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另融（山东）
我爹这辈子，最恨两样东西：一是潮湿，二是煤油灯。潮湿毁了他的腰，煤油灯费他的油。可偏偏，他这辈子最离不开的，也是这两样东西——潮湿的芦苇，和他摸黑编“席家子”的夜。
“席家子”，就是斗笠，因为是用河边的芦苇编的，我们沂蒙山区叫它苇笠，土话叫“席家子”。晴天戴着席家子锄地遮太阳，雨天戴着遮雨，挡风。
一九五九年，我爹二十来岁，去修跋山水库。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可我爹记住的只有那工棚里的潮湿。稻草垫在身下，白天吸了人汗，夜里吸了地气，湿漉漉的，像躺在一条泪河里。几个月下来，脊椎就疼得直不起来。他咬着牙撑到工程结束。后来，疼痛……治疗……医院的正方……民间的偏方……哪个“方”也不管用，腰已经弯了，像一张拉坏的弓，又像一弯残月。那一年，他成了生产队里干不了重活的人。
大队照顾他，安排他去林业队，看村东扁担山和小山子的树木和花草。一天九分工，比整劳动力少一分。九分工，意味着年底结算时，我家六口人，年年欠着缺粮款。缺粮的年代，粮食比金子还金贵。我们一家六口人，面黄肌瘦，成了东村有名的“病夫”家。裤子露着腚，也没钱买补丁。吃了上顿没下顿，春夏之交尤其难熬，青黄不接时，我娘就挎着篮子去挖野菜，我爹就蹲在门槛上，闷着头抽烟——其实哪有烟，不过是干菜叶子卷的。
可人总得活下去。不知从哪天起，我爹偷偷学起了编“席家子”。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声正紧，白天不敢编，就晚上编。为了省煤油，也怕被人看见，灯也不点，摸黑编。
地屋子是半地下的，三五个人搭伙，一人一个泥胎，一人一捆泡好的芦苇篾子。
黑暗里，只听见刷刷刷的声音，像蚕吃桑叶，又像细雨落在苇塘里。我爹的手指粗短，关节因风湿而肿大，可一碰到篾子，就灵巧得像换了个人。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篾子一端，右手三指一捻，篾子便分作两片，薄厚均匀，像刀裁的。再一翻，一压，一穿，一收，经纬交错，纹路服服帖帖。他编的是双花，篾子搭得密，封边时先用四瓣铳子铳好的粗苇段压边，再用麻线或尼龙绳用专用的大针缝口，勒紧，打结，剪断，一气呵成。顶上还要十字花式插上鹅翎，带上“席家子”就像戴上了“顶戴花翎”，成了“朝廷命官”似的，既实用又“光彩”。
有时编着编着，不知谁先哼起了小曲，调子是当地的柳琴戏，软绵绵的，带着点荤，旁人就笑骂：“老张，又想媳妇了？”哼曲的不恼，继续哼，手指也不停。我爹不哼，他只顾低着头编，可耳朵支棱着，听到逗趣处，弯着的腰就一颤一颤的。有一回，老李编到半夜，困得栽了个盹，手里的篾子戳进指头肚，血珠子冒出来，他往裤子上蹭了蹭，骂了句“熊玩意儿”，又接着编。我爹说，那地屋子里，人人手上都有口子，旧疤摞新疤，可谁也没停过。那些手，粗的，裂的，弯的，肿的，可一碰篾子，就像摸了琴弦，弹出来的是一家老小的活路。
我爹的“席家子”，硬乎，六个角周正，封边结实，分单片子和双花。后来他还创新，在“席家子”顶上十字花式地插上鹅翎或钉上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各色的塑料皮。因为编得比别人好，他的“席家子”卖价往往比别人高几分钱。赶集时，他的“席家子”永远最先卖完。有时他还没开张，旁边的人就急了，因为没人肯跟他们挨着摊卖。三毛、五毛、六毛一个，他的总要多卖几分，买的人也认，拿在手里掂一掂，说：“孔师傅的‘席家子’，就是硬乎，六个角周正，值这个价。”
可卖“席家子”的钱呢？一分也留不下。队里要交缺粮款，不交，就分不到粮食。所以我爹卖完“席家子”，第一件事就是去队部交钱。剩下点零头，才敢买点豆腐、盐巴、虾皮、布头补丁。快罢集时，实在卖不完的，他就拿去换豆腐、换火柴、换青菜萝卜、换鱼虾……换回年年难熬年年熬的春天，换回些许而短暂的温润……
我爷爷有哮喘病。有一年，我爷爷咳得厉害，夜里睡不着，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管子咳出来。我奶奶的眼睛也坏了，看东西模模糊糊，针线活是做不了了。
我爹急得嘴上起泡，可家里哪有钱？队里的缺粮款还欠着，粮食分不到，全家都张着嘴等食。他咬了咬牙，把攒了半个多月的一摞“席家子”全背上，赶了趟蒙阴县的坦埠集。那天他走得早，天不亮就出门，弯着腰，一步一步挪了六十多里地。到了集上，他蹲在风口里，一个“席家子”一个“席家子”地卖，三毛的，五毛的，六毛的，嗓子喊哑了，嘴唇裂了口子，到晌午才卖完。他数了数钱，二十一块八毛五。他没舍得吃口热乎的，揣着钱就往回赶，路过药铺，给我爷爷抓了三副止咳的药，又给我奶奶买了一小瓶眼药水。药钱花了三块二，剩下的揣好，回家交给我奶奶，说：“娘，先吃三副，好了再买。”我奶奶接过药，眼泪扑簌簌地掉，说：“儿啊，你这腰……”我爹笑笑：“不碍事，编‘席家子’又不弯腰。”可我看见他转过身去，偷偷捶了捶自己的腰，捶得很轻，像怕被谁听见。
后来我爷爷的病时好时坏，咳得厉害了，我爹就去抓药。一副药两毛、三毛，他得编两三个“席家子”。我奶奶的眼药水也断断续续买着，一小瓶用好久。那些年，我爹卖“席家子”的钱，交完队里的缺粮款，剩下的，几乎全填了药罐子。他自己呢？风湿发作时，疼得直打哆嗦，就蹲在墙角，拿热砖头敷一敷，连一片止疼药都舍不得买。有一回，我娘让他也去抓点药，他瞪眼：“我这是老毛病，死不了。爹娘的病要紧。”
可老毛病也有扛不住的时候。那年冬天，我爹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躺在炕上，浑身哆嗦，嘴唇烧得起了皮。我娘急得团团转，要去队里借辆推车送公社医院。我爹一把拽住她，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摇头。他知道，去一趟医院，少说也得几块钱，那得编多少个“席家子”？他让我娘熬了碗姜汤，咕咚咕咚灌下去，捂上被子发汗。第二天，烧没退利索，他就挣扎着爬起来，说要下地屋子。我娘拦他，他闷声说：“快罢集了，这个集赶不上，下个集就晚了。爹的药快吃完了。”我娘拗不过他，只好给他多裹了件棉袄。他弯着腰，一步一挪，挪到地屋子，坐下来，手哆嗦着去拿篾子。篾子在他手里直打颤，编了拆，拆了编，半天才编出一个角。旁边的老李看不过去，说：“老孔，你歇着，我替你编两个。”我爹摇头：“你编的你卖，我有手。”
他就那么病着，编着，编一会儿，歇一会儿，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弯弯的脊背往下淌，把棉袄都溻湿了。到了晚上，烧又上来了，他脸通红，喘气都费劲，可手指还在篾子上摸。我娘把灯芯拨亮了一点，他立刻说：“费油，吹了。”黑暗里，就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和篾子断断续续的刷刷声，像一台破旧的风箱，呼哧呼哧，时紧时慢，可就是不肯停。那一夜，他到底编完了三个“席家子”，顶上的鹅翎插得有点歪，封边也没平时齐整，可那是他高烧三十九度编出来的。
第二天，他让我娘把那三个“席家子”拿到集上卖了。我娘卖了不到两块钱，攥在手心里，没舍得花，回来塞给他。他捏着那钱，看了半天，说：“够抓一副药了。”后来，那钱果然抓了药——给我爷爷抓的。
周边的集，他赶遍了。柴山集、盆山集、朱坞集、葛庄集，远到黄山铺集，蒙阴县的坦埠集，沂南县的界湖集。背着“席家子”，弯着腰，走几十里路，为的就是多卖几毛钱。
有一回，他赶泉沟集。泉沟集离家十几里，不算太远，可那天他走得急，没顾上吃早饭。到了集上，把“席家子”摆开，蹲在摊前，一个“席家子”一个“席家子”地卖。到晌午，“席家子”卖得差不多了，就剩最后一个，角有点歪，是头天晚上编得急了，没编好。他正想收摊，来了个老太太，拿起那个“席家子”看了看，说：“这个角不周正。”我爹说：“大娘，这个便宜，两毛钱您拿走。”老太太掏了两毛钱，把“席家子”拿走了。我爹手里攥着两毛钱，肚子咕咕叫，看见旁边有卖鲤鱼的，活蹦乱跳的，一问，六毛钱一条。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毛钱又添上了四毛递过去，买了一条鲤鱼。那鲤鱼足有一斤多重，红尾巴，金鳞片，在草绳上直甩尾巴。我爹想拿回家给爷爷奶奶熬汤。他找了根草绳，把鱼鳃穿起来，拎着往家走。
走到村口，他看见路边有一棵小枣树，树杈不高，刚好能挂东西。他怕鱼拎在手里甩来甩去甩坏了，就把草绳解下来，把鱼挂在小枣树的树杈上，想着先歇会儿。不料，他迷迷糊糊打了个盹。突然一声猫叫，他一个激灵起身，愣住了——树杈上空空荡荡，草绳还在，鱼没了。地上散着几片鱼鳞，亮晶晶的，还有一溜猫爪印，往墙头上去了。一只花猫蹲在墙头上，舔着爪子，嘴角还沾着一片鱼鳞，眯着眼，懒洋洋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一纵身，跳进隔壁院子里去了。
我爹站在小枣树下，抬头看了看墙头，又低头看了看地上的鱼鳞，半天没说话。他弯下腰，把地上的鱼鳞一片一片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亮晶晶的，像几瓣碎花瓣。他叹了口气，说：“这馋嘴的花猫，比人还会精——叼了鱼还知道回头看我一眼。”
那天晚上，全家喝的是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可我爹喝得很香，一边喝一边说：“泉沟集的鲤鱼，真肥啊——红尾巴，金鳞片。”我娘说：“你又没吃着。”他笑笑：“看见了，跟吃了一样。”我娘别过脸去，拿袖子擦了擦眼睛，没让他看见。
后来，他跟我讲起这事，我问他：“爹，你心疼不？”他说：“心疼啥？一条鱼嘛，猫吃了也是吃。”我说：“那是你拿‘席家子’换的。”他说：“‘席家子’换鱼，鱼换猫，猫换了个乐呵，值。”
有一年夏天，来了个外乡人，锔盆子锔锅的，挑着担子，一头是风箱，一头是小炉子，走街串巷地喊：“锔盆子唻——锔锅唻——”
那天晌午，天忽然阴了，乌云翻滚着从西北压过来，雷声轰隆隆的，像碾子碾过头顶。那外乡人正好走到我家门口，雨点已经噼里啪啦砸下来了，他慌忙想找地方躲，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急得团团转。我爹正在院子里编“席家子”，抬头看见他，二话没说，弯着腰站起来，喊：“大哥，快进来，快进来！”他帮那外乡人把担子抬进院子，风箱、小炉子、锤子、锔子，一样一样拾掇到屋檐底下。雨越下越大，瓢泼似的，院子里很快积了水。那外乡人浑身湿透了，站在屋檐下直打哆嗦。我娘烧了热水让他洗，又翻出我爹的干衣裳让他换上。中午吃饭，我娘端上糊糊、咸菜，还有两个玉米面窝头——那是给我爹留的，我爹掰了一个给外乡人，自己啃了半个。外乡人不好意思，说：“大哥，我走南闯北的，头一回碰上你这么好的人。”我爹笑笑：“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
晚上，雨还没停，天黑了，路滑，走不了。我爹说：“别走了，就在我家过一宿。”我家屋子少，我爹就在堂屋里打了个地铺，铺上干稻草，又拿了一床旧褥子。外乡人躺下，我爹也躺下，两个人头挨着头，聊了半宿。外乡人说他是苏北那边的，家里遭了灾，出来混口饭吃，锔盆子锔锅，手艺是祖传的，可这年头，谁家还有闲钱锔盆子？生意不好做，有时候一天也挣不上一顿饭钱。我爹叹口气，说：“都不容易。我腰不好，干不了重活，就靠编几个‘席家子’，换点油盐。”外乡人说：“大哥，你这‘席家子’编得好，硬乎，六个角周正。”我爹说：“混口饭吃。”聊着聊着，外乡人睡着了，打起了鼾。我爹却睡不着，听着外面的雨声，想着这外乡人明天还要赶路，路上连个干粮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天放晴了。外乡人起来，千恩万谢，收拾担子要走。我爹从屋里拿出一个“席家子”，是头天晚上刚编好的，双花的，顶上插着鹅翎，六个角周正，封边结实。
我爹把一个席家子塞到他手里，说：“拿着吧，不值几个钱，是我自己编的。”外乡人接过“席家子”，翻来覆去看了看，又看了看我爹弯得像弓的腰，眼圈红了：“这……”
我爹站在门口，弯着腰，看着那外乡人走远时，看见那个外乡人还在向我爹挥着那个席家子……
那一年，赶崔家峪集卖席家子。
崔家峪集就在一条河边上。那天他天不亮就出门，背着一摞“席家子”，弯着腰，一步一步走到河边。到了集上，日头已经老高了。他在河边的沙滩上铺开摊子，把“席家子”一个挨一个摆好，正打算吆喝，天忽然阴了，乌云从西北压过来，像锅底扣在头顶。紧接着，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砸在“席家子”上，砸在沙滩上，砸得尘土飞溅。我爹赶紧把“席家子”往一块归拢，想找个地方躲雨。可雨太大了，河水眼见着涨，浑黄的水沫子翻着滚着往上爬。他抱着“席家子”往高处跑，可那些“席家子”太轻了，风一掀，雨一打，就从他怀里散出去。一个，两个，三个……几十个“席家子”被风卷着，被水推着，飘飘摇摇地往河里去了。
我爹急了。那些“席家子”，是他一个夜一个夜编出来的，是他交缺粮款的本钱，是他给我爷爷抓药的指望，是他供我上学的盘缠，是他给我娶媳妇的喜钱。他想都没想，弯着腰就冲进河里。水已经齐腰深了，他伸手去捞，捞着一个，夹在腋下，再去捞另一个，可水太急，脚下一滑，整个人就栽了进去。浑黄的水立刻没了他的头。他挣扎着，手还在乱抓，可那些“席家子”比他漂得快，比他漂得远，一个一个，像伞花一样，在河面上绽开，顺流而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远远看去，宛如河伯雨天卖杏花……
可他顾不上看了。水灌进他的嘴、他的鼻子、他的耳朵，他那弯成弓的腰在水里伸不直，也弯不下去，只能胡乱扑腾。岸上有人喊：“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会水的，衣服都没脱就跳了下来。他们游过去，一个拽胳膊，一个托腰，一个在旁边推，把我爹往岸上拖。我爹还挣扎着想去够那些“席家子”，嘴里含含糊糊地喊：“我的‘席家子’……我的‘席家子’……”
他趴在沙滩上，吐了好几口水，脸白得像纸，弯着的腰一抽一抽地咳。缓了半天，他抬起头，往河面上看——那些“席家子”已经漂远了，像一群白色的水鸟，在浑黄的水面上一起一伏，漂过河湾，漂过桥洞，漂向看不见的远方。有几个被河边的树杈挂住了，孤零零地悬在水面上，鹅翎朝上，真像一把把小花伞，给河沿撑起了一小片晴空。
那几年，我正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学费都是爹卖“席家子”换来的。一九七六年，我去沂水一中读高中，离家三十多里地。爹每星期给我五毛钱，让我买笔墨，买咸菜……有一回，他送我到村口，从怀里摸出五毛钱，票子皱巴巴的，带着他身上的汗味儿。他把钱塞到我手里，说：“省着花……”我捏着那五毛钱，看见他弯着腰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腰弯得像一张弓。我转过身，眼泪就下来了。那五毛钱，我一分没花，藏在贴身的衣兜里，藏了整整一个星期，周末回家，又悄悄塞回他的枕头底下……
一九七八年，我参加高考。成绩下来，差十四分就进了专科线。我回家告诉了爹。
爹正在院子里编“席家子”。过了一会儿，他问：“还能复读不？”我说：“能，得交复读费。”他问：“多少？”我说：“三十块。”他点点头，说：“我去编。”那天晚上，他下了地屋子……几天下来，他弯着腰，爬上来，手里抱着几十个“席家子”，说：“拿去集上卖了，够你复读。”
我抱着那摞“席家子”，觉得比石头还沉。我知道，那是爹熬了好几个通宵编出来的，顶上的鹅翎是他一根一根插的，封边的麻线是他一针一针缠的，那三十块钱，是他一夜一夜的血汗。
可我没去复读。
我把那摞“席家子”卖了，卖了三十一块钱。我没交复读费，经上级批准，我去了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一天顶十个工分，一个月五块钱补贴。
我回家告诉了爹。爹正在院子里编“席家子”。他看了我半天，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没说。最后他低下头，继续编他的“席家子”，刷刷刷，刷刷刷。我看见他的眼泪掉在篾子上，一滴，两滴，他拿袖子擦了，又接着编。那是我头一回看见我爹哭。
后来，我转了正，成了公办教师。再后来，我谈了对象，要结婚了。爹高兴，弯着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说：“娶媳妇，得娶得像个样。”他把自己关在地屋子里，编了整整一个月“席家子”。白天编，晚上也编，编完了就背到集上卖。他把卖“席家子”的钱，给我买了喜糖——是沂水县城里最好的水果糖，红红绿绿的，用玻璃纸包着；买了喜酒——两瓶兰陵大曲，瓶上系着红绸子；买了喜被褥——里外三新的棉花，我娘一针一线缝的；买了喜床——是村里木匠打的新床，刷了红漆，床头雕着龙凤；买了喜簸箕——也是爹亲手编的，小巧玲珑，上面缠了红布条；买了喜对联——村里的老先生写的，红纸黑字，“百年好合，五世其昌”；还买了红烛、红纸、红窗花……
我结婚那天，爹穿着新褂子，弯着腰站在门口迎客。他的腰弯得厉害，头都快贴到膝盖了，可他笑得合不拢嘴。他对儿媳妇说：“闺女，进了孔家的门，就是孔家的人。我这辈子没本事，就会编‘席家子’。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新媳妇叫了声“爹”，他答应得响响亮亮的，眼眶却红了。
85年，我儿子出生了，转眼会跑会闹了。把爹恣得不行，他特意编了一个最漂亮的“席家子”——双花的，顶上插了五根鹅翎，像一朵盛开的花。他把“席家子”送给我儿子，说：“这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礼。”我儿子小，不知道“席家子”是什么，伸着小手去抓鹅翎，抓得稀烂。爹也不恼，笑呵呵地说：“抓吧，抓吧，爷爷再给你编。”
有一回，我儿子去他爷爷家，，跑到地屋子门口，去要“账”——
往里一看，黑咕隆咚的，只看见几个弯着的背影，像几张弓，一动一动的。他不知怎么就恼了，弯下腰，抓起一把土坷垃，就往地屋子里扬。边扬边喊:“爷爷欠我五毛钱！爷爷欠我五毛钱！”
原来，我爹答应给他的五毛压岁钱，还没给呢……等卖了席家子才有钱呐……
一九八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
那天，我爹正蹲在泥胎上编“席家子”。他编得很慢，手指有些抖，篾子在指间打滑。他老了，腰更弯了，弯得像一张再也拉不开的弓。地屋子里很静，只有篾子刷刷刷的声音。他编着编着，忽然停了下来，抬起头，往门口看了看。门口没有人。他又低下头，继续编。
可他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娘——那个跟他吃了半辈子苦的人，那个给他生了四个孩子、缝了无数件衣裳、挖了无数篮子野菜的人，那个羸弱多病，茕茕孑立，久治不愈、卧床数年的人——在里屋的炕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年，我爹五十六岁。
那年，我二十八岁。
那年，我儿子三岁。
那年，我女儿到九月才出生……
那年，我娘四十九岁。
我娘，再也看不到我爹编“席家子”了，再也看不到她的儿孙了……
埋葬了我娘，那天晚上，我爹坐在院子里，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手里捏着那根没编完的篾子，捏了一夜。他没有哭，只是坐着，弯着腰，像一尊石像。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走进地屋子，坐在泥胎前，摸黑编起了“席家子”。刷刷刷，刷刷刷，那声音，像细雨落在苇塘里，像蚕吃桑叶，像一个人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编进了经纬交错的篾子里……
从那以后，我爹编的每一个“席家子”，顶上插的不再是鹅翎，而是一根白发。他说，那是我娘的。
后来，我弟弟妹妹也一个个成了家。爹把他们都送出了门，自己留在老屋里，守着那间地屋子，守着那个泥胎，守着我娘留下的那根白发。
他编“席家子”，编不动了，就坐在院子里，把编好的“席家子”一个个摆开，看。看够了，再收起来，摞好，放在炕上。那炕上，我娘的位置，一直空着，铺着一床旧褥子，叠得整整齐齐。
09年7月，我儿子大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爹高兴呀，弯着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喃喃地说：“咱家出研究生了，咱家出研究生了！”似乎，我识了好几十个字的爹，也会用“呼告”这种很稀罕的修辞手法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爹他把卖“席家子”攒下的二百块钱，一张一张捋平，塞给孙子……
爹编苇笠也编岁月
岁月长长绕在指尖
指尖翻飞也编着我
我是一根不响的篾
不响晨昏编着暮色
暮色苍茫山高水阔
水阔山高也编星汉
星汉灿烂是爹的歌
弯着腰，编苇笠，把一生编成儿孙的梦
那个弯着腰编苇笠的背影，最后成了一座山。
——后记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介绍】孔另融，山东沂水人，退休教师。1999年起，先后在《中国教师报》《大众日报》《山东教育报》《山东教育》《中国作家网》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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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制作：滑溜，本名刘健，憨派文学创始人。主张扎根市井乡野，静心描摹社会底层众生百态。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憨派文学》主编，著有憨派文学奠基之作《滑溜》。独创当代新曲牌【土掉渣・滑溜曲】，专写乡村童趣与乡野生活，语言质朴直白、乡土味浓、朗朗上口，引领民间当代散曲创作新风。】
《中国憨派文学》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