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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刊第4155期
戴望舒正传
第六卷
作者:雨巷（藍調）- 杭州
第一章 沪上重逢，双雄论文脉
（1945 年末 —1946）
一九四五年冬，东海潮平，江海载归。
渡轮破万顷沧波而来，缓缓驶入黄浦江。八年烽烟散尽，浦江两岸硝烟虽歇，满目却是战后萧条。断壁残垣隐于市巷，市井民生百废待兴，饱经沦陷之苦的上海，终于迎回迟来的天光。
码头人流疏淡，岸畔立着一道清瘦身影，正是施蛰存。
此番相逢，于中国新文学史上自有千钧分量。遥想当年《现代》同人，四友并肩，开现代派新诗之风气。岁月经战火淘洗，刘呐鸥早已身殒；杜衡早年与他们共探文学新路，却在时代洪流之中渐渐背离初心，笔墨消沉，悄然淡出文坛。昔日开拓现代主义文学的四员主将，八年烽火过后，仅余下戴望舒、施蛰存二人，一守南国孤岛，一隐西南山陬，南北遥遥支撑一脉文心，不曾让现代派的思索随战火中断。
这里要厘清施蛰存战时行迹：淞沪战起，沪上危殆，厦门大学举校内迁闽西长汀，群山环抱，远离日军兵锋，乃是大后方。施蛰存辞别沪上故土，先赴云南大学执鞭，一九四〇年转往长汀，任教厦大中文系。山城苦寒，灯火寥落，他以三尺讲台安身，教书育人，埋首典籍，于西南一隅持续思索现代文学的表达路径，在烽火之中延续现代派的文学薪火。
而戴望舒留居香港，执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他与茅盾、夏衍结下终身交谊，共担南国文艺救亡之责。太平洋战云迫近香港，时局瞬息倾颓，他身兼数任，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刊发大量抗日诗文；奔走联络流离港岛的文人，接济困厄之士，辗转筹划路线，护送一批批文化志士奔赴东江游击区与大后方。文协香港分会，遂成南国抗日文艺的枢纽。及至日军攻陷香港，文化人大营救仓促展开，戴望舒因会务与文稿牵绊未能及时撤离，困于沦陷孤岛，旋即被捕囚于域多利监狱，身受酷刑，始终不肯屈身附敌。
一个托迹西南闽山，以讲台续文脉；一个困守香江孤岛，以笔墨唤国魂。南北相隔千里，境遇险夷有别，可那份对新文学的坚守、对家国的赤诚，本出同源。八年离乱，现代派的文学求索并未中断，他们所开拓的审美与理论，依旧潜滋暗长，长久影响后世诗坛。
船身泊岸。戴望舒缓步踏上故土，身形枯羸，肺病与哮喘经年缠身，稍一动便气息难平，阵阵咳喘。香江炼狱留下的创伤，深深镌刻在单薄躯体之上。杨静相伴身侧，一手牵住年幼的戴咏絮，一手怀抱着襁褓中的戴咏树，静静护持着劫后余生的一家人。
施蛰存缓步迎上前，伸手轻扶戴望舒臂弯，目光凝在老友沧桑憔悴的面容上，语声沉缓而温厚：“望舒，一别八载。你在香江主持文协，奔走营救同人，末了身陷囹圄，历尽苦楚，今日终得归沪。还记得《现代》当年同游四人，而今只剩你我。”
戴望舒缓缓敛住喘息，抬眸望向半生知己，眼底藏尽风雨后的沉静：“蛰存，你万里远赴滇闽，于山城讲台之上保存文思；我在香江执掌文协分会，与茅盾、夏衍诸位友人共赴救亡。烽火隔绝南北，所幸，现代派一脉的思索，未曾就此断绝。”
码头迎候的，尚有朱雯、罗洪几位熬过上海沦陷岁月的文友。众人帮忙搬取行囊，一路相伴，送戴望舒一家暂栖于姐姐戴瑛家中。久历舟楫颠簸，加之旧伤旧疾一并发作，抵沪未久，戴望舒哮喘陡然大作，缠绵病榻，前后静养两月有余。
身体尚未全然复原，一场无妄的文坛风波已然袭来。曾滞留香港的部分文人，挟私怨与门户之见，联名致信全国文协，罗织说辞，指摘戴望舒于香港沦陷期间存有附敌嫌疑。流言辗转蔓延，世人大多不知他狱中坚贞的遭遇，仅凭浮表传闻妄加揣测。这位九死一生守持气节的诗人，归乡未获片刻安宁，反倒无端蒙受污名，人情凉薄，更胜乱世风霜。
戴望舒素来不喜纷争，却断不能容忍半生坚守的气节蒙受玷污。病榻之上，他强忍病痛，缓缓落笔，撰成《自辩书》。文中缕述香港沦陷前后始末：日军数次威逼利诱，他坚辞伪职；无端被捕入狱，七周酷刑加身；沦陷之前主持文协，接济文人、策动转移。字字纪实，坦陈心迹，递交全国文协总会以待核查。
战后文坛人事，已然一番新局。抗战胜利，大批先前避居重庆、桂林等地的文化人陆续重返上海。夏衍于一九四五年战后率先归沪，主持地下文化工作；茅盾稍迟，一九四六年五月方自重庆抵沪。二人昔日与戴望舒在香港文协共事，深知当年情状，在文协核查之时，出面据实作证。巴金、柯灵、唐弢、冯雪峰、叶以群、冯亦代等名家，亦先后归沪。沉寂多年的出版报业次第复苏，刊物相继复刊或新创：一九四五年九月《周报》创刊，由柯灵、唐弢主持；继而《文艺复兴》《清明》《人世间》相继问世，《文汇报》恢复出版，副刊笔会汇聚海内名家。只是当年《现代》盛景，同人零落，终究不复重来。
文协多方寻访取证，核验证言文稿，最终澄清流言，洗去戴望舒身上不实的污名。风波暂歇，是非始定。
一九四六年春，病体渐安，经周煦良引荐，戴望舒受聘复员迁回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兼任西班牙语教职；同时任教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唐诗与中国古代小说史，又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音韵学课程。彼时国立暨南大学已于战后自福建建阳迁回上海真如，并非今日广州的校址，授课皆在沪上，不必南北奔波。凭一身西文与文学的学养立身讲台，这份教职，令他在沪上学界获得敬重，一家生计亦有依托。他携妻女迁出姐姐居所，卜居上海方浜中路，比邻文友孙大雨的寓所。
教学之余，他并未闭门书斋。彼时上海文坛聚会蔚然成风，戴望舒时常赴文友茶会、文艺沙龙，与王辛笛、陈敬容、曹辛之等九叶派诗人往来切磋，谈诗论艺。他亦加入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参与教授双周聚餐会，间或在文艺集会之中作演讲，谈新诗发展，评时代文运，以诗人与学者的身份发声。
安顿既定，他得以常与居于沪上的长女戴咏素相见。多年山海阻隔，父女间疏离的亲情，在和平岁月里慢慢弥合。灯下闲暇，戴望舒逐一整理自香江千里携回的文稿。《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炼狱之中写下的篇章陆续刊发。读者展卷方知，那位写下《雨巷》烟雨柔情的江南诗人，在炮火牢狱之间，淬炼出铁骨丹心，将民族苦难与家国热望，尽数熔于诗行。
然而战后沪上，看似光复安宁，实则暗流涌动。物价腾涌，民生凋敝，文教界的压迫日渐趋紧。戴望舒目睹民间疾苦，同情青年进步的呐喊，虽体弱多病，依旧保有文人的良知与本心。这份不肯随俗俯仰的风骨，也为他日后遭人排挤，再度离开上海，重返香港埋下伏笔。
一九四六年的沪上，风雨初歇，暗流已生。历尽炼狱的诗人，重回故土，却依旧立身于时代洪流之中。
第二章 沪上寒声，风雨催离
（1946 年秋 —1948 年）
一九四六年的秋，上海的梧桐落叶铺遍长街，战后短暂的安宁渐渐消散。通货膨胀一日甚于一日，物价扶摇直上，文教界薪俸微薄，文人学者皆困于生计。戴望舒依旧奔走于几处讲堂，国立暨南大学真如校区、市立师专与上海音专之间，往返授课。哮喘旧疾时常袭扰，每遇阴寒天气，便咳喘难平，可他依旧不肯轻误一堂课。
彼时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为李寿雍，本身是国民党籍人士，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节制。校内的特务、训导系统时时监视师生言行，当局不断施压校方，要求约束校内进步教授与学生运动。李寿雍身处这套体系之中，一方面要维持侨校的体面，另一方面不得不承接当局的指令，压制校内民主风潮，并非全然主动构陷文人，却也不敢违抗当局的胁迫。一九四七年七月，暨大学生发起爱国民主运动，戴望舒公开声援学生，在校内教授联谊会联署支持青年。校方收到当局的警告，李寿雍权衡之下，不再续聘戴望舒，解聘名义上写为 “聘约期满，不再续聘”，内里真正缘由，便是他同情学运、言论不合当局心意。
讲台之上，他讲西班牙文学里的孤寂与抗争，也谈新诗的审美探索。课下常有青年学生围拢，问询诗的出路，问询时局。戴望舒从不刻意宣讲，只是借文学谈人性，谈苦难，将现代派诗歌那种向内体察心灵、直面时代沉郁的文学观念，传递给一代年轻学子。课余，他依旧赴文友的茶会与教授聚餐会，与孙大雨、王辛笛诸人论诗议政。彼时文坛的氛围，已然渐渐紧绷。
离开暨大之后，戴望舒转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继续讲授唐诗与古代小说史。市立师专的校长是董任坚，留美学者，原本倾心延揽人才，创办之初广纳各方学者。但师专隶属于上海市教育局，受到地方当局严密管控。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海学界发起教授罢课，抗议物价飞涨、当局暴力镇压学生，戴望舒毅然参与罢课。此事触动当局，有人向董任坚施压，胁迫他处置戴望舒。董任坚无力抗拒市政当局的压力，便向地方法院告发，罗织罪名，称戴望舒与中共往来，又重翻旧案，拿早年香港时期的流言，诬陷他是汉奸文人。法院据此出票传讯，对戴望舒构成通缉威胁。
接连失去教职，甚至身陷传讯危机，于戴望舒而言，打击甚重。他本凭学识立身，讲台既是安身之所，亦是传递文思的阵地。而今一纸解聘，一纸传票，生计骤紧，周遭的氛围也愈发压抑。友人纷纷劝他收敛言辞，暂避锋芒。施蛰存此时尚在上海，二人灯下长谈。
施蛰存轻叹：“望舒，你的性情，终究不肯缄默。如今沪上文教界罗网渐密，长此以往，恐有不测。李寿雍迫于部里压力解聘你，董任坚本是爱才之人，奈何身处于地方当局的挟制之下，终究护不住你。”
戴望舒缓缓咳了几声，眼底藏着疲惫，却依旧清澄：“我所求不过教书作文，不欺本心。只是这上海，已经容不下几句真话了。”
除了政治上的排挤，文坛内部的分歧也持续发酵。左联一脉的评论家，依旧对现代派的文学主张多有诘难，认为其偏重内心、讲究意象的写法，脱离现实斗争；而戴望舒、施蛰存这一脉，则坚持文学不能只有口号，人的精神世界，亦是时代苦难的一部分。论争原本是文学理念的碰撞，在日益紧张的时局之下，慢慢带上了浓烈的对立色彩。
生计窘迫、言论受压、人身安全隐忧重重，多重压力堆叠，戴望舒不得不反复思量出路。香港，再度浮现在他的思虑之中。香江虽曾留牢狱之痛，却相对宽松，尚有文友、刊物可以容身，能继续译书、写诗，不必终日活在监视与胁迫之下。
一九四八年春，抉择已定。他收拾多年积攒的译稿、诗稿，那些在香港狱中、沪上灯下一字一句写下的文字，是他半生心血。杨静陪着他，整理行囊。长女戴咏素前来道别，父女相对，默然无言，乱世别离，不知何日再会。
一众文友前来送别。施蛰存站在码头，望着这位并肩半生的挚友，感慨万千。当年《现代》双雄，在沪上重逢不过数载，又要再度隔海别离。
“此去香江，善自珍重。” 施蛰存语声沉缓。
“蛰存，多保重。但愿烽烟早息，他日还有重逢论诗之时。” 戴望舒答罢，转身携家人登船。
轮船缓缓驶离黄浦江岸。上海的楼宇渐渐远了，那些讲台、沙龙、文坛的争辩，那些是非与冷暖，一并留在身后。他再次奔赴香港，只是这一次，不再是主持文协、奔走救亡的壮年，而是历经谤议、失去教职，在乱世之中被迫远走的诗人。
沪上的风雨暂时留在了身后，可时代的浪潮，依旧裹挟着他，前路未卜。
第三章 香江再渡，残灯待晓
（1948 年春 —1949 年 3 月）
一九四八年春，轮船南行，再次驶入维多利亚港。此番重返香江，时势早已迥异于抗战岁月。当年戴望舒主持的文协香港分会，早已不复存在。此刻的香港，成了内战之中一处特殊的中转之地。大批遭当局迫害的文人、民主人士，自上海、南京等地辗转而来，再经由中共香港工委安排，分批秘密乘船，渡海前往东北解放区，共商新政协的筹备事宜。港岛街巷之间，南来北往的学人络绎不绝，在暗流之中，静待时代转向。
戴望舒携杨静，带着次女咏絮、幼女咏树登岸，肺病与哮喘缠身，身体早已被曾经牢狱与沪上风波耗损。长女戴咏素并未同行，依旧留在上海生活。他不再是当年文协分会主事，不再承担组织营救、统筹会务的重任，只是一名避祸南来的诗人与译者。旧友叶灵凤在港，二人重逢，彼此慰藉。叶灵凤帮他安顿居所，介绍编务，戴望舒得以在香港的报刊承接译稿，偶有短文刊发，以此维系一家生计。
寓所时常有南来北往的文人登门小聚。茅盾彼时暂居港岛，二人常有茶叙，畅谈时局与文学愿景。夏衍作为香港工委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常赴这类文友聚会；潘汉年统筹民主人士北上的全盘事务，胡绳、萨空了亦时常到场。乔冠华，抗战时期曾在重庆红岩办事处主持国际评论工作，1946 年底遵照周恩来的部署，自上海调至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参与统战与接送文化人士的工作，也偶尔参与茶会。他们与戴望舒本就有旧谊，抗战香港时期，便一同为南国文艺救亡奔走。茶烟袅袅，众人围坐，议论北方战局，畅谈新政权之下文艺的前路。
茅盾缓缓开口：“望舒，北平的大门快要打开了。新的文代会将要召集，海内的作家都要聚到一处，共商新文学的方向。你饱经磨难，诗作早已深入人心，理应北上。”
夏衍接过话头，语气温和而恳切：“香港只是暂歇之地。此地特务窥伺，终究不是长久安身执笔之所。工委这边，可以为你安排北上的船，一路的接应都已铺排妥当。只是海路颠簸，你这哮喘旧疾，要细细思量。”
潘汉年淡淡言道：“如今一批批文化友人从这里启程，奔赴解放区。新的时代，期待你这样历经风雨的诗人。”
戴望舒轻轻咳嗽几声，默然沉吟。朋友们深知戴望舒的诗名与风骨，知晓他《我用残损的手掌》这篇旧作 —— 诗作写于一九四二年香港狱中，早已在一九四六年于上海发表，一九四八年收录进诗集《灾难的岁月》刊行，在文坛广为流传。他心底藏着长久的憧憬：旧时代的罗网终于将要消散，若能去往北平，便可挣脱监视与压迫，自由地执笔、研讨诗艺，继续探索现代派诗歌的审美天地。他盼着能借新的时代土壤，一展诗思，让现代诗歌独有的精神魅力长久存续，在诗坛的长空振翅翱翔。这份心底的渴望，在一次次友人相聚闲谈之中，愈发清晰。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茅盾结束港岛的居留，作为第三批民主人士先行乘船北上。临行之前，他特意托人带话给戴望舒，盼他待时机成熟，也赴北平相聚，共赴文代会。
婚姻的裂痕，也在这一年岁末走到尽头。连年的流离、病痛与观念的隔阂，消磨了他与杨静之间的情分。一九四九年二月，二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约定幼女咏树留在香港，随杨静生活；次女咏絮，随戴望舒一同北上；长女咏素，则继续留在上海。骨肉三处分离，是乱世之中无可奈何的抉择。离别前夕，戴望舒与杨静静坐灯下，默然相对。多年患难相伴，终究要在此处分道。杨静留在港岛照看咏树，叶灵凤应允会时常照看母女二人，免去戴望舒一部分牵挂。
北行一事，由中共香港工委统筹安排，潘汉年、夏衍、胡绳、叶灵凤几位旧友从中联络、落实行程。一路的海上航程、抵津之后的接待事宜，都已预先安排妥当。同行之人，是诗人卞之琳，一路彼此照应，结伴渡海，经塘沽转赴北平。
港岛的氛围，表面是港英治下的平静，实则暗流密布。国民党特务依旧渗透于此，监视南来文人的往来书信与聚会谈话。戴望舒为人低调，不参与秘密接送民主人士的组织工作，只守着书案，持续翻译西班牙文学，偶作短章。他常与叶灵凤灯下闲谈，追忆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杂志的光景，感念当年同人零落。南北讯息阻隔，他时常思念远在上海的施蛰存，一纸书信，辗转难通。
一批又一批文化友人，陆续告别港岛，乘船北上。每一次送别，都触动戴望舒的心弦。他反复思索半生行迹：从杭州大塔儿巷走出，沪上学府求知，香江主持文协，身陷日寇牢狱；战后回到上海执鞭讲学，又因声援青年，遭校方解聘，蒙受诬告，被迫再度南下。半生辗转，笔墨不曾放下。
时至一九四九年三月，大局已定。夏衍、潘汉年、胡绳一众友人再度邀约，恳切劝他赴北平出席文代会，迎接新的文学时代。戴望舒终于下定决心。他安排家事，整理半生积累的诗稿、译稿。离港前夜，一众友人齐聚他寓所小聚，为他饯行。
叶灵凤低声道：“望舒，此去北国，是新的天地。你的诗，终能为新生的国土而写。只是你这一身病痛，千万珍重。杨静留在港岛照看咏树，母女二人，我会时常照看，你不必过分挂怀。此番行程，工委方面已经安排妥当，你与卞之琳结伴，抵达塘沽之后，自有专人接应。”
戴望舒缓缓咳了几声，目光望向窗外港岛沉沉夜色，眼底漾着长久期盼的微光：“半生流离，几度困于罗网。如今得见河山将定，纵然体弱，也愿赴北平。我心中一直盼，能挣脱这漫天阴霾，自由地探寻诗的道路，让现代诗歌的生命与光彩，在新的时代里伸展羽翼。只是骨肉三处分隔，心中终有不舍。”
夏衍亦颔首：“路途风浪，多加保重。北方的文坛，正等候你的到来。”
茶盏轻碰，灯火摇曳。这一场饯别之会，在深夜的闲谈里缓缓落幕，众人各自辞别归家，静待数日之后码头相送。
数日光阴转瞬而过。登船那日，海风裹挟着咸湿气息。叶灵凤、夏衍、胡绳等人，一同到维多利亚港码头送行。卞之琳早已携行囊等候在岸边，等候与戴望舒父女会合。杨静没有前来码头，二人已然离异，各自守着乱世里的一份归宿。
戴望舒牵着次女咏絮，手提装满诗稿与译稿的箱子，缓步踏上渡轮的跳板。他回身，向着岸边送行的友人微微颔首。
“诸位留步。” 戴望舒的声音带着咳喘，却依旧平静，“但愿他日河山安定，我们还能重聚论诗。”
“一路平安！” 岸边众人齐声应答。
渡轮缓缓驶离香港码头。港岛的楼宇渐渐隐入海雾。这一次，他不再是避祸逃亡的旅人，携次女咏絮，与卞之琳结伴，应时代之召，奔赴北方，去赴一场属于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盛会。只是长年磨难留下的病根，早已深埋体内，他并不知道，留给他的光阴，已然短促。
第四章 燕都文会，双旗垂史
（1949 年春 —1950 年 2 月）
一九四九年三月，渤海春潮微动。戴望舒携次女戴咏絮，与卞之琳结伴，自香港渡海北上，经塘沽登陆，转入北平。
阔别故都数载，旧尘涤尽，万象新生。半生颠沛流离、屡遭构陷、屡受排挤的阴霾，终于在北国春风里徐徐散去。他心底藏着毕生未凉的文学热望：告别压抑禁锢的旧时代，在全新的文艺天地里，自由执笔、潜心研诗，将毕生探索的现代派诗学，完整梳理、传之后世，让中国式现代新诗的美学脉络，真正扎根中国新文学的土壤。
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盛大启幕。这是民国新文学终结、当代文艺开篇的里程碑式盛会，大江南北的文艺精英尽数聚首燕都。
彼时沪上文坛尚在整理过渡，施蛰存留守上海，未赴全国文代会，仅参与上海本地文艺会议。南北暌隔，昔日《现代》双雄，终未能在新时代的最高文坛盛会上并肩同席。
戴望舒作为南方文艺代表列席参会，当选全国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会场之内，旧友重逢、新知汇聚，茅盾、胡乔木、周扬、叶圣陶、郑振铎、老舍、艾青、曹靖华、卞之琳等一代文坛巨擘朝夕相聚，共话新文学前路。
会议座谈之际，戴望舒从容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派新诗的核心理论。他坦言，现代派绝非脱离现实的唯美空谈，更非象牙塔中的浅吟低唱。其内核，是以意象隐喻为骨、心灵真实为魂、时代痛感为底，用含蓄幽深的诗性语言，捕捉现代人复杂幽微的精神世界，将西方现代诗艺，完成本土化、中国化的淬炼重生。
他一生的创作，便是最好的佐证：《雨巷》写尽时代青年的迷茫彷徨，是一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缩影；《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以极简意象承载家国破碎的剧痛，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融。
这套诗学探索，历经岁月沉淀，早已被后世吸纳、融化进本土文学创作体系，成为现代中国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意象营造、暗示留白、向内挖掘内心世界的表达方式，被后世创作者广泛吸纳、化用。
文代会全程，戴望舒精神振奋、心怀炽望。他终于摆脱监视、谤议、解聘、构陷的半生困顿，得以堂堂正正以学者、诗人身份，站在新时代文坛之中。只是经年牢狱创伤、沪上压抑流离、反复发作的肺病哮喘，早已掏空他的躯体。盛会的振奋，难抵沉疴积疾的消耗，他常常座谈归来便咳喘不止、彻夜难眠，却依旧不舍每一次文论交流、每一场诗学探讨。
文代会落幕之后，戴望舒任职中央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专职从事法文翻译与文艺编审工作。公务之余，他日夜整理半生诗稿、译稿与诗学札记，计划系统梳理现代派诗论，为新文学留下完整的理论遗产。谁也未曾料到，这位熬过乱世炼狱、终见天光的诗人，已然走到生命尽头。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戴望舒哮喘急症猝发，药力无济，于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五岁。
一代雨巷诗魂，骤然凋零。
噩耗南北飞传，举国文艺界为之悲恸。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全国文联、新闻总署在京联合举办隆重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茅盾亲自主持追悼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毛泽东主席秘书胡乔木亲自撰写并宣读悼词。
胡乔木还在《人民日报》刊发悼文《悼望舒》，评价戴望舒是“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
董必武、郭沫若、陆定一等领导人和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100多人敬献花圈；周扬、丁玲、萧乾、郑振铎、老舍、艾青、卞之琳、冯亦代、叶浅予等大批文友到场送别。
遗体告别之时，茅盾、胡乔木、周扬、艾青等人亲至灵前，向诗人遗容致意。遵照安排，戴望舒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茅盾提笔写下墓碑铭文：诗人戴望舒之墓。七个清隽的字，镌刻青石之上，永久留存。
南北山河阻隔，留守上海的施蛰存无法亲赴北平送挚友最后一程。悲恸之余，他向北京追悼会发来唁电，寥寥数语，沉哀入骨：
“望舒以诗开启一代新境，毕生求索，功在新诗。痛失良友，文脉之殇。”
昔日《现代》四大同人，刘呐鸥早殒、杜衡沉寂，今又逢望舒长辞。风雨三十年，并肩开辟中国现代新诗道路的同道，只剩施蛰存一人，独守现代派文脉。
往后漫长岁月，施蛰存埋首书斋，潜心治学，不逐虚名，持续整理现代派文论，深耕中西诗学比较，坚守《现代》杂志开辟的文学道路。他接续这份未尽的探索，守护二人共同拓出的新文学疆域。
回望百年新文学脉络，定论昭然：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派新诗的开拓者、奠基者；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派文论的坚守者、传灯人。
二人南北相望、生死相守，一以诗立世、一以学传薪，同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现代派的双旗手。
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新诗从传统格律走向现代意象、从表层抒情走向心灵深度的历史性蜕变。
他们所探索的诗学方法，100年来慢慢融入本土文学土壤，被后世创作者吸收化用，为百年华语诗歌，留下永不褪色的诗学光芒与艺术生命力。
雨巷终尽，诗魂不逝；双旗垂史，文脉千秋。
戴望舒短暂而坎坷的四十五载人生落幕，而他开创的现代新诗美学，早已融入山河笔墨，岁岁长青。
（全文完）
戴望舒先生
2026年10月11日
作者简介
陈继业 （建新），笔名：雨巷（藍調），双子座，浙江省杭州市人
居杭州市。
1983级 浙江电大经济类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从事外贸专业工作，曾担任多家省级外贸公司中层干部。
现任：中国雨巷文学社 社长。
杭州市西湖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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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主任：韩菜菜
注册登记、审查考核部主任：戚小波（兼）
艺术总监：马嘉文
雨巷文学社编委会：
刘虹、王小青、沈志荣、欧阳薇荪、赵国瑛、朱剑雄、香叶子、韩菜菜、鲁建才、王丽、张法荣、杜劲松、虬岛、陈继业、萧祖能。
雨巷文学编辑部
总编：陈继业（兼）总编助理：刘虹
主编：韩菜菜、朱双碧
本期编辑：陈继业
（2026年 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