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二)
文/沈巩利
吴玉章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概括，是“经过了变法维新、排满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亲历辛亥革命。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后半生献给了党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延安，他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担任校长十七年。
吴玉章读书有一个特点：方向感极强。他说：“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目标既定，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都不灰心丧气，不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目标。”他在苏联求学时，克服资料缺乏的困难，编写了《中国历史教程》讲义，成为党内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谢觉哉是五老中唯一没有留学经历的。他的一生，从长沙到洪湖，奔瑞金，抵延安，赴兰州，驻西柏坡，进北平，“虽九死而犹未悔”。他在统战、社会福利、司法、新闻、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代表，以多个笔名在报刊上撰文，宣讲革命和抗日的道理，营救和收容了大量失散的红军西路军人员。在延安，他住在南关边区参议会旁边，周围群众中唯独一家富农成分的邻居不敢跟他来往。谢觉哉主动给一家老小讲革命的道理和党的政策，这家人感动地说：“住谢老邻家，让我们拆掉了和共产党隔着的墙。”从此逢年过节都到谢老家道贺。
谢觉哉读书有一句名言：“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永不停歇的学习态度，正是他“不老”的秘诀。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1年武昌起义后第三天，他连夜奔赴武汉投身辛亥革命。1921年，他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在五老中，董必武是唯一直接参与建党的人物。他后来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八个字概括党的历程，这八个字也恰是他一生的写照。
董必武的节俭是出了名的。抗战时期，他长期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不许浪费一张纸，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能再用的时候才更换”，甚至曾为六角钱的伙食费对不上账而作检讨。他对群众说：“我是当勤务员的，人民的勤务员嘛。”对家人则讲：“做行政工作并不是做官，假使参加革命而以解决个人利益为目的，那是绝对错误的。”
林伯渠是五老中最早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之一。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延安，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美国记者斯诺笔下的林伯渠是这样的：“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个形象，与“边区政府主席”的头衔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林伯渠深入基层，经常拄着拐杖跋山涉水，走家串户，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成为群众心目中那个和蔼可亲的“林老头”。他最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良药。他自谦“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而这“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珍贵的前进”。
五老并非以等身的著作传世。他们的“名作”，是他们亲手参与缔造的事业；他们的“价值”，不在纸上的文字，而在路上的足迹。
徐特立是中国革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被毛泽东称为“坚强的老战士”。刘少奇说“共产党拥有徐特立，是莫大的光荣”，周恩来称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则誉之为“当今一圣人”。他晚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却从不以“部长”自居。他有一句名言：“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这句话，便是他留给后人“著作”。
吴玉章的贡献在教育。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之一。在延安时期，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培养了好几代干部。毛泽东在他六十寿辰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一辈子做好事”——这便是对吴玉章一生最精炼的概括。
谢觉哉的贡献在政法与统战。他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司法工作中强调“讲道理”，认为“道理总不是绝对的，愈争论，愈近真理”。他关于“大道理管小道理”的论述，关于节约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关系的思考，都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对于“道理”的执着——讲道理，就是尊重人，就是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董必武的贡献在法制。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法学专家之一，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从建党到建国的全过程，却始终以“勤务员”自居。他用自己的“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八个字，为所有后来者标注了历史的刻度。
林伯渠的贡献在政权建设与财政经济。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十余年，是边区人民的“林老头”。他逝世后，陈毅的诗句“革命一生无愧怍”，是对他一生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评价。
他们年纪越大，越把自己看小。徐特立八十高龄仍坚持参加小组会议，说“我虽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林伯渠贵为边区政府主席，帽檐上却系着一根绳子。董必武为六角钱作检讨。吴玉章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些事，单独看，都是小事；合在一起看，却构成了一种气象。
他们读的书越多，越觉得不够。徐特立“十年破产读书”，到头来觉得自己“不够”；谢觉哉说“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林伯渠说“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吴玉章八十一岁时写下“东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的座右铭，以博学之身仍言“虚心不足，钻研不深”。这种“越读越不足”的感觉，不是谦辞，而是一种真实的认知境界——知的边界越扩大，未知的海洋便越辽阔。
他们革命越久，越不觉得自己“有功”。五老之中，没有一个人写过夸耀自己功绩的回忆录。徐特立把积蓄交给组织，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吴玉章叮嘱侄子“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随时注意人民疾苦”。这些行为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革命不是“功劳”，而是“本分”；不是“牺牲”，而是“选择”。当你把一件事当作本分来做的时候，就没有“了不起”可言了。
在世俗的理解中，“老”意味着衰退、退场、被遗忘。但五老提供了一个反向的样本：他们的“老”，是一种完成，也是一种开始。徐特立五十岁入党，吴玉章四十七岁入党，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也都是在中年之后才真正找到自己的道路。他们的青年是在旧时代度过的，他们的中年是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的，而他们的晚年——恰恰是他们人格最为凝聚、精神最为澄澈的时期。
这或许提示我们一种关于“成长”的另类理解：成长不是一条从“无知”到“有知”的直线，也不是一条从“弱”到“强”的曲线。成长有时是一种“返”——返回到最朴素的道理，返回到最简单的关系，返回到“做一件好事”和“继续做一件好事”之间的那段距离。五老用他们的一生丈量了这段距离，然后告诉我们：那段距离，就是一生。
延安的窑洞早已不是当年的窑洞了。但窑洞里的那盏灯，那种在寒冷中互相取暖、在黑暗中彼此照亮的东西，还在。“延安五老”五个字，不过是一个称谓。可贵的是这个称谓背后那种“不老”的东西——不是年龄的不老，而是精神的不老。这种“不老”，用谢觉哉的话说，就是“脑子越用越灵”；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很受青年们欢迎”。青年们欢迎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老人，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与年龄无关的、向前走的力量。
徐特立说：“少坐车，多走路。”这话朴素至极。但细想，一生的路，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么。
作者简介：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荣誉博士学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高级指导师，心理咨询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丝绸之路国际诗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等。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