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苍山牧云

摘要

权力之授受脉络，实定吏治清浊之根本。本文以明清捐纳制度、历代恩庇网络为历史镜鉴，参以当代跨国实证研究之发现，论证一核心命题：凡受恩于私门而获公权者，其履职必先报私恩而后及公义，廉洁奉公缺乏制度根基。文章更辨析选举问责之效度条件，指出现代民选政权非万能之方，然在制度配套成熟之际，其遏制腐败之比较优势，既有史册可征，亦有数据可验。权力来源公共化，是吏治清明之必要条件——虽非充分条件。

关键词：公权本源；捐纳制度；恩庇网络；选举问责；吏治清浊

一、引言：源清则流洁，本固则枝荣

“受恩于私门而获公权者，孝主存身倘不易，何能为他人谋幸福？”此问直指权力伦理之根本困境：公职若源于私恩而非公授，掌权者第一效忠对象已然错位。韩非有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盖谓权柄当自下而上，源于众望，非私门之馈也。本文打通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证研究之隔阂，从制度分析视角，审视权力来源与吏治清浊之内在关联。

二、捐纳之弊：公器商品化与制度性溃败

清代选官，科举为正途，捐纳为异途。然清中后期，捐纳已成主渠道。有学者统计，中后期官员出自捐纳者逾六成。这意味着多数治理者之权力来源，非考试竞争之才学胜出，乃银两交易之财力比拼。

捐纳之弊，不在买官者个人品德，而在制度逻辑之倒错。候补知县缴银取得资格后，尚需打点督抚以获实缺。清人郑端《政学录》载：“临选时，垂涎膘地，营求打点。到任后，为债所逼，凡事掣肘。”专为穷官提供高利贷之“官吏债”应运而生，放贷者随官赴任，从陋规收入中分红，“实际上已经由债主转变为股东”。

背负高利贷之官员，其行为逻辑与商人无异——“彼辈以官为贸易，略一侵吞钱粮，已逾原捐之数”。此非个别官员道德堕落，乃选官制度将公职异化为投资标的之必然系统性腐败。康熙朝监察御史陆陇其疏言：“若保举可以捐纳，则清廉二字可以捐纳而得也。”然直言者获罪，陆陇其遭祸，反对捐纳之生员贺世圣竟以“大逆”处斩。

道光皇帝对翰林张集馨坦言：“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乾隆处决贺世圣之上谕亦承“纳赀授官，本非善政”。明知其害而不得不行，恰说明：缺乏替代性财政工具之传统体制下，卖官鬻爵成应对战争、河工、赈灾之无奈选择。相形之下，同时期欧洲城邦与英格兰已发明国债制度，“国债只是借有钱人的钱，以后还本付息就行”，而捐纳借钱不还，以官职相抵。两种筹款方式之差异，终指向两种权力伦理。

三、私门之网：恩庇体制与公器私化

若捐纳将公职商品化，恩庇体制则将公职家族化。路径不同，后果则一：公权沦为私器。

海地杜瓦利埃王朝为极端案例。弗朗索瓦·杜瓦利埃1971年临终前修宪，将总统任职年龄自四十岁降至二十岁，令十九岁之子让-克洛德继任终身总统。此家族视国家为私产，“把广大群众看作可以任意使唤的家奴”。其治下，八成人口年收入不足百美元，文盲率达八成五至九成。更触目惊心者，约一万二千海地人被海地官员贩卖予多米尼加官员，每人售价仅十一美元。公权彻底私有化，国民便非公民，乃可处置之资产。

洪都拉斯国家反贪腐委员会2024年报告显示，总统卡斯特罗家族一百一十五人任政府高层，较前年五十五人暴增逾倍。仅与总统有亲属关系之六十九名官员，月薪合计超二十四万美元——足以雇用五百零二名平均月薪五百美元之普通员工。危地马拉新总统上任不足一月，开除前政府八百七十八名官员，因这些职务多通过裙带关系取得，不乏“不用做事却光领薪水的‘幽灵职务’”。

中国历史教训同样深刻。西汉外戚干政贯穿始终。汉成帝时，王氏家族“轮流坐庄”，史载“五侯群第，争为奢侈，赂送珍宝者，四面而至”。京兆尹王章因奏劾王凤专权，未等廷议定谳，便被罗织大罪下狱处死。其党羽张禹靠王凤荐举升至丞相，每日入府议事必先探问凤府起居，断民间讼案先暗托门客打听王凤意向，凡涉王氏田产侵占乡邻之案，一律压下不问。京兆郊县乡民状告王氏族人强占农田三百顷，状纸递到张禹案头，连月积压成灰，始终不得开审。朝野有谣：“要做官，找王门；要申冤，等黄天。”最终王莽篡汉，西汉覆亡。

明嘉靖朝严嵩当国廿一年，其子严世蕃掌工部铨选，州县府道官缺明码标价。《万历邸钞》录严氏抄家清册：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书画珍玩不计其数，大半得自买官者献纳。浙江嘉兴府缺同知，海盐县富户以银六千两献世蕃门下严年，得授此职，到任半年便以“修筑海塘”名义摊派税银二万两，三倍收回买官成本。嘉靖晚年北地俺答入寇，边防军饷半数被严党截留分肥，边军士卒饥寒交迫，史载“卒有饥毙于城上者”。

清雍正朝年羹尧平定西北后，恃宠举荐私人入仕，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州县官半出其幕府。《朱批谕旨》存雍正帝朱批：“年羹尧前后保奏文武官弁，多至数百人，必有徇私之弊。”陕甘驿道沿途州县，但凡年氏幕府旧人，皆以“供办军饷有功”名义加级拔擢，到任后为报知遇之恩，驿站公差往来一律免百姓驿赋，年府家人过境更派民夫扫径铺彩，沿途耗费全从州县公银开销。年羹尧获罪后，抄出其门人馈送礼单，仅甘肃一省州县官员献银不下二十万两。层层嵌套之私恩网络里，官员升迁黜陟全凭主家一言，小民生计不过私门盘剥之剩余物。

蒋介石政权组织逻辑亦复如此：财权由妻兄宋子文、连襟孔祥熙掌握，特务头子戴笠、嫡系将领陈诚、汤恩伯等皆浙江同乡，“乃至侍卫官、外层警卫队以及司机、厨师等都是自己原籍奉化县人”。以人身依附为纽带凝聚之团队，圈子内看似紧密，紧要关头必然离心离德。

四、民选授受：权责明而制衡严

有鉴于此，乃深知：欲使公器不为私门所窃、公权不为恩幸所蔽，必溯权力之源，使职不虚授、权有所出。民选之制，非徒为形式，实本于权力行使者须对选民负责之原理。选票既非贿买能致，亦非请托可得，故得位者必须躬行实务、体察下情，方能再获推举。一任之间，倘知孳生贪墨、侵渔百姓，下届推选即无以自存。彼于任内，纵无大公之心，亦有畏失位之惧，其敛财之贪、作恶之胆，必较私门得官者有所敛束。

十九世纪末英国威斯敏斯特市政厅推行民选自治改革前，市政员多由贵族与财阀保荐任命，每年涉及街区排污、路灯铺设、公产租赁之贪腐案，占市政总经费支出近两成，街头污水横流，劳工聚居区常年无干净自来水供应。1888年地方政府法案落地后，市政员全部由辖区选民直选产生，任一街区排污、道路修缮项目，必须公示预算和施工进度，选民可随时质询，贪腐案年发生率十年内骤降九成，贫民窟通自来水覆盖率从不足三成升至九成二。1901年年报明确标注：“市政员的留任资格不再依托上级庇护，而系于选民日常投票，中饱私囊的空间被制度性压缩。”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多由各省军政长官保荐指派，军阀派系分肥之下，执政者更迭频仍，民众毫无政治参与渠道，财政支出大半耗于军阀混战军饷，文教、卫生拨款常年不到预算一成。1947年正式颁行民选宪法后，地方自治试点县份公职人员由选民直选，苏南某试点县当年参议会便驳回县政府欲挪用教育经费补军费之提案，倒逼当局把七成以上公共预算投向乡村小学兴修、灌溉水渠疏浚。权力归属一旦从私门派系转移到普通选民手中，公权行使逻辑自然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下负责”。

然而，选举问责并非自动生效之灵药。V-Dem研究所简报指出，“自由公正的选举与较低的腐败率之间存在稳健的关联”，但“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腐败水平最高”。选举形式存在并不自动带来问责实质效果。Schleiter与Voznaya基于全球八十个民主国家比较研究表明，政党体系制度化程度为被忽视之关键变量——制度化不足之政党体系中，选民难以将腐败责任归因于特定行为者，选举问责惩罚机制因此失效。

选举周期本身亦可能产生反向激励。基于全球政府采购数据之研究发现，选举前夕单一投标率上升1.3至6.1个百分点，表明腐败风险在选举临近时反而增大。选举制度设计质量——包括竞选资金规范、采购透明度、审计独立性和媒体自由——与选举本身同样重要。

然承认选举问责之条件性，不等于否定其比较优势。哥伦比亚2019年市长选举期间，一项在近七百市镇随机实施之干预措施有效减少舞弊和贿选。追踪发现，选举更清洁之市镇在随后四年公共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当地政府采用更具竞争性之采购方式，面临腐败相关司法调查亦更少。机制分析表明，选举质量改善通过两个渠道发挥作用：选民得以选出更正直之领导人，选后问责压力亦促使在位者约束自身行为。

乌干达地方治理数据提供另一佐证：对七十五个区、两千余名地方政治家和官僚问卷调查发现，地方选举产生之政治家诚信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该区公共卫生服务绩效指标提升0.2至0.4个标准差——政府机构分娩率提高4.4个百分点，拥有厕所家庭比例提高4.7个百分点。巴西审计实验则展示信息透明与选举问责之联动效应：公开披露之审计报告显著增加腐败市长被选民惩罚之概率。

五、结论：惟民选政权为时代正道

本文核心立场明确而有限度：民选政权并非腐败之免疫剂，但相较于权力来源于私恩授受之体制，其在制度逻辑上具有不可替代之优势——将权力授予过程置于公共审视之下，使“报恩于私门”之行为逻辑失去合法性根基。

需要坦率承认，选举民主之腐败抑制效果高度依赖制度配套：政党体系制度化、司法独立、媒体自由、财政透明度以及公民政治参与质量。转型期民主国家腐败水平往往高于成熟民主国家或稳定威权体制，此“J曲线”现象提醒我们，制度变迁成本真实存在。

但同样真实者，将权力来源彻底私人化之体制——无论表现为捐纳卖官、家族世袭还是恩庇侍从——其腐败是结构性、不可自我矫正的。此种体制中，腐败非制度之偏离，乃制度之本质。当官员职位本身即为一笔投资时，期望其以公共利益为先，无异于缘木求鱼。

权力来源之公共化，是吏治清明之必要条件——虽非充分条件。此判断，既有历史经验为镜鉴，亦有跨国实证为佐证。承认其不完美，不等于否认其优于替代方案；正视其条件性，恰恰是为更审慎、更诚实地推进制度建设，而非以“不完美”为由为私人化权力垄断辩护。

嗟乎！时代之潮，浩浩荡荡；民心所向，不可违逆。私门授受，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民选授受，如疏川导滞，水既导，患自消。故曰：欲避腐化，必行民选；欲服务民，必尊公意。使权不出于私门，则廉吏自出；使官不负于选民，则治道可兴。此非空谈，乃历代公私档册所共证、中外治乱兴替之铁律也。

参考文献：

1、Schleiter, P. & Voznaya, A.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Corrup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2、Ferraz, C. & Finan, F. “Exposing Corrupt Politicians: The Effects of Brazil‘s Publicly Released Audits on Electoral Outco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2), 2008.

3、Montenegro, M. & Garbiras-Díaz, N. “Electoral Integrity and Local Development: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olombia,” 2026.

4、Habyarimana, J., Khemani, S. & Scot, T.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Selection for Bureaucratic Effectivenes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22.

5、Seim, B. “Does Corruption Undermine Democracy?” V-Dem Briefing Paper No.

6.甘肃纪检监察网：“捐纳制度加剧明清吏治败坏”，2024年10月9日。

7、甘肃纪检监察网：“古代’官吏债‘是怎么回事？”，2024年9月5日。

8、姚春涛：“加勒比海上的‘鞭子政府’”，《人民日报》。

9、“洪都拉斯總統家族掌控政府 115人任高官”，星洲日报，2024年7月4日。

10、新浪新闻：“裙带之上无月明”，2017年10月23日。

11、《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12、《万历邸钞》嘉靖四十四年抄没严氏党羽财产清册。

13、清雍正朝《朱批谕旨》年羹尧保举私人案御批。

14、1946年《参政会公报》国民政府侍从室荐任官名单。

15、英国威斯敏斯特市19世纪末市政员选举廉政年报。

16、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地方自治试点相关档案。

备注：

作者系中国辞赋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骈体文创作中心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特约研究员潘成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