眼站在旁边的严龙生,眼神里带着几分警惕,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他心里暗暗得意,刚才这一招借力打力用得实在妙,自己连一句硬话都没多说,就借着一众买鸭顾客的手保住了板鸭,还让严龙生当众吃了个哑巴亏,真是既顾全了面子,又守住了里子,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等到另外两个买到鸭子的顾客付清了钱,拎着沉甸甸的板鸭心满意足地离开之后,何福高这才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面对着还站在原地的严龙生,脸上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表情,不咸不淡地问了一句:“严所长,你啊,是真要买?”那语调不高不低,听着客气,可话里分明带着另一层意思——你刚才不是还想白拿吗?现在这鸭子,可是要掏钱买了。
话音落下,他的目光不紧不慢地落在严龙生脸上,像是要把对方那点难堪瞧个清楚。
严龙生一听这话,脸上的肌肉微微一僵,随即沉沉地拉了下来,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悦:“你当我开玩笑吗?”他心里头那个窝火啊,简直没法说。他严龙生在河头镇当干部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平日里他只要在街上跺一跺脚,地面都要跟着抖三抖,走到哪里,别人不是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如今倒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卖鸭子的老头子不声不响地摆了一道,不仅没能白拿鸭子,反倒被逼着掏钱来买。他越想越气,胸膛里的火气腾腾地往上直冒,可当着外人的面,又不好发作,只能死命地压着,喉咙里像卡着一团烧红的煤球。
何福高听了,也不再多说什么,嘴里应了一声:“那好!让我称一称!”说着,他弯腰拎起地上那只被严龙生踩过的板鸭,随手将秤钩子往鸭脖子上一勾,麻利地提了起来。秤杆在他手里上下晃了晃,几下便稳住了,他看了看秤花,抬眼宣布道:“三斤一两,你看看。”说着,他把翘得高高的秤杆递到严龙生面前,语气坚定,没有半点含糊:“一共六元两角钱。”那秤杆尾部高高地翘着,不用多说什么,光看那架势,就知道分量足实得很,一两都不少。
严龙生看着那根翘着尾巴的秤杆,脸色更是难看。他不想就这么乖乖掏钱,便摆了摆手,假装大方地说:“不用不用!我还能不信你?你不会少我秤的。”嘴上说得漂亮,手下却不掏钱。他眼珠子一转,想找个话头把这尴尬劲儿岔开,便随口问道:“老何,你最近生意还好吧?”这话问得不经意,可何福高听得出来,他哪里是真关心自己的生意,不过是想借着话音缓和缓和气氛,顺便摸摸自己的底细,看看自己最近干了些什么、挣了多少钱罢了。
何福高心里跟明镜似的,哪能不明白他的用意?他懒得跟严龙生多费口舌,只简简单单回了两个字:“不错。”说完便不再搭腔,手里有一搭没一搭整理着秤盘和麻绳,动作不紧不慢,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你还站这儿做什么?赶紧付钱走人。
严龙生见他答得敷衍,倒也不急着走,转了个话头,探着身子又问:“家里还有鸭子吗?”问这话时,他眼睛眯成一道细缝,半眯半睁之间透出一道幽光,活像猎人在打量猎物的藏身处。谁也摸不透他这句“还有鸭子吗”背后打的什么算盘——是盘算着以后再从何福高这儿弄几只吃,还是另打着别的什么主意,何福高一时也看不透,只觉得那眼神落在自己身上,滑溜溜的像一条蛇。
何福高心里虽然警惕,可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便如实答道:“还有五六百只。”他一口气养了这么多鸭子,在这十里八乡也算是不小的数目。他估摸着,既然严龙生问起,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反正这是明摆着的事,早晚都能打听得到,不如痛痛快快说出来,倒显得坦荡。
严龙生一听,脸上神色微微松动了些,随即嘴一撇,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行家派头说:“嗨,照你这么卖,定两块三角一斤,保准你手里的鸭子全能脱手!”那语气,仿佛是给何福高指了条发财明路。可何福高心里透亮,对严龙生这个人再了解不过。他素来无利不起早,嘴上说着替你着想,指不定心里在打什么歪主意。这番话听着像是好心,谁知道里面埋着多大的钩子?何福高自然不会上当,只在心里冷笑了一声。
何福高早看穿了严龙生那点鬼心思,也不接他的话茬,脸上半点热乎气都没有,冷冰冰甩出一句:“多一分我不要,少一分我不卖。”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像一块硬邦邦的石头砸过来,连个弯都不打。严龙生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嘴角抽了抽,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当着围观的人面下不来台,脸上青一块白一块,说不出的难看。
严龙生几时被人这么顶撞过?他心里又恼又羞,忍不住暗暗咒骂:“这老东西,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可自己到底是干部身份,总不能当场翻脸发作,只好强压住火气,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那笑容干巴巴的,像是涂了层浆糊,扯都扯不动,别提多难看了。他恨不能把这死老头子的鸭子全没收了,可一想到方才众人的目光,又只能把这口气憋回去,心里那叫一个憋屈。
何福高也不去看他那张难看的脸,既不上前招呼,也不转身忙别的,只不紧不慢站在原地,又补了一句:“严所长,你要是想要这板鸭,就请付钱吧。”话说得客气,却把最后一条路堵得死死的,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我这板鸭是卖的,谁想要就得拿钱换。没带钱?那可就不好意思了。三只鸭子的事早被何福高掰扯得清清楚楚,眼下还有一只就踩在自己脚边,严龙生这会儿就算想白吃,也找不到半分由头。何福高脸上挂着一丝冷笑,语气里带着几分挑衅,倒要看看这位平日里耀武扬威的严所长,今天舍不舍得掏这六块两角钱。
严龙生忙不迭地在浑身上下的口袋里掏摸起来。他先拍遍了上衣两边的衣袋,又匆忙去翻裤腰裤兜,手指头在各个口袋里进进出出,摸了半天,只摸出一包大前门香烟。烟盒已经软了,他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熟练抽出一支递到何福高面前。在他看来,一支烟就是最好的缓冲,既能化解这场尴尬,又能显得自己大度。可何福高连看都没看一眼,目光淡淡地越过那支烟,落在远处的人群里。
“戒了。”何福高淡淡地说,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严龙生递烟的手僵在半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间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何福高看着他窘迫的模样,心里憋了多年的那股怨气,总算畅快了几分。那怨气像淤在胸膛底下的陈年泥水,黑沉沉没个出口,此刻却像被什么尖东西捅开了一个小孔,丝丝缕缕往外渗,带出一阵说不出的松快。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把两边嘴角往下沉了沉,鼻子里吐出来的气,都比平日长了几分。
严龙生脸上挂不住,只好自己点了支烟,继续在身上摸索。火柴划了两下才着,抖抖索索点燃烟卷,火苗在指间跳了好几下。烟点着了,他没顾得上吸,任由青灰色的烟雾贴着鼻梁往眼眶里钻,呛得眼睛都发涩。他低着头,一遍一遍翻着衣兜,先是上衣两只外兜,再是胸前的小袋,又去拍裤腰裤腿,连最贴身的内袋都不肯放过。手指伸进去掏了又掏,像要把布缝里的灰都抠出来,仿佛多摸一遍,就能多摸出一张票子来。
严龙生摸钱的时间越长,何福高越藏不住内心的得意。他转过脸对着卖鱼的老头儿,故意不理会对方递来的暗示。老头儿那眼神一会儿往严龙生身上飘,一会儿落回他脸上,又使眼色又轻轻咂嘴,意思是让他借坡下驴。何福高只当没看见,心里暗自窃喜,觉得自己这辈子压在心头的三件旧事、三场憋屈,都要在这里彻底平反了。那三件旧事这么多年来就像三颗生锈的钉子,牢牢钉在心口,不碰也就罢了,一碰就牵出一串隐痛。此刻却像被什么热热的东西一熨,锈迹斑斑的地方竟一点点舒展开来。早年积下的窝囊气,就像冬雪见了大太阳,一寸寸消融下去,先从心尖上化了,接着胸腔里那团冷硬也软成了水,顺着四肢流开了。嘴角那点压不住的笑意,透出说不出的痛快,连额角那几道深纹都像是被笑意撑开了些。
终于,严龙生从口袋里摸出三张一块面额的人民币。那三张票子在衣兜深处揉成一团,打开时已经满是褶子,边角卷得厉害,还有一道深深的折痕。三张票子皱巴巴的,捏在手里格外单薄,轻飘飘的,连一点压手的分量都没有。他脸上的肌肉极不自然地堆出一个尴尬的笑,两片嘴唇向两边扯了扯,眼底却半分笑意都没有:“老何,今儿个身上不凑巧,你看,只有三块钱。”
何福高默不作声,冷冷看着他。那眼神像一道冷风,又像从深井里冒上来的寒气,直直扑到严龙生脸上,把严龙生脸上那点勉强的笑意都冻住了。严龙生的嘴角还僵在刚才的位置,收不回来,也放不下去,像贴上去的一层薄冰,被这冷风一吹,越发显得可笑又可怜。
“那,那先欠你三块行不?”
严龙生试探着问道,声音越说越低,后半截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第一个“那”字刚出口,他就察觉自己气势矮了半截;说到“行不”时,尾音已经轻得像蚊子哼哼。他捏着钱的手也微微抖起来,三张薄票子在指间发出极轻的哗啦声,像风里晃悠着要落不落的黄叶。
卖鱼的老头儿赶紧插话打圆场:“行行行,严所长,你这个人还能信不过?我做主了,你先把鸭子领回去,以后再说。”老头儿一边说,一边冲何福高使劲摆手。那手摆得又急又低,五根粗指头张开又并拢,像是要替人挡住劈头盖脸的风雨;又忙不迭朝严龙生挤笑脸,满脸皱纹一层叠着一层,眼角的纹路里都盛着小心,就想把这僵局糊弄过去。
“不行!”何福高断然拒绝,“我这板鸭,是帮人家加工的,欠人家的钱还没还哩!”他把“不行”两个字咬得又重又脆,像两粒烧红的铁珠子砸在青石板上,又像摔碎了两只薄瓷碗,没有半点还价的余地。这话一出口,四周的空气仿佛又绷紧了几分,连近处的看客都下意识往后挪了挪脚尖,生怕火星子溅到自己身上。
严龙生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气得浑身直打颤。那红是从脖根、耳后一点点烧上来的,像被人兜头泼了盆滚水;跟着又刷地退下去,只剩两颊煞白,连嘴唇都没了血色。他憋着一肚子火,偏当着众人的面发作不得,只好咬着牙硬生生把火压回肚子里。牙关咬得太紧,两腮都鼓起了硬棱,太阳穴上的青筋一下一下跳着,像有只小虫在皮肤下面乱撞。
那个没眼色的卖鱼老头儿,望着围上来的两圈看客,竟自告奋勇对严龙生说:“那,那我先借几块给你。”看客已经围了一圈,老头儿却像没瞧见这尴尬光景,只顾着打圆场。他说话时身子还往前倾了倾,像是要凑到严龙生跟前,又怕热脸贴得太近反倒惹人烦,于是两只脚在原地倒来倒去,显得极不自在。
他一边说,一边急忙打开手帕包着的钱袋,一张一张数起里面的角币。那方手帕已经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细小的毛边,打开时带出一股子鱼腥混着汗气的味道。钱袋里零碎票子不少,一角、两角、五角的都有,有的卷成小筒,有的折成方块。他数得又慢又仔细,先把票子按面额分好,再用指头一张张捻开,嘴里不出声地报着数,生怕数错了添乱。
严龙生突然断喝一声:“不用!我回去拿!”这一嗓子又急又响,像在闷热的空气里炸开一个旱雷,惊得老头儿数钱的动作都停住了。老头儿捏着角币的手悬在半空,嘴微张着,半天合不拢。严龙生脸膛涨得通红,连耳根后面的脖子都像着了火,胸膛一起一伏,衣服前襟随着粗气不住扇动。
说完,他愤愤地扔下刚抓起的板鸭,气鼓鼓转身离去。板鸭落在案板上,“啪”地一声响,油星子溅出几点,又滑出去一小截,歪歪扭扭停住了,鸭颈软软垂在案板边。严龙生脚步踩得咚咚响,像是要把满街的青石板都踏碎,头也不回,只留下一个气冲冲的背影,在人群里劈开一道缝,越走越远。
何福高鼻子里冷哼一声:“还想吃白食?做梦!”他声音不大,却像针一样扎在严龙生的脊梁骨上。那针又细又尖,顺着风送过去,不偏不倚落在那人后心。这句话说出口,心口的郁气又消下去一截,胸中像搬走了一块千斤石头,连肩头都轻了几分。
他朝着严龙生远去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呸!”那一口唾沫落在地上,像一个结结实实的句号,把这么多年的怨气画了个痛快的了断。湿印子落在浮土上,圆圆的,边缘溅起几星细尘,又被他的鞋底一带,印在原地,像盖了一枚知情的私章。
此刻,何福高感到前所未有的舒心,连呼吸都顺畅了,胸口那股堵着的闷气,像被一阵大风刮得干干净净。那风来得猛,也来得利落,一下就把满胸的阴云扫得不见踪影。他站在原地,腰杆挺直了几分,脸上得意的神采也藏不住,眼角眉梢都挂着掩不住的光,连平日里总耷拉着的肩膀也打开了。
回过头他想跟卖鱼的老头儿再说几句,谁知对方早已收了摊子悄悄离开了。何福高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望着空空的摊位愣了一愣。地上只剩几片鱼鳞闪着细碎的银光,街上人声依旧热闹,可卖鱼的老头儿,连影子都不见了。
第十六章
严龙生此刻本能地察觉到一股潜在的威胁。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是他多年在这条街上摸爬滚打磨练出的直觉,朦胧模糊,却无端让他心头一紧,暗生警觉。就像暗夜里忽然从门缝钻进来的一丝凉风,算不上猛烈,却叫皮肤猛地一紧;又像身后有道若远若近的目光,轻飘飘地搭在后颈上,等回头时又什么也寻不着。他不动声色,目光缓缓扫向窗外,视线从街面人群上一掠而过,旋即收了回来,眉间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褶皱。
一座铁皮小屋孤零零立在码头边,铁皮早已锈迹斑斑,原先刷的绿漆掉得斑斑驳驳,长年经日晒雨淋,漆皮一块块翘了起来,活像老人手背上干裂的皮肤,风一吹就哗啦啦直响。那声音细碎又急躁,像无数片薄铁在互相磨牙。小屋朝街的一面开了扇正方形的窗,恰似嵌在铁墙上的画框。窗口里的人像钉在镜框里的照片,一动不动望着热闹的码头晚市。夕阳余晖斜斜落在铁皮上,泛出一层暗红的光,像给破旧的小屋罩了一件将褪未褪的旧袍子。窗口里那人的脸半明半暗,只有一双眼睛在暮色里闪着捉摸不定的光,像两粒沉在暗处的火炭,又像夜里浮在水面的两点渔火,幽幽地亮着。
长荡湖镇的集市,一早一晚总格外热闹。天没亮就有人来抢摊位,讲究先来先得,摊位不固定:东边来的菜农放下担子,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圈,就算占好了位置。那些圈画得有大有小,歪歪扭扭,像大地上忽然长出的许多白眼睛。等天色大亮,整条街就摆满了摊位,菜筐、鱼篓、板车挤挤挨挨,吆喝声、讲价声混成一片,活脱脱一幅喧腾闹猛的市井图画。可奇怪的是,一过上午九点,集市就空无一人,像潮水退去一般,只留街道上散落着菜叶鱼鳞,静得出奇,连风都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放轻了脚步吹过。可一到下午四点半,各色蔬果和人流便又迅速汇聚于此,仿佛有一道看不见的指令,招呼着大伙儿从四面八方赶来,重新把这条街填得满满当当。新鲜青菜还挂着水珠,活蹦乱跳的鱼虾在盆里扑腾,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味、鱼腥味和炸油条的香气,混成一股独属于集市的热烈气息,直往人鼻尖钻。
坐在市管所铁皮小屋里的,正是长荡湖镇市管所所长严龙生。所里连官带兵算下来一共四个半编制,另有几个临时工帮忙——临时工不占编制,主要做些找茬罚款捞钱的活儿,那半个编制,就是所里和供销社合请的炊事员。四个正经编制里,一个做会计,一个当收费员,一个做市管员,剩下一个就是所长严龙生。四个人各管一摊:会计管账,收费员收税金,市管员管秩序,严龙生呢,说是什么都不管,又是什么都管。他往窗口后面一坐,就是整个集市的定盘星。临时工们平日里在集市跑进跑出,对着摊贩吆五喝六,可一到严龙生面前,个个都屏声敛气,连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扰了他,活像庙里的小鬼见了城隍爷,连大气都不敢出。哪怕是谁喉咙里忽然发痒,也要把咳嗽硬憋回去,等走远了才敢捂着嘴轻咳两声。
这几个人里,严龙生无疑是长荡湖集市说一不二的主宰。用卖菜妇人的话说:他就是这里的土地菩萨。摊贩们敬他、怕他,也暗暗恨他,可谁也不敢把恨挂在明面上。他往窗口一坐,整个集市就像有了主心骨,又像人人头上都套了紧箍咒。卖菜的老妇人会特意把最水灵的菜心朝外摆,卖鱼的后生会时不时往铁皮小屋这边瞟,看看严所长是不是正瞧着自己。哪个摊位起了争执,只要严龙生咳嗽一声,双方立马就矮了半截,不敢再吵,连声音都压低了三分,各自悻悻地散了。方才还红头涨脸的两个人,转脸都对对方使眼色,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按住了脖颈。
当方土地,谁敢不敬?这话在长荡湖镇的集市上,可不是一句空话。就连那些初来乍到的买卖人,从窗口前经过,瞥见那副不怒自威的面孔,心里也会无端一紧,不知不觉放低了声音,加快了脚步,仿佛慢一步,就会被窗口里的目光揪出什么错处来。
有人走过时,连担子都不敢换肩,脚步压得又碎又轻,像怕踩疼了脚下的青石板。
此刻,严龙生拿起那只宜兴产的精致雨花龙茶壶,往身旁竹节造型的古瓷茶杯里,斟入用头遍一级碧螺青泡好的绿茶。茶壶壶身圆润,壶身上雨花石纹理若隐若现,透着一股子雅气,是上回一个贩茶叶的生意人孝敬的。他倒茶的动作不紧不慢,手腕轻轻一倾,一道碧绿的水线从壶嘴落下,正好注进杯中。那水线不粗不细,落进杯底时发出清凌凌的声响,像山泉滴进深涧。等茶水涨到与杯口齐平,他恰到好处地收了手,一滴都没洒出来。接着他噘起薄薄的嘴唇,轻轻吹去浮在水面的茶沫,茶沫打着旋儿悠悠聚到杯边,又被他一口气吹散。随后他把下巴抵在桌面上,张嘴轻轻呷了一口。清冽的茶香顺着喉咙滑下去,他微微眯起眼睛,露出几分受用的神情,整个人都跟着舒展开来,连原来挺着的肩背都软了两分。
卖小菜、鲜鱼的小贩从他那镜框似的窗口经过时,都会恭维地点头打招呼,有的喊一声“严所长”,有的干脆堆着笑弯弯腰,就算行过礼了。小贩们一支接一支把带过滤嘴的香烟丢在他面前的桌面上,香烟早排成了长队,花花绿绿地铺在桌上,像一条彩色的带子,烟牌各异,贵贱不一,送礼人的心思也深浅不一。他们丢烟的动作都做得十分自然,看着像是随手一丢,其实心里都巴望着这烟能让严所长记住自己,下回遇上什么事,能得个高抬贵手。
有人丢烟时还要补一句“严所长尝尝”,那语气轻飘飘的,却带着几分说不出的讨好。
严龙生对这些香烟看都不看,偶尔也会和熟人们打个哈哈。他笑的时候,脸上的肉堆在一起,眼睛眯成一条缝,可那笑意从来没到过眼底,眸子里始终是一副淡了又淡的神情,仿佛早把所有把戏都看透了。在那些陌生人心惊胆战的打量里,能跟严所长说上话的,必定是有些来头的人物。那些能搭上话、递得上笑脸的人,也自觉身价倍增,就像进城见了县太爷,只觉得浑身都添了光彩。走开的时候步子都比平日轻快,仿佛肩头落了实打实的荣耀,连腰杆都挺得比往常直。旁人看着那副模样,心里又是羡慕又是嘀咕: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巴结上严所长的,这里头的门道,旁人摸不着,也学不来。
于是这些沾了光的人,便仗着和这位“土地菩萨”沾了点特殊关系,把外来的、自产自销的散户菜农,都挤到不起眼的偏僻角落去。外乡菜农挑着担子刚在街边落脚,就有人上来吆五喝六指指点点:“这儿不能摆,往那边去!”不由分说连推带搡,把人赶到犄角旮旯里。老实巴交的乡下人不敢争辩,只能缩着肩膀把菜筐挪去僻静墙角,眼睁睁看着好位置都被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占了,心里有苦说不出,只能蹲在角落里,守着那点不值钱的菜,盼着能早点卖完回家。
有时那些被驱赶的菜农,会回头望一望原先的地方,那眼光里又是委屈又是认命,像被什么看不见的秤压弯了腰。
这是一条狭窄的古街,两旁房屋低矮拥挤,屋檐伸出来,遮去了大半天光,路面的青石板被行人踩得油光水滑,泛着幽幽的青光。这块地方对严龙生来说,就好比皇上御赐的领地,他便是这里说一不二的主宰。他那半沙半哑的嗓音,在别处没人当回事,可到了这儿就威严无比,活像是法律的化身,半点儿都碰不得。只要他反背着手,在集市上转一圈,就足以叫所有小商小贩战战兢兢,心怦怦直跳。他走过的地方,人们自动让出一条道,连大气都不敢喘。卖鸡的赶紧把鸡笼往脚边拢了拢,卖豆腐的慌忙盖好摊上的纱布,就怕哪点不对,引得这位“土地菩萨”停下脚步。只要他在哪处蹲下来,盯着你摊上的货,那便是看上了,摊主总得小心挑出最好的送上,破财消灾。他蹲在那里,不紧不慢翻捡货品,嘴上不说什么,可眼神里的意思明明白白。摊主纵然心里肉疼,也得陪着笑,拣最好的包好,双手奉上,还得说一句“严所长喜欢就拿去”,脸上笑得恭恭敬敬,心里头却在滴血。
双方都心照不宣,彼此心知肚明:一个拿得心安理得,一个送得战战兢兢。这笔账算不清,也不必算,大家同在这条街上讨生活,规矩就是这么个规矩。谁破了规矩,谁就别想在这条街上混下去,这里头的轻重,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那秤砣压在谁那边,不必明说,只看严龙生往谁摊前一蹲就知道了。
“喂,卖什么呢,嗯?”严龙生偶尔会开口问一句。声音不高不低,拖着长长的尾音,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又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听着让人心里发毛。
他这时候说话,语气词用得格外多,也格外有讲究,内涵丰富得很。那一声“嗯”,可以是询问,可以是警告,也可以是看上货的暗示。听话的得好好琢磨:琢磨对了,万事大吉;琢磨错了,往后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因此他这话一出口,被问的人往往先是一愣,随即心里飞快地转上几转,把自家近期有无过错、有无可送的东西,全都在肚里过一遍筛子。在集市上混久了的老摊贩,都练出了听话听音的本事。严龙生嘴里那点弯弯绕,他们摸得一清二楚。哪个字后面带着钩,哪声调末尾藏着刺,他们只要支起耳朵,心里就有了一张谱。那话音儿要是软中带硬,便是催你快点“意思意思”;若是轻飘飘地拖个长腔,那是在给你留最后一点脸面。他们听了,脸上不显山不露水,只把手里的秤杆子拨得更稳当些,该递的递,该缩的缩,从不肯多说半句。
也有人摸不透他语气词里的门道,比如那个从山东来卖生姜的小伙子,就吃了不识时务的亏。小伙子初来乍到,带着满身风尘和一口硬邦邦的山东话,往街边铺开一方塑料布,把生姜一块块码得整整齐齐。他不清楚长荡湖集市的深浅,更不知道窗口里坐的是什么人物。他只当这是个普通的市场管理员,顶多是管管摊位、收收管理费的角儿,哪晓得自己一脚踏进了什么地界。
当严龙生用尖尖的皮鞋头拨弄摊在方塑料布上的生姜,问他从哪来时,穿光板黑棉袄的小伙子一下子炸了:“你干嘛用脚踢俺的生姜!”他嗓门又大又冲,一口山东话硬得像块石头,“砰”地砸出来,震得人耳膜发紧,瞬间引来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吃惊,有怜悯,也有等着看好戏的意味。有人悄悄往后撤了撤身子,有人把挑菜的手停在半空,连正打算付钱的都忘了找零。
严龙生压根没理会他的抗议,又用脚尖拨了拨姜块,像是在挑合自己心意的。他脸上半分神色都没改,仿佛眼前根本没站着这个人,那一声抗议也压根没钻进他耳朵里。鞋尖拨着滑溜溜的姜块,有几块滚到摊子边上,他又轻轻勾回来,动作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轻慢,那模样跟逗弄玩物没什么两样——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倒像这些生姜摆在这儿,本来就是给他拨着玩的。
他连眼皮都懒得抬,嘴角似笑非笑地抿着,仿佛天大的动静,也抵不上他鞋尖沾的那一点泥。
小伙子被他这傲慢无礼的举动彻底激怒,两眼瞪得溜圆,脸涨得通红,胸膛不住起伏,连脖颈上的青筋都一根根爆了出来。他在集市摆摊这几天,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脚拨弄踢踹自己的货,更没见过这么目中无人的家伙。只觉得一股火气从脚底板直窜头顶,太阳穴突突直跳,拳头在身侧捏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捏紧,一股血气直冲脑门,什么规矩礼法,全都顾不上了。
他一步跨过半摊开生姜的摊子,肩膀狠狠一顶,严龙生顿时一个趔趄,不由自主往后退了好几步。脚下重心一乱,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几滴茶水泼出来,打湿了手背。围观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本能地“哎哟”了半声,又慌忙捂住嘴。勉强站稳后,严龙生抬眼扫了撞自己的小伙子一眼,拍拍手,若无其事地走了。他没发作,甚至没说一句话,只是目光在小伙子脸上停了一瞬便移开,那目光冷得像冰,又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笃定,仿佛什么事儿都已经在他心里记了账,连本带息,一个也跑不了。
没过多久,熊小二带着几个戴市场管理红袖章的管理员走过来,彻查小伙子的生姜摊。那红袖章在人堆里一晃,小贩们便自觉让出一条道来。但凡带一点破损的生姜,全被他们仔细剔到一边。两个管理员弓着腰,一块一块拿起来翻看,掉皮的、开裂的、颜色发暗的,统统都被拣出来堆成一堆,一边挑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已经开始腐烂,禁止出售,防止有毒。”那架势一本正经,倒像是在执行什么了不得的公务。满满一筐“坏姜”被他们全部带走,送进了市管所。小伙子气得双脚直跳,围着摊子大声喊,想引得周围人帮他说句公道话,可一切都无济于事。人们只敢远远看着,没人敢上前说一句公道话:有的低下头假装整理菜摊上的菜,有的转身去摆弄自己的秤砣,只当没听见。管理员拿“保障长荡湖镇两万多人口的生命安全”当理由,不准他卖这些姜,这么一来,反倒显得他们理直气壮,错的反倒是无理取闹的小伙子。
这事儿明眼人都瞧着不对,可真要摆到明面上,谁敢不举手拥护这种做法?保障全镇人安全的冠冕旗号一摆,谁还说得出半个“不”字?可那一筐姜到底是不是真坏了,值不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就只有天知地知了。明面上是公事公办,暗地里是什么名堂,大家心里都清楚,只是谁也不肯先开口戳破那层窗户纸。
这批被认定坏掉的生姜,最后还是落到了严龙生手里:他把带斑点的地方削掉,剩下的好姜全都送到了关系户开的镇上饭店,经过生腌油煎,照样飘出诱人的香味。厨房案板上,小刀细细剜去姜上的黑斑,露出黄澄澄、水灵灵的姜肉,转眼就被切成了细丝。灶上的油锅烧得微微冒烟,姜丝往里一倒,热油里“滋啦”一声响,香味顺风飘出老远,引得过路人口水直流。没人问这些姜的来历,也没人想知道,那一筐“腐烂姜”怎么会出现在饭店的厨房里。大家都明白,问了也是白问,反倒惹一身麻烦。
还有一回,一个外地人来这儿买鱼,说是要带回去办喜事。他穿半新的中山装,脚蹬一双黄胶鞋,手里拎着个空麻袋,一眼就能看出是乡下来的,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他站在路边只顾跟鱼贩子讨价还价,为了一两分钱都能争半天,刚好挡住了严龙生每天两次巡视集市的去路。严龙生骑着自行车,前轮不小心蹭了他一下,车胎上的泥水溅了他一身,泥点落在裤子上,立刻洇开一片污渍。这不偏不倚,正好溅在刚浆洗过的裤面上,像撒了一把黑芝麻。外地人低头一看,顿时怒了,脱口就骂:“你狗眼睛瞎啦!”
这句不敬的话,让严龙生在一众服帖的小贩面前丢了威严。周围不少人都听见了,那一声骂在安静的集市上格外响亮,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水面。小贩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出声,心里却暗暗替那个外地人捏了一把汗。严龙生当下也毫不客气回了一句:“你狗眼睛才瞎了!”他脸色铁青,声音不大,却透着刺骨的寒气,说完便推着自行车走了。他的背影看着不慌不忙,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事儿还没完。车轮慢慢碾过青石板的缝隙,像是给刚才那一声骂画上了一个冷冰冰的注脚。
后来等外地人买好几十斤大鱼,搬上自行车准备回家办喜事的时候,几个戴袖章的管理员找了过来,给他开了一张补税罚单。外地人一看,惊得瞪大了眼睛:“二十八元二角五分!”这个数额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这笔罚款居然是按买鱼总价的30%罚的。他张着嘴半天合不拢,手里那张薄薄的罚单,重得像有千斤,额头上的汗珠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外地人当然不服,一直闹到了市管会和税务所。严龙生拍着桌子厉声喝道:“对你这种二道贩子,我们可以按1%到500%的幅度罚税!你态度再不老实,马上再加一倍罚款!”他一边说一边用指节敲桌子,咚咚作响,那气势把屋里所有人都镇住了。税务所的人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只低着头喝茶,仿佛根本没听见这场争执,谁也不想掺和进来。茶碗偶尔轻轻一放,碰出一点声响,又很快被严龙生的说话声压了下去。外地人起初还争辩两句,可越说心里越虚,声音也越来越小,到后来,只剩下嘴唇还在动,却一个字也挤不出来了。
这下可把外地人吓得够呛,两条腿直打哆嗦,连眼皮都耷拉了下来。在这种公家的银钱罚单面前,他哪里硬气的起来?他想到家里等着办喜事的亲戚,想到买几十斤鱼花出去的钱,想到回去后怎么向一家老小交代,可想了又想,最终还是哆嗦着手,从怀里掏出那叠揉得发皱的票子,一张一张数给了他们。数完最后一张,只觉得浑身力气都被抽空了,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他低着头站在那儿,两只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亮晶晶的,在傍晚的夕阳里泛着光。嘴唇动了半天,上牙磕着下牙,却怎么也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只觉得浑身骨头都软了,两条腿像踩在棉花上,心里那点侥幸早被严龙生一句句不紧不慢的话敲得粉碎。直到严龙生把该摆的威风都摆足了,该出的气也出尽了,觉得自己的威信再一次实实在在夯实了,才像是施恩一般,挥了挥手,放了这个“二道贩子”走。那挥手的样子轻飘飘的,跟赶一只苍蝇没两样,甚至懒得再多看他一眼。那人如蒙大赦,涨红的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慌慌张张推过自行车,跨上去,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后扬起一溜细细的尘土。
这会儿太阳还没落山,西边天上还挂着一大片橘红色的霞光,集市上的人却已经越聚越多,狭窄的石板街被挤得水泄不通。卖菜的扯着嗓子吆喝,买主捏着钞票一分一分地砍价,不知道谁家的孩子扯开喉咙哭闹,这些声音搅在一起,嗡嗡响成一片,像一锅煮沸了的稀粥。严龙生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手端着茶杯,另一只手的食指在桌面上不紧不慢地敲着,一下,又一下,敲得又稳又有节奏。那手指停在桌沿上,活像拨弄算盘珠子的老手,虽然不动声色,却把集市上每一声嘈杂都拨进了自己的账本里。他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慢悠悠望着石街上往来的女人们:她们或挎着菜篮,或牵着孩子,走走停停,偶尔弯下腰看看摊上的菜,说两句闲话又直起身走开。夕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拖在青石板路面上,像画里才有的景致。严龙生就这么看着,看得悠然自得,像在欣赏一幅画,一幅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风情画——这集市上的每一寸热闹,每一分生意,都在他眼皮子底下转,都跑不出他的手心。
在他身前的桌子底下,一桩小事正悄悄发生,像是故意要搅乱他这份悠闲。养在脸盆里的几条活鲫鱼,大概嫌盆里空间太小,水又浅,待得憋屈,便接二连三跳了出来。水花四溅,一颗颗凉丝丝的水珠猛地溅上严龙生的裤管,冰凉的触感一下子浸到皮肤上,他皱了皱眉,敲桌子的动作顿了一顿。还没等他低头去看,一条鲫鱼又“啪”地一声落在他脚背上,鱼身还在不停地扑腾,尾巴一下一下拍打着他的皮鞋,把鞋面上打得全是水迹。鱼鳞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鱼身一开一合地翻动,像是被挑上岸后不甘心认命似的。他低头一看,只见那鱼圆鼓鼓的嘴一张一合,黑溜溜的眼珠瞪着他,像是在跟他较劲。
严龙生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无名火,气恼地抬起脚,狠狠往鱼头上踩下去,只听得“噗”的一声,那条鲫鱼圆圆的黑眼珠都被踩得凸了出来。鱼嘴还在一张一合地动着,像是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剩下尾巴还在微微抽搐。
那“噗”的一声并不响,却让一旁看到的几个小贩心里“咯噔”一下,忙把视线移开,假装忙手里的活计。
这鲫鱼可不是平白无故自己投上门的,是鱼贩子老于“寄放”在这儿的。说穿了,自然不会有人再来把鱼拿回去,老于倒像是天生得了健忘症,隔三岔五就忘了还有这么一笔账记在严龙生的桌底下。他隔三岔五拎几条活鱼过来,笑嘻嘻往桌底下一放,嘴里说着两句奉承话,什么“严所长辛苦”“小意思不成敬意”之类的,放下鱼就走,从不拖泥带水。
那几条鱼刚在脸盆里打个旋,他已经走到几丈开外,只留给四周一个识趣的背影。
谁都明白,这哪是什么寄放?分明是孝敬。寄放是假,递好处是真;健忘是假,记性好得很,好到清楚该在哪一天、哪个时辰把活鱼放到哪张桌子底下。
严龙生当然懂寄放人这点心思。他在这条街上坐了这么多年,什么把戏没见过?所谓寄放,不过是给他手心里递好处的由头罢了。下班的时候,他不慌不忙把别人“寄放”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包里塞,鱼用鱼护装着,菜用布兜兜着,绑在自行车后架上带回家。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从容,脸上看不出格外的欢喜,就跟拿自家东西一样自然,仿佛那些东西本来就该属于他。这几条鲫鱼,连同白天收下的几样新鲜蔬菜,一起装进蛇皮袋,扎好口子,绑在自行车后座。推着车子的时候,蛇皮袋便一晃一晃打着车架,他骑上去,一路摇摇晃晃驮回了家。车轱辘碾过青石板,发出不紧不慢的声响,蛇皮袋里的鱼偶尔扑腾一下,又安分下去。他脸上照旧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好像驮的不过是自家地里长的两棵白菜。
不知怎么,严龙生这会儿端着茶杯、叼着香烟,却突然想起了鸭浇面。本来手里一杯茶,嘴里一支烟,该是快活似神仙的光景,可严龙生偏觉得嘴里寡淡,心里空落落的,怎么都提不起劲。茶气本是热的,一缕一缕往鼻子里钻,烟也烧得均匀,灰白烟圈慢悠悠地飘着,可他既没心思品茶,也没心思抽烟,只觉得这两样平常最受用的东西,今天都像隔着一层纱,落不到实处。那装过无数好鱼好肉的肚皮,像是也吃腻了油汪汪的荤腥,发出一阵奇怪的信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进口转内销,消化不了再出口”。茶是好茶,泡得酽酽的;烟也是好烟,抽起来香喷喷的,可这些东西落进肚子里,就像水浇在石头上,激不起半分满足。他咂了咂嘴,舌头上仿佛还欠着一股味道,那味道并不真切,像在舌尖上打了个转又溜走了,只留下一片空茫。于是严龙生想起了鸭浇面,想起了磕婆桥下的那家面店,那口大锅里“咕嘟咕嘟”翻滚的汤,那浇在面条上的鸭块,那撒着青蒜叶的碗沿,热气腾腾的汤雾仿佛就在鼻尖萦绕。这么一想,那汤的鲜、鸭的香、蒜叶的辛,竟一股脑儿从记忆里泛上来,比眼前的茶和烟都来得勾人。就这么想着,他肚里的馋虫便被勾得直往上爬,连咽了两口口水。自然,想起那家面店,也就想起了那个“勿只死,贩菜籽”的何福高——那个瘦小老头儿的影子,不知怎的,偏偏在这个时候冒了出来。
昨天夜里,严龙生骑着那辆市管所的轻骑车赶去清河县城。夏夜的风从耳边掠过,带着白天未散尽的暑气,又混着田埂上飘来的水腥味,吹得人脸上身上一阵凉一阵热。路灯稀稀拉拉,隔老远才有一盏,灯光昏黄,在地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像是另一个不安分的自己跟着跑。到了那条熟悉的巷子,他敲开了“文革”中一同造反的老战友家的大门。老战友住在县城的巷子里,黑漆大门,门环敲上去“当、当”的声响,在黑夜里传得格外远,震得他自己心里都跟着一颤。那门环凉得冰手,每敲一下,都像敲在自己心尖上,声音在巷子里荡开,又折回来,格外地响。早已有人透风给他,说上面给县里新派了书记。严龙生原本没放在心上——他现在是长荡湖镇小小的市场管理所所长,一个镇上的部门小头头,县委书记哪会直接管到他头上?这世道本来就是县官不如现管。在他的算盘里,不管中央谁当总书记或主席,都跟他隔着十万八千里,他无所谓。最要紧的是顶头上司,只要上头没变,只要关系处得好,他严龙生就稳坐钓鱼台,根本用不着杞人忧天。
他坐在老战友的客厅里,喝着茶,聊着闲话,嘴上说的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心里盘算的全是自己那点前程。客厅里的灯光黄黄的,照在几件半新不旧的家具上,茶碗里的热气一蓬一蓬地升起来,把他的脸映得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他嘴里应和着老战友的话,时不时笑上两声,那笑声听着热络,其实心早飞到了别处。新来的县委书记再有本事,手还能伸到长荡湖镇来?伸过来又能怎么着?他严龙生在长荡湖镇扎根不是一天两天了,根基深着呢。
可没过多久,严龙生就从公社副主任的位置上摔了下来。那阵子他心里自然不是滋味,脸上有些挂不住,走在路上只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眼神都带着刺,连平日里对他点头哈腰的人,也似乎少了些热乎劲儿。后来他托关系,七拐八弯,被安排到长荡湖镇市管所当所长。职务表面上降了一级,实际得到的好处反倒升了一级。这里面的奥妙,他心里明镜似的:公社副主任听着好听,终究是个空架子,说起来管着一大片地,可油水有限,还得看上面眼色;市管所长看着不起眼,却管着一整个集市的大小事务,摊位、秤杆、菜价,哪一样不经他的手?里里外外的好处源源不断,随手一捞就是实打实的好处。他心里这才舒坦了些,逢人就感叹一句“现在形势发展快,不学习跟不上”的老话,嘴上说得谦虚,暗地里却四处活动,一双眼睛盯上了县里市管局副职的位子。他口袋里揣着几条好烟,隔三岔五就往县里跑,见了熟人就递烟赔笑,脸上堆着热络的笑,嘴上说着“老领导多关照”,话说得一句比一句诚恳,可心里翻来覆去念的全是那个副局长的位置。他知道,光靠眼下这个位子的好处还不够,要往上走,还得再挪一挪。
一些知情的人私下里感叹说,这家伙哪里油水足,就往哪里钻。这话虽然不中听,倒也是实情。他严龙生就像一只闻着腥味的猫,耳朵竖着,鼻子翘着,哪里有鱼,就朝哪里伸爪子,哪怕隔着墙也要挠出一条缝来。那副模样,在明眼人看来,真是把心思全写在了脸上,只差没把“我要往上爬”几个字顶在脑门上。这话在背地里传来传去,可传不到他耳朵里——即便真传到,他也只会冷笑一声,浑不当回事。
可现在,严龙生本能地感觉到一股潜在的威胁。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像一根细刺扎在背脊上,摸又摸不着,拔又拔不出,却总隐隐作痛。白天忙起来还不觉得,一到夜里静下来,那根刺就动了起来,扎得他翻来覆去睡不踏实。他在长荡湖镇横行这么多年,还从没有过这种不踏实的感觉。要是说当年田埂豆敢跟他作对,是因为田埂豆光棍一条,无忧无虑,豁得出去,那如今何福高敢跟他顶撞,死活不买他的账,这件事就绝不能等闲视之。要知道何福高原本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见了穿制服的人腿都发软,往日就算心底偶尔冒出几点反抗的火苗,严龙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它扑灭,甚至用不着自己动手,咳嗽一声就能镇住。可这一回,这个又瘦又老的胆小老头儿竟像换了个人,敢在他面前直起腰来,一句一句跟他顶撞,这怎能不让严龙生心里犯嘀咕?他想不通,一个小小的蔬菜贩子,哪来这么大的胆气?
就在十天前,这个瘦小的老头儿还在磕婆桥的饭店里,不干不净地指名道姓骂过他。那天严龙生也在那家饭店吃饭,只不过两桌之间隔着一道屏风,何福高骂得起劲,没发现他罢了。当时何福高的声音又尖又响,像砂纸刮在铁皮上,一句句“严龙生”连带着难听话,隔着屏风直往他耳朵里钻。那声音带着酒气,又带着积压多年的怨气,像一把生了锈的锉子,一下一下往他心口上拉。屏风外人来人往,谁也没想到这骂声竟冲着市管所所长来。严龙生坐在里面,脸一阵青一阵白,手里的筷子差点捏断。他当时气得两眼冒火,七窍生烟,恨不得扑过去甩他几个耳光,再把那张骂人的嘴撕烂。可终究还是按捺住了怒火——现在不是五年十年之前了,他严龙生早就没了随便打人的权力。那年月他拳头硬,说揍谁就揍谁,如今世道变了,他不能由着性子来。他只能攥紧拳头,把这口恶气硬生生咽进肚里。一杯酒灌下去,辣得嗓子眼发热,却压不住心头的火气。
这时候,他心底已经生出浓浓的悔意。他真后悔当初在公社办公室里,攥着何福高请人写的那封告状信时,没狠狠揍他几个耳光。当时那封信就在他手里,纸张薄薄的,上面一笔一画写着他的不是,他看的时候还不屑地撇了撇嘴。那纸页轻飘飘的,几乎没什么分量,可上面的字却像一只只小虫,后来总在他心上爬。到如今,他想打都打不成了。那时候他大权在握,想整治一个人有多容易,随便安个名目,就能让人吃不了兜着走。可偏偏当时一念之仁,或者说根本没把何福高放在眼里,觉得这么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儿翻不起浪来,就轻轻放过了。如今何福高羽翼渐丰,竟敢公开跟他叫板,早知如此,当初就该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当年的威风早就使不上了,后悔药无处可买。他越这么想,心里那根刺就越扎得深。
所以,何福高才被安上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的罪名,关进市管所的学习班“学习”。那学习班是什么滋味,自然只有进去过的人才清楚。说的是学习,可进得去容易,出来时少不得低头伏小,磨的不是皮肉,是人的心气。严龙生想到何福高如今就被关在里面,心里本该舒坦些,可不知怎么的,他非但没有松快,反倒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已经凉掉的茶,眼前那个瘦小老头儿的身影却怎么也赶不走。那身影又干又瘦,像一截风干的老树根,直挺挺地挡在他心上。他放下茶杯,那份隐隐作痛的感觉又爬了上来,像一根细刺,扎在背脊上,摸不着,却真真切切。
第十七章
何福高的心情豁然开朗,像积压了几天的乌云忽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开,露出了久违的晴空。那晴空蓝得透亮,连一丝云絮也找不到,亮亮堂堂地铺在他心口上,叫他整个人都轻了几分。
初升的朝阳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正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先是把天边染成浅浅的橘红,接着一层一层加深,到最后,漫天云霞都仿佛被点着了,红彤彤地铺展开来,把天地间染得一片通红。那光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落在他脸上,暖洋洋的,像是在轻轻告诉他,那些阴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阳光里浮着细细的尘,一粒一粒金闪闪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给他的眉眼都镀上了一层光。
“老何!老何!”
一阵亲切熟悉的呼唤,如同三月的春风拂过水面,带着融融暖意,穿透了医院寂静的走廊,穿透了那扇虚掩的房门,也穿透了宁静的晨光,慢慢唤醒了沉在梦乡中的何福高。那声音温暖又急切,裹着满溢的牵挂,仿佛悬了多少年终于落地,一下子撞进了他的耳朵里。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眼前的一切先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水雾,渐渐地,一张面孔清晰起来。他瞬间愣在原地,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连呼吸都停了,连胸腔里那颗跳动了半辈子的心都猛地顿了一下:“曾……曾部长,你咋知道我在这儿?”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惊讶,几分疑惑,还有几分不敢相信的颤抖。一边说,一边本能地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两只手撑着枕头,胳膊发了力,可那双刻满岁月痕迹的手臂到底力不从心,筋骨像是被抽走了力气,撑了好几次,也没能支起半个身子。他只好仰面躺着,喘着粗气,眼睛直直盯着来人,眼珠子一眨不眨,生怕自己一眨眼,眼前的人就会像水中的倒影一样碎掉,怕这只是一场梦。
那只手死死攥着被角,像是要抓住点什么实在的东西,来证明眼前不是幻觉。
“老何,你别动!”
曾强连忙伸出双手,轻轻按住何福高的肩膀,那动作又轻又稳,生怕惊着他。又细心帮他掖好被角,把露在外面的胳膊轻轻放回被子里,生怕他着了凉。他的动作轻得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手指却微微发颤,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不住地翻涌。曾强眼眶泛红,一层水光慢慢漫上来,情绪如潮水翻涌,早已泪水盈盈:“何福高同志,我们对不起你啊!”
他声音哽咽,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个字一个字都带着颤音。一边说,一边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下来,先是顺着脸颊滑到下巴,又一颗接一颗地砸下来,打湿了衣襟。一滴滴热泪落在被面上,洇开小小的水渍,也落在何福高的心上,像一股暖流,顺着那些冰冷的记忆慢慢化开,把冻了很久的角落一点一点焐热。
那暖流不声不响,却比什么都厉害,把那些日子里积下的寒气,一点一点往外逼。
何福高没有哭,只是静静躺在床上,双眼失神地望着天花板,可心底却早已波涛汹涌。他想哭,真想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委屈和苦楚一股脑倒出来,像倒一筐积了太久的陈年谷子,可他哭不出来。那些日日夜夜的煎熬,那些无处诉说的冤屈,在他心底翻来覆去地滚着,像一块沉重的磨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何福高一生坎坷,经了太多风风雨雨,泪水早就在岁月的打磨里干涸了。他只是用树根般粗糙的手指,紧攥着曾部长的手,指节凸起,青筋毕露,像是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浮木,又像是在找一丝心灵的慰藉。
那手粗糙得像砂纸,上面满是裂口和硬茧,可他攥得那么紧,仿佛一松手,眼前的人和这份迟来的公道就会一起消失。
田埂豆见何福高醒了,连忙从海珠那边跑过来,脸上满是喜悦的笑容,脚下的步子又急又快,三步并作两步凑到床前,额头还带着一层细汗。他高兴地对何福高说:“叔,我到省里去告状,刚好曾书记在省里开会,我找到了他。”
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得意,为能给何福高带来好消息格外自豪,眼睛亮闪闪的,像点了两盏小灯,嘴角咧得老大,露出一口白牙,活像穷孩子捡着了一块金子,恨不得把这份欢喜嚷嚷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那模样又憨又真,额上的汗珠在晨光里亮晶晶的,也顾不上擦一把。
“曾书记?”何福高疑惑地皱起眉,眼角的皱纹挤在一处,眼里闪过一丝不解,像是在努力消化这个称呼背后的意思。他的唇微微张着,像是还要问什么,可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一时发不出声。
田埂豆忙不迭补上一句,生怕他不明白:“曾书记到我们县当书记了。”
曾强郑重地点了点头,那往下沉的动作虽不大,却像把千钧分量都压在了肩颈上。他眼神里满是坚定,黑亮的瞳仁里像燃着两簇不晃的火苗,那目光稳稳地落在何福高脸上,不偏不倚,不急不闪,像是要把一颗定心丸完完整整放进他心里,让他安安稳稳踏实下来,再也不用东想西想、疑惧不定。
“曾部长,不!曾书记,你说说,我这样做有错吗?”何福高抓着铁架床沿,两只手使劲撑着,挣扎着坐起身,青筋从手背一根根鼓起来,指节因为用力都有些发白。他身子微微往前探着,枯瘦的肩膀斜斜地倾过来,眼里闪着期待的光芒。那光芒里既有忐忑,也有渴望,像一盏风里的灯,忽明忽暗,却始终不肯灭,就像走了一整夜黑路的人,深一脚浅一脚,满身泥泞,脚底下虚虚实实,全凭一口气撑着,就等着一句确定的答复,好让他知道,自己脚下的路没有走错,自己这些年咽下的苦没有白咽。
“没错!你没错!”曾书记一字一顿地说,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顶出来,声音铿锵有力,带着不可移易的分量,像是铁锤砸在砧板上,火星四溅,又像是一针强心剂,稳稳推进何福高的心口,推得他心口那股浑浊的气一下子化开了。这三个字掷地有声,在病房里回荡,撞着四壁,又折回来,也重重砸在何福高的心上,砸得他心头一热,鼻尖竟有些发酸。
“哦,没错!是没错!”何福高喃喃自语着,嘴唇微微翕动,声音里带着几分释然,也带着几分恍惚,像是把压在心口的一块石头终于卸了下来,那石头滚到地上,连带着把胸口那片堵得慌的地方都腾空了:“没错!我本来就没错呀!”他突然高声喊起来,脖颈上的筋都绷了起来,声音里满是力量和坚定:“我真的没错啊!”
这一声喊,像是积压了许久的憋闷终于炸开了口子,那股气从腹腔里直冲出来,胸腔里的委屈一下子散了大半,连带着那些日日夜夜的憋屈和苦楚,都跟着这一嗓子散了出去,散到病房外头,散到亮堂堂的日头底下去了。
当天上午,曾强亲自把何福高接到了县里招待所。他一路扶着何福高的胳膊,脚步放得又轻又慢,像是怕惊着刚愈的病人。车子开得平稳,不急不缓,轮胎碾过路面几乎听不见多余的响动,像是在照顾他病后的身子。窗外的风也格外柔和,带着田野里清新的气息,一阵一阵拂进来,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又透着股子青草和露水的甜润,像是专为他打开了一条崭新的路,把过去那些坑坑洼洼的旧路远远甩在了后头,连那些旧路上的尘土和颠簸,都一并被风卷走了。
他们刚走下楼梯,就在拐弯处撞上了严龙生。严龙生冷不丁出现在那儿,像半截黑沉沉的影子,何福高一眼瞧见,脸上的神色登时沉了下来。何福高狠狠瞪了严龙生一眼,眼里满是愤怒和鄙夷,那眼神像刀子一样,直直扎过去,带着寒光,也带着这些日子积下的全部恨意。跟着“呸”了一声,把满心不屑都吐了出来。这一声呸脆生生的,在楼梯间格外响亮,像一颗石子砸在墙上,又弹到地上,骨碌碌滚着,落到严龙生脚边。接着他扶着田埂豆和女儿海珠的肩膀,一步步坚定地走下楼,脚步一下一下踩在台阶上,沉稳有力,鞋底擦着水泥地,发出干脆的响,像是一步步踩碎了过去的阴影,踩碎了那些压在他身上的委屈和冤屈,踩得那影子一点点稀烂下去。
“这……这是怎么回事?”严龙生摊着双手,两只手在半空里无着无落地张着,一脸茫然地询问身边的医生,声音里带着几分慌乱,几分不安,那话音里像有无数个问号在打颤。那医生摘下眼镜,用手帕擦了擦镜片,动作不紧不慢,擦了左边擦右边,又照着光端详了端详,再慢慢架回鼻梁,侧过眼斜了严龙生一眼,那一眼冷得像冰碴子,满脸冷漠,一声不吭地走了。白大褂下摆一甩,把严龙生一个人撂在楼梯口,连空气都像凝住了。
已经走到楼梯下的田埂豆,回过头大声对严龙生说:“严龙生,你不知道吧!县委曾书记派专车来接他到县里开会去呢!”他的语气里满是得意和嘲讽,脖子扬得老高,嘴角几乎要撇到耳根,那话像一根针,直直扎进严龙生的耳朵里,扎得他浑身一颤,耳膜里久久嗡嗡作响,像有根无形的线在一下一下地拽。
严龙生像是被劈了个惊雷,顿时头昏眼花,眼前金星乱冒,耳朵里嗡嗡地响,那声音像成千上万只蜂子围着他转,两条腿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膝盖像是被人抽去了骨头,软得站不住。他双手扶住楼梯转弯处的花窗,手指死死扣着窗沿,指节泛白,指甲都快嵌进木头缝里,勉强站稳,朝楼下的院子里看去,只见一辆乳白色的轿车正停在大院花圃的旁边,阳光下显得格外耀眼,车身漆面光可鉴人,亮得能照出人影来。曾强正拉着车窗门,小心翼翼扶着何福高钻进车子,一只手挡在车框上,动作里透着几分亲近,几分敬重,像在请一位等了许久的贵客。
那一刻,严龙生脑中刚闪过“新来的县委书记真的是他”的念头,就只觉轰的一声,仿佛脚下的楼房霎时全塌了。那塌的不只是一栋楼,连带着他这些天在心里反复盘算的那点底气、那点指靠,也一并轰然塌成了废墟,砖瓦梁柱碎成一堆,尘土漫天。他只觉得两腿发软,膝盖像被抽去了筋骨,整个人失了支撑,一屁股跌坐在走廊的木条凳上,尾椎骨撞得生疼,也觉不出疼来。双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嗓子眼像拉风箱似的。眼前灰蒙蒙的一片,像是忽然蒙上了一层擦不去的阴翳,窗外那明晃晃的阳光,竟也照不透他心里的暗沉。他越想越觉得前路茫茫,越想越觉得满盘皆空,一股说不出的绝望和无奈从心底直涌上来,堵在胸口,又沉又冷,压得他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汽车慢慢驶出医院大门,拐上宽敞的公路。车头前忽然开阔起来,路面平展展地铺向远方。何福高心头豁然舒展开来,像积压已久的阴霾被风吹散,满眼都是亮堂堂的。东边初升的太阳恰似一团火轮,正从地平线缓缓升起,红里透金,给前方道路镀上一层金晃晃的光彩,厚厚地铺在路面上。车轮碾过去,像碾着光往前走,透着说不出的暖和与明朗。远处的田野、树影,尽数镶上一圈金色轮廓,连道旁草叶尖挂着的露珠,也亮晶晶地闪着光,密密麻麻、忽明忽暗,像无数碎星洒落人间,一闪一闪,都在为他庆贺。
何福高侧过脸,笑着对身边的曾书记说:“曾书记,我这回恐怕真要福星高照喽。”话里带着几分调侃,又藏着实实在在的盼头,像是随口打趣,又像是郑重地等着好事落下来。他黝黑的脸上笑出了褶子,那褶子里都像盛着亮光。
“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曾书记也跟着笑起来,眼里满是宽慰,那笑意从眼底漾到嘴角,一圈圈荡开,显然是打心眼里替老何高兴。他侧过脸看了何福高一眼,目光里透着笃定,开口说道:“老何,你做的这些事半点没错,完全合乎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那语气稳稳当当,像给刚才的疑问打了个结结实实的包票。
田埂豆从后排探过脑袋,身子前倾得快贴上前座靠背,脸上笑开了花,嗓门亮堂堂地喊:“叔!没错!你放心!曾书记要请你去大会上介绍你养板鸭、加工板鸭发家致富的经验哩!”他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拍着前排的椅背,把车里的空气都搅得热腾腾的。
“这……这哪成!”何福高登时慌了神,脸上泛起一层红晕,那红从脖根一直漫到耳尖,显得局促不安。他连连摆手,指尖微微发颤,像是被突如其来的看重烫着了,嗓子像被什么堵住,声音也细了下去,一句“不敢当”含在嘴里,半天吐不出个整字,唯恐自己担不起这份看重,更怕上台给领导丢脸。
“老何,这你可不用怕。”曾书记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稳稳的,掌心轻轻按了按,像是把一股子底气直直拍进他身子里。他抬手指了指前方的路,意味深长地说:“中央今年又下了一号文件,号召农民发家致富。我这次在省里开会,讨论的正是怎么帮农民走上副业生产、商品加工这条致富路。县里已经通知市管所,你被没收的板鸭和货款,将全部退还给你!你的前程锦绣着呢!”说到最后,他的声音放得稍低,却更有力,像在托付一句早就看准了的话。
何福高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嘴唇哆哆嗦嗦,眼睛里热辣辣的,一把攥住县委书记的手,攥得紧紧的。那手粗糙而发烫,像是要把心里说不出的感激都攥进去。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喉咙里像塞满了滚热的棉花,半晌没言语。两行热泪滚出眼窝——那是喜悦的泪,感恩的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直往下淌,淌过鬓角,滴在衣襟上。他使劲眨着眼睛,泪却越涌越凶,索性不去擦了,任凭它流着,像是要把这些年受的委屈和苦楚一并冲个干净,把那些被人戳脊梁、蹲学习班、夜里睡不着的酸楚都冲进这泪水里,再不留一点印记。
“曾书记,我今天总算彻底明白啦!只有中央的好政策,才能让我福星高照!”何福高满眼是泪,话音里满是激动与感激,每个字都像从心窝里掏出来的,滚烫滚烫,带着些哽咽,却又说得格外清楚,像把半辈子的委屈都化成了这一句明白话。
半年之后,长荡湖边的水草绿了一茬又一茬,黄了又青,麻鸭换了一身油亮的新绒,扇起来能带起一阵风。湖边的风一日日暖起来,曾强在长荡湖镇召开了鸭鸣长荡湖现场会。会场的旗子插在湖风里,呼啦啦飘着,像是在招呼四方来客。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县,从一个公社传到另一个公社,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各公社的种养能手、基层干部骑着自行车、坐着拖拉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一路叮叮当当、突突直响,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后头的人踮着脚,前头的人伸着脖子。长荡湖岸的风裹着湖水湿气与水草的腥甜,一阵一阵吹过来,吹得会场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养好鸭子发家致富”的红布横幅簌簌作响,红底金字一鼓一瘪,像是也在替这场现场会打气。
放眼望去,湖边连片搭起的鸭棚一个挨着一个,棚顶苫着厚厚的稻草,檐下挂着一排排喂食的木槽,从这头望不到那头,像一条蜿蜒的长龙顺着湖岸铺开。全镇有数百家养鸭农户,家家都成规模地批量养殖本地芦花麻鸭和白鸭,日积月累,全镇竟形成了年产五十万只麻鸭白鸭的养殖规模。那密密匝匝的鸭子浮游在长荡湖数十里开阔水面上,白花花一片,像铺了一层会动的云,随着水波一起一伏地涌动。有的埋头啄水,扁嘴伸进水里一撅一撅;有的抖翅甩落水珠,水珠子在日光里亮晶晶地飞;有的突然向前蹿出一截,搅起一圈圈涟漪,一圈圈荡开去。它们扑棱着翅膀,引颈长鸣,嘎嘎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此起彼伏,掀得人耳鼓发震,像是整个湖面都在扯着嗓子欢叫,实打实应了“鸭鸣长荡湖”这个名头。不少头一回来的干部看得眼都直了,嘴巴好半天合不拢,私下里直咂嘴:“了不得!这哪是养鸭,分明是养了一湖的金疙瘩。”
何福高作为全县第一个搞规模化养鸭和加工的典型,被请上台发言。他这辈子没站过这么大的场面,脚底板踩在主席台的木板上,都觉得不踏实,像踩着一片轻飘飘的云,随时会陷下去。他攥着叠得整整齐齐的发言稿,指节都捏得发白,手心里的汗把纸边都洇湿了,纸边软塌塌卷了起来。开口时嗓门还带着点发颤,头一句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可每一句话都实打实落地:“我原先就是个挑着担子卖菜的,风里来雨里去,起早贪黑挣几个辛苦钱,还被安了投机倒把的罪名蹲过学习班,人前人后抬不起头。要是没有中央的好政策,没有领导给我们撑腰,我做梦也想不到能有今天这一步。”他说到这儿,喉咙有些哽,停了停,台下一片安静,静得能听见湖风吹动横幅的哗哗声。他又接着把养鸭的经过一五一十讲下去。这话一出,台下不少有过类似经历的农户都跟着点头,有人想起自己受过的苦处,悄悄抹了抹眼角;几个基层干部也相互看了一眼,神色里满是感慨。台上的何福高,说着说着自己也渐渐稳住了,声音越来越洪亮,两只手也不再死攥着稿纸,像把憋了半辈子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越倒越畅快。
一场现场会开下来,全县几十个公社都定下了发展养殖业的计划,一时间会场内外都是热气腾腾的议论声,像烧开了一锅水,咕嘟嘟地冒着泡。不少农户当场就围着何福高预定鸭苗、请教饲养技术,这个问鸭子下蛋率怎么提,那个问鸭棚怎么搭才避风,还有的干脆拽着他的袖子不放,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生怕自己少听了一句。何福高也不藏私,把自己摸索出来的门道一条一条掰开揉碎了讲,讲完一遍怕人家没听明白,又蹲下身子在地上画鸭棚的样式,直说得口干舌燥,围着他的人却越聚越多,缠了他几个钟头才肯散去。
等到何福高动身往家走时,西天已经烧起了漫天晚霞,把长荡湖的水面染成了一片暖融融的金红色,连鸭棚顶也镀了一层光。他兜里揣着刚印好的养鸭技术手册,脚踩在软乎乎的田埂上,心里畅快得要飘起来,觉得这日子就像那湖水一样,一波一波往前涌,推着他朝前走。他忍不住扯开嗓子,哼起了平日里最爱唱的小调,调子虽然还是不着调,忽高忽低跑得没边,可那股子快活劲儿,隔着老远都能听得出来。
刚推开自家院门,坐在院子檐下择青菜的女儿就听出了那跑调的调子,那一嗓子从门外飘进来,七弯八拐的,她忍不住直起腰来,用沾着菜汁的手背擦了擦额角,朝门口望去,笑着调侃道:“又跑调了,都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了!”
何福高咧着嘴巴,也不回嘴,扬了扬手里的手册,那意思是说:今儿个心里高兴,调子跑多远都乐意。他那副得意模样,嘴角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像抹了蜜似的,眼角的纹路都挤成了花。
田埂豆开着汽车在平坦的大道上飞驰,车轮轻快地转着,金色阳光洒满路面,恰似为他们铺开一条坦荡光明的前程。何福高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田野一片连着一片,新翻的泥土散发着熟悉的气息,远处的村庄在暖阳里静静卧着,偶尔闪过一片亮汪汪的水塘,像大地睁开了眼睛,水面上映着清亮亮的天光。他周身还带着会场上那股热腾腾的劲头,眼前仿佛已经看见了满湖的鸭子、成垛的鸭蛋、一辆辆拉着板鸭往外运货的卡车,听见了嘎嘎的鸭叫和一串串响亮的喇叭声。他心里涌动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希望,只觉得往后的日子就像眼前这条大道,平坦、宽阔、亮堂堂的,只要肯下力气,就一定能一直走下去,走到那福星高照的好光景里去。
一九八一年四月上旬初稿于溧阳县文化馆创作组
后记
这部稿子写成于一九八一年四月,创作地点在溧阳县文化馆。那会儿我还在文化馆工作,写东西是生活中一件既郑重又平常的事。这部小说就是在那个环境里,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它也是我在文化馆工作期间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正是最后一篇小说,动笔时并不觉得,等到写完再看,心里却隐隐觉出些告别的意味,仿佛一个走了很远的路,忽然在某个熟悉的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彼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许多变化还没有完全铺展开来,长荡湖边的种种新鲜事,正像春天湖上刚升起的薄雾,带着湿漉漉的水汽,也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希望。那种水汽不只在空气里,也在人们走路、说话、干活的神气里。我走在田埂上,常觉得脚下的泥路比从前松软了些,湖上吹来的风里也少了些沉闷,多了些活泛。我把那些年见过的养鸭人、听过的鸭鸣声、走过的田埂和圩埂,慢慢聚拢起来,像把散落在湖边的碎光一点一点收进心里,再照着记忆的样子,写成了何福高养鸭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一时兴起编出来的,而是许多个晨昏、许多段路、许多张沉默的脸上慢慢浮现出来的。
何福高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我将那些年在湖边、河边、田头村舍上见过的许多农民合在一起塑造出的放鸭人。他们大多不爱说话,老实得像田埂上被太阳晒烫的土块,受了委屈就蹲在田埂上抽烟,一口一口吸得深,烟从鼻孔里慢慢冒出来,像是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苦处也一起吐掉了;高兴了也只会咧着嘴笑,笑得眼睛眯起来,额上的皱纹挤得更深,却不肯说一句漂亮话。他们不习惯张扬,也不相信言语能代替日子本身。但正是这些人,在政策放开以后,硬是靠着一双手,把日子一点一点撑了起来。那双手上有裂口,有老茧,有被风、水和劳作磨出的一道道粗纹,也正是这样的手,把鸭群从湖边赶到圩埂,把鸭蛋一筐筐挑到船上,把从前不敢想的光景一点一点挣回了家。我写何福高第一次上台发言时捏得指节发白的手,写他散会后哼起跑了调的滩簧小曲,都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见过那样的紧张和欢喜。那种紧张不是害怕,是忽然被人看见、被人推上前台时的不知所措;那种欢喜也不是张扬,是心里憋久了的东西终于有了出口,连跑调的曲子里都透着热乎气。
后来因为多次搬家,加上我早已不再写作,很多书稿和刊载过我作品的杂志,要么丢了要么卖了。生活几次变动,东西搬来搬去,有些箱子封好了又拆,拆了又封,忙乱中难免散失;有些旧书旧稿带不走,只好当作废纸处理掉。八十年代初离开文化系统后,我就搁笔不再写文学戏剧作品了,写作这件事,渐渐从日子里退了出去,连带着那些稿纸、笔墨和熬夜的习惯,也一起淡远了。
这部小说原稿,是我七十岁时意外在另一处旧屋子的旧书堆里翻出来的。它躺在那里不知多少年,纸张早已脆得不敢用力翻,但里面的字迹还断断续续认得出来。那一刻,我像在一条几乎忘了的旧路上,忽然又遇见了年轻时的自己。
后来我离开江苏,自然也从当时加入的省民协、剧协、文协、文艺家协会中退了出来,不再参加江苏的各种文化活动。人一离开,距离就远了,许多从前熟悉的场合、面孔和声音,都慢慢变成记忆里淡淡的影子。有时想起当年在江苏参加活动的日子,像看一场隔了许多年的老电影,画面还在,声音却已经轻得听不真切了。
重读这部稿子,我不禁想起当年在溧阳县文化馆创作组熬夜改稿的情景。那时大家围坐一桌,为一句对白、一个细节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轻易放过。仿佛句子偏一点,整个故事的调子就歪了;一个细节不妥,大家心里就不踏实。那样的认真,如今想起来还带着灯下的热气。如今纸页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漫漶,但何福高蹲在田埂上发愁的模样,鸭群下水时扑起的水花和欢快的叫声,会场上那一张张兴奋得发红的脸,仍像昨天刚见过一样清晰。时间冲走了许多琐碎的细节,却把这些最要紧的画面留下来了,而且越久越亮。
我客居他乡三十多年,许多往事都渐渐沉淀下去,像深水里的泥沙,不再轻易翻腾上来。只有这部稿子始终压在旧屋的书堆里,像一段没有说完的话,不声不响地待着,好像一直等着被重新翻开。这次把它找出来重看一遍,许多地方还留着初稿时红笔圈改的粗糙痕迹,有些句子读起来还带着年轻时的毛边和火气。但我不打算再作大的改动。它不是一部技巧成熟的作品,却是一个时代留在我心里的真实投影:长荡湖的水草、湖面上的鸭鸣、农民从束缚里挣出来时那股冒热气的劲头,都还在字里行间活着。那些粗糙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当时最真实的呼吸,没有经过后来的修饰,反而离生活更近,离那些在湖边风里走来走去的人更近。
如今再翻这部旧稿,纸页已经泛黄,订书针也变得锈迹斑斑。有些字迹也已淡去,要凑近些才看得清笔画。但何福高走在金色大道上的那个结尾,仍让我觉得,那个年代和那些人的心气,没有被时间消磨掉。它还在纸页深处,像一条旧路,虽然蒙了灰尘,却依然朝着亮处伸过去。如果今天的读者还能从这些朴拙的文字里,听见一两声从长荡湖上远远传来的鸭鸣,看见那一代人怎样一步步把日子踩实,走上勤劳致富、科学致富的路,我也就感到踏实了。
那一声鸭鸣不必很响,只要有人能听见,就说明那些年的风、那些人的心气,终究没有白费。长荡湖畔一群又一群鸭棚里传来的鸭鸣声,永远回响在我的耳边。
2026年8月31日于平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