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钦芳
我家共有40多家亲戚，在这些亲戚中，有12家老亲戚，而在老亲戚中，我的奶舅家，算是众多亲戚中最为重要、最具亲情的一户老亲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上小学时，每年过春节，大年初二，我和姐姐都要跟着母亲，去苍峪村给外公外婆拜年。去了舅家后，还要到南西沟村给奶婆（母亲的奶妈）拜年。这样年年如此，从未间断。
后来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才彻底明白了奶婆家和舅家的关系。原来我的舅家，解放前是一个大户人家，1936年11月，外婆生下母亲后，因无奶水，才将母亲送给当时给舅家当佣人的奶婆抚养。也就那时起， 母亲在奶婆身边一长就是十多年。
1949年6月，我们周至解放后，已经长成大姑娘的母亲，才从奶婆家回到舅家。
1954年冬天，母亲出嫁后，每年过年时，大年初二，母亲除了给外公外婆拜年外，同时也要给奶婆拜年的。那时奶婆家共有四口人，他们分别是奶爷、奶婆和两个舅舅。全家住着间半又低又矮的柴房。看到这一切，给人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穷字。尽管如此，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每年过年，母亲领着我们给奶婆奶爷拜年时，我们姐弟俩既能挣到五角钱的压岁钱，还能吃到我们最爱吃的白菜粉条炒肉片的年菜。吃到又白又香的花花馍。下午回家时，还能吃到奶婆给我们打的荷包蛋。
当然，以上这些饭菜，对于如今的人来说，并不稀罕，甚至有不少孩子好饭吃腻了，看见白馍，白面觉得不香。可这些饭菜，对50多年前的人而言，每天能吃一顿这样的饭菜，那可算是真正的有福之人。
尽管如此，下午我们回家时，奶婆只把我们拿的白糖和挂面收下，并把馍全部退还给我们，还打发奶爷把我们送到舅家。然后，外婆再安排庞爷把我们送回家。
1970年的秋天，对奶婆家而言，是一个令人最难忘的年份，那一年奶爷因患肝病而死亡，埋奶爷时，家里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当时，全家仅靠我父亲买的五斤肉，下了一锅面把奶爷埋了。可见当时奶婆家是何等的可怜。
送走奶爷后，转眼到了冬天，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意外的机会，碎奶舅被省建八公司招收为建筑工人。这也许是老天爷的安排吧，自碎奶舅走了以后，家里剩下奶舅和奶婆两人，也就从那时起，奶婆家的日子才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1972年的冬天，奶婆家通过养猪，和平常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手头有了一些积蓄，同年冬天，盖起了三间大瓦房。当时尽管是三间柴房，但要比原来住的一间半旧房好得多。在全家人入住新房的第三年，奶舅也娶了媳妇。碎奶舅去西安上班后的第四年，也和同单位的青年女工结为伉俪。
2003年春，奶婆病故。三年以后，按照人之常情，这个亲戚可以告一段落就此结束。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这个亲戚非但没有拉倒，反而母亲和两个奶舅之间走得更亲近了。当然这里面的缘故我是知道一点的。
记得1982年的冬天，我结婚时，当时农村还没有家宴服务队，那时请厨师做席，无论是蒸馍锅或炒菜锅都要用干木（硬）材烧锅，而那天由于我家准备的硬柴不够用，为了应急，奶舅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回他家驮了一捆干硬柴应了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当奶舅驮着硬柴来到我家时，已经是汗流浃背了。因为我知道，我家二郎庙村距南西沟村有十里路，这中间还有两段坡路，骑自行车带一捆硬柴，其艰辛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今年初春，我的妻子因患脑出血在西安住院一百多天，在住院期间，已经退休的碎奶舅，每隔两周要来一次医院，每次来一再叮咛我要照顾好病人，有什么困难要及时告诉他。那天，当我把奶舅送出医院大门，看着古希之年的奶舅远去的背影时，我不由自主的两眼湿润了，这就是我的奶舅，一个非血缘关系的老亲戚。
我们知道，在红尘社会中，凡是有血缘关系的叫亲，非血缘关系的叫戚。我的奶婆家和我家是非血缘关系的亲戚，并且奶婆已经去世多年，像这样的亲戚， 按理应该终至来往的。可母亲深知，如今，虽然没了奶婆，但过去她们一起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那艰难的饥荒岁月。有时她和两个奶舅为了一个馍一个饼子三人争着吃。有时为了一碗好饭，三人总是让着吃。她们虽无血缘关系，但却胜似亲人。
现在，我和我的奶舅家，已经历了七十多个春秋的风风雨雨，论亲戚也确实够老的了，走的时间也够长了。 但母亲和两个奶舅之间，依然亲密无间和睦相处， 她（他）们之间这种血浓于水的姐弟情份，又怎能以岁月的漫长而淡化呢？
家有这样的老亲戚，不仅是我们晚辈的一点福份，更是我们的骄傲。这样的老亲戚，既使再走七十年也是很值得的。
周至县青化镇二郎庙村 孙钦芳 2026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