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士大夫晚清的三代人﹣- 文人士大夫革命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的三个群体﹣﹣旧派中的新派新派中的旧派"创党"一代五四之后的三代中共知识分子﹣-"大革命"一代"一二九"一代历史的本相永远比逻辑要复杂很多，这几代知识分子在时间和空间上并非那般整齐划一、前后交替，彼此之间既有断裂，又有联系。当我扬弃了逻辑框架的简单之美之后，希望呈现的是历史本来的相对性和暧昧性。整体框架确定之后，是研究切入的角度。古今、中西和左右式，大多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的研究。不错，与其他社会阶相比较，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其行为的选择更具有自的观念意识。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正是从抽象的理念角度来绎知识分子的历史。不过，以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他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理念人"。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仅有理性，也有情感和意志。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性人，而且也是一个情感人和意志人。在1980年代最初进入知分子研究领域的时候，因为受到当时流行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又读了不少心理学的著作，我从心态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知识分子

第一章 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1884年，李鸿章的部下、两广总督张树声在临终之前写下的《遗折》中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 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 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一个廪生出身的正二品封疆大吏，在1880年代，就有此识见， 可谓超越了整整一个时代。晚清的士大夫喜欢用体用、道器和本末区分中西之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从洋务到辛亥整整半个世纪官僚士大夫的集体共识。在"艺""制""教"三者之中，"艺" 为用，"教"为体，这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制"的变革，究竟是"体"，还是"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论述"变法"一节，认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2在这里，张之洞所说的"法制", 乃是前面所分析的行政学意义上的典章制度，而非政治学层次上的国家根本制度。显然，前者属于用，后者属于体，是不可变易的政教一体。然而，张树声的临终遗言，却看到了议会制度，乃是一种无法与改"艺"、改"制"割裂的西学之体，中国只有采纳这个层次上的"西制"，才能转为富强，成为现代国家。到中法战争之后，重视开设议院的，在官僚士大夫当中，已经有郭嵩焘、崔国因、宋育仁、陈炽等一批人。他们虽然属于先知先觉者，但这一主张混杂在其他行政学意义上的"变制"清单之中，

1 张树声：《遗折》，载张树声：《张靖达公奏疏》卷八，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

2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北京：

048并不显得刺目。更重要的是，此一阶段的开议院要求，与西式的君主立宪尚有一段距离，基本思路仍是回到三代之治，得民心、通下情，君民一体，共谋自强。其背后的义理依然是圣人之教，与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变法有天壤之别。同样的"变制"，都是在"用"的范畴里面，是否能够为主流士大夫接受，要看与"体"的关系。康、梁在戊戌时期的变法，之所以不为官僚士大夫容忍，乃是因为与名教之"体"被颠覆有关。 而在后"洋务"、前"变法"时期的同光年间，因为"体"的无人挑战与怀疑，因此哪怕是开设议院这样的超前主张，依然被视为是温和的"变制"，因此兵部尚书彭玉麟肯为郑观应背书，为《盛世危言》作序，孙家鼐也会将《盛世危言》连同汤寿潜的《危言》、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起推荐给光绪皇帝。在1894年之前，对于官僚士大夫与口岸知识分子而言，有一个从洋务到变法的认识进程，其极端之处，便是开设议院，但不能碰触的天花板，是圣人的名教，不要说不敢，连想都不敢想。因为这代读书人，依然在正统的旧学之中，即便是最激进、最有超越意识的王韬、郑观应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亦是如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明确表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在戊戌维新期间，郑观应、经元善这些沪上的绅商阶层，虽然在改革的大方向上与文人士大夫基本一致，但对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特别是颠覆孔孟名教

1 郑观应：《盛世危言》，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054晚清有两代变革的士大夫﹣-第一代是主导洋务运动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袁世凯等；第二代是戊戌变法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1890年代是这两代士大夫新旧交替的时期。到了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在士大夫群体之中，赞成变法已经成为主流，原本的洋务派与新崛起的维新派以联手之势，造成了最初的大好局面，促成了光绪帝下决心戊戌变法。然而，为什么这两派都致力于改革的士大夫会分道扬镳，以至于戊戌变法最终失败？康有为与张之洞都要保教、保种、保国，但在"三保"之中， 各自要保的重心究竟是什么？他们所理解的"教"与"国"究竟何指？背后又呈现出两代士大夫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新一代的文人士大夫，虽然在戊戌变法中遭到了惨败，被杀头和通缉，但所发起的作为民间的文化运动戊戌维新，却大获全胜， 新思想、新名词从此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流。这一胜一败之间，与文人士大夫的代际特征有何关联？这些问题，正是本章所要探究的。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

055文人士大夫以及精神世界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何谓文人士大夫？晚清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官僚士大夫有什么不同呢？北宋之后的科举制度，是读书人群体的等级化建制，进士以上属于士大夫的上层社会，他们或为各级官僚，或为翰林院的候补官员，处于体制的核心，与朝廷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也深谙权力的复杂运作与内部网络。秀才和举人属于士大夫的中下层社会，他们继续奔走在通往京城的仕途中，处于权力体制的边缘，作为地方的士大夫精英，身上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也有着文人的各种浪漫的乌托邦想象。到了19世纪末，虽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 与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都意识到不变革不足以度过危机，但因为他们在权力网络的不同位置，令他们的变革观念与介入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戊戌维新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早在道咸同治年间，有两位先驱性人物：龚自珍和王韬。他们分别塑造了文人士大夫的双重特性：龚自珍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王韬的立足民间舆论。龚自珍虽然与魏源并称，但龚、魏的身份与文化之差异是非常明显的。魏源乃是幕僚出身，是经世致用的实践者，他务实而精干， 留下的是实实在在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和《圣武记》。 而龚自珍，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清学大儒段玉裁， 他从小受到一流的文史熏陶，对时政敏感而激愤。最早提出"自改革" 的龚自珍，虽然其具体的改革主张无甚高论，自称"何敢自矜医国手，

梁启超、汪康年后来办《时务报》，显然是承接了王韬民间办报的传统，我接下去将谈到，文人士大夫的活动场域，不再是朝廷与衙门，而转移到体制外的社会空间。上一章曾经谈到，儒学中有修身和经世两种趋势，到了晚清， 经世致用风气渐起，无论是汉学中的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或者宋学中的理学或心学，皆以经世为第一要义。晚清的"自改革"从学术渊源而言，本身就是经世致用的产物，这也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共同的思想底色。不过，曾国藩、张之洞这些改革派儒臣， 与龚自珍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除了上述的活动场域有别，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也有明显的不同。清朝继承明之传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意识形态。上一章已经论述，理学内部，于修身和经世两种传统，倭仁强调的是不变之天理， 曾国藩发扬了随时势而变的经世致用。在道光同治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基本围绕着"理"与"势"而展开。到了光绪年间，文人大夫开始出现，从龚自珍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在精神气质上继承的是并非保守的正统理学，而是具有个人意志和思想解放色彩的阳明心学。于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到了1890年代，从保守派与洋务派之间的"理"与"势"的冲突，逐渐转移到两代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理"与"心"的对峙。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中的两位儒臣曾国藩、张之洞，虽然主张因"时势"而变，但依然奉理学为正宗，圣人名教为天理，经世之学可变，三纲秩序不可变也，他们的重心在"天理"而非"人心"上，虽然这个"天理"已经随"时势"的变化有部分的调整。

058然而，文人士大夫在精神气质上却与理学家不同，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延长线上，试图掀起一轮从思想解放到激进变革的狂澜。从龚自珍到康、梁，之前的研究多注意其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革命传统，其实，还有另外一条心学的暗线。龚自珍高唱："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 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龚自珍这些以"自我"为本体的惊骇之论，已经跨越了阳明心学的最后一道"天理"的界限，足足领先了一个时代，到戊戌时期演化为康、梁一代文人士大夫致力于"六经注我"、发动儒学的新教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康有为的教主性格当中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既是精神的，又是物欲的，与晚明的精神解放与自然人性思想潮流一脉相传。而谭嗣同激进的仁学，将个人意志中的"心力"，作为世界的大本大源， 用"心力"对抗"天命"。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首先需要改革者有颠覆乾坤的精神本源。 显而易见，官僚士大夫墨守于规规矩矩的理学，且不说思想观念， 在精神气质上也不具备解放者的基因，因而他们能够想象的远方是有限的。而继承了阳明心学的文人士大夫，具有宏大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与西方的进化论、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无父无君"的佛教相结合，于是就爆发出激进改革的巨大能量。谈到浪漫主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广东人，并非偶然。这背后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洋务派官僚士大夫多湖南人，从曾国藩、左宗棠到刘坤一、郭嵩焘，都受到湖湘文化历1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载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2页。

第二章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059史悠久的经世致用传统的浸润。而过去的"南查之地"广东，远离京城的政治中心，也与理性化、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有别。广东的地城文化当中，民间信仰比较发达，六祖禅宗慧能是广东人，其内心体验式的心证之法影响了后来的王阳明，也为岭南之学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 从明代的岭南大儒陈白沙，到晚清的康有为，都处于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相辉映的同一条思想脉络之中。'两代士大夫的比较让文人士大夫崭露头角的，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最初的发起者，是官僚系统中的中下层官员，甚至有翁同龢、 李鸿藻这样的拒和派大臣的深层背景，2但公车上书这一事件，有两重意义。其一，清廷对士大夫参与政治的空间都严防死守，对民间读书人诱导他们不闻天下事，一心奔走于漫漫的科举仕途，或者专注于烦琐的乾嘉考据。公车上书是自明末的东林党运动三百年之后，有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士大夫运动，此后的一个世纪，读书人前赴后继，掀起一波又一波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狂潮。运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自公车上书开始，自当无疑。其二，公车上书也是体制内外的官僚与布衣士大夫第一次成功1 关于岭南儒学与湖湘儒学、江浙儒学的区域差异，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第一至第四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2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3-30页。

060的联手。联手的管道是传统的乡缘、亲缘和学缘网络。最初由文廷式， 王鹏运这些主战派京官鼓动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同省"上书。 随后由康有为发动十八省一千三百名举人参与的"跨省"签名运动。 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清帝第二书》，尽管没有递入朝廷，但在民间发生了爆炸性影响，康有为以超越同代人一个身位的变革卓见， 夜爆得大名，奠定了其新一代文人士大夫的领袖位置，也让官僚士大夫对他刮目相看。过去官僚士大夫要影响皇帝，主要靠上奏等体制内的权力网络，但公车上书之后，他们开始懂得在体制外"造势"。 通过社会的舆论形成时代大氛围。而像这类"宣传"和"造势"是官僚士大夫们所不擅长的，而正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的拿手好戏。 改革派官僚不得不借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本来未必看得起的维新派布衣。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有两种影响时代的大人物， 一种是"应时之人物"，另一种是"先时之人物"，法国的拿破仑、 日本的西乡隆盛，纵然伟大，也不过是顺应时势者。"应时人物者， 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在梁启超看来， 上一代的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之辈，只是识时务的英雄，而新一代士大夫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就像法国的卢梭一样，则是造时势的先知，因为他具有"先时之人物"的三大气质：理想、热诚和胆气。这话虽然有溢美之词，但对两代士大夫的历史定位还是颇为准确的。将曾国藩和康有为做比较，曾国藩其长处在识大势，懂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第481页。

然而，康有为的结果，恰恰与此完全相反，他不仅刺激了保守派，还得罪了后党变法派，连曾经一度支持他的翁同龢，后来也刻意与他保持距离。在整个权力上层，除了光绪一个光杆皇帝的撑腰，为重要的三巨头，是帝党的翁同龢、后党的李鸿章以及张之洞。翁同龢如日中天，深得光绪信任，张之洞声誉很高，洋务成绩斐然， 而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依然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对于康有为这些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来说，与变法派结成联盟， 就是处理好与这三巨头的关系。简而言之，假如康有为懂得一点京城的权力格局，最好的政治策略，乃是稳住保守派，背靠帝党，与后党搞好关系。也就是说，尽量不刺激荣禄、徐桐等人，牢牢抓住翁同龢，张荫桓，而积极争取张之洞、李鸿章、王文韶、孙家鼐、 张百熙、陈宝箴等的支持。可以想见，假如体制内外的变法派携手合作，1898年将是另一个局面，戊戌变法将是另外一个结果，中国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写。帝后两党的变法派相加起来的实力，是非常壮观的，从军机大臣到封疆大吏，占据了相对的优势。但是，他们内部四分五裂，有共同的变法意愿，却都想排斥对方，掌握变法的主动权。在甲午海战之前，围绕着对日究竟是和还是战，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与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就形成了水火之势。《马关条约》之后，变法派最1895年之后，耻辱的《马关条约》使得朝廷上下意识到，不变法是不行的，帝后之间对待变法的态度，差别只是在于如何变， 变到什么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党保守派在一开始并非有什么优势，他们采取的是守势，小心翼翼地寻找变法中的破绽，以便转守为攻，恶参一本，或者在太后面前挑拨离间。第二章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063

"亚永洞档案"阅读笔记》，第49页。1 茅海建：《戊不了了之。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在整个戊戌维新前后，始终办不了一自视甚高，对言论和文字也多有苛求，最后《正学报》竟然夭折， 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再加上后台老板张之洞， 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海建所说，"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芬，虽然比康有为小一岁，但其思想做派与官僚士大夫同路，如茅制"的康有为分庭抗礼，夺回话语主导权。主持《正学报》的梁鼎例，他在与康、梁决裂之后，筹办了《正学报》，试图与"素王改高高在上的官僚，远远不及靠舆论起家的文人士大夫。以张之洞为洞、袁世凯那些官僚士大夫的对手，但要论舆论宣传、鼓动社会， 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搞政治，不是翁同龢、张荫桓、张之会层面的话语权已经转移，从官僚士大夫转移到文人士大夫手中。 动的戊戌维新却大大成功了。这一成功的标志，是自戊戌之后，社可以这样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作为启蒙运文人士大夫领导的戊戌维新究竟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戊戌维新是失败还是成功？点上，前后两代士大夫依然是水火不相容。 施，基本在康有为划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在保教和保国这两个节骨新政，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官僚士大夫所实践的具体变法措文人士大夫，重新夺回了政治上的变法主导权，但到几年后的晚清第二章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 / 089

1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册，第2527页。 2 梁启超：《本馆（清议报社）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梁启超：《梁自材带情感"的新文体，为清末民初的两代读书人（晚清文人士大夫和民初新知识分子）所喜闻乐见。文体的革命，有时候往往比思想的革命更有吸引力，也更具颠覆性，梁任公的新文体，在清末民初风靡二十年，无人匹敌，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才拱手让出了话语的霸主地位，由更年轻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接任。较之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优势在于办报纸，掌握舆论。在报纸这种新媒介之中，梁启超的风头已经压过其师康有为。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的舆论界骄子，除了其借助日文引进了大量西方的新知之外，最重要的，乃是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笔锋常然而，新崛起的一代文人士大夫，就有了十足的民间性，1896 年《时务报》的创办，是中国公共领域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时务报》 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梁启超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 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时务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往下诉诸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

第二章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 / 095容易。倒是在上海，这个既有租界飞地又有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和现代传媒的现代都会，康梁们成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突破性发展， 为舆论的造势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和空间。政治上的百日变法失败了，但文化上的戊戌维新却成功了。属于帝党变法派的张元济在政变之后写信给汪康年，公允地说："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与康同代人的宋恕， 也客观地评论说："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大夫议论一变， 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2时代人未必在学问上看得上康有为这位野狐禅，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康、梁改变了一代人的风气，从此掌控了清末的话语领导权。梁启超在总结康有为一生时，如此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3这一维新的精神，像火炬一般，照亮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究竟是一时的政治变法重要，还是更长久的观念革新更有影响力？答案显然不言而喻。中村》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38页。1983年，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