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五老(一)
文/沈巩利

延安的窑洞是朴素的,黄土是深厚的,而在这朴素与深厚之间,曾经站立着五位老人。他们不是五座雕像,却比雕像更沉;他们不是五本教科书,却比教科书更真。他们是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是延安时期被全党尊称为“延安五老”的五位革命长者。
“延安五老”的称谓,起于延安时期。1940年1月,毛泽东在吴玉章六十寿辰的祝词中,将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并举,称赞他们“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从此,“延安五老”成为中国共产党内五位德高望重长者的集体称谓,沿用至今。
他们五人的年龄排序是: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是五老中年龄最长者。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生于四川荣县,年龄居第二。
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宁乡。
董必武,1886年生于湖北红安。
林伯渠,1886年生于湖南临澧,与董必武同年,月份稍晚。
徐特立,1877—1968,享年91岁,是五老中最长寿者。他1968年11月弥留之际,将多年积蓄交给组织,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1878—1966,享年88岁。他晚年仍时常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课,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
谢觉哉,1884—1971,享年87岁。他一生“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董必武,1886—1975,享年89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始终牢记初心,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
林伯渠,1886—1960,享年74岁。他逝世后,陈毅作诗悼念,盛赞“革命一生无愧怍”。
五人中,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均为湖南或四川人,林伯渠亦是湖南人。五老之中,四人参加了长征(吴玉章被派往国外工作),是长征队伍中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以花甲之年,走过了万水千山。
五老的人生,如同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他们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少年时读私塾、习经史,青年时目睹甲午惨败、列强瓜分,中年时投身革命洪流,晚年时见证新中国诞生与建设。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他们几乎走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转折。
徐特立的少年时代是在湖南长沙的乡村度过的。他早年家贫,却嗜书如命。青年时,他制定了著名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二十串钱作为生活开支,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则全部变卖用来买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到了第八年,家里提前濒于破产,可徐特立也成了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各处学堂争相聘请,他的年薪涨到了六十串钱。他后来回忆说:“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
徐特立中年时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便是他的学生。1919年,四十二岁的徐特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远渡重洋,直到1924年才回到祖国。1927年,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时,五十岁的徐特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后来评价他:“在几经选择中,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
徐特立的晚年,是一本“没有字的教科书”。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位高而搞特殊。1949年进城后,组织为他配备了专车,他却不大乘坐,经常步行外出。警卫员有意见,他便耐心地算账:“我们进次城,来回用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他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

作者简介: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荣誉博士学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高级指导师,心理咨询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丝绸之路国际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等。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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