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唯物主义价值权威重塑文化整体性

——关于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大市场与“第二个结合”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文化主体性不能悬空

文化主体性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文化创造、传承、交往和发展中的自主地位、自觉意识和能动创造能力。它至少包含创造主体、认同主体、选择主体、解释主体、实践主体等层面。文化主体性要立得住，必须依托一个有机的文化整体性；而文化整体性要立得稳，又必须建立在文化诠释的整体性之上。

换言之，没有共同的历史叙事、价值标准和解释框架，所谓文化整体性就会被地方利益、市场逻辑和行政分割撕成碎片；而整体性一旦碎片化，文化主体性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因此，今天讨论文化主体性，不能只停留在哲学层面，必须直面文化诠释权、文化红利分配和文化统一大市场等现实问题。

二、利益主导的文化割据：表象与危害

当前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现象，是利益主导的文化割据。一些地方在文化资源开发中，不是首先把文化当作共同的精神财富，而是当作可变现的区域资本；不是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解释，而是追求“对我有利”的地方叙事。于是出现抢文化名片、争历史正统、互相倾轧排挤的局面。

以陕西、河南围绕长安、洛阳、高适、丝路起点等资源的争议为例：影视作品可以为了地方品牌而淡化甚至删除其他区域的历史存在；地方博物馆和文旅宣传也可以为了区域红利，把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当作定论，把附会之说包装成事实。类似古蜀本位、极端族裔叙事、伪史论等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文化认知的山头林立。

这种割据局面的危害在于：

第一，时间被切碎。长安、洛阳、成都、汴梁等被抽离出中华文明的整体时间线，变成孤立的地方高光时刻。

第二，空间被割裂。丝路、大运河、黄河、古都群等跨区域文明网络，被简化为排他性的地方资产。

第三，符号被劫持。诗人、典籍、遗址、历史事件被地方化、工具化，失去跨区域共享的精神属性。

第四，事实让位于立场。当“有利于我”成为解释前提，史实考据就退居其次，附会、夸大、选择性失明便随之而来。

结果是：文化认知从“多元一体”滑向“多元撕裂”，从“共享的历史”滑向“各自的历史”。整体性碎，则主体性虚。没有共同的文化家园，所谓主体性就只能退化为地方性的、局部的、甚至对抗性的“小主体性”。

三、表层原因与深层根源：利益割据与价值权威缺位

文化割据的表层原因，是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市场利益对文化解释权的绑架。地方文旅考核、博物馆评级、影视投资回报、城市品牌竞争，都在激励“抢名片、造概念、占山头”。因此，必须确立一个基本原则：文化红利可以地方化，但文化解释不能地方割据；文化多样性可以地方化，但文化认同不能碎片化。

区域红利诉求不能危害文化统一大市场。正如经济领域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文化领域也要反对文化割据主义。涉及跨区域共有的文化资源，应由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叙事，而不能谁投资谁定义、谁声音大谁定调。地方可以有个性、有侧重、有品牌，但不能以篡改整体事实、排斥他者为代价。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价值权威缺位。当没有一套公认的、有解释力的价值标准来判定“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什么值得弘扬”“什么该被剔除”，地方利益就可以各取所需、各立山头。个别论者甚至把“天地君亲师”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混乱说明：甄别机制失灵了。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权威，就无法真正甄别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无法确立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

四、定盘星：以“第二个结合”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标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把“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文化阐释的定盘星。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关键，在于它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谁来判断”。不是地方、不是市场、不是某个学派，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体系。

二是“按什么标准判断”。不是“古老就好”“地方独有就好”“能赚钱就好”，而是看它是否具有人民性、是否顺应历史进步方向、是否与社会主义价值内核相容。

这样一来，文化诠释就有了一个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和市场逻辑的、独属于价值观的文化标准。这个标准一旦立住，地方文化红利就有了边界：可以开发，但不能用附会、抢注、排斥他者的方式开发；可以讲地方故事，但不能拆解整体叙事。

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套空洞口号，而是甄别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根本尺度。只有以人民为历史主体，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原则，以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为价值指向，才能把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从旧秩序、旧伦理、旧等级观念中剥离出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五、叙事转变：从绅权史观到民权史观

文化整体性的重建，还要求文化叙事实现根本转变。传统史学中，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伟大贡献，司马光《资治通鉴》以“礼”为纲也有重要价值，但其整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士大夫、绅权阶层的解释权之上。旧史学的整体性，是少数人解释历史的整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叙事，则要把整体性建立在人民作为历史主体之上。这不是简单换一套词汇，而是解释权根基的转移：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文化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整体性也不再靠“正统”来维系，而是靠人民共同的历史实践来支撑。

从旧文化绅权价值观叙事，向新文化民权价值观叙事整合与转变，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而是把传统从旧解释框架中解放出来，使之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时代、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才是文化整体性的坚实基础，也是文化主体性能够落地的价值前提。

六、历史脉络与重建条件：从文化失序到价值复位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权威经历了一个剧烈变动过程。五四运动推翻了旧文化权威，新中国打破了西方文化权威，改革开放以来，革命文化权威也在思想解放和市场转型中受到冲击和稀释。权威相继被反思、冲击甚至否定，而新的价值权威尚未完全稳固确立，千禧年后一度出现文化话语权无序时期。唯其如此，才会有“范跑跑”式挑战价值底线的恶意炒作，才会有各种伪史、附会、极端叙事乘虚而入。

文化失其鹿，自然割据四起。近十几年来，恢复党的全面领导、推进脱贫攻坚，具有扭转乾坤的历史意义。它让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权威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保证，使文化上有了拨乱反正、走向新生、确立新文化主体性的可能。价值权威不能只靠说服，还要靠实践成效来支撑。脱贫攻坚让“人民主体”从理念变成可感现实，这就为历史唯物主义价值权威提供了实践合法性。

七、底线：多元不能颠覆唯物史观

必须清醒认识到：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没有统战余地。统战针对的是政治联盟和具体政策，不是世界观层面的调和。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根本原则上不能“各退一步”。

保护文化多元性，不等于给唯心史观发放通行证。文化多元性可以体现在地域、民族、流派、风格、表达方式上；但价值多元性不是无边的。如果一种文化解释在根本上否定人民史观、否定历史进步、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它就不是“多元”，而是对整体性的解构。

因此，底线必须清晰：多元可以共存，但不能颠覆唯物史观；差异可以表达，但不能解构人民主体。绝不能让文化多元性成为文化割据、价值虚无和伪史泛滥的挡箭牌。

八、政策落地：文化统一大市场的规则与机制

文化主体性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通过政策机制落地。以文化统一大市场为底线，以地方文化活力为动力，以中华文明整体性为框架，以文化主体性为归宿，至少需要以下几方面机制：

第一，建立文化统一大市场的规则体系。像经济领域反地方保护一样，文化领域也要有“反文化割据”的规则。涉及跨区域共有历史资源，地方不能单方面定调；公共宣传、博物馆叙事、影视创作应有基本史实底线和跨区域协商程序。

第二，把文化红利与整体性维护挂钩。文旅补贴、博物馆评级、影视扶持、城市品牌推广，都应设置“整体性合规”门槛：是否尊重共同历史脉络？是否排斥其他区域？是否把争议当定论？不能只看流量和收益。

第三，建立跨区域文化协商平台。对丝路、大运河、黄河、古都群、诗人行迹等跨区域资源，由相关省市共同参与叙事框架，形成“共同定义、各自表达”的机制。谁也不能单方面抢注。

第四，区分学术争鸣、公共宣传与国民教育。学术上可以自由争论；公共宣传不能把争议当定论；国民教育必须守住基本共识。三者混为一谈，就会导致“谁声音大谁定义历史”。

第五，建立纠错机制。对附会、伪史、恶意抢注，不能只靠舆论纠偏，要有制度性纠错和底线管理。

第六，强化中华文明整体叙事的基础设施。国家层面应有权威、开放、可更新的中华文明整体叙事体系，为地方提供共同框架。地方在这个框架内创新，而不是各自另起炉灶。

第七，对极端叙事设置底线。极端族裔叙事、伪史论等以撕裂整体为代价的叙事，不能以“多元”名义放任。多元不是无底线，整体性本身就是多元的前提。

九、结论：活而不乱、多而不裂、统而不死

文化整体性，可以从文化诠释的整体性入手；文化诠释的整体性，必须由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权威来定盘；“第二个结合”是这个定盘星，它让文化标准独立于行政和市场；从绅权叙事到民权叙事，是解释权根基的转移；文化失序的深层原因，是价值权威缺位；地方割据只是其表现。

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权威，就没有甄别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没有甄别能力，文化整体性就是空话，文化主体性也无从落地。因此，必须坚持以文化统一大市场为底线，以地方文化活力为动力，以中华文明整体性为框架，以文化主体性为归宿，做到“活而不乱、多而不裂、统而不死”。

文化失其鹿，则割据四起；价值立其极，则整体可成。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价值权威的统领下，重建统一的文化叙事，实现从旧绅权价值观叙事向新人民价值观叙事的转变，才能真正夯实文化整体性，确立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

本文作者：李梦痴

作者自我简介：

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

体制外文化学者，传统内旧体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