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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刊第4146期
戴望舒正传
第二卷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一章 诗名初振，施宅寄情
一九二八年夏秋，沪上文风清变。
一年前落笔于江南梅雨的《雨巷》，经《小说月报》刊发之后，悄然风靡江南文坛。字句间的烟雨彷徨、幽寂清愁，洗净彼时新诗坛或直白呐喊、或空泛仿古的浮躁，令无数沪上文人耳目一新。
虹口公益坊水沫书店的书斋，日日有文客慕名而至，欲见这位写尽烟雨愁思的青年诗人。戴望舒却始终淡然自持，依旧晨昏伏案，或审校文稿，或研磨译笔，与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灯下论文，日日如是，不因骤然鹊起的诗名，乱了书斋方寸。
一日收稿闲暇，四人围坐窗前，案上清茶微凉，窗风拂动纸页簌簌。
刘呐鸥手执刊册，眸光清浅：“望舒此诗，胜在气韵孤幽，不随流俗。如今沪上少年争相效仿雨巷笔意，只是形似朦胧，却学不来你彼时避世沉吟、心事浮沉的真意。”
戴望舒指尖轻拂稿纸，神色沉静：“烟雨心境，皆由境遇而生。一时笔墨可仿，一世心绪难学。新诗当寻万千路径，不该拘于一格。”
杜衡微微颔首：“象征诗境固然独到，然新文学拓路，仍需兼容中西、广开视野。我们守着这一方书斋、一间书店，便是想慢慢引域外文思入境，慢慢打磨当代新诗的筋骨。”
施蛰存望着在座几人，缓缓开口，语气温雅得体，带着旧式文人的温润分寸：“上海城里车马喧嚣，人心浮动，要静下心来做文章，实在不易。诸位若是厌倦了市中的纷扰，不妨到松江寒舍小住几日。地方清静，少有人来打搅，正适合读书译稿。”
他这话是对着在座众人说的，并非单单邀约一人。杜衡与刘呐鸥听罢只一笑应和，并未放在心上，唯有戴望舒默默记在了心底。上一回避祸暂住施家，他已经见过施绛年，少女羞怯安静的模样，早已悄悄留在记忆之中。如今听闻松江施宅清静可居，心底便生出再往松江小住的念头。
自此往后，戴望舒便时常往返沪松之间，闲时栖居松江施宅。
一九二七年乱世避祸的匆匆一面，早已尘封记忆。彼时仓惶流离，心境沉郁，不过匆匆一瞥，未曾深交。而今时局渐稳，岁月从容，往来朝夕之间，才有了慢慢相识、缓缓相知的机缘。
施宅是松江书香旧户，家风端雅，礼教温良。彼时的施绛年年方十八，娴静居家，尚在求学，自幼受旧式家教熏陶，性情腼腆羞怯，端庄自持，绝非后世张扬外放的性情。深闺少女，初见兄长挚友、文坛名士，心底自有拘谨与矜持，举手投足皆是民国少女的温润分寸，眼波低垂，言语轻细，待人接物处处带着青涩的局促。
初时相见，她每每避于廊下、立在阶前，垂眸低眉，不敢多言，听见堂中几人论诗论文，只静静侍立一侧，添茶拂案，悄无声息。偶被问及一语，便耳根微红，轻声应答，言简语柔，说完便垂首敛目，羞怯内敛。
这般清雅温婉、静若幽兰的模样，落在戴望舒眼底，悄然叩动他敏感细腻的诗心。
他半生偏爱清幽烟雨，心性孤凉内向，最厌世俗浮华张扬。施绛年这般娴静羞涩、干净纯粹的姿态，恰如他诗中描摹的烟雨佳人，清淡、温柔、带着一点疏离的矜持，令他心生动容。
时日渐久，往来渐熟，少女的拘谨，才一点点在温和平静的相处里慢慢消融。
那日午后，庭院梧桐荫浓，风过叶响。施蛰存外出访友，堂中只余二人。阶前花开静静，庭院悄无人声，难得一段清净光阴。
施绛年捧着一册新诗稿，轻步走入厅堂，犹豫良久，才轻声开口，嗓音轻柔细弱：“戴先生，前日读你刊发的《雨巷》，笔墨极美，只是读来总觉清愁太重，心底似有万千郁结。”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与他论诗言语。话音落，她微微垂首，指尖轻捻纸角，眉眼含怯，带着少女独有的羞涩忐忑。
戴望舒抬眸望去，见她眉眼清秀、神色纯真，全然不染文坛浮躁烟火。他语气温和，褪去平日论文的沉静，多了几分轻柔：“乱世浮沉，人心多有彷徨。去年避居江南，梅雨连日，心绪沉郁，便将满心迷茫落笔成诗，非刻意伤怀，只是随心寄情而已。”
施绛年静静聆听，抬眸轻轻望他一眼，转瞬又低头含羞，轻声细语：“文字清冷动人，只是先生心性，未免太过孤苦。”
一句极轻极柔的体谅，不评文论高低，不说诗法优劣，只懂他笔墨背后的孤凉。
戴望舒心底微微一动。
半生以来，世人或赞他诗风清雅，或学他笔意朦胧，唯有眼前这位不善文论、不涉文坛的闺中少女，穿透字句烟雨，读懂了他藏在笔墨深处的孤独与沉郁。
他缓缓开口，语气温润从容：“乱世文人，多是孤心自持。浮沉无定，前路茫然，唯有笔墨可安身、可寄心。”
午后微风穿庭，拂动檐下花枝，光影轻轻摇晃。
施绛年的羞涩渐渐散去，心底的拘谨悄然化开。长久听闻兄长夸赞他品性高洁、文心纯粹，亲身相处，更觉这位青年诗人温和有礼、沉静端雅，全无名士矜骄之气。她慢慢放开局促，敢抬眸对视，敢轻声接话，慢慢与他闲谈诗书、闲话日常。
她谈学堂所学、闺中闲读、松江风物；他谈江南烟雨、文坛近况、域外诗思。
没有激烈争辩，没有世俗寒暄，只有民国男女最克制、最清雅、最温柔的相知与靠近。
少女的心境，是层层舒展的：从初见避生、垂首不语的羞怯，到偶尔应答、轻言细语的拘谨，再到独处闲谈、从容对语的松弛。这份一点一滴的心动，含蓄、隐忍、克制，完全贴合民国礼教之下的少年情愫，温柔而郑重。
而戴望舒的心意，亦是缓缓沉淀、日渐深沉。
他见惯文坛喧嚣、人心浮动，忽然遇见这般干净纯粹、温婉羞怯的少女心性，如同荒芜风雨里，撞见一缕温柔春光。她不懂深奥文论，不解西学思潮，却最懂他字句孤凉、心性沉郁。这份朴素纯粹的懂得，比任何文坛共鸣，更能抚慰他半生漂泊孤冷的诗心。
情愫便在这般日复一日的清雅相处里，悄然滋生、慢慢扎根。
不热烈张扬，不仓促直白，只有檐下清风、案上清茶、庭院花影，与两颗慢慢靠近、彼此懂得的少年人心。
彼时的爱慕，是民国独有的含蓄与珍重。眼波流转皆是克制，言语闲谈皆是分寸，心动不语，情深不躁。
戴望舒素来敏感深情，一生偏爱清幽纯粹，自此往后，松江施宅的庭院光影、少女轻柔语声、羞怯眉眼，尽数落入他的诗思心底。他笔下的烟雨愁思，渐渐多了一抹人间温柔、一寸俗世期许。
他开始频繁往返沪松两地，闲暇便栖居施宅，昼则伏案译诗，夜则静看庭月。心底悄悄生出一份安稳期盼：愿以余生笔墨，护这份清雅温柔，待时局安稳、学业有成，便求一世相守、岁岁安然。
只是彼时的他，心底温柔纯粹，尚且不知：这一场烟雨相逢、庭院相知，终将成为他半生最深的执念，亦是他青春最沉的情伤。
第二章 沪上文坛，《现代》立帜
水沫书店光景日渐窘迫，资金周转屡屡捉襟见肘，几人几番苦撑，终究难以为继。书店歇业之后，施蛰存受上海现代书局邀约，着手筹备一份全新的文学刊物，定名《现代》。一日傍晚，戴望舒、刘呐鸥、杜衡齐聚施蛰存的寓所，灯下围坐，细细商议刊物的宗旨与格局。
刘呐鸥指尖轻点案头摊开的西洋小说译本，率先开口：“这些年我们译介域外作品，见欧洲、日本的现代作家，专写都市人的内心震颤，写潜意识里的怅惘，不再固守旧小说、旧诗歌的套路。这份新刊，正可以把这一路的文学风貌引到国内来。海外早已有现代主义的思潮，我们并非凭空造出一个流派，只是借《现代》这块园地，在中国培植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笔墨。”
施蛰存缓缓颔首，语调沉稳温厚：“我办《现代》，不愿做成狭隘的同人刊物。创刊之初便定下，不刻意标榜某一种主义、某一派思潮，取舍稿件，只凭作品本身的文学质地。左翼作家、京派文人，但凡文字可观，皆可刊发。”
杜衡微微前倾身子，沉吟说道：“可如今时局艰危，不少文人认定，文章首要的使命，便是呼号救亡、描摹底层苦难。若我们侧重书写个体心绪，剖析现代人内在的彷徨，怕是免不了引来非议。”
戴望舒静静听着，半晌才缓缓开口，声音沉静，带着诗人独有的思索：“新诗要往前走，便不能困在旧的格律里，或是一味只做呐喊。所谓现代的诗，该写现代人在都市生活之中体会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构筑现代的诗形。诗应当脱去多余的音乐外壳，要的是诗情本身起伏的节奏，而非字句平仄的雕琢。”
这番言语，便是他日后《望舒诗论》的内核。几人灯下论辩，慢慢把《现代》的方向敲定：兼容并蓄，既容纳各类立场的作家，同时开辟一方园地，刊载象征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着力挖掘人内心幽微的情绪，探索全新的文学表现技法。后世所称中国的现代派诗人群，便是依托这份刊物凝聚而成。
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刊物林立，各有掌门，各持主张，彼此相望，亦时有交锋。
左翼文坛，以左联为核心，鲁迅为精神领袖，茅盾、冯雪峰、周扬为骨干，阵地是《萌芽月刊》《北斗》。他们主张文学要承担阶级使命，以笔墨直面社会苦难，描摹工农底层的挣扎，将文艺视作唤醒民众、投身救亡斗争的利器，文字直白有力，重在现实呐喊与社会批判。
新月派，以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刊物为《新月》。他们坚守诗歌 “三美”，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看重格律、音韵的工整，推崇理性节制情感。
京派文人，沈从文为代表，依托《大公报・文艺副刊》。他们远离上海都市的喧嚣，以乡土为底色，追求人性之美，文字冲淡从容，看重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
还有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主打闲适幽默小品，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有意拉开和激烈政治纷争的距离。
各路人马齐聚沪上，观念碰撞，论战便由此而起。论争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一问：文学的根本功用究竟是什么？
左翼阵营的批评者提出，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文人当以文字投身救亡，描摹大众苦难；若一味沉溺书写个人内心悲欢、幽微梦境与潜意识，只顾雕琢艺术形式，便是脱离时代，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情调。
而以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四人为核心的《现代》同人，则持另一番见解。他们并不否认家国危难的现实，只是坚持文学自有多元的价值。文学不必只有 “斗争宣传” 这一条路径，个体心灵的困顿、都市人的精神漂泊，同样是时代现实的一部分；艺术手法可以借鉴西方象征主义、心理描写，不必被单一题材与写法框定。文学评判标准，不能只看题材是否宏大，更要看文字能否抵达人心。
他们与左联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并非全然对立的敌我。戴望舒、杜衡早年还曾参加左联成立大会，一度是同路人。《现代》杂志门户开放，主动约稿，鲁迅、茅盾的作品，都曾在这份刊物上刊发。茅盾的《春蚕》便是首发于此。但到后来，文艺自由论辩兴起，杜衡（苏汶）作为 “第三种人” 发声，矛盾便公开化。左翼批评文章直指他们脱离大众，回避现实斗争；而杜衡撰文申辩，呼吁给作家一点创作的自由，不要将文学完全变成政治的传声筒。
但这论战，不是撕破脸的彻底决裂。《现代》依旧刊发左翼名家的文稿，双方在刊物上往来辩驳，是文坛内部理念之争，而非势不两立。在《现代》同人眼中，鲁迅、茅盾都是新文学的拓路前辈，敬重他们直面现实的笔墨；只是在文学表达的路径上，各有取舍。
一日文友茶会，席间便有一位左翼青年文士，当面和戴望舒论辩。
“如今国土遭侵，百姓流离，诗人当写下振聋发聩的呐喊，唤醒国人。可你的诗，写雨巷、写独自的烦忧，满是个人愁绪，于救亡何益？”
戴望舒从容作答，不疾不徐：“时代苦难，自有笔墨记录。可人心的迷茫，亦是这个乱世的产物。一个时代，既要有振臂高呼的战歌，也该有叩问灵魂的诗篇。二者不必互相排斥。艺术探索，不是逃避现实，只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书写之路。”
施蛰存在一旁补充：“《现代》不曾拒绝左翼作家的稿件，鲁迅、茅盾的文字，我们一样刊载。我们所求，是文坛多一点包容，容下不同风格的笔墨。”
刘呐鸥在侧，淡淡说道：“都市兴起，人的感受已然改变。旧的文学笔法，不足以描摹现代人纷乱、复杂的内心，我们只是试着寻新的法子，写出这都市里的众生感受。”
这场论辩，便是三十年代文坛思潮交锋的缩影。现代派，由《现代》杂志得名，并非照搬西方现代派全套主张，是扎根中国都市土壤，取法象征主义、心理分析，形成独属于中国的文学面貌。戴望舒为诗歌方面的核心人物，他主张诗重在暗示、意象，藏情于文字之间，不必强求朗朗上口的韵律。
《现代》一出，卞之琳、何其芳、徐迟一众青年诗人陆续聚拢而来，现代派诗歌群体就此成型。他们融合西方象征，吸纳中国古典诗词含蓄意境，跳出新月派格律束缚，以自由诗形书写幽微心绪，为中国新诗拓开全新疆域。
只是文坛的论战不曾停歇，外界褒贬交织。有人盛赞《现代》大胆拓新，打破旧文学桎梏；也有人撰文诘难，讥评现代派诗作晦涩难懂，像是猜谜，只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这份立于风口之上的刊物，连同这群探索新路的文人，还要在时代风雨之中，持续承受各方审视。
第三章 纸页交锋：文艺自由论辩的作品与时序
1931 年 12 月 25 日，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刊发《阿狗文艺论》，这场后来席卷整个沪上文坛的文艺论争，由此埋下引线。文中他一面批判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一面提出文艺有自身独立价值，反对将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属工具。左联主办的《文艺新闻》很快刊文回应，驳斥胡秋原的观点，论战的序幕就此拉开，只是此时，戴望舒、施蛰存等人尚在旁观，《现代》杂志并未卷入这场笔墨交锋。
时间推移至1932 年 7 月 1 日，《现代》第一卷第三期出版，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这篇文章是《现代》正式入局论战的标志，苏汶提出了 “第三种人” 的概念：在党派立场鲜明的左翼作家之外，还有一批不依附任何政治阵营、只为艺术本心写作的作者。此文一出，瞬间把《现代》推到文坛论争的漩涡中心。
一日傍晚，施蛰存的寓所内，戴望舒、杜衡、刘呐鸥围坐灯下，摊开刚印好的刊物校样。杜衡指尖点着自己那篇文稿，语气沉静：“我写这篇文字，不是刻意和左联为敌。只是如今文坛有一种论调，凡是不写阶级斗争、不做救亡呐喊的文字，都要被斥为颓废。我想替那些忠于艺术、书写内心的作家说一句公道话。”刘呐鸥翻着刊物，缓缓开口：“我们办《现代》，从来不是要建立一个和左翼对立的同人团体。刊物的门，始终向所有作家敞开。”戴望舒默然翻阅校样，低声道：“我们可以论辩，但不可意气相争。刊物的版面，同样留给左翼的文章，让双方的意见都能在同一本刊物上呈现，由读者自行评判。”
施蛰存采纳了这个主张。于是在1932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现代》第一卷第六期，这一期成为本次论争最关键的一期，同期刊登了数篇立场完全对峙的文章。苏汶继续发表《“第三种人” 的出路》，进一步阐释第三种人的文学立场；瞿秋白以 “易嘉” 为笔名，刊发《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从阶级论角度驳斥文艺超政治的说法；周扬使用 “周起应” 的笔名，刊出《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直接回应苏汶，提出在阶级社会之中，不存在脱离阶级的绝对文艺自由。一本刊物，同时容纳论战双方的文章，这种做法，在当时上海的刊物之中，极为罕见。
而就在次月，1932 年 11 月 1 日，《现代》第二卷第一期，鲁迅的《论 “第三种人”》正式刊发。鲁迅在文中冷静辨析，点明在阶级对立的时代，完全超脱阶级的第三种人，在现实之中很难存在。这篇文章，是左联阵营在这场论战里分量最重的文字之一。
这便是这场论争特殊之处：论战双方的核心文章，很多都刊登在《现代》这本刊物之上。一边是苏汶代表《现代》同人提出的文艺自由主张，另一边是瞿秋白、周扬、鲁迅代表左联写下的辩驳文字。刊物本身，成为双方笔墨交锋的共同阵地。
除了论辩杂文，创作作品之间的对照，更能直观看见两种文学路径的差异。左联核心刊物《北斗》，1931 至 1932 年间，刊登丁玲、张天翼、葛琴等人的小说。葛琴《总退却》，刊载于 1932 年《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背景，描摹底层士兵在战火里的苦难，直面民族战争的现实创伤；丁玲的《水》，刊登于《北斗》创刊号，书写农村灾荒、农民奋起抗争，把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阶级矛盾作为作品的核心。这一类左翼作品，取材于社会现实，以故事唤起读者对社会不公的感知，文学的力量，寄托于对外部世界苦难的记录与呐喊。
与此同时，《现代》之上，同步刊载着另一类风貌的文学创作。戴望舒在《现代》陆续发表新诗《我的记忆》《断指》，不再刻意追求新月派讲究的音韵格律，不写宏大的社会斗争，转而向内，书写记忆、伤痛、私人情绪，以意象暗示内心的幽微感受。施蛰存发表《石秀》，以古典故事为外壳，深挖人物潜意识之中复杂隐秘的心理活动；刘呐鸥刊发《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捕捉上海十里洋场都市男女刹那间的情绪、躁动与疏离。同样是 1932 年，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首发于《现代》创刊号。茅盾本是左联骨干，这篇小说描写江南蚕农在经济冲击之下破产的悲惨境遇，是现实主义名篇。施蛰存坚持刊发这篇作品，正是践行刊物兼容并蓄的办刊宗旨。《现代》既登载戴望舒向内探索心灵的现代派诗歌，也刊登茅盾描摹乡村破产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会因为文学主张不同，便拒登左翼名家的稿件。
不同刊物，不同作品，把分歧具象化。左翼阵营，以《北斗》《萌芽月刊》为阵地，以《水》《总退却》这类小说为代表：文学的目光向外，望向社会、阶级、战火与底层苦难，文字肩负唤醒民众的时代使命。《现代》的现代派作家，并非否定家国苦难，他们的作品，目光更多向内，书写都市人复杂的精神世界、潜意识、个体孤独。他们认为，个体心灵的困顿，同样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是文学可以书写的疆域。
1933 年，论争仍有余波。1933 年 4 月 1 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刊登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追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沉痛悲怆，是鲁迅纪念革命青年的名篇。施蛰存依旧如约刊发，戴望舒、杜衡、刘呐鸥读到此文，内心敬重鲁迅文字里的力量，虽文艺见解存有分歧，但并不抹杀左翼文字的时代价值。同年，冯雪峰化名丹仁，在《现代》刊发《关于 “第三种文学” 的倾向与理论》，对这场持续一年多的论争做梳理与总结，措辞较前期的辩驳更为平和。
这场持续近两年的论争，没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而现代派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文坛论战中站稳脚跟，并非依靠理论口号，而是依靠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戴望舒的现代诗歌，施蛰存的心理小说，刘呐鸥的新感觉短篇。他们引入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技法，却扎根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的现实土壤，写出旧文学、革命文学、新月格律诗都未曾触及的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沪上文坛的这场笔墨交锋，也留下珍贵的启示：在民族危亡的大时代，文学可以有不同的路径。振臂呼号的战斗文字自有其重量，叩问内心、描摹灵魂幽微的诗篇小说，同样拥有不朽的文学价值。戴望舒静静旁观这场持续经年的论战，一边读双方刊发在《现代》上的文章，一边继续打磨自己的诗歌。这场论争，也促使他不断思索新诗的方向，完善属于自己的现代诗美学。
（未完待续）
2026年10月9日
戴望舒先生
2026年10月11日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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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