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
副标题：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纪实小说
作者：心如大海
简介：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于都河，踏上万里长征。
四万余名伤员、老弱、妇女与无名战士，奉命留守沦陷苏区。外无援兵，内无补给，隔绝于世，孤军牵制数十万敌军。
三年游击，千山浴血。
项英、陈毅坚守油山绝境；王光泽以身诱敌、壮烈殉国；瞿秋白从容赴死，留笔千秋；少年卫生员藏忠魂于桦皮，镌刻下最早的烈士名录。
四万留守，仅存三百零八人。
他们未曾远征，却走完了世间最漫长的路。
当山河破碎、前路尽绝，这群被时代留在后方的人，以血肉为炬，守住了革命最后的火种。
这是一曲无人熟知，却足以震彻山河的绝境壮歌。
目录
序
第一部 渡河
第一章 于都河畔
第二章 留守名单
第三章 第一个月
第四章 最后的电报
第五章 川河盖
第二部 沦陷
第一章 苏区沦陷
第二章 何叔衡跳崖
第三章 分兵
第四章 贺昌之死
第五章 罗汉岭
第六章 油山
第七章 乞讨
第三部 火种
第一章 下山
第二章 出山
第三章 重逢
第四章 三百人
后记
附录
一、留守苏区主要领导人名单
二、三年游击战争主要烈士名录（部分）
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牺牲领导干部统计
四、三年游击战争人员损失统计
五、主要参考书目
序
一九三四年十月，于都河畔。
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九月刚过，于都河两岸的枫叶就已经红了，红得像浸过血。河水还清着，缓缓地流，看不出几天之后这里将有一场什么样的离别。
没有人知道，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个秋天。
事情要从夏天说起。那年四月，广昌失守。国民党军兵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堡垒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钉进来。红军的阵地越守越窄，人越打越少。到九月，整个苏区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兴国几个县城还在手里。鼎盛时期三十多个县的版图，缩到了不足七个县。
仗打不下去了。
九月下旬，瑞金云石山，一座古庙里，中央政治局开了会。会议的内容很简单：主力红军必须转移，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再图发展。
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作“长征”。
但在当时，没有人叫它长征。文件上写的是“战略转移”，口头说的是“到外线去打仗”。没有人知道要去多久，走多远。有人以为三个月就能回来，有人以为最多半年。没有人想到，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就是大半个中国，就是整整一年。
更没有人想到，这一走，对留下来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会议还作了另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只是一个附带事项，却在后来的历史中显出了它全部的重量，留下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在苏区坚持斗争，掩护主力转移，牵制敌人，等待主力回返。
留下多少人？会议决定：红二十四师、十多个独立团、所有地方武装，加上党政机关人员，总计约四万余人。
四万余人。
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意味着所有走不动的人、不能走的人、被留下来的人。意味着三万多名伤病员，意味着大量的妇女、儿童、老人，意味着政府机关的文职人员，意味着那些在五次反“围剿”中伤残的战士，意味着那些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地方干部。
也意味着，一支以老弱伤残为主体的队伍，要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中，在已经沦陷的根据地里，生存下去。
十月上旬，各部队开始集结。主力红军的八个军团，从各个战场撤下来，向于都河集中。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每天傍晚架起，第二天天亮前拆除，晚上再架起。来来往往，整整渡了四个晚上。
于都河的水，那些天一直是浑的。
没有人统计过，那些天有多少人从于都河上走过。后来有人粗略算过，大约八万六千人。这八万六千人，就是中央红军的全部主力。他们带着所有的家当，印钞机、兵工厂、医院设备、X光机，甚至还有印好的钞票和没来得及发的军装。这是一次搬家式的转移，每个人都知道，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能带的都带上了。带不走的，就只能留下。
留下的人，集中在几个地方。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在瑞金，项英和陈毅坐镇。红二十四师留在会昌一带布防。各独立团分散在各县，准备打游击。后方医院留在于都、瑞金交界的山区，那里有三千多名伤病员。被服厂、兵工厂、印刷厂的工人，就地隐蔽，等待指示。
十月十二日，中央给项英发来最后一份电报。电报很长，指示了留守工作的各项方针。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央苏区必须坚持，等待主力回返。”
项英看完电报，沉默了很久。他问机要员：“主力什么时候能回来？”
机要员说：“电报上没说。”
项英没有再问。他把电报折好，放进文件包里，对身边的陈毅说：“老陈，我们要准备过苦日子了。”
陈毅说：“多苦？”
项英说：“比我们想得到的，还要苦。”
那天晚上，陈毅没有睡。他坐在窗前，借着油灯的光，写了一首诗。后来这首诗没有留下来，但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诗的最后两句是：
“此去江南无所有，满天风雨满天愁。”
十月十七日，主力红军开始渡河。
那天傍晚，于都河畔挤满了人。红军战士背着枪，扛着行李，一队一队地往浮桥上走。桥很窄，人很多，队伍走得很慢。河面上映着火光，是渡河部队打着的火把。火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像是河在燃烧。
岸边送行的人更多。有老妈妈拉着儿子的手不放，有妻子抱着孩子站在路边，有兄弟俩一个走一个留，面对面站着，谁都说不出话。
陈毅站在河岸的一处高坡上，看着队伍从面前走过。他认出了很多面孔，有的熟，有的不熟。一军团的、三军团的、五军团的、八军团的、九军团的，一个个从他面前走过。有人朝他喊了一声“陈主任”，他点点头。有人朝他敬礼，他也敬礼。
队伍走了一整夜。
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于都河畔安静下来了。浮桥已经拆了，火把已经灭了，河面上只剩下清晨的薄雾。陈毅还站在那个高坡上，身上的衣服被露水打湿了。
他转过身，看着身后的人。
那是留守的人。站着的、坐着的、靠着的，密密地站了一河岸。他们看着主力远去的方向，没有人说话。晨光照在他们身上，照出了他们脸上的疲惫、伤病和茫然。
陈毅数了数，数不清。但他知道，从今天起，这四万多人，就是他的人了。
他要带着这些人，在这片已经被包围的土地上，活下去。
远处，于都河还在流。水声很轻，像是在说一个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有人听懂的故事。
而故事的开头，就写在那天清晨，一个七岁的孩子问一个十七岁的卫生员的问题里。
“姐姐，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卫生员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她想了想，说：“等山上的花开了，他们就回来了。”
孩子问：“那山上的花什么时候开？”
卫生员没有回答。她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蓝得不像要打仗的样子。
她说：“走吧，我们回去。”
她牵着孩子的手，往山里走去。在她身后，更多的人开始走动。他们三三两两，背着东西，抬着担架，赶着骡子，慢慢消失在晨雾里。
于都河畔，终于彻底安静了。
主力红军渡河的那天是十月十七日。后来的历史书把这一天，作为长征的开始。
但对于留下来的人来说，那一天，是另一种长征的开始。
没有人给他们起名字。没有人给他们写诗。没有人知道他们中将有多少人活到再见面的那一天。
他们只是留下来的人。
后来的历史，叫他们“留守”。
第一部：渡河
第一章 于都河畔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清晨。
陈毅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坐在那棵老樟树下。露水打湿了他的灰布军装，后腰以下的衣料洇成了深黑色。左腿的伤口又开始疼了，不是剧烈的疼，那种闷在骨头缝里的钝痛，像有人拿一把生锈的锉刀，一下一下地刮着骨面。
他试着站起来。右腿一用力，左腿跟着一颤，整个人晃了一下，赶紧扶住树干。树皮粗糙，硌手心。他低下头，看见自己左脚踝处绑着的纱布已经松了，渗出暗黄色的脓水，把裤脚粘在了伤口上。
他蹲下去，想解开纱布重新绑。手指碰到伤口的瞬间，一阵钻心的痛从脚踝蹿上大腿。他倒吸了一口气，咬住了下嘴唇。
“陈主任，您醒了？”
一个年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陈毅回头，是警卫员小何，十八岁，吉安人，去年才参加红军。小何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热水，冒着白气。
“什么时候了？”陈毅接过缸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太阳刚出来。”小何蹲下来，不由分说地帮陈毅解开纱布。他动作很轻，但纱布还是带下来一小块干结的皮肉。陈毅的腮帮子绷了一下，没出声。
小何低头看着伤口。碗口大的一片，边缘红肿发亮，中间凹陷处积着脓液。他喉结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没事，死不了。”陈毅把缸子递还给小何，“项书记呢？”
“在那边。”小何朝河岸方向努了努嘴。
陈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于都河还在流。昨天的浮桥已经拆得干干净净，河面上只有水，空荡荡的水，缓缓地流着。河对岸的枫林一片一片地红着，像烧过之后的余烬。更远处，晨雾还没散尽，山影淡淡地浮在天边。
项英站在河岸的高处，背对着陈毅的方向。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扎皮带，绑腿打得一丝不苟。从背后看，他的肩膀绷得很直，像一根钉进土里的桩。
陈毅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在小何的搀扶下爬上那道土坡。走到项英身边时，项英没有回头。
“走了。”项英说。两个字，平平的，听不出什么情绪。
“嗯，走了。”陈毅站在他旁边。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河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凉意。陈毅拢了拢衣领，发现扣子掉了一颗，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
“老陈，”项英终于转过头来，眼睛里全是血丝，看样子一夜没睡，“中央给我们的任务，你清楚。”
“清楚。”陈毅说，“保卫苏区，牵制敌人，等待主力回返。”
“等主力回来。”项英重复了一遍。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固执的强调，像是在说服自己。
陈毅没有接话。他看着河对岸那片红透的枫林，脑子里却在想另一件事：昨天渡河的队伍里，他看到了红一军团的一个连队，士兵们背着枪，穿着新发的灰布军装，脸上带着笑。他们以为三个月就能回来。至少大部分人这么以为。
但陈毅在苏区打了七年仗。他知道广昌失守意味着什么，知道堡垒推进意味着什么，知道四面合围意味着什么。他心里清楚——主力这一走，不是三个月能回来的。也许一年，也许更久，也许……他不敢往下想。
可他不能说。项英需要“等主力回来”这句话撑着。留下来的人也需要这句话撑着。四万多人，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主力会回来”，他们靠什么活下去？
“项书记，今天的安排是什么？”陈毅问。
项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看了一眼，递给陈毅：“中央给的指示很明确：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在正面节节抵抗，迟滞敌人；地方武装转入游击，骚扰敌人后方；各后方机关立即向山区转移，分散隐蔽。”
陈毅接过纸看了两眼。纸上有些地方的字迹被水洇开了，大概是汗，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他把纸还给项英，说：“命令好下，但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四万多人里，真正能打仗的不到一万人。剩下的三万多人，都是伤病员、妇女、孩子、文职人员。这些人往山里转移，怎么转移？谁抬？谁背？山上吃什么？住哪里？”
项英沉默了一会儿，说：“困难要克服。”
陈毅看着他，没再说话。
远处传来一声号响。是留守部队的集合号，声音从河岸下游的方向飘过来，在空旷的河谷里回荡。项英和陈毅同时朝那个方向看去。
河滩上，一队一队的士兵正在集合。灰布军装，八角帽，绑腿，草鞋。看起来和昨天渡河的队伍没什么两样。但如果走近了看，就能看出区别：这些人里，拄拐的、吊胳膊的、头上缠纱布的，占了将近一半。还有一些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年纪明显偏大，走路时腰弯得很深。
更多的人还在从各个方向往河滩上汇集。有推着独轮车的，车上躺着伤员；有抬着担架的，担架上的被子被晨风吹起一角，露出下面苍白的脸；有牵着骡子的，骡背上驮着印钞机和油印机；有背着孩子的妇女，孩子趴在母亲背上还在睡，母亲的脊梁被压得弯成了一张弓。
陈毅站在土坡上，看着这支正在集结的、奇形怪状的队伍。
他们走得很慢。有人走几步就要歇一歇，有人扶着树干才能站住。但他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河滩上那面刚刚升起的红旗。
那面旗是新的，红得刺眼。
陈毅突然想起一件事。他转头问小何：“瞿秋白同志到了吗？”
小何说：“昨天就到了，住在河边的村子里。还有何叔衡同志，也到了。”
“走，去看看他们。”
陈毅从土坡上下来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于都河。河水还在流，无声无息地流着。河对岸的枫叶还是那么红，红得像火，也像血。
他想，不知道明年这时候，这些枫叶还在不在。
瞿秋白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是村里老表腾出来的。房子不大，墙上有裂缝，从裂缝里能看见外面的田地。屋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别的什么都没有。
陈毅推门进去的时候，瞿秋白正坐在桌前写东西。桌上摊着一张毛边纸，旁边是一支秃了头的毛笔，墨是用锅底灰兑水调出来的，颜色灰扑扑的。
“秋白同志。”陈毅喊了一声。
瞿秋白抬起头。他的脸色很差，苍白里透着一层青灰，颧骨突出，眼窝深陷。肺病把他折腾得脱了形，才三十五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岁。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法，像是把最后一点油都逼出来烧的火。
“陈毅同志。”瞿秋白站起来，嘴角牵了一下，算是笑，“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
“找我什么事？”
瞿秋白从桌上拿起一沓纸，递给陈毅：“这是我这几天整理的文件和宣传材料，留在苏区可能用得上。你看看，能用的就留下，不能用的就烧掉。”
陈毅接过那沓纸，翻了翻。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都是毛笔小楷。有关于游击战争的指示，有对群众的宣传口号，有党员教育的提纲，密密麻麻写了几十页。陈毅看着这些字，心里有点发酸。他知道瞿秋白的身体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写这些字，不知道要咳多少次。
“秋白同志，你自己的身体……”
“我没事。”瞿秋白打断他，重新坐下，拿起笔，“革命嘛，总是要有人做事的。”
陈毅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在瞿秋白对面坐下，把纸放在桌上，沉默了一会儿，问：“何叔衡同志呢？”
“在隔壁。昨晚到的，走了三天的路，累坏了。我让他多睡一会儿。”
“组织上决定，你和何老跟分局一起行动，往闽西方向转移。”陈毅说，“等到了闽西，再想办法送你们去上海或者香港养病。”
瞿秋白手上的笔顿了一下。他没有抬头，问了一句：“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陈毅个人的意思？”
“组织决定。”陈毅说。
瞿秋白放下笔，抬起头，看着陈毅。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水，但陈毅从那潭水底看到了别的东西，一种他不太愿意去辨认的东西。
“陈毅同志，”瞿秋白说，“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肺病到了这个地步，走到哪里都是拖累。留在苏区，反而是个负担。”
“秋白同志——”
“你听我说完。”瞿秋白摆了摆手，声音很轻，但语气不容打断，“我留下。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们不用分心照顾我。”
陈毅看着他。瞿秋白也看着他。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桌面上那张毛边纸上，照出了纸的纹路。陈毅低头看了一眼，发现瞿秋白正在写的是一首诗，只写了两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陈毅没有再看。他站起来，握住瞿秋白的手。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凉得像一块石头。
“秋白同志，保重。”
“保重。”瞿秋白说。
陈毅走出土坯房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站在门口，眯着眼看天。天很蓝，云很白，阳光很好。如果不去想山外那几十万国民党军，如果不去想三个月后的冬天，如果不去想四万多人将要面对什么，这只是一个寻常的十月早晨。
但陈毅没办法不去想。他扶着墙根站了一会儿，等左腿的痛过去，然后一瘸一拐地往河滩方向走。他要去看看留守部队的集结情况，要去看看那些伤病员怎么安置，要去看看那三万多人往哪个方向转移。
他是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下来的人，都归他和项英管。
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土坯房。窗子很小，看不清里面。但他知道瞿秋白还在写，还在用那支秃了头的毛笔，蘸着锅底灰兑的墨，一笔一划地写下去。
写什么？写文件，写宣传材料，写诗，写一个文人在生命最后时刻想说的话。
陈毅转回头，继续往前走。
他的影子拖在地上，很长。
于都河畔，人声越来越嘈杂。有人在喊口令，有人在哭，有人在唱歌，有人在骂娘，有骡子在叫，有孩子在哭。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粥。
在这锅粥里，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十七岁的女卫生员正蹲在河滩的石头上，把最后一个搪瓷碗装进背包。她叫阿莲，兴国人，去年才参加红军。她背上背着一床薄被子，腰上系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几卷纱布、一瓶碘酒和一本已经用了大半的笔记本。
阿莲站起来，把背包带紧了紧，朝四面看了看。
河滩上，一队一队的士兵正在列队。她认得其中一些人，是红二十四师的。还有更多的人她不认得，穿着便衣，戴着斗笠，腰间别着柴刀和短铳，一看就是地方游击队的。更远一点的地方，几百个伤病员躺在临时搭的草棚里，有人呻吟，有人沉默，有人睁着眼睛看天。
阿莲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她在找一个人。
终于，她看见了。在那面红旗下面，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正在和几个干部说话。那个人是王光泽，红六军团十八师的师长，前两天才带着部队从湘赣边赶过来。阿莲之前见过他一面，是在后方医院，王师长来看望伤员。他话不多，但看伤员的眼神很认真，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问。
阿莲当时就想，这个人不一样。
她背起背包，朝红旗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她想，我去干什么呢？我又不认识他。她站在人群里，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伤病员所在的草棚走去。
那里才是她该去的地方。
草棚里躺着的伤员看到阿莲进来，有人抬起了头。“护士同志，有热水吗？”“护士同志，我的绷带该换了。”“护士同志，疼。”
阿莲放下背包，把袖子挽起来，说：“一个一个来。”
她从背包里拿出搪瓷碗，倒上热水，端给第一个喊疼的伤员。那个伤员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二十岁，右腿被子弹打穿了，骨头碎成了几块。他接过碗，手在抖。
“别急，慢慢喝。”阿莲说。
伤员喝了一口水，看着阿莲，问：“护士同志，主力走了？”
“走了。”阿莲说。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阿莲沉默了一下。这个问题她今天已经被问了太多次了。每一次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想起早上那个七岁的孩子。想起自己说的那句“等山上的花开了”。
但她知道那是假的。山上的花每年都开，主力不会每年都回来。
她看着面前这个年轻伤员的眼睛，说：“好好养伤。养好了伤，就能去找他们。”
伤员点了点头，把碗递还给阿莲。阿莲接过碗，转身走向下一个伤员。
草棚外的河滩上，号声又响了一遍。留守的部队开始移动了，队伍缓缓地朝山里走去。阿莲从草棚的缝隙里往外看了一眼。她看见王光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背影很高，很直。
她收回目光，继续换绷带。
于都河畔的最后一个早晨，就这样过去了。四万多人，分成了无数条细流，慢慢地、沉重地、无声地，消失在赣南的群山之中。
没有人回头。
河对岸的枫叶红透了，风一吹，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水面上，随着河水缓缓流走。它们流去的方向，正是主力红军远去的方向。
山不算高，但林子密。松树、杉树、樟树混在一起，一层叠着一层，把天遮得严严实实。山间有溪，水清得见底。溪边偶尔能看见一两只山麂子低头饮水，听见人声就蹿进林子深处，只留下一阵枝叶晃动的簌簌声。
陈毅是十月二十一日到的油山。比他先到的，是项英和分局机关的一部分人。他们在一座废弃的造纸棚里落脚。棚子是杉树皮搭的，四面透风，地上铺了一层干茅草，就算是床了。
陈毅进棚子的时候，项英正蹲在地上，就着一盏油灯看地图。地图是手绘的，画在一张毛边纸上，墨迹被雨水洇过，有些地方模糊了。项英用手指在上面比划，嘴里念念有词。
“到了？”项英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到了。”陈毅把背包放在茅草上，在项英对面坐下来。左腿一路走来，痛得他额头上全是冷汗。他解开绑腿，看了看伤口，纱布上又洇了一层黄水。
“路上没碰到敌人？”
“碰到了。在信丰河边，一小队民团，打了一下，跑了。”陈毅说，“但我们的人跑散了两个。一个是红二十四师的，一个是兴国独立团的。都是伤员，跑不动的。”
项英的手指停了一下，没有说话。
棚子里安静了一会儿。溪水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哗哗的，不紧不慢。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要具体化。”项英终于开口，从身边抽出一张纸递给陈毅，“我拟了一个部署方案，你看看。”
陈毅接过来。纸上是项英的字，小楷，写得工工整整：
一、红二十四师及独立团在正面节节抵抗，迟滞敌军南进。
二、各独立团化整为零，转入敌后，开展游击。
三、后方机关分为五路：一路随分局行动，一路往闽西，一路往湘赣边，一路留在赣南，一路往闽浙赣。
四、伤病员分三处安置：油山、北山、大庾岭。
五、所有不便携带的物资就地掩埋。
陈毅看了两遍，把纸还给项英。他想了想，说：“方案没有问题。但有几个地方要补充。”
“说。”
“第一，红二十四师的正面抵抗不能硬拼。我们只有不到一万人，敌人有几十万。节节抵抗的意思是打一下就走，不是死守。这个要跟师长周建屏讲清楚。”
项英点了点头。
“第二，后方机关分五路，要有人带队。每一路都要有一个懂军事的人。不然路上碰到敌人，文职的同志不知道怎么应付。”
“我已经安排了。”
“第三，”陈毅顿了一下，“伤病员的安置。油山、北山、大庾岭三处，我看了地形。北山太靠北，离敌人的据点近。大庾岭太分散，不好隐蔽。只有油山最合适，林子密，山路窄，敌人的大部队展不开。但油山已经有分局机关了，如果再放伤病员，目标太大。”
项英抬起头，看着陈毅：“你的意思？”
“油山只放轻伤员，能自己走的，能帮着转移的。重伤员往北山，派一个连掩护，实在不行再往大庾岭分散。另外，”陈毅停了一下，“要留一个卫生队。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伤员活不过三天。”
项英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考虑得细。就按你说的办。”
陈毅从棚子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林子里黑得早，太阳还没落山，树荫底下就什么都看不清了。远处传来几声鹧鸪叫，一声长一声短，在空山里回响。
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让小何帮自己重新绑伤口。山风吹过来，带着松脂和腐叶的气味，冷飕飕地灌进衣领。
“陈主任，”小何一边绑纱布一边小声问，“咱们真的能等到主力回来吗？”
陈毅低头看着自己脚踝上那道碗口大的伤口，想了想，说：“小何，你家里还有几亩田？”
“三亩。爹娘在种。”
“三亩田，一年能打多少谷？”
“风调雨顺的话，十来担吧。”
“那你爹娘靠这十来担谷，供你念书，给你娶媳妇，一年一年地过。他们等什么？”
小何愣住了。
“他们什么都不等。”陈毅说，“他们就是过日子。该插秧的时候插秧，该割谷的时候割谷。天晴就干活，下雨就歇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也就过下来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小何的肩膀：“我们也一样。不想太多。今天该做什么做什么，明天该做什么做什么。等到哪一天山上的花开了，主力就回来了。”
小何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早，各路队伍开始分头行动。
陈毅站在油山垇上，看着下面的人流。有往南走的，有往北走的，有往东走的，有往西走的。灰布军装的身影在树林间时隐时现，像一条一条的溪流，流进不同的山谷。
项英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两个人没有说话，就那样站着，看下面的人慢慢走散。
“王光泽来了。”项英突然说。
陈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正从山路上走来，身后跟着十几个人，背着枪，穿着便衣。那人走路的样子很特别，步子不快，但很稳，像是踩在地上生了根。
王光泽走到他们面前，立正，敬礼。
“项书记，陈主任。”
“来了。”项英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你的任务，路上都跟你讲了吧？”
“讲了。”王光泽说，“组建黔东独立师，以三百名伤病员为基础，加上地方武装，总共七百人左右。在黔东特区坚持，牵制敌人，掩护主力东进。”
“任务很重。”陈毅说，“你们的处境会比我们更危险。黔东特区我们已经基本失去了，你们是在敌人的肚子里打。撑得住就撑，撑不住就往梵净山转移。但有一条——”
王光泽看着他。
“不要硬拼。”陈毅说，“能走就走，能藏就藏。你的任务是牵制敌人，不是消灭敌人。记住这一点。”
王光泽点了点头。他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什么情绪。
项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王光泽：“这是中央给的番号和编制。黔东独立师，归红六军团序列。师以下设三个团，但实际上你知道，能打仗的不多。”
王光泽接过纸，折好，放进上衣口袋。
“什么时候出发？”他问。
“明天。”项英说，“今天先跟你的干部们见个面，把任务交代清楚。”
王光泽敬了礼，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林子里走了一段，然后被树影吞没了。
陈毅看着那个方向，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人靠得住。”
项英说：“中央苏区出来的老同志，身经百战。就是命不好，一直没赶上好时候。”
陈毅没有再接话。
阿莲被编在后方医院第三所，安置在油山深处的一个山坳里。
说是医院，其实就是几间茅草棚，搭在溪边的缓坡上。棚子里铺着干草，伤员就躺在干草上。绷带不够，有些伤口只能用破布裹着。药早就用完了，碘酒只剩半瓶，纱布洗了用、用了洗，洗得发白，洗得烂了还舍不得扔。
阿莲到的时候，第三所有四十多个伤员。护士只有三个，加上她，四个。医生只有一个，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江，大家都叫他江医官。他的左眼瞎了，是在第三次反“围剿”时被弹片打瞎的。右眼还能看见，但也花了，看人要凑得很近。
阿莲第一天就忙得没停过。换药、喂水、洗绷带、倒屎倒尿，从天亮忙到天黑，手泡在水里，泡得发白起皱。到晚上躺下的时候，浑身像散了架，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
但躺下之后，她睡不着。棚子里有人在呻吟，低低的，断断续续的。有人在喊“娘”，喊得很轻，像是怕吵到别人。还有人在说梦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
阿莲睁着眼睛看着棚顶。杉树皮搭的顶，有缝，能看见星星。一颗一颗的，亮得扎眼。
第二天早上，她给一个叫老周的伤员换药。
老周四十岁左右，是红二十四师某连的指导员，大腿被炮弹炸伤了，弹片嵌在肉里，取不出来。伤口已经烂了，散发着一股恶臭。阿莲换药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只是把牙关咬得很紧。
“疼吗？”阿莲问。
“疼。”老周说，“但疼不死人。”
阿莲用蘸了碘酒的纱布轻轻擦伤口边缘。老周的身体绷了一下，又放松了。
“你多大？”老周问。
“十七。”
“十七。”老周重复了一遍，像是自言自语，“我女儿今年也十七。在兴国老家，跟着她奶奶过。”
阿莲的手停了一下。
“你不想她？”
“想。”老周笑了一下，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想有什么用。等革命胜利了，再回去看她。”
阿莲把新绷带缠好，打了个结。她站起来的时候，老周叫住她：“护士同志。”
“嗯？”
“你有铅笔吗？”
阿莲摸了摸口袋，掏出一支铅笔头。那是在后方医院领的，已经用了一半，笔尖钝了。她递给老周。老周接过去，又向她借了一张纸。纸是从阿莲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巴掌大。
老周把纸铺在膝盖上，用铅笔头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很慢，像是不太识字，每一个字都要想很久。写完了，他把纸折好，递给阿莲。
“帮我收着。”他说，“要是我哪天不行了，你帮我寄回去。”
阿莲接过那张纸，没有看。她把纸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说：“你自己收着。等你好了，自己寄。”
老周笑了笑，没说话。
阿莲转身去给下一个伤员换药。她蹲下去的时候，听见老周在后面轻声说了一句：“兴国县，高兴乡，老周家。”
她没有回头，但把那句话记住了。
王光泽的部队在第三天凌晨出发。
三百多名伤病员，加上地方武装，总共七百人左右。能走的自己走，不能走的用担架抬，再不能走的用骡子驮。队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集合，灰蒙蒙的一片，看不太清人脸。
王光泽站在队伍前面，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掩护主力。主力走远了，我们就在黔东打。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能活着，就坚持下去。”
他顿了一下，又说：“出发。”
队伍开始移动。没有人唱歌，没有人喊口号，只是沙沙的脚步声，在晨雾里响着，一下一下的，像是怕吵醒什么东西。
阿莲站在医院的棚子门口，远远地看着。她看见了王光泽的背影，还是那么高，那么直。他走在队伍中间，两边是抬着担架的战士。担架上的伤员用被子蒙着头，看不见脸。
队伍走了大约十几分钟，消失在山道的拐弯处。晨雾合拢过来，把一切又遮住了。
阿莲收回目光，转身进了棚子。
“护士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有。”阿莲说，“来了。”
她挽起袖子，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油山的秋天，一天比一天深。树上的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红，一阵风过来，落了一地。溪水变得更凉了，早上起来能看见溪边的石头上结着一层薄霜。
陈毅在油山住下之后，每天做的事情就是三件：看地形、听汇报、写指示。
地形他看得很细。哪条路能走骡子，哪条路只能走人，哪条路上有水源，哪条路容易设伏，他都记在脑子里。他还专门跑了一趟北山和大庾岭，看了伤病员安置点。北山的情况比他预想的差，林子不够密，离敌人的据点只有三十多里。他回来之后跟项英商量，把北山的一部分伤员转移到了更深的坑里。
汇报他听得很耐心。哪个连队还有多少人，哪个独立团还有多少枪，哪个地方的群众基础好，哪个地方的保长已经叛变了，他都一一记下。有时候汇报的人说完了，他还要问几句，问得很细，细到某个村子有几口井、几户人家。
指示他写得很短。从来不超过一张纸，有时候只有几句话。不绕弯子，不拽文，就是告诉下面的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这天晚上，他正在棚子里写一份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项英从外面进来了。
“老陈，有个消息。”
陈毅放下笔，看着他。项英的脸色不太好，比前几天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
“中央来电了。”项英说。
陈毅心里紧了一下。自从主力渡河之后，他们已经快半个月没有收到中央的电报了。
“说什么？”
项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陈毅。纸上是译电员抄写的电文，只有几行字：
“项、陈：主力已过潇水，正向湘西前进。你们须在中央苏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主力行动。中央苏区必须坚持到最后一人。中央。”
陈毅看完，把纸放在桌上。
“最后一人。”他重复了这四个字，声音很轻。
项英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攥得很紧。棚子里只有油灯的火苗在跳，一跳一跳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映在杉树皮墙上，忽大忽小。
“老陈，”项英说，“我们开个会吧。把各路的负责人都叫来。中央的精神，要传达到每一个人。”
“好。”陈毅说，“明天就开。”
他低下头，继续写那份关于粮食的指示。笔尖在毛边纸上沙沙地响，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外面，油山的夜很黑。风穿过林子，发出一阵一阵的松涛声，像是山在呼吸。
棚子里挤了二十多个人，有红二十四师的师长周建屏，有各独立团的团长和政委，有赣南、闽西、湘赣边几个特委的负责人，还有分局机关的几个部长。棚子太小，坐不下，有人站着，有人蹲着，有人干脆坐在棚子外面的雨地里，用油布顶在头上。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杉树皮棚顶上，沙沙沙沙地响。棚子里光线很暗，项英让人点了两盏油灯，挂在棚子的柱子上。灯焰摇来摇去，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忽明忽暗。
项英先讲话。他讲了中央最近的来电精神，讲了留守苏区的战略意义，讲了坚持斗争的必要性。讲得很系统，很有条理，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五次反“围剿”讲到主力转移。讲了将近一个小时。
陈毅坐在角落里，一直在听。他注意到，来开会的人里面，有几个脸色很不好。周建屏的眼圈发青，像是几天几夜没睡。赣南特委的那个负责人，姓刘，一只胳膊吊在脖子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渗着血。还有一个独立团的团长，坐在那里一直咳嗽，咳得整个人缩成一团。
项英讲完了，让大家汇报。
周建屏先开口。他的嗓子哑了，说话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二十四师在会昌、瑞金一线打了半个月，节节抵抗，打一仗退一步，伤亡很大。七〇团原来满编一千二百人，现在还剩四百多。七一团好一些，还有六百人。师直和特务营加起来不到八百。全师总共不到两千人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弹药快打完了。每个人平均不到五发子弹。手榴弹每人只剩一颗。”
棚子里一片沉默。
“敌人的兵力？”陈毅问。
“三个师。北面两个，东面一个。都是中央军，装备好，有飞机。”
陈毅点了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接着是各路游击队汇报。赣南的刘负责人说，他们在赣县、南康一带打了两次伏击，缴了十几支枪，但自己伤亡了二十多人，大部分是伤员跑不动，被敌人追上了。闽西来的人说，那边的情况更差，敌人封锁了所有进出苏区的要道，粮食运不进来，群众基础也破坏得很厉害。湘赣边的代表说，他们那里的地方武装大部分被打散了，只剩下几支小队伍还在山上。
汇报的人一个一个地说，说的都是坏消息。棚子里的气氛越来越沉，有人低着头不说话，有人把烟卷出来又捏碎，捏碎的烟丝撒了一地。
轮到最后一个汇报的时候，站起来的是个年轻人，看起来二十出头，穿着便衣，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小腿上全是泥。他说他是北山游击队的，姓李，是副队长。
“我们北山游击队，”他说，“上个月成立的，八十多个人，枪只有三十来支，剩下的用柴刀和梭镖。月初跟敌人打了两仗。第一仗在牛皮坑，敌人一个连，我们伏击，打了二十分钟，敌人退了。缴了十几支枪，我们伤了三个。第二仗在禾场坳，敌人两个连，我们打不过，撤了。牺牲了五个同志，还有一个被俘了。”
他说话很快，像是背书一样，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往外蹦。说完，他看着项英和陈毅，等着指示。
项英问：“被俘的同志，你知道是谁吗？”
“知道。叫刘桂生，是本地人。他娘还在山下。”
项英沉默了一下，说：“要设法营救。如果营救不了，要照顾好他的家属。”
年轻人点了点头。
陈毅看着这个年轻人，问了一句：“你们现在在哪里落脚？”
“北山半腰的一个山洞里。洞不大，能住三四十人。其他人在山下的村子里，白天藏，晚上出来活动。”
“吃的呢？”
“群众接济。山下的老表偷偷往山上送米送盐，但敌人封锁得紧，送不了多少。有时候几天都吃不上饭，就挖野菜。”
陈毅在本子上又记了一笔。
会议开了一整天。到傍晚的时候，雨停了，棚子外面的天露出一角灰白。项英作了总结，把中央的精神又强调了一遍，然后把各项任务分派下去。
散会的时候，陈毅叫住了周建屏。
“建屏同志，你留一下。”
周建屏转过身来。他的脸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憔悴，像一张揉过的纸。
“二十四师不能再正面硬顶了。”陈毅说，“你回去之后，把部队分成三部分。一部分随师部行动，一部分分散到各县去，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还有一部分伤兵和笨重装备，送到油山来。”
周建屏看着他：“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正面抵抗——”
“正面抵抗不等于送死。”陈毅打断他，“你两千人，对面几万人。硬顶下去，三天就打光了。打光了，拿什么牵制敌人？”
周建屏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还有，”陈毅压低声音，“你跟下面的团长讲清楚，以后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保存人，比保存阵地重要。”
周建屏走了之后，陈毅一个人在棚子里坐了很久。油灯快没油了，火苗越来越小，一跳一跳的，像是随时要灭。他没有添油，就那样坐着，看着火苗一点一点地暗下去。
最后，灯灭了。棚子里一片漆黑。他听到外面的溪水声，哗哗的，不知疲倦地流着。
阿莲第一次看见伤员死，是在到油山的第九天。
死的那个伤员姓什么她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小廖”。小廖是红二十四师三团的，才十九岁，福建长汀人。他是被炮弹片打中了肚子，肠子断了一截，江医官给他做了手术，但伤口感染了，一直高烧不退。
那天下午，小廖忽然清醒过来。他睁开眼睛，四处看了看，像是在找什么人。阿莲正好在旁边换药，就凑过去。
“护士同志，”小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是不是要死了？”
阿莲说：“别瞎说。你烧退了就好了。”
小廖摇了摇头，说：“我知道的。我肚子不疼了，一点都不疼了，我娘说过，人要走的时候，就不疼了。”
阿莲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握住小廖的手，那只手很烫，像是火在烧。
小廖看着棚顶，说：“我娘还在长汀。我出来的时候，她给我做了一双鞋，新鞋，千层底的。我一直没舍得穿，放在背包里。背包……背包在哪里？”
阿莲帮他找背包。背包在草铺底下，已经被压扁了。她打开来，里面确实有一双布鞋，黑色的鞋面，白色的鞋底，针脚很密。鞋还是新的，干干净净的，放在一堆脏衣服中间，格外显眼。
阿莲把鞋拿出来，放在小廖枕边。
小廖看了一眼，笑了笑，说：“我娘做的。她做鞋做得好，全村都知道。”他停了一下，又说，“护士同志，你要是见到我娘，跟她说，鞋我穿过了。挺合脚的。”
阿莲点了点头。她的喉咙堵得厉害，说不出话来。
小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说：“护士同志，我有点困了，想睡一会儿。”
“你睡吧。”阿莲说，“我在这儿。”
小廖闭上眼睛，呼吸慢慢地变轻了。阿莲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那只手从烫变成了温，从温变成了凉。最后，一点温度都没有了。
阿莲没有动。她坐在那里，握着一只渐渐变凉的手，听着棚子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
过了很久，她才站起来，把那双布鞋重新包好，放进小廖的背包里。然后她走出棚子，去找江医官。
“小廖走了。”她说。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
江医官正在给另一个伤员换药，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换。他说：“记下他的名字，回头报到上面去。”
“他叫廖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是长汀人。”
阿莲回到自己的铺位上，拿出那本笔记本。她翻开，找到空页，在上面写：廖，十九岁，福建长汀人。某年某月某日牺牲。她把笔停在那里，想了想，又写了一行：他娘给他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他舍不得穿。
写完，她合上本子，把脸埋在膝盖上，肩膀抖了几下。
但她没有出声。
第二天早上，她照常起来，照常给伤员换药、喂水、洗绷带。棚子外面的溪水还在流，哗哗的，和昨天一样。
小廖的尸体被抬到后山，埋在一棵松树下面。坟堆是新土，黄褐色的，在满山的落叶中间，很显眼。
阿莲站在坟前，站了一会儿。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她只是在心里记住了那棵松树的位置。
然后她转身下山，回到棚子里，继续换药。
陈毅收到北山游击队的报告，是在十月底。
报告是那个姓李的副队长亲自送来的。他走了两天的山路，脚上磨出了血泡，裤腿上全是泥浆和苍耳。他见到陈毅的时候，把一个竹筒递过去。竹筒用蜡封着口，里面塞着一张纸条。
陈毅打开竹筒，抽出纸条。上面只有几行字，是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十月二十三日，北山游击队于牛皮坑伏击敌保安团一个排，毙敌三人，缴枪七支。十月二十五日，禾场坳遭遇战，我牺牲五人，被俘一人。二十六日，敌烧山，群众房屋被毁三十余间，被杀群众七人。我部仍在北山坚持。”
陈毅看完，把纸条递给项英。
项英看完，沉默了很久。
“北山这个地方，”项英说，“能不能守住？”
陈毅想了想，说：“守不住。但能拖。拖一天是一天。”
项英说：“那就拖。”
陈毅拿出笔，在纸条背面写了几个字：“继续坚持，注意隐蔽，勿硬拼。”然后递给那个年轻人。
“回去告诉你们队长，”陈毅说，“不要正面跟敌人打。多打小伏击，打了就跑。另外，被俘的那个同志，要想办法打听他的下落。他的家属，要照顾好。”
年轻人接过纸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站起来要走，陈毅叫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李水生。”
“哪里人？”
“北山本地人。”
“家里还有什么人？”
“娘。还有一个妹妹，十岁。”
陈毅点了点头，说：“去吧。路上小心。”
李水生敬了个礼，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很快被林子吞没了。
项英看着那个方向，说了一句：“这些人，都是本地人。敌人来了，他们跑不了。只能藏在山里，跟敌人耗。”
陈毅说：“耗得住吗？”
项英没有回答。
陈毅也没有再问。
十一月初，油山下了第一场霜。
早晨起来，溪边的石头上白花花的一片。草棚里的伤员冷得缩成一团，江医官让人去砍了些松枝，在棚子外面搭了一层，算是挡风。
阿莲把她那床薄被子盖在一个重伤员身上，自己找了些干草，铺在身下。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冷得睡不着的时候，她就坐起来，借着月光，翻看她的笔记本。
本子上记着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能记多少记多少。有的有名字，有的只有一个姓，有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写一个“无名”。她不知道记这些有什么用，但她觉得应该记下来。
这些人，不能就这样没了。
陈毅的腿伤越来越严重了。左腿从脚踝到膝盖，肿了一圈，皮肤绷得发亮，像里面灌满了水。走路的时候，他必须拄着一根竹棍，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江医官给他看过，说弹片还在里面，要开刀取出来。但油山没有手术条件，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只有一把生锈的剪刀和半瓶碘酒。
陈毅问：“不开刀会怎样？”
江医官说：“会一直烂下去。烂到骨头，腿就废了。”
陈毅说：“那就开。”
江医官犹豫了一下，说：“没有麻药，疼。”
陈毅笑了笑，说：“我这个人，最不怕的就是疼。”
手术是在棚子里做的。陈毅坐在一把竹椅上，把左腿架在另一把竹椅上。江医官拿着那把剪刀，在火上烧了烧，算是消毒。小何站在旁边，抱着陈毅的肩膀。
“陈主任，您咬着这个。”小何递过来一块毛巾。
陈毅接过毛巾，看了一眼，说：“不用。”他把毛巾放下，双手抓住竹椅的扶手，说：“江医官，动手吧。”
江医官用碘酒擦了擦伤口周围的皮肤。碘酒碰到烂肉的时候，陈毅的腿抽搐了一下，但他没有出声。然后，剪刀切了进去。
陈毅的脸上瞬间涌出一层汗，额头上、鼻梁上、人中上，汗珠子一颗一颗地冒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滴。他的腮帮子绷得很紧，牙关咬得咯咯响。竹椅的扶手在他手心里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小何不忍心看，把脸转了过去。
江医官的动作很慢，一点一点地剪开烂肉，一点一点地找弹片。剪了十几分钟，他说：“找到了。”然后用镊子夹住那块弹片，取了出来。弹片不大，指甲盖大小，锈迹斑斑，上面沾着脓血。
“还有一块。”江医官说。
陈毅的呼吸变得很粗，像是一头在拉犁的牛。汗水湿透了他的上衣，从领口一直湿到腰。但他始终没有叫出声，始终没有动。
第二块弹片取出来的时候，江医官说：“好了。”
陈毅松开竹椅扶手，整个人瘫在椅背上。他的手在抖，腿在抖，全身都在抖。衣服湿透了，往下滴水。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老陈，”项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棚子门口，“你行不行？”
陈毅睁开眼，看了看他，嘴角扯了一下，说：“死不了。”
江医官开始包扎伤口。陈毅低头看着自己的腿，那道伤口被剪开后又缝上了，缝线粗糙，像是补衣服。他看了一会儿，说：“江医官，你的手艺不错。”
江医官说：“你得歇几天，不能走路。”
陈毅说：“歇不了。”
他确实歇不了。第二天，他就让小何扶着，一瘸一拐地去看地形了。油山的每一条路、每一道溪、每一个山洞，他都要走一遍，记在脑子里。
他说：“这些以后都用得上。”
那天下午，陈毅正在棚子里看一份关于粮食储备的报告，项英推门进来，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手里捏着一张电报纸，手指在抖。
陈毅抬起头，看见项英的表情，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了？”
项英没有说话，把电报纸递过来。陈毅接过去，低头一看。电文很短，是中央红军渡湘江时的战况通报：
“我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渡湘江，遭敌湘军、桂军、中央军三面夹击。八军团、九军团损失惨重，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全军由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目前正向湘西急进。中央。”
陈毅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得很快，第二遍看得很慢。他把电报纸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棚子里安静极了。外面的溪水声、风声、鸟叫声，全都听不见了。只听得见两个人的呼吸。
“三十四师。”陈毅终于开口，声音很涩，“师长是陈树湘。”
项英点了点头：“全军覆没。”
陈毅闭上眼睛。他认识陈树湘，在井冈山的时候就认识。那是个瘦高个子的湖南人，打仗很猛，说话很直，笑起来声音很大。
“三万人。”陈毅睁开眼睛，看着棚顶，“出发的时候是八万六，过了一条湘江，就剩三万。还没到湘西，就已经折了五万多人。”
项英没有说话。
陈毅站起来，走到棚子门口，看着外面的山。油山的十一月，树都黄了，落叶铺了一地，黄的红的褐的，踩上去沙沙响。远处的山峦一层一层地叠着，颜色从近处的黄绿到远处的灰蓝，最后消失在雾里。
他站了很久。项英在他身后，也站了很久。
“老陈，”项英终于开口，“中央又发了一份电报。是给我们的。”
陈毅转过身。
项英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纸。这张纸比刚才那张更小，字也更少。上面只有两句话：
“项、陈：主力已受重创，但仍将继续前进。你们在苏区的坚持，对全局有极大意义。今后中央与你们的联系可能中断。望你们独立自主，坚持斗争。中央。”
陈毅看完，把纸折好，还给项英。他问：“‘可能中断’是什么意思？”
项英说：“就是以后可能联系不上了。”
“为什么？”
“不知道。也许电台坏了，也许敌人封锁太紧，也许……”项英没有说下去。
陈毅明白了。他想了想，说：“那我们要给中央发一份电报。走之前，把该说的话说清楚。”
项英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陈毅和项英在那间杉树皮棚子里，就着一盏快要没油的灯，起草了给中央的最后一份电报。
电报是陈毅执笔的。他写了改，改了写，前前后后写了好几遍。最后定稿的电文不长，但每一个字都斟酌了很久：
“中央：来电收悉。湘江损失，我们万分痛心，但坚信主力必能克服困难，完成转移任务。苏区情况：红二十四师及独立团在正面节节抵抗，损失很大，但仍在坚持。各地方武装已转入游击，在赣南、闽西、湘赣边、闽浙赣各区域活动。伤病员分三处安置，已开始隐蔽。粮食困难，弹药缺乏，但群众基础尚在。我们决心，在苏区坚持到底。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我们绝不离开苏区，绝不放弃斗争。请中央放心。项英、陈毅。”
陈毅写完之后，递给项英看。项英看了两遍，说：“最后一句改一下。”
“哪句？”
“‘坚持到最后一人’。改成‘坚持到底’。”
陈毅看着他。
项英说：“‘最后一人’太悲了。给中央发报，要让他们觉得我们还撑得住。”
陈毅想了想，点了点头，把“最后一人”改成了“坚持到底”。
电报由机要员小黄译成密码，然后用那部仅存的电台发出去。发报的时候，陈毅和项英都在旁边。小黄的手指按在电键上，一下一下地敲，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脆。
发完之后，小黄说：“对方接收了。”
项英问：“有回电吗？”
小黄等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项英没有再问。他坐在那里，看着那部电台。电台不大，黑乎乎的，上面有一个绿色的指示灯，灭了。他看了一会儿，对小黄说：“把电台收起来吧。以后不用了。”
小黄愣住了：“不用了？”
“不用了。”项英说，“埋起来。找个地方埋好，将来也许还用得上。”
小黄看着陈毅。陈毅朝他点了点头。
那天后半夜，小黄和另外一个机要员把电台抬到油山深处的一个山洞里，用油布裹好，放进一个木箱，埋在了洞底的泥土下面。他们回来的时候，天快亮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陈毅站在棚子外面等他们。看到他们回来，问了一句：“埋好了？”
“埋好了。”
“记好地方。”
“记好了。”
陈毅拍了拍小黄的肩膀，说：“回去睡吧。”
小黄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问：“陈主任，我们真的联系不上中央了？”
陈毅说：“暂时联系不上。”
“那以后呢？”
陈毅看着远处。天边泛起一线灰白，山的轮廓从黑暗中慢慢浮出来，像是一头趴着的巨兽。
“以后，”他说，“以后我们就靠自己了。”
从那天起，留守苏区的各路人马，正式进入了独立作战的状态。
项英和陈毅把分局机关分为两部。项英带一部留在油山，负责全面指挥。陈毅带一部往北山方向活动，负责军事指挥。两人约定，每月碰一次头，交换情况。
红二十四师按照之前的部署，分成了三部分。周建屏率师部和主力往赣南东部转移，一部分分散到各县去，一部分伤病员和笨重装备送到了油山。临走那天，周建屏来向陈毅辞行。
“陈主任，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陈毅说：“总能见面的。”
周建屏笑了一下，笑得很苦。他敬了个礼，转身走了。陈毅看着他的背影，站了很久。
阿莲所在的第三所医院，在十一月底接到了转移的命令。
江医官把四个护士叫到一起，说：“情况你们都知道。敌人开始搜山了，北面的据点已经增兵，我们的位置可能暴露了。上面命令我们，三天之内转移到更深的坑里去。能走的伤员自己走，不能走的，我们抬。”
四个护士里，阿莲年纪最小。另外三个，一个叫春秀，二十五岁，赣县人，是个寡妇，丈夫在反“围剿”中牺牲了。一个叫桂芳，十九岁，瑞金人，家里是开药铺的，会一点中药。还有一个叫小玲，十六岁，是后方医院院长的女儿，刚来不久，胆子小。
四个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
“有困难吗？”江医官问。
春秀说：“转移多少伤员？”
“四十三个。”
“能走的多少？”
“十五个。剩下的二十八个，都得抬。”
春秀看了看其他人，说：“那我们就抬。”
转移是在一个深夜开始的。没有月光，山路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阿莲和小玲抬一副担架，走在最前面。担架上躺着一个断了双腿的伤员，姓吴，是红二十四师的机枪手。他很重，担架压在两个人的肩膀上，沉甸甸的。山路又窄又滑，一边是石壁，一边是悬崖，阿莲每走一步，心都提到嗓子眼。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小玲的脚下一滑，整个担架往一边歪。阿莲死死抓住担架杆，用尽全身力气往回拉。担架稳住了，但阿莲的左肩撞在石壁上，一阵剧痛。
“小玲，你没事吧？”
“没事。”小玲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没事。”
担架上的吴机枪手忽然开口了：“护士同志，把我放下来吧。你们抬不动我。”
“别说话。”阿莲说，“我们抬得动。”
“你们抬不动。我知道我有多重。放我下来，你们先走。等你们到了地方，再回来接我。”
“不行。”
“护士同志——”
“不行。”阿莲的声音很硬，硬得连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她弯下腰，把担架重新扛在肩上。左肩上的剧痛从肩膀传到脖子，又从脖子传到后脑勺。她的视线模糊了一下，然后恢复了。
“走。”她说。
小玲重新抬起担架。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往前走。身后，春秀和桂芳抬着另一个伤员，也跟了上来。再后面是江医官，他背着一个重伤员，一只手扶着背上的伤员，一只手拄着拐杖。他那只瞎了的左眼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用右眼勉强辨认方向。
走到半夜，队伍停下来歇了一会儿。阿莲把担架放在地上，蹲下来，解开衣领看了一眼左肩。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一点，照在她的肩膀上，一道紫黑色的淤痕，从肩头一直延伸到锁骨。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把衣领拉好，站起来，说：“继续走。”
到天亮的时候，队伍终于到了目的地。那是一个更深的山谷，三面是陡峭的石壁，只有一条窄路进出。山谷底部有一块平地，旁边有溪水，林子密得看不见天。
江医官看了看地形，说：“就这里了。”
他们把伤员安顿好，搭了新的草棚。阿莲和其他三个护士忙着铺干草、挂油布、整理药箱。春秀数了数人，一个不少，四十三个伤员全到了。
阿莲坐在溪边的石头上，喘了半天的气。她的左肩已经肿得穿不上衣服了，胳膊抬不起来。小玲看见她这样，急得直哭。
“阿莲姐，你的肩膀……”
“没事。”阿莲说，“过两天就好了。”
她站起来，走到伤员中间，开始换药。
下午的时候，山下传来枪声。断断续续的，一共响了七八声。所有人都紧张起来。江医官让人把伤员往山洞里转移，能动的都动起来。阿莲把几个重伤员一个一个地背进洞里。背到第五个的时候，她的左肩已经完全使不上力了，只能用右肩扛，用腰顶着。
枪声停了一会儿，又响了几声。然后彻底安静了。
傍晚的时候，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说敌人是路过，往北去了，没有发现这个山谷。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阿莲坐在洞口，背靠着石壁，终于闭上了眼睛。她太累了，累得连手都抬不起来。
但她只睡了不到一个时辰。天黑了之后，她又起来换药了。
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两千多米，山顶常年云雾缭绕。十一月一过，山上就开始结冰了。树枝上挂着冰凌，石头上覆着薄霜，风从山谷里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割脸。
王光泽的黔东独立师已经在梵净山里转了将近一个月。
说是独立师，实际上只有七百多人。三百多名伤病员占了一大半，能打仗的不到四百。枪只有两百多支，剩下的拿的是梭镖、柴刀和鸟铳。子弹更少，平均每人不到三发。
但就是这七百多人，在黔东的崇山峻岭间，跟敌人周旋了整整一个月。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白天藏在山洞里，晚上出来活动。有时候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有时候破坏敌人的电话线，有时候在敌人的据点外面放几枪就跑。敌人始终搞不清这支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不得不抽出兵力来对付他们。
这就够了。王光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师长，”段苏权从前面的山道上走回来，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一边走一边拨开挡路的枯藤，“前面的路让雨水冲断了，要绕。”
王光泽停下来，看了看四周的地形。他们现在在梵净山西麓的一条深谷里，两边都是悬崖，只有中间一条窄路。谷底的溪水已经结了薄冰，踩上去咔嚓咔嚓地碎。
“绕多远？”
“多走半天。从南面的山脊翻过去。”
王光泽沉默了一下。多走半天，就意味着要在山上多冻一夜。伤员们已经撑得很辛苦了，很多人脚上的草鞋早就磨烂了，用破布裹着，在冰面上走一步滑一步。
“走。”他说。
队伍继续前进。担架队走在最前面，抬着二十多个重伤员。抬担架的战士脚上裹着布，肩上垫着草，但肩膀还是被担架杆磨出了血。血渗透了衣服，在寒风里冻成了暗红色的冰碴子。
段苏权走在队伍中间，和战士们一起抬担架。他才十八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沉稳得多。他的脚踝在之前的一次战斗中受了伤，走路有点跛，但他从没叫过苦。
“政委，”一个抬担架的战士小声问他，“咱们还要在这山里转多久？”
段苏权想了想，说：“转多久算多久。”
“主力走远了吗？”
“走远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找他们？”
段苏权看着前方的山路。山路弯弯曲曲，消失在雾里。
“等把敌人拖够了，”他说，“咱们就去找。”
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走了一整天，到傍晚的时候，终于翻过了南面的山脊。站在山脊上往下看，是一片缓坡，坡上长满了枯黄的茅草。再往下，是一条河，河水在暮色中泛着灰白的光。
王光泽站在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山下有炊烟，一小缕一小缕地从谷底的村子里升起来。看起来是个平静的村庄。但他不放心。
“侦察班，下去看看。”
侦察班五个人，换了便衣，摸下山去。其他人在山脊上等着，蹲在茅草丛里，冻得直哆嗦。
半个时辰后，侦察班回来了。班长报告：村子里只有老百姓，没有敌人。村子东面有一条小路，通往川河盖方向。
王光泽点了点头，下令下山。
部队进了村子。村子叫陈家寨，只有二十来户人家。老百姓看到红军来了，先是害怕，后来看这些人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并不抢东西，还帮着挑水劈柴，就不怕了。几户人家凑了些红薯和苞谷，煮了一大锅稀粥，给部队吃。
这是独立师一个月来吃的第一顿热饭。
战士们端着碗，蹲在屋檐下，一口一口地喝粥。粥很稀，红薯和苞谷都切得很碎，但热腾腾的，喝下去从胃暖到心。有人喝着喝着就哭了，哭完接着喝。
段苏权端着碗，走到王光泽身边坐下。
“师长，接下来往哪走？”
“川河盖。”王光泽说，“过了川河盖，就是湘西地界。到了湘西，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然后呢？”
“然后找主力。或者留在湘西打游击。看情况。”
段苏权喝了一口粥，说：“敌人的追兵呢？”
王光泽沉默了一会儿，说：“肯定追。我们在黔东转了一个月，他们不会让我们轻松走掉。”
“那我们得快点。”
“对。明天天亮之前出发。”
段苏权点了点头，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他站起来，去安排哨位和明天的行军路线。
王光泽坐在原地，端着碗，看着夜色中的川河盖方向。山影重重，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
但他知道，过了川河盖，就安全了。至少，比现在安全。
第二天凌晨，队伍在夜色中出发。
从陈家寨到川河盖，要翻过两道山梁，再穿过一条狭长的山沟。山沟两边都是陡坡，坡上长着密密的灌木和荆棘。路只有一条，沿着沟底蜿蜒向前。
王光泽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身边是侦察班的几个战士。段苏权走在队伍中间，和担架队在一起。队伍拉得很长，前后有一里多地。
天蒙蒙亮的时候，前队到了川河盖的垭口。垭口不宽，只有二三十步，两边是石壁。过了垭口，就是下坡路，往下走十几里，就是湖南地界。
王光泽站在垭口上，回头看了一眼。
后面的队伍正在往垭口赶，稀稀拉拉的一条线，从山沟深处一直延伸上来。担架队在最后面，走得很慢。
就在这时，两侧的山坡上忽然响起了枪声。
枪声很密，从左边、右边、后面同时响起。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打在石壁上，溅起一片片石屑。战士们纷纷卧倒，有人中弹了，闷哼一声倒在地上。
“有埋伏！”侦察班长喊了一声。
王光泽的反应很快。他第一时间判断出了形势：敌人埋伏在两侧山坡上，居高临下，火力很猛。前面的垭口是唯一的出路，但垭口太窄，敌人只要用一挺机枪封住，谁都过不去。后面的来路已经被切断了。
“往前冲！”他大喊，“冲过垭口！”
几个战士跟着他往垭口冲。敌人的机枪果然响了，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冲在最前面的两个战士当场倒下。王光泽被压制在垭口下面的一块石头后面，动弹不得。
后面的队伍也被打散了。段苏权带着担架队退到山沟里的一处拐弯处，借着石壁的掩护还击。但敌人的火力太猛，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担架上的伤员有的被流弹击中，有的从担架上滚下来，在地上爬着找掩护。
“政委！敌人从后面上来了！”一个战士喊。
段苏权回头一看，果然，后面的山沟里出现了敌人的身影，正沿着沟底往上冲。前后夹击，形势万分危急。
“往两边坡上撤！”段苏权下令，“分散撤！”
战士们开始往两边的陡坡上爬。坡很陡，长满了荆棘，爬一步滑半步。但没有人停下来，所有人都拼了命地往上爬。敌人的子弹追着他们打，不断有人中弹滚下来。
段苏权爬在最前面，一只手抓着荆棘，一只手拉着后面的战士。他的脚踝在之前的战斗中受过伤，爬坡的时候使不上力，好几次都差点滑下去。
爬到半坡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脚踝。他感到一阵剧痛，手一松，整个人往下滑了几步。他死死抓住一根藤条，才没有继续往下掉。
“政委！”旁边的战士伸手来拉他。
“别管我！”段苏权喊，“往上爬！”
他咬着牙，用双手抓住藤条，一点一点往上攀。左脚已经完全使不上力了，只能用膝盖和脚尖顶着石壁，一寸一寸地往上挪。血从他的脚踝处流出来，把裤腿染成了暗红色。
不知道爬了多久，他终于爬到了坡顶。坡顶是一片灌木丛，密得看不见人。他瘫倒在灌木丛里，大口大口地喘气。旁边陆续有战士爬上来，一个个满身是泥，满身是血。
“师长呢？”段苏权问。
没有人回答。
“师长呢？”他又问了一遍。
一个战士说：“师长在垭口那边，被敌人围住了。”
段苏权闭上眼睛。
王光泽在垭口下面，被敌人三面围住。
他身边只剩下五个人，子弹也快打完了。敌人的机枪还在响，子弹打在石头上，火花四溅。他看了看身后的垭口，又看了看身边的战士。
“同志们，”他说，“垭口过不去了。我们往右边坡上撤。”
他带着五个人往右边的陡坡上爬。坡更陡，荆棘更密，但敌人在这边的火力相对弱一些。他们爬了大约几十米，爬到了一个石坎下面。石坎上面是一块突出来的岩石，像一个天然的屋檐，遮住了他们的身影。
敌人的枪声停了一会儿。王光泽探头看了一眼，发现敌人正在往垭口方向集结，似乎是要往湖南方向追。他们以为独立师已经冲过了垭口。
“师长，敌人走了？”一个战士问。
王光泽摇了摇头：“没走。他们在等。”
果然，过了一会儿，敌人开始搜山了。一队一队的士兵从山坡上往下走，排成散兵线，用刺刀拨开灌木丛，仔细地搜索。
王光泽看了看身边的五个人，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枪。枪里还有三发子弹。
“同志们，”他说，“咱们不能都死在这里。你们几个，分散往林子深处走。能走一个是一个。”
“师长，你呢？”
“我留下掩护。”
“不行——”
“这是命令。”王光泽的语气很平静，但不容置疑，“你们走。往北，去找主力。告诉段政委，独立师的番号不能丢。”
五个战士互相看了看，谁都不肯走。
王光泽把手里的枪举起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走。不然我开枪了。”
五个战士终于动了。他们一个一个地从石坎下面钻出去，钻进灌木丛里，消失在山林中。
王光泽看着他们走远了，才把枪放下来。他靠在石壁上，喘了几口气。左腿的旧伤已经开始疼了，痛从脚踝蔓延到膝盖，又蔓延到大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裤腿已经破了，露出里面溃烂的伤口。
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一枚铜元，上面刻着镰刀和锤子。那是他入党的时候，支部书记给他的。他一直带在身上，贴着胸口。
他把那枚铜元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
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王光泽把铜元放回口袋，拿起枪。枪里还有三发子弹。
他等的不是援兵。他等的是最后一个敌人走近的那一刻。
下午，枪声彻底停了。
段苏权趴在坡顶的灌木丛里，听着山沟里的动静。敌人搜了一个多时辰，抓走了几个伤员，放火烧了山沟里的几间茅棚，然后撤走了。
他从灌木丛里爬出来，拖着一条伤腿，慢慢地往山沟下面走。坡上到处都是弹壳、血迹和破碎的衣物。一些伤员的担架翻在沟底，人已经不见了。有的是被敌人抓走了，有的是自己爬走了。
他走到垭口下面，找到了那个石坎。
石坎下面，王光泽靠坐在石壁上，头微微低着，像是在休息。他的胸前有一片暗红色的血迹，手里还握着那支枪。枪膛里是空的。
段苏权蹲下来，伸出手，放在王光泽的肩膀上。肩膀已经凉了。
他在那里蹲了很久。风从垭口吹过来，呜呜地响。
段苏权把王光泽手里的枪拿过来，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他站起来，拖着伤腿，慢慢地往山沟外面走。
身后，暮色正在漫上来，把川河盖的山山岭岭一层一层地吞没。
油山的第一场雪，是在十二月初下的。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下了半天，地上只薄薄地积了一层。但山里的气温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以下。溪水结了冰，草棚的顶上挂满了冰凌。伤员们挤在棚子里，互相靠着取暖，但还是冷。
阿莲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重伤员身上，自己和小玲、春秀、桂芳四个人合盖一床薄被。四个人挤在一起，还是冷。半夜里，小玲冻得哭了起来。
“别哭，”春秀说，“哭更冷。”
小玲憋住了，但还是在抽噎。阿莲伸出手，握住了小玲的手。她的手也很冷，但她没有松开。
早上起来的时候，阿莲发现自己的右手小指冻僵了，弯不过来。她用左手掰了半天，才慢慢恢复知觉。
但没有人说苦。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粮食越来越少。入冬之后，山下的群众送不上来了。敌人加强了封锁，所有进山的路口都设了哨卡。偶尔有人偷偷绕过哨卡送上来一点米，也是杯水车薪。更多的人只能靠野菜和树皮充饥。山上的野菜早就挖光了，树皮也剥得差不多了。阿莲她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方面，溪水里的鱼、石头底下的螃蟹、树洞里的蛇，凡是能吃的，都找来吃。
有一天，春秀在山里挖到了一窝冬笋。不大，总共也就两三斤。她拿回来，煮了一锅笋汤。没有盐，汤是淡的，但笋的鲜味还在。伤员们每人喝了一碗，都说好喝。
阿莲端着碗，蹲在棚子门口，小口小口地喝。笋汤很烫，从喉咙暖到胃里。她喝了一半，舍不得喝完，把剩下的倒进了搪瓷碗里，盖好，放在一边。那是给晚上值夜的时候喝的。
她喝完汤，站起来，准备去换药。
这时候，山那边传来一声枪响。
所有人都愣住了。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准备转移！”江医官的声音从棚子里传出来，“敌人搜山了！”
阿莲冲进棚子，把药箱背在身上。春秀和桂芳已经在抬担架了。小玲脸色发白，但手没有抖，她抱起一床被子，跟在后面。
“往哪走？”春秀问。
“后山。”江医官说，“山洞。”
他们刚出棚子，就看见山坡上出现了敌人的身影。灰黄色的军装，在雪地里格外显眼。子弹从头顶飞过，打在石壁上，石屑飞溅。
“快！”江医官喊。
阿莲背着一个重伤员往山上跑。那个伤员很重，压在她背上，像一座山。她的脚在冰面上打滑，每跑一步都像要摔倒。但她没有停。
跑到山洞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山下，棚子被敌人点着了，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她把伤员背进洞里，转身又往外跑。
“阿莲，你干什么？”
“还有伤员。”
她又跑下山去。山坡上到处都是枪声和喊声。她跑进浓烟里，背起一个又一个伤员，一个接一个地往山上送。她的衣服被烧着了，她拍灭了继续跑。她的头发被燎焦了一截，她没有管。她的左肩在第一次转移时撞伤的地方又裂开了，痛得她直冒冷汗，但她没有停。
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到最后一次冲进棚子的时候，棚子已经快塌了。一个伤员躺在角落里，腿断了，动不了。阿莲蹲下去，把他往自己背上扛。伤员说：“护士同志，别管我了。你走吧。”
阿莲没有说话。她咬紧牙关，把伤员扛在肩上，往外走。棚子的横梁在她身后轰然落下，砸在她刚才蹲着的地方。
她背着伤员跑出棚子，跑过浓烟，跑上山坡，跑进山洞。
山洞里挤满了人。江医官在给伤员包扎，春秀和桂芳在清点人数，小玲在洞口守着，手里拿着一根木棍。
阿莲把背上的伤员放下来，瘫坐在地上。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全身都是黑的，衣服烧破了好几处，左肩上的旧伤渗着血。右手的小指又弯不过来了，冻的。
她坐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江医官身边，说：“江医官，我还能动。给我安排活。”
江医官看了她一眼，那只独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他没有说话，只是递给她一卷绷带。
“那边还有三个伤员，需要包扎。”
阿莲接过绷带，走到伤员身边，蹲下来。
洞外，枪声渐渐远了。敌人烧了棚子，搜了山，但没有找到山洞。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撤走了。
阿莲包扎完最后一个伤员，靠在洞壁上，终于闭上了眼睛。
她睡着了。
第一部 完
第二部：沦陷
第一章 苏区沦陷
一九三五年二月，赣南的冬天还没有过去。
但比冬天更冷的，是消息。
从一月底开始，坏消息像雪片一样往油山飞。先是瑞金沦陷，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占领了这座中央苏区的首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接着是会昌失守，兴国失守，宁都失守。到二月中旬，中央苏区所有的县城全部落入敌手。
苏区，彻底沦陷了。
消息传到油山的那天，陈毅正在一个山洞里刻字。他在洞壁上用刺刀刻了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二月，苏区沦陷，我们还在。”刻完之后，他退后两步，看了看，又补了一行小字：“以此洞为证，后来人知我辈未降。”
项英站在洞口，看着他刻完，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项英才开口：“中央分局和办事处机关还在。我们还有几千人。”
陈毅点了点头，把刺刀收起来。
“从今天起，”他说，“我们不再叫中央苏区了。我们叫，赣粤边游击区。”
苏区沦陷之后，留守人员的处境急剧恶化。
敌人占领苏区后，立刻开始了疯狂的清剿。正规军、保安团、民团、还乡团，一层一层地往山里推。他们采取“梳篦式”战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搜，一条山沟一条山沟地过。所有可疑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抓了就杀。所有可能藏人的地方，烧光、抢光、杀光。
短短一个月内，留守在苏区的四万余人，锐减至不足一万。
那些来不及转移的伤员，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几乎无一幸免。后方医院第二所在赣县境内被敌人发现，三百多名伤员和医护人员，只有十几个人逃了出来。第三所，也就是阿莲所在的那个所，因为藏在最深的山谷里，暂时还没有暴露。但粮食已经彻底断了，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度日。
更让人绝望的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叛变。有的是受不了苦，有的是为了保命，有的是被敌人抓去之后扛不住拷打。一个叛徒，往往就能毁掉一整条交通线、一整个村子、一整支游击队。
油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敌人的据点已经从山脚推到了半山腰，最近的离分局机关所在地只有二十多里。每天都能听到枪声，有时远，有时近。项英和陈毅决定，把分局机关从油山腹地转移到更深的坑里去。但深坑里没有房子，没有棚子，只能住山洞。有些山洞很小，只能挤两三个人，大家轮换着住。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
阿莲的笔记本上，已经写了六十三个名字。
从去年十月到现在，短短四个月，她所在的第三所医院送走了六十三个伤员。有的是伤重不治，有的是在转移中牺牲，有的是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拖出去杀了。每送走一个人，她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名字。有的有名字，有的只有姓，有的什么都不知道，就画一个圈，代表“无名”。
她不知道记这些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这些名字将来谁会看。但她坚持记着。她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了一句话：“这些人不能就这样没了。”
春秀有一次看到她记，问：“你记这个做什么？”
阿莲说：“不知道。反正记着。”
春秀没有再问。但那天晚上，春秀把自己知道的几个牺牲者的名字告诉了阿莲，让她记上。
小玲也说了几个。桂芳也说了几个。
后来，这件事在伤员中间传开了。有的伤员知道自己撑不过去了，就主动跟阿莲说：“护士同志，帮我记一下。我叫某某，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像是交代遗言一样，说得平平淡淡，但每一个字都往阿莲心里钉。
阿莲就一个一个地记。
到二月底，笔记本写满了。她又找了一张毛边纸，裁成小张，接着记。
带来消息的人叫邓子恢。他是和瞿秋白、何叔衡一起从瑞金出发的，一行十几个人，计划经长汀往闽西，再从闽西转往广东。队伍里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以及几个分局机关的干部。
邓子恢是在突围时被冲散的。他带着两个人往另一个方向跑，在山里躲了十几天，后来辗转到了油山。他到油山的时候，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衣服烂成了布条，但人还活着。
他见到项英和陈毅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何老走了。”
项英沉默了一会儿，问：“怎么走的？”
邓子恢坐下来，喝了一碗水，开始讲。
那是二月下旬的事。
队伍从瑞金出发的时候，何叔衡就已经走不动了。他五十八岁，在留守人员中年纪最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肺病，还有严重的痔疮，走路时间一长就疼得直不起腰。但他不肯骑马，也不肯坐担架。他说：“马和担架留给伤员用，我能走。”
他走得很慢，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队伍为了等他，不得不放慢速度。有人提议把他留在沿途的群众家里，他不同意。
“我留下来，你们就要留人照顾我。多留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他说，“我跟你们走。走不动了再说。”
走到长汀水口附近的时候，队伍被敌人的保安团发现了。那天是二月二十四日，天刚蒙蒙亮，队伍正在一条山沟里休息。哨兵忽然跑来报告：东面山梁上发现了敌人，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正往这边压过来。
邓子恢立刻下令转移。他们往西面的山上跑，但西面的山太陡，何叔衡爬了几步就滑了下来。他的痔疮犯了，痛得脸色发白，额头上全是汗。
“你们走吧。”何叔衡说。
邓子恢回头看着他：“何老——”
“我走不了了。”何叔衡靠在一棵松树上，喘着气，“你们快走，别管我。”
瞿秋白也过来了。他蹲下来，拉住何叔衡的手：“何老，我背你。”
何叔衡推开他的手：“你背不动我。你自己的肺病比我还重。”
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子弹从头顶飞过，打在松树上，松针簌簌地往下掉。
何叔衡忽然站起来。他整了整身上的衣服，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你是年轻人，你带着大家走。我留下掩护。”
邓子恢不同意。何叔衡从腰里拔出一支手枪，是一支老式的手枪，只有几发子弹。他把枪举起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走！”他说，“不然我就开枪了。”
邓子恢愣住了。
何叔衡看着他，语气忽然变得很平静：“子恢，我年纪大了，走不动了。你们还年轻，革命需要你们。我这一辈子，该做的都做了。我十七岁中秀才，后来教书，后来参加革命。我跟着党走了这么多年，没有后悔过。”
他顿了一下，又说：“告诉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我何叔衡，没有给党丢脸。”
邓子恢的眼睛红了。他咬了咬牙，转身带着其他人往山上跑。
何叔衡看着他们跑远了，把枪放下来。他没有开枪打自己。他转身往山崖边走去。
那是一座悬崖，不很高，下面是一条溪涧。溪涧里全是乱石，水很浅，白花花地流着。他站在崖边，往下看了一会儿。
敌人已经冲到了半山腰。他们看到了何叔衡，喊着“抓活的”，往崖上爬。
何叔衡回过头，看了他们一眼。然后他往前迈了一步。
他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一下，然后坠入溪涧。乱石和浅水接住了他，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敌人冲到崖边，往下看。溪涧里的水被染红了一片，然后又被流水冲淡了。
何叔衡牺牲时五十八岁。
瞿秋白也在同一天被俘。他在半山腰被敌人抓住，押往长汀。后来他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于六月十八日在罗汉岭就义。
邓子恢讲完之后，山洞里很安静。
项英坐在角落里，低着头，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的肩膀绷得很紧，像一根拉满的弦。
陈毅站在洞口，看着外面的雨。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了，山里的路全是泥，走一步滑半步。他的左腿又开始疼了，但他没有动。
过了很久，项英才开口：“何老的遗体，找到了吗？”
邓子恢摇了摇头：“没有。当时来不及。后来敌人撤了，我托人去找过，溪涧里什么都没有了。”
项英没有再问。
陈毅转过身来，看着邓子恢：“秋白同志的消息，你听说了吗？”
邓子恢点了点头：“在闽西听说了。长汀罗汉岭。六月十八日。”
陈毅说：“嗯。六月十八日。”
那天晚上，陈毅没有睡。他坐在洞口，听着外面的雨声。雨打在树叶上，沙沙沙沙的，像是什么人在远处说话。
他想起何叔衡。想起瞿秋白。想起那些已经牺牲和正在牺牲的人。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本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道：
“何叔衡同志，二月二十四日，长汀水口跳崖牺牲。年五十八岁。”
“瞿秋白同志，六月十八日，长汀罗汉岭就义。年三十六岁。”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进口袋里。然后他站起来，走进雨里。小何跑过来给他打伞，他摆了摆手。
他站在雨地里，仰着脸。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
项英和陈毅站在油山最高的一个山包上，身后是各自要带的人。项英这边，是分局机关、机要人员、警卫排，加上一部分地方干部，总共一百多人。陈毅这边，是司令部的几个参谋、一个警卫班、加上北山游击队来接应的十几个人，总共不到四十人。
两边的人站在黑暗里，看不清彼此的脸。只听见风吹过松林的呜呜声，还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
“老陈，”项英伸出手，“保重。”
陈毅握住他的手。项英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你也是。”陈毅说。
两个人没有再说话。黑暗中，项英转过身，带着他的人往东走了。脚步声沙沙地响了一阵，渐渐远去。
陈毅站在原地，听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对身后的人说：“走。”
他的方向是北，往北山去。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陈毅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油山的方向，什么都看不见了。项英走的那条路，也什么都看不见了。黑沉沉的一片，山和天连在一起，分不清边界。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左腿的伤口在夜里更疼了，但他没有停。小何跟在后面，背着陈毅的背包，里面有一床薄被、一套换洗衣服、一本笔记本、半块干粮。
这些东西，就是陈毅的全部家当。
北山在油山北面，隔着一道大岭。陈毅带着人走了三天才到。到了北山之后，他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差。北山的游击队只剩下不到三十个人，枪只有十几支。原来藏在北山的伤员，大部分已经被敌人搜出来杀害了，只剩下几个藏在最深的山洞里，奄奄一息。
陈毅在山洞里坐下来，看着面前这三十来个人。他们瘦得脱了形，衣服烂成了布条，身上一股酸臭味。但眼睛还亮着，看着他。
“同志们，”陈毅说，“从今天起，我跟你们一起打游击。”
没有人说话。但陈毅注意到，有几个人的腰挺直了一些。
那天晚上，陈毅在山洞里给北山游击队开了个会。他讲的还是那五条：粮食、住处、走路、烟火、群众。讲完之后，他让大家把山里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哪条路上有敌人的据点，哪个村子有可靠的老表，哪个山洞能住人，他都记在本子上。
记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说：“明天开始，我们重新编组。三个人一组，每组一个老游击，带两个新的。老游击负责带路、警戒、打枪。新的负责背粮、放哨、学本事。”
有人问：“陈主任，我们打不打？”
陈毅说：“打。但不打大仗。打小仗。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
第二天开始，北山游击队就按照这个法子活动起来。白天藏在山洞里，晚上出来。有时候摸到敌人的据点外面放几枪，有时候在敌人运粮的路上打个小伏击。打完了就散，散了就藏，藏好了再找机会打。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阿莲的第三所医院，在分兵之后被划归到赣南特委领导。特委把他们转移到了更偏远的山区，在信丰和南雄交界的一个深坑里。
这个坑比之前的山谷更深、更窄。四面都是陡峭的石壁，只有一条窄缝可以进出。坑底有一小块平地，勉强能搭几个草棚。旁边有一股泉水，不大，但常年不断。
江医官看了看地形，说：“这回敌人找不到了。”
但阿莲不放心。她围着坑转了一圈，发现坑的东面有一条裂缝，从石壁一直通到山顶。裂缝里长满了藤蔓和灌木，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但风从裂缝里灌进来，冬天冷得刺骨。
“把重伤员放到最里面，”阿莲说，“靠石壁，风小一点。”
春秀和桂芳照做了。小玲带着两个轻伤员去砍树枝，在坑口搭了一道栅栏，上面盖了茅草和枯叶，从外面看就像一丛灌木。
日子稍微安定了一些。但粮食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山下的群众送不上来了，他们只能靠自己。阿莲每天带着小玲去挖野菜。春天的野菜比冬天多一些，有蕨菜、苦菜、荠菜，还有一种阿莲不认识的紫色叶子，尝了一口，麻得舌头动不了，赶紧吐了。
有一次，阿莲在溪边发现了一丛水芹。她高兴得差点叫出来。水芹长得旺，绿油油的，一掐就断，断口处渗出清亮的汁水。她采了一大把，拿回去煮了一锅汤。汤里没有盐，但水芹本身有一股清香味，伤员们喝得津津有味。
从那以后，阿莲每天都要去溪边看看。水芹采了又长，长了又采，成了医院的主要食物之一。
但光靠野菜不行。伤员们需要营养，需要盐，需要药。阿莲看着那些伤口愈合得很慢的伤员，心里急得像火烧。
有一天，江医官把她叫到一边，说：“阿莲，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山下有个村子，叫上坪，离这里有三十多里。村里有个老中医，姓陈，以前跟我们合作过。他手里有草药，也有盐。但我们的人下不去，路上有敌人的哨卡。”
阿莲说：“我去。”
江医官看了她一眼：“你认得路？”
“不认得。但我可以找。”
“太危险了。”
“江医官，”阿莲说，“再不弄到药和盐，伤员们撑不过这个春天。”
江医官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条路线。“这是特委给的路线，绕开敌人的哨卡，但要翻两座山。你去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找个伴。一个人不行。”
阿莲想了想，说：“小玲跟我去。”
江医官摇了摇头：“小玲太小了，胆子也小。”
“她需要锻炼。”阿莲说，“再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安全。”
江医官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
第二天天没亮，阿莲和小玲就出发了。她们换了便衣，把头发挽起来，背上竹篓，里面放了几块干粮和一张纸条。纸条是江医官写的，让陈老中医给些草药和盐。
她们翻了两座山，走了一整天。山路很难走，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只能从灌木丛里钻过去。小玲的手被荆棘划了好几道口子，但她没有吭声。阿莲走在前面，一边走一边辨认方向。
天快黑的时候，她们终于看到了上坪村。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山脚下。炊烟从屋顶升起来，在暮色中袅袅地飘。
阿莲让小玲在村外的树林里等着，自己摸进了村。
她找到了陈老中医的家。一间土坯房，门口挂着草药。她敲了敲门，里面有人问：“谁？”
“陈老先生，我是山上下来的。”
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口，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问，侧身让她进去了。
阿莲把纸条递过去。陈老中医看了，点了点头，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他提出来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几包草药和一小罐盐。
“药是治外伤的，煎水洗，一天两次。盐不多，省着用。”他说。
阿莲接过布袋，说：“谢谢。”
陈老中医看着她，忽然说：“你多大了？”
“十七。”
“十七。”老人重复了一遍，摇了摇头，“我孙女也十七，在县城念书。”
阿莲没有说话。她把布袋放进竹篓里，转身要走。
“等等。”陈老中医叫住她，从柜子里又摸出一样东西，用油纸包着，“这是半斤猪油。给伤员补补身子。”
阿莲接过那包猪油，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她说了一声谢谢，转身出了门。
出了村子，她和小玲连夜往回赶。走到半夜，翻过第一座山的时候，小玲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说：“阿莲姐，我走不动了。”
阿莲把竹篓放下来，蹲在小玲面前：“上来。”
“什么？”
“我背你。”
“不行，你也很累——”
“上来。”阿莲的语气不容商量。
小玲趴到阿莲背上。阿莲背起她，又背起竹篓，继续走。小玲不重，但加上竹篓里的药和盐，也有七八十斤。阿莲走得很慢，一步一喘，但没有停。
她走了一个多时辰，翻过了第二座山。天快亮的时候，她们终于回到了坑口。阿莲把小玲放下来，自己也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春秀跑过来，看到她们，先是一愣，然后看到竹篓里的东西，眼眶一下子红了。
“回来了就好。”春秀说，“回来了就好。”
阿莲坐在那里，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提着竹篓往棚子里走。
“伤员们该换药了。”她说。
那天晚上，春秀用陈老中医给的草药煎了水，给几个伤口化脓的伤员洗了。第二天早上，阿莲发现那几个伤员的伤口红肿消退了一些，脓也少了。
她蹲在棚子外面，看着那些伤口，看了很久。
她想起了陈毅让人带的那句话：“好好活着。将来革命胜利了，他们记的名字，就是历史。”
她不知道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她只知道，今天有药了，有几个伤员不会死了。
这就是今天的好事。
那时他还在会昌。作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他负责留守苏区的政治工作。苏区沦陷后，他带着一部分机关人员和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营，在会昌、寻乌、安远一带的山里打游击。
接到命令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山洞里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山洞不大，挤了二十多个人。贺昌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前摆着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是他在主力出发前编的《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纲要》。他讲得很认真，声音洪亮，像在台上作报告一样。
交通员进来的时候，他正讲到“革命必胜”那一节。
贺昌接过纸条，看了一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小册子合上，放在一边。
“同志们，”他说，“中央分局命令我们往赣粤边突围，跟项英、陈毅同志会合。今天天黑之后出发。”
没有人问为什么要突围。所有人都知道，苏区已经待不下去了。敌人的据点越来越密，粮食越来越少，伤员越来越多，能打仗的人越来越少。
那天晚上，贺昌带着三百多人出发了。队伍里有机关干部、有红二十四师的战士、有地方游击队员，还有几十个能自己走的轻伤员。重伤员走不了，只好留在山里，每人发了三块大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找群众隐蔽。
贺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三十二岁，正当壮年，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穿着灰布军装，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背上背着一床薄被和一个公文包。公文包里装的是中央军区的文件、印章和几份重要指示。
出发之前，他把自己的马杀了，分给战士们吃了最后一顿肉。他说：“马走不了山路，人得吃饭。”
队伍走了一整夜，翻过了两座山，天亮时到达会昌和安远交界的一处山谷。贺昌看了看地形，下令休息。战士们散坐在溪边、树下、石头后面，啃着干粮，喝着溪水。
贺昌没有休息。他爬到山谷旁边的一个山包上，用望远镜观察四周。东面是敌人的据点，西面是一条公路，南北都是山。看起来很安全，但他总觉得不对劲。
他把侦察班长叫过来：“前面那条路，叫什么？”
“蛤蟆岭。”
“有人走过吗？”
“昨天有一批群众从那边过来，说路上没有敌人。”
贺昌想了想，说：“再派人去看看。”
侦察班长带了一个战士去了。贺昌坐在山包上，掏出公文包里的文件，一份一份地看。看到一半，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一枚银元，上面用刀刻了一个五角星。那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时留的纪念，一直带在身上。
他把银元在手里翻了两下，又放回口袋。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
枪声从北面传来，紧接着是东面和西面。子弹从三面射来，打在山包上的石头和泥土里，溅起一片烟尘。
贺昌立刻判断出了形势：敌人早就埋伏好了，在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北面是敌人主力，东面和西面是辅助兵力。唯一没有枪声的方向是南面，但南面是悬崖。
“往南撤！”他大喊，“往悬崖方向！”
队伍开始往南跑。但南面的悬崖太高了，下去就是死。几个战士跑到悬崖边，往下一看，几十丈深的谷底，云雾缭绕，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停住了，回头看着贺昌。
贺昌站在悬崖边上，看着身后越来越近的敌人。他做了个决定。
“把文件烧了。”他对身边的机要员说。
机要员愣了一下，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文件和印章，用火柴点着了。火苗在风中跳了几下，文件很快烧成了灰烬。印章是木头的，烧得慢一些，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枪呢？”机要员问。
“留着。”贺昌说，“最后一颗留给自己。”
他转身对剩下的战士们喊：“同志们，分散突围！能走一个是一个！往南面下去，爬藤条，能爬到谷底的，就往赣粤边找项英、陈毅同志！”
战士们开始往悬崖下面爬。有的抓着藤条，有的攀着石缝，有的干脆闭着眼睛往下滑。敌人的子弹从上面打下来，不断有人中弹，从悬崖上坠落。
贺昌没有走。他站在悬崖边上，用驳壳枪还击。他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打倒了三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但敌人的火力太猛，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腿。他跪倒在地上，枪也脱了手。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子弹打穿了大腿，血喷涌而出，把裤腿染成了黑色。他试着站起来，但右腿完全使不上力。
几个战士跑过来要背他。
“走！”贺昌喊，“别管我！”
战士们不肯走。贺昌拔出另一支枪，是一支小手枪，只有一颗子弹。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贺主任——”一个战士哭了出来。
贺昌看着他们，忽然笑了一下。他的脸上全是汗水和泥土，但那个笑容很干净，像个孩子。
“同志们，”他说，“革命必胜。走吧。”
然后他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山谷里回荡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几个战士含着泪，转身往悬崖下爬去。
贺昌倒在悬崖边上，手里还握着那支枪。他的眼睛睁着，看着南面的天空。那天天气很好，天很蓝，云很白。
他最后看到的，是一片云，慢慢地飘过。
牢房很小，只有两步宽、三步长。墙是青砖砌的，砖缝里长着青苔。地上铺了一层稻草，稻草已经发霉了，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铁窗很小，开在墙的高处，只有巴掌大。透过铁窗，能看到一小块天，灰蒙蒙的，很少有太阳。
他被单独关押。每天只有放风的时候，才能从牢房里出来，在院子里走几步。院子也很小，四面是高墙，墙头上架着铁丝网。他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咳嗽。他的肺病已经很重了，咳起来整个人缩成一团，痰里带着血丝。
但他的精神还好。狱卒给他纸和笔，他就写。写了很多东西，有杂感，有回忆，有诗。写得最多的是那份后来被称为《多余的话》的长文。他从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写，写了将近一个月。
他写自己的一生。写小时候在常州读书，写母亲自杀，写五四运动，写去俄国，写加入共产党，写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写和鲁迅的交往，写被派到苏区，写主力转移后留下来。他写得很坦诚，不回避自己的软弱、犹豫、和内心的矛盾。
他写道：“我自己忖量，我的性格是很懦怯的，随波逐流的，我从来没有什么‘野心’要做什么大政治家，我总是想做一个‘文人’。”
他又写道：“我确是参加了革命，而且是自愿的。但是，我的参加革命，与其说是为了要革命，不如说是为了要反抗旧社会。”
他写这些的时候，很平静。像是坐在书桌前写一篇文章，而不是在牢房里等待死亡。
写完《多余的话》之后，他又写了一首诗。诗不长，只有四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靠在墙上，闭着眼睛。牢房里很暗，只有铁窗透进来的一点光，照在他脸上，照出了深深的皱纹和凹陷的眼窝。
他三十六岁。看起来像五十岁。
敌人来劝降过好几次。
第一次来的是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他走进牢房，看了看四周，皱了皱眉头，说：“瞿先生，这里太委屈你了。”
瞿秋白靠在墙上，看着他，没有说话。
“瞿先生是文化界的名人，我们都很敬重。”军官说，“只要瞿先生愿意合作，我们可以安排你去南京，给你最好的医疗条件，让你继续做学问。你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瞿秋白咳了几声，然后说：“我研究什么？”
“什么都行。文学、哲学、艺术，随你。”
“那我写什么？”
“也随你。”
瞿秋白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像是看穿了一切。
“我写了一辈子文章，”他说，“只写了一件事。”
“什么事？”
“说真话。”
军官的脸色变了一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瞿先生，你好好考虑考虑。机会只有一次。”
瞿秋白说：“我已经考虑好了。”
第二次来的是一个文人，说是某报的主编，以前跟瞿秋白有过一面之交。他带了一篮子水果，放在稻草上。
“秋白兄，”他坐下来，语气很亲切，“好久不见了。”
瞿秋白看了他一眼：“你是来劝我的？”
“不是劝。是来叙旧。”
“叙旧可以。劝就不必了。”
那人坐了一会儿，说了些闲话，最后忍不住还是说了：“秋白兄，以你的才华，何必……”
瞿秋白打断他：“才华？我的才华就是用来写那些你们不让写的文章。”
那人走了。
第三次来的是一个叛徒。以前也是共产党员，后来投降了国民党。他走进牢房，低着头，不敢看瞿秋白的眼睛。
“瞿先生，”他说，“我……我也是没办法。他们抓了我全家……”
瞿秋白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鄙夷。只有一种很深的悲哀。
“你走吧。”瞿秋白说。
那人站着不动。
“走吧。”瞿秋白又说了一遍，“回去告诉他们，瞿秋白不会投降。让他们不用再来了。”
那人走了之后，瞿秋白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他想起很多年前，在上海，他和鲁迅聊天。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现在他明白了。梦醒了，路是没有的。但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他睁开眼睛，看着铁窗外那一小块天。天还是灰蒙蒙的。但他知道，天的上面，还有天。
六月十八日，早上。
狱卒端来一碗饭，比平时多了一个菜，一盘炒鸡蛋。瞿秋白看了一眼，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狱卒没有说话。但瞿秋白从他脸上看出了答案。
他坐下来，慢慢地把饭吃完。吃得很干净，一粒米都没有剩。吃完之后，他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衣服。衣服是灰布军装，已经很旧了，但洗得干干净净。
他走到桌前，拿起那支秃了头的毛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他把纸折好，放在桌上。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门开了，几个士兵站在门口。
“瞿秋白，走吧。”
瞿秋白走出牢房。外面的阳光很亮，刺得他眯了一下眼睛。院子里站满了士兵，荷枪实弹。他环顾四周，看到了高墙、铁丝网、和墙外的一棵老樟树。樟树的枝叶从墙头探过来，在晨风中轻轻晃动。
他被押着走出监狱的大门。外面是一条石板路，路两边站满了人。有老百姓，有士兵，有看热闹的，有低着头不敢看的。瞿秋白走在石板路上，脚上戴着镣铐，走得很慢。镣铐拖在地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他走了一段路，忽然停下来。押解的士兵推了他一下：“走！”
瞿秋白说：“不急。让我看看。”
他抬起头，看着天。那天的天很蓝，很干净，像是洗过一样。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走到长汀罗汉岭下的时候，他停住了。
那是一片草地，坡上长满了野花。花是白色的，一小朵一小朵的，在风中摇着。草地后面是山，不高，但很青翠。山脚下有一块大石头，平平整整的，像一张桌子。
瞿秋白看了看那块石头，又看了看四周。然后他转过身，对押解的士兵说：“此地甚好。”
士兵们愣了一下。
“就这里吧。”瞿秋白说。他走到那块大石头旁边，盘腿坐下。坐得很稳，腰挺得很直。
行刑官走过来，问他：“瞿秋白，你还有什么话说？”
瞿秋白抬起头，看着行刑官。他的眼睛很亮，亮得让行刑官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有。”瞿秋白说。
“什么？”
瞿秋白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唱。
他唱的是《国际歌》。用俄语唱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一个字一个字地唱，像是在教堂里唱赞美诗。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的声音在罗汉岭下的山谷里回荡。野花在风中摇着，老樟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地响。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行刑官的手抖了一下。他举起枪，对准了瞿秋白的胸口。
瞿秋白没有看他。他闭着眼睛，继续唱。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像是笑了一下。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枪响了。
瞿秋白倒在草地上。他的头枕着那块大石头，眼睛闭着，脸上很平静。血从他胸口流出来，渗进草地里，把野花染红了。
那年他三十六岁。
陈毅在北山收到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已经是六月底了。
交通员从闽西方向来，走了半个多月，把消息带到了。消息写在纸条上，只有几行字：瞿秋白同志于六月十八日在长汀罗汉岭就义，临刑前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陈毅把纸条看了三遍。然后他把纸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山洞里，没有说话。小何端了饭进来，他也没吃。他把饭放在一边，从背包里摸出那本笔记本，翻到空白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秋白同志，六月十八日，长汀罗汉岭。”
写完之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铜元。那是他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带在身上的，上面刻着镰刀和锤子。他把铜元在手里翻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山洞。
外面下着小雨，细细密密的，打在树叶上沙沙响。陈毅站在雨里，仰着脸，让雨水淋在自己脸上。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什么。
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回了山洞。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起来，照常带着游击队出操、训练、检查哨位。没有人看出他有什么不同。
但那天训练的时候，他多教了战士们一句话。他说：“以后你们被敌人抓住了，要记住一件事。”
战士们看着他。
“记住，你是一个共产党员。”陈毅说，“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了之后，人家说你是个孬种。”
他停了一下，又说：“瞿秋白同志死的时候，唱着《国际歌》。你们也要有这个胆量。”
战士们没有说话。但每一个人的腰，都比刚才挺得更直了一些。
距离上次分兵，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半年里，两个人各自在赣粤边的深山老林里转战，音讯不通，生死不知。如今再见，都变了模样。
陈毅瘦了，黑得像一块炭，左腿的伤让他走路时身子歪向一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项英也瘦了，颧骨高耸，眼眶深陷，头发长到了肩膀，用一根草绳胡乱扎着。两个人面对面站着，看了对方一会儿，忽然都笑了一下。
“你还没死。”项英说。
“你也没死。”陈毅说。
两个人握了握手。项英的手劲很大，握得陈毅指节发疼。陈毅想，项英还是那个项英，骨头硬。
会合的地点在油山深处一个叫“竹子坑”的地方。坑不大，四面是密密的竹林，风一吹，竹叶沙沙响，把人的说话声都盖住了。项英的机关只剩三十多人，陈毅带了十来个人，合在一起也不过五十人。这就是赣粤边游击区的全部核心力量。
两个人坐在竹林里的一块石头上，开始交换半年来的情况。
项英先说。他讲了他那边的事：油山周围的敌人据点从十几个增加到了三十多个，几乎每个村子都驻了兵。他们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了以油山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之内。粮食极度困难，有时候一连几天吃不上东西，只能靠野菜和竹笋充饥。
“有几次差点被包围，”项英说，“有一次敌人摸到了我们山洞外面，离洞口只有十几步。是哨兵发现得早，我们才跑出来。”
陈毅听着，没有说话。
“还有，”项英顿了一下，“叛徒越来越多。有些人被抓之后扛不住，把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们现在每到一个地方，最多住三天，就得转移。”
陈毅点了点头，然后开始讲自己那边的情况。他讲了北山游击队的困境，讲了刘三叛变的事，讲了瞿秋白和贺昌牺牲的消息。讲到瞿秋白的时候，项英低下了头，很久没有说话。
“秋白同志……”项英终于开口，声音很涩，“他在牢里写了什么？”
“听说是写了一篇长文，叫《多余的话》。”陈毅说，“具体写了什么，还不知道。”
项英沉默了一会儿，说：“秋白同志是个文人。文人落到敌人手里，比我们更难。”
陈毅没有接话。他想了想，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和药品。伤员越来越多，能打仗的人越来越少。这样下去，不用敌人来打，我们自己就垮了。”
项英说：“你有什么想法？”
陈毅说：“必须建立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能光靠山里的老表，要往平原地区发展。敌人的控制力在平原比在山里强，但平原上人多，粮食多，消息也多。如果能建立几条通往平原的交通线，我们就有了补给来源。”
项英想了想，点了点头：“可以试试。但平原上敌人的巡逻队多，风险很大。”
“干什么都有风险。”陈毅说，“在山里等死，也是风险。”
那天晚上，两个人商量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方案终于成形：在油山周围的几个县，每个县建立一到两个秘密联络点，由可靠的群众负责。联络点之间单线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联络点的任务是：搜集情报、转送物资、掩护过往人员。
“这个方案的关键，”陈毅说，“是选人。选对了，能救命。选错了，能要命。”
项英说：“我这边有几个可靠的老表。都是红军家属，男人牺牲了，女人还在。她们恨敌人恨得深，不会叛变。”
陈毅说：“那就从她们开始。”
天亮了，竹林里的光线从灰变绿。两个人站起来，各自去安排工作。
陈毅走的时候，项英叫住了他：“老陈。”
陈毅回头。
项英看着他，说：“你那条腿，得治。再拖下去，人就废了。”
陈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腿。裤腿卷着，露出下面缠着破布条的脚踝。布条上渗着脓水，散发着一股恶臭。但他的腿还在。
“没事。”他说。
“让江医官上来一趟。”项英说，“我派人去找他。”
陈毅想说什么，项英摆了摆手：“这是命令。”
江医官是五天之后到的。
他是被两个游击队员用担架抬上来的，走了两天一夜的山路。到了竹子坑的时候，他从担架上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陈毅的腿。
陈毅坐在一棵竹子下面，把左腿架在一块石头上。江医官蹲下来，解开那些破布条。布条一层一层地揭开，露出下面的伤口。伤口比之前更大了，从脚踝一直烂到小腿肚，皮肉翻卷，脓血混着泥和碎布，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江医官看了很久。他那只独眼眯着，脸上的表情很凝重。
“陈主任，”他说，“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
陈毅看着他：“什么意思？”
“里面全烂了。骨头也坏了。再拖下去，人也会没的。”
陈毅沉默了一会儿，问：“截肢？”
“截。”江医官说，“从膝盖下面截。再往上就不行了。”
陈毅又沉默了一会儿。竹林里的风从头顶吹过，竹叶沙沙地响。他看了看自己的左腿，又看了看江医官。
“不截。”他说。
江医官愣住了：“陈主任——”
“截了腿，我还怎么打游击？”陈毅说，“少了一条腿，我就少了一半的命。不截。你想想别的办法。”
江医官看着他，那只独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就只能保守治疗。把烂肉剪掉，用盐水洗，用草药敷。能不能好，看命。”
陈毅说：“行。就按这个办。”
手术是在竹子坑的一个山洞里做的。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只有一把剪刀、一瓶碘酒、几卷绷带。江医官用开水煮了煮剪刀，算是消毒。然后他把陈毅的左腿绑在一根竹子上，让小何和另外两个战士按住陈毅的身体。
“陈主任，会很疼。”江医官说。
陈毅嘴里咬着一根竹筷，点了点头。
江医官拿起剪刀，开始剪烂肉。
陈毅的脸瞬间扭曲了。他嘴里的竹筷发出咯咯的响声，像是随时要断。他的身体猛烈地抽搐，小何和两个战士几乎按不住。汗水从他全身的毛孔里涌出来，把衣服湿透了，从衣角往下滴。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血丝布满眼白。
江医官的动作很快。他一点一点地剪掉烂肉，剪到见血为止。然后他用盐水冲洗伤口。盐水碰到鲜肉的时候，陈毅的身体猛地弓了起来，嘴里的竹筷啪的一声断了。他没有叫，但他把舌头咬住了。血从他嘴角流下来，混着口水，滴在石头上。
江医官冲洗完伤口，敷上草药，用绷带缠好。
“好了。”他说。
陈毅瘫在竹椅上，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他的衣服湿透了，头发湿透了，连身下的石头都湿了一片。他闭上眼睛，喘了很久。
“老陈，”项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山洞门口，“你行不行？”
陈毅睁开眼，看了看他，嘴角扯了一下，说：“死不了。”
江医官说：“你得歇几天，不能走路。”
陈毅说：“歇不了。”
他确实歇不了。第二天，他就让小何扶着，一瘸一拐地去看地形了。他的左腿保住了，但走路时更跛了。他用一根竹棍拄着，每走一步，左腿就传来一阵钝痛。但他没有停。
他说：“这些以后都用得上。”
阿莲的笔记本上，到八月底，已经记了将近两百个名字。
有的是她亲眼看着死去的伤员，有的是别的医院辗转传来的消息，有的是游击队员的家属被敌人杀害的通知。每一个名字，她都尽量记清楚：姓名、年龄、籍贯、牺牲的时间地点。记不清楚的，就写一个大概。
春秀问她：“你记这些，将来交给谁？”
阿莲说：“交给活着的人。”
春秀没有再问。
有一天，山下送来一个伤员。是一个游击队员，右腿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他被送上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江医官看了一眼，摇了摇头。
阿莲蹲在他旁边，给他喂水。伤员喝了一口，睁开眼睛。他看着阿莲，嘴唇动了动。
“护士同志……”
“嗯。”
“我叫……陈有福。江西……兴国……高兴乡……”
阿莲的手停了一下。高兴乡。老周也是高兴乡的。
“你认识……老周吗？”阿莲问。
伤员的脸上忽然有了一点光：“老周？周……周德明？他是我……堂哥。”
阿莲的心跳了一下。老周，周德明，高兴乡。那个大腿被炸伤、让她记名字的机枪手。他后来怎么样了？阿莲不知道。他在上一次搜山的时候，被留在了后面的山洞里。她没能带走他。
“你堂哥……是个好同志。”阿莲说。
伤员笑了一下，然后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阿莲把他的名字记下来：“陈有福，兴国高兴乡人，一九三五年八月牺牲。”
记完之后，她翻到前面，找到老周的那一页。周德明，兴国高兴乡人，一九三五年二月失散。她在后面补了一行小字：“其堂弟陈有福，亦牺牲于此。一门两烈士。”
写完之后，她合上本子，站起来，继续换药。
坑外的山坡上，秋天的野花已经开了。金黄色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在夕阳下闪着光。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花和枯草的气味。
阿莲站在棚子门口，看了一会儿。她想起周小阳，想起他问她“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她想起自己说的那句“等山上的花开了”。
花开了。周小阳不在了。
她收回目光，转身进了棚子。伤员们在等她。
拐杖是湘西那对老夫妇给的，用茶树做的，很结实。布鞋也是他们给的，千层底，针脚很密。土碗是他在路上捡的，缺了一个口，但还能用。这三样东西，陪他走过了此后将近一年的路程。
他的左脚踝骨被打穿了，虽然经过了老夫妇的草药治疗，但骨头没有接好，长歪了。走起路来，左脚使不上力，只能靠拐杖撑着，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每走一步，左脚就传来一阵钝痛。痛得厉害了，他就停下来，坐在路边歇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路。他只知道，他要往北走。往北，找红军。主力在湘西，他就往湘西走。湘西找不到，就往更北的地方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只要还活着，就一直走。
他走的都是小路。山路、田埂、河堤、树林里的兽道。他不敢走大路，大路上有敌人的哨卡，有保长，有民团。他也不敢进村子，只在村外的破庙、牛棚、草垛里过夜。有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才摸进村子，敲一户看起来最穷的人家的门。门开了，他举起土碗，说：“老乡，给口吃的吧。”
有的人家给他一碗稀饭，有的人家给他一个红薯，有的人家什么也不给，直接把门关上。给的人，他记在心里。不给的人，他也不怨。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他走了将近两个月，才走到湖南境内。他的脚踝已经肿得像个馒头，鞋早就磨穿了，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发紫。他的衣服碎成了布条，身上全是虱子和跳蚤。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颧骨高高凸出来，眼窝深陷，看起来像个四十多岁的人。但他才十八岁。
走到茶陵的时候，他被人认出来了。
那天他正在一个镇子外面的破庙里歇脚，忽然闯进来几个民团团丁。他们拿着梭镖和柴刀，凶神恶煞地围住他。其中一个团丁打量了他一会儿，忽然说：“这不是段家的那个小子吗？”
段苏权抬起头。他认出了那个人，是镇上开杂货铺的刘麻子。刘麻子以前跟他父亲有过节，后来投了民团。
“你投了红军，是不是？”刘麻子说，“你爹说你死了，原来是去当共匪了。”
段苏权没有说话。
刘麻子一挥手，团丁们扑上来，把他按倒在地，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被押到镇上的民团总部，关进了一间小黑屋。第二天，他被转押到了茶陵县城，关进了县大牢。
牢房里关着十几个人，有土匪，有小偷，有欠租的佃户，还有两个跟他一样被当作“共匪嫌疑”抓进来的人。牢房很小，没有窗，只有门上一个巴掌大的洞。地上铺着发霉的稻草，臭气熏天。每天只有一碗稀粥，稀得能照见人影。
段苏权在牢里被关了将近一个月。期间被提审过三次，每次都被打。他们问他红军的番号、人数、去向，他什么也不说。打完了，又把他拖回牢房。
他躺在稻草上，浑身是伤，左脚踝肿得比之前更厉害了。他闭上眼睛，想起了王光泽。想起了川河盖。想起了那五个从他身边离开的战士。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活着走出去。不知道段苏权这个名字，有没有人替他开追悼会。
他笑了一下。然后他对自己说：不能死在这里。
逃跑的机会，是在一个雨夜来的。
那天晚上，看守牢房的团丁喝醉了酒，靠在门框上打瞌睡。段苏权从稻草堆底下摸出一根早就藏好的铁钉，是他趁放风的时候从院子里捡的。他用铁钉一点一点地撬门锁。铁钉太细，锁太紧，撬了很久，手指磨出了血。终于，锁簧弹开了。
他推开门，轻手轻脚地走出来。看守还在打鼾。他绕过看守，摸到院墙边。院墙很高，但他的左脚使不上力，爬不上去。他沿着院墙摸了一圈，找到一处塌了半截的墙头，踩着碎砖翻了过去。
他跌落在墙外的泥地里。雨很大，浇在他身上，把血和泥混在一起。他爬起来，捡起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雨夜。
他走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他已经远离了茶陵县城。他坐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大口大口地喘气。雨水从他头发上滴下来，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脚。脚踝处已经肿得发亮，皮肤绷得快要裂开。
他从怀里摸出那只土碗。碗还在，缺了一个口。他把它捧在手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继续走。
这一次，他不再往北走了。他改往东走。他听说东边有红军游击队，在湘赣边的山里活动。他要去那里。
他走了一个多月。沿途乞讨，风餐露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有时候两天吃不上东西。他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吃过别人扔在路边的烂菜叶。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但脚步没有停。
走到湘赣边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放牛的老头。老头看着他，问：“你是做什么的？”
段苏权说：“要饭的。”
老头看了看他的脚，看了看他的拐杖，又看了看他的眼睛。然后老头说：“跟我来。”
老头把他带到一个山坳里，那里有一间茅草屋。屋里坐着几个人，穿着便衣，但腰里别着枪。他们看到段苏权，站了起来。
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人问：“你从哪里来？”
段苏权说：“黔东。川河盖。”
那人脸色变了一下：“黔东独立师？”
“是。”
“你是……”
“段苏权。独立师政委。”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间。然后那个年纪稍大的人走过来，握住他的手，握得很紧。
“段苏权同志，”他说，“我们以为你牺牲了。”
段苏权笑了一下。他的嘴唇干裂，笑起来扯得生疼。
“我没死。”他说，“追悼会不算。”
后来他才知道，任弼时在湘西的时候，确实为他开过追悼会。红二、六军团的人都以为段苏权在川河盖牺牲了。消息传到了湘赣边，这里的游击队也以为他死了。
但他活着。他走了将近一年，走了一千多里路，用一只土碗讨饭，用一根拐杖撑身，从贵州走到湖南，从湖南走到江西。他活下来了。
那天晚上，段苏权在茅草屋里吃了一顿热饭。饭是红薯煮的，很稀，但热气腾腾的。他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吃着吃着，他的眼泪掉进了碗里。
他没有擦。他继续吃。
油山的冬天来了。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是留守苏区的人经历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十月底就开始下雪，一直下到第二年二月。山里的雪积了半尺厚，把所有的路都封了。溪水结了冰，竹子冻得噼啪响，树枝上挂满了冰凌。
比雪更冷的，是饥饿。
粮食在秋天就断了。山下的群众送不上来，敌人封锁了所有进山的路口。油山周围的几个联络点，一个接一个地暴露，联络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抓、被杀。到最后，整个油山游击区，跟外面的联系彻底断了。
项英和陈毅带着三十多个人，在油山深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冬。山洞很浅，四面透风。他们用树枝和茅草堵住洞口，但风还是从缝隙里灌进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三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但还是冷。
吃的只有野菜和竹笋。秋天的野菜早就挖光了，冬天的竹笋还没长出来。他们只能剥树皮，挖草根。有一种叫“观音土”的白泥，吃了不饿，但拉不出来。有人吃了观音土，肚子胀得像鼓一样，最后活活胀死了。
项英的头发全白了。他才三十七岁，但看起来像六十岁。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经过一个秋天的奔波，到冬天的时候，已经瘦得脱了形。但他每天还是照常工作：看地图、写指示、安排行动。他走路的时候腰挺得很直，说话的声音还是很坚定。只是有时候说着说着，会忽然停一下，像是在想什么。然后他摇摇头，继续说。
陈毅的腿伤在冬天又犯了。天冷，血液循环不好，伤口处开始发紫、发黑。江医官已经回后方医院去了，没有人能给他处理。他自己用盐水洗，用破布裹，但伤口还是不断渗血。他走不了路，只能躺在洞里，把腿架在一根竹子上。
有一天晚上，他疼得睡不着，就把小何叫过来。
“小何，帮我把那些竹片拿来。”
小何把竹片拿过来。那是陈毅平时用来写字的竹片，削得很薄，用炭在上面写字。
“你拿着。”陈毅说，“我念，你写。”
“写什么？”
“写首诗。”
陈毅靠在洞壁上，看着洞顶。洞顶是岩石，有水滴在上面，一滴一滴地往下落。他想了想，念道：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小何愣了一下。他识字不多，但这句他听懂了。
“陈主任……”
“写。”
小何用炭在竹片上写。他的字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
陈毅继续念：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小何的手抖了一下。
“陈主任，这……”
陈毅笑了一下：“继续写。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小何写着写着，眼泪掉在了竹片上。
陈毅看了他一眼，说：“哭什么？我还没死呢。”
小何擦了擦眼睛，继续写。
陈毅念完了最后两句：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念完，他闭上眼睛，喘了几口气。洞外，雪还在下。风从洞口灌进来，把竹片吹得哗哗响。
“收好。”陈毅说，“将来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是一个腿受了伤的人写的。”
小何把竹片收好，放进背包里。他不知道，这三首诗后来会被称为《梅岭三章》，会被写进教科书，会被千千万万人传诵。他只知道，写诗的这个人是他的首长，是一个腿受了重伤还在坚持的人。
那天晚上，陈毅疼得整夜没睡。但他没有出声。他躺在那里，看着洞顶的水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在黑暗中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想，春天快来了。
江医官牺牲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敌人搜山了。这次来的是一个营的兵力，从三个方向往第三所医院所在的山谷压过来。江医官让阿莲带着伤员往山洞里撤，自己在后面掩护。
“江医官，你跟我们一起走！”阿莲喊。
“我走不了。”江医官说。他的独眼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光。“我眼睛不好，跑不快。你们走，我掩护。”
他拿起一支步枪，趴在一块石头后面。枪里只有五发子弹。
阿莲背起一个重伤员，往山洞里跑。跑到洞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她看见江医官开了第一枪，一个敌人倒下了。然后是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他的位置，机枪扫过来，子弹打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第五枪之后，敌人的机枪又扫了一阵。
然后枪声停了。
阿莲把伤员背进洞里，转身要往外跑。春秀拉住了她：“你不能去！”
“他还没死——”
“你看看外面！”
阿莲往洞外看了一眼。敌人已经冲到了江医官的位置，正在往山洞这边来。她看见了春秀的脸，看见了桂芳的脸，看见了小玲的脸。然后她看见了那些伤员。四十多个伤员，躺在山洞里，动不了。
她做了决定。
“桂芳，小玲，你们带着伤员往里撤。春秀，你跟我留下来掩护。”
春秀点了点头。
两个人趴在洞口的两侧，手里各拿着一支枪。阿莲不会打仗，她只学过最基本的射击。但她的手很稳，眼睛很准。
敌人冲上来了。阿莲开枪了。她打中了第一个敌人，然后是第二个。春秀也在开枪。两个人交替射击，把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敌人打倒了。后面的敌人退了回去，开始朝洞口扔手榴弹。
一颗手榴弹落在洞口外面，弹片飞进来，打中了春秀的腿。春秀倒在地上，血从裤腿里涌出来。
“春秀姐！”
“别管我！”春秀喊，“往里撤！”
阿莲把春秀往洞里拖。桂芳和小玲跑过来帮忙。三个人把春秀拖进了山洞深处，然后继续往里撤。
敌人冲进了山洞。他们发现了那些无法转移的重伤员，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山洞里响起了惨叫声、哭喊声、和刺刀捅入肉体的闷响。
阿莲抱着头，缩在洞底的一个角落里。她的耳朵里全是那些声音，惨叫声、哭喊声、敌人的叫骂声。她把眼睛闭得很紧，但那些声音关不掉。
不知道过了多久，声音渐渐小了。然后彻底安静了。
阿莲睁开眼睛。洞里很黑，什么都看不见。她摸了一下身边，摸到了小玲的手。小玲的手在抖。
“阿莲姐……”
“别出声。”
她们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久到阿莲以为敌人已经走了。然后她听到洞口传来脚步声。
她握紧了枪。枪里没有子弹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有人喊了一声：“阿莲？春秀？你们还在吗？”
是桂芳的声音。
阿莲松了一口气，整个人瘫软下来。
她们从角落里爬出来，摸到洞口。天已经快亮了。洞外，江医官趴在石头上，身上中了七八颗子弹，手里还握着那支步枪。他那只独眼睁着，看着洞口的方向。
阿莲蹲下来，伸出手，合上了他的眼睛。
山洞里，四十三个伤员，只剩下十一个还活着。春秀的腿被打断了，但人还清醒。小玲的胳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不深。桂芳没有受伤。
阿莲清点了人数，然后站起来，对剩下的几个人说：“我们得走。敌人可能还会回来。”
她们把能走的伤员扶起来，把不能走的背起来。阿莲背着一个，桂芳背着一个，小玲扶着一个。春秀拄着两根树枝，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
她们走出山洞，走进冬天的山林里。
走了不远，阿莲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山洞，那个她们住了快一年的地方，那个埋葬了江医官和三十多个伤员的地方，已经被晨雾吞没了。
她转回头，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她们在一个更深的洞穴里落脚。阿莲把伤员安顿好，然后坐在洞口，拿出笔记本。她翻到新的一页，在上面写道：
“江医官，姓名不详，江西吉安人。一九三五年腊月二十三日牺牲，掩护伤员转移时中弹。年约四十岁。”
写完之后，她又写下今天牺牲的伤员名字。她能记住的，只有五个。剩下的，她不知道名字。
她合上本子，靠在洞壁上，闭上了眼睛。
洞外，雪还在下。
第二部 完
第三部：火种
第一章 下山
阿莲走了四天，才走到油山。
四天里，她翻了三座山，趟过两条溪，避开了两处敌人的哨卡。路上没有吃的，她挖了几把野菜，嚼了一路。脚上那双草鞋早就磨穿了，她用树皮裹着脚，走一步滑半步。但她没有停。
走到油山脚下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哨兵。哨兵穿着便衣，腰里别着一把柴刀，从一棵松树后面闪出来，拦住她。
“站住。干什么的？”
阿莲抬起头。她的脸被山风吹得又黑又糙，嘴唇干裂，头发乱蓬蓬地贴在额头上。她看着哨兵，说：“我是后方医院的。我要找项书记。”
哨兵打量了她一会儿，问：“有介绍信吗？”
阿莲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那张国民党的公函，递过去。哨兵接过去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一下。他说：“你等着。”然后转身往山上跑。
阿莲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等。她太累了，一坐下来就几乎要睡着。山风从谷底吹上来，凉飕飕的，她缩了缩脖子，把衣服裹紧。
等了大约半个时辰，哨兵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人，瘦瘦的，穿着灰布军装，腰扎皮带。阿莲认出那个人是陈毅的警卫员小何，但小何比三年前瘦了太多，她差点没认出来。
小何看到她，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阿莲？你是阿莲？”
“是我。”
小何蹲下来，看着她裹着树皮的脚，看着她干裂的嘴唇，看着她怀里紧紧抱着的一个布包。他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你走了几天？”
“四天。”
“四天……就你一个人？”
“嗯。”
小何站起来，把阿莲扶起来。阿莲的脚已经麻了，站不稳，小何架着她往山上走。
走了不远，就到了陈毅住的山洞。山洞不大，洞口用树枝和茅草遮着，从外面看就是一片灌木丛。阿莲弯着腰走进去。洞里很暗，只有深处透进来一点光。
陈毅坐在洞底的一块石头上，左腿架在一根竹子上，右腿盘着，手里拿着一截炭，正往竹片上写字。他抬起头，看见阿莲，愣了一下。
“你是……”
“陈主任，我是阿莲。后方医院第三所的。”
陈毅的眼睛眯了一下。他想了想，忽然想起来了：“那个护士。记名字的那个。”
“是。”
陈毅放下炭和竹片，打量着她。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会儿，又移到她怀里那个布包上。
“你怀里抱的是什么？”
阿莲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沓桦树皮，一小块一小块的，用草绳扎着。她把那沓桦树皮递过去。
陈毅接过来，翻开第一块。上面写满了字，用炭写的，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他翻到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每一块上都写满了名字和日期。
“这是……”
“三年里牺牲的同志。”阿莲说，“我能记住的，都在这里。有的是我亲眼看着走的。有的是别人告诉我的。有的是山下送来的消息。一共三百一十七个。”
陈毅没有说话。他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些桦树皮，翻得很慢。他的手指粗大，指节上有伤疤，翻动那些薄薄的桦树皮时，格外小心，像是怕弄碎了。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那一页上写的是江医官的名字。最后一句话是：“江医官，姓名不详，江西吉安人。掩护伤员转移时中弹牺牲。”
陈毅把桦树皮合好，用草绳重新扎好。他抬起头，看着阿莲。洞里很暗，他的眼睛却很亮。
“阿莲同志，”他说，“你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带了多久？”
“一年。去年春天开始记的。之前那个本子用完了，就用桦树皮。”
“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重要吗？”
阿莲摇了摇头。
陈毅把桦树皮放在膝盖上，拍了拍。“这是历史。”他说，“三年了，死了这么多人。没有人给他们立碑，没有人给他们写传。但有了这个，他们的名字就还在。他们的名字还在，他们就没有白死。”
阿莲的嘴唇抖了一下。她没有说话。
陈毅站起来。他只有一条好腿，站的时候晃了一下，小何赶紧扶住他。他撑着竹棍，站直了身体。
“走吧，”他说，“我带你去见项书记。”
项英住在油山主峰下面的一个山洞里。阿莲跟着陈毅走了大半天，才到那里。项英比三年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但他的腰还是直的，走路的时候步子很稳。
阿莲把公函递给他。项英看了两遍，又递给陈毅。陈毅看了，两人对视了一眼。
“从哪来的？”项英问。
“山下来的。一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人，送到我们洞口的。”
“什么时候？”
“六天前。”
项英把公函放在石头上，用手指按着，敲了两下。他说：“这个消息，去年冬天就听说了。但一直没有正式的消息。现在公函来了，应该是真的。”
陈毅说：“但还是要派人下山确认一下。”
“对。”项英说，“我让交通员去赣州，找国民党的办事处，当面问清楚。”
项英转过身，看着阿莲。他的目光落在她怀里那个布包上。
“那是什么？”
“牺牲同志的名单。”陈毅说，“这个同志记了三年。”
项英接过布包，翻开看了看。他翻了很久。翻到后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翻完了，他把布包合上，还给阿莲。
“收好。”他说，“将来交给组织。”
阿莲把布包重新揣进怀里，贴着胸口。她的胸口很暖和。
项英看着她，说：“你从哪个方向来的？”
“南面。信丰和南雄交界的地方。”
“路上好走吗？”
“不好走。但能走。”
项英点了点头，想了想，说：“你先留在油山。等联络的人回来，确认了消息，我们再安排。”
阿莲说：“我那边还有七个伤员。春秀、桂芳、小玲在照顾他们。”
项英沉默了一下，说：“等消息确认了，就去接他们。”
阿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阿莲睡在油山的一个山洞里。山洞很小，只能容下两三个人。她躺在干草上，听着洞外的风声。三年了，她第一次睡在有人守卫的地方。第一次不用在半夜惊醒，不用听敌人的枪声，不用背着伤员往山里跑。
但她还是睡不着。
她翻了个身，手摸到胸口的布包。那些桦树皮还在，硬硬的，贴着她的心口。她想起了周小阳。想起了老周。想起了江医官。想起了那些她记下名字和没来得及记下名字的人。
她想，如果国共真的合作了，他们是不是就可以下山了？是不是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大路上，不用躲、不用藏？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明天早上太阳还会升起来。只要太阳升起来，她就要往前走。
她把布包抱紧了一点，闭上了眼睛。
交通员走了十几天，才从赣州回来。
他带回来一张报纸。报纸是国民党的《赣南日报》，上面印着一条消息：国共两党达成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消息旁边还有一篇社论，标题是《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项英把报纸看了三遍。然后他把报纸递给陈毅。陈毅看了，又递给其他人。那张报纸在十几个人手里传了一圈，每个人拿到的时候都看得很仔细。有人看完了不说话，有人看完了偷偷抹眼睛。
那天晚上，项英和陈毅坐在山洞外面，聊了很久。
“老陈，”项英说，“你说明天怎么跟同志们讲？”
陈毅想了想，说：“就说实话。”
“实话是什么？”
“实话是，我们活下来了。四万多人，活下来不到三百个。但我们活下来了。活下来的人，要替死去的人走下去。”
项英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好。明天就照这个说。”
第二天清晨，油山所有的游击队员都集合在一个山坳里。人不多，稀稀拉拉地站着，总共几十个。有的人还拄着拐杖，有的人胳膊上还缠着绷带，有的人瘦得脱了形。但他们全都站着，没有一个坐下。
项英站在一块石头上，看着这些人。他看了很久，然后开口。
“同志们，”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山坳里很安静。风吹过松林，沙沙地响。
“国共合作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要改编成新四军。我们要下山了。”
山坳里还是很安静。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喊口号。有的人愣愣地看着项英，像是没有听懂。有的人低下了头，肩膀在抖。有的人转过身去，面对着松林，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问了一句：“真的？”
项英说：“真的。”
又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哭了出来。一个人哭，两个人哭，最后所有人都哭了。他们哭得不出声，只是眼泪往下掉。有的人蹲在地上哭，有的人靠在树上哭，有的人抱着身边的战友哭。
陈毅站在旁边，看着这些人。他的眼睛也红了，但他没有哭。他撑着竹棍，站得笔直。
哭了一会儿，有人忽然喊了一声：“江医官，你听到了吗？”
是阿莲。她站在人群的最边上，怀里抱着那个布包，脸上全是泪水。她朝着南面的山，喊了一声：“江医官，我们下山了！”
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松涛声盖过了一切。
那天下午，阿莲跟着一队人往南走，去接春秀她们。走了两天，到了那个山洞。春秀她们还在。七个伤员都在。桂芳在洞口放哨，看到阿莲带着人来了，愣了一下，然后跑进洞里喊：“春秀姐！阿莲姐回来了！带着人回来了！”
春秀拄着一根树枝从洞里出来。她看到阿莲，看到阿莲身后那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忽然明白了。她的嘴唇抖了抖，问：“真的？”
阿莲点了点头。
春秀的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她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桂芳和小玲也哭了。洞里那七个伤员也哭了。
阿莲没有哭。她蹲下来，把春秀扶起来。
“走吧。”她说，“我们下山。”
下山的路走了三天。三天里，他们遇到了好几支同样下山的游击队。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装备齐整，有的比他们还破烂。但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北面，往赣州方向。
阿莲走在队伍里，怀里抱着那个布包。春秀拄着树枝走在旁边，桂芳和小玲在后面抬着一个伤员。她们走得很慢，但没有一个人催她们。
走到第三天傍晚的时候，前面的队伍忽然停下来。阿莲抬起头，看见前面路口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灰布军装，腰扎皮带，左腿有些跛，拄着一根竹棍，站得笔直。
是陈毅。
陈毅站在路口，看着从南面走来的这支队伍。他看见了阿莲，看见了春秀，看见了桂芳和小玲，看见了那些躺在担架上的伤员。他看见他们破烂的衣服、消瘦的脸、裹着树皮的脚。
他撑着竹棍，朝他们敬了一个礼。
队伍停下来。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路口那个腿有些跛的人。
阿莲从队伍里走出来，走到陈毅面前。她怀里抱着那个布包。她把布包递给陈毅。
陈毅接过去，翻开最上面的一块桦树皮。上面写着一个名字。他看了很久，然后把布包合上，还给阿莲。
“收好。”他说，“到了新四军，交给组织。”
阿莲把布包重新揣进怀里。
陈毅转过身，朝北面指了指：“走吧。前面就是赣州。到了赣州，我们就下山了。”
他撑着竹棍，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左腿有些跛，但步子很稳。
队伍跟在他后面，慢慢地往北走。夕阳从西面照过来，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那些影子叠在一起，铺在山路上，像是铺了一条路。
阿莲走在队伍中间，怀里揣着那些桦树皮。她想，那些名字，终于可以交给活着的人了。
他穿了一身便衣，灰布长衫，头上戴着一顶礼帽，脚上穿着一双布鞋。小何跟在后面，背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几份报纸和一份国民党的公函。另外两个人是警卫员，各带一支驳壳枪，枪藏在衣服底下。
从赣州到武功山，走了三天。先坐了一段船，又走了两天的山路。越往山里走，路越窄，林子越密。到第三天傍晚，他们到了武功山脚下。
陈毅抬头看了看这座山。武功山比他想象的要高，山腰以上全被云雾罩着，看不到顶。他知道谭余保就在这座山里。在哪个位置，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上山。”他说。
四个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路很陡，有些地方要手脚并用。陈毅的腿在爬坡时特别吃力，小何在后面托着他的腰，一步一步往上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林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只能摸着树走，摸着石头走。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前面的树丛里忽然闪出一个人影。
“站住！”
陈毅停下来。他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枪口对着他。那人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看起来像个野人。
“干什么的？”那人问。
陈毅举起双手，说：“我要见谭余保同志。”
那人愣了一下。然后他吹了一声口哨，树丛里又闪出两个人，一左一右地围上来。
“把手举起来。”那人说。
陈毅举着手。那三个人搜了他的身，搜了他的包袱。包袱里的报纸和公函被翻了出来。那人拿着公函看了一眼，不认识字，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也不认识。他们把公函塞进自己口袋里，然后拿出绳子，把陈毅的双手绑在身后。
“走吧。”那人推了他一把。
陈毅被绑着往山上走。小何和另外两个人也被绑了，跟在后面。山路越来越窄，越来越陡。陈毅的腿在石头上磕了好几次，痛得他直冒冷汗。但他没有出声。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到了一处山坳。山坳里搭着几个茅草棚，棚子周围有人站岗。陈毅被推进最大的那个棚子里。
棚子里点着一盏油灯。一个人坐在灯下，正在看什么东西。那人抬起头来，陈毅看清了他的脸。方脸，浓眉，颧骨很高，眼睛很亮。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看起来精神还好。是谭余保。
谭余保打量着他。灯太暗，看不清细节。他问：“你叫什么？”
“陈毅。”
谭余保的眉头皱了一下。他站起来，凑近了一点，仔细看着陈毅的脸。看了很久。然后他退回去，重新坐下。
“陈毅早死了。”他说。
陈毅说：“我没有死。”
谭余保冷笑了一声：“三年了。敌人派了多少说客来？有说自己是中央代表的，有说自己是省委特派员的。我都杀了。你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我不是敌人派来的。我是来传达中央指示的。国共已经合作了。南方的游击队要下山改编为新四军。我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
谭余保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忽然站起来，拍了一下桌子。
“编得挺像。”他说，“还新四军？还第一支队司令员？我告诉你，我谭余保在这山里打了三年游击，什么谎话没听过？敌人派来的说客，比你像多了。有一个还拿着盖了红戳子的介绍信。你这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陈毅说：“你不信，可以派人下山看报纸。国共合作的公告，全国都登了。”
谭余保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两个人的脸离得很近。谭余保的眼睛里有血丝，眼窝深陷，三年的游击把他熬得又瘦又黑。但他的目光很锐利，像一把刀。
“报纸？”他说，“敌人也能造报纸。你以为我没见过假报纸？”
陈毅说：“你可以派人去赣州。去南昌。去任何一个大城市。看看国共是不是合作了。看看红军是不是改编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看看报纸上有没有我陈毅的名字。”
谭余保没有说话。他转过身，走到棚子门口，朝外面喊了一声：“来人！”
两个战士跑进来。
“把他绑在柱子上。”谭余保说，“严加看守。不准给他饭吃，不准给他水喝。”
陈毅被绑在棚子中间的一根木柱上。绳子勒进手腕，很快就勒出了血痕。他的腿站不直，只能靠着柱子，把身体的重量压在右腿上。
谭余保走出棚子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怀疑，有警惕，还有一丝他掩饰得很好的东西，也许是犹豫。
那天晚上，陈毅被绑在柱子上过了一夜。
棚子里很冷，山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吹得油灯摇来摇去。看守他的两个战士坐在门口，一个抽旱烟，一个打瞌睡。陈毅闭着眼睛，但睡不着。他的腿在隐隐作痛，手腕上的绳子也在痛。他想起三年前在油山，他和项英分兵的那个夜晚。想起瞿秋白在罗汉岭说的“此地甚好”。想起贺昌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他不怪谭余保。换了他，他也会这么做。三年了，与世隔绝，敌人无数次派人伪装成“上级”来诱降。谭余保杀了好几个说客，才活到今天。他的怀疑不是愚昧，是生存本能。
第二天早上，谭余保又来了。
他坐在陈毅对面，手里端着一碗红薯稀饭，一边吃一边看着陈毅。陈毅的嘴唇已经干裂了，脸色发白，腿上的伤口因为长时间的压迫又开始渗血。但他看着谭余保的眼神很平静，没有哀求，也没有愤怒。
“想好了没有？”谭余保问，“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陈毅说：“我已经说了一百遍了。我再说一遍，我是陈毅。中央分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来通知你们下山改编。”
谭余保把碗放下，站起来。他走到陈毅面前，说：“好。你说你是陈毅。那你说说，项英在哪里？”
“在赣州。新四军军部。”
“项英长什么样？”
“个子不高，比你矮。脸圆，颧骨不高。头发是黑的，但这两年白了不少。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有条理。喜欢用‘同志们’开头，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谭余保沉默了一下。他又问：“那你说说，陈毅长什么样？”
陈毅笑了一下：“陈毅长得像我这样。瘦，黑，腿受了伤。走路有点跛。”
谭余保的目光落在陈毅的腿上。他的裤管绑在柱子上之后垂下来，露出一截。谭余保盯着那截裤管看了很久。
“把裤腿掀开。”他说。
陈毅说：“我手绑着。”
谭余保蹲下来，亲手掀开陈毅的左裤腿。裤腿下面是一截伤腿，从脚踝到小腿肚，裹着破布，破布上渗着暗黄色的脓水。周围的皮肤红肿发亮。但腿还在。
谭余保看着那截伤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退后两步。
“你这条腿，怎么伤的？”
“在油山。伤口烂了，但没有截。江医官给我剪了烂肉，敷了草药。保住了。”
谭余保又沉默了很久。棚子里很安静，只有外面的风声。
“来人。”谭余保终于开口。
两个战士跑进来。
“把他关到后面的茅棚里去。”谭余保说，“给他一碗水。但不要松绑。派人下山，去赣州。买报纸。”
陈毅被关进了后面的茅棚。
茅棚比之前那个小很多，只够一个人躺下。地上铺了一层干草，角落里放着一个瓦罐，瓦罐里有水。他被推进去之后，门从外面锁上了。
看守他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大概十七八岁，瘦得皮包骨头，衣服烂得遮不住身体。他坐在茅棚外面，手里握着一根梭镖，眼睛盯着门。
陈毅从门缝里看他，说：“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那战士没有理他。
“你参加游击队几年了？”
还是没有回答。
“你是哪里人？”
那战士终于开口了：“别跟我说话。你是叛徒，是敌人的说客。等谭书记查清楚了，就枪毙你。”
陈毅说：“好。我不跟你说话。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水？”
那战士犹豫了一下，站起来，把瓦罐从门缝里塞进去。陈毅用绑着的手把瓦罐捧起来，喝了一口。水很凉，带着一股土腥味。但他喝得很慢，很珍惜。
喝完水，他把瓦罐放下，靠在茅棚的壁上。茅棚的壁是树枝编的，有缝，能看到外面的天。天很蓝，几朵白云慢慢地飘着。
他想起很多事。想起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二十六岁，跟着周恩来、贺龙、叶挺，带着队伍南下。想起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会师。想起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于都河边，目送主力渡河。想起项英说“等主力回来”。想起瞿秋白说“此地甚好”。想起贺昌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他想起的这些人，有的死了，有的活着，有的不知去向。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们都不会背叛。因为背叛比死更可怕。死了，名字还在。背叛了，名字就没了。
他在茅棚里被关了三天。
三天里，每天只有一碗水和一个红薯。看守他的战士一直不说话。但陈毅注意到，第二天开始，那个战士往瓦罐里放的水比之前多了一些。第三天，红薯也大了一些。
第三天傍晚，茅棚的门开了。谭余保站在门口。
他的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报纸是赣州的《赣南日报》，日期是十一月三日。上面头版头条写着一行大字：国共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旁边还有一篇社论，标题是《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谭余保走进茅棚，蹲下来，亲手给陈毅松绑。绳子解开了，陈毅的手腕上是一道深深的紫红色勒痕，皮已经破了，渗着血。谭余保看着那道勒痕，手停了一下。
然后他把报纸递过去。
陈毅接过报纸，看了两眼，放在一边。他没有说话。
谭余保站起来。他退后一步，忽然跪了下来。
陈毅愣住了。
“陈毅同志，”谭余保说，“我差点犯下大错。”
陈毅伸手去扶他：“起来。”
谭余保没有动。他低着头，说：“这三年，敌人派了多少说客来。有拿假介绍信的，有能背出项英同志履历的，还有一个人，连中央分局最后一次会议的细节都说得出来。我都杀了。我以为你也是。”
“起来。”陈毅又说了一遍，伸手拉他。
谭余保终于站起来。他的眼眶红了。他握着陈毅的手，握得很紧。
“陈毅同志，我们……可以下山了？”
陈毅点了点头：“可以了。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上前线打鬼子。”
谭余保转过身，朝洞外喊了一声：“集合！”
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游击队从各个山头集合下来。
人不多，总共不到一百个。但每一个都是三年游击战幸存下来的。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背着各式各样的枪，有步枪，有鸟铳，有梭镖，还有几个人的武器是柴刀。他们的头发很长，胡子很长，脸又黑又瘦，眼窝深陷。但他们站在那里，腰挺得很直。
谭余保站在队伍前面，讲了几句话。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山谷里传得很远。
“同志们，下山了。国共合作了。改编新四军，打鬼子去。”
队伍里很安静。然后有人哭了。一个人哭，几个人哭，最后所有人都哭了。他们哭得不出声，只是眼泪往下掉。有人蹲在地上哭，有人靠在树上哭，有人抱着手里的枪哭。
陈毅站在旁边，看着这些人。他想起了三年前，他在油山分兵的那个夜晚。想起了那些没有活到今天的人。他的眼睛也红了。但他没有哭。他撑着竹棍，站得笔直。
那天下午，这支队伍从武功山上下来。
队伍很长，从山顶一直排到山脚。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背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但他们走得很整齐，一步一步的，像是走了三年，终于走到了头。
陈毅走在队伍中间，左腿有些跛。他撑着一根竹棍，走得很慢。但他的步子很稳。小何跟在后面，手里拿着那份公函和那张报纸。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陈毅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武功山。山很高，很青，云雾缭绕。从山下往上看，看不到顶。从山上看山下，能看到远处的田野、河流、和村庄。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回头，继续往前走。
走在他旁边的谭余保忽然说：“陈毅同志，你在看什么？”
陈毅说：“看路。”
谭余保也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回头，跟上了陈毅的步子。
两个人的影子拖在山路上，很长。他们的步子一样稳。
他们往山下走。往赣州走。往抗日前线走。
他们从武功山上下来，走了五天才到。路上不断有人加入，有的是失散的游击队员，听说了国共合作的消息从各个山沟里钻出来；有的是当地的群众，背着一筐红薯或者一坛咸菜来送行；还有几个是红军家属，男人牺牲了，她们自己找上来，说要跟着队伍走。
到赣州城外的时候，谭余保的队伍从不到一百人变成了将近两百人。但真正能打仗的还是那几十个老游击，剩下的都是刚归队的散兵和自愿跟来的群众。谭余保走在队伍最前面，身上的衣服换了一套干净的灰布军装，是陈毅让人给他送来的。但他的脸还是那么黑，胡子还是那么长，走路的时候腰挺得笔直。
陈毅在城门口等他。看到他来了，撑着竹棍迎上去。
“老谭。”
“陈司令。”
两个人握了握手。谭余保的手劲很大，握得陈毅指节发疼。陈毅笑了一下，说：“走吧。项书记在等你。”
谭余保跟着陈毅走进城。他一路走一路看，看什么都新鲜。街上有汽车，有黄包车，有穿旗袍的女人，有卖馄饨的小摊。他三年没下过山了，三年里见过的活人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今天一天见的多。
走到军部门口的时候，项英站在台阶上等着。他看见谭余保，走下台阶，伸出手。谭余保握住他的手，忽然嘴唇抖了一下。
“项书记。”
“老谭。辛苦了。”
谭余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他三年没叫过“项书记”这三个字了。三年里，他只能对着山里的石头叫，对着树叫，对着空荡荡的山谷叫。现在项英站在他面前，活生生的，握着他的手。
他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项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进去吧。外面冷。”
那天下午，各游击区的代表陆续到齐了。闽西的、闽南的、闽赣边的、湘鄂赣的、湘赣边的、鄂豫皖的、湘南的，加上油山和北山的，总共两百多人，挤在军部的大院子里。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上面铺着地图和文件。有人在看地图，有人在交谈，有人在默默坐着。
阿莲站在院子角落里，怀里抱着那个布包。她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地看。有的人她认识，有的人她不认识。但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同样的东西：瘦、黑、眼睛很深。三年的山里日子，把所有人磨成了同一个样子。
段苏权也在。他坐在院子里的一个石墩上，左腿伸直，右脚踩在地上。他的脚踝还是歪的，走路时一瘸一拐。但他坐得很直，腰挺着，眼睛看着前面。
陈毅从屋里出来，看见段苏权，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脚怎么样？”
“老样子。不碍事。”
“你那个总结报告，项书记看了。牺牲同志的名单，他让人抄了一份，跟阿莲的名单合在一起。”
段苏权点了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陈司令，我想问一件事。”
“你说。”
“王光泽同志的遗体，还在龙潭吗？”
陈毅想了想，说：“应该在。当时敌人没有收殓。后来有个当地的老百姓偷偷埋了。具体在哪里，要查。”
段苏权说：“等打完鬼子，我去找他。”
陈毅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
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唱歌，唱的是《国际歌》，声音不大，但调子很齐。有人跟着唱，有人低头默念，有人抬起头看着天。
阿莲站在角落里，也跟着唱。她不怎么会唱，但调子她记得。唱着唱着，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没有擦，让眼泪流进嘴里，咸的。
傍晚时分，项英从屋里出来，站在院子中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
项英说：“同志们，人都到齐了。我们开个会。”
他搬了一张桌子放在院子中间，然后从屋里拿出一个铁皮箱子。箱子不大，但看起来很沉。他把箱子放在桌上，打开锁。里面装的是阿莲的桦树皮和段苏权的报告，还有各游击区陆续送来的一些名单和材料。
项英把阿莲的布包拿出来，解开草绳，把桦树皮一块一块地铺在桌上。三百多块桦树皮，铺满了整张桌子，有些还掉到了地上。旁边有人蹲下去捡起来，放在椅子上。
院子里很安静。两百多个人看着那些桦树皮，没有人说话。
项英拿起最上面的一块桦树皮，看了一眼，然后开始念。
“江医官，姓名不详，江西吉安人。一九三五年腊月二十三日牺牲，掩护伤员转移时中弹。”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周德明，兴国高兴乡人，一九三五年二月失散，后归队。幸存。”
他念到这一句的时候，院子里有一个人动了一下。是老周。他坐在角落里的担架上，拄着两根拐杖。他的嘴唇抖了一下，但没有出声。
项英继续念。
“陈有福，兴国高兴乡人，一九三五年八月牺牲。”
“周小阳，十一岁，红二十四师周团长之子。一九三五年七月病逝。”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长汀水口跳崖牺牲。”
“贺昌，山西离石人，一九三五年三月在会昌饮弹自尽。”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长汀罗汉岭就义。”
“王光泽，湖南衡山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酉阳龙潭就义。”
每念一个名字，就把那块桦树皮翻过去，放在一边。桌上的桦树皮一块一块地减少，翻过去的堆成了一摞。
院子里有人在低声啜泣。有人挺直了腰，看着那些桦树皮。有人闭上了眼睛，像是在默念什么。
阿莲站在角落里，怀里空空荡荡的。她把那些名字交出去了。但她觉得，那些名字还在她身上，在她的骨头里，在她的血里。
项英念了很久。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嗓子哑了，有人递过来一碗水。他喝了一口，继续念。
念到最后一块桦树皮的时候，他把那块桦树皮拿起来，看了很久。那块上面写的是最后一个名字，没有具体信息，只有一个“无名”两个字。
项英抬起头，看着院子里的人。
“还有很多人，”他说，“我们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牺牲在山里，牺牲在路边，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叫什么，从哪里来，家里还有什么人。但他们也是我们的同志。”
他把那块桦树皮翻过去，放在那一摞上。
“这些名字，我们要一个一个地记下来。将来革命胜利了，要给他们立碑。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让后人知道，在南方八省，在这片土地上，有人为了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停了一下。
“现在，全体起立。向牺牲的同志们，默哀。”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两百多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动。有人低着头，有人抬着头。
阿莲抬着头，看着院子上面那片天。天很蓝，没有云。几只麻雀从屋檐下飞过，叽叽喳喳地叫着。
默哀结束。项英说：“坐下。”
大家坐下来。项英把桦树皮重新包好，放回铁皮箱子里，锁好。他把钥匙递给身边的机要员。
“收好。这是新四军的第一份烈士名录。”
机要员接过去，双手捧着，放在一个铁皮箱子里。铁皮箱子合上，锁好。钥匙挂在机要员的脖子上。
散会之后，阿莲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春秀走过来，坐在她旁边。
“交出去了？”春秀问。
“交出去了。”
“舍得吗？”
阿莲想了想，说：“舍得。本来就是他们的。”
春秀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说：“阿莲，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
阿莲说：“不知道。可能继续做护士。”
“不做护士呢？”
阿莲想了想，说：“我想上学。学文化。然后……”
“然后什么？”
阿莲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星星很多，一颗一颗的，密密麻麻。她想起在山里的那些夜晚，她也是这样看着星星。那时候她想的是明天吃什么、敌人会不会来搜山、还有几个伤员等着换药。现在她想的是别的东西。
“然后，”她说，“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不是记名字。是写他们的事。写江医官怎么掩护伤员，写周小阳走的时候有多瘦，写何叔衡跳崖的时候有多决绝。把这些都写下来，让后人知道，他们不只是名字。”
春秀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说：“你写。我帮你。”
阿莲笑了一下。她的脸上，三年来第一次有了笑意。
第二天，段苏权来找陈毅。
“陈司令，我想去找王光泽同志的遗骨。”
陈毅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路很远。你的脚……”
“能走。”
“现在形势还不稳，路上不安全。”
“我知道。但我怕再不去，就找不到了。”
陈毅想了想，说：“好。我给你派两个人。但有一条，找到找不到，都要回来。新四军马上要开拔了，你不能掉队。”
段苏权点了点头。
他走了。带着两个人，往川黔方向去了。临走的时候，阿莲把一块桦树皮塞给他，上面写着王光泽的名字和牺牲的地点。
“找到他，把这个埋在他身边。”阿莲说。
段苏权接过桦树皮，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他朝阿莲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的左脚有点跛，走路时身子往一边歪。但他的步子很稳。
陈毅站在城门口，看着段苏权的背影消失在路的那一头。他想起三年前，王光泽站在油山的山垭上，身后是七百个衣衫褴褛的人。他想起王光泽说“保证完成任务”时的表情。他想起王光泽被俘后，敌人用烧红的钉子钉入他的脚踝。
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回城里。
他还有别的事要做。新四军要开拔了，一万多人的队伍，要安排行军路线、粮草、弹药、医疗。他没有时间伤感。他只能把那些名字放在心里，然后继续往前走。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是给这支队伍送行。战士们在泥泞的路上排成纵队，灰布军装被雨水打湿了，颜色更深了。旗子在雨中耷拉着，红色洇开一片，像是被水冲淡了。
阿莲走在队伍中间，背着背包，怀里揣着笔记本。她的草鞋在泥里踩出一个个深坑，后面的战士跟着踩过去，把坑踩成了路。
走了半天，前面的队伍忽然慢下来。阿莲抬头看，看见路边有一个简易的救护站，几块油布搭的棚子，里面躺着十来个伤员。是刚从前线送下来的。
阿莲跑过去，蹲下来看。那些伤员都是二十军团的，在皖南跟日军打了一仗，伤了十几个。伤不重，但需要换药。
救护站里只有两个护士，忙不过来。阿莲把背包往地上一放，挽起袖子就干。
她蹲在一个伤员旁边，帮他解开绷带。伤员很年轻，大概不到二十岁，脸上还带着稚气。他的胳膊被弹片划了一道口子，不深，但需要清洗。
阿莲用盐水给他洗伤口。伤员咬着牙，不出声。
“忍一忍。”阿莲说。
“没事。”伤员说，“这点伤算什么。”
阿莲看了他一眼，说：“你从前线下来的？”
“嗯。”
“跟鬼子打过了？”
“打过了。在芜湖那边。”伤员的眼睛亮了一下，“鬼子不像传说的那么神。能打。但我们也能打。”
阿莲洗完了伤口，开始包扎。她动作很利索，三年来练出来的。伤员看着她，忽然说：“护士同志，你是南方留下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
“看出来的。你们南方留下来的，干活特别麻利。”伤员笑了一下，“而且都不爱说话。”
阿莲没有接话。她把绷带缠好，打了个结。正准备走，伤员叫住她：“护士同志，等一下。”
“怎么了？”
“有个人，让我打听一个人。他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红军回来的。”
阿莲站住了。
“谁让你打听？”
“一个老同志。在军部。他说他姓周。”
阿莲的心跳了一下。
“姓周？叫什么？”
“他没说全名。就说他叫老周。江西兴国高兴乡人。他说他以前在后方医院待过，有个护士帮他记过名字。”
阿莲蹲了下来，看着伤员的脸。她的手在抖。
“他在哪里？”
“在军部。前几天刚归队。他的腿断了，但人活着。他让我打听一个人，说是个护士，兴国人，十七八岁，记性特别好。”
阿莲站起来。她的腿有点软。
“他在哪里？”她又问了一遍。
伤员指了一个方向：“军部在后面。走半天就到了。”
阿莲转身就跑。跑了几步，又停下来，跑回伤员身边，说了声“谢谢你”，然后转身又跑。
她跑了一路。草鞋跑掉了一只，她捡起来继续跑。雨还在下，打在她脸上，她抹了一把，继续跑。
跑到军部的时候，天快黑了。军部设在路边的一座祠堂里，门口站着哨兵。阿莲跑过去，哨兵拦住她。
“同志，干什么的？”
“我找人。找一个姓周的伤员，兴国人，腿断了。”
哨兵看了她一眼，说：“你等一下。”
他进去了一会儿，出来说：“有这个人。在后面的屋子里。”
阿莲跟着哨兵走到祠堂后面的一间偏房。门虚掩着。她推门进去。
屋里很暗，只有一盏小油灯。靠墙的铺上躺着一个人。瘦得脱了形，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看着门口。
阿莲站在门口，看着他。
那个人也看着她。
“老周？”阿莲说。
那个人动了一下。他撑着胳膊想坐起来，但没坐起来。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
“阿莲？”
阿莲走过去，蹲在他的铺前。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老周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很瘦，骨节粗大，手心有厚厚的老茧。他把她的手握得很紧。
“你没死。”他说。
“你也没死。”阿莲说。
两个人相对无言。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
过了很久，阿莲问：“你怎么回来的？”
老周说：“那一次搜山，我留在后面。敌人来了，我藏在山洞里。山洞很小，只够一个人。敌人没搜到。后来我爬出来，一路爬着找你们。但你们已经转移了。我就一路要饭，往北走。走了大半年，找到了一支游击队。后来就在游击队里养伤，帮他们做点事。再后来国共合作了，游击队下山改编，我就跟着来了。”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你的腿？”
“断了。接不上。但能拄拐走。”
阿莲低下头，看着他的手。他的手背上全是伤疤，一道叠着一道。
“老周，”她说，“那个笔记本……”
“我知道。”老周说，“你记的那些名字。我听说你把名单交给项书记了。”
阿莲点了点头。
老周松开她的手，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样东西。是一张纸，巴掌大，折得整整齐齐，已经磨得发毛了。他把纸递给阿莲。
阿莲接过来，展开。上面是几行字，铅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已经很模糊了。她凑近油灯看，看清了：
“老周，周德明，兴国高兴乡人。红二十四师三团机枪手。一九三五年二月失散。大腿负伤。”
是她自己写的。三年前写的。她把这张纸交出去的时候，以为它会被收进铁皮箱子，锁起来。没想到它到了老周手里。
“你怎么拿到的？”阿莲问。
“项书记派人给我的。”老周说，“他说这是你记的。他说，我这条命，是你记下来的。”
阿莲攥着那张纸，没有说话。
“阿莲，”老周说，“你还记得我让你帮我寄信的事吗？给我家里那封信？”
阿莲点头：“记得。你说要是你不行了，让我帮你寄回去。”
“你寄了吗？”
阿莲摇头：“没有。后来转移了，信丢了。但我记得地址。兴国县，高兴乡，老周家。”
老周笑了一下：“不用寄了。我回去过了。”
“什么时候？”
“去年。我跟着游击队路过兴国，绕道去了高兴乡。村子还在，人没了。我娘前年走的，我妹子嫁人了，我媳妇……改嫁了。房子塌了，院子里长了草。”
他说得很平，声音没有什么起伏。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阿莲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纸。
“阿莲，”老周说，“你不要难过。我活着回来了。我娘走的时候我不在，但我活着回来了。这就行了。”
阿莲抬起头，看着他的脸。那张脸瘦得只剩骨头，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法，像是把最后一滴油都逼出来烧的火。
“老周，”阿莲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跟着部队走。我腿不行了，打不了仗。但我能帮后勤，能干点活。”
“你不想回家？”
老周摇了摇头：“家没了。部队就是家。”
阿莲把那张纸重新折好，还给他。老周接过去，塞回枕头底下。
“阿莲，”他说，“你那张名单，我听说有三百多人。”
“三百一十七个。”
“我认识的有几个？”
阿莲想了想，说：“江医官。陈有福。还有几个红二十四师的。”
“陈有福，”老周重复了一遍，“我堂弟。”
“嗯。”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阿莲，你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将来我死了，也有人记我。”
阿莲说：“你不会死。”
老周笑了笑：“人都会死的。但要有人记着。”
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说：“阿莲，你去吧。队伍要走了。”
阿莲站起来。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周躺在铺上，闭着眼睛。他的呼吸很轻，很平稳。
阿莲走出屋子，走进暮色里。雨停了，天边露出一线光。她站在祠堂门口，看着远处。队伍正在往北走，灰布军装的身影在山路上连成一条线，慢慢地移动。
她抬起脚，跟了上去。
新四军出发前，项英和陈毅最后一次回到油山。
两个人带了十几个战士，走了三天的山路，回到了他们待了三年的地方。油山的树还是那些树，溪还是那些溪，山洞还是那些山洞。但人走了，山里空了。
项英站在他们住过的那个山洞前面。山洞的洞口还堵着树枝和茅草，和走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拨开树枝，走进去。洞里很暗，有一股潮湿的霉味。地上还有一层干草，已经烂了。洞壁上刻着字，是陈毅刻的：“一九三五年二月，苏区沦陷，我们还在。”
项英伸手摸了摸那些字。字刻得很深，三年的日日夜夜已经渗进了石头里。
陈毅站在洞口，没有进去。他撑着竹棍，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的黄的，一直延伸到天边。
“老陈，”项英从洞里出来，“走吧。”
陈毅说：“你先走。我站一会儿。”
项英没有问为什么。他带着人先走了。
陈毅一个人站在山洞前面。他把竹棍靠在石壁上，单腿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一枚铜元，上面刻着镰刀和锤子。
他把铜元放在洞口的一块石头上，用另一块小石头压住。
“贺昌，”他说，“秋白，何老，王光泽。还有那些没有名字的同志。我陈毅走了。但你们留在这里。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回来接你们。”
他站起来，撑着竹棍，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每走一步，左腿就跛一下。但他没有回头。
项英和陈毅回到赣州的时候，部队已经集结完毕。新四军一万余人，分三批开赴抗日前线。
出发前，项英和陈毅站在城门口，看着部队从面前走过。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一支一支地过。灰布军装，八角帽，草鞋。有的人背着枪，有的人扛着机枪，有的人牵着骡子。队伍很长，从城门口一直排到山那边。
阿莲走在队伍里。她穿着新军装，背着新背包，怀里揣着新笔记本。她的旁边是老周。老周拄着两根拐杖，一步一挪地走着。他走得很慢，但没有停下。
陈毅看着队伍从面前走过。他看见了阿莲，看见了老周。他朝他们点了点头。阿莲朝他敬了个礼。陈毅也敬了个礼。
项英站在他旁边，说：“老陈，你说，我们这些人，将来能回来吗？”
陈毅想了想，说：“能。”
“你这么肯定？”
“不肯定。”陈毅说，“但除了信，还能做什么？”
项英笑了一下。这是三年来，陈毅第一次看见他笑。
队伍走远了。最后一排战士从城门口走过去，消失在路的那一头。城门口空了。项英和陈毅还站在那里。
“走吧。”项英说。
“走。”
两个人转身，朝队伍的方向走去。陈毅骑着马，项英走在旁边。他们的前面，是一万人的队伍，是抗日前线，是新的战斗。
他们的身后，是赣州城，是油山，是那些深山里的洞穴，是那些再也走不出来的人。
他们的名单在铁皮箱子里，锁着，有三百一十七个名字。后来经过核实和补充，名单上的名字增加到了三百六十二个。再后来，经过更多的核实和补充，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确认为六十余人；牺牲的红军官兵和游击队员，确认为三万余人。
而幸存下来的，最终被确认的，是三百零八人。
三百零八人。三万余人。这两个数字之间，是三年的血与火，是无数个江医官、周小阳、陈有福，是那些在深山老林里耗尽最后一滴血的人，是那些在黑暗中坚持到天亮的人。
他们的名字，有的被记在桦树皮上，有的刻在石碑上，有的留在了活着的人心里。
他们的故事，就是这部《留守》。
（全书完）
后记
一九三七年十月，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赣州集结，改编为新四军。全军共一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三年游击战争的幸存者。
三年游击战争，留守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共计约四万余人，到改编时仅剩三百余人。省级军级以上干部牺牲六十余人，官兵牺牲三万余人，存活率不足百分之一。
这个数字，比长征的存活率低得多。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人，到达陕北时七千余人，存活率约百分之八。而留守苏区的人员，存活率不到百分之一。
他们没有长征。但他们走的路，比长征更长。他们没有会师。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主力红军牵制了数十万敌军，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后的火种。
他们的故事，长期被遗忘。历史书上有长征，有遵义会议，有延安，有八路军。但很少提到留守苏区的那四万多人，很少提到那三百多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幸存者，很少提到那些在桦树皮上记名字的护士，那些用土碗讨饭的政委，那些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政治部主任。
这本书，是为了记住他们。
记住那些没有等到天亮的人。
记住那些在黑暗中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
记住那些把自己的名字留在桦树皮上、留在石碑上、留在活着的人心里的人。
他们的故事，就是《留守》。
附录
一、留守苏区主要领导人名单
项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4年10月留守，1937年10月率部改编为新四军，任副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牺牲。
陈毅：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1934年10月留守，1937年10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2年逝世。
瞿秋白：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俘，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就义。年36岁。
何叔衡：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水口跳崖牺牲。年58岁。
贺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饮弹自尽。年29岁。
刘伯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在江西大余被俘，同月就义。年40岁。
毛泽覃：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牺牲。年30岁。
古柏：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1935年3月在广东龙川牺牲。年29岁。
陈潭秋：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赴新疆工作，1943年在乌鲁木齐牺牲。年47岁。
王光泽：黔东独立师师长。1934年12月在四川酉阳龙潭就义。年31岁。
段苏权：黔东独立师政委。1934年12月与部队失散，后乞讨归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江医官：后方医院第三所医生。1935年12月掩护伤员转移时牺牲。年约40岁。
周小阳：红二十四师周团长之子。1935年7月病逝于石坳村。年11岁。
陈有福：红二十四师战士。1935年8月牺牲。
周德明（老周）：红二十四师机枪手。1935年2月失散，后归队。幸存。
省级军级以上干部牺牲：六十余人。
其中包括：
· 瞿秋白（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
· 何叔衡（中央分局委员）
· 贺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
· 刘伯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 毛泽覃（红军独立师师长）
· 古柏（闽粤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
· 王光泽（黔东独立师师长）
· 方志敏（闽浙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8月就义）
· 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1935年3月牺牲）
· 万永诚（福建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牺牲）
· 等
项目 人数
留守苏区总人数 约4万余人
其中伤病员 约3万余人
能作战人员 约1万余人
改编为新四军时幸存 约300余人
官兵存活率 不足1%
省级军级以上干部牺牲 60余人
·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 《项英传》，王辅一著
· 《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
· 《瞿秋白传》，陈铁健著
·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中共党史出版社
·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办公室
·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
· 《红军长征与南方游击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
（全文完）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剑吼长城东》《布鲁》《建党》等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