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江青机要秘书杨银禄所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该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是作者基于在江青身边近六年工作经历撰写的纪实作品。
杨银禄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诬陷入狱下放，作为历史亲历者，其记述立足亲身见闻，兼具真实性与细节感，为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视角，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正文：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传说。说江青有“三假”,什么头发、乳房、屁股是假的。江青没有“三假”,都是真的。她的头发好得很,黑亮浓密。她的护士听到传言后说：“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装饰品,而且没有用过任何化妆品,没有戴过任何首饰。”
01
一日生活如此过
江青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
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
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
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3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
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乒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兵乓球等。
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仿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
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就是这样结束了一天的生活。
02
江青实在难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问候、“请安”。起床时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江青脸上的阴晴圆缺。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说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闭着眼睛尽情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快乐中,仿佛这轻轻的流水能冲刷她一天的烦扰与忧愁。
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4条腿固定在地板上;还怕马桶椅子的座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
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
江青的衣服很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衣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3种样式的假发,但她没有戴过。
江青的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
不论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层的,窗帘是3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
03
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4样东西她特别敏感,人们发现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仿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周淑英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只好对她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几十海里,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儿!再跑快点儿!”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了,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无比从容和坦然。上岛后她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难耐,谁也讨厌。但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江青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害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4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儿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
文革期间,江青曾跟我们工作人员讲过,“我经过那次放射治疗以后,把我的内分泌全部破坏了,造成了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很痛苦。”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经常谈论,江青为何有“四怕”?大多数同志认为,江青一是心态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时故意刁难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04
随心所欲独来独往
林彪说他自己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其实江青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她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像候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享受快乐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岛、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海南岛、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广州、海南岛、杭州、青岛、北戴河、长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天气比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在海南岛,天气暖融融,到处鲜花盛开,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无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块又一块。她一觉醒来,向护士讲述所做的梦,又叫我立即打电话请示毛主席,并报告周总理给她安排专机,要求当天下午就到海南岛。因为她外出时带的东西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不及,飞机也要检查,劝她多给一点儿准备的时间,明天再出发。可她执意下午必须到达海南岛。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扰周总理,请总理说服她明天再去。
总理对她说:“我中午通知空军准备飞机,你下午就要走,连检查飞机的时间都没有,在飞机安全上没有把握。为了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明天动身的好。”
江青听了总理的话以后,怕飞机出事故,有生命危险,也只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专机终于降临在和风徐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海南岛。
江青一走下飞机,就直挺挺躺在停机坪旁的草地上,面朝天空,闭着双眼,四肢张开,高兴地说:“北京的天气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场大雪,在户外活不方便,这里多好啊,我又复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觉时做梦在海南岛,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岛,所以我说她是特殊人物。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听康生、叶群说:北京红卫兵的抄家物资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中央领导人可以去那里任意挑选,象征性地收点钱。江青听了以后,多次约上康生到文物管理处,将大量的贵重物品据为己有。其中有明清时代的文房四宝,还有各种书籍。
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随她一同到广州的吴法宪用空军的一架专机从北京运到广州。
她住在广州市的珠岛宾馆时,听到珠江航道上机械运输船航行时的马达声,就立即把吴法宪叫到她的住地,叫吴通知广东省委,凡是机械船舶全部停航。她听到远处一家造船厂的敲打声,又唤吴法宪到她的住处,令其通知广东省委,造船厂立即停止生产。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非要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吴法宪叫空军派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北京起飞到青岛把那个卧榻运了回来。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吴德,她说:“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转移转移精力,让吴德同志了解了解有什么花卉可以拍照。”吴德了解情况以后,给我回电话说:“我听说景山公园的牡丹有特色,据说还有稀有的墨牡丹,请江青同志到那个公园活动活动。”我说:“可以,我报告江青同志以后,请她决定去与不去。”吴德问:“如果江青同志决定去的话,请谁去陪她呢?”我说:“请你定。”他说:“那就请万里同志去吧,他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山东人。”我说:“可以,由你决定。不过,请你提醒万里同志一下,请他只跟着江青同志游览,尽量少说话,她不问什么话就不说话,言多必失。因为他不了解江青同志,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德说:“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谢谢杨秘书。”
我把吴德的想法报告江青时,她说:“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园去拍照。吴德同志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现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公园不错,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儿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园一看,果然不错,那里树木多,花草多,牡丹园面积大,花型大,鲜艳夺目,品种繁多,有四五十个品种。我为了使江青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这些品种从每棵牡丹旁边竖着的品名标签上抄下来,拿回来给她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打座机都不方便,同时也是出于保密,我跑回钓鱼台向江青报告了。江青说:“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儿去,那时,牡丹花上、叶片上有露水,照出来好看,晶莹透明,你告诉吴德同志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兴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园,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张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说:“我要爬爬山,活动活动筋骨。”她是从东边的台阶上爬的,爬了十几个台阶,一抬头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祯上吊自杀时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旁边还立着一块介绍崇祯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冲着陪同她的万里发了大火。她说:“这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个歪脖子树都死了,你们还留着它,像老祖宗一样供奉它,你们是不是想纪念崇祯啊?你们是要封资修的,还是要社会主义的?给我马上刨掉。”万里看她发那么大火气,没有说话。
江青从景山上下来,上了汽车还在唠叨:“这个万里,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那棵歪脖子树本来是历史的见证,已经保留了几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随便一说,说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权重,说一不二,吴德、万里他们拧不过她。那个时候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比较差,更没有文物保护法,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现在看来,刨掉那棵树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园游览以后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园去游览,那天的天气很好,江青的情绪和天气一样晴朗,她的这种情绪是少有的。她进了东门以后,没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当她走到一个水池旁边停了下来,抬头一看,看到水池南边凉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明月林中照”,下联是“清泉石上流”,横批是“秋来”。她说:“这幅对联很有诗意,小杨,你给我抄下来,回去交给我。”我说:“好,我抄下来。”说完,她继续朝东走,经过松林园,眼镜湖,奔向碧云寺。她到了碧云寺以后,脸色就由晴转阴了。她在碧云寺遇到了4个问题,惹得她不愉快,发了大脾气。
一是江青看到罗汉堂的大门两侧贴有两条毛主席语录,她发脾气说:“怎么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封建主义的建筑物上?与封建主义的展品放在一起,这很不协调嘛,立即给我摘下来。”她对北京市陪同她的万里说:“你怎么搞的嘛!”万里对公园的领导人说:“立即摘下来。”
二是江青一进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火气就更大了。她发脾气说:“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挂毛主席的像?告诉万里立即把毛主席像摘下来!”
三是江青看到孙中山的水晶棺和孙中山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她命令万里,把这些东西统统搬走。万里为难地说:“搬到哪儿去呢?”江青说:“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对万里又发了一通脾气。回去后,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吴德列席了会议。江青质问吴德说:“你们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为什么碧云寺还展览孙中山的东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没有办法,会后吴德与万里商量,先把这些东西搬走,找个地方存起来。为了避免不良影响,对统战工作造成不好的后果,也为了保护碧云寺,以内部装修为名,暂停开放。
四是江青转到一个小卖部,那儿有一位男售货员,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她进去看了一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见过中央领导人,被吓愣了。江青指着一把小扇子说:“拿给我看看。”小售货员被吓得不但不给她拿,还往后退了几步。江青大声说:“你拿给我看看!”对方又退了一步。这时江青火儿了:“我来看东西你还这样,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呢!你还在这儿搞服务,给我滚蛋!”小孩儿吓得哆嗦起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见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还在喊:“万里,这种人不能留,叫他滚!这里能吃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说完,拂袖而去。
当时,我小声对万里说:“这位小同志没有见过江青这样的大人物,吓坏了,他没有任何错误,你千万不要处理他。”我回到钓鱼台以后还是不放心,又给吴德同志打电话,把当时情况讲了讲。我说:“你们千万别处理那个小孩儿,他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害怕,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吴德问:“江青同志再到碧云寺怎么办?”我说:“我会通知你的,叫那个小孩儿暂时躲避一下就行了,请不要搞得太紧张,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同志。”吴德说:“好,听杨秘书的。”
1971年上半年,江青心血来潮,要在钓鱼台试种茶树。她说种植茶树,一是采茶为了消遣,修身养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和京西宾馆,她说:“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这4个地方,喝茶的问题我全包了。”
于是,她命令空军派了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了品种上好的茶树,还从浙江调来4名茶农精心管理,冬天为茶树搭上席棚,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湿度小,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名贵的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茶树运回杭州。
中南海游泳池,只要她说去游泳,每天都用煤气锅炉加温。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间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温。有时连续加温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游泳池的水温连续加温一个多月了,她也不说去玩儿,我就壮了胆子问她:“你不是说要到中南海游泳吗?你什么时间去?他们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们停止加温。”
她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地说:“我去不去,由我自己决定,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小芝麻粒的干部,竟敢干涉我的生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听后很是生气,但也不敢再解释什么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岛,她嫌从元帅府到鹿回头的路途远,能不能另修一条较近的路?当地驻军便为她修了一条过山公路。因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时不准有任何响声,开山时不能用炸药。干部、战士就采用火烧、用水激的办法将石头激裂,费尽心机。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条,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箱,汽车若干辆,等等。就是到北京的远郊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岛玩儿,叫我和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邬吉成去打前站。我们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准备出发,她非叫我们把火车票退掉,派了一列专列火车,先叫我们给她蹚蹚路,看坐火车有什么危险。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畅行无阻。中途经过山东济南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向我们交代注意事项和对江青接待服务的计划,可谓兴师动众。铁路沿线的保卫部门和沿途部队不知道专列上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各个车站和路口都有部队和便衣公安人员把守。她去青岛心切,把空专列放回北京,又叫空军派了一架专机把我们二人从青岛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儿了20多天,感到腻烦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儿,下令从北京调去专列。专列开到上海以后,她又改变了主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将空车放回。
作者简介：
杨银禄，1967年10月调任江青机要秘书，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是江青四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