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四弟，你们还好吗》

文/学文（黑龙江）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不经意间在头脑里忽然想起大姐和四弟了，此时已经是深夜零点多了，大姐和四弟的往事历历在目，我的眼泪也随之夺眶而出，湿透了枕巾。

月光下，窗台上的九月菊开得正盛，深黄的花瓣沾着昨夜的清露，冷丝丝的夜风从都市的老街上穿过来，带着郊外稻田的熟香。我翻身坐起下床在抽屉里翻起了家人的相册，指尖上摩挲着那本翻得卷边的旧相册，玻璃镜片后的人影渐渐模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顺着指缝漫上来，最先浮现的就是大姐扎着蓝布围裙，在她家的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四弟坐在二中小北山公园里的石凳上，他左手举着半块烤玉米，右手拿着手机冲我傻笑的模样，风掠过窗棂，我忍不住在心里轻轻问一句：大姐，四弟，你们还好吗？

我们一家有姐弟五个人，大姐是老大，还有哥哥、我和两个弟弟。这一大家子，生在黑土地的怀抱里，打小就挤在李家屯那两间半的土草房里过日子。大姐比我大九岁，从我记事起，她的袖子上就永远套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套袖，灶台前的火光把她的脸颊映得通红。那年月粮食紧，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就愁得整夜睡不着觉。大姐总是趁着春季温暖天不亮就往野地里跑，挎着柳条筐挖婆婆丁、小根蒜，回来掺上玉米面贴大饼子。有一次我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喊着要吃鸡蛋，她听到后，把家里仅剩下的两枚鸡蛋煮成蛋花汤端到我跟前，叫我喝，她自己连一口汤都没舍得喝。随后大姐把自己攥着仅有的一元五毛钱跑了七里路，去永兴供销社换回一些糖块，分给我们几个兄弟吃。

我的父亲在我七岁时就因病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我们几个兄弟都是在母亲和大姐的照顾下一点点长大的。我 11 岁那年的冬天很冷，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大雪下得没过脚踝，大姐和母亲连夜缝好的棉鞋垫给我垫进棉鞋里，指尖冻得通红，我和弟弟穿上棉胶鞋脚底下很温暖。我和三弟小时候经常淘气，有时候和别人家孩子打架了，打不过人家，大姐听说后就去找和我们打架的那个孩子家长去理论，最后非得争出个对错来。屯子里的大人们都说大姐太厉害了，告诉自家孩子不要去惹怒老张家的姐弟，因为都怕大姐去和他们讲理。

记得我在读八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偷偷的背着母亲坐车去大姐成家的方正县会发公社读书，没有和母亲打招呼，那时候大姐已经结婚成家了。来到大姐家后，就插班会发公社中学一个班级里读了一学期的书，在读书期间，我和另一个同学闹矛盾打架了，大姐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在得知我有理时，就找到班主任老师，要求和我打架的那个同学家长给我赔礼道歉，那个家长听说大姐特别厉害，始终没敢见面，最后委托老师代话赔礼道歉。我大姐，在我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到后来我参军，在各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那些年大姐为我们几个兄弟可是没少操心。

我 17 岁那年， 母亲因为医疗事故不幸的离开了我们，后来二姨妈和二姨夫搬来我们家照顾我和两个弟弟。这期间大姐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其它方面，经常帮助照顾我们，比如拆洗被子和棉衣等等，每当换季了，大姐都会来我们家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母亲去世后的两年多，我和两个弟弟一直在二姨妈和二姨夫的照顾下生活，后来哥哥大学毕业后，我和两个弟弟就一起和大哥生活了。一九七六年底，我报名参军入伍，这时，大姐又来我家反复叮嘱我到了部队要好好干，别惦记家里。我坐在远去的军车上回头张望，大姐一直站在屯子西头的老榆树下，蓝布头巾在风雪里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

我退伍后回到老家县城参加工作，结婚成家后大姐还时不时的来看望我，特别关心我的家庭生活。可惜大姐在 2013 年因病离开了我们，那年她刚刚六十六岁，她在省城住院期间，我去看过她两次，但还是因为肺癌没有留住她的生命。大姐离去时，我正在老家延寿呢，第二天早班车急急忙忙赶到哈尔滨，见她最后一面，可惜已经离开了，最后跟着车和她的家人一起把她送回方正县老家安葬，从此我再也看不到大姐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退休九个年头了，而且离开了延寿老家漂流在异乡，时不时的会想起大姐。如今大姐已经离开我们十三个年头了，我也六十九岁了，有时我就想，要是大姐还在的话，今年有七十八岁了，在此问一声大姐您在天堂还好吗？

我的四弟比我小六岁，是家里最皮实的孩子，而且从小就身体单细，父亲过早的离去，四弟没有享受过父亲的爱。他小时候整天光着脚在田埂上跑，晒得黝黑的脸上永远沾着点泥点。父亲去世时，四弟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刚刚一岁左右，还啥都不懂呢，他的童年在母亲的呵护下还算幸福的，只不过缺少了父爱。我的母亲去世时，四弟刚好十岁，当时母亲是在家里发生的医疗事故，我和两个弟弟从头到尾亲眼看着母亲的悲惨离去。母亲去世后，为了生活二姨妈和二姨夫搬来我家照顾我们两年多，哥哥大学毕业后当了教师，我们又都和哥哥一起生活了。我当兵前，总带着四弟去屯西头的河沟里摸鱼，在生产队的场院边和草垛里捉迷藏。有次我偷偷把家里的自行车推出来学骑车，不小心摔进了路边的沟里，四弟扑过来扶我，自己的手掌被碎玻璃划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得满手都是，他却咬着牙没哭，还反过来安慰说：“二哥你疼不疼，”我说不疼，赶紧把四弟手的伤口包扎好。

我在部队那五年多，每次收到哥哥的来信，最后几行一定是四弟歪歪扭扭的字，他说今年的老家的水稻收成比去年好，说屯子西头的老榆树又发了新芽，说他等我探亲回来，要陪我去河套采山里红和山丁子。后来我在部队退伍时，哥哥已经结婚成家，调到县城里工作，三弟和四弟也都随哥哥进了县城。我在部队那几年，和战友们踏过不少山川，守过无数个野营拉练的月夜，可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老家的大姐和四弟。每次收到家书，我都要在灯下翻来覆去读好几遍，信纸边缘磨得起了毛，那些带着乡土气息的字句，成了我在艰苦岁月里最温暖的念想。有一年我跟着部队执行任务，在大草原上一待就是半年，风雪吹得人睁不开眼，可只要一想起大姐贴的玉米饼子的香味儿，想起四弟在田埂上奔跑的模样，浑身就又有了力量。

四弟高中毕业后，也准备去参军，可惜因为身体条件不达标，没有去上军营，后来参加县城里的工厂招工，通过考试进了工厂。在工厂里面做了很多年，到最后也没有成家，无儿无女，那些年工厂的效益不好，他后期也下岗了，就四处打工漂泊。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四弟的身体健康也出现了问题，他自己的婚姻也没有结果，最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后来哥哥调走了，也把他带去了外地，他还是一个人不安心的工作，不断的四处漂泊，最后他身体患上了脑梗住院多次，也没有好转。大哥后来把他送进了敬老院，在老家的敬老院待了好几年。之前在老家延寿时，我和朋友给他办理了低保和廉租房补，后来又给他办理了残疾证明，享受着最低生活保障。

再后来，我搬离了故乡延寿县城，三弟把他接到他那里去了，也住在敬老院。三年前因为脑梗突发，不幸离世，他走的那年才五十九岁，因为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不允许外出，我和大哥也没有送他最后一程，这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这些年我有空儿就回老家屯子里走一走，踩着当年的土路，看秋天的稻田翻起金色的稻浪，看着村西头的老榆树依然站在风里，枝桠上挂着新结的榆树钱。我常常在田埂上坐很久，就像从前四弟陪着我那样，风从耳边吹过，像是大姐在轻声跟我说话，又像是四弟在我身后拍我的肩膀。老家屯子里的晚辈们对我说：“二叔，你总念叨过去的事，可惜他们都不知道啊啦”。其实，那些一起在苦日子里熬过来的亲人，从来都没真正走远，时刻都在我的心底。

如今我年纪大了，窗台上的九月菊开了一年又一年，相册里的老照片擦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大姐和四弟就藏在这黑土地的风里，藏在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里，藏在每一颗饱满的玉米籽粒里。他们陪着我走过了大半辈子的岁月，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给我力量，在我想念家乡的时候给我温暖。风又吹过窗台，花瓣轻轻落在旧相册的照片上，盖住了大姐和四弟的笑脸。我望着远方连绵的稻田，在心里再轻轻问一声：大姐，四弟，你们还好吗？我知道，你们一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像从前那样，守着那片我们一起长大的黑土地，守着我们永远不会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