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我从人群拥挤的石板路上走进桐园，一下子就把尘世的喧闹隔在了窗外。秋风送来桂花的香气，不浓不淡，恰到好处地浸染着这处古朴的空间。

龚正先生就坐在那里。他讲起自己从家中出发来赴这场约时的情景——挤上满是游客的小火车，在人群里穿行，穿过河下古镇的街巷，从热闹走向安静，最终落座在这方属于文学、属于诗歌、也属于友谊的空间里。

他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好。

我想，那是一种从庸常的忙碌中抽身而出的美好，是一种让灵魂暂时栖居于文字之间的美好。当一个人愿意为了一场关于诗歌的聚会，在午后挤上小火车，穿过古镇的人流，那他的心里一定还装着某种珍贵的东西——那份东西，大约就是诗。

龚正先生讲起几个故事。

1987年1月8日下午，他和张玲玲前往冰心先生家中取一盒为“中国诗人录音馆”录制的磁带。赵恺先生叮嘱他们，与人约好时间，要准时正点，这是必要的修养。他们两点钟便进入北京民族学院的大门，沿着那位维吾尔族老师指点的方向——“向前走一百米右拐，顺着胡同再右拐再左拐，第一单元二楼左手”——找到了冰心先生的家。两点五十五分上楼，在门口等候，三点整敲门。门内传来冰心先生女儿吴青的声音：“淮阴的客人到了。”前后不过五分钟，取罢磁带，起立走人。

龚正先生说，这让他懂得了一件事：守时是对人的尊重，而尊重，恰恰是我们能从平常生活中拓展出诗意的第一步。

他还讲起一个从赵本夫先生那儿听来的故事：几位作家在新疆戈壁滩上吃西瓜，随手将瓜皮丢弃。同行的新疆作协一位年轻女工作人员却默默地挖了个坑，将瓜皮归拢好，用沙子盖了起来。有人不解。她说：在我们看来是扔掉的瓜皮，在沙漠里，说不定就成了后来缺水之人解渴的应急之物。

龚正先生说，这让他想到作家应有的慈悲——心中要装着他人。装一个人，你的爱便有了去处；装一群人，你的爱便有了宽度；装天下人，你的生活空间便开阔了，你的诗意便有了纵深。

还有沱沱河源头的故事。艾煊先生与储福金先生去云南采风，艾煊执意要去看沱沱河的源头。越野车沿河而行，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源头还没有到。同行的云南作协同志说：我们一直在沱沱河的源头走。沱沱河的源头不是一个点，它很长，我们行驶的每一段路，都是沱沱河的源头。

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是一个多么朴素的真理——我们不必总去追寻那个遥不可及的制高点，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可能成为抵达远方的高点。

龚正先生念了一首诗，题目叫《我期望有一所小房子》：

我期望有一所小房子

房子前有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有两把小椅子

椅子上坐着两个小人子

小房子里有一张小床

小院子里有一棵小树

小椅子旁有一本小书

两个人在此终身厮守

于是守候阴晴圆缺的月亮

于是守候春华秋实的向往

于是守候风雪之夜的温暖

于是守候乐少苦长的凄惶

我期望有一所小房子

房子前有一个小院子

小院里植种些缤纷的花草

将红豆长成多情的太阳

那是一种顶针式的回环往复，像石子投入水面后一圈圈荡漾开去的涟漪。简白的字句里，藏着一个人对生活的全部想象——房子虽小，心却可以装下整个天地。我们的心就是一所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故事，有温暖也有苦痛，有欢笑也有叹息，有爱甚至也有恨。

龚正先生说，诗歌创作有一条基本的原则：把具象写成意象，把具体的写成抽象的，那是向高级迈进的途径。你写一朵花，不要让你的读者只读成一朵花。你要让他能根据自己生命的体验，从这朵花中读出他所经历的风雨、阳光与雨露。好的文字要给读者留白，让他在你的诗句里找到他自己的故事。

龚正先生又讲起2003年那次广州之行。

大年初二，他与几位友人驱车南行。车子行到江西境内，山间道路已有薄冰。他们一路向南，看到的多是山的背面——冷峻、冷酷，呈现出一片桀骜的面貌。归途时，他执意仍要驾车返回，说要顺着阳光再看一遍同样的风景。果然，逆着光走时看到的山色与顺光时截然不同，一路春光明媚，与来时判若两番天地。

他说，我们常说的“波光粼粼”，其实只有在逆着光时才能看见。顺着阳光看，是看不到粼粼波光的。

这个细节让我忽然明白了什么。生活中的许多美，都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发现。同样一段路，逆光与顺光，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致；同样一段人生，站在这个角度与站在那个角度，看见的也许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哲学的“两点论”提醒我们：不要拘泥于一个点，不要走进死胡同。当你能用两个点、三个点甚至一个面、一个立体去思考问题时，生活呈现给你的，便大不一样了。

龚正先生深情地讲起他的两位老师——赵恺先生和萧兵先生。

他们都曾被错划为“右派”，历经生活的磨难。赵恺先生的微信名至今仍是“惜墨如血”四个字。他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郑重如血，不可随意。萧兵先生有句名言：“人是被冻醒的。”龚正先生说自己用了三十年才真正懂得这句话——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痛，就不会感知生命中的暖。

萧兵先生被下放时，在马车站铡草，左手四根手指被铡刀切掉。就是在这种境况下，他完成了楚辞研究，成为中国楚辞研究最顶级的专家。他冬天睡木板床，盖极薄的被子，对自己要求——要受冻。他用生命去验证那句“人是被冻醒的”。

龚正先生又讲起与赵恺先生相处的点滴。赵恺先生习惯坐副驾驶，师徒二人一路开车一路聊天。每当茶水不冷不热时，赵恺先生总是让驾驶员先喝第一口茶。下车时，他一定站在路边，等车子掉过头来，向你招手，目送你离开，然后才转身。每一次去北京人艺看戏，他贴耳叮嘱：“不要讲话，你不知道你的前后左右坐着什么人，说不定都是中国最顶级的大家。”

这些细节让我想到，所谓文学的力量，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宣言里，而在这样平凡而庄重的日常瞬间里。一个人的修养，就是这样一天天累积起来的；而一位真正的文学前辈，也就是用这样一个个微小的动作，把自己的人生态度传递给了后来者。

龚正先生又讲起一九八九年的春天。他参加江苏省作家协会入会培训班，在南京中山植物园的会议室开班。窗外下着绵绵春雨，会场中间摆放着许多盆栽的花。开班时，花开得繁盛鲜艳。七天的学习班，春雨也下了七天。到结业那天，还是同一间会议室，花瓣却已纷纷枯萎、一瓣一瓣地跌落下来。

他说，当花瓣跌落的时候，他听到了花瓣跌落在猩红地板上的轰然声响。

七天。从灿烂到凋零，只有七天。那花瓣是青春，是我们走过的一段路，是一场陪伴过我们的爱情，是一段风花雪月。错过了，跌落了，就永远地错过了。蒋碧薇写她和徐悲鸿的恋情时，曾用一个比喻：一个瓷碗跌落在地上碎了之后，哪怕锔得再完美，都是有裂缝的、有缝隙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错过了的东西不可能再嫁接上去，跌落的花瓣不可能重新回到枝头。生命给予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用一个作家的敏感之心去细细体察。

龚正先生还讲起1988年与余秋雨先生的一段交往。

那年余秋雨来淮阴师范学院讲课，龚正受命开车送他回上海。途经苏州时闯了红灯，余秋雨下车与交警交涉，一番话后便放行了——因为他听说车里坐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到了上海，余秋雨带他去零陵路上的粤菜馆，点了四个菜，两人就着两瓶光明牌啤酒谈天。

那夜，龚正睡在余秋雨书房里搭的临时床上。四壁皆是顶天立地的书柜，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压迫感，几乎喘不过气来。余秋雨在路上跟他说过：一个人要成功，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这句话是弗洛伊德说的。龚正睡在满壁的书柜中间，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成功”的重量——那重量，其实是一屋子书的重量。

第二天，余秋雨送了他一本书，叫《艺术创造工程》。书的开篇第一句是这样的：“忘记了我的眼睛是怎样发现这一段文字的，反正它一下子把我点燃起来了。”

龚正先生说，这本书至今仍放在他的书案上，他时常翻看。

我在想，这大约就是文学代代相传的方式——不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而是一本书的开篇之语，一个深夜的约定，一杯茶的温度，一段在书柜环绕中难以成眠的夜晚。它们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们：要走得远，就要读得多；要站得高，就要把身体放得低。

讲座接近尾声时，龚正先生念了他写的一首诗，题目叫《不怕风》：

我要去看你

你说起风了就不要过来

我不怕风

风和冷算什么

心中的暖

无惧风寒

路一程，风一程

在赶路时能体会到艰辛的滋味

人是被冻醒的

有了缝隙中长出的绿

才能成为远行的标配

他写这首诗用了三十年——准确地说，是为萧兵先生那句“人是被冻醒的”，他揣了三十年。

散场时，桂花香气依旧，仿佛一场诗意的约，连气味都舍不得散尽。我走在河下古镇的石板路上，反复回味着讲座里那句话：沱沱河的源头不是一个点，它很长，我们行驶的每一段路，都是沱沱河的源头。

那么，生活大概也是这样。诗意不是一个遥远的彼岸，它就在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里——在逆着光才能看见的粼粼波光里，在沙漠里被沙掩埋的西瓜皮里，在等车掉过头来才肯转身的那份郑重里，在中山植物园跌落的七天花瓣里，在满壁书柜的压迫感里。

诗不在远方。诗在我们用心生活过的每一个日常里。

（图文均转载自10月7日《神气六国淮安话》公众号）

朱天羽，淮安市淮安区融媒体中心总编辑，也是记者和地方文史研究者。深深植根于淮安当地文化宣传和新闻领域，是当今的网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