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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苍山牧云

摘要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北逐匈奴、南平两越、东定朝鲜、西通西域，拓疆之功冠绝两汉。然其治国之能，恰与待人之酷相伴而行。本文以《汉书》《资治通鉴》《史记》所载史实为据，辅以杨生民《汉武帝传》统计、田余庆等学者考论及新出《海昏侯墓奏牍》，论证一核心命题：刘彻治国能力愈强，其冷血手段愈烈，二者并非矛盾，而是同一权力逻辑之两面。在位期间十三任丞相中七人非正常死亡，酷吏政治以杀人为能，巫蛊之祸诛及妻儿孙三代，晚年“立子杀母”更将冷血推向极致。轮台一诏，悔意究竟几分，后世聚讼纷纭，然无论如何解读，皆不能改易一事实：刘彻终其一生，未曾为任何一个被他亲手摧毁的生命真正低过头。

关键词：汉武帝；巫蛊之祸；酷吏政治；立子杀母；轮台诏

一、引言：雄主之誉与屠伯之实

汉武一朝，论者常以“雄才大略”四字概之。班固《汉书》赞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朱熹亦言“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然同一部史册中，触目惊心之记录在在可见：在位五十余年间，更换丞相十三人，除一人托孤留任外，其余十二人中，免职七人、因罪自杀五人，免职者中另有二人最终横死。太史公《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八人出于武帝之世，而“循吏无一人焉”。班固以降，历代史家对刘彻之评价，始终在“雄主”与“暴君”之间摆荡，此非史笔含混，实乃史实本身之张力所致。

本文不欲重述其拓边之功，而欲剖解其治国能力之外的另一重面孔——一种与权力欲共生共长的冷血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如何从制度层面侵蚀了儒家人伦与政治伦理的最后防线。司马光谓“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一语实得其实。武帝之冷，与始皇之暴，相去几何？所异者，晚年稍自敛抑，托付得人，故不至于速亡耳。然不能速亡，非其仁也，乃其侥幸也。

二、相权如刃：丞相群体的非正常死亡

刘彻驭臣之术，以恩威并用为表，以残酷威慑为里。元朔五年，公孙贺被拜为丞相，此人身经百战、以军功起家，然拜相之日竟“顿首涕泣，不受印绶”，向武帝哀告“臣出身边鄙，以从军参战鞍马骑射而为官，才能实在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堂堂丞相之位，在刘彻治下竟成催命符，公孙贺之恐惧绝非多虑。在此之前，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皆因罪相继处死；在此之后，公孙贺本人于征和二年下狱死，全家被诛，刘屈氂于征和三年下狱腰斩。

杨生民《汉武帝传》统计指出，武帝一朝十三位丞相中，“有五位基本上属于正常免职和正常死亡；有七位属于不正常死亡”。此比例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帝制时代均属罕见。刘彻并非不知丞相之艰难，然其处置丞相之决绝，恰恰说明：在他眼中，宰辅之职不过是皇权的延伸工具，可用则用之，可弃则弃之，工具何曾有生命尊严可言？

更有大司农颜异，仅因见白鹿皮币之制，唇微动而未发一言，便被张汤以“腹诽”之罪论死，天下震惊。御史大夫张汤，本为武帝爪牙，以严刑峻法为天子剪除异己，然一旦失宠，竟被丞相庄青翟等构陷，于狱中自杀，临死遗书犹言“陷臣者三长史也”——一生为武帝操刀，终成刀下之鬼。盖武帝之驭臣，务使人人自危、莫敢专擅，然其代价，是朝堂再无直言敢谏之臣，尽是看帝王眼色行事的顺从而已。

三、酷吏之器：以杀人为能的行政逻辑

如果说诛相是皇权对高层政治的清洗，那么酷吏政治则是刘彻将暴力逻辑下沉至整个官僚体系的手段。《史记·酷吏列传》载十一名酷吏，八人出于武帝一朝。张汤为御史大夫，“舞文巧诋”，专以揣摩上意为能事；杜周为廷尉，“从谀，以少言为重”，其治狱不依律法而依人主意向，“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张汤最终因遭构陷而自杀，杜周则因其“家两子夹河为守”而得以善终，然其治下之冤狱何止万千？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结尾叹曰：“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此语背后，是太史公本人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的切肤之痛。刘彻需要一个能替他将权力意志转化为刑狱裁断的官僚机器，酷吏便是这套机器的齿轮。然齿轮磨损之后，弃之如敝屣，张汤之死、赵禹之退、义纵之诛，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注脚。主父偃献策推恩，削藩强本，功不可谓不著，一旦事毕，族诛以谢天下；桑弘羊以理财见任，盐铁均输，充盈府库，后世昭帝时卒以谋反诛。此数子者，或忠或佞，或廉或酷，其才皆足以任事，其功皆足以自效，然武帝之用才也，如用器然：器当其用则宝之，器过其用则弃之。非有仁恩以固结其心，非有信义以保全其身。

四、巫蛊之祸：骨肉相残的制度性爆发

征和二年，巫蛊之祸起。此事之根源，在刘彻晚年之多疑与宫廷权力格局之失衡。时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江充以掘蛊为名，在太子宫中掘得桐木人，太子刘据无以自明，遂矫节发兵收捕江充。长安城中扰乱，太子兵败逃亡，最终自缢身死。皇后卫子夫亦被收缴玺绶，自杀于椒房殿。

此事中最令人心寒者，非江充之构陷，乃刘彻之反应。太子起兵之初，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为太子辩白，言“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然刘彻不听。太子死后，刘彻方才“知太子惶恐无他意”，遂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并将曾在泉鸠里对太子兵刃相加者族诛。此等事后清算，看似为太子复仇，实则暴露了一个冷酷事实：刘彻之悔，悔的是自己误信小人，而非悔自己逼死了亲生儿子。太子刘据一系，妻妾子女皆遇害，唯襁褓中的曾孙刘病已（后来的汉宣帝）侥幸存活于狱中。一人之猜忌，竟令三代血亲横死，史鉴昭然。

五、立子杀母：冷血逻辑的极致演绎

后元元年，刘彻年届七十，决意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弗陵年方数岁，“形体壮大，多知”，刘彻“奇爱之，心欲立焉”，然“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所谓“犹与”，其所虑者，并非幼子能否胜任，而是年轻的钩弋夫人可能成为第二个吕后。

于是，一道历史上空前冷酷的诏令发出。刘彻“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数日之后，左右问起此事，刘彻答曰：“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其言也，理直而气壮，若天下之大义尽在是者。然以“预防万世”之名，行杀其母而存其子之实，此岂仁者之所为？宋人徐钧诗云“燕翼贻谋宜有道，如何知义不知仁”，一语中的。

钩弋夫人之死，被后世概括为“立子杀母”，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帝制时代一项延续数百年的残酷制度。北魏一朝，凡立太子，其母必赐死，溯其源头，正在刘彻此处。以政治安全之名义处决一个毫无过错的年轻母亲，这在任何伦理体系中都是无法辩解的暴行。刘彻晚年之冷酷，至此已无任何遮饰。

六、穷兵黩武：海内虚耗而烽烟四起

武帝之冷，不独施于近臣骨肉，亦施于天下苍生。其在位五十四年，与匈奴作战四十余年，先后十三次征伐。漠北之战，虽“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然汉军损失亦巨。元狩四年一役，出兵十万骑，私负从马十四万匹，战后“马少，无以复往”。养一匹战马之费，可养二十五人，中原以农耕之赋养战马，民力之竭，不待智者而后知。太初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发卒六万、马三万匹，负粮从行者不计其数，及还，士卒仅存万人，其中杂畜损失殆尽。元鼎五年，南越反，发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讨之，所过郡县征发民夫转运粮草，沿途疮痍满目。

连年征伐，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府库空虚。关东流民以百万计，起义者“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武帝用酷吏以屠戮，用绣衣直指以弹压，而不知民之揭竿，实由官逼。其以铁血维持之世，乃铁血榨取之世也。至其晚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兵败投降，士卒死略离散，武帝自承“悲痛常在朕心”。然悲者悲其功不成，非悲小民之枉死也。后人颂其开拓之功，试问享国者，纵有万里疆域而地荒不治，与民生何益哉？

七、轮台一诏：罪己而不悔，冷血者之修辞

征和四年，刘彻下《轮台诏》，此诏在班固《汉书》中被塑造为“罪己”之典范，然后世学者对此聚讼不已。诏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又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其言也哀，其辞也切，似有仁者之悔。田余庆等学者认为此诏标志着刘彻晚年政治取向的根本转变，“由穷兵黩武转向守文”；然亦有学者指出，《轮台诏》实为针对西域轮台屯垦一事之具体答复，“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陈金霞更直言“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

无论此诏之性质如何界定，一项事实不容回避：刘彻在位五十四年间，未曾为其诛杀的丞相、酷吏、妻儿、孙辈中的任何一人正式平反或公开致歉。太子刘据之冤，直到其曾孙汉宣帝即位后方才得到追谥。刘彻所做者，不过是政策层面的“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以休养生息挽救濒于崩溃的帝国财政，并非对个人行为的忏悔。故轮台之诏，非良心发现，乃现实所迫。民穷财尽，烽烟四起，不更弦易辙，则汉室将蹈亡秦之辙。武帝悔者，非悔杀人之多，悔其计之左、势之穷、国之危也。罪己者，政术也，非道德也。以罪己为政术，玩天下人于股掌之间，则罪己亦冷血之一端。

八、结论：治国之能与冷血之性，一体之两面

或曰：武帝之冷，乃为治国不得不尔。不诛近臣，则权不专；不杀钩弋，则嗣不稳；不征匈奴，则边不宁。此说也，似有据而实不然。诛近臣者，权专矣，然昭宣以后，霍光专权，几覆汉室，其患更甚于近臣。杀钩弋者，嗣稳矣，然昭帝早崩，昌邑旋废，宣帝起于民间，其不稳又何如？征匈奴者，边宁矣，然民力耗尽，盗贼蜂起，其不宁又孰甚？

故治国之能与冷血之性，非因果也，乃同源也。刘彻之所以能成大功者，以其能忍；其所以多杀戮者，亦以其能忍。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故能决大计、行大政；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故能杀无辜、屠至亲。此忍也，用于事则成，用于人则酷。刘彻之悲剧，在其不能分此忍之二用：以之决事，而亦以之待人也。

本文核心立场明确而有限度：评价刘彻，不能因其拓边之功而回避其杀戮之实，亦不能因其杀戮之实而全盘否定其治国之能。二者并置，方为完整之刘彻。然若必择其一以论其“人生”，则治国能力属事功层面，冷血人生属伦理层面，前者可以争议，后者无须辩护。司马光批评其“穷奢极欲，繁刑重敛”，汲黯则当面直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二语虽异，所指则一：刘彻之外儒内法，并非策略性的政治修辞，而是其人格结构的真实写照。

故曰：胜则称武帝，败者为杨广。刘彻之治国，能也；刘彻之为人，冷也。能而不冷，则汉室之幸；冷而能以，则天下苍生之不幸。以一人之能，易天下之命，此其所以为雄主，亦其所以为屠伯也。一个连自己的妻儿孙辈都可以因“政治需要”而逐一清除的君主，其“为人民谋幸福”之可能性，从一开始便已归零。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武帝纪》《汉书·外戚传》《汉书·武五子传》《汉书·酷吏传》。

2、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

3、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史记·汲郑列传》。

4、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

5、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6、陈金霞：《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兰台世界》2010年第3期。

7、新出《海昏侯墓奏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8、徐钧：《史咏集·武帝》。

备注：

作者系中国辞赋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骈体文创作中心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特约研究员潘成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