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经4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不缠绕在我的内心。怀念父亲对我的教育，感恩父亲指给我的道路，感谢老人歇尽全力给我的幸福，我难以平复自己的内心。断断续续，用了几年时间，写了纪念父亲的文章，一直没有胆量与机会发出来。今天，是父亲诞辰纪念日，我也进入古稀之年，斗胆发出来，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内心略微平复一下。
我 的 父 亲
图/文：李淑惠
我的父亲生于1929年九月初一，198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去世，在世仅短短的52年，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处理问题的睿智和豁达，对家人亲朋的付出和包容，对我们儿女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他和邻里相处的品德和涵养，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至现在我们家附近十里八村老一辈熟悉的人提起父亲都无不称赞。
经历过黑暗的人，最清楚阳光的温暖。
爷爷早年多病，告别人世时，丢下父亲、叔父和奶奶，还有父亲的爷爷奶奶因哮喘等顽疾常年卧床，这个孱弱的家庭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艰难度日，父亲当时虚龄仅12岁即被迫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老家一解放，父亲看到了新社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给农民翻身的希望，看到了自己一家四代过上幸福生活的前景。明白了跟上共产党自己就能有前程。于是他踊跃加入了共产党，除过起早贪黑完成本村的工作，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为社会发展和更多农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土改完毕之后，县里指派父亲到郭家庄管区担任文书工作。郭家庄是后来我爱人的村庄，我的公公，年轻时与父亲曾经在县城山货铺子“三合成”里一起学过相工，这时候他们短暂的再会，也可能为我们成婚埋下幸福之根。
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之后，父亲又回到村里，铺子里学会的记账与算盘加上父亲的细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小队与大队会计的岗位，父亲特别珍视，真正是日清月结，分文不差。每次公社赛账，父亲都能受到肯定与奖励。
组织给了父亲火热的生活与最美好的前景，也激发了父亲为群众办事的动力。父亲积极介绍先进分子入党，为党组织扩大尽自己力量。年轻时我们不清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到丈夫部队甘肃酒泉去探亲，时任后勤处长户兴顺的岳母刘阿姨告诉我，她离我们村几里地，我父亲还曾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家里人口慢慢增多，1963年，父亲为我们家申请批下来一院子新桩基，并在当年箍起了两孔大窑洞，三年后搬迁新居，离开了过去蜗居多年的一孔小窑和两间简陋的瓦房。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红火，父亲曾高兴的在自己笔记本扉页上按照报纸刊登的式样，以钢笔画出了雷锋戴帽子的形象，旁边的松树也是十分生动。但祸从天降，父亲的党籍突然被开除了。原来公社驻村工作队刘姓人员，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人匿名反映到公社。这个刘性人员有家有口，这样的事在民风淳朴的村子影响不小。村子里有文化的人为数不多，刘某想借机报复，正好在父亲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最后以“知情不报”为罪名开除了父亲党籍。据说当时在全公社的党员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起因是1960年大量河南逃难人员来到我们当地，难民中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投奔在我们邻村她的亲戚家，我的本家三爷小时候父亲被土匪打死，小小年纪逃荒要饭，外出流浪，十几岁才回到村子，尽管三爷回村后吃苦耐劳，但四十来岁仍独身生活。这个女人正好与三爷同岁，父亲托人让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这个女人为人实在又聪明勤快，死了丈夫，她带着自己的儿子明岐（后改姓李）一起走入这个家庭，本来是件好事。但两人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上的差距，使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儿子不甘心居人篱下，说他父亲没死，平时谎话连篇，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有一天突然骑一辆自行车回村，父亲发现后劝他去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他说不能去，因为他还参加了一个反动组织，父亲问他怎么活动，他说是通过纸条单线联系，父亲说要看一下纸条，他说看完后吃了，父亲当时很无奈。但明岐当天还是去了县公安局，并交代他的情况给他大哥即我父亲说过，父亲被叫到公安局，在雪地里冻了一夜，父亲知道什么呢？结果是明岐被判刑七年，父亲被以“知情不报”为罪名开除党籍。
这苦那苦，被组织误解是最大痛苦。这过不去，那过不去，失去组织信任个人内心难以过去。父亲对自己的党员身份非常看重，面对着公社那么多党员关心，面对着三代人的家庭，父亲痛苦到了极点。白天正与人说话，半夜睡觉也会突然痛苦的抱着头，用力的按压，有时捶打不已。
无奈之下，父亲给县检察院多次写信申诉，直到WG开始。既然父亲是因明岐案件受到处理，要平反就需找到案件的原底，1979年我大哥去县公安部门查明岐一案的档案材料，正好公安部门在整理档案，过去的材料都摊在几张桌子上，材料很快找到，所列罪名有三条，1、偷盗成性。2、对公安人员态度恶劣。3、参加反动组织，企图推翻共产党。工作人员给我大哥出据了证明，后经查实，案件中所谓的反动组织，纯属子虚乌有，是明岐当时为扰乱组织审查在胡编乱造。1979年底阳光重新照亮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更照亮了父亲的心。组织经过了解正式为他评反，取消了这个父亲背负多年并深受影响的不实处分，重新回到组织之中。
好在父亲的为人，组织和领导还是清楚的，1969年西安到韩城铁路开始建设，大量民工组成建设队伍，因父亲踏实可靠，为人正直，在工程项目中担任了保管员，一干就是两年。1971年，省里决定我们县与白水县共同修建石堡川水利工程，父亲又转战白水县纵目公社落雁村，离家一百二十里路程又干了近十年。1980年父亲被抽调到罗家洼公社管后勤。但无论是参加西韩铁路建设，石堡川水库工程，还是在公社管后勤，父亲一直挣的是“工分”，受冤被开除党籍十六年，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却对身体和精神造成了永远不可逆转的伤害。
父亲虽然只上过两三年学，但他看过许多书，当我们一家老小在一起干活时，父亲都是边干活边给我们讲故事，对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讲司马迁家族将姓氏改为“同”和“冯”的故事，因为我妈姓同，好像父亲在讲我妈家族的故事。还有一天，父亲给我讲《李自成起义》的历史故事，我问父亲你咋知道的这么多，父亲说他是在一本历史课本上看的，这个课本的书皮上写着“李淑惠”，我当时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父亲这种对我没有怒吼，没有耳光，只有娓娓道来，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深刻的影响了我一辈子。
等到父亲声音大时，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当时由于我已经高中毕业并回村劳动两年，对学习和考试缺乏信心，这个时候父亲坚定的告诉我：“我不要你去干农活，不要你去挣工分，只要你坐下来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是吃商品粮，坐办公室”！1979年高考仅百分之四的录取率，我幸运被西安统计学校录取。父亲兴奋不已，在我开学时，为了节省路费，父亲联系了公社的一辆大卡车，顺路把我和父亲拉到西安，领着我报到，直到与我一起铺好床，放好了他找人精心为我准备的小木箱，尤其是在箱子固定的后半盖上，订了一块小铁皮，为我那一点点钱与粮票加了保险才高兴回家。
父亲一直爱读书学习，在父亲眼中，有文化有知识有本事的人，才值得人们尊敬。记得小时候，每次轮到我们家管老师饭，父亲都一定叮咛母亲和奶奶，把家里仅有那一点白面给老师做上，亲自给老师端饭端汤。
父亲在自家院子里，栽果树，种药材，养蜜蜂，养兔子等，换取现金收入，除补贴家用外，挤出有限的收入买书，以至后来我上高中时作业量很少，把家里的《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等书，拿到学校与班里同学偷着分享。
1950年代，姐姐因村里只有初级小学，再无女孩做伴到外村读书，读完初小停学。1960年代，大哥读完初中后，不想再去上学，父亲找人让大哥去公社铁木业社学习电焊与修理自行车、架子车的手艺。1970年代后期，大弟弟初中毕业，没有被推荐上高中，踊跃报名参军，去了新疆部队服役。父亲离世时，母亲面对着上有70多岁婆婆，下有后辈9口，三个孩子尚未婚娶，仍坚持按照父亲遗愿，供小弟弟读完高中，直到在上海纺织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你老人家的家孙外孙和重孙辈，先后有13人大学或大专毕业，有3人考取了硕士研究生。
经历过失去父爱的痛苦，最清楚给家人厚爱。
我小时候，有一个故事奶奶不知讲过多少遍：爷爷去世后的第一个年关，父亲赶着老牛，驮着几十斤小麦，小脚的奶奶在后边跟上，到七八里远的罗家洼赶集，准备卖掉粮食换点物品。好不容易把粮食卖掉了，拿上钱让附近的熟人看看，说钱是假的，机灵的父亲注意到了买粮人是从一个墙豁过去的，身体单薄的父亲不知那来的勇气和胆量，跑出了市场，跨过了墙豁，最终用尽力气抱住那个人的腿，硬是夺下了救命钱。母子抱着大哭，终究为全家人买回了过节物品。父亲从十几岁开始，在村南自家地里开始栽杏树，梦想着自己长大后，成家立业，既可以靠杏园生活，还可以在园子里尽享天伦之乐。解放后，杏园入了社，逐渐被破坏了。
1943年村里保长要拉壮丁，因父亲年纪稍大，十五岁已是家里顶梁柱，不得已，奶奶忍痛割爱，将小父亲十岁的叔父过继给大爷爷。但父亲坚持关心自己弟弟，支持帮助弟弟上学。有一年我与小弟弟岳父拉家常，说起他当年与我叔父是初中同学，见过我父亲，父亲个子高，长相好，常去学校给叔父送馍，叔父在过度紧张时有头痛的毛病，是父亲多次给购买一种叫“艾罗补液”的药品送到学校，他们同学都羡慕叔父有个好哥哥，对他弟弟的关爱照顾是刻在骨子里的。
在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都是父亲用他慈善温和的声音，坚定地为我作主定舵。
在我两岁时，父亲因病在县医院住院治疗，同村的一位伯伯来家里看望，夸我多可爱，实际上是他家只有一个儿子，伯伯想抱养我这个女儿。正巧，妈妈说我父亲病了，家里孩子多，管不过来。伯伯立马接茬说让他抱走，妈妈说行，但得到医院给我父亲先说一声，妈与父亲商量时，父亲也答应了，但要待他回家再抱走，等父亲病愈回家后，伯伯再次商量抱养我的事，问我父亲要什么东西，他给买。我父亲说，“给我买件皮袄就行”，伯伯说买件最好的二毛皮袄行吗？我父亲笑笑说：“给我买件蛤蟆皮皮袄”。伯伯眼看着没戏只得作罢，这样我仍然是父亲的女儿。
邻居拴海叔介绍我和李建印订婚时，全家人为难。因为有人说建印年龄大，长得黑。父亲在熟人中打听之后，果断的说：建印人实在，身体好还聪明，即使一辈子在农村，你也受不了饿，就是他了。建印参军后，父亲亲笔给写回信，鼓励在部队好好干，也顺便说了我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的事。八一年我毕业后分配在蒲城县统计局工作，澄城县过一年一度的九月十三物资交流会，父亲和母亲冒着大风，为我置办了结婚用的毛巾被，大红缎被面，脸盆等物，特别是那条桔黄色的毛巾被，我至今一直仍然喜爱。令我伤心的是，父亲在我和建印结婚前四十天离世，沒能等到参加他女儿的婚礼，也没有享用过一分他女儿“吃商品粮，坐办公室”后还挣来副县级待遇的工资。
在父亲眼里，他的六个儿女，个个都是他的心头肉，他要求儿女们端端正正做人，让儿女们尽量多上学，尽可能的掌握一技之长。在父亲的儿女中，二哥最为聪明，他是父亲的骄傲，是家里第一个，当时也是家里唯一走出农门的，从16岁离家参加工作，年年是先进，在父亲背负政治压力之下，经过自己积极努力，光荣入党，成为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公司唐山陡河电厂工程处团委书记。但天妒英才，让这位住在工棚与工人实行三同的年轻人，在1976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中，年仅二十四岁时付出了生命。
二哥遇难后，父亲一个人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当看到一家人生活大乱，奶奶痛哭不止，母亲精神有点失常，孙子七个来月大小，父亲只能是背过家人，自己偷偷流泪。再剩下所能做的，就是到唐山看看，1978年正月下旬，父亲乘汽车，换火车，辗转去了唐山，穿着老式棉袄，中式棉裤，扎着腿带，路过北京在天安门前留下一张照片，后来竟成为父亲葬礼上的遗照以及我们子女每逢节日思念和祭祀父亲的唯一一张单人照片。在乡亲和工友们陪同下，父亲来到二哥遇难处，一声“儿子，大看你来了”没有喊出来，当场晕厥过去，多亏在场人员及时抢救。现场看到大地震后留下的惨状，更加思念震亡遇难的儿子，了却一桩心思后不是释然，而是更加重了父亲的悲痛。
1959年冬季，父亲得过一场大病，昏迷了几天几夜，服用了大量异烟肼后，导致父亲患上了药物性肝炎，体质变差。
生活的压力，政治的压抑，特别是二哥的突然离世，多重打击之下，终使父亲身心疲惫难以支撑，后因肝癌，肝腹水，多器官衰竭，虽经去西安多家医院检查诊治，奈何现代医学技术无力回天，父亲不得不停下前行的脚步，离我们而去。父亲曾送别了几个长辈，却没能给他的母亲送终，曾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却没能等到我们伺奉！但是，在我心中，父亲他永远活着。他那高挑单薄的身材，是那样的伟岸，他虽是老式的着装，头脑却始终是那样的现代。我时常在想，父亲要是能像梦中一样还健在该有多好！看着家里的酒瓶，心里还想着父亲要是能像几十年前那样，偶尔喝上两小杯，会有多么香醇！
作者简介
李淑惠，1957年生于陕西澄城县。1979年考入西安统计学校，先后在蒲城、澄城县工作。随丈夫到酒泉工作，统计师职称，直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