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我采写的一篇反映所在单位受“夹板气”的报道，始料未及的是竟然引起轩然大波。
那是1985年，我所在的中铁十五局二处承担着西龙海铁路技改工程张茅段建设任务，由一段部及所辖的4个工程队、三段部及所属3个工程队和1个机械队、四段机械队和运输一队，共10个工程队1000多人参加技改工程施工，队伍庞大，分布在张茅乡的4个点上，所用土地都是租赁的。我们是1983年11月下旬在新疆完成南疆铁路建设任务后开赴内地河南三门峡陕县张茅乡的。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一个队100多人住帐篷、睡高低床，一顶帐篷至少容纳10个职工。地板是砖块铺砌的，院子曾经是玉米地，当地政府只允许建造简易房屋和搭建帐篷，屋内和院子地面不允许浇筑混凝土，处西龙海铁路技改工程指挥所主管领导考虑到工期只有两年，建设好驻地，干部职工受益，但要投入一大笔钱，哪个院子都有几百、上千平方米空间，每一顶帐篷的地板有10多平方米，上百顶帐篷啊!再说，项目完工，队伍撤出还得复耕，因此采纳了当地政府的意见。对于刚走向市场、没多少家底的年轻企业来说，省一笔驻地建设和复耕费是好事，只不过苦了职工。这样的结果是晴天还好，下雨天，尤其是雨季，哪个院子都泥泞不堪，无法下脚，帐篷内的被褥十分潮湿。
在该乡针织厂附近驻扎着三段部和5个工程队，靠河边还有四段一个机械队。当初这里高低不平，机械队出动推土机给推平，变成一个面积几十亩的小平原。段部和各队的生活用水都是这家厂的。头一年与针织厂相安无事，可是第二年问题便出来了，这个厂无缘无故地断了我们的生活水源，多次交涉无果。无水的日子让1个段部、3个工程队、1个机械队、1个运输队的职工苦不堪言，不得不从数百米外的河里挑水做饭、烧开水，脏衣服要到河里洗，热天还好，都是年轻人，跑几百米路没啥，可是冬天零下一二十度，河水冰冷刺骨，不能到河里洗。因为没水，职工们两三天才洗一次脸，洗澡就更没法解决。1985年我给队里烧了4个月开水，一台锅炉的开水可满足职工一天饮用。锅炉旁有一个可盛七八担水的斗车，里面的水都是从约400多米外的山坡下的河里挑来的。我力气小，挑一担水，路上要歇几次。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我们只能这样生活，坚持将工程干完。
如果说我们施工单位在用水方面受制于针织厂倒也罢了。但麻烦事不止这一件。乡政府要求指挥所将所在地的一条近1公里土路修成柏油路，这个过分要求被指挥所领导拒绝。我们承建的铁路技改工程总投资不足千万元，利润低，养活队伍已经是捉襟见肘，职工干得是繁重的体力活，出满勤月收入才五十元，额外修一条柏油路的费用，少说也得100多万元，实在承受不了。
我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实在看不下去针织厂和张茅乡的所作所为，便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受不了“夹板气”》的读者来信寄给中国青年报社，当时的想法是希望报社给刊登一下，通过舆论，使我们所处的环境得到改善。没想到这封信被报社转给了中纪委，中纪委又批转给河南省政府，最后到了三门峡市陕县领导手里。张茅乡党委和乡政府主要领导挨批了。我捅了个“大篓子”!有一天，指导员徐英明急匆匆地找到我，叫马上把原稿交给他，看反映的情况能不能站住脚。我没留底稿，凭记忆，将原文重写一遍。看他着急的样子，我感到这件事有点棘手。庆幸的是，我没受到批评。但我承受的压力很大，感觉给单位惹麻烦了，张茅乡党委和政府会做出什么反应，我不得而知。十多天后，处指挥所人员从租住的乡政府大院搬到张茅火车站，办公、住宿都在一排活动房里。指挥所人员本来租赁的是张茅当时最好的房子，是乡政府新建的一栋3层办公楼，还有个后院。这下可好了，乡领导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指挥所拒绝修路已经使乡里个别领导没面子，我这篇报道等于火上浇油，让他们更窝火。
几十年过去，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确实是我头脑发热，想为单位出口气，却适得其反。尽管反映的是客观事实，不曾想这件事居然惊动了中纪委，事情就不简单了，乡领导挨批，心里有气，当然要拿指挥所出气，他们没别的办法给指挥所领导颜色看，只有用撕毁出租房屋合同的办法来回敬。人家的房子人家说了算，还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从舆论监督上说，我做得没错，没夸大或捏造事实，本质上是维护企业利益。但从打造外部和谐施工环境来说，确实有点不妥。现如今，各地政府应对负面舆情都有一套办法。许多官员都害怕批评报道，在他们看来，只能宣传正能量，不能有负面的东西，担心影响政绩，怕丢乌纱帽。
多年来，施工单位被驻地政府、村委会敲竹杠的事司空见惯，若向上级政府反映，会弄巧成拙，将事情弄糟，地方保护主义，对项目施工很不利。一些建筑企业吃过向上级政府和媒体反映的亏，吃一堑长一智，不再伸张和诉求，像最棘手的征地拆迁，私下里采取打蛇“打七寸”的办法解决，将村支书“搞定”，他主动做村民的工作，花得代价还小。村支书的话在村民心目中就是“圣旨”，长期在一个村共事，不敢得罪，只得言听计从。
那时铁道兵并入铁道部才一年，之前在荒无人烟的新疆戈壁滩上修铁路没任何干扰，在内地就不同了，面对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没有好办法应对。当然，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年轻气盛，在一些大是大非上想得简单，往往出发点与结果事与愿违。有一位做宣传工作多年的战友，九十年代因为一篇批评报道,引起驻地村民不满，一帮人围攻指挥部，闹得沸沸扬扬，要不是单位主管领导看他在宣传工作中成绩突出的份上，早调整岗位了。
后来我在机关和基层从事专业和业余宣传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情多，逐渐成熟了，再没写过类似报道。
（吕奎元）
吕奎元，60后作家,大专文化，从军六载，曾担任央企领导干部。1991年以来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等全国多家媒体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评论和新闻作品560余万字。发表新闻、艺术类摄影作品10000余幅。部分作品被收入多种文学、新闻选本并获全国、省部级奖项。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高的是玉米，矮的是地瓜》、短篇小说《让我再抱抱你》、散文《三峡游记》《童年的故事》、人物传记《诗人徐志摩的短暂人生》《阎锡山其人其事》、报告文学《千里马驰骋红土地》《巴蜀拓荒人》、诗歌《我曾经是军人》等。著有散文集《品味人生》《漂泊人生》《漫话人生》《岁月静好》《流年》、时评集《另眼看世界》等多部，出版艺术摄影画册《自然之美》、新闻摄影画册《图说杭甬》等。先后获得国家、省部、地市级各类奖项117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