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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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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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南省邵阳市古为宝庆府。书名《宝庆码头》有三层含义：①确指历史上存在于武汉汉口的那片由宝庆人开拓的“宝庆码头”； ②泛指宝庆本土资江、沅水沿岸的各类码头；③ “宝庆码头”是一种精神象征，喻指宝庆人（“宝古佬”）在他乡拼搏立足、开枝散叶的奋斗姿态和生存智慧。故《宝庆码头》既是对一座特定码头历史的钩沉，也是对一片土地水运基因的梳理,更是对一种“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的宝庆精神的追溯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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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溯流寻根处 两千年的建置变迁，无数的名称更迭，足以证明这片土地历史的悠久。而在那些流传至今的古老传说里，藏着邵阳源头的秘密。白公城、召伯祠、甘棠渡古老地名因何而来？它们与宝庆码头又有什么关系？这一章，我们从传说开始，探寻根脉所在……
（一）宝庆的源头
（二）辉煌与隐忧
（三）出发向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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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辉煌与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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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总会发生若干神奇的转折。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宝庆府、邵阳迎来了奇迹般的复兴—这一次复兴，不仅恢复了往昔的繁华，更孕育出一种强劲的商业精神，那正是日后宝庆码头传奇的历史前奏。
当时繁华的代表，是宝庆府城和新化县城。结合今邵阳市档案馆馆藏的《宝庆府志》和《邵阳县乡土志》来看，晚清的宝庆府城（即邵阳县城）是一座山环水绕的坚城，东至东关桥（亦称青龙桥），南边有铁局山、鹿头山等六岭围绕，西至关帝宫、呙家园西城墙，北至资江南岸。府城东面是邵水，北面是资江，沿河筑有高6米、厚20米的麻石城墙，易守难攻，后来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曾率大军围困邵阳，屯军久攻也不能攻下，留下“铁打的宝庆”一语，黯然离去。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高墙深池派不上用场，城内外的人、货通过东关桥往来频繁，过了东关桥，穿过朝天门，就是繁华热闹的街市，街道平直宽阔，两边商铺鳞次栉比。府城的中心是宝庆府台衙门，坐北朝南，衙门的两重朱红木门前有小广场，里面有清风阁，由能工巧匠雕凿精建，门窗雕花，櫓角如飞，备极华丽。阁楼高出民房丈余，夏夜宝庆知府常登台宴客，夏风习习中，展眼可览满城灯火，远望得见六岭松柏苍苍。
以府台为中点，一条东西贯通的长街横亘城内，府门以东称东直街，府门以西称西直街，从东直街走到西直街，武庙、文庙、杜公庙、文昌宫、城隍庙等映人眼帘，人流如织，香火旺盛。此外还有湘乡会馆、川陕会馆、江西会馆、福建会馆等外地商人建立的诸多会馆。又有鲁班殿、龙亭宫、养正殿等各行会公所，彰显着商业的富庶与繁华。
不仅如此，城东北角还有爱莲池（位于今大祥区城北路原市政府大院内），相传为濂溪先生周敦颐任邵州通判时讲学之地。周敦颐以《爱莲说》名传后世，故池塘满种莲花，南北有小桥曲折通幽，池中有君子亭，从古至今，一代代邵阳学子到此赏花思贤，研读文章，为古城增添了浓郁书香。步出城外，邵水和资江之交有水府庙，是航运业聚会祭神之地，始建于1573年，庙中供奉着鎏金神像，庙前有雄伟壮美的大戏台，行船开祭之时，酬神唱戏日夜不断，万众争看，热闹至极。歌声飘扬于邵水资江之上，巍巍东塔、北塔相对，水清正映秋月，景色亦美不胜收。（编者注：清雍正《宝庆府古迹考》：“爱莲池，周敦颐先生观莲处，在邵著《爱莲说》。”）
到晚清民国之时，宝庆府城的繁荣早已溢出城墙，不仅城内的曹婆井、九井湾、二府街等地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城外的河街等处也店铺林立、人流如织。《邵阳县乡土志》记载，当时城内分十三保，男女共四万二千余人,城外分十七柱，男女约三万六千余人，总计得七万八千余人。
再让我们将视线投往更北面的新化县，当时新化的县治即今日的上梅古城，这里也同样是一派繁盛的景象。
上梅古城有近千年的历史，明朝以前街道为十字形，到明正德年间扩展为“四街九巷”，清康熙十二年（1673）以后，县城又陆续向外扩建街道，分别有东外街、向化街、井头街、青石街、永兴街、大码头街等，至清末民初，整个县城有“九巷十八街”之说，其中“十”是指“十字街”，再加上其他八条街，其实就是“九街九巷”的布局。清末民国，城内人口达两万多，街道两旁建筑多为二至三层砖木结构小青瓦屋面，临街为陈列式铺面。街上绝大多数建筑为房居合一、楼居底商或前商后坊。一般是连榻或合墙，多以内天井采光、通风。住房一般为独门多户三合院或四合院平房，也有少数封闭式院落、仿西式楼房。此时，向化街、向东街、东正街、十字街、南正街、西正街、井头街、永兴街与青石街路面均为整齐划一的青石板，民国时期，上梅古城被誉为全省第一流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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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邵阳县城（即宝庆府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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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退回到稍早一些的乾嘉年间，宝庆府繁华的背后，深切的隐忧也时露端倪。
最大的隐忧是越发尖锐的人口问题。
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学者洪亮吉在同一时期曾叹息，没有人不想做“治平之民”，但治平时代的人口暴增却会成为灾难，治平时代，“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近代以前，地力的增产绝对赶不上人口的增殖，其结果就是土地日少物价日贵，人民只能“终岁勤勤，毕生遑遑”。
宝庆府亦是如此，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宝庆五属人口不过20638户、22.1万人，到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增加为143.87万人，再到民国初年增长为271.9万人，民初人口较嘉庆时几乎翻了一倍，而较之明代增长了十多倍，其中邵阳县人口从嘉庆时的64.7万增为149.6万，更是已经跃居湖南省第一位。
尖锐的人地矛盾，加上频繁的水旱灾害，迫使宝庆儿女不得不选择糊口四方。
然而，该往哪里去？在近代蒸汽机发明以前，人们足迹能到达的地方，往往限于畜力和河水能达到的地方。
简而言之，东西向靠人力畜力，南北向靠水力。就邵阳而言，往东去江西要穿越衡山、翻越连绵的罗霄山脉，然而此时江西同样人满为患，历史上屡见的人口流动轨迹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反之则实非寻常。那么往西呢？西边是四川、贵州，亦有茶马古道可通，但所谓“阻穷西征，岩何越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崇山峻岭本来就是难以逾越的自然阻隔。据一位民国时期曾往来于这条茶马古道贩盐的老者回忆，他对那条路的评价是“爬山过坳、流血流汗”，有些山路不过几巴掌宽，有的地方怪石嶙峋、骡马难行，更不用说时而听得狼嚎虎啸，时而还要提防土匪的侵袭。西去绝不是一条坦途。
向南又将如何？昔日楚人未能更进一步的疆域，有赖于清代天下一家，已非难以逾越。雍正、乾隆以降，确实有不少人移居广西，如民国时新化名士李抱一先生就观察到：“城步蓬瀛乡，新化人居十分之七八……曾闻永明县亦有一乡，纯为新化人。新宁、东安、零陵、道州一带山地，无处不有新化人麝集。而广西兴安县属之五排山，新化人尤夥……常闻至五排者，到处可闻新化土语，如入茱萸、梅山之间。”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过了湖南，仍旧是满眼丘陵，“交通不便，未能如闽粤人之越重洋入异国也”。并且，两广在人地矛盾之外，还有异常尖锐的土客矛盾，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地、土客纷争。
似乎，站在近代门槛前的宝庆儿女，又陷入了“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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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化县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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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发向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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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变，变则通。既然东西南三面都非去处，更多的宝庆儿女，只好将目光投向北面。
那是一条顺着资水北上，途经益阳、常德、岳阳，最终抵达汉口（武汉）的漫漫长路。
问题是，为什么宝庆人选择舍近求远，越过富庶的长沙，冒险渡过八百里洞庭，深入地形、文化均迥异的汉口呢?
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首先，明清时代湖北和湖南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商业联系，汉口从明中叶以后，又逐步发展成长江中游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影响力堪称无远弗届。众所周知，湖南、湖北在中国古代史中大部分时候都隶属同一政治区划，从汉至隋同属荆州；唐代天下划分十道，今日湖北武汉（唐鄂州）以南，湖南郴州、道州以北同属江南道；元明同属湖广行省；清代同属湖广总督统辖。事实上，直到清朝康熙初年从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中分湖广右布政使驻长沙，雍正元年(1723年）改湖广右布政使司为湖南布政使司，次年，改偏沅巡抚为湖南巡抚之后，两湖才从行政上分道扬镳。但惯性的力量仍不容小觑，明清两代，仍大体遵循“提准湖广衡、永、荆、岳、长沙漕粮，原在城陵矶交兑者，改并汉口水次”的旧令，以汉口为漕粮交兑口岸。并且当时两湖都通行淮盐，汉口同样为“楚商行盐”的总口岸。于是，即便湖南湖北政治分治，但此后汉口的食盐仍大量分销湖南地区，湖南的大量米粮仍通过汉口外运，汉口与湖南的商业联系仍旧紧密。清初的《广阳杂记》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因兴旺繁盛,对宝庆商人而言,比起偏居一隅的长沙自然更有吸引力。
其次，嘉道之际汉口商镇臻于全盛，其人口吸引力恰可吸纳宝庆溢出的人力资源。清代中叶，宝庆的人口压力空前。这不仅是宝庆一地的问题，全国也都是如此，如《中国古代史教程》所说：“……道光元年，（全国）人口已增至约三亿五千余万人，田地并没有增加多少。道光二年每人平均土地只有2.23亩，这意味着人均粮食产量的降低和人均口粮的减少……一般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窘，生活无着的穷人只能卖儿鬻女。”但在全国性的人地矛盾中，汉口却异军突起，以商业城镇的面貌跃居“天下四大镇之首”，其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汉口历史上屡经兵燹，城市的发展史基本上等同于外来人口的移居史。明末清初，农民军、明军在此拉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不转瞬而左良玉、献贼来，尽皆墟也”，武汉三镇包括黄鹤楼、楚王府在内都被焚毁。此后的汉口，即在废墟之上不断吸纳周边的人口——主要是湖北诸县的乡村人口——得以重建、复兴，但到清代中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乾隆、嘉庆之交的“川楚白莲教起义”，起义军兵锋波及川、陕、楚、豫，史称“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这次起义虽未抵达武汉，然前期汉口移民的来源地均在战火波及区域，战后的人口输出能力大为减弱。此后，来自湖南的船民填补了这一空缺。又如此后咸丰时代的太平天国战争席卷武汉，武汉再次被“一炬荡为平地”，使之恢复至“比屋鳞次，市廛之盛，肩摩踵接”景象的，同样是以湘军为旗帜的邻省人口。所以，综观近代历史，一方面是宝庆的人口激增，一方面是汉口的湖北移民骤降，宝庆人每每在战乱之后大量移居汉口，正是抓住了历史机遇期。
再次，作为近代以来较早开埠通商的城市，汉口对于外来移民的包容力也更强。早在道光年间，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就有诗云：“茶庵直上通硚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诗下还注称：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而后随着开埠通商，汉口人口急剧增长，从1853年的约10万人，增长到1935年的81万多，不到一个世纪里人口暴增70余万，这增加的人口就多是外来移民。而外来人口在汉口是更容易安身的，如1863年英国领事金杰尔（Gingell）所言：“汉口商业持续繁荣，规模日渐扩大。不同层次的中国人都大量涌向这个城市……为了他们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相比之下，其他的内陆城市，包括长沙等，虽然较之汉口更近，但包容力上却可能远不如后者，论者屡称“湘省土客之见甚深”，像长沙、安化各地，客民如果要取得和土著一样的科举等待遇，“须住居满六十年”。取得入籍资格极难，如未入籍，则还会在生活、经营各方面加以特别限制，如“土著人编定都团外，另立一都，名曰客都。凡客籍人置业,不准于土著人都内立户”，“客籍人置业时,必缴入境费，且有不准客籍人附学，不与客籍人通婚嫁者”。宝庆人舍近求远，并非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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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府位置及周边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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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水。
汉口是汉江、长江交汇之处，也是商业汇集之地，时人目为“四方之孔道”、“九州之腹心”。从武汉出发，既可溯江而上至重庆、成都，也可顺流而下至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沿汉江而上，更可抵达襄阳、汉中。而武汉三镇中，又以汉口为最，《汉阳府志》曾言：“（汉口）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有让焉。”宝庆儿女的外出，虽说是穷则思变，但更是积极主动、变则思通的，他们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市场，更通畅的码头。宝庆人以水为脉，顺水而行，终抵此地。
于是，宝庆人（邵阳人）选择了汉口，一如两千多年前，楚人从郢都的地图上看到了邵阳。
两千余年的光阴，历史在此走过了一个完美的圆。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宝庆人如何越过资江、跨越洞庭，从山城百姓蜕变为水上英豪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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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区档案馆《汉阳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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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龙毅鹏主编《宝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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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龙毅鹏（1968－ ），男，苗族，湖南绥宁人。湖南省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宝庆码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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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