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作者：心如大海
内容简介：
1924年，广州农讲所星火初燃。彭湃、毛泽东、方志敏、韦拔群等一众先行者，奔赴乡野，唤醒万千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播撒革命火种。
大革命失败后，城市革命之路受阻。无数革命者于绝境中探路，从数次起义的挫败里，踏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生之路。井冈山星火汇聚四方义军，红色根据地扎根山野，解答了为人民扛枪、为家国奋战的初心。
烽火十三年，风雨兼程。湘江浴血、万里长征踏遍绝境；无数先辈以身殉道，用热血守护信仰。主力红军北上，留守将士坚守南方山林，三年游击浴血坚守，留存不灭火种。
从微茫星火到燎原之势，无数无名与有名的革命者，以青春与生命铺路。山河不负忠魂，所有奔赴光明的牺牲与坚守，终在1949年汇成五星红旗上最滚烫的荣光。火种不灭，信仰永存。
目录
序章
第一卷·摇篮
第一章 海丰的火种
第二章 东兰来的人
第三章 东兰版本
第四章 第六届
第五章 北伐
第六章 山雨欲来
第二卷·起义
第一章 前夜
第二章 枪响
第三章 南下
第四章 教导团
第五章 暴动
第六章 转兵
第七章 三湾
第八章 会师
第九章 理论
第十章 上海
第十一章 围剿
第十二章 星火
第三卷·上山
第一章 分田
第二章 转战
第三章 百色
第四章 坚守
第五章 牺牲
第六章 北上
第七章 瑞金
第四卷·长征
第一章 出发
第二章 湘江
第三章 遵义
第四章 赤水
第五章 大渡河
第六章 雪山
第七章 草地
第八章 陕北
第九章 分裂
第十章 留守
尾声·星火燎原
后记
序章
一九一三年，中国已经乱了很多年了。
长沙街头的墙上，还能看见辛亥年的标语，被雨水泡得只剩半边字。有一面墙上写着“驱除鞑虏”，下面被人用炭笔添了一行：“鞑虏走了，饭还是吃不饱。”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也没有人擦掉。它就那么挂着，像一句没人回答的问话。
城里茶馆的生意最好。歇脚的挑夫、抄着手闲逛的闲汉、穿长衫的读书人，挤在一张桌子上，聊的事从东半球扯到西半球。有人说宣统皇帝还在宫里养金鱼，有人说金鱼早被袁世凯煮了吃了，反正没人知道皇帝在哪儿——只知道紫禁城还关着门，门里的事外头看不清楚。有人唾沫横飞地讲“二十一条”，说日本人把中国当成了他家后院；旁边一个老头咳嗽了一声，说他今年六十二岁，从咸丰到民国，见了四个皇帝、两个总统、一个摄政王，日子越换越穷。茶馆里静了一瞬，然后有人继续喝茶，有人继续讲日本人的事，好像那句话没被说过一样。
汉口的码头上，英国人的轮船鸣着汽笛靠岸。卸下来的货堆成山，比中国船运的多十倍。扛包的工人光着膀子，一趟一趟地跑。一个洋人巡捕站在旁边，牵着一条半人高的狼狗，狗吐着舌头，眼睛盯着工人的脚后跟。有人跑慢了，巡捕嘴里冒出一句听不懂的话，狗叫了一声，工人腿一软差点跪下。旁边没有人看——看惯了，就没什么好看的了。
北京东交民巷的围墙很高，墙头拉着铁丝网。里面是外国兵营，炮口斜斜地对着紫禁城的方向。路过的中国人会加快脚步，低着头走过去，像走夜路时经过坟地。也有年轻人站在远处看，拳头攥得发白，但攥完了还是得走——不走，站久了，会被巡街的赶。有一回一个学生冲那炮口吐了一口唾沫，被两个警察架走了。后来再没人吐过。
上海租界的大街上，黄包车夫跑得满头大汗，洋人的汽车鸣着喇叭从身边冲过去，泥水溅了一身。车夫骂了一句，汽车已经开远了。法国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个老秀才站在牌子面前，站了很久。他读过十年书，考过秀才，教过私塾，认得每一个字。但他站在那里，好像突然不认识那行字了。
学校里，国文课还在讲“子曰诗云”，地理课上画的还是“大清一统舆图”。课间有学生偷偷传阅一本新杂志，封面印着“新青年”三个字，翻开第一页，是一行大字：“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几个脑袋凑在一起，把那一句话读了三遍。一个穿蓝布衫的学生说：“利刃——对，我们现在就需要一把利刃。”旁边的人问他什么利刃，他答不上来，但眼睛里有一种光，像火柴刚划着的时候。
也有人在做事。
武昌起了一个头，各省跟着响，总算把皇帝拉下了马。可是皇帝没了，好像并没有更好。袁世凯在北京坐着，说要当大总统，又说要当皇帝——圆明园的石狮子还倒在草丛里，新的狮子又来了。革命党在南方活动，今天起义明天失败，死了的人埋在乱葬岗上，活着的人继续逃亡。梁启超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要有好的国民才有好的国家；孙中山在日本写信，说要继续革命。有人在议会里吵架，吵完了回家数钱；有人在乡下办新式学堂，教孩子认“人手足刀尺”。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合在一起，还是一盘散沙。
有人总结过：有组织的没主义，有主义的没组织。今天成立一个“学会”，明天解散一个“会”；这个省有个“同盟会”，那个省有个“光复会”，互相之间还闹别扭，谁也不服谁。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枪，有人说需要的是钱，有人说需要的是外国的支持，有人说需要的是皇帝回来——各开各的药方，但病人还在床上咳血，一口一口地咳，血把被单都染红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在日记里写：“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问自己——今天的中国，比昨天好了吗？然后我发现自己连答案都不敢想。”
就在这种又热又乱又闷的当口，长沙城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叫蔡和森，细瘦的一条，颧骨顶着薄薄的皮，走在路上像一根移动的竹竿。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是他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火柴划着的光，是炭火——不亮，但烫。
他后来认识了一个叫毛泽东的，个子比他高半个头，说话比他慢半拍，但两人一开口就停不住。一个说“中国的问题在根子上”，另一个说“那就得从根子上挖”。他们在湘江边上走，秋风把头发吹得倒竖起来，两人谁也不缩脖子。走着走着，觉得不能再等了。
再后来，一个去了北京，一个去了法国。北京的那个在北大红楼，见到一个叫李大钊的人。李大钊给他递了一本杂志，说“你读读这个”。他读了，一夜没睡，第二天眼睛红红的去找李大钊，说“我想去法国，看世界正在变成什么样子”。法国的那一个，在蒙达尔尼的小屋里，抱着《法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共产党宣言》，旁边摆着从各地寄来的信，有劝他“慢慢来”的，有骂他“太激进”的，还有一封他自己的草稿，上面涂改得认不出原来的字。但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再后来，陈独秀在上海办了杂志，李大钊在北京办了小组。有一群年轻人，在法国、在日本、在上海、在长沙，隔着万水千山，都在想同一件事——
中国能不能从头到尾、从根子上换一种活法？
没有人说得清那是一种什么活法。但种子已经顶破了冻土，芽尖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上面是石头还是天空，但它往上拱，因为它知道，土层的某一个方向，有光。
一九二一年夏天，十三个人在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里碰了头。楼道窄，木楼梯咯吱响，隔壁有人在打麻将，麻将牌哗啦哗啦地响，像是伴奏。后来有人报信说巡捕来了，他们转移去了嘉兴——南湖上一条画舫，船娘摇着橹，水声一下一下的，像这个国家的脉搏——很弱，但还在跳。
蔡和森没有来，他在法国。李大钊没有来，他在北京有事。
但那艘船出发之前，蔡和森已经从法国寄了一封信回来。信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字，写到后来大概手指累了，笔画有些歪。信里有一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船的事。他只知道，不能再等了。
其实全中国那些睡不着的年轻人，都在等一个东西。有人说是主义，有人说是组织，有人说是领袖——都只对了一半。他们等的，是一个方向。一条路。一束在黑暗中递过来、接得住、不会灭的火。
它来的那条路，叫一九二一年。
（序章完）
第一卷·摇篮
第一章 海丰的火种
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
天刚亮，暑气就压下来了。会馆的旧砖墙上苔藓绿得发黑，院子里那棵老榕树的气根垂下来，密密的，像一道帘子。彭湃站在前厅的讲台上，穿着一件白布短褂，袖口挽到肘弯，小臂上一道旧疤。讲台上放着一沓油印的纸，纸上的字是他昨晚连夜刻的，有一个字刻反了，他用钢笔改了一下。
第一届农讲所今天开学，学员三十八人，全部来自广东省内各地，都是志愿投身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彭湃是主任，也是今天的主讲人。
学员陆陆续续进来。一个穿粗布短褂的找了张条凳坐下，条凳断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一个光脚的草鞋拎在手里，进了门才穿上。一个从南路来的年轻人，皮肤晒得黝黑，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
彭湃朝他招了招手：“进来，找个地方坐。”
年轻人进去坐下，把草鞋脱了，垫在屁股底下。
彭湃开口了。海丰口音，有些字咬得很重。
“我是海丰人。我家在海丰有田，很多田。多到什么程度？老辈人说‘鸦飞不过’——乌鸦飞一天，飞不出我家的田界。”
底下有人笑了。
彭湃也笑了：“你们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我家是大地主。我小时候吃的米饭，是佃户种出来的。我穿的衣服，是佃户交的租换来的。我念书的钱，是从佃户身上刮下来的。”
教室里安静了。
彭湃停了一下。他把白布短褂的扣子解开了。
“你们看。”
他转过身，背对着学员，把上衣脱了。
背上三道鞭痕，从左肩斜到右腰，颜色发紫，边缘泛青。
“这是海丰一个佃农的背。”
他转回身。
“他交不起租，地主打的。三鞭。就三鞭。他在地上躺了两个月，后来还是死了。”
没有人说话。那个垫草鞋坐的年轻人，手攥着膝盖，指节发白。
彭湃的声音低了一些：“我讲这个，不是要你们记住我的背。是要你们记住一件事——你们回去之后，如果只记得一件事，就记得这道鞭痕。农民为什么穷？不是命。是有人用鞭子把他们的东西抽走了。”
他把上衣穿回去，拿起那沓油印的纸，发给前排的学员。
“今天第一课，不讲主义。算账。”
纸上印着一张表。彭湃问：“一亩田，一年收两担谷。交租一担。留种一斗。买肥料两斗。剩八斗。一家五口人，一年吃多少？八斗够不够？”
底下有人摇头。
“够不够？”
一个学员开口了，声音闷闷的：“不够。”
“怎么不够？”
“一个人一年吃两担谷，五口人十担。八斗连一个人都养不活。”
彭湃把纸拿起来，对着光看了一遍。
“那农民怎么活的？”
没有人答。彭湃自己答了：“借。跟地主借，利滚利。今年借一担，明年还两担。还不上的，拿田抵。田抵完了，拿人抵。儿子去地主家做长工，女儿去地主家做丫鬟。一代一代，翻不了身。”
他把纸放下来。
“你们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农民算这笔账。算清楚了，他们就明白了。不用你讲主义，不用你喊口号。账算清楚了，农民自己会问你：怎么办？”
上午的课快结束时，门口进来一个人。
阮啸仙，二十七岁，广东河源人，比彭湃高半个头，瘦，戴一副圆框眼镜。灰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他担任历届农讲所教员和第三届农讲所主任。
彭湃朝他点了点头。
阮啸仙走到讲台旁边，把一摞纸放在方桌上，对学员们说：“彭主任上午讲了算账。我下午来讲讲广东的农运到底走到哪一步了。”
他说话比彭湃慢，但条理清楚。从海丰讲到广宁，从广宁讲到花县。哪里成立了农会，哪里减了租，哪里被地主打了回来。数字都在脑子里，一个不差。
讲到广宁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广宁减租减了三成。三成是多少？一个佃农一年少交三担谷。三担谷，够他一家吃两个月。两个月，够他把田里的活干完，不用去借地主的粮。不用借粮，就不用拿田抵。田保住了，人也就保住了。”
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重新戴上。
“农会的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让农民少交一点，多留一点。少交一点，就能活。多留一点，就能撑。撑过了这一年，明年就能接着撑。”
底下有人记笔记。那个从南路来的年轻人没有纸笔，用指甲在条凳边缘划道道。阮啸仙看见了，走过去，把自己手里的铅笔递给他。年轻人接了，攥在手里，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
傍晚，学员散了。
彭湃没有走。他坐在院子里的榕树下，背靠着树干，手里捏着一块干粮。中午剩的，硬得像石头，他啃了两口，放在膝盖上。
阮啸仙从后厅出来，走过来坐在旁边的石阶上。
“你那道鞭痕，画上去的？”
彭湃“嗯”了一声。
“洗得掉吗？”
“洗不掉。画的时候就掺了靛蓝，渗进皮里了。得褪一层皮。”
阮啸仙沉默了一会儿，看着院子里的榕树。气根从枝上垂下来，碰到地面就扎进去，长成新的树干。一棵榕树，看起来是一片林子，其实是一棵树。
“你说，这三十八个人，回去之后有几个能站住？”
彭湃想了想。“不知道。可能一半，可能更少。”
“那你还办？”
“办。”彭湃把干粮掰了一块放进嘴里，“一个人回去，算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回去，把账算清楚了，让一个村的农民知道了自己的穷不是天注定的，那也值。”
阮啸仙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
“我回去了。明天还来讲广东农运。”
彭湃点了点头。
阮啸仙走出院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彭湃还坐在榕树下，膝盖上放着那块啃了一半的干粮，眼睛看着院子里的空地。空地上什么都没有，但他看得很专注，像是能看见那些学员回到各自的村里，蹲在田埂上，跟农民一起算账的样子。
那天夜里，彭湃没有回住处。
他在后厅的教员休息室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把白天学员提的问题一条一条记下来。
“南路来的学员问：我们那里是渔村，没有田，怎么算账？”
“顺德来的学员问：桑基鱼塘的租怎么算？跟稻田不一样。”
“花县来的学员问：地主是族里的长辈，农会怎么搞？”
彭湃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想。有些他答不上来，就在旁边打一个问号。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他抬起头，看见窗外榕树的影子映在窗纸上，黑黢黢的，像一道帘子。
他想起白天那道画上去的鞭痕。想起那个佃农——不是画上去的那个，是真的那个。真的那个佃农死了。他死的时候，彭湃站在旁边。佃农的婆娘跪在地上哭，地主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根浸了水的麻绳。
彭湃当时一句话没说。他说不出来。那时候他还不是“彭湃同志”，他还是“彭家少爷”。
他把灯芯拨了拨，火苗稳下来。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海丰的经验，能不能教给别人？能。只要把‘为什么’讲清楚。”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窗外的榕树影子在风里晃，晃得窗纸上的黑帘子起了波纹，像水。
（第一章完）
第二章 东兰来的人
一九二五年一月，韦拔群从东兰到了广州。
他从东兰出发，走了十二天。先走山路到南宁，从南宁坐船到梧州，再从梧州搭货船到广州。货船上运的是木头，他睡在木头堆上，白天太阳晒，晚上江风吹。到广州的时候，整个人黑了一圈，嘴唇干裂，但眼睛是亮的。
他穿着一件壮族短褂，靛蓝色的土布，领口磨得发白。脚上一双草鞋，走了十二天，鞋底快磨穿了，右脚的大拇指露在外面。他背着一个蓝布包袱，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一包东兰的旱烟叶、一本自己手抄的册子。
他和战友陈伯民辗转多地，终于抵达广州，进入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经党内介绍，免考进入，成为第三届学员。
他在番禺学宫门口站住了。学宫的门是朱红色的，油漆剥落了大半。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番禺学宫”四个字。门开着，能看见里面一个院子，院子里的榕树很大，气根垂下来，遮了半个天。
韦拔群整了整衣领，把包袱带子紧了紧，走了进去。
院子里有人。一个穿白布短褂的人蹲在榕树下，面前摊着一摞纸，手里拿着笔，正在往纸上写什么。他写得很专注，韦拔群走到跟前了他才抬起头。
彭湃。
两个人对视了一瞬。
彭湃先站起来。他比韦拔群矮半个头，瘦，但站得很直。他看了看韦拔群脚上那双快要散架的草鞋，又看了看他脸上晒脱的皮，说：“东兰来的？”
韦拔群说：“你怎么知道？”
“看你脚上的草鞋。广东人穿不惯这种。”彭湃伸出手，“彭湃。”
韦拔群握住他的手。两个人的掌心都有茧。彭湃的茧在指节上，是握笔握出来的；韦拔群的茧在掌根，是握锄头握出来的。
“韦拔群。东兰来的。”
彭湃松开手，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走了几天？”
“十二天。”
“路上吃什么？”
“干粮。到了梧州买了几个粽子。”
彭湃点了点头。他蹲回去，把地上那摞纸收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递给韦拔群：“这是前两届的讲义。你先看看。明天开班，你跟着第三届一起上课。”
韦拔群接过来，翻了翻。纸上的字是油印的，有些地方洇了墨，认不太清。但他看懂了几个标题——“怎样做农民运动”“农会的组织法”“减租的计算方法”。他把纸合上，攥在手里。
彭湃看着他：“有问题吗？”
韦拔群想了想：“有。你们这边讲的都是广东的事。广东是地主制，我们那边是土司制。土司比地主狠。地主的田是买的，土司的田是抢的。地主收租，土司收命。”
彭湃没有立刻接话。他看了韦拔群一会儿，然后说：“那你来对了。你把你那边的事讲出来，大家听听。”
韦拔群被安排在学宫后院的宿舍里。宿舍是一间大屋子，地上铺着草席，十几个人打通铺。韦拔群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七八个人，都是广东本地学员。
韦拔群找了个角落，把包袱放下，坐在草席上。他从包袱里摸出那本手抄的册子，翻开来看。册子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记的，有些地方用的是壮语发音，别人看不懂。
旁边一个学员凑过来看了一眼：“你写的什么？”
韦拔群说：“东兰的事。”
“东兰在哪里？”
“广西。靠近贵州那边。”
“你那边也搞农会？”
“搞。搞了几年了。”
那个学员来了兴趣：“怎么搞的？”
韦拔群说话不快，带着浓重的壮语口音。“我们那边，田是土司的。土司说哪块田是谁种的，就是谁种的。他说收多少租，就收多少租。你不交，他拿人。拿去了，就回不来了。”
那个学员问：“那你们怎么搞？”
“先算账。跟这边一样。把土司收的租跟农民收的谷算清楚，让农民知道自己的谷被拿走了多少。算清楚了，就有人跟你走。”
“然后呢？”
“然后组织农军。土司有兵，我们没有。但我们人多。”
那个学员不说话了。他看了看韦拔群的手。掌根上的茧很厚，指节上有几道旧疤。
“你打过仗？”
韦拔群说：“打过。打输了。跑进山里，躲了三个月。”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
第二天，第三届农讲所开班。
彭湃讲第一课。他站在讲台上，还是那件白布短褂。他讲了海丰农运的经过，讲到烧地契的时候，韦拔群在底下坐直了身子。
彭湃说：“我把地契烧了。我爹气得三天没吃饭。我娘偷偷给我送饭，送到门口就走，不敢进来。”
底下有人笑了。韦拔群没有笑。
他想起自己。他从东兰出来的时候，他爹站在门口，什么也没说。他走了十二天，他爹没有追。
彭湃讲完了，问底下：“谁有问题？”
韦拔群举了手。
彭湃朝他点了点头。
韦拔群站起来。他个子高，站起来的时候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他问：“彭先生，你烧地契的时候，你爹有没有跟你断绝关系？”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
彭湃看着他，没有回避：“断绝了。后来我娘偷偷给我送饭。”
韦拔群说：“我那边是土司，比地主还狠。我回去也得烧。”
彭湃问他：“你怕不怕？”
韦拔群想了想，说：“怕。但更怕的是，那些农民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
彭湃没有接话。他看着韦拔群，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他说：“你坐下。下课来找我。”
下课之后，韦拔群去了彭湃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广东地图。彭湃坐在桌子后面，让韦拔群坐下，然后问：“你那边具体什么情况？讲细一点。”
韦拔群从包袱里拿出那本手抄册子，翻开，一页一页地讲。他讲东兰的土司怎么收租，怎么拿人，怎么杀人。他讲农民怎么躲，怎么跑，怎么在山里熬过冬天。他讲他第一次组织农军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几把鸟铳，打不过土司的兵，跑进山里躲了三个月。
彭湃听着，没有打断。
韦拔群讲完了，彭湃合上笔记本，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们那边，最缺什么？”
韦拔群没有犹豫：“缺人。会搞农运的人。我们那边识字的人少，能算账的人更少。我一个人跑不过来。”
彭湃点了点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纸，递给韦拔群：“这是前两届的讲义，你带走。还有这本——”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这是我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你回去之后，照着这个办法，先办一个农讲所。不用大，几个人也行。教会一个，就是一个。”
韦拔群接过来，放进包袱里。然后他站起来，对彭湃说：“彭先生，我明天就回去。”
彭湃有些意外：“第三届还没结业。”
韦拔群说：“我学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我回去自己学。那边的人等不了。”
彭湃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行。你回去。”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钢笔，递给韦拔群：“这个你带着。写东西用。”
韦拔群接过笔，攥在手里。那是一支旧钢笔，笔杆上的漆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
彭湃送他到学宫门口。广州六月的傍晚，天还亮着。榕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韦拔群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学宫，又看了一眼彭湃。
彭湃说：“你那边比广东难。”
韦拔群说：“难才要搞。”
两个人没有握手，也没有说再见。韦拔群转过身，走了。他走得很快，步子很大，像一个人赶着回去做一件已经想好了的事。
彭湃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他想起韦拔群说的那句话——“怕。但更怕的是，那些农民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
这句话他听过。在海丰，在那个佃农死的时候，他也想过同样的事。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第二章完）
第三章 东兰版本
韦拔群回到东兰，是一九二五年夏。
他从广州坐船到梧州，从梧州走山路到南宁，从南宁再走山路到东兰。又是十二天。包袱里多了一支钢笔和一本油印的小册子。
走到武篆镇的时候，天快黑了。镇口那棵大榕树还在，气根垂得比上次更低了些。他站在树下歇了一会儿，看见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里回来。老农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
“拔哥？你回来了？”
韦拔群点了点头。
老农放下锄头，走过来：“瘦了。黑了。你去哪里了？”
“广州。”
“广州？”老农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广州能管我们这里的事？”
韦拔群说：“管不管得了，看我们自己。”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韦拔群在武篆北帝岩开办了广西东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北帝岩是一个天然石洞，位于武篆巴学村的论硬山腰上，可容纳数千人。
没有校舍，用石洞；没有教员，他自己讲；没有教材，他把广州农讲所的讲义和那本《海丰农民运动》翻来覆去地看，看懂了就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学员来自东兰、凤山、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都安、河池、南丹等十一个县，共二百七十六人，都是当地的农运骨干和进步学生。这是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培育农运骨干的摇篮。
第一天讲课，韦拔群站在石洞里面，看着底下这二百多个人。石洞里光线暗，有人坐在石头上，有人蹲在地上，有人靠着石壁。他忽然想起广州农讲所那个教室——番禺学宫的旧砖墙、院子里的榕树、彭湃脱上衣露出的鞭痕。那些东西离东兰太远了。东兰有土司，有山，有走不完的路，有活不下去的人。
他开口了。说的是壮语，因为底下的人有一半听不懂官话。
“今天第一课，不讲大道理。算账。”
他在一块石板上画了一道竖线，左边写“收”，右边写“交”。
“种一亩田，一年收两担谷。交土司一担。留种一斗。买肥料两斗。剩八斗。一家五口人，一年吃多少？”
底下没人说话。
韦拔群自己答：“不够。一个人一年吃两担谷，五口人十担。八斗连一个人都养不活。”
一个老农开口了，声音沙哑：“拔哥，这个账我们算过了。算了几十年了。”
韦拔群看着他：“算过了，为什么还交？”
老农不说话了。
韦拔群把石板上的数字圈起来：“因为你们以为这是命。土司说你们的穷是天注定的，你们就信了。但这不是命。是有人把你们的东西拿走了。”
他停了一下，看着底下那些脸。皱纹很深，皮肤晒得黝黑，手指关节粗大。
“土司的田是怎么来的？你们知不知道？”
有人摇头。
“土司的田是抢来的。两百年前，你们的祖宗开出来的田，被土司的祖宗拿去了。拿去了之后，就说这田是他的了。你们种他的田，交他的租，一代一代，交了两百年。”
底下有人开始交头接耳。那个姓覃的老农抬起头来，看着韦拔群。
“拔哥，那怎么办？”
韦拔群说：“先算清楚账。算清楚了，就知道自己被人拿了多少。知道了，就有办法。”
他从石洞前面走出来，走到老农面前，蹲下来，用壮语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石洞里的人都听见了。
“覃叔，你种了一辈子田，今天才晓得自己被人拿了多少。晚不晚？不晚。你晓得了，你儿子就晓得了。你儿子晓得了，你孙子就晓得了。一代一代传下去，总有一天，没人能再拿你们的东西。”
老农没有说话。他看着韦拔群，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但他的眼睛红了。
那之后，韦拔群每天在北帝岩的石洞里讲课。白天讲算账、讲组织农会、讲怎么跟土司斗争。晚上他点着油灯，把广州农讲所的讲义重新抄一遍，用自己的话改写。有些词他不懂，就跳过；有些方法他用不上，就改成东兰能用上的。
他把“减租减息”改成了“不交租”。他把“农民协会”改成了“农民自治会”。他把“农民自卫军”改成了“锄头队”——因为东兰的农民只有锄头，没有枪。
第一届原计划学习半年，后因县知事黄守先和大恶霸龙显云等带领警兵民团去破坏，只办了三个月就提前结业。学员全部派到各地开展农运工作。
八月的一天傍晚，韦拔群在石洞里整理讲义。
覃叔来了。老农站在洞口，手里提着一只竹篮，篮子里装着几把青菜、两块豆腐。他把篮子放在门槛上，没有进去。
韦拔群抬头看见他：“覃叔，进来坐。”
覃叔摇了摇头。他站在门口，看着韦拔群，说了一句话。
“拔哥，我儿子要跟你。”
韦拔群放下手里的笔。
覃叔接着说：“他今年十八。我让他来听课。他说他听懂了。他说他不想跟我一样，种一辈子田，交一辈子租，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
韦拔群站起来，走到洞口。覃叔把篮子往他面前推了推：“这个你收着。不是什么好东西。”
韦拔群接过来。篮子很轻，但他觉得沉。
覃叔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拔哥，你那个农讲所，能不能多办几个？光武篆一个不够。”
韦拔群站在石洞口，看着覃叔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他把篮子放在石桌上，从里面拿出一把青菜。青菜的根上还带着泥，是刚从田里拔的。他拿起那支彭湃送给他的钢笔，在讲义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东兰第一个学员，覃叔的儿子。十八岁。听懂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兰农民自治会成立了。
韦拔群在武篆镇外的空地上开成立大会。来的人站满了空地，有的从几十里外的村子赶来的，天没亮就出发，走到中午才到。他们举着用红布做的旗子，旗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东兰农民自治会”。旗子不多，只有几面，但红布在秋天的太阳底下很显眼。
韦拔群站在一棵大樟树下，对底下的人讲话。他的声音比在广州时大了，也粗了，像是在山里喊惯了。
“从今天起，东兰的农民有自己的会了。这个会，不交土司的租，不交官府的税，不还地主的债。有人来收，我们就一起说：不交。”
底下有人喊了一声：“好！”
韦拔群接着说：“但光说不交不行。还要有人保护这个‘不交’。我们要有自己的队。锄头队。谁家有锄头，谁就来。谁家有柴刀，谁就来。谁家有鸟铳，也带来。”
底下又有人喊：“好！”
韦拔群看着那些举起来的锄头和柴刀。他想起广州番禺学宫的操场，周恩来教他们怎么训练农民武装。那时候他觉得那些动作太简单了。但现在他知道，最简单的动作，往往是最有用的。
那天晚上，韦拔群一个人坐在石洞里。
油灯快烧干了，火苗很小。他把广州农讲所的讲义翻到最后一页。那页上印着一行字，是彭湃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讲义合上，压在枕头底下。
窗外，东兰的山黑黢黢的，像一头蹲着的巨兽。但山脚下，有几点灯火在亮。那是农民自治会的会员们，在各自的村子里，点着油灯，在算账。
灯很小。但有很多盏。
韦拔群吹灭了灯，躺下来。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看见的不是东兰的山，是广州番禺学宫院子里那棵榕树。气根从枝上垂下来，碰到地面就扎进去，长成新的树干。
一棵榕树，看起来是一片林子，其实是一棵树。
（第三章完）
第四章 第六届
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番禺学宫。
榕树的气根比两年前更密了，垂下来快要碰到地面。学宫门口挂了一块新牌子——“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牌子是木头的，漆了白底黑字，字是毛泽东写的，笔画很重，像是用刀刻出来的。
这一届的规模比前几届都大。学员从全国二十个省来，共三百二十七人，是办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届。宿舍不够住，就在院子里搭了棚子，铺上草席，打通铺。口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杂烩。
毛泽东是所长。他个子高，穿着一件灰布长衫，站在讲台上比谁都显眼。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湘潭口音，“农民”说成“农min”，“问题”说成“问tin”。湖南来的学员听得懂，广西来的就吃力，他就写在黑板上。
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授课总时长达到二十三个小时。主持农讲所期间，他主编了《农民问题丛刊》，在为丛刊写的序中鲜明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第一课，他讲《中国农民问题》。
“中国有四万万人。其中三万万是农民。三万万，什么概念？一百个人里面有七十五个是农民。”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饼，用粉笔切成四块，其中三块涂满了。
“革命要靠谁？靠工人？工人有多少？两百万。两百万对四万万，能靠得住吗？靠不住。要靠农民。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底下有人记笔记。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笔一画地写。他叫毛泽民，是湖南来的学员，毛泽东的弟弟。他不怎么说话，但笔记记得最全。
周恩来讲的是《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教员，讲授这门课程。
他比毛泽东年轻几岁，穿着一件黄呢军装，是黄埔军校的制服。他讲课时声音不高，但每句话都清楚。毛泽东请周恩来到农讲所讲军事，周恩来请毛泽东到黄埔军校讲农民问题，这是当时的一段佳话。
“农民运动搞到最后，一定会碰到枪。军阀有枪，地主有枪，民团有枪。农民手里只有锄头。锄头对枪，打不赢。”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图：一个圆圈代表村庄，几个箭头代表进攻的方向。
“所以农民运动要搞武装。不是要农民都去当兵，是要农民有自己的自卫军。自卫军不用多，一个村十几个人，有鸟铳就行。关键不是武器，是组织。有组织，人少也能成事。没有组织，人再多也是一盘散沙。”
课堂上，他抛出问题：“广东革命政权为什么能够巩固？”
一个学员抢答：“因为劳苦大众起来了！”
另一位学员补充道：“有工农革命武装的支持。”
周恩来接着说：“对！我们党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就能把地主阶级打下去。”
萧楚女是第六届农讲所的专职教员，负责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三门课。没有现成的讲义，她就自己动手编写了三本教材，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有一次讲课的时候，萧楚女突然咳血，可她不听学员劝阻，坚持继续授课。她说：“人是应该利他的。做人要像火，给人以光明，以温暖。”
彭湃也来讲课。他是第一届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兼任历届农讲所教员。他讲的是《海丰农民运动》，不讲理论，讲自己的事。
“我烧地契那天，我爹气得三天没吃饭。我娘偷偷给我送饭，送到门口就走，不敢进来。后来我搞农会，地主们恨我，派人暗杀我。有一次我躲在棺材里，才逃过一劫。”
底下有人问：“彭先生，你怕不怕？”
彭湃说：“怕。但更怕的是，我不搞农运，农民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穷是为什么。”
阮啸仙也来讲课。他担任历届农讲所教员和第三届农讲所主任，亲自讲授《农民运动问题》等课程。他讲广东农运的实际情况，哪里成立了农会，哪里减了租，哪里被地主打了回来。数字都在脑子里，一个不差。
课间的时候，学员们在院子里活动。
毛泽东从后厅出来，手里端着一杯茶。他走到榕树下，看见毛泽民一个人坐在石阶上看笔记，就走过去。
“笔记记得怎么样？”
毛泽民站起来：“还行。就是有些话听不懂。”
毛泽东在他旁边坐下来，喝了一口茶：“哪句听不懂？”
“你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江西来的学员说，他们那边地主就是族长，族长一说话，没人敢跟农会走。”
毛泽东把茶杯放在石阶上，看着院子里的榕树。
“那就先找那些不怕族长的人。村子里总有不怕的人。找到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一个最难。第一个找到了，后面就容易了。”
毛泽民点了点头，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第六届农讲所办了四个月。四个月里，学员学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他们下乡实习，去海丰、去韶关、去花县。他们住在农民家里，跟农民一起下田、吃饭、聊天。他们帮农民算租账、写状纸、组织农会。
结业那天是九月。毛泽东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三百多张脸。
他说：“你们回去之后，会遇到很多困难。地主会反对你们，民团会打你们，官府会抓你们。但你们记住一件事——中国有四万万人，三万万是农民。你们回去，就是去把这万万的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了，谁也挡不住。”
底下没有人鼓掌。大家安安静静地坐着，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又说了一句：“回去之后，给我写信。把各地的事告诉我。”
然后他走下讲台。
毛泽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那本笔记本放进了包袱最底层。他系好包袱带子，站起来，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四个月的宿舍。草席还在，墙上用粉笔写的字还在——“到农村去”。
他走出番禺学宫的大门。广州九月的傍晚，天还亮着。榕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石板路上。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牌子——“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往码头方向走去。
他的包袱很轻，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裳和一本笔记本。但他觉得肩上很沉。
（第四章完）
第五章 北伐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广州东较场。
太阳很大，晒得操场上的土都发白。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十万人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枪刺在日光里亮成一片。台上的人讲话，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传到后排只剩几个字——“统一中国”“打倒军阀”。但没有人低头，也没有人擦汗。
毛泽民站在人群里。他不是军人，没有枪，也没有军装。他穿的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军校学员队伍的后头。他只能看见前面一排步枪的枪尖，和枪尖上面那片晃眼的天。
他是来送人的。农讲所的同学里，有几个去了北伐军。他送他们到码头，没有说什么送别的话，只是把一本手抄的笔记塞给了其中一个人。笔记上是他这四个月记的东西——毛泽东讲的课、周恩来画的图、彭湃讲的故事。
那人接过来翻了翻，问：“你自己不留下？”
毛泽民说：“我记在脑子里了。”
那人把笔记揣进怀里，拍了拍，转身上了船。船开的时候，毛泽民站在码头上，看着船尾的水波一圈一圈地荡开。
他想起四个月前刚到广州那天。番禺学宫的门是朱红色的，油漆剥落了大半。他走进去的时候，毛泽东正站在讲台上，在黑板上画一个饼，用粉笔切成四块，其中三块涂满了。毛泽东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其中三万万是农民。”
那幅饼图，毛泽民一直记着。
北伐军走了。广州城一下子空了许多。番禺学宫也空了，学员走了大半，宿舍里只剩下几张草席和几本没带走的讲义。榕树还在，气根垂得更低了。
毛泽民没有跟着北伐军走。他回了湖南。他要回去把在广州学到的东西用上。湖南的农民，也在等着人组织。
（第五章完）
第六章 山雨欲来
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昌。
红巷13号是一幢两层的灰砖房子，前身是湖北甲种商业学校。门口挂着一块新牌子——“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牌子是木头的，字是毛泽东写的，笔画比广州那块更重了。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正式上课，学生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共八百余人。恽代英、瞿秋白、彭湃、方志敏、李汉俊、李达等分别讲授主要课程。
方志敏来了。
他是一八九九年生的，江西弋阳人。一九二五年冬，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四月，他作为江西省代表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期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彭湃。一九二七年三月，他赴武汉，参加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的粤湘赣鄂豫农民协会执委会和农民自卫军联席会议，与毛泽东、彭湃等十三人当选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
他是以农运干部的身份来武昌的，在农讲所讲课、交流，不是以学员身份入学。他完全赞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思想和主张。
三月，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战士》周报连载。报告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方志敏在武昌读到了这份报告。他想起自己在弋阳搞农运的经历——被地主告到县衙，差点被抓，逃到山里躲了半个月。他想起那些不敢跟他走的农民。他想起周恩来在农讲所画的图——一个圆圈代表村庄，几个箭头代表进攻的方向。
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江西的田，大半是地主的。回去之后，先算账。”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
周恩来站在闸北的一间民房里，面前摊着一张上海地图。地图上画满了红蓝铅笔的标记——红的是工人纠察队的进攻路线，蓝的是敌人的据点。
这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同罗亦农、赵世炎一起负责领导工作。为确保起义胜利，他们组织了五千人的纠察队，秘密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根据敌人所在地区力量的强弱，划分了七个作战区域。
中午十二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八十万工人开始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总罢工实现后便马上转入武装起义。
起义工人以纠察队为先锋，攻打各警署和兵营。法商电车公司的五百多人的纠察队只有五支手枪和四十把斧头，他们攻下南市第二警察署并打开南市衙门，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
二十一日晚，各路起义武装先后占领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六个区，只有闸北仍在激战。二十二日晚六时，起义工人攻占上海北站，消灭了闸北最后据点。
这次武装起义有三百多位工人牺牲，一千多人负伤。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上海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周恩来站在北站的月台上，看着纠察队员们把红旗插上了屋顶。他没有笑。他知道，这面红旗能插多久，不是工人说了算的。
四月十二日，上海。
天还没亮透，枪声就响了。
工人纠察队驻扎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凌晨四点，一群穿便衣的人冲进来，说是“调解工人内讧”。纠察队员没有防备，被缴了械。天亮之后，更多的军队开进来，见人就抓，见枪就缴。到中午，闸北、南市、浦东，到处都在抓人。
周恩来在浦东。他前一天晚上就得到了消息，但来不及通知所有人。他在浦东的一个工人家里躲了一夜，天亮后化装成一个卖菜的，挑着担子混出了封锁线。
消息传到武昌的时候，是四月十三日的清晨。
方志敏正在院子里早操。他听见有人在喊，声音从教室那边传过来。他停下来，往教室方向看。一个学员从教室里冲出来，脸色发白，手里攥着一张电报。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杀人！”
院子里一下子炸了。有人喊“打倒蒋介石”，有人蹲在地上不说话。方志敏站在原地，没有动。他想起毛泽东在农讲所讲的那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当时不在场，但他后来听说了。他想了很久，想明白了。
四月十五日，广州。
萧楚女在广州市立医院被捕。她一九二六年五月受聘成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在讲课时曾因激愤当场咳血，但坚持继续授课。四一五那天，广州戒严，国民党军队在城里搜捕共产党人。萧楚女在医院里养病，来不及转移，被堵在了病房里。
她被捕之后，被押到南石头监狱。审讯的人问她：“你一个女人，搞什么革命？”
她说：“你这个问题问错了。应该问——一个社会，为什么让一半的人不革命？”
审讯的人拍桌子，叫人用刑。她被吊起来，用鞭子抽。抽完了，她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你们可以打死我。但你们打不死我说的那些话。”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萧楚女在广州南石头监狱被杀害，三十六岁。
四月二十八日，北京。
李大钊被绞死，三十八岁。
消息传到武昌的时候，武昌农讲所已经提前结业了。八百多名学员分头疏散，有的回原籍，有的去军队，有的转入地下。方志敏收拾好行李，把笔记本塞进包袱最底层。他走出红巷13号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牌子——“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牌子还在，但门已经关了。
他转过身，往码头方向走去。他要回江西。江西的田还在等着他。
（第六章完）
第一卷结束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广州农讲所停办，武昌农讲所提前结业，学员分头疏散。萧楚女在广州牺牲，三十六岁。
从一九二四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广州农讲所共举办了六届，在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共培养了七百多名农运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开办地方农讲所和农训班，点燃了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
韦拔群回到东兰，继续办他的农讲所。方志敏回到江西，继续算他的账。毛泽民回到湖南，继续组织他的农会。彭湃撤往上海，毛泽东留在武汉。
火种撒出去了。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
（第一卷完）
第二卷·起义
第一章 前夜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九江。
天热得像蒸笼。江边的码头从早到晚都在冒汗，搬运工光着膀子扛包，汗珠子从脊梁上滚下来，砸在石板上，一会儿就干了。江面上停着几艘外国轮船，烟囱冒着黑烟，把半边天熏得灰蒙蒙的。
周恩来坐在一间临江的客栈二楼。窗子开着，但风进不来，屋里闷得喘不上气。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领口敞着，面前摊着一张江西地图。地图上画了几个圈——九江、南昌、樟树。
他刚从武汉来。中央的决定是：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赶赴南昌组织行动。
门外有人上楼了。脚步很轻，但周恩来听得出——是聂荣臻。
门推开了。聂荣臻穿着一件蓝布短褂，头上戴着一顶旧草帽，看起来像个跑码头的商人。他把草帽摘下来放在桌上，坐下来，先喝了一杯凉水。
“贺龙那边，我联系上了。”聂荣臻说，“他现在在九江，带着第二十军。他说他愿意干。”
周恩来问：“他原话怎么说的？”
聂荣臻想了想：“他说——‘我跟着共产党走。你们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了点头。贺龙还不是党员，但这个人他了解——湖南桑植人，两把菜刀闹革命出身，打了半辈子仗，讲义气，认死理。他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叶挺呢？”
“叶挺在南昌。二十四师已经在城里驻下了。”聂荣臻说，“我跟他说了大概的意思，他没多问，只说‘到时候通知我’。”
周恩来又点了点头。叶挺是老党员了，北伐名将，独立团打汀泗桥的时候他就在前线。这个人话少，但打起来不要命。
“朱德呢？”
聂荣臻笑了一下：“朱德在南昌。他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跟朱培德的部下混得很熟。他说他可以把南昌城里敌人的布防摸清楚。”
周恩来把地图折起来，塞进衣兜里。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江面上有一艘外国军舰在慢慢移动，炮口斜斜地对着岸。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今晚就走。去南昌。”
聂荣臻说：“路上关卡多。你这一张脸，太显眼。”
周恩来说：“我扮成商人。你扮成我的伙计。”
聂荣臻说：“你那个口音，一开口就穿帮。”
周恩来想了想：“那就少说话。你来说。”
聂荣臻点头。
两个人当天夜里上了从九江开往南昌的火车。车厢里很挤，有商人、有农民、有扛着行李的士兵。周恩来坐在靠窗的位置，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聂荣臻坐在他对面，手里攥着一份报纸，眼睛从报纸边缘扫视着车厢里的人。
火车走了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南昌到了。
七月二十七日，南昌。
周恩来到达南昌后，住进了江西大旅社。这是一栋四层的灰砖楼，在中山路上，是南昌城里最体面的旅馆。他包下了二楼靠里的一间房，门口挂着一块“闲人免进”的牌子。
当天，他在旅社的二楼召开了一次会议。来的人不多——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聂荣臻。几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坐下，桌上放着茶壶和几个粗瓷杯子。
周恩来开门见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以我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凌晨。”
李立三问：“兵力怎么部署？”
周恩来说：“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还有朱德的军官教育团一部分。加起来两万多人。”
恽代英推了推眼镜：“敌人呢？”
“朱培德在南昌的部队，大概一万出头。分布在城里的几个据点——天主教堂、藩台衙门、百花洲、牛行车站。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堂，那里驻着朱培德的一个精锐团。”
彭湃一直没有说话。他坐在角落里，听别人讲。周恩来看了他一眼：“彭湃，海陆丰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彭湃说：“我离开的时候，农会还在。但四一二之后，地主们反扑了。我们的自卫军打了几仗，退到山里去了。”
周恩来沉默了一下：“等南昌这边打完了，你回海陆丰去。把那边重新搞起来。”
彭湃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散会之后，周恩来把彭湃留了下来。
两个人坐在窗边。窗外是南昌城的街道，天色已经暗了，街上的铺子陆续关门，只有几家卖夜宵的还亮着灯。
周恩来问：“海陆丰的事，你写出来了吗？”
彭湃说：“在写。写了一半。”
“写完了给我看。”周恩来说，“那些人的名字，不能丢。”
彭湃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恩来，你觉得南昌这一仗，打得赢吗？”
周恩来没有立刻回答。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打得赢打不赢，都要打。”他说，“四一二之后，我们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再不打一仗，队伍就散了。打一仗，不管输赢，至少让他们知道——共产党还在。”
彭湃站起来，走到窗前。街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昏黄的，照在石板路上。
“我明天就走。”他说，“回海陆丰。”
周恩来问：“不等打完？”
“不等了。”彭湃转过身来，“南昌这边有你们。海陆丰那边，只有那些农民。我得回去。”
周恩来看着他，点了点头。
彭湃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说了一句话：“恩来，保重。”
周恩来说：“你也保重。”
彭湃推门出去了。
七月二十八日，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
贺龙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面前站着他手下的几个师长和团长。他穿着一件白布短褂，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嘴里叼着一根烟。烟已经快烧到手指头了，他也没注意。
“今天叫你们来，就说一件事。”贺龙把烟掐灭了，站起来，“南昌这边，要动手了。”
底下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一个师长问：“军长，跟谁动手？”
贺龙说：“跟朱培德。跟蒋介石。”
屋里安静了一下。
那个师长又问：“军长，我们跟着谁干？”
贺龙看着他：“跟着共产党。我贺龙跟共产党走，你们跟不跟我走？”
没有人说话。过了几秒钟，一个团长站起来：“军长，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贺龙看了看他们，点了点头。他说：“回去准备。听命令。不准走漏风声。”
人散了之后，贺龙一个人在屋里坐了一会儿。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封信——是周恩来写来的，信上只有一句话：“贺龙同志，望你率部参加南昌起义。”
他把信折好，放回衣兜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南昌的夜色，街上已经没有人了。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他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他在湘西拉队伍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兵。他说为了吃饱饭。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打仗，他说为了穷人。现在他知道了——为了穷人，就得跟共产党走。这个道理，他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但想明白了，就不会再回头。
七月二十九日，朱德请客。
请的是朱培德手下几个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地点在南昌城里的一家酒楼，二楼雅间，门关着，但窗子开着，能听见楼下街上的动静。
朱德穿着一件灰布军装，坐在主位上。他比在座的人年纪都大，说话慢，但每一句都有人听。
“诸位，今天请你们来，是叙叙旧。”朱德端起酒杯，“我朱德在滇军里混了这么多年，跟诸位都是老交情。到了南昌，承蒙各位照应，我先干一杯。”
他喝了。底下的人也跟着喝了。
酒过三巡，朱德开始“闲聊”。他问这个团的驻地在哪里，那个团有多少人、多少枪，城里的粮仓在什么地方，弹药库在哪里。他问得很自然，像是随口一提。底下的人也没有防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喝到一半，朱德站起来上茅房。他走过走廊的时候，看见楼下街角站着一个卖馄饨的摊子，摊主一边煮馄饨一边往楼上看。朱德跟摊主对了一个眼色——那是周恩来的交通员。
朱德回到雅间，继续喝酒。他心里有数了——南昌城里的敌军布防，他今天已经摸了个七七八八。
散席的时候，朱德站在酒楼门口，跟每个人握手道别。他的脸上带着笑，但心里在算——哪个团先打，哪个团后打，哪条路可以走，哪条路走不通。
他送走了最后一个人，转身走回酒楼。他没有上楼，而是在一楼找了个角落坐下来，要了一碗茶。他需要把刚才听到的东西再捋一遍。
楼下街上，那个卖馄饨的摊子已经收了。街面上空荡荡的。
七月三十日，江西大旅社。
周恩来正在开会。突然，楼梯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轻的交通员跑上来，满头是汗。
“张国焘来了。”
周恩来抬起头来。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但这个人他了解——优柔寡断，爱摆架子，在中央会议上就经常摇摆。
张国焘上了楼，进了屋，坐在桌边。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我来传达中央的意见。”张国焘说，“中央认为，起义要慎重。最好再争取一下张发奎。如果张发奎不同意，那就不要搞了。”
屋里一下子静了。
周恩来看着他，没有立刻说话。李立三先开口了：“已经准备到这个程度了，怎么能不搞？”
张国焘说：“中央的意思是，要有把握才搞。没有把握，就不要搞。”
周恩来把茶杯放下来。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起义已经箭在弦上。贺龙的部队已经动了，叶挺的部队已经驻下了，朱德的部署已经摸清了。你说不搞——那这些人怎么办？散掉？等死？”
张国焘推了推眼镜：“我只是传达中央的意见。”
周恩来说：“你传达完了。现在我们来表决。”
他第一个举手：“我同意起义。”
李立三举手。恽代英举手。彭湃举手。聂荣臻举手。
张国焘看了看屋里的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也举了手。
“好吧。我少数服从多数。”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他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七月三十日的南昌，天还是那么热，蝉还在叫。他转过身来，对屋里的人说：
“时间不变。八月一日凌晨。各就各位。”
七月三十一日，南昌。
起义前最后一天。
周恩来一整天没有出门。他在屋里检查起义的计划——哪支部队负责哪个目标，什么时间开始，什么信号弹，什么联络暗号，一条一条地看过去。
贺龙在他的军部里，把驳壳枪擦了又擦。叶挺在二十四师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看了很久。朱德在军官教育团里，把几个可靠的学员叫到面前，交代了明天要做的事。
傍晚的时候，周恩来把聂荣臻叫过来。
“你再去一趟贺龙那里。确认一下，他的部队八点之前必须吃完饭，十点之前必须进入阵地。”
聂荣臻说：“好。”
“还有，”周恩来说，“告诉贺龙——他那个‘我跟着共产党走’，我记住了。”
聂荣臻走了。
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屋里。天渐渐暗下来。他没有点灯。在黑暗中，他想起很多事——想起在法国的时候，和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一起在蒙达尼的小屋里讨论革命；想起在广州的时候，在农讲所给学员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想起在上海的时候，工人纠察队被缴了械，他站在闸北的废墟上，看着死去的工人。
他想起彭湃临走时说的话：“南昌这边有你们。海陆丰那边，只有那些农民。我得回去。”
周恩来闭上了眼睛。
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外面已经全黑了。街上安静得像一口井。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子推开一条缝。外面的空气是热的，带着七月南昌的暑气。
他站在那里，等着天亮。
（第一章完）
第二章 枪响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
南昌城在七月最后一天的夜里睡着了。街上没有人，店铺关着门板，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落在石板路上，照出几个浅浅的水洼——那是白天洒水车洒的水，还没干透。
江西大旅社二楼，周恩来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腰间别着一支手枪。他的怀表放在桌上，秒针一下一下地走着。
凌晨一点五十分。
周恩来拿起怀表看了一眼，把表放进口袋里。他转过身，对门口的警卫员说：“通知各部队，进入阵地。”
警卫员跑出去了。
周恩来走到楼顶。楼顶的矮墙上架着一挺机枪，几个战士蹲在旁边。他站在楼顶的瞭望口，朝城里看去——城里的几个方向，隐约有黑影在移动。那是贺龙的部队，正在向旧藩台衙门方向推进。那是叶挺的部队，正在向天主教堂方向推进。
凌晨两点整。
周恩来从衣兜里摸出一支信号枪，对准天空。他停了一秒钟。
然后他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三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空。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划出三道弧线，然后慢慢落下来。
整个南昌城像是被点着了。
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先是旧藩台衙门方向，然后是松柏巷天主教堂方向，然后是百花洲、牛行车站。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开了的粥。
周恩来站在楼顶，看着城里的火光。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手攥着信号枪，攥得很紧。
天主教堂方向，叶挺的二十四师正在攻坚。
天主教堂在松柏巷，是一座哥特式建筑，尖顶很高，墙很厚。教堂里驻着朱培德的一个精锐团，武器装备好，还有几挺机枪架在钟楼上。起义军要拿下这里，必须从正面的巷子往上冲。
叶挺站在巷口的一个掩体后面。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手里攥着一支步枪。他不是在后面指挥的那种人——独立团打汀泗桥的时候，他就在前线。
他看了看巷子的地形。巷子不宽，两边的墙很高，如果硬冲，伤亡会很大。他转过身，对旁边的营长说：“把机枪调上来，压住钟楼的火力。另外派一个连，从后面的巷子绕过去，从侧面打。”
营长应了一声，跑开了。
机枪调上来了，架在巷口。机枪手扣动扳机，子弹打在钟楼的石墙上，溅出一串一串的火花。钟楼上的敌人机枪也响了，子弹从头顶飞过去，呜呜地响。两边对射了一会儿，谁也没占到便宜。
这时候，绕后路的那个连从教堂侧面摸上去了。他们从一条窄巷子穿过去，翻过一道矮墙，摸到了教堂的后门。后门关着，但门板不厚。几个战士用枪托砸，砸了几下，门板裂了。他们冲进去，跟里面的敌人打了起来。
教堂里的敌人腹背受敌，很快就乱了。正面巷口的部队听见里面的枪声变了方向，知道侧翼得手了，立刻发起冲锋。叶挺提着枪走在前面，第一个冲进了教堂的大门。
钟楼上的机枪手还在射击，但子弹已经乱了。一个战士爬上钟楼，从后面接近机枪手，一把夺过机枪。机枪手回头，被另一个战士按在地上。
教堂拿下了。
叶挺站在教堂的院子里，看着满地的弹壳和血迹。有人跑过来报告：“师长，教堂拿下了！敌人大部分被缴械，少部分跑了。”
叶挺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东边的方向——旧藩台衙门那边还在打。他说：“留一个连清理教堂，其余人跟我去旧藩台衙门。”
旧藩台衙门方向，贺龙亲自带着第二十军第一师在打。
衙门的大门很厚，门上钉着铁钉，子弹打上去只留下一个个白点。门楼上有敌人的机枪，压得起义军抬不起头。贺龙蹲在街对面的一堵矮墙后面，嘴里骂了一句。
他转过身来，对旁边的师长说：“找几块门板来，浇上煤油，烧门。”
师长愣了一下：“军长，你亲自上去？”
贺龙瞪了他一眼：“我不上去谁上去？你去？”
师长没再说话，转身去找门板。
门板找来了几块，从旁边的铺子里拆的。战士们把门板浇上煤油，点着了，举在头上往前冲。敌人的子弹打过来，有人倒下了，后面的接着上。门板终于靠在了衙门的大门上，火从门板烧到大门，木头门板噼里啪啦地响，火苗蹿起来，把门楼上的机枪手呛得直咳嗽。
趁着这个空档，贺龙带着人从侧面的矮墙翻过去，摸到了衙门院子里。院子里的敌人没想到起义军从侧面进来了，乱了阵脚。贺龙带着人往里冲，驳壳枪一梭子打出去，撂倒了两个。后面的战士跟着冲进来，院子里到处都在喊“缴枪不杀”。
天亮之前，旧藩台衙门也拿下了。
贺龙站在衙门的大门口，身上满是烟灰和汗。他看了看天色——天边已经发白了。他把驳壳枪往腰里一别，说了一句：“打完了。”
凌晨五点，枪声渐渐停了。
南昌城恢复了安静，但那种安静跟昨天不一样。街上有零星的枪声，有战士在清理战场，有老百姓从门缝里往外看。江西大旅社的楼顶，周恩来站在那里，看着城里升起的几面红旗。那是起义军的旗，红色的，上面绣着镰刀和斧头。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拂晓时分，南昌城内国民党守军全部肃清，起义军最终占领了南昌城。
他转过身来，下了楼。旅社的走廊里挤满了人——有来汇报战况的，有来请示任务的，有来送伤员名单的。周恩来一个一个地处理，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哑了，但每个字都清楚。
有人问他：“总指挥，城里拿下了，下一步怎么办？”
周恩来说：“把战果统计出来。伤亡多少，缴获多少，各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一个小时之内报给我。”
那人跑了。
周恩来走进二楼的临时指挥部。聂荣臻已经在里面了，面前摊着一张南昌城防图。图上用红铅笔标出了各部队的位置，大部分地方都标了红色，只有城东的牛行车站还是空白。
“牛行车站还没拿下？”周恩来问。
“正在打。守军不多，快结束了。”
周恩来点了点头，坐下来。他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但他喝得很慢。
聂荣臻看着他：“你一夜没睡。”
周恩来说：“睡不着。”
他放下杯子，看着窗外。窗外是南昌的早晨，太阳正在升起来，光照在街上的红旗上，红得发亮。他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从今天起，我们有自己的军队了。”
八月一日上午，南昌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
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国民党在城里的部队被缴了械，一部分跑了，一部分投降了。起义军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还有几门炮。
同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和第七十五团，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参加起义，于二日拂晓开到南昌，与主力部队会合。
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十一军由叶挺任军长；第二十军由贺龙任军长；第九军由韦杵任军长（未到职），朱德任副军长。
下午，起义部队在江西大旅社的院子里集合。周恩来站在前面，对集合的军官们讲话。
“同志们，我们今天打下了南昌。但南昌只是一个开始。蒋介石在南京，汪精卫在武汉，他们不会放过我们。我们要南下，到广东去，到潮汕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再图发展。”
底下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知道，南下是一条很长的路，也是一条很险的路。
散会之后，周恩来回到二楼。他坐在桌前，开始写一份报告——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
写完之后，他把报告折好，交给交通员。
交通员走了。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屋里。他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三声枪响。就三声。然后整个中国都听见了。
（第二章完）
第三章 南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南昌城外。
队伍出了城，往南走。两万多人排成长长的纵队，从德胜门出去，沿着赣江往南。天刚亮，太阳还没升起来，江面上浮着一层薄雾，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
周恩来走在队伍中间。他把马让给了伤员，自己背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一份地图、一支钢笔。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裤腿扎进绑带里，脚上是一双旧布鞋。他的脸比前几天更瘦了，颧骨突出来，但步子很稳。
起义军南下广东，计划“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后取广州，再举北伐”。
贺龙从前面折回来，骑着马，到了周恩来旁边，翻身下来。
“前面到临川还有多远？”周恩来问。
贺龙说：“还有一天的路。我派了一个营在前面探路，有什么情况会回来报告。”
周恩来点了点头。他看着贺龙——贺龙穿着一件白布短褂，腰间别着驳壳枪，脸上的汗一道一道的。他问：“你的部队怎么样？”
贺龙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走得动。就是天太热，有人中暑。”
“药呢？”
“不多。凑合着用。”
周恩来沉默了一下。他看了看队伍——队伍拉得很长，前头看不到尾，后头看不到头。步兵、辎重、骡马、担架，混在一起，像一条缓缓移动的河。有的士兵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旁边的人扶起来，架着走。有的实在走不动的，就靠在路边的树上歇一会儿，然后接着走。
周恩来把布包往上提了提，继续往前走。
八月七日，临川。
队伍在临川休整了一天。城不大，但有几家粮店和药铺。周恩来让后勤的人去筹粮筹药，自己带着几个人去城里看了看。
临川的街上很冷清。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几家卖吃食的还开着。一个卖米粉的老头坐在门口，看着队伍从街上过。周恩来走过去，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
“老伯，生意怎么样？”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不行。打仗了，没人出门。”
周恩来问：“你听说南昌的事了吗？”
老头点了点头：“听说了。说你们把朱培德的人缴了械。”
“你怕不怕？”
老头想了想：“怕什么？你们又不抢东西。比朱培德的人强。”
周恩来没有再问。他站起来，从兜里摸出几个铜板，放在老头的摊子上。老头要推，他摆了摆手，走了。
回到指挥部，聂荣臻正在等他。聂荣臻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
聂荣臻说：“中央来的。说我们南下广东的计划，中央同意了。但中央还说——要我们沿途注意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
周恩来接过电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
“搞土地革命，需要人。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部。”
聂荣臻说：“而且这一路，农民运动的基础很差。有的地方连农会都没有。”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临川的街，队伍还在陆续经过，脚步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地面。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没有基础，就从头搞。走到哪里，搞到哪里。”他说，“我们带了两万多人，就是两万多颗种子。撒到哪里，哪里就能生根。”
聂荣臻没有再说什么。
八月下旬，队伍到了瑞金附近。
天更热了，路更难走。赣南的山路窄，两边是密密的树林，太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在地上，一块一块的，像碎了的镜子。队伍走在山路上，前头传下话来说“前面有敌人”。贺龙派了一个团上去打，打了一个多小时，把敌人打跑了。但自己也伤亡了几十个人。
伤员抬下来的时候，周恩来站在路边看着。一个年轻的战士被抬过来，腿上缠着绷带，血从绷带里渗出来，滴在担架上。他看见周恩来，挣扎着要起来。周恩来走过去，按住他的肩膀。
“躺着。别动。”
那个战士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总指挥，我们往哪儿走？”
周恩来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往南走。到广东去。”
“广东远不远？”
“远。但走得动。”
战士没有再问。他被抬走了。周恩来站起来，看着担架远去。他拍了拍手上的土，继续往前走。
九月上旬，队伍到了福建长汀。
长汀是闽西的一个大镇，比沿途经过的村子都热闹。城里有几条街，有商铺，有客栈，还有一所教会医院。周恩来让队伍在长汀休整了几天，把伤员送到医院去治。
他自己也病倒了。
发高烧，四十度，躺在客栈的床上，盖着一条薄被子。聂荣臻守在他旁边，用湿毛巾敷他的额头。他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说着胡话——说的是法语，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念什么文章。
聂荣臻听不懂。但他知道周恩来在法国待过，这些话大概是那时候的事。
周恩来烧了两天。第三天早上，烧退了。他睁开眼睛，看见聂荣臻趴在床边睡着了。他没有叫醒他，只是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房梁。他看了一会儿，闭上眼睛。
他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
九月下旬，起义军到了潮汕地区。
部队已经减员大半，从两万多人剩下不到一万。更严重的是，这里的农民运动基础很差，没有农会，没有赤卫队，没有群众基础。他们像一群陌生人，落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
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起义军主力先后攻占潮州、汕头。二十六日，起义军留下第二十军第三师守备潮汕，主力约六千人按计划进至揭阳。
汤坑，是潮汕地区的一个小镇。镇子不大，但地形险要——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路，是进潮汕的必经之路。
二十八日，与由河源来犯之敌前卫苦战于揭阳以北汤坑附近之白石，二十九日与敌东路军主力和潮梅警备部队激战终日，双方伤亡都很大。
那天早上，前卫部队进了汤坑的谷口。两边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子弹从头顶飞过去，打在石头上，溅出一串一串的火花。前卫营的营长喊了一声“有埋伏”，但已经晚了。敌人的机枪从山上扫下来，把谷口封死了。
周恩来在后面听到了枪声。他立刻命令叶挺带二十四师上去增援，贺龙带二十军从侧翼包抄。但敌人的兵力比预想的多，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二十四师冲了几次，都被压了回来。贺龙的部队从侧翼绕过去，也遇到了敌人的阻击。
仗打了整整一天。三十日，前敌总指挥叶挺亲自组织部队再次攻击，但没能击败强敌。经三天激战，起义军伤亡已超过两千人，弹药所剩无几。
到了傍晚，起义军伤亡惨重。周恩来站在后方的一个山坡上，看着前面的战况。他的脸被硝烟熏黑了，嘴唇干裂，但他站得很直。聂荣臻走过来，说：“恩来，顶不住了。”
周恩来没有立刻说话。他看着前面的山头——山头上敌人的机枪还在响，子弹在暮色里划出一道道红线。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撤。”
这时，前敌指挥部参谋团决定，部队撤出战斗，退回揭阳县城，准备返回潮州，同前委以及坚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会合，转入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地区，以图保存实力。但这个决定已失之过晚。敌中路军第四、第六师已于九月三十日攻占潮州，切断起义军转向闽南的退路。
十月二日，三河坝。
朱德率第九军一部和第二十五师约两千五百余人驻于大埔县三河坝，主力部队则向潮汕进军。主力部队南下后，留守部队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十月二日，敌右路军大举向三河坝进击。这时，起义军留守部队并不知道主力已在汤坑失败，也不清楚前委机关已撤出汕头，仍坚守三河坝以掩护主力和党政机关的安全。朱德率部与敌激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阵地。
十月六日，起义军第二十五师等部在朱德的指挥下，向闽粤边区转移，并在饶平县茂芝与从潮汕撤出的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余部两百余人会合，得知主力已经失败，前委和革委已经解散。为保存力量，遂决定放弃南下的计划，率部东进入闽。
周恩来带着几个人突围，最后从甲子港坐船去了香港。他坐在船舱里，靠着船板，闭上眼睛。船晃得厉害，他的胃里翻上来一股酸水，但他忍住了。
他想起南昌城里的那三声枪响。三声。就三声。然后整个中国都听见了。
他睁开眼，看着船舱外面。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只有远处有几点灯火，那是海上的渔火。他看了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
船往香港的方向开去。海浪拍着船舷，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一扇没有打开的门。
十月，香港。
周恩来住在一间小屋里，在铜锣湾的一条巷子里。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外是香港的港口，船来船往，汽笛声远远地传过来。
他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是十月一日的《民国日报》，上面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共产党在南昌暴动》。文章里说，这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周恩来把报纸折好，放在桌上。
他想起南昌城里的那三声枪响。三声。就三声。然后整个中国都听见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香港的秋天，天很蓝，海很蓝。远处有一艘轮船正在出港，烟囱冒着黑烟，慢慢消失在海天之间。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桌上还放着一份文件——是中央来的电报，说南昌起义的部队虽然失败了，但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周恩来把电报看了两遍。然后他坐下来，拿起笔，开始写东西。
他要写一份报告。给中央的报告。把南昌起义的经过、失败的原因、下一步的建议，一条一条地写清楚。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
窗外，海风吹过来，把窗帘吹得微微晃动。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海还是那么蓝。但海那边，是中国的土地。那里有他的同志，有他的队伍，有还没有打完的仗。
他低下头，继续写。
（第三章完）
第四章 教导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广州。
叶剑英坐在第四军军部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花名册。窗外是广州的秋天，天还是热的，但早晚已经有了一点凉意。他把花名册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目光停在教导团那一页上。
教导团，一千三百多人，全是武昌中央军校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有的刚毕业，有的还没毕业就跟着张发奎南下到了广东。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有文化，有热血，很多人参加过北伐，打过仗。
张发奎对他们不放心。
这一点叶剑英很清楚。张发奎是第四军军长，也是广州的实际控制者。他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实际上跟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他需要教导团这支队伍，但他又怕这支队伍被共产党拉走。所以他想把教导团解散，把学生编到各师去，化整为零。
叶剑英不能让张发奎解散教导团。
叶剑英的公开身份是第四军参谋长。他是广东梅县人，早年跟随孙中山，后来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北伐时在第四军当过师长。他的资历够老，张发奎信得过他。但张发奎不知道，他面前的这位参谋长，早就是共产党员了。
叶剑英去找张发奎。
张发奎正在军部里跟几个幕僚打牌。他看见叶剑英进来，抬了抬手，示意他坐下。
“参谋长，什么事？”
叶剑英坐下来，说：“教导团的事。”
张发奎把牌放下，看着他：“怎么了？”
“教导团不能散。”
张发奎皱了皱眉：“为什么？”
叶剑英说：“教导团的学生，都是北伐时候从武昌带过来的。他们跟着你从湖北走到广东，走了几千里路，打过仗，流过血。现在你把他们散了，编到各师去，他们会觉得你不要他们了。人心一散，以后谁还跟你？”
张发奎没有说话。他拿起一张牌，翻了翻，又放下。
叶剑英接着说：“再说，广州现在局势不稳。李济深在梧州，桂系在广西，随时可能打过来。你把教导团散了，广州的城防谁来守？”
张发奎想了想，说：“那你说怎么办？”
叶剑英说：“教导团不散，但归我直接管。我兼任团长，把他们稳住。出了事，我负责。”
张发奎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行。教导团归你。你给我盯紧点。”
叶剑英站起来：“放心。”
他走出军部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他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他表面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心里松了一口气。教导团保住了。这支队伍，是广州起义最重要的力量。
十一月下旬，教导团的营房里，气氛越来越紧。
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张发奎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叶剑英以团长的身份，把教导团里的党员骨干召集起来开会。来的人不多，七八个，都是各连的连长、指导员。他们坐在营房的一间小屋里，门窗关着，窗帘拉着。
叶剑英开门见山：“中央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时间定在十二月十一日。”
屋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问：“我们有多少人？”
叶剑英说：“教导团一千三百人，警卫团一部分，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还有市郊的农民武装。加起来，大概五千人。”
“敌人呢？”
“张发奎的部队主力都在城外。城里的兵力不多，而且分散。”
有人问：“能打赢吗？”
叶剑英说：“能打赢。但打完呢？”
屋里没有人说话。
叶剑英接着说：“打完，敌人一定会反扑。广州是沿海城市，敌人可以从海上、从陆路调兵。我们守不住。”
“那为什么还要打？”
叶剑英沉默了一下。他说：“因为要打。南昌起义打了，秋收起义打了，广州起义也要打。打一仗，不管输赢，至少让全国老百姓知道——共产党还在，红军还在。”
他停了一下，看着屋里的人。
“你们怕不怕？”
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的连长说：“怕。但怕也得干。”
叶剑英点了点头。
十二月十日晚上，起义前最后一天。
叶剑英没有睡。他坐在营房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张广州城防图。图上用红蓝铅笔标出了各部队的位置——教导团在天字码头附近，警卫团在市中心，工人赤卫队在各个巷子里。他用手指在图上移动，一个点一个点地确认。
一个年轻的连长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团长，有人送来一封信。”
叶剑英接过来，拆开一看。信上只有一行字：
“叶团长，教导团里的人，有人去告密了。张发奎已经知道了。”
叶剑英把信捏在手里，没有动。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广州，夜色很沉，远处有几盏路灯亮着，昏黄的，照在石板路上。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提前。”
那个连长问：“提前到什么时候？”
叶剑英说：“明晨三点。”
连长跑了。叶剑英把信纸放在灯上烧了。火苗蹿起来，照在他脸上。他看着信纸烧成灰，然后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广州。
教导团从驻地冲出来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叶剑英走在队伍前面，穿着一身国民革命军的军装。他的公开身份是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但此刻，他是起义的指挥者之一。
工人赤卫队从各个巷子里涌出来，手里拿着步枪、手枪、梭镖、斧头。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的农民约两万人同时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
枪声响了一整夜。
教导团第一营冲进市公安局。公安局的大门很厚，铁门关着，子弹打上去只留下白点。一营长让几个战士翻墙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门一开，队伍冲进去，院子里乱成一团。警察们有的举手投降，有的往屋里跑，有的扔了枪蹲在地上。
天亮的时候，起义军占领了市公安局、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市公安局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红旗，是工人赤卫队的旗，上面绣着镰刀和斧头。
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大城市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张太雷站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对聚集的人群讲话。他三十岁，江苏常州人，戴着眼镜，说话很快但很清楚。
“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们！从今天起，广州的天下，是你们的了！”
底下有人欢呼，有人鼓掌，有人哭了。一个老工人蹲在地上，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叶剑英站在院子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幕。他没有喊，也没有鼓掌。他知道，这面红旗能挂多久，不是工人说了算的。
他转过身，对身边的参谋说：“把城防图拿来。各部队的位置，一个小时之内报给我。”
参谋跑了。叶剑英走进临时指挥部，把地图摊在桌上。他用红铅笔在图上标出了各部队的位置——教导团在市公安局，警卫团在省政府，工人赤卫队在各个巷子里。城里的主要据点都拿下了，但城外的敌人还在。
他看了一会儿，把铅笔搁下来。
“派人去珠江边盯着。”他说，“外国军舰要是动了，立刻报告。”
十二月十二日，张发奎反扑了。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在起义发动后，领导者没有及时把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在起义的当天晚间，叶挺即主张乘粤军主力没有回到广州之前，把起义军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反对。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
张发奎的部队从三个方向朝广州压过来。同时，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从珠江上开炮，炮弹落在市区，炸毁了几条街。起义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
叶剑英带着教导团在长堤一线阻击敌人。他站在一栋楼的三楼窗口，用望远镜看着远处的江面。江面上有几艘外国军舰，炮口对着市区。他看见一艘军舰上闪过一道火光，然后是炮弹划破空气的呼啸声。炮弹落在附近，楼晃了一下，窗玻璃碎了。
叶剑英从三楼下来，在楼下的临时指挥所里，遇到了一个年轻的连长。
“团长，工人赤卫队那边快顶不住了。”
叶剑英问：“赤卫队还剩多少人？”
“伤亡很大。有几个联队只剩下几十个人了。”
叶剑英沉默了一下。他说：“告诉各部队，准备撤退。”
那个连长愣住了：“撤退？”
叶剑英说：“顶不住了。再不撤，全军覆没。”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牺牲。
他坐在一辆汽车里，从大北门方向往回赶，路上遭遇了敌人的伏击。子弹打穿了汽车，也打穿了他的胸口。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张地图。三十岁。
叶剑英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指挥部队撤退。他停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他继续下达撤退的命令。
十二月十三日凌晨，起义军余部一千余人撤出广州。
叶剑英走在撤退的队伍后面。他回头看了一眼广州城。天还没亮，城里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他攥着枪，没有说话。
起义失败后，被迫从广州撤出的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但实践再一次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叶剑英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告诉我们，城市暴动的路走不通。敌人太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要革命，就得走另外一条路。”
那条路，就在井冈山的山上。毛泽东已经走在了前面。
（第四章完）
第五章 暴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六日，安源。
安源在江西萍乡，是湘赣边界上的一个大矿。矿上有一万多工人，早就成立了工会，跟毛泽东熟。四一二之后，工会被压了，但人还在，底子还在。
毛泽东是九月初到安源的。他从长沙来，走了一天一夜的路，脚上磨出了泡。他在矿上的一间工棚里住下来，工棚不大，地上铺着稻草，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他把地图摊在稻草上，蹲在旁边看。
来开会的都是各路武装的负责人——安源的矿工纠察队、修水的农民自卫军、铜鼓的农军、还有从武汉跑出来的警卫团。十来个人挤在工棚里，有的坐在稻草上，有的蹲着，有的靠着墙。
毛泽东开门见山：“中央决定，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打长沙。”
有人问：“什么时候？”
“九月九日。”
“怎么打？”
毛泽东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三道线：“分三路。第一路从修水出发，打平江。第二路从安源出发，打萍乡、醴陵。第三路从铜鼓出发，打浏阳。三路合围，最后会攻长沙。”
底下有人点头，有人不说话。
毛泽东看了他们一圈，停了一下，然后说：“还有一件事。起义的旗号，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了。从今天起，我们打自己的旗——工农革命军。”
有人问：“旗子什么样？”
毛泽东说：“红色的。上面有镰刀、斧头、五角星。”
那人想了想，说：“我去找人缝。”
缝旗子的人叫何长工。
他是湖南华容人，在法国留过学，学过美术。他找来一块红布，又找来几尺白布，用剪刀把白布剪成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形状，缝在红布上。针脚不太齐，但颜色很醒目。
缝好之后，他把旗子挂在工棚的墙上。几个人围过来看，有人说好看，有人说太土。何长工说：“土就土。土才是我们自己的。”
毛泽东走过来看了一眼。他没有评价好不好看，只是说：“第一面旗，收好。以后每一面都照着这个做。”
九月九日，秋收起义打响了。
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第一路从修水出发，打平江。第二路从安源出发，打萍乡。第三路从铜鼓出发，打浏阳。
毛泽东跟着第三路走。他穿着一件白布褂子，裤腿扎进绑带里，脚上还是草鞋。肩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着几份文件和那本地图。
第三路的队伍从铜鼓出发的时候，天刚亮。队伍排成一路纵队，从山道上往下走。前面是农军，拿着梭镖和鸟铳；后面是警卫团的一部分，拿着步枪。人不多，加起来不到两千。
走了大半天，到了浏阳附近的一个山口。前头的侦察兵跑回来报告：“前面有敌人，好像是民团，有一两百人。”
带队的团长问毛泽东：“打不打？”
毛泽东说：“打。第一仗，要打出气势。”
队伍在山口两边散开，农军拿着梭镖蹲在草丛里，警卫团架起步枪。等民团进了山口，两边同时开火。民团没想到有埋伏，乱成一团，有的往回跑，有的往山上爬。农军从草丛里冲出来，用梭镖把跑得慢的截住了。不到半个钟头，民团被缴了械，抓了十几个俘虏。
毛泽东站在山口上，看着缴获的枪支弹药。他拿起一支步枪，拉了拉枪栓，枪栓有点涩，但还能用。他把枪递给旁边的战士，说：“枪是好枪。但打仗不能光靠枪。”
战士问：“那靠什么？”
毛泽东说：“靠人。靠老百姓。今天这一仗，民团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因为我们藏在山里。他们以为我们人多，所以怕了。但我们实际上只有不到两千人。人少，就不能硬拼。”
九月十四日，第三路到了浏阳城下。
浏阳的城墙不高，但护城河深，城门关着，城楼上架着机枪。队伍试着冲了一次，被机枪压了回来，伤亡了几个人。团长有点急，问毛泽东：“怎么办？”
毛泽东蹲在城墙外面的一个土坎上，看着城楼上的机枪。他看了一会儿，说：“不打浏阳了。”
团长一愣：“什么？”
“打不了。城墙太厚，我们没有炮，硬冲是送死。”毛泽东把地图摊开，“绕过去。往南走。”
九月十九日，三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合了。
文家市是一个小镇，有一座里仁学校。学校不大，两进的院子，操坪上长着几棵老樟树。
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前委会议。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光线很暗。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旧课桌坐着，有人脸上还带着伤，有人军装破了几道口子。
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先开口：“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来的。不打长沙，怎么交代？”
毛泽东坐在他对面，把手放在桌面上，手指轻轻敲了两下。
“中央的命令是打长沙。但中央不知道我们现在还剩多少人。五千人出发，现在不到一千五。”
他看着余洒度。
“这一千五百人，是革命的本钱。拿本钱去赌长沙，赌输了，本钱就没了。”
余洒度说：“那你说怎么办？”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文家市的夜色，远处有几点灯火，是农家的油灯。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退到湘南去。到敌人管不着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到山上去。和农民一起，搞土地革命，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毛泽东于九月十九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
总指挥卢德铭开口了。他受了伤，胳膊上缠着绷带，说话时伤口扯着疼，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赞成毛委员。”
余洒度看了卢德铭一眼，没有再说话。
毛泽东看了屋里一圈，又说了一句：“愿意跟我走的，明天早上操坪集合。不愿意走的，发路费，回家。”
没有人说话。
（第五章完）
第六章 转兵
九月二十日清晨，里仁学校的操坪上。
起义部队集合了。人不多，站成几排，枪也不齐，有的人手里还是梭镖。毛泽东站在操坪前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面对着这些人。
他的声音在晨风里传得很远。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我们咬紧牙，挺过这一关，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底下有人笑了。笑声不大，但确实是笑了。笑声在操坪上散开，像水波一样。
毛泽东从小桌子上跳下来，说：“出发。”
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队伍从文家市出发，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这一路都是山路。窄的地方只能一个人走，陡的地方要手脚并用。天还是热，但山里有风，比城里凉快一些。队伍走在山道上，前头看不到尾，后头看不到头。有人走着走着就掉队了，蹲在路边喘气，喘完了又追上去。
毛泽东走在队伍中间。他的草鞋磨破了后跟，他从包袱上撕了一根布条，蹲下来缠了缠，站起来接着走。他的步子不快不慢，跟旁边的人一样。
走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连长，姓陈，湖南浏阳人。陈连长背上背着一支步枪，腰里别着一把柴刀。他走了一阵，问毛泽东：“毛委员，我们往哪儿走？”
毛泽东说：“往南。”
“南边是哪里？”
“敌人管不着的地方。”
陈连长想了想，又问：“我们不打长沙了？”
毛泽东说：“不打了。”
陈连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我们的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陈连长的脸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嘴唇上有一圈淡淡的胡茬。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问他：“你家里有几口人？”
陈连长说：“五口。爹、娘、老婆、一个妹妹。”
“种田的？”
“种田的。租了地主三亩田。”
毛泽东问：“你出来当兵，你爹同意吗？”
陈连长笑了一下：“他不同意。他说当兵是送死。但他拦不住我。”
毛泽东说：“等我们打完了仗，分了地，你回家种自己的田。到时候你爹就高兴了。”
陈连长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毛泽东往前看了看，山路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头。他说：“不知道。但总会有那一天。”
九月二十三日，队伍到了萍乡芦溪附近。
芦溪是一个小镇，在罗霄山脉北麓，两边都是山，中间一条河，河上有一座石桥。队伍要从这里过桥，往南走。
前头传下话来说，芦溪镇上没有敌人。但毛泽东让队伍停下来，派了一个排去侦察。侦察排回来报告说，镇上确实没有大股敌人，但镇子东边的山上有民团的岗哨。
毛泽东蹲在路边的石头上，看着地图。他看了一会儿，把地图折好，说：“过桥。但不过镇子。从镇子南边的小路绕过去。”
队伍开始过桥。先是前卫的第三团，然后是师部，然后是后卫。桥不宽，只能一个人一个人过。过桥的时候，队伍拉得很长。
后卫的部队刚走到桥头，两边山上响起了枪声。
枪声是从雾里传过来的，先是一声，然后是一阵，然后是一片。子弹从头顶飞过去，打在石桥上，溅出一串一串的火花。后卫的部队乱了，有人往回跑，有人往山上爬，有人蹲在桥头不敢动。
毛泽东在后面听到了枪声。他立刻命令前卫的第三团停下来，就地隐蔽。然后他派人去后卫打探情况。
打探的人回来说：“卢总指挥带着一个连上去了，正在抢占高地。”
毛泽东问：“敌人有多少？”
“看不清。听枪声，大概有两三百人。”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说：“告诉卢德铭，让他顶住，等前卫的部队撤过河。”
打探的人跑了。
卢德铭带着一个连冲上了桥东面的山坡。山坡上长着稀疏的灌木，石头很多。他让战士们散开，利用石头和灌木做掩护，朝敌人开火。敌人没想到会遇到阻击，愣了一下，火力弱了一些。卢德铭抓住这个空档，喊了一声：“掩护后卫过桥！”
后卫的部队开始往桥这边撤。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有人扶着伤员。卢德铭站在山坡上，指挥着那个连顶住敌人。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骑着一匹白马。白马在阵地上很显眼，敌人的子弹朝白马射过来。
一颗子弹打中了白马的脖子。白马叫了一声，跪了下来。卢德铭从马背上摔下来，滚到了山坡的草丛里。他爬起来，发现自己的胳膊被打穿了，血从袖子里渗出来。他撕了一块布缠住伤口，继续指挥。
又一颗子弹打过来了。这次打中了他的胸口。
卢德铭倒在山坡上。他仰面朝天，看着天空。天上有雾，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他想说点什么，但嘴里涌出了一股血。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
那个连的战士把他抬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他躺在担架上，眼睛还睁着。抬担架的战士喊他：“卢总指挥！卢总指挥！”他没有回答。
毛泽东赶到了桥头。卢德铭的遗体被抬到了他面前。毛泽东蹲下来，看着卢德铭的脸。那张脸很年轻，二十二岁，从黄埔军校出来才几年。他参加过北伐，打过汀泗桥，是叶挺独立团的老兵。他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是这支队伍里最会打仗的人。
毛泽东站起来。他对着山谷喊了一声：
“还我卢德铭！”
山谷里有回声。回声响了两遍，然后散了。
卢德铭牺牲之后，队伍继续往南走。
没有人说话。大家低着头，走在山路上，脚步声很沉。毛泽东走在队伍中间，他的步子比前几天慢了一些。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嘴唇抿得很紧。
走了两天，到了莲花县境内。
莲花县有一个小村子，叫高滩村。队伍进村的时候，天快黑了。村里的人看见来了当兵的，都躲进屋里去了。只有一个老头站在村口，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毛泽东走过去，问老头：“老伯，村里有没有粮食？”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有。但不多。”
“我们有钱。买。”
老头说：“买什么。你们是毛委员的队伍吧？”
毛泽东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老头说：“浏阳那边传过来的。说有个毛委员，专打地主，给穷人分田。”
毛泽东没有接话。老头又说：“你们进来吧。我去叫各家把粮食拿出来。”
老头转身走进村里。过了一会儿，村里的人陆陆续续出来了，手里提着篮子，篮子里装着米、红薯、咸菜。他们把篮子放在路边，没有人说话。
毛泽东站在村口，看着那些篮子。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后勤的人说：“记账。每一家的粮食，都要记清楚。以后还。”
后勤的人开始记账。毛泽东走到一个老婆婆面前。老婆婆提着一篮子红薯，手在发抖。毛泽东接过篮子，问：“婆婆，你家里几口人？”
老婆婆说：“三口。儿子、媳妇、一个孙子。”
“儿子呢？”
“被民团抓走了。说他通共。”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把红薯篮子递给后勤的人，然后从衣兜里摸出几个铜板，放在老婆婆手里。老婆婆推了一下，毛泽东硬塞进去。
“拿着。不多。买点盐。”
老婆婆攥着铜板，看着毛泽东。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然后她转过身，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回村里。
（第六章完）
第七章 三湾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
三湾村在群山环抱之中，一条小河从村边流过，水很清，能看到底下的石头。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房子都是土坯墙、茅草顶。部队进村的时候，天快黑了，炊烟从屋顶升起来，细细的，在暮色里飘。
毛泽东在村口的枫树坪下站了一会儿。他数了数队伍——不到一千人了。从文家市出发的时候是一千五，路上又跑了一些，打了一些，病了一些。
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的赖毅当年就在这支队伍中，他回忆道：“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他走进村里，在一间祠堂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
屋里很暗，只点着一盏煤油灯。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旧方桌坐着，有的人脸上还带着伤，有的人军装破了几道口子。桌上摊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队伍的花名册。毛泽东翻开花名册看了一眼——官多兵少，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有的排长比士兵还多。他把花名册合上，放在桌上。
“部队要改编。”他说，“不改编，就散了。”
有人问：“怎么改编？”
毛泽东说：“第一，把师缩编成团。愿意留的留，不愿意留的发路费，让他们走。”
他停了一下。屋里很安静，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在跳。
“第二，把支部建在连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屋里有人抬起头来。
秋收起义部队最初也建立了党组织，但党组织的设置是一个团建立一个党支部，并不能有效领导士兵。经过三湾改编，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全面建立起来。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他站起来，走到桌前，用手指蘸了水，在桌面上画了一道线。
“把支部建在连上。连队设党支部，在优秀士兵中发展党员。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并担任党组织书记。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的一切大事，都要经过党组织讨论。”
有人问：“那士兵呢？”
“第三，成立士兵委员会。”毛泽东说，“士兵可以监督军官，经济公开，伙食由士兵管。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平等。”
有人问：“士兵委员会怎么选？”
毛泽东说：“士兵自己选。选出来的人，管伙食，管账目，管纪律。军官犯了纪律，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批评不改的，撤职。”
屋里有人小声议论。一个连长说：“毛委员，这样一来，军官还怎么管队伍？”
毛泽东看着他：“军官管打仗，士兵委员会管生活。打仗的时候听军官的，生活上的事听士兵委员会的。两回事，不冲突。”
那个连长想了想，没有再说话。
毛泽东看了屋里一圈，又说了一句：“这三条，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秋收起义打到现在，死了这么多人，教出来的。卢德铭同志牺牲了，很多战士牺牲了。他们为什么死的？因为我们这支队伍，不知道为谁打仗。从今天起，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是为穷人打仗，为分田打仗，为自己打仗。”
九月三十日早上，部队在枫树坪集合。
枫树坪上有一棵大枫树，树干很粗，两三个人才能抱过来。枫树的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已经开始泛黄了。毛泽东站在大枫树下面，面对着这一千多个人。
他开口了。
“今天，我们要做三件事。”
底下很安静。风吹过来，把枫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
“第一件，愿意留的，留下来。不愿意留的，站出来。发路费，回家。”
没有人动。
毛泽东等了一会儿。他说：“不留的，站出来。”
还是没有人动。过了一会儿，一个人从队伍里走出来，低着头，站到了一边。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一共走出来十几个人。他们低着头，不敢看队伍。
毛泽东看着他们，说：“路费去后勤领。五块大洋。路上小心。到家了，给我捎个信。”
那十几个人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毛泽东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村口。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剩下的人说：
“第二件，把支部建在连上。”
他走到一个连队前面，指着那个连长说：“从今天起，你是这个连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连里，有党员吗？”
那个连长说：“有三个。”
毛泽东说：“好。你们三个，成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连里的每一件大事，都要经过党支部讨论。”
连长说：“明白了。”
毛泽东又走到另一个连队前面。他一个一个连队地走，一个一个连队地交代。他说话不快，但每一句都落得很实。
“第三件，成立士兵委员会。”
他站在队伍前面，说：“士兵委员会，由士兵自己选。选出来的人，监督军官，管伙食，管经济。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平等。”
底下有人开始交头接耳。一个老兵举起手来，说：“毛委员，那军官要是打了士兵呢？”
毛泽东说：“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他。批评不改的，撤职。”
那个老兵笑了。
改编之后，部队从一个师变成了一个团，叫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人少了一半多，但留下来的都是愿意走的。
那天晚上，毛泽东住在一间土屋里。
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一盏煤油灯。他坐在桌前，把改编后的花名册翻开来看。花名册上的人名少了很多，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写着“自愿留下”四个字。他把花名册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井冈山的夜。山上的树黑黢黢的，看不清轮廓。远处有几点灯火，那是村里的灯。他看了一会儿，想起一件事——秋收起义出发的时候，五千多人。现在剩下不到一千。但这一千人，跟出发时候的五千人不一样了。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为谁打仗。现在，他们知道了。
他坐回桌前，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问题，从今天起，每一个战士都要问自己。问清楚了，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了。”
他把笔搁下来，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窗外的枫树影子在风里晃，晃得窗纸上的黑帘子起了波纹，像水。
十月，部队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站在茅坪的村口，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蔡和森在法国的时候，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上说“中国的问题在根子上”。他当时回信说“那就得从根子上挖”。
现在他站在这座山上，觉得根子就在脚下。
他转过身，走回村里。村里的祠堂已经打扫出来了，摆了几张条凳，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几个农民站在门口往里看，不敢进来。
毛泽东朝他们招了招手。
“进来坐。今天不算账，讲个事。”
那几个农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慢慢地走了进来。
毛泽东坐在条凳上，看着他们。
“你们这里，地是谁的？”
一个农民说：“地主的。”
“地主收多少租？”
“六成。有时候七成。”
毛泽东问：“你们一年到头，能剩下多少？”
那个农民想了想：“剩不下什么。够吃就不错了。”
毛泽东说：“那你们想不想分地？”
几个农民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农民站了出来。他二十出头，瘦瘦的，光着脚，脚上全是泥。他看着毛泽东，说：“想。”
毛泽东问他：“你叫什么？”
“我叫李根生。”
“你家种了几亩田？”
“租了地主五亩。交了租，剩的只够吃半年。另外半年，靠打短工。”
毛泽东问：“你想分地？”
李根生说：“想。但分了，地主能答应？”
毛泽东说：“地主不答应，我们就跟他斗。”
李根生沉默了一下，又问：“斗得过吗？”
毛泽东看着他，说：“一个人斗不过。十个人呢？一百个人呢？全村的穷人一起斗呢？”
李根生想了想，说：“那能斗得过。”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拿起一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田”。
那个字很大，占了大半块黑板。
他转过身来，对那几个农民说：“明天来开会。把村里的人都叫来。我们算算账，看怎么分。”
李根生点了点头。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毛泽东一眼。
“毛委员，”他说，“你们在这儿待多久？”
毛泽东说：“不走。”
李根生愣了一下：“不走？”
“不走。”毛泽东说，“我们在这儿扎根了。”
李根生站在门口，看着毛泽东。他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然后他转过身，跑出了祠堂。他跑得很快，脚踩在石板路上，啪啪地响。
毛泽东站在黑板前面，看着那个“田”字。窗外，井冈山的暮色正在降临。山上的树渐渐模糊了轮廓，变成一片一片的黑影。但祠堂里的灯还亮着，照在那个“田”字上，照在毛泽东的脸上。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剩下的几个农民说：“回去把人都叫来。明天，我们算账。”
那几个农民走了。祠堂里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他坐在条凳上，看着黑板上那个字。
外面传来李根生的声音，他在村里跑着，喊着：“分田了！分田了！”
声音在暮色里传开，撞在山壁上，又弹回来。
（第七章完）
第八章 会师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宁冈砻市。
砻市是一个小镇，在宁冈县城北面，龙江从镇子中间穿过去，河上有一座石桥，桥头有一棵老樟树。镇子不大，几十户人家，一条石板街从东到西，两边的铺子大多关着门。
这一天，镇上的气氛跟往常不一样。街上有红军战士在走动，有人在贴标语，有人在打扫路面。龙江书院的门口挂了一面红旗，红布是新的，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刚缝上去的。
毛泽东站在龙江书院的院子里，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裤腿扎进绑带里，脚上是一双半新的布鞋。他的头发理过了，胡子也刮了。他从茅坪赶到砻市，天还没亮就出发了，走了大半天山路。
他在等一个人。
朱德。
消息是三天前传来的：朱德带着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从郴州方向往井冈山来了。毛泽东派何长工去接应，又派毛泽覃去联络。昨天接到报告，说朱德已经到了酃县沔渡，今天就能到砻市。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了一圈。院子不大，有一棵桂花树，树干很粗，枝叶茂密。他站在树下，看着门口的方向。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石板街上，照在龙江的水面上。远处传来脚步声，先是零星的，然后越来越密，越来越近。毛泽东走到门口，站在石阶上。
队伍从街东头走过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支骑兵队，马不多，但骑手坐得很直。后面是步兵，排成几路纵队，从石板街上走过来。队伍拉得很长，从街东头一直延伸到街西头，看不到尾。战士们的军装颜色不一——有的穿灰布军装，是南昌起义的旧部；有的穿蓝布短褂，是湘南暴动的农军。枪也不齐，有汉阳造，有老套筒，有的还背着梭镖。但步子很齐，精神很足。
毛泽东看见了朱德。
朱德走在队伍中间，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戴着一顶旧军帽，脸上晒得黝黑。他个子不高，但坐在马上很稳。他旁边走着陈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攥着一根马鞭。
朱德也看见了毛泽东。
他从马上下来，把缰绳递给旁边的警卫员，朝毛泽东走过来。毛泽东从石阶上走下来，两个人面对面站住了。
朱德伸出手。毛泽东握住他的手。
朱德说：“润之。”
毛泽东说：“玉阶兄。”
两个人都笑了。笑声不大，但旁边的人都听见了。
朱德说：“走了好几天，总算到了。”
毛泽东说：“到了就好。里面坐。”
1928年4月28日，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两个人并肩走进龙江书院。朱德带来的几个将领跟在后面——陈毅、王尔琢、何长工。毛泽东这边是袁文才、何挺颖。
进了院子，毛泽东让朱德在桂花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他亲自倒了一碗茶，递给朱德。
“路上辛苦。”
朱德接过茶，喝了一口。茶是凉的，但他就这么喝了。他放下碗，说：“南昌起义之后，我们一路走，一路打。人越打越少，从两万多打到剩下一千多。后来听说你在这里搞了个根据地，我们就往这边走。”
毛泽东问：“路上损失大不大？”
朱德说：“不大。过赣江的时候打了一仗，过郴州的时候又打了一仗。但队伍没散。”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看着朱德——这个人他早就听说过，滇军名将，参加过护国战争，后来抛弃高官厚禄去欧洲找真理，在德国认识了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是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失败后，是他带着余部转战湘南，保存了这支队伍。
毛泽东说：“玉阶兄，南昌起义的部队，是革命的本钱。你把它保住了，不容易。”
朱德说：“保住了，但不够。没有根据地，队伍站不住脚。我们在湘南打了几个月，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没有后方，没有群众基础。听说你在井冈山搞了根据地，我就来了。”
毛泽东说：“来了就好。井冈山地方不大，但山多，地势好。民团打不进来，军阀也不愿意进山。我们在这里搞了分田，老百姓跟我们走。”
朱德问：“分了多少？”
毛泽东说：“宁冈全县分了，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也分了。遂川、酃县分了一部分。”
朱德想了想，说：“分田好。分了田，农民才跟你走。这个道理我懂。在湘南的时候，我们也搞过，但搞得不彻底。”
毛泽东说：“不彻底，慢慢来。先把田分了，再把党组织建起来，再把武装搞起来。一步一步来。”
朱德点了点头。他抬起头来，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树很老，树干上长满了青苔。他看了一会儿，说：“润之，你这棵树，种了多少年了？”
毛泽东说：“不知道。我来的时候就有了。”
朱德说：“比我那匹马年纪大。”
两个人都笑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龙江书院设了便宴。说是便宴，其实很简单——几个菜，一壶酒，几碗饭。朱德带来的将领和毛泽东这边的几个人围坐一桌，边吃边聊。
陈毅话最多。他一边吃一边讲南昌起义的事，讲南下路上的艰苦，讲潮汕失败后怎么突围。他讲得绘声绘色，有时候还比划两下。讲到朱德在赣江边一个人断后的时候，他指着朱德说：“玉阶兄那时候，一个人趴在河堤上，用机枪扫了半个钟头，把敌人的追兵压住了。我们回头一看，他还在那里，满脸是泥。”
朱德摆摆手：“别听他的。没那么玄。”
陈毅说：“怎么没那么玄？你自己数数，那半个钟头你打了多少发子弹？”
朱德说：“记不清了。”
陈毅说：“我替你记着。三百多发。”
桌上的人都笑了。朱德也笑了，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毛泽东没有笑。他看着朱德，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端起酒杯，站起来。
“玉阶兄，”他说，“南昌起义的部队，湘南暴动的农军，加上我们井冈山的队伍——三支队伍，汇到一起了。这杯酒，敬你们。”
朱德也站起来。他端起酒杯，看着毛泽东。
“润之，”他说，“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也失败了。但今天我们站在一起。这说明什么？”
毛泽东没有接话。朱德自己答了：“说明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了就不干了。”
他把酒喝了。毛泽东也喝了。
五月初，两支队伍在砻市合编。
合编大会在龙江书院门口的操坪上举行。操坪上搭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台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台前站满了人——朱德的部队、毛泽东的部队、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还有从附近村子赶来的老百姓。人挤人，肩碰肩，操坪上站不下，就站在街上看。
陈毅站在台上，宣布合编的决定。他的声音很大，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
“根据湘南特委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底下有人鼓掌，有人喊好。掌声和喊声混在一起，在山谷里回荡。
朱德走上台。他穿着那件灰布军装，站在台上，看着底下的人。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候有两万多人，打到潮汕，剩了不到两千。我们湘南暴动的时候，拉起了几千农军，打到现在，剩下这一千多。我们吃了很多苦，死了很多同志。但我们没有垮。”
他停了一下，看着台下的毛泽东。
“现在我们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的队伍会合了。三支队伍，汇在一起。这不是结束，这是开始。”
底下又有人喊好。
朱德接着说：“我们这支部队，以后叫‘红军’。红军是什么？红军是替穷人打仗的队伍。谁欺负穷人，我们就打谁。谁给穷人分田，我们就跟谁走。”
他把手举起来，攥成拳头。
“红军万岁！”
底下的人跟着喊：“红军万岁！”
声音在山谷里传开，撞在山壁上，又弹回来。
毛泽东站在台下，看着朱德讲话。他没有上台，就站在人群后面。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是亮的。他想起一件事——秋收起义的时候，他站在文家市的操坪上，对着一千多个人说“小石头打烂大水缸”。那时候他手里只有不到一千人，枪不到三百条。现在，他站在砻市的操坪上，看着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从一千到一万，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中间隔了八个月。八个月里，死了很多人。卢德铭死了，张太雷死了，无数没有名字的战士死了。但他们没有白死。他们的血，浇在了井冈山的土里。
会师大会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龙江书院谈了几次。
有一次谈到深夜。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朱德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是湘赣边界的地形图。毛泽东面前摊着一份报告，是他写给中央的。
朱德说：“润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毛泽东说：“你问。”
“你在井冈山搞了这么久，你觉得这条路走得通吗？”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报告放下来，看着煤油灯的火苗。
“走得通。”他说，“但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敌人比我们强，比我们多。我们在山里，他们在城里。我们打不了他们的城，他们也进不了我们的山。就这么耗着。”
朱德问：“耗到什么时候？”
毛泽东说：“耗到他们自己乱。蒋介石跟汪精卫在打，蒋介石跟冯玉祥也在打。军阀之间一打起来，就顾不上我们了。我们就趁他们打的时候，把根据地搞大。搞一块，守一块。守住了，再搞下一块。”
朱德想了想，说：“这个法子，以前没有人用过。”
毛泽东说：“以前没有人用，不等于不能用。俄国人是在城里搞的，法国人也是。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地方大，农村多，城市少。我们把农村搞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最后把城市围起来。”
朱德看着地图，看了一会儿。他用手指在井冈山的位置上点了一下，然后往周围画了一个圈。
“先把这个圈守住。”他说。
毛泽东说：“对。先守住这个圈。”
（第八章完）
第九章 理论
一九二八年十月，茅坪。
八角楼在茅坪村谢氏慎公祠的后面，是一栋土砖砌的两层小楼。楼不高，屋檐压得很低，二楼靠东面有一个天窗，天窗是八角形的，阳光从那里漏下来，照在楼板上，照在靠窗的一张旧条桌上。桌上摊着一份稿纸，旁边放着一盏煤油灯、一支秃了尖的钢笔、一个缺了口的粗瓷墨水瓶。
毛泽东坐在桌前。他穿着一件灰布便衣，袖口卷到肘弯，头发很长了，从额前垂下来，他也不去拢。他面前摊着几张写满了字的稿纸，有些地方涂改了，改过的字比原来的还多。
他写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他已经想了很久了。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一年多过去了。队伍从一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根据地从宁冈一县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还有遂川、酃县的一部分。仗打了不少，田也分了，党组织也建了。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压在他心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在想。队伍里有人在想，中央也在想。有人觉得，井冈山这么小一块地方，敌人一来就完了。有人觉得，红军这么少的人，怎么可能打得过蒋介石。还有人觉得，革命应该在城市搞，跑到山沟里来，是“逃避主义”。
毛泽东不这么看。他觉得，能不能打下去，不是靠嘴上说的，是靠实际做的。但做的经验，要总结出来，写出来，讲清楚。写不清楚，就说不服人。说不服人，队伍就稳不住。
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他停了一下，看着这行字。然后他接着往下写。
他写道，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
他写道，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农兵士群众运动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他写道，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写到这里，他把笔搁下来。他站起来，走到天窗下面。天窗透进来的光落在他身上，照出他肩膀上的一层薄灰。他仰头看了看天窗，天窗外是灰白色的天，有几片云在慢慢地移。
他想起了很多事。
他想起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汉口开的八七会议。那时候他站在那栋西洋公寓的二楼，对着二十几个人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时候他手里没有枪，也没有队伍。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没底的。但话必须说，不说，就没有方向。
他想起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在文家市的那间教室里，余洒度拍着桌子说“不打长沙怎么交代”。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往南走能不能走得通。但他知道，打长沙是死路。
他想起三湾改编的时候，他在枫树坪的大枫树下面，对着一千多个人说“愿意留的留，不愿意留的发路费”。那十几个人走的时候，他心里也没有底。但留下来的那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
他想起卢德铭。想起他倒在山坡上的样子。想起他喊“还我卢德铭”的时候，山谷里的回声。
他又想起蔡和森。想起他们在湘江边上争论“新民”是什么，想起蔡和森在法国写来的那封长信，信上写着“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现在在上海，在白色恐怖底下办《布尔什维克》。他们隔了上千公里，但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一个在山里搞根据地，一个在城里写文章。两个人都在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
毛泽东回到桌前，坐下来。他拿起笔，接着写。
他写道，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他写道，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
他写道，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他写的不只是文章，是他这一年多来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路。这条路，走过秋收起义的失败，走过文家市的转兵，走过三湾的改编，走过井冈山的分田，走过龙源口的伏击。每一步都是血，每一步都是命。但这条路，走对了。
稿子写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毛泽东把稿纸码整齐，放在桌上。他吹灭了煤油灯，走到天窗下面，往外看了一眼。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山上的树看不清轮廓，只有远处有一两点灯火，那是村里的灯。
他下了楼，走到院子里。院子里有几个人在乘凉——朱德、陈毅、何挺颖。朱德坐在一张竹椅上，手里摇着一把蒲扇。陈毅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什么。
朱德看见毛泽东出来，朝他招了招手：“润之，过来坐。”
毛泽东走过去，在朱德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
朱德问：“写完了？”
“写完了。”
“叫什么名字？”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朱德想了想，说：“这个名字好。问得好，答得也好。”
陈毅凑过来：“你写这个，是要给谁看？”
毛泽东说：“给队伍里的人看，也给中央看。有些人觉得我们在这里搞不长。我要告诉他们，搞得长。”
陈毅说：“有人不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不信，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分田，怎么打仗，怎么活下来。看完了，他们自己会想。”
朱德把蒲扇放下来，说：“润之，你写这个，我看了。有一点我要说——你写的是事实。我们在这里打了这么久，敌人来了多少次，都没有把我们搞掉。这不是运气，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说：“什么道理？”
朱德说：“你写的那几条——军阀混战、群众基础、党的组织、正确的政策。这些都是我们做到的事。做到了，就能存在。做不到，就存在不了。”
陈毅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他说：“我以前在南昌的时候，觉得革命就是打大城市。打了潮汕，失败了。后来跟着玉阶兄走到湘南，又走到井冈山。到了这里，看见你们分了田，老百姓跟着走，我才知道——革命不是打城市，是让老百姓跟你走。”
毛泽东看着他，说：“你说得对。但还有一条——让老百姓跟你走，你先得给老百姓东西。给他们什么？给他们田。有了田，他们才跟你走。跟你走了，你才能打仗。打了仗，才能保住田。这个道理，转了一圈，最后回到田上。”
陈毅说：“所以你那篇文章，根子是田。”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院子中间。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是龙江书院那边移过来的，还不太大，但枝叶很密。他站在树下，仰头看了看天。天上的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有人撒了一把碎米。
朱德也站起来，走到他旁边。
“润之，”朱德说，“你说这个红旗，能打多久？”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天上的星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能打多久，看我们自己。我们不倒，红旗就不倒。”
朱德沉默了一下。然后他伸出手来，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拍了一下。没有再说别的。
陈毅站在后面，看着他们两个人站在桂花树下的背影。他后来跟别人说，那天晚上，他忽然觉得，这支队伍不会散。不是因为人多，不是因为枪多，是因为有这两个人站在那儿。
十月底，毛泽东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代表们拿到稿子的时候，有人看了一遍，有人看了两遍，有人不认识字，就让人念给他听。念完之后，有人点头，有人不说话。
一个从遂川来的代表站起来，说：“毛委员，你这个文章里写的，我都能看懂。我们村分了田，老百姓跟着我们走。民团来了几次，都被我们打回去了。但是——”
他停了一下。
毛泽东说：“你说。”
那个代表说：“我就是担心，敌人要是派大部队来，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外面画了几道箭头。
“敌人来大部队，我们就撤到山里去。山是我们的，我们熟，他们不熟。他们在山里转几天，转累了，转散了，我们再出来打。一口一口地吃。吃掉了再回去。他来一次，我们吃一次。吃到最后，他就不敢来了。”
那个代表想了想，说：“那要是他们不走呢？”
毛泽东说：“不走？不走他就得吃粮。山里的粮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把粮藏起来，他就得饿。饿了就得走。”
那个代表笑了。他说：“这个法子行。我们村里就是这么对付民团的。”
毛泽东说：“对。就是法子。法子对了，就不怕。”
散会之后，毛泽东一个人坐在祠堂门口的石阶上。
天已经暗了，山里的暮色来得快，太阳一落山，树就模糊了轮廓。他坐在石阶上，手里攥着那篇稿子，稿纸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
他想起一个人——李大钊。
一九一八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第一次见李大钊的时候，李大钊站在图书馆的门口，笑着说“你读读这个”。后来他读了，读了很多。李大钊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哪一本书，是一个方法——看事情要从根子上看。中国的事，根子在哪里？不在城市，在农村。不在少数人，在多数人。不在枪多枪少，在人心向背。
这个根子，他现在挖到了。
他站起来，把稿子揣进衣兜里，往村里走。村里有人在烧晚饭，炊烟从屋顶升起来，细细的，在暮色里飘。他走过李根生家的门口，门开着，里面亮着一盏油灯。李根生坐在灯下，正在用竹子编一只箩筐。他旁边坐着一个小男孩，是他儿子，正在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毛泽东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李根生抬起头来，看见他，站起来：“毛委员，进来坐。”
毛泽东摇了摇头：“不坐了。你儿子在写字？”
李根生说：“我教他的。写他名字。”
毛泽东弯下腰，看了看地上那个歪歪扭扭的“李”字。他看了一会儿，直起身来，对李根生说：“写得好。以后让他接着写。”
李根生说：“让他写什么？”
毛泽东说：“写他自己的名字，写他家的田，写以后的事。”
他转过身，往八角楼的方向走。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对李根生说了一句话：
“根生，田是你的了。你儿子要记住这个田是怎么来的。”
李根生站在门口，看着毛泽东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他低下头，看着地上那个“李”字，看了很久。然后他蹲下来，把儿子手里的树枝拿过来，在地上又写了一个字——“田”。
他指着那个字，对儿子说：“记住这个字。这是我们的。”
（第九章完）
第十章 上海
一九二八年深秋，上海。
周恩来从香港坐船到上海，下船的时候是傍晚。十六铺码头人挤人，扛包的、拉车的、卖香烟的、巡捕房的暗探，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干什么的。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一顶旧礼帽，手里拎着一只旧皮箱，跟着人流往外走。
他在码头的台阶上停了一下。前面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摊主正在用铲子翻着锅里的栗子，焦甜的味飘过来。旁边有一个报童在喊：“《申报》！《新闻报》！看南昌暴动！看共匪消息！”周恩来看了报童一眼，继续往前走。
他住的弄堂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一条窄巷子，两边的墙几乎要碰到一起。晾衣竹竿从各家窗口伸出来，搭着各色衣裳，水珠往下滴。他走到巷子尽头，在一扇黑漆门前停下，敲了三下，停一停，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人，瘦高个，戴眼镜，穿着一件灰布长衫。
蔡和森。
周恩来闪进门，把门关上。屋里光线很暗，窗户用黑布蒙着。桌上摊着一沓稿纸，旁边放着一瓶墨水和一支秃了尖的钢笔。
蔡和森说：“来了。”
周恩来把礼帽摘下来，放在桌上。他看了一眼那沓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些地方涂改了，改过的字比原来的还多。
“《布尔什维克》的稿子？”
蔡和森说：“下一期的。还要改。”
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他看了看蔡和森——比在武汉时又瘦了一圈，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他坐在那里，背靠着椅背，两只手搭在桌面上，手指细长，指节突出。
“身体怎么样？”
“还行。哮喘犯了几次，不碍事。”
周恩来没有追问。他知道蔡和森的哮喘是老毛病，在法国留学时就落下了。但他更知道，蔡和森不会因为身体不好就少写文章。从法国回来到现在，他写了多少字，没有人算得清。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问。
蔡和森把这几天的消息说了一遍：国民党的搜查越来越紧，几个联络点被破坏了，有同志被捕，也有人叛变。他说得很平，语气像是在念一份清单。但周恩来听得出那些名字背后的分量。
“彭湃的事，你知道了？”周恩来问。
蔡和森点了点头。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拨开黑布的一角，往外看了一眼。弄堂里没有人。他放下黑布，转过身来。
“上海待不住了。中央决定让你去香港。”
蔡和森说：“什么时候走？”
“月底。”
蔡和森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问去了香港做什么。他只是把那沓稿纸整理好，码齐，放在桌角。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递给周恩来。
“这封信，帮我寄给润之。”
周恩来接过来，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江西井冈山，毛泽东同志收”。
“你跟他有联系？”
“有。通过湖南的交通站转。他上井冈山之后，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雏形有了。我回了他一封，说‘坚持下去’。”
周恩来把信揣进怀里。
蔡和森又说：“还有一件事。”
“什么？”
蔡和森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来，没有打开。
“这是警予牺牲之前，在武汉写的。我一直留着。”蔡和森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帮我收着。”
周恩来看着他，没有说话。他把那张纸放进自己的衣兜里，跟那封信放在一起。
然后他戴上礼帽，站起来。
“保重。”
蔡和森说：“你也保重。”
周恩来推开门走了。他走出弄堂，拐了两个弯，又折回去，确定身后没有人跟着，才快步消失在暮色里。
蔡和森在上海的最后几天，去了一趟三曾里。
那幢石库门房子还在，灰砖墙，黑木门，门环被摸得锃亮。弄堂还是那么窄，晾衣竹竿还是从各家窗口伸出来，搭着各色衣裳。他站在弄堂口，没有进去。
他想起一九二二年在这里住过的日子。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楼下前厢房，他和向警予住在后厢房，罗章龙住在楼上。白天各自出门，晚上回来，板壁那边传来翻书的沙沙声和压低声音的说话声。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在院子里玩。葛健豪隔几天来一趟，在灶间忙活，做的菜香飘满整条弄堂。
他站在弄堂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头。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香港。
蔡和森住在九龙的一间阁楼里，窗子朝北，推开能看见一排低矮的屋顶和屋顶后面灰蒙蒙的天。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三个月里他换了三次住处，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都是夜里，拎一只藤箱，摸黑走过几条巷子，进一扇新门，又关上了。
他这次来香港，是中央的决定。任命他做中共两广省委书记，负责指导广东的革命工作。李一纯没有来，留在上海，带着女儿。临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回来？”蔡和森停了一下，说：“等该做的事做完了。”
六月十日上午，他要去海员工会参加一场秘密会议。
出门之前，他把四岁的女儿叫到面前，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
“爸爸下午一点前一定回来。如果到时没有回来，那就是出事了。”
女儿还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点了点头，然后低头继续玩她的布老虎——那是向警予做的，耳朵已经掉了一只。
蔡和森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女儿的侧脸在窗口的光里，像一小团安静的影子。他看了两秒钟，推门出去了。
他在楼梯拐角处碰到了外甥女——蔡畅的女儿。她一把拉住他：“舅舅，你别去了。我听说那边有人在蹲。”
蔡和森站住了。他看了外甥女一眼，然后说了一句话：“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
他拍了拍外甥女的手背，转身走了出去。
海员工会的房子在德辅道的一条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蔡和森到的时候比约定时间早了十分钟。他先没有进去，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四周。然后他推门进去了。
屋里坐了三个人，都是他的同志。他点了点头，在桌边坐下，翻开笔记本。
门开了第二次。
进来的是三个人，不是他约的。蔡和森抬头看了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三个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个人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落在他身上。那个人认得他。蔡和森认出了那个人——顾顺章，叛徒，曾经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如今是国民党的人。
蔡和森合上笔记本，没有起身，也没有跑。他坐在那里说了一句话：“你们来了。”
顾顺章带来的便衣走过来，按住他的肩膀。他没有反抗。被拉起来的时候他的手伸向桌沿，把笔记本留在了上面。
蔡和森被押去了广州。
审讯室在广州军政监狱的地下一层，水泥地，墙壁上渗着水。蔡和森被带进去的时候身上已经带着伤了——从香港到广州的路上，看守嫌他坐得太直，用枪托在他后背上砸了一下。他没吭声。
审讯的人问他：“姓名？”
“蔡和森。”
“职务？”
“中共党员。”
“同党都有谁？”
“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都是我的同党。”
审讯的人拍桌子。蔡和森看着那张桌子——油漆已经剥落了，桌面有不少横七竖八的划痕，是前面的人留下的。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法国蒙达尼的小屋里，他也坐在一张旧桌子前面，对着一本《法华字典》和半懂不懂的法文句子。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他在找。这么多年过去了，找到了，现在坐在这里。
审讯持续了几天。有一天夜里他被拖回牢房的时候，同牢的人看见他浑身是血，衣服破了好几处。同牢的人让他躺下，他摇了摇头，靠着墙壁坐了下来。那个牢房里还有三个犯人，都是政治犯，彼此不认识。有一个人轻声问他：“你是蔡先生？”他闭着眼，没有回答。那个人又说：“我们听过你的名字。我们读过《向导》。”
蔡和森睁开眼，看了那个人一眼，说了一句很短的话：“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后来狱中的同志偷偷给他送了纸和笔。他在那些碎纸片上写了一首诗。字是歪的，因为手指被夹伤了，握笔不稳。但每一笔都用力往下按，像是在纸上刻字。
那首诗他写了一整夜，改了很多遍，最后定稿是四句：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他把纸片折好，塞进衣服夹层里。那天夜里他靠着墙壁没有睡。旁边的人听见他在低声念着什么，是法文。那个人后来想起来了——蔡和森在背《共产党宣言》。一字不差地，从开头背到结尾。背完了又从头开始。
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广州军政监狱。
天还没亮。牢门打开的时候蔡和森正坐着。他听见开锁的声音，没有动，等看守喊了他的名字，他才站起来。身上的伤还没好全，站起来的时候慢了一些，但他站直了之后就没有再弯下去。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牢房。然后他转回去，走出了牢门。
刑场在监狱后面的一块空地上。押送他的路上经过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小窗，窗外是天。他抬头看见了那天——八月的广州，天很蓝。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在北大红楼第一次见李大钊那天，也是这样蓝的天。李大钊站在图书馆的门口笑着说“你读读这个”。后来他读了，读了很久，读了一辈子。现在他读完了。
行刑的命令下了。蔡和森站在那里，背对着枪口。他的嘴唇在动，声音很轻，但旁边的士兵听见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响了。蔡和森倒在地上，三十六岁。
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中旬。
周恩来正在一间秘密联络点里处理文件。送信的人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一张纸。周恩来接过来看了一眼，然后把纸放在桌上。他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拨开黑布的一角，往外看了一眼。弄堂里没有人。他放下黑布，转过身来。
他想起蔡和森托他保管的那张纸——向警予的诗。他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来，展开看了看。纸已经有些发脆了，折痕处快要断了。字迹是向警予的，端正秀气，写的是海、夜、两个并肩站着的人、一条不知道通向何方的路。
他把那张纸重新叠好，放回衣兜里。
然后他走到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那是他替蔡和森写的悼词，也是他替所有牺牲的战友写的：
“你们的血，不会白流。你们的火，不会熄灭。”
他写完之后，把笔搁下来。窗外，上海的秋天正在深下去，梧桐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第十章完）
第十一章 围剿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江西永丰。
龙冈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霜，田里的稻茬被冻得发白，山上的枫叶掉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丫戳在天上。镇子不大，一条石板街从东到西，两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杂货铺还开着半扇，卖些盐巴和煤油。
红军总部设在镇东头的一间祠堂里。祠堂不大，两进院落，前厅摆着一张旧方桌，桌上摊着地图，地图四角用茶杯压着。毛泽东坐在桌边，手里攥着一支红铅笔，正在地图上划线。他从龙冈往东划了一条线，线头落在东固，又从东固往南划了一条，落在兴国。两条线形成一个半圆，把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圈在里面。
1930年10月初，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宣告结束。此时，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全国的苏区和红军，并把朱毛红军作为“围剿”的重点。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围剿”总司令，统一指挥进入江西境内的敌军。
朱德从外面进来，身上带着寒气。他把一顶旧军帽摘下来，拍了拍上面的霜，放在桌上。
“张辉瓒的部队到了东固。”
毛泽东没有抬头，红铅笔还在图上移动：“多少人？”
“两个旅，加上师部，大概一万四。”
“鲁涤平的部队呢？”
“还在赣江边上，离东固还有两天的路。”
毛泽东把红铅笔搁下来，往后靠在椅背上。他看着地图上那条半圆形的线，看了一会儿。
“张辉瓒跑得太快了。”他说，“他想抢头功。鲁涤平还没到，他就先冲进来了。”
朱德走到桌边，低头看了一眼地图。他粗壮的手指点了点龙冈的位置：“你想在这里打？”
毛泽东点了点头：“龙冈的地形好。四面是山，中间一条沟。张辉瓒要从东固过来，必经龙冈。我们在这里等他。”
朱德想了想，说：“他有一万四，我们只有四万。但四万对一万四，够了。”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祠堂门口。外面的天阴着，山上的树被风吹得晃。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把部队调到龙冈来。一个都不留。”
十二月三十日，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进了龙冈。
那天早上起了雾，雾很大，从山谷里升起来，把山腰的树和路都淹了。张辉瓒的部队从东固出发的时候，天还没亮透。士兵们排成四路纵队，沿着山沟里的路往西走。前面是步兵，后面是辎重，骡子驮着弹药和粮食，蹄子踩在碎石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张辉瓒骑在马上，走在队伍中间。他四十多岁，身材壮实，留着一撮小胡子。他这次出来，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围剿”红军。他没想到红军有多少人，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等他。他只知道，他的部队是精锐，装备好，弹药足，打红军绰绰有余。
上午十点左右，他的前卫部队到了龙冈镇外的山口。
雾还没散。山口很窄，两边是陡峭的山壁。前卫营长犹豫了一下，让部队停下来，派人去探路。探路的人回来报告说，前面没有动静，只有几个老百姓在田里干活。营长放了心，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部队进了山口，沿着山沟往前走。路越来越窄，两边的山越来越陡。走了大概一里地，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住了。营长派人去问怎么回事。前面的人回来说，路被堵了，有人砍了树横在路上。
营长正要派人去搬树，两边山上响起了枪声。
枪声是从雾里传过来的，听起来很远，又很近。先是零星的几声，然后越来越密，像有人在山上放鞭炮。子弹从头顶飞过去，打在石头上，溅出一串一串的火花。前卫营的士兵乱了，有的往路边躲，有的往山上爬，有的蹲在地上不知道该往哪里跑。
营长拔出枪来，喊了几声，但没有人听他的。枪声从四面八方压下来，越来越近。他看见山上有人影在雾里晃动，那些人穿着灰布军装，有的拿着步枪，有的拿着梭镖，有的举着红旗。红旗在雾里是模糊的红色，像一团正在燃烧的火。
张辉瓒在中军听到枪声的时候，还不相信。他问旁边的人：“哪来的枪声？”旁边的人说：“好像是前面。”他勒住马，听了一会儿。枪声越来越密，还夹杂着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他这才明白过来，中了埋伏。
他立即下令撤退。但已经晚了。后路被切断了。红军从两边山上压下来，像洪水一样涌进山沟。他的部队被切成几段，首尾不能相顾。士兵们四处逃散，有的往山上跑，有的往沟里钻，有的扔了枪蹲在地上。
张辉瓒的马被打死了。他从马上摔下来，摔在一块石头旁边，膝盖磕破了。他爬起来，看见周围全是红军。他的卫兵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站在沟里，背靠着石壁，手里攥着一把手枪，但没有开。他知道开也没用了。
红军战士冲上来，把他按在地上。有人喊了一声“抓到了！”更多人围过来。张辉瓒的脸贴在地上，泥和血混在一起，糊了半边脸。
那一天，红军在龙冈歼灭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计九千余人。张辉瓒被活捉。
毛泽东在龙冈镇外的山坡上看着这场仗打完。
他站在一棵松树底下，手里攥着望远镜，一直没放下来。枪声最密的时候，他也没有动。朱德站在他旁边，看着山沟里的动静。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枪声渐渐稀了。有人从山下跑上来，喘着气说：“抓到了！张辉瓒抓到了！”
毛泽东把望远镜放下来，看了朱德一眼。朱德笑了一下。毛泽东也笑了。
他往山下走。路不好走，碎石多，他滑了一下，扶住一棵树才站稳。走到山沟里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沟里到处都是丢弃的枪和弹药，还有骡子驮的粮食和布匹。几个红军战士押着张辉瓒往镇上走。张辉瓒走在中间，低着头，小胡子耷拉着，膝盖上的伤还在流血。
毛泽东站在路边看着张辉瓒走过去，没有说话。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仗打赢了，但他知道这只是开始。蒋介石不会因为一个张辉瓒就收手。后面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
他回到镇上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祠堂里点起了油灯，参谋们在整理战报。他坐在桌边，拿起那支红铅笔，又在地图上画了起来。这次他画了一个更大的圈——把整个赣南、闽西都圈进去了。
朱德走过来，看了一眼地图上的圈：“这么大的地方？”
毛泽东说：“以后会更大。”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
来自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六百多人，加上瑞金本地的群众，把叶坪的树林子挤得满满当当。树林中间搭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台子是用木头拼的，台前挂着一面红旗，上面绣着镰刀斧头。
毛泽东站在台上，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他的头发理过了，胡子也刮了。他面对着台下六百多张脸——有从井冈山来的老战士，有从赣南、闽西来的农民，有从上海、武汉来的知识分子，有从国民党军队里起义过来的旧军人。
他开口了。
“同志们，今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
底下有人鼓掌，有人喊好。掌声和喊声混在一起，在树林里回荡。
毛泽东接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打出来的。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我们打了四年。四年里，死了很多人。卢德铭死了，张太雷死了，蔡和森死了，向警予死了，彭湃死了。还有千千万万没有名字的战士，也死了。”
他停了一下。树林里很安静。
“他们死了，但我们还在。我们还在，就要把他们没做完的事做完。什么事？打土豪，分田地，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把蒋介石打倒。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做完了，中国就是老百姓的中国。”
他讲完之后，底下的人开始投票。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副主席。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令。
那天晚上，毛泽东一个人坐在叶坪的住处。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桌上摊着那本翻旧了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翻开某一页，看见自己在边上批的一行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用手指摸了摸那行字，然后合上书，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瑞金的夜，天上有很多星星。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吹灭了灯。
（第十一章完）
第十二章 星火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福建上杭古田。
那天晚上很冷。闽西的山里，腊月还没过完，风从山坳里灌进来，把窗纸吹得噗噗响。毛泽东坐在一间土屋的桌前，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一支秃了尖的钢笔、一沓信纸。信纸是林彪写来的，上面写着他对时局的看法——红军还能打多久？红旗还能打多久？
毛泽东看完信，把信纸放在桌上。他没有立刻回信。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外面的风很大，山上的树被吹得沙沙响。他看了一会儿，关上窗，回到桌前，拿起笔。
他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很长，他写了整整一个晚上。写到天亮的时候，信纸已经有了好几页。他在信里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在信里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写完之后，他把信折好，交给交通员。交通员走了。他一个人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闽西冬天的早晨，山上的雾很重，白茫茫的，把村子裹在里面。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出了屋子。
外面，有几个红军战士在操练，喊着口令。声音在晨雾里传开，闷闷的，像从水底浮上来的气泡。
二月初，毛泽东从古田出发，去江西。
他骑着一匹马，马是朱德送的，枣红色，个子不高，但走山路很稳。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外面罩着一件旧棉袄，脚上还是草鞋。他的包袱里装着几份文件、一本地图、一支钢笔，还有那本翻旧了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同行的有几个人——警卫员、秘书、一个警卫班。人不多，但都是老战士。他们从古田出发，经连城、清流，往赣南方向走。
走到长汀附近的时候，天开始下雨。雨不大，但很密，像一层纱。山路湿滑，马蹄经常打滑。毛泽东从马上下来，牵着马走。他走在泥路上，草鞋底沾了泥，越来越重，后来干脆脱了草鞋，光脚走。
走了几天，到了瑞金附近。路上经过一个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毛泽东让队伍停下来歇一歇。他坐在村口的一棵大樟树下，把包袱放在膝盖上，从里面摸出一块干粮——是出发前带的炒米，硬邦邦的，他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一个老农从村子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锄头。他看见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
“你是毛委员？”
毛泽东点了点头。
老农放下锄头，走过来，在毛泽东旁边蹲下来。他看了看毛泽东脚上的泥，看了看他手里的炒米，又看了看他身后的队伍。
“你们从哪里来？”
“福建。”
“去哪里？”
“瑞金。”
老农想了想，问了一句话：“毛委员，你们能不能不走？”
毛泽东看着他，问：“为什么？”
老农说：“你们在这里，分了田，日子好过了。你们走了，民团回来，田又没了。”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他把手里的炒米收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他问老农：“你家分了几亩田？”
老农说：“五亩。我一家五口，一人一亩。”
“收了粮，够不够吃？”
“够。交了公粮，还剩不少。比以前强。”
毛泽东说：“分了田，日子好过了。但光有好日子不行，还得有人守住这个好日子。谁守？你们自己守。”
老农问：“我们怎么守？”
毛泽东说：“组织起来。农会，赤卫队，民兵。敌人来了，你们自己先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上山。我们的人在后头，你们在前头。前后一起打。”
老农想了想，点了点头。他站起来，把锄头扛在肩上，说：“毛委员，你这话我记住了。”
他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又说了一句：“你别走。”
毛泽东朝他摆了摆手，没有说话。
二月上旬，毛泽东到了瑞金。
他住在叶坪的一间土屋里。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外有一棵大樟树，树冠很大，遮了半个院子。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桌前看文件、写东西。中午的时候，他会到村子里走一走，跟老百姓说说话。晚上，他在灯下写文章，或者找人开会。
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上海转来的，信封上的字迹是蔡和森的。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润之兄：你在井冈山的文章，我看到了。写得对。我在上海办《布尔什维克》，写了一些东西，寄给你，你看看。中国的革命，城市搞不下去，农村搞得下去。这个道理，你比我先想明白了。坚持下去。蔡和森。”
信纸后面附了一篇文章，是蔡和森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上的。毛泽东把文章看了两遍。他拿起笔，在信纸背面写回信：
“和森兄：信收到。你的文章我看完了。你说得对——城市搞不下去，农村搞得下去。这个道理，不是我一个人想明白的，是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三次失败教出来的。你现在在上海，危险，注意安全。润之。”
他把信折好，交给交通员。交通员走了。他一个人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的樟树。树上有几只鸟在叫，叫得很脆。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
三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了一次会议。来的人有朱德、陈毅、彭德怀、黄公略。几个人围坐在桌前，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朱德先开口：“蒋介石在准备第二次围剿。这一次，人更多，来势更凶。”
毛泽东问：“多少？”
“二十万。何应钦指挥。”
陈毅说：“我们有多少？”
朱德说：“三万。”
彭德怀说：“三万人打二十万，怎么打？”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地图前面。他指着地图上的几个位置，说：“敌人从四个方向来。北边是王金钰，西边是孙连仲，南边是朱绍良，东边是刘和鼎。四路大军，齐头并进。他们想用兵力压死我们。”
他停了一下，转过身来。
“但他们的兵，不是一条心。王金钰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水土不服。孙连仲刚收编了西北军，人心不稳。朱绍良是蒋介石的嫡系，但跟何应钦有矛盾。刘和鼎是福建的杂牌，不想硬拼。”
朱德说：“所以呢？”
毛泽东说：“所以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把敌人放进来，让他们在山区里转。他们累了，乱了，我们再集中兵力打一路。打掉一路，其他几路就不敢动了。”
彭德怀想了想，说：“这个法子行。但要快，要狠，不能让他们反应过来。”
毛泽东点了点头：“打王金钰。他是北方人，最怕在山里打仗。就在东固打。”
四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
何应钦指挥二十万大军，从四个方向朝中央苏区压过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南昌方向南下，一路修碉堡，步步为营，走得很慢。孙连仲从宜黄方向压过来，朱绍良从南丰方向推进，刘和鼎从建宁方向逼近。
毛泽东站在地图前面，一直在等。等王金钰的部队进入山区，等他们被山路拖累，等他们跟其他部队拉开距离。他等了将近一个月。
五月中旬，机会来了。王金钰的部队进了东固附近的富田。那是一个山谷，两边的山很高，中间一条路，是进山的必经之道。王金钰的部队拉得很长，前头到了富田，后头还在枫边。两头的距离，有六十里。
毛泽东站在地图前面，用手指在富田的位置点了一下。
“打这里。”
那天晚上，红军主力连夜开拔。队伍分成两路，一路从正面堵，一路从侧翼切。朱德带二十八团绕到后面，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带三十一团从正面压上去。
天亮的时候，战斗打响了。
红军从两边山上冲下来，把王金钰的部队拦腰截断。前头的敌人退不回去，后头的敌人冲不过来。不到半天，王金钰的一个师被全歼，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骡马辎重。
接着，红军乘胜追击。从富田到白沙，从白沙到中村，从南团到广昌。半个月里，红军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何应钦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
第二次围剿打完之后，毛泽东回到瑞金。
他坐在叶坪的土屋里，灯下摊着那本地图。地图上，他用红铅笔标出了过去半个月的行军路线——从富田到白沙，从白沙到中村，从中村到广昌。五道红线，像五条鞭子，抽在敌人的背上。
他看了一会儿，把地图折好，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六月了，稻子正在抽穗，田里一片绿。远处的山，青翠欲滴。
他忽然想起了蔡和森。想起他们在湘江边上争论“新民”是什么。想起蔡和森在法国写来的那封长信。想起他在上海办《布尔什维克》，在白色恐怖底下写文章。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山里打仗，一个在城里写字。打的仗不一样，写的字不一样，但说的是同一件事。
他坐回桌前，拿起笔，想写一封信给蔡和森。但他刚写了一个“和”字，就停住了。他想起来——上一次收到蔡和森的信，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他没有再收到过蔡和森的信。他不知道蔡和森在上海怎么样了。
他把笔搁下来，把那半封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里。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太阳正在西沉，把远处的山染成一片金红色。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重新坐到桌前，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十二章完）
第二卷结束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场城市暴动全部失败。海陆丰苏维埃也只撑了不到四个月。第二卷写的是“城市暴动为什么走不通”。
但火种没有灭。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的余部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的余部也上了井冈山。三支失败的队伍，在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汇合了。
（第二卷完）
第三卷·上山
第一章 分田
一九二八年五月，宁冈茅坪。
分田大会在茅坪村的祠堂里开了三天。
来的人挤满了祠堂。有茅坪本村的，有附近几个村子的，还有袁文才队伍里的一些士兵。祠堂不大，坐不下，有人就站在门口，有人坐在门槛上。李根生站在人群中间，光着脚，脚上全是泥。
毛泽东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拿着一截粉笔。
“今天算账。”他说，“算清楚了，就分田。”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道竖线，左边写“收”，右边写“交”。
“一亩田，一年收两担谷。交租一担二。留种一斗。买肥料两斗。剩多少？”
底下有人算了一下，说：“剩五斗。”
“五斗够不够吃？”
“不够。”
“不够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毛泽东自己答了：“借。跟地主借，利滚利。今年借一担，明年还两担。还不上的，拿田抵。田抵完了，拿人抵。”
他把粉笔搁下来，看着底下的人。
“这个账，你们算过没有？”
底下有人低声说：“算过。”
“算过了，为什么还交？”
沉默了一会儿。李根生开口了：“因为地是地主的。”
毛泽东看着他：“地是怎么变成地主的？”
李根生答不上来。
毛泽东说：“地是你们祖宗开出来的。开了田，种了谷，养活了人。后来地主来了，说这田是他的。凭什么？凭他有枪，有民团，有官府。你们没有。所以你们交租，交了两百年。”
他停了一下。祠堂里很安静，能听见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
“现在，你们有枪了。”毛泽东说，“袁文才的队伍有枪，我们的队伍也有枪。枪在谁手里，地就在谁手里。”
底下开始有人交头接耳。李根生问：“那怎么分？”
毛泽东说：“按人头分。大人小孩，一人一份。田多的村，分给田少的村。地主的地，全部没收。自耕农的地，不动。”
有人问：“地主能答应？”
毛泽东说：“地主不答应，我们就跟他斗。”
又有人问：“民团来打怎么办？”
毛泽东说：“民团来打，我们就打回去。袁文才的队伍打前锋，我们的队伍在后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进山。山是我们的，民团不熟悉。”
袁文才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有说话。他听着毛泽东讲，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这个人，比他想的要硬。
分田大会开了三天。三天里，茅坪村的地全部丈量了一遍，人口登记了一遍，田亩计算了一遍。最后定下来的方案是：全村两百多口人，每人分田一亩二分。地主家的地全部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自耕农的地不动。
李根生家分了六亩田。他站在田埂上，看着那块刚分到的田，蹲下来，抓了一把泥。泥是湿的，黏在手上，有股土腥味。他把泥攥在手里，攥了很久，直到泥从指缝里挤出来。
他站起来，走到毛泽东面前。
“毛委员，”他说，“这田真是我的了？”
毛泽东说：“是你的了。”
李根生说：“那我死了以后呢？”
毛泽东说：“传给你儿子。”
李根生想了想，又问：“那我儿子死了以后呢？”
毛泽东说：“传给你孙子。”
李根生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他把手里那把泥攥得更紧了。
但井冈山不是世外桃源。
十月下旬，江西国民党当局得到消息，说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他们派了一个团，从永新方向开过来，准备“剿灭”这支“赤匪”。
消息传到茅坪的时候，是傍晚。袁文才的人跑来报告：“敌人到了龙源口，离这里还有一天的路。”
毛泽东正在祠堂里跟几个农民算账。他听完报告，把粉笔搁下来。
“多少人？”
“一个团。大概两千人。”
毛泽东问袁文才：“你的队伍能打吗？”
袁文才说：“能打。但硬拼打不过。他们有两千人，我们只有几百。”
毛泽东说：“不硬拼。我们撤。”
他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把地图摊开。地图上画着井冈山的地形——山连着山，沟连着沟，只有几条小路能通进来。
“我们撤到山里。他们进来了，就找不到我们。山里是我们的地盘，我们熟，他们不熟。等他们累了，散了，我们再出来打。”
袁文才说：“那我们的人呢？村里的人呢？”
毛泽东说：“村里的老百姓，愿意走的跟我们走。不愿意走的，留在村里，把粮食藏起来，把井填了。敌人来了，什么都没有。”
那天晚上，部队和一部分老百姓连夜撤进了山里。
毛泽东走在队伍后面。他回头看了一下茅坪村。村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只剩下祠堂里的灯还亮着。那是李根生家的灯。李根生没有走。他站在祠堂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锄头。
毛泽东朝他喊了一声：“李根生！走！”
李根生说：“我不走。我走了，田怎么办？”
毛泽东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他说：“田是你的。谁也拿不走。你先走。田回来再种。”
李根生犹豫了一下，终于放下了锄头，跟了上来。
队伍进了山。山路很窄，很黑。有人摔倒了，有人迷了路。毛泽东走在前面，一个接一个地拉着后面的人往上爬。他的手被荆棘划破了，血渗出来，但他没有停。
敌人在茅坪住了三天。
三天里，他们找不到红军，找不到粮食，找不到人。村子空了，井填了，粮食埋了。他们搜了几遍，只搜到几件破衣裳和几只空碗。
第四天，他们撤了。
毛泽东带着队伍回到茅坪。李根生第一个跑回自己的田里。田还在，稻子还长着，只是没有人收。他蹲在田埂上，用手摸了摸稻穗。稻穗已经黄了，沉甸甸的，风一吹就晃。
毛泽东走过来，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田。
李根生抬起头来，看着毛泽东。他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
“毛委员，你们不走。我也不走了。”
毛泽东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他蹲下来，把手伸进田里，摸了摸稻穗。稻穗是干的，扎手。他把手收回来，站起来。
“不走。”他说，“我们在这儿扎根。”
李根生笑了。他笑得不太好看——嘴唇干裂，脸上有泥。但他笑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转身往村里走。他要去叫人。把人叫回来，把田收了，把日子过下去。
十月底，毛泽东在茅坪的祠堂里写了一份报告。
报告是写给中央的。他在报告里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证明了一件事——中国革命的中心，不在城市，在农村。敌人太强，城市搞不了。农村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在农村搞根据地，搞土地革命，搞武装斗争，就能站住脚。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写完之后，他把报告折好，交给交通员。
交通员走了。毛泽东一个人坐在祠堂里。窗外是井冈山的秋天，山上的枫叶红了，一片一片的，像火在烧。
他想起卢德铭。想起那些倒在路上的战士。想起李根生蹲在田埂上摸稻穗的样子。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的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走到黑板前面。
黑板上那个“田”字还在。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个字，然后拿起粉笔，在旁边又写了四个字：
“星星之火。”
他看了一会儿，把粉笔搁下来，走出了祠堂。
外面，李根生正带着几个人在田里收稻子。他们弯着腰，一下一下的，动作很慢，但没有停。远处，有几个战士在操练，喊着口令，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毛泽东站在祠堂门口，看着这一切。他想起蔡和森在法国写给他的信，信上说“中国的问题在根子上”。他当时回信说“那就得从根子上挖”。
现在，他觉得那个根子，已经挖到了。
但分田不只是井冈山的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宁冈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
起草的时候，毛泽东把几个农民代表请到祠堂里，一条一条地念给他们听。念到“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的时候，李根生举手了。
“毛委员，这一条我不懂。”
毛泽东说：“哪不懂？”
李根生说：“地是苏维埃的，那我们种的地，到底是自己的，还是苏维埃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意识到，这一条有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连自耕农的地也收了，会伤害中农的利益。他在《井冈山土地法》里写的是“没收一切土地”，但实际执行中，有些地方搞成了“没收一切土地归公”，农民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
他后来在兴国搞调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一个老农跟他说：“分了田，但没有地契，心里不踏实。哪天你们走了，地主回来，说地是他的，我们拿什么跟他争？”
毛泽东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一九二九年四月，他在兴国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调整——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也让农民更放心。
他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写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
这句话，不是从书上抄来的。是从李根生们蹲在田埂上摸稻穗的动作里，从老农问“有没有地契”的眼神里，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第一章完）
第二章 转战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井冈山。
天还没亮，队伍在茨坪集合。三千六百多人，站成几排，枪不多，子弹更少，平均每人不到五发。有人背着步枪，有人扛着梭镖，有人挑着担子，担子里装着文件、地图、油印机。天很冷，山上的霜把草压得贴在地上，人呼出的气凝成白雾。
毛泽东站在队伍前面，穿着一件灰布军装，外面罩着一件旧棉袄。他看了看队伍，又看了看身后的山。山上的树黑黢黢的，山顶上压着云。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着队伍说了一句话：
“走。”
队伍从茨坪出发，往南走。前面是朱德带着的二十八团，后面是毛泽东带着的三十一团。中间是军部、辎重队、伤病员。队伍拉得很长，从山道上往下走的时候，像一条灰蓝色的带子，在灰色的山壁上缓缓移动。
毛泽东走在队伍中间。他的草鞋磨破了后跟，他从包袱上撕了一根布条，蹲下来缠了缠，站起来接着走。他的步子不快不慢，跟旁边的人一样。
走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连长，姓陈，湖南浏阳人——就是秋收起义时跟在他旁边问“仗什么时候能打完”的那个陈连长。陈连长背上背着一支步枪，腰里别着一把柴刀。他走了一阵，问毛泽东：“毛委员，我们往哪儿走？”
毛泽东说：“往南。”
“南边是哪里？”
“敌人管不着的地方。”
陈连长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井冈山不要了？”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他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说：“井冈山是我们的根。但根不能光扎在一个地方。敌人来了，我们把根拔起来，带到别的地方去，扎下去。扎多了，根就多了。根多了，就拔不完了。”
陈连长想了想，说：“那我明白了。我们不是不要井冈山，是把井冈山带到别的地方去。”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你比去年会说话了。”
陈连长笑了一下：“去年在文家市，你问我家有几口人，我答不上来。后来你跟我说，等打完仗分了地，回家种自己的田。我一直记着。”
毛泽东没有再问。他跟着队伍，一步一步往前走。
二月，队伍到了赣南。
赣南的山不如井冈山高，但沟更深，路更窄。天还是冷，但山里的风比井冈山小一些。队伍走在山路上，前面传下话来说“前面有敌人”。朱德派了一个团上去打，打了一个多小时，把敌人打跑了，自己也伤亡了几十个人。
伤员抬下来的时候，毛泽东站在路边看着。一个年轻的战士被抬过来，腿上缠着绷带，血从绷带里渗出来，滴在担架上。他看见毛泽东，挣扎着要起来。毛泽东走过去，按住他的肩膀。
“躺着。别动。”
那个战士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毛委员，我们往哪儿走？”
毛泽东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往南走。到赣南去。”
“赣南远不远？”
“远。但走得动。”
战士没有再问。他被抬走了。毛泽东站起来，看着担架远去。他拍了拍手上的土，继续往前走。
二月下旬，队伍在大柏地打了一场硬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是一个山谷。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路。朱德把部队埋伏在山谷两边，等敌人进了谷口，两边同时开火。敌人乱成一团，想退退不出去，想进进不来。这时候毛泽东带着三十一团从侧翼杀出来，把敌人拦腰截断。前后夹击，不到半天，两个团被全歼，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之后，毛泽东站在山谷口，看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堆成小山。他拿起一支步枪，拉了拉枪栓，枪栓很滑。他把枪递给旁边的战士，说：“好枪。比我们井冈山的时候用的好。”
朱德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朱德说：“润之，这一仗打得好。”
毛泽东说：“打得好，是因为地形好。大柏地这个地方，两山夹一沟，进得来出不去。我们占了地利。”
朱德说：“地利是一回事，人和是另一回事。老百姓帮我们封锁消息，敌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的人藏在两边山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说：“这就是根据地。有了根据地，仗就好打。”
朱德看着山谷里的战场，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润之，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打的是城。打下来，守不住。秋收起义的时候，你打的是城，也没打下来。现在我们在山里打，在村里打，打赢了。”
他转过头来，看着毛泽东。
“这条路，走对了。”
毛泽东没有接话。他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他看了一会儿，说：“走对了，就一直走下去。”
三月，队伍到了闽西。
闽西是福建西部的一片山区，包括长汀、上杭、永定、龙岩几个县。这里山多田少，老百姓穷，地主多。红四军到了闽西之后，打了几仗，消灭了几个民团，打开了局面。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召开了会议。来的人有朱德、陈毅、罗荣桓。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旧方桌旁，桌上摊着一张闽西地图。
毛泽东先开口：“我们在赣南、闽西站住了脚。下一步怎么办？”
朱德说：“先把根据地搞稳。分了田，组织了农会，建立了赤卫队。把这些事做完了，再往外打。”
陈毅说：“分田的事，闽西比赣南复杂。闽西的宗族势力强，一个村一个姓，族长就是地主。你要分田，族长一说话，没人敢跟你走。”
毛泽东想了想，说：“那就先找那些不怕族长的人。村子里总有不怕的人。找到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一个最难。第一个找到了，后面就容易了。”
陈毅说：“这个法子，你在广州农讲所的时候就讲过。”
毛泽东说：“讲过，但那时是讲给别人听的。现在是自己做。”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他用手指在闽西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
“闽西这个地方，山多，敌人不好进来。老百姓穷，分田分得下去。我们先在这里搞，搞完了，再往赣南发展。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就是中央苏区。”
朱德说：“中央苏区？”
毛泽东说：“对。以后就叫中央苏区。”
四月，红四军在闽西分田。
毛泽东在长汀的一个村子里蹲了几天，跟农民一起算账。他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数字。旁边围着一圈农民，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抱着孩子。
一个老农问他：“毛委员，你说分田，怎么分？”
毛泽东说：“按人头分。大人小孩，一人一份。”
老农说：“那我家五口人，分五份？”
“对。”
老农想了想，又问：“那我儿子在红军里，算不算？”
毛泽东说：“算。红军家属，多分一份。”
老农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毛委员，你这话我记住了。”
毛泽东看着那个老农的背影，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井冈山的李根生，想起那个光着脚、站在祠堂门口说“想”的年轻人。他不知道李根生现在怎么样了。井冈山失守之后，李根生是跟着队伍走了，还是留在了村里？他不知道。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几个村子等着他去算账。
六月，红四军在闽西打了几个胜仗。
最著名的是三打龙岩。龙岩是闽西的一个重镇，驻着国民党一个旅。朱德带着二十八团从正面攻，毛泽东带着三十一团从侧翼包抄。打了三天，把龙岩拿下来了。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粮食。
战斗结束之后，毛泽东站在龙岩的城楼上，看着城里的街道。街道很窄，两边的房子是土坯墙，屋顶是灰瓦。街上有人在走动，有战士在巡逻，有老百姓从门缝里往外看。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朱德说：
“玉阶兄，你说我们这支队伍，为什么能打赢？”
朱德想了想，说：“因为老百姓帮我们。”
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为什么帮我们？因为我们分了田。分了田，老百姓就跟你走。跟你走了，你才能打仗。打了仗，才能保住田。这个道理，转了一圈，最后回到田上。”
朱德说：“所以你那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根子是田。”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站在城楼上，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闽西的田，跟井冈山的田一样。分了，就是老百姓的。”
十二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一次会议。
古田是闽西上杭县的一个小镇，在梅花山脚下。镇子不大，一条石板街从东到西，两边的铺子大多关着门。红四军的指挥部设在镇东头的一间祠堂里。祠堂不大，两进院落，前厅摆着一张旧方桌，桌上摊着文件，四周坐满了人。
来开会的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各团党代表，还有从上海来的中央特派员。人挤了一屋子，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靠着墙。
毛泽东站在桌前，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他的头发理过了，胡子也刮了。他开口了。
“今天开这个会，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听谁的。”
屋里很安静。风吹进来，把桌上的文件吹得翘了一下角。
毛泽东接着说：“从三湾改编到现在，两年多了。我们搞了支部建在连上，搞了士兵委员会，搞了官兵平等。但有些事，还没有搞彻底。”
他停了一下，看着屋里的人。
“有些人觉得，队伍是打出来的，谁枪多谁说了算。有些人觉得，队伍是党的，党指挥枪。这两种想法，哪一种对？”
没有人说话。
毛泽东自己答了：“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他走到黑板前面，拿起一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行字：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他放下粉笔，转过身来。
“这就是我们这支队伍跟旧军队的区别。旧军队打仗是为了吃粮，我们打仗是为了分田。旧军队听长官的，我们听党的。旧军队官兵不平等，我们官兵平等。”
他停了一下。
“所以，我们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非组织观点，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流寇思想，反对盲动主义残余。”
他一条一条地念，底下的人一条一条地记。有人低头在笔记本上写，有人抬起头来看着毛泽东。
会议开了两天。两天里，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后来成了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站在祠堂门口的石阶上。
天已经暗了，山里的暮色来得快，太阳一落山，树就模糊了轮廓。他站在石阶上，手里攥着那份决议，稿纸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
他想起一个人——蔡和森。
一九三一年六月，蔡和森在香港被捕。同年八月四日，在广州军政监狱就义，三十六岁。
消息传到闽西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了。毛泽东在古田的祠堂里收到了从上海转来的电报。他看完之后，把电报放在桌上，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闽西的秋天，山上的枫叶红了，一片一片的，像火在烧。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他想起一九一三年秋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宿舍里，他第一次见蔡和森。蔡和森坐在窗口的铺位上，低头缝一件衫子。那衫子的袖口已经磨白了，蔡和森用一根大针，一针一针地补，动作不快，但很稳。他走进宿舍的时候，蔡和森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来了？”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新民学会成立那天，蔡和森站在堂屋里，端着饭碗站起来，说：“今天这个学会成立了，但我们得说清楚一件事——这个学会不是拉帮结派，不是交朋友喝酒。咱们聚在一起，是因为这个国家病了。我们想治好它。”
他想起一九二零年，蔡和森在法国蒙达尼的小屋里，抱着《法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共产党宣言》。他写了一封长信回来，信上有一句话：“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他想起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汉口八七会议的楼梯间里，蔡和森站在暗处，说了一句话：“方向对的——走下去就行。不管多难。”
他站在祠堂门口，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回到桌前，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和森同志，你没有走完的路，我们接着走。”
他放下笔，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几个红军战士在操场上操练，喊着口令，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年轻的脸，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过身，走回祠堂，继续写他的报告。
（第二章完）
第三章 百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广西百色。
天还没亮，百色城外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队伍排成几路纵队，有穿灰布军装的，有穿蓝布短褂的，有光着脚的，有草鞋提在手里的。枪不多，有汉阳造，有老套筒，有的还背着梭镖。但人站得很直，没有人说话。
韦拔群站在队伍前面。
他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壮族短褂，袖口挽到肘弯，露出的小臂上有一道旧疤——那是早年在东兰打游击时被民团的刀砍的。他腰间别着一把驳壳枪，脚上还是草鞋。他的脸比几年前更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但眼睛还是亮的。
他身后是东兰农军。三百多人，从东兰跟着他走到百色，走了三天山路。有的人脚上磨出了血泡，有的人草鞋走烂了，光着脚走。但没有人掉队。
邓小平从队伍那头走过来。他二十五岁，穿着一件灰布军装，个子不高，但步子很快。他走到韦拔群旁边，站住。
“韦大哥，”邓小平说，“准备好了？”
韦拔群说：“准备好了。”
邓小平看了看队伍，又看了看天色。天边已经泛白了，太阳快出来了。他转过身，对身边的参谋说：“发信号。”
参谋跑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百色城的方向响起了枪声。先是零星的几声，然后越来越密，然后是一片。枪声从城东传到城西，从城北传到城南。韦拔群站在空地上，听着那些枪声。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手攥着驳壳枪的枪柄，攥得很紧。
邓小平说：“打起来了。”
韦拔群说：“打起来了。”
两个人没有再说话。他们并肩站着，看着百色城的方向。城里的枪声越来越密，还夹杂着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城楼上有一面旗在晨风里晃了一下，然后倒了。接着，另一面旗升了起来——红色的，上面绣着镰刀斧头。
韦拔群看着那面红旗，看了一会儿。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广州番禺学宫的那个傍晚。他站在彭湃面前，说“我那边是土司，比地主还狠。我回去也得烧。”彭湃问他“你怕不怕？”他说“怕。但更怕的是，那些农民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
彭湃已经不在了。但彭湃教给他的东西，他一直在用。
枪声渐渐稀了。
邓小平说：“进城。”
百色起义成功了。
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韦拔群任第三纵队司令。全军四千多人，在百色城里的广场上集合。广场不大，人挤得满满当当。邓小平站在一张旧方桌上，对底下的战士讲话。
“同志们，从今天起，右江的天下，是工农的天下！”
底下有人喊好，有人鼓掌，有人哭了。一个老农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一把锄头，蹲在地上，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韦拔群站在队伍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幕。他没有喊，也没有鼓掌。他知道，这面红旗能挂多久，不是喊出来的，是打出来的。
当天下午，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韦拔群在会上讲话。他站在台上，说的还是壮语，因为底下的人有一半听不懂官话。
“从今天起，右江的农民，有自己的地了。不交租，不还债，不纳捐，不纳税。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一切权力归工农兵！”
底下有人喊了一声好。然后更多人喊好。声音撞在广场四周的墙上，弹回来，嗡嗡的。
韦拔群接着说：“但光分田不行。分了田，还要有人守住这个田。谁守？你们自己守。组织起来。农会，赤卫队，民兵。敌人来了，你们自己先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上山。我们的人在后头，你们在前头。前后一起打。”
底下的人安安静静地听着。那些从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来的农民，那些跟着韦拔群走了三天山路到百色的农军战士，都安安静静地听着。
百色起义之后，韦拔群带着第三纵队回到了东兰。
东兰是他起家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他从广州农讲所回来，在东兰办了农讲所，培养了五百多名农运骨干。一九二六年，东兰农民自治会成立，会员发展到两万多人。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后，他带着农军在山里打游击，一直坚持到百色起义。
回到东兰那天，天快黑了。他走到武篆镇外的空地上，看见那棵大樟树还在。树很老了，树干上长满了青苔，枝叶还是那么密。他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一九二五年秋天，他在这棵树下开农民自治会成立大会。来的人站满了空地，有的从几十里外的村子赶来的，天没亮就出发，走到中午才到。他们举着用红布做的旗子，旗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东兰农民自治会”。
他转过身，往村里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里回来。老农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
“拔哥？你回来了？”
韦拔群点了点头。
老农放下锄头，走过来，上下打量他：“瘦了。黑了。你去哪里了？”
“百色。”
“百色？”老农的眼睛亮了一下，“听说你们在百色搞了起义？”
韦拔群说：“搞了。红七军成立了。以后东兰的农民，有自己的军队了。”
老农想了想，说：“那土司的地呢？”
韦拔群说：“分。”
老农问：“怎么分？”
韦拔群说：“按人头分。大人小孩，一人一份。”
老农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他转过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拔哥，你那个农讲所，能不能再办？”
韦拔群说：“办。明天就办。”
东兰的土地分配，比井冈山和闽西都难。
东兰是壮族地区，土司制度延续了几百年。土司的田是怎么来的？是抢来的。两百年前，农民的祖宗开出来的田，被土司的祖宗拿去了。拿去了之后，就说这田是他的了。农民种他的田，交他的租，一代一代，交了两百年。
韦拔群在东兰搞分田，第一件事就是算账。
他在武篆镇的祠堂里开了分田大会。来的人挤满了祠堂。祠堂不大，坐不下，有人就站在门口，有人坐在门槛上。韦拔群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拿着一截粉笔。
“今天算账。”他说，“算清楚了，就分田。”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道竖线，左边写“收”，右边写“交”。
“一亩田，一年收两担谷。交土司一担。留种一斗。买肥料两斗。剩多少？”
底下有人算了一下，说：“剩五斗。”
“五斗够不够吃？”
“不够。”
“不够怎么办？”
没有人说话。韦拔群自己答了：“借。跟土司借，利滚利。今年借一担，明年还两担。还不上的，拿田抵。田抵完了，拿人抵。儿子去土司家做长工，女儿去土司家做丫鬟。一代一代，翻不了身。”
他把粉笔搁下来，看着底下的人。
“这个账，你们算过没有？”
底下有人低声说：“算过。”
“算过了，为什么还交？”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老农开口了：“因为地是土司的。”
韦拔群看着他：“地是怎么变成土司的？”
老农答不上来。
韦拔群说：“地是你们祖宗开出来的。开了田，种了谷，养活了人。后来土司来了，说这田是他的。凭什么？凭他有枪，有民团，有官府。你们没有。所以你们交租，交了两百年。”
他停了一下。祠堂里很安静，能听见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
“现在，你们有枪了。”韦拔群说，“红七军有枪，农军也有枪。枪在谁手里，地就在谁手里。”
底下开始有人交头接耳。那个老农问：“那怎么分？”
韦拔群说：“按人头分。大人小孩，一人一份。土司的地，全部没收。自耕农的地，不动。”
有人问：“土司能答应？”
韦拔群说：“土司不答应，我们就跟他斗。”
又有人问：“民团来打怎么办？”
韦拔群说：“民团来打，我们就打回去。农军打前锋，红七军在后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进山。山是我们的，民团不熟悉。”
分田大会开了三天。三天里，东兰全县的地全部丈量了一遍，人口登记了一遍，田亩计算了一遍。最后定下来的方案是：全县按人头分田，大人小孩，一人一份。土司的地全部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自耕农的地不动。
分田那天，韦拔群站在武篆镇外的空地上，看着农民们排队领田契。田契是用油印机印的，纸不好，油墨洇开了几处，但字还认得清。每一张田契上写着户主的名字、分到的田块位置、亩数。
一个老农走到台前，领了一张田契。他不识字，把田契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然后问韦拔群：“拔哥，这上面写的什么？”
韦拔群说：“写的是你的名字，和你分到的田。”
老农说：“这田真是我的了？”
韦拔群说：“是你的了。”
老农说：“那我死了以后呢？”
韦拔群说：“传给你儿子。”
老农想了想，又问：“那我儿子死了以后呢？”
韦拔群说：“传给你孙子。”
老农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他把田契折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拍了拍，转身走了。
韦拔群站在台上，看着那个老农的背影。他想起很多年前在东兰农讲所里，一个老农算着算着哭了，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今天才晓得自己被人拿了多少”。现在，那个老农不在了，但他的儿子在，他的孙子在。他们领到了田契。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底下的人说：“田契收好。这是你们的命根子。”
但右江根据地不是世外桃源。
一九三零年二月，国民党军队从南宁、柳州两路进攻右江。兵力悬殊，红七军打了几仗，伤亡很大。邓小平和张云逸决定率红七军主力北上，去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韦拔群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东兰检查分田。他看完电报，把电报放在桌上，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东兰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邓小平说：“韦大哥，主力北上，右江怎么办？”
韦拔群说：“右江不能丢。主力走了，我留下来。”
邓小平说：“你留下来，人太少。”
韦拔群说：“人少不怕。东兰的农民跟我走。有农民在，就有根据地在。”
邓小平沉默了一下。他说：“韦大哥，主力北上，是为了保住革命的本钱。右江这边，能守就守，守不住就撤。”
韦拔群说：“撤？撤到哪里去？东兰的农民分了田，撤了，田又没了。”
邓小平没有再说话。他知道韦拔群这个人，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红七军主力北上那天，韦拔群站在百色城外的路口送行。他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壮族短褂，脚上还是草鞋。他手里攥着一根扁担——那是他平时挑东西用的。他把扁担送给邓小平。
“邓政委，这个你带着。路上用得着。”
邓小平接过扁担，看了看。扁担是竹子的，用久了，磨得发亮。他把扁担扛在肩上，说：“韦大哥，你保重。”
韦拔群说：“你也保重。”
红七军主力走了。韦拔群站在路口，看着队伍远去。队伍拉得很长，从山道上往下走的时候，像一条灰蓝色的带子，在灰色的山壁上缓缓移动。他看着那条带子越来越远，越来越细，最后消失在山坳里。
他转过身，往东兰的方向走。他的步子不快不慢，跟平时一样。他知道，主力走了，右江的担子全落在他一个人肩上。但他不怕。他在东兰打了十几年游击，从十几个人打到几百个人，从几百个人打到几千个人。人少的时候，他打过。人少，不等于打不赢。
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百色的方向。城里的红旗还在，在晨风里晃。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第三章完）
第四章 坚守
一九三零年三月，东兰。
红七军主力北上之后，右江根据地只剩下韦拔群带着的一支小队伍和几十个农军骨干。国民党军队和土司武装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把根据地压缩成了一小块。韦拔群带着人撤进了山里。
山叫板三山，在东兰和凤山交界的地方。山不高，但林子密，路难走，只有几条羊肠小道能通到外面。山上有一个岩洞，叫板三岩，洞口不大，里面能容几十个人。韦拔群把指挥部设在岩洞里，白天在洞里处理事情，晚上带着人出去打游击。
岩洞很潮，石壁上渗着水，滴在石头上，滴答滴答的。洞里点着几根松明子，烟熏得石壁发黑。韦拔群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前摊着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用炭笔画着东兰、凤山、恩隆几个县的地形。他手里攥着一截木炭，在图上画了几个圈。
来开会的都是各区的负责人——东兰的、凤山的、恩隆的、奉议的。十来个人挤在岩洞里，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蹲着，有的靠着石壁。
韦拔群开门见山：“主力走了，右江只剩下我们。敌人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多。怎么办？”
一个从凤山来的负责人说：“拔哥，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韦拔群说：“我说三条。第一，队伍不散。主力走了，我们的人不能散。人散了，根据地就没了。第二，田不丢。分下去的田，不能因为主力走了就还回去。田是农民的命根子。丢了田，农民就不跟你走了。第三，仗不硬打。敌人来了，我们上山。敌人走了，我们下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是我们的，敌人不熟悉。”
底下的人安安静静地听着。那个从凤山来的负责人想了想，说：“拔哥，你说的这三条，头两条好办。第三条难。敌人来了，我们上山，但山上的粮不够。几十个人可以，几百个人不行。”
韦拔群说：“粮的问题，我想过了。山上有几个村子，都是我们的老关系。把粮分散藏在几个地方，敌人来了，找不到。敌人走了，我们再取。另外，山上有野菜，有野果，有竹笋。饿不死。”
那个负责人没有再问。
敌人来了。
一九三零年四月，国民党一个团从东兰县城出发，朝板三山方向“进剿”。团长姓黄，本地人，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道疤。他在东兰驻了两年，跟韦拔群的农军交过几次手，每次都吃亏。这次他带了一千多人，分三路进山。
韦拔群在板三岩里收到了消息。他把各区的负责人叫来，说了一句话：“敌人来了，我们走。”
他带着队伍从板三岩撤出来，往更深的山里走。走之前，他把岩洞里的东西收拾干净——文件烧了，锅碗藏了，地图带走了。连松明子都灭了，岩洞里黑黢黢的。
敌人进了山，在板三岩里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有搜到。他们又往山里追，追了三天，连红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山里的路太窄，林子太密，他们不熟悉地形，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有几个士兵掉进了猎人挖的陷阱里，有几个被马蜂蜇了，有几个中了暑。团长黄疤子骂了几声，下令撤了。
敌人撤了之后，韦拔群带着队伍回到板三岩。岩洞里还是黑黢黢的，但锅碗还在，松明子还在。他点了一根松明子，洞里亮起来。他坐在石头上，把地图摊开，看了看。然后他拿起木炭，在图上画了一个圈。
“东兰还在。”他说。
但敌人不止来了一次。
一九三零年五月，黄疤子又来了。这次他带了两千人，分四路进山。韦拔群还是老办法——敌人来了，他走。他带着队伍在深山里转了七天，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第七天，他在一个叫弄京的地方设了个伏击，打死了几十个敌人，缴了十几条枪。黄疤子气得直跺脚，但也没办法。他下令撤了。
一九三零年七月，黄疤子第三次来。这次他学乖了，不再往深山里追，而是把山外围的村子全部封锁，想把韦拔群困死在山上。韦拔群在山上待了半个月，粮快吃完了。他派人下山摸粮，摸了几次，都被敌人截住了。最后他亲自带了一个排，从一条猎人小路摸下山，在一个地主家里搞到了几百斤粮。他把粮背上山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累得坐在地上直喘气，但粮背回来了。
一九三零年十月，黄疤子第四次来。这次他没有进山，而是在山外修了碉堡，把几个山口全部封锁了。韦拔群被困在山上，粮又断了。他派人下山摸粮，摸不回来。他带着人在山上找野菜，挖竹笋，摘野果。有一个战士吃了毒蘑菇，死了。韦拔群把那个战士埋在山里，没有立碑，只在坟头放了一块石头。
那天晚上，他坐在坟头旁边，坐了很久。松明子快烧完了，火苗一跳一跳的。他想起那个战士——姓李，东兰本地人，十六岁，跟着他打了一年游击。他想起那个战士第一天来的时候，光着脚，脚上全是泥，站在他面前说：“拔哥，我要跟你打游击。”他说：“你多大了？”战士说：“十六。”他说：“十六太小了。”战士说：“不小了。我爹被土司打死了，我娘被土司卖了。我没人了，就剩一条命。这条命，给你。”
韦拔群把那个战士留下来了。一年里，那个战士学会了大字，学会了打枪，学会了在山上找路。他以为那个战士会一直跟着他，打到革命胜利。但那个战士没有等到那一天。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回岩洞里。
第二天早上，他召集各区的负责人开会。他说：“敌人封锁了山口，粮进不来。我们要分粮。把剩下的粮全部集中起来，按人头分。一个人一天二两米，不够的吃野菜。吃到哪天算哪天。吃完了，再想办法。”
底下的人安安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抱怨。
一个从凤山来的负责人说：“拔哥，我们能不能派人出去，找主力？”
韦拔群说：“主力已经北上了。去哪里找？找不到的。我们就靠自己。靠山，靠农民，靠我们自己。”
那个负责人没有再问。
会开完了，人散了。韦拔群一个人坐在岩洞里，看着石壁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滴。他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在广州番禺学宫，彭湃问他“你怕不怕？”他说“怕。但更怕的是，那些农民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现在，他不怕了。他怕的东西已经变了。他怕的是，他死了之后，那些分了田的农民，还能不能守住那些田。
他站起来，走到洞口。外面的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走回洞里。
“开会。”他说。
一九三一年，东兰的日子更苦了。
黄疤子换了法子。他不再派兵进山，而是把东兰全县的村子全部编成“保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甲长由地主和土司的人担任，负责监视农民，不准他们跟韦拔群联系。谁跟韦拔群联系，全家杀。
韦拔群在山上的日子越来越难。下山摸粮的人回不来了，情报也断了。他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主力到了哪里，不知道革命怎么样了。他只知道一件事——东兰的农民还在。分了田的农民还在。只要农民在，他就能撑下去。
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派了一个交通员下山，去东兰县城打探消息。交通员去了三天，没有回来。第四天，韦拔群在山上看见东兰县城的方向冒起了烟——那是交通员被烧死的烟。
他站在山上，看着那股烟，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回岩洞里。
“开会。”他说。
一九三二年十月，板三山上的日子到头了。
黄疤子找到了一个猎人，那个猎人知道韦拔群在板三山上的藏身之处。黄疤子给了猎人一百块大洋，猎人带着路，把黄疤子的部队领进了山。
那天早上，韦拔群刚起床。他走出岩洞，准备去山泉边洗脸。他走到泉边，蹲下来，捧起水洗了一把脸。水很凉，激得他清醒了一些。他站起来，正要往回走，忽然听见了枪声。
枪声是从岩洞方向传来的。他转过身，看见岩洞那边的树在晃，有人影在树丛里跑。他立刻掏出驳壳枪，朝岩洞方向跑过去。
跑到岩洞附近的时候，他看见岩洞已经被敌人围住了。几个战士倒在洞口，有的还在动，有的已经不动了。他看见敌人往岩洞里扔手榴弹，爆炸声在洞里闷闷地响。他冲过去，开了几枪，撂倒了两个敌人。他想冲进洞里，但敌人的火力太密，他冲不进去。
他站在一棵树后面，看着岩洞。岩洞里的枪声渐渐稀了，最后停了。他知道，洞里的人，没了。
他退了几步，转身往山里走。他的步子不快不慢，但每一步都很稳。他知道自己现在是孤身一人了，但他不怕。他在东兰打了十几年游击，什么情况都遇到过。他往深山里走，走了一天一夜，走到一个叫板坡的地方。板坡有一个村子，村里有他的老关系——一个姓韦的老农，跟他同姓，早年参加过农会。
他走到老韦家门口，敲了敲门。门开了，老韦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
“拔哥！”
韦拔群说：“老韦，我饿了。有吃的吗？”
老韦把他拉进屋，关上门，端了一碗粥出来。粥是稀的，但韦拔群喝得很香。他喝完了粥，把碗放在桌上。他问老韦：“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老韦说：“不好。黄疤子到处抓人，谁跟你有关系，全家杀。村里的人都不敢说话了。”
韦拔群沉默了一会儿。他问：“田呢？分下去的田，还在吗？”
老韦说：“还在。黄疤子说要还田，但农民不交。有的农民把田契藏起来，藏在地窖里，藏在墙缝里。他们说，等拔哥回来，田还是他们的。”
韦拔群把碗端起来，又喝了一口粥。他把碗放下来，说：“老韦，你帮我办一件事。”
老韦说：“你说。”
韦拔群说：“你去村里，把几个老农会的骨干叫来。我有话说。”
老韦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当天晚上，几个老农会的骨干来到老韦家。
韦拔群坐在桌前，看着他们。他开口了。
“我明天就走。不，我不走。我明天带着你们，去打黄疤子。”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韦拔群说：“黄疤子有一百多人，驻在东兰县城。我们人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比他多——我们知道哪条路能走，哪条路不能走。我们知道哪家的农民会帮我们，哪家的地主会报信。我们打他一次，打不死他，也打疼他。打疼了他，他就不敢随便进山了。”
一个老农说：“拔哥，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
韦拔群说：“明天晚上，我带你们去摸岗哨。摸一个，算一个。摸完了就撤。不打硬仗，不打呆仗。打完就走。”
那天晚上，韦拔群在老韦家住了一夜。他躺在草铺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山里的风很响，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叫。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是土夯的，上面有一道裂缝。裂缝里塞着一根稻草，他伸手把那根稻草抽出来，在手里捻了捻。稻草很干，一捻就碎了。
他把碎末撒在草铺边的地上，闭上了眼睛。他想起很多年前在东兰农讲所里，他教农民算账。一个老农算着算着哭了，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今天才晓得自己被人拿了多少。”他想起那个老农的儿子，那个十八岁就跟着他打游击的年轻人。他想起红七军北上那天，他站在百色城外的路口送邓小平。他把一根扁担送给邓小平，说“路上用得着”。邓小平把扁担扛在肩上，说“韦大哥，你保重”。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住东兰。但他知道，他不能走。走了，那些分了田的农民就没人管了。走了，那些藏在墙缝里的田契就成了废纸。走了，那个老农的儿子就白死了。
他翻了个身，面朝着天。屋顶的茅草有几处漏光，能看见外面的星星。星星很亮，像是在很近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第四章完）
第五章 牺牲
一九三二年十月，东兰。
韦拔群在东兰的山里坚持了两年多。红七军主力北上之后，他带着几十个人在山里打游击，打了两年多。人越打越少，从几十个打到十几个，从十几个打到七八个。但队伍没有散。田还在。分了田的农民还在。只要农民在，他就撑得下去。
但撑到一九三二年秋天，撑不住了。
黄疤子的部队把板三山围了几个月，把山外围的村子全部封锁了。韦拔群的人下山摸粮，摸不回来。山上的野菜挖光了，竹笋挖光了，野果也摘光了。有几个战士饿得走不动路，躺在岩洞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韦拔群坐在岩洞里，看着那几个战士。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嘴唇抿得很紧。他站起来，走到洞口，往外看了一眼。外面的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我下山。”他说。
那几个战士抬起头来。
韦拔群说：“我去找粮。你们在山上等着。三天之内，我一定回来。”
一个战士说：“拔哥，你不能去。山下全是敌人。”
韦拔群说：“山下全是敌人，但山下也全是农民。农民不会把我交出去。”
他弯腰拿起驳壳枪，别在腰里。又从角落里摸出一把柴刀，插在背后。然后他走到每个战士面前，看了一眼。他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一眼。然后他转身走出了岩洞。
他下山的时候是夜里。天很黑，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他沿着一条猎人小路往下走，路很窄，两边的草很高，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实了才往前挪。走了大半夜，到了山脚。山脚有一个村子，叫弄京。村里有一户农民姓覃，是老农会的骨干。韦拔群走到覃家门口，轻轻敲了三下。
门开了。覃叔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一把把他拉进屋。
“拔哥！你怎么下来了？”
韦拔群说：“粮。山上没粮了。”
覃叔把他按在凳子上，端了一碗粥出来。粥是稀的，但韦拔群喝得很急，烫了嘴也不管。他喝完了粥，把碗放在桌上。他问覃叔：“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覃叔说：“不好。黄疤子到处抓人。谁跟你有关系，全家杀。村里的人都不敢说话了。”
韦拔群说：“那粮呢？”
覃叔说：“粮有。各家各户凑一凑，能凑出几百斤。但怎么送上山？山口全封了。”
韦拔群想了想，说：“明天晚上，你带几个人，把粮送到板坡后面的那个山洞里。那个洞没人知道。我派人来取。”
覃叔说：“好。”
韦拔群站起来要走。覃叔拉住他：“拔哥，你住一夜再走。天亮前走也行。”
韦拔群说：“不行。山上的人等着。我天亮前必须回去。”
覃叔没有再拦。他送到门口，看着韦拔群消失在夜色里。
韦拔群沿着原路往回走。天快亮了，东边的山脊上露出一道灰白。他走得很快，想在天亮之前赶回山上。走到板坡附近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他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蹲在路边。他停了一下，仔细看了看。那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破短褂，脚上光着，蹲在路边，像是在等人。
韦拔群走过去。那个年轻人抬起头来，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拔哥？”
韦拔群看着他：“你是谁？”
年轻人说：“我是覃叔的侄子。覃叔让我在这里等你。他说你走得急，怕你路上出事，让我跟着你。”
韦拔群看了他一会儿。年轻人的脸上带着笑，看起来很老实。韦拔群说：“走吧。上山。”
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山上走。年轻人走在前面，韦拔群走在后面。走到一个山坳的时候，年轻人忽然停下来，说要解手。韦拔群说：“快点。”
年轻人走到路边的草丛里，蹲了下来。韦拔群站在路中间，等着。他听见草丛里有人在动，不止一个人。他立刻掏出驳壳枪，但已经晚了。
枪声是从草丛里响起来的。
韦拔群中弹了。他倒在地上，胸口被打穿了。他手里的驳壳枪掉在路边的草丛里。他想爬起来，但没有力气。他抬起头来，看见那个年轻人从草丛里走出来，后面跟着几个穿便衣的人。年轻人低着头，不敢看他。
韦拔群看着他，看了一会儿。他没有骂他。他只是说了一句：“你……覃叔的侄子？”
年轻人没有说话。
韦拔群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一股血。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他闭上眼睛的时候，看见的不是东兰的山，不是板三岩的岩洞，是很多年前在广州番禺学宫的那个傍晚。彭湃蹲在榕树下，手里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写东西。他走过去，彭湃抬起头来，说：“东兰来的？”他说是。彭湃说：“走了几天？”他说十二天。彭湃说：“你把你那边的事讲出来，大家听听。”
他当时站在那里，看着彭湃。他觉得彭湃瘦，但站得很直。他后来知道彭湃比他还小两岁。
枪声又响了一次。
韦拔群倒在地上，三十八岁。
那个年轻人叫覃日昌，是覃叔的侄子。黄疤子给了他一百块大洋，让他把韦拔群引下山。他拿了钱，把韦拔群引进了伏击圈。
韦拔群牺牲的消息传到东兰县城的时候，黄疤子正在县衙里喝酒。他听完报告，把酒杯放下来，说了一句：“死了？”
“死了。”
黄疤子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东兰的街，街上没有人。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他说：“把他的头割下来，送到南宁去。”
底下的人去了。
那天晚上，覃叔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抽了一夜的烟。他的侄子覃日昌没有回家。覃叔知道覃日昌干了什么。他没有骂，也没有哭。他只是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夜的烟。天亮的时候，他把烟袋锅子在门槛上磕了磕，站起来，往村外走。
他走到板坡，找到韦拔群倒下的地方。地上还有血迹，已经渗进土里了，变黑了。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块土。土是湿的，凉的。他站起来，把那块土挖出来，用一块布包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
他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他回到村里，把韦拔群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各家各户。没有人哭。那些分了田的农民，那些藏在墙缝里的田契的主人，那些听过韦拔群讲“为什么穷人穷”的老农，都没有哭。他们只是站在田埂上，看着远处的山，看了很久。
然后他们回到田里，继续干活。有的在收稻，有的在挖地，有的在修水渠。他们的动作不快不慢，跟平时一样。但他们的眼睛是亮的。
覃叔回到家里，从墙缝里摸出一张纸。那是韦拔群当年发给他的田契。纸已经发黄了，折痕处快要断了。他展开来看了看，又折好，重新塞进墙缝里。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田里。
田里的稻子已经黄了，沉甸甸的，风一吹就晃。他弯下腰，开始割稻。他的动作不快不慢，跟平时一样。他割了一会儿，直起腰来，擦了擦汗，看了看远处的山。
山还是那座山。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
他低下头，继续割稻。
很多年后，覃叔的儿子问覃叔：“爹，拔哥是什么样的人？”
覃叔想了想，说：“他是个不会回头的人。”
“怎么说？”
覃叔说：“他走的时候，从来不回头。他跟你说话，说完就走。你看着他走，觉得他还会回头看你一眼，但他从来不回头。因为他知道，回头也没用。前面的事，比后面的重要。”
覃叔的儿子没有再问。
覃叔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的山。山还是那座山。但他知道，那座山里，埋着一个人。那个人没有走完的路，后面的人还在走。
（第五章完）
第六章 北上
一九三零年十月，河池。
红七军主力从右江出发，一路往北走。队伍有七千多人，从河池经思恩、宜北，进入贵州境内。天越来越冷，路越来越难走。贵州的山比广西的山更高，更陡，石头是青灰色的，山腰上绕着云雾。队伍走在山路上，前头看不到尾，后头看不到头。
邓小平走在队伍中间。他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脚上是一双旧布鞋。他的肩上扛着一根扁担——那是韦拔群在百色送他的。扁担是竹子的，用久了，磨得发亮。他用这根扁担挑过行李，挑过粮食，挑过伤员。有人劝他扔了，说“一根扁担有什么好带的”。他不扔。他把扁担放在肩上，说：“这是韦大哥给的。”
张云逸走在队伍前面。他三十八岁，广东文昌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北伐时在第四军当过师长。他比邓小平大十几岁，但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他管军事，邓小平管政治。打什么仗，怎么打，两个人商量着来。
队伍走了几天，到了贵州榕江。榕江是贵州东南部的一个小城，驻着国民党一个团。张云逸说：“打。”邓小平说：“打。”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连夜攻城。红军从城东和城西同时发起进攻，打了半夜，把城拿下来了。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粮食。
战斗结束之后，邓小平站在榕江的城楼上，看着城里的街道。街道很窄，两边的房子是木板搭的，屋顶是树皮盖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张云逸说：“军长，这地方比百色穷。”
张云逸说：“贵州是穷。但穷人跟我们走。”
邓小平说：“那就分田。”
榕江分了田。分了三天。分田的时候，邓小平蹲在田埂上，跟农民一起算账。他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数字。旁边围着一圈农民，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抱着孩子。一个老农问他：“红军同志，你说分田，怎么分？”
邓小平说：“按人头分。大人小孩，一人一份。”
老农说：“那我家五口人，分五份？”
“对。”
老农想了想，又问：“那我儿子在红军里，算不算？”
邓小平说：“算。红军家属，多分一份。”
老农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红军同志，你这话我记住了。”
邓小平看着那个老农的背影，看了一会儿。他想起韦拔群在东兰分田的时候，也是这么跟农民说话的。他想起韦拔群站在武篆镇外的空地上，对底下的人说“田契收好。这是你们的命根子”。他不知道韦拔群现在怎么样了。主力北上之后，右江只剩下韦拔群一个人撑着。他撑得住吗？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几个村子等着他去算账。
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七军到了湖南。
队伍从贵州进入湖南，经通道、绥宁，往江西方向走。天更冷了，山上下着雪，路滑得走不稳。有人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有人冻伤了脚，一瘸一拐地跟着。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邓小平的扁担还在肩上。他的脚上也冻伤了，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但他没有扔掉扁担，也没有放慢步子。他走在队伍中间，跟旁边的人一样。
有一天，他走在路上，忽然听见前面有人在唱歌。唱的是广西的调子，声音不大，但很熟。他听了一会儿，听清了词——“红军哥哥你慢慢走，前头有妹妹在等你——”
唱歌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广西人，跟着红七军从百色走出来的。他唱了一句，旁边的人跟着唱了一句，声音渐渐大起来。但唱了几句就停了，没有人接着唱。歌声在山谷里回荡了一下，然后被风吹散了。
邓小平走到那个战士旁边。战士看见他，不唱了，有些紧张。
邓小平问他：“你是广西哪里的？”
战士说：“东兰的。”
“东兰。”邓小平重复了一遍，“韦拔群的人？”
战士说：“是。我跟着拔哥打过游击。后来红七军成立，我就参加了主力。”
邓小平问：“你离开东兰的时候，拔哥跟你说什么了？”
战士想了想，说：“他说——‘跟着主力走，走到哪里，就把田分到哪里。’”
邓小平没有再问。他走了一段路，然后说了一句话：“等我们到了江西，跟中央红军会合了，再打回来。”
战士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步子快了一些。
一九三一年四月，红七军到了江西。
队伍从湖南进入江西，经遂川、泰和，往中央苏区方向走。这时候，队伍已经从出发时的七千多人减员到两千多人。剩下的这些人，都是走过了千山万水的。他们翻过贵州的山，渡过湖南的江，穿过江西的隘口，一路走到了这里。
邓小平的扁担还在肩上。扁担磨得更亮了，竹节处已经磨平了。他的脚上全是冻疮，有的地方破了皮，流着脓。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走在队伍中间，跟旁边的人一样。
四月下旬，红七军到达江西永新。这里是中央苏区的边缘。永新县城不大，但很热闹。街上到处是红旗，墙上到处是标语——“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工农兵”。红七军的队伍进城的时候，城里的老百姓站在路边看，有的递水，有的递红薯。
邓小平走在队伍里，看着这一切。他想起百色，想起右江，想起韦拔群站在武篆镇外的空地上，对底下的人说“田契收好。这是你们的命根子”。他想起韦拔群送他扁担的时候，说“路上用得着”。他用这根扁担挑了一路，从广西挑到贵州，从贵州挑到湖南，从湖南挑到江西。扁担还在肩上。
红七军到了永新之后，跟中央红军会合了。毛泽东和朱德接见了红七军的干部。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们从广西走过来的？”
邓小平说：“是。走了半年多。”
毛泽东说：“走了多远？”
邓小平想了想，说：“不知道。走了很多路。”
毛泽东看着他肩上的扁担，问：“这根扁担，从哪里来的？”
邓小平说：“广西。韦拔群同志送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问：“韦拔群现在怎么样？”
邓小平说：“主力北上之后，他留在右江。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东兰打游击。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毛泽东没有再问。他拍了拍邓小平的肩膀，说：“你们到了就好。到了，就是到家了。”
一九三一年七月，红七军编入中央红军序列。
邓小平被派到瑞金工作，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张云逸被派到红三军团，担任参谋长。红七军的战士们被编入中央红军的各个部队，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
邓小平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从广西转来的，走了好几个月。他拆开一看，是右江那边传来的消息——韦拔群在东兰被叛徒出卖，牺牲了。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十月。
邓小平把信看了两遍。然后他把信折好，放在桌上。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瑞金的秋天，田里的稻子割完了，山上的树还是绿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他看见那根扁担还靠在墙角。竹子的，用久了，磨得发亮。他走过去，把扁担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扁担很轻，但他觉得沉。
他想起韦拔群站在百色城外的路口送他的样子。韦拔群穿着一件靛蓝色的壮族短褂，脚上还是草鞋。他把扁担递给邓小平，说“路上用得着”。邓小平接过扁担，扛在肩上，说“韦大哥，你保重”。韦拔群说“你也保重”。
他当时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韦拔群。
他把扁担放回墙角，转过身来，走到桌前，坐下来。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韦拔群同志，你没有走完的路，我们接着走。”
他放下笔，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太阳正在西沉，把远处的山染成一片金红色。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拿起那根扁担，走出了屋子。
外面，几个红军战士在操场上操练，喊着口令，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年轻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扁担扛在肩上，朝操场走去。
（第六章完）
第七章 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江西瑞金叶坪。
天刚亮，叶坪的树林子里就挤满了人。来自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六百多人，加上瑞金本地的群众，把林子挤得满满当当。树林中间搭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台子是用木头拼的，台前挂着一面红旗，上面绣着镰刀斧头。台子上方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他的头发理过了，胡子也刮了。他面对着台下六百多张脸——有从井冈山来的老战士，有从赣南、闽西来的农民，有从上海、武汉来的知识分子，有从国民党军队里起义过来的旧军人。还有从广西来的，从右江来的，从东兰来的。
他开口了。
“同志们，今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
底下有人鼓掌，有人喊好。掌声和喊声混在一起，在树林里回荡。
毛泽东接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打出来的。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我们打了四年。四年里，死了很多人。卢德铭死了，张太雷死了，蔡和森死了，向警予死了，彭湃死了，韦拔群死了。还有千千万万没有名字的战士，也死了。”
他停了一下。树林里很安静。
“他们死了，但我们还在。我们还在，就要把他们没做完的事做完。什么事？打土豪，分田地，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把蒋介石打倒。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做完了，中国就是老百姓的中国。”
他讲完之后，底下的人开始投票。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副主席。选举人民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法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不到一个月，宁都起义爆发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江西宁都。
宁都城不大，在瑞金以北，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驻地。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被蒋介石收编后调到江西“剿共”。官兵大多是北方人，九一八事变后要求回北方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他们驻扎在宁都，士气低落，人心浮动。
赵博生是第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他三十六岁，河北黄骅人，保定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官，但他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已经在二十六路军里做了几个月的秘密工作，发展了二十多个党员，包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
十二月十四日傍晚，赵博生以“宴会”为名，把二十六路军团以上军官集中在宁都城里的一栋二层楼房里。他站在楼梯口，看着那些军官一个个走进来。他们穿着黄呢军装，戴着大檐帽，有说有笑。他们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宴会开始的时候，赵博生端起酒杯，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
“诸位，今天请大家来，是有一件事要说。”
底下的人看着他。
赵博生说：“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占了东三省。我们是军人，本该去打日本人。但蒋介石把我们调到江西来打红军。红军是什么人？红军是分田给穷人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穷人的儿子。”
他把酒杯放下来。
“我赵博生，决定起义。跟红军走。”
底下一下子静了。有人站起来要掏枪，但门已经被赵博生的人堵住了。几个反对的军官被缴了械，押了出去。剩下的人看着赵博生，有的点头，有的不说话。
赵博生说：“愿意跟我走的，站到左边。不愿意走的，站到右边。不强迫。”
没有人站到右边。
第二天凌晨，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部队在宁都城外的空地上集合。一万七千多人，排成几路纵队。赵博生站在队伍前面，穿着一件灰布军装。他看着这支队伍，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对着宁都的方向，说了一句话：
“走吧。”
起义部队开往中央苏区。路上，他们遇到了红军的接应部队。两支部队会合的时候，赵博生下了马，朝红军的指挥员走过去。红军的指挥员也下了马，朝他走过来。两个人面对面站住了。
赵博生说：“二十六路军，赵博生。”
红军指挥员说：“红四军，林彪。”
两个人握了握手。
宁都起义之后，二十六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红五军团成立之后，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
一九三三年一月，赵博生在江西南城黄狮渡战斗中牺牲。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他倒下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支步枪。他三十六岁。
毛泽东后来在回忆宁都起义的时候说：“赵博生同志是坚决革命的。他的牺牲，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此下令，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
一九三二年春天，毛泽东在瑞金搞了一次调查。
他选了一个村子，叫长冈乡。长冈乡在瑞金城北，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几十户人家，几百亩田。毛泽东带着几个人，在村里住了几天，跟农民一起吃饭，一起下田，一起算账。
他蹲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数字。旁边围着一圈农民，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抱着孩子。一个老农问他：“毛委员，你说分田，怎么分？”
毛泽东说：“按人头分。大人小孩，一人一份。”
老农说：“那我家五口人，分五份？”
“对。”
老农想了想，又问：“那我儿子在红军里，算不算？”
毛泽东说：“算。红军家属，多分一份。”
老农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毛委员，你这话我记住了。”
毛泽东看着那个老农的背影，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井冈山的李根生，想起那个光着脚、站在祠堂门口说“想”的年轻人。他想起东兰的韦拔群，想起那个在武篆镇外的空地上对底下的人说“田契收好”的人。他不知道李根生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东兰的田契还在不在墙缝里。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继续往前走。前面还有几户人家等着他去算账。
调查完了，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叫《长冈乡调查》。他在报告里说：长冈乡的农民，分了田之后，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有的农民天不亮就下田，天黑了还不回家。有的农民把分到的田埂加宽了，把水渠修好了。他们说：“这是自己的田，不能马虎。”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写了一句话：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
这句话，不是从书上抄来的。是从长冈乡的田埂上，从李根生们蹲在田埂上摸稻穗的动作里，从老农问“红军家属算不算”的眼神里，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这一次，他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不再像前四次那样孤军深入，而是每到一个地方就修碉堡，修公路，把苏区一点点压缩。
红军只有十万人。毛泽东主张继续用“诱敌深入”的老办法，把敌人放进来，在运动战中消灭他们。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同意。他们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阵地战”，要“短促突击”。
毛泽东被排挤出了军事指挥层。他只剩下一个身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他管政府，管调查，管分田。仗怎么打，他说不上话了。
但他没有沉默。
有一次开会，博古说：“我们要用阵地战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
毛泽东说：“阵地战？我们的枪不如人家，炮不如人家，子弹不如人家。阵地战，打不起。”
博古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毛泽东说：“共产国际的指示，也要看实际情况。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农村包围城市，是游击战，是运动战。不是阵地战。”
博古没有再说话。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等几个县。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第七章完）
第三卷结束
从井冈山分田到宁都起义，第三卷写的是“农村根据地怎么搞”。井冈山的土地法、赣南闽西的转战、古田会议的决议、百色起义的烽火、韦拔群的坚守与牺牲、瑞金的苏维埃政权、宁都起义的枪声——这条路上，有分田的喜悦，有转战的艰辛，有牺牲的悲壮，也有路线之争的苦闷。
但火种没有灭。韦拔群倒下了，但右江的田契还在墙缝里。蔡和森倒下了，但《向导》的文字还在传播。无数没有名字的战士倒下了，但他们分到的田，还在农民手里。
火种传到了于都河。
（第三卷完）
第四卷·长征
第一章 出发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江西于都。
天还没亮，于都河上浮着一层薄雾。河水不深，但凉，赤脚踩进去像踩进冰里。河面上架着几座浮桥，是用渔船和门板拼起来的，桥面窄，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桥头站着几个红军战士，手里攥着马灯，灯罩上蒙着红布，光透出来是暗的，照不远。
毛泽东站在东门渡口。
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领口敞着，没戴帽子。头发很长了，从帽檐底下露出来，乱糟糟的。他手里没有枪，也没有文件包。他的行李只有一只蓝布包袱，瘪瘪的，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一本地图册和一支秃了尖的钢笔。
周恩来从队伍那头走过来。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他穿着一件黄呢军装，是黄埔时期的旧制服，袖口磨破了。他走到毛泽东旁边，站住。
两个人没有说话。
远处传来脚步声，密密麻麻的，像雨点打在瓦上。那是中央红军八个军团的队伍在陆续渡河。队伍拉得很长，从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宁化各个方向汇聚过来，在河岸边排成几路，依次上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唱歌，没有人喊口号。只有脚步声和河水声混在一起，沉闷地响着。
毛泽东看着那些过河的人。队伍里有老兵，背着步枪和子弹袋；有新兵，还穿着老百姓的短褂，只戴了一顶军帽；有挑夫，挑着印刷机和造币机的零件，担子压得弯弯的；有女红军，背着背包和药箱，走得不比男人慢。还有几个小红军，十三四岁，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枪托拖在地上。
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他低下头，看着脚下的浮桥板。板子是湿的，上面有脚印，泥和水混在一起。
“走吧。”周恩来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弯腰拎起那只蓝布包袱，挎在肩上，踏上了浮桥。
浮桥在脚下晃。河水从板缝里渗上来，打湿了他的草鞋。他走了十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河对岸是瑞金的方向。天还没亮透，远处的山黑黢黢的，看不清轮廓。但山脚下有一点灯火，很小，很暗，像一颗快要灭的星星。那是瑞金城里的灯。那是苏维埃的灯。
毛泽东看了几秒钟。然后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过了河，队伍往西走。
毛泽东走在队伍中间偏后的位置。这个位置，队伍前面看不到，队伍后面也看不到。他走得不快不慢，步子跟旁边的人一样。他的草鞋走了一段路之后磨破了后跟，他从包袱里摸出一根布条，蹲下来，把破处缠了缠，站起来接着走。
走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参谋，叫小周，二十出头，江西本地人。小周背着一部电台的零件，沉甸甸的，走一段路就要换一次肩。他看见毛泽东蹲下来缠草鞋，想帮忙，但手上有电台，腾不出来。
毛泽东缠好了草鞋，站起来，看了他一眼。
“你是哪里人？”
小周说：“于都的。”
“于都。”毛泽东重复了一遍，“家里还有什么人？”
小周沉默了一下：“爹在。娘去年没了。还有个小妹，十三。”
“你走了，你爹怎么办？”
小周说：“他说让我走。他说他在家种田，等我们回来。”
毛泽东没有再问。他走了一段路，然后说了一句话：“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些田就是你们自己的了。”
小周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步子快了一些。
队伍走了几天，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那道封锁线在赣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是国民党军队修的碉堡线。碉堡修在山头上，一座挨着一座，中间拉着铁丝网。红军是夜里过的，从两个碉堡之间的空隙穿过去。空隙很窄，队伍排成一路纵队，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走得很快。碉堡里的机枪没有响——守碉堡的广东兵跟蒋介石有矛盾，朝天放了几枪就完事了。
过了封锁线，队伍继续往西。
毛泽东走在路上，看见路边的田里有人在割稻。稻子已经黄了，沉甸甸的，风一吹就晃。割稻的人弯着腰，一下一下的，动作很慢。他们看见红军队伍经过，有的停下来看，有的继续割，头也不抬。
毛泽东看着那些割稻的人。他想起了江西的农民，想起了那些分了田的村子。他想起他在长冈乡搞调查的时候，一个老农跟他说：“分了田，吃饭都香了。”他想起在兴国，一个妇女把丈夫送去当红军，说：“家里有田了，他在外面打仗也放心。”
现在那些田还在，但种田的人要走了。田怎么办？他不知道。
他走了一段路，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放下。他现在要想的事，比田更大。
十一月，队伍到了湖南和广西交界的地方。
前面是湘江。
湘江不宽，但水很深，流得急。两岸是丘陵，长着稀疏的松树和灌木。国民党军队在江对岸修了工事，机枪阵地一溜排开，枪口对着江面。江上没有桥。要过江，只能蹚水或者坐船。船早被敌人收走了，江边一条也没有。
红军要在这里强渡。
十一月二十七日，战斗打响了。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江两岸拼命阻击敌人，掩护中央纵队过江。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四师一天之内死了两个团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后来回忆，端着刺刀的敌人甚至冲进了军团指挥所。
毛泽东站在江边的一个土坡上，看着江面上的浮桥。浮桥是临时架的，用竹子和门板拼的，晃晃悠悠的。队伍在桥上走，走得很快，但人太多，桥太窄，走不快。有人掉进江里，旁边的战士伸手去拉，拉上来的时候浑身是水，嘴唇发紫，但没有人停下来。
江对岸的枪声越来越近。子弹从头顶飞过去，呜呜地响。有人在江边倒下，有人被抬下去，有人继续往前走。
毛泽东看见一个担架队从旁边经过。担架上躺着一个人，浑身是血，脸看不清了。抬担架的人走得很急，其中一个绊了一跤，担架歪了一下，血从担架边上滴下来，滴在毛泽东脚边的泥地上。
毛泽东低下头，看着那滴血渗进泥里。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来。
队伍还在过江。
过了五天五夜，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过了湘江。但代价是惨重的。红八军团渡江前有一万多人，过江后只剩下一千六百多。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总后卫，被敌人截断在江东，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在敌人抬他去邀功的路上，从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牺牲了。他二十九岁。
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过了湘江，只剩三万多人。
毛泽东走在队伍里，回头看了一眼湘江的方向。江面上浮着尸体和丢弃的辎重，江水是红的。当地老百姓后来说，那三年他们不喝湘江水，不吃湘江鱼。
毛泽东没有说话。他转过身，继续往西走。
队伍进了贵州。
贵州的山跟江西不一样，更高，更陡，石头是青灰色的。山上长着稀疏的灌木，山顶上绕着云雾。路是石板路，窄，湿，滑。队伍走在上面，一步一滑，走得很慢。
毛泽东走在路上，听见前面有人在唱歌。唱的是江西的调子，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他听了一会儿，听清了词——
“哎呀嘞——红军哥哥你慢慢走，前头有妹妹在等你——”
唱歌的是一个小红军，十四五岁，走在队伍中间。他唱了一句，旁边的人跟着唱了一句，声音渐渐大起来。但唱了几句就停了，没有人接着唱。歌声在山谷里回荡了一下，然后被风吹散了。
毛泽东走到那个小红军旁边。小红军看见他，不唱了，有些紧张。
毛泽东问他：“你是江西哪里的？”
小红军说：“兴国的。”
“兴国。”毛泽东说，“兴国的山歌好听。”
小红军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脚下的石板路。
毛泽东走在他旁边，走了一段路。然后他说：“等我们到了贵州，把贵州的根据地搞起来，你们兴国的山歌，在贵州也能唱。”
小红军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毛泽东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像一团没有灭的火。
一九三五年一月，队伍进了遵义城。
遵义城不大，但比沿途的村子热闹。街上有人来往，店铺开着门，卖米粉和糍粑的摊子冒着热气。红军进城的时候，老百姓站在路边看，有的鼓掌，有的指指点点。一个卖糍粑的老头，把摊子上的糍粑包了几个，塞给路过的红军战士。战士不要，老头硬塞，说：“你们是打白匪的，吃一个。”
毛泽东走在队伍里，看见了这一幕。他没有停下来，但他在想一件事。
从瑞金出发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过了湘江之后，他大概知道了——不能往北走，北边有敌人的口袋。不能往东走，东边是回来的路。只能往西，往贵州。贵州的敌人弱，贵州的山多，贵州的农民穷。穷的地方，有人跟。
他走进遵义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街上的灯亮了，昏黄的，照在石板路上。他找了一间屋子住下来，把包袱放在桌上，从里面摸出那本地图册。
他在灯下摊开地图。地图上画着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他用手指在贵州的位置点了一下，然后在遵义画了一个圈。他画完了，把铅笔搁下来，靠在椅背上。
窗外传来隐约的歌声。是红军战士在街上跟老百姓学唱贵州的山歌，调子很土，但唱的人很开心。
毛泽东听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灯还在亮着。
（第一章完）
第二章 湘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湘江边上。
天还没亮，江面上浮着一层白雾。江水不宽，但深，流得急。站在岸边能听见水声，闷闷的，像有人在远处敲一面大鼓。江对岸的山坡上，敌人的工事像一排排黑色的牙齿，机枪阵地一溜排开，枪口对着江面。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设在江两岸的丘陵上。战士们蹲在战壕里，手攥着步枪，指节发白。有的人在检查子弹袋，有的人在擦枪，有的人靠着战壕壁闭着眼睛，嘴唇在动——不是在念经，是在数子弹。一个人只有几发，数完了还是几发。
中央纵队在江边等着过江。队伍拉得很长，从江边一直排到后面的山坳里，看不到尾。有挑着印刷机的，有抬着造币机的，有背着文件箱的，有扶着伤员的。骡子驮着大炮的零件，炮管卸下来了，用绳子捆在骡背上，蹄子踩在碎石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毛泽东站在江边的一个土坡上。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脚上还是草鞋。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嘴唇抿得很紧。
朱德从前面赶过来，满头是汗。
“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全州。离江边不到三十里。”
毛泽东问：“林彪那边呢？”
“一军团在脚山铺顶着。敌人的兵力比预想的多。刘建绪的湘军，四个师。”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看着江面上的浮桥——浮桥是临时架的，用竹子和门板拼的，晃晃悠悠的。队伍在桥上走，走得很快，但人太多，桥太窄，走不快。有人掉进江里，旁边的战士伸手去拉，拉上来的时候浑身是水，嘴唇发紫，但没有人停下来。
“桥太窄了。”朱德说，“中央纵队过江太慢。”
毛泽东说：“再架一座。”
朱德说：“架桥的材料不够。门板快拆完了。”
毛泽东没有再说话。他看着江对岸——对岸的枪声越来越近，子弹从头顶飞过去，呜呜地响。有人在江边倒下，有人被抬下去，有人继续往前走。
他把目光收回来，看着正在过江的队伍。队伍里有老兵，背着步枪和子弹袋；有新兵，还穿着老百姓的短褂；有女红军，背着药箱；有小红军，十三四岁，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朱德说：
“告诉林彪，让他再顶一天。一天。”
朱德说：“一天能顶住吗？”
毛泽东说：“顶不住也要顶。中央纵队过不完江，全军覆没。”
朱德转身走了。
彭德怀站在三军团的阵地上。
阵地在一片松树林里，地势不高，但能俯瞰江边的浮桥。他手里攥着一支步枪，不是用来打的，是用来拄的——他的腿在长征出发前就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站在战壕边上，看着江边的渡口。
一个团长跑过来：“军团长，五师的阵地被突破了。敌人上来了。”
彭德怀问：“多少人？”
“至少一个团。还在增加。”
彭德怀把步枪往地上一拄：“告诉五师，把预备队拉上去。顶住。”
团长犹豫了一下：“军团长，预备队已经用完了。”
彭德怀沉默了一下。他看着江边的渡口——浮桥上还在过人，慢得像一条蠕动的蛇。他转过身来，对团长说了一句话：
“那就把伙夫、马夫、文书，全部拉上去。”
团长愣了一瞬，然后转身跑了。
彭德怀站在战壕边上，看着江边的渡口。他想起很多事——想起平江起义的时候，他带着八百个人从城里冲出来；想起打长沙的时候，他站在城墙上，看着城里的红旗；想起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跟他说“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那些仗打得多好。现在呢？
他把步枪往地上一拄，一瘸一拐地朝五师的阵地方向走去。
林彪站在脚山铺的阵地上。
他二十七岁，瘦，脸有些白。他面前摆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画着红蓝箭头——红的是红军，蓝的是湘军。蓝箭头从三个方向压过来，红箭头只有一条线。
他抬起头来，看了看阵地前面。敌人的士兵正在往上冲，黄压压的一片，像一条黄色的带子，从山脚往山上卷。他放下地图，从警卫员手里拿过一支步枪，架在战壕边上。
他开了一枪。没打中。他又开了一枪。
旁边的一个连长说：“军团长，你下去吧。这里太危险。”
林彪说：“我在这儿，士气在。”
他开第三枪的时候，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身边的战壕壁，泥土溅了他一脸。他擦了擦脸，继续开第四枪。
毛泽东站在江边的土坡上，看着浮桥。
浮桥上的人还在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旁边的战士把他扶起来，架着走。有的人掉进江里，再也没有浮上来。有的人跑着跑着，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路，然后继续往前跑。
他看见一个担架队从旁边经过。担架上躺着一个人，浑身是血，脸看不清了。抬担架的人走得很急，其中一个绊了一跤，担架歪了一下，血从担架边上滴下来，滴在毛泽东脚边的泥地上。
毛泽东低下头，看着那滴血渗进泥里。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来。
他想起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那天，他在瑞金叶坪的树林子里，对六百多个人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兵自己的政权成立了”。那天天气很好，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在台上那面红旗上。三年了，那面红旗还在。但今天，他要把它从瑞金带出来，带到别的地方去。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朝渡口走去。
他要过江。
十一月三十日，红军主力过了湘江。
过了五天五夜。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过了湘江，只剩三万多人。
红八军团渡江前有一万多人，过江后只剩下一千六百多。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总后卫，被敌人截断在江东，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在敌人抬他去邀功的路上，从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牺牲了。他二十九岁。
毛泽东走在队伍里，回头看了一眼湘江的方向。江面上浮着尸体和丢弃的辎重，江水是红的。当地老百姓后来说，那三年他们不喝湘江水，不吃湘江鱼。
他没有说话。他转过身，继续往西走。
走了一段路，他看见路边蹲着一个小红军。小红军抱着枪，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毛泽东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你哭什么？”
小红军抬起头来。他的脸上全是泪，但咬着嘴唇，不出声。他说：“我哥没了。过江的时候没的。他推我上了桥，自己没上来。”
毛泽东问：“你哥是哪个部队的？”
小红军说：“三十四师的。后卫。”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知道三十四师。他知道那个师没有过江。他知道他们全部留在了江东。
他伸手拍了拍小红军的肩膀。
“你哥叫什么？”
“李根生。”
毛泽东的手停住了。
“你说什么？”
小红军说：“李根生。江西宁冈人。”
毛泽东看着他。这个小红军的眉眼——瘦瘦的脸，亮亮的眼睛——跟他记忆中那个光着脚、站在祠堂门口说“想”的年轻人，一模一样。
他问：“你哥是宁冈茅坪的？”
小红军说：“是。他参加过赤卫队，分过田。后来跟着红军走了。”
毛泽东没有再问。他把手从小红军的肩膀上拿下来，站起来。他看着西边的路，路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头。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那个小红军说了一句话：
“你哥分过的田，还在。田契还在墙缝里。”
小红军抬起头来，看着他。
毛泽东说：“记住你哥的名字。也记住那些田。我们回来的时候，田还是你们的。”
小红军没有说话。他擦了擦脸上的泪，站起来，把枪扛在肩上，跟上了队伍。
毛泽东看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继续往西走。
风从湘江方向吹过来，凉凉的，带着一股血腥味。他没有回头。
（第二章完）
第三章 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贵州遵义。
红军进城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石板路湿漉漉的，踩上去滑。队伍从南门进来，排成两路纵队，沿街走。街两边的铺子大多关着门，只有几家卖吃食的还开着半扇。一个卖米粉的老头站在门口，看着队伍从门前过，手里攥着一把筷子，忘了放下。
毛泽东走在队伍里。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外面罩着一件旧棉袄，脚上是一双半新的布鞋——过湘江的时候，他的草鞋走烂了，在贵州的一个村子里跟老乡换了一双布鞋。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步子比过湘江的时候轻了一些。
队伍进了城，分头驻扎。中央纵队的指挥部设在老城的一栋二层小楼里，楼前有一棵老槐树，树干很粗，枝叶落了大半。毛泽东住在二楼靠里的一间屋子，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一叠白纸、一支秃了尖的钢笔。
他把包袱放在桌上，从里面摸出那本地图册。他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是遵义的老城，灰瓦的屋顶连成一片，远处有山，山腰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把地图摊在桌上。
地图上画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从瑞金出发，经湘江、老山界、通道、黎平，一直到这里。他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遵义往西，经云南，往川西走。他画完了，把手指收回来，看着那条线。
他知道，这条路不是他一个人能定的。要开会。要让所有人都明白——再按原来的路子走，红军就完了。
一月十五日，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
会议室在一栋二层楼房里，楼下是作战室，楼上是一间大屋子，中间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地图，四周放着十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面红旗，红旗下面是一张马克思的画像。煤油灯点着了几盏，光线昏黄，照在人的脸上，有的明，有的暗。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一共二十几个人，围坐在长桌四周。有的人脸色很沉，有的人低着头，有的人在翻手里的笔记本。
博古先发言。
他站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摊着一份报告。他三十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脸上有些苍白。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客观上是敌人太强。一百万人，两百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我们的兵力只有十万，装备不如人，弹药不如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打不赢，是正常的。”
他停了一下，看了看底下的人。
“当然，我们也有失误。但主要责任不在我们，在客观条件。”
他讲完之后，把报告合上，坐了下来。
会议室里很安静。没有人立刻接话。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又稳住了。
周恩来站起来。他面前也摊着一份报告，但他没有念。他看了看屋里的人，开口了。
“博古同志刚才讲，主要责任在客观条件。我不同意。”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重。
“第五次反‘围剿’，我们不是没有打赢的可能。前四次都打赢了。为什么第五次打不赢？不是因为敌人太强，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错误。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这些打法，我们的队伍打不了。我们的长处是运动战，是游击战，是诱敌深入。但这些东西被丢掉了。”
他停了一下，看了看博古。
“我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对失败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
他坐下来的时候，屋里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博古的脸色更白了，但没有说话。
第二天，毛泽东发言。
他站起来的时候，手里没有拿稿子。他的面前只有一张白纸，上面写了几个字。他看了看那几行字，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屋里的人。
“我讲三点。”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湖南口音，有些字咬得很重。
“第一，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的战略错了。敌人修碉堡，我们也修碉堡。敌人搞堡垒主义，我们也搞堡垒主义。这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是运动战，是游击战。我们把长处丢了，把短处捡起来了。所以打不赢。”
他停了一下。
“第二，长征出发之后，我们为什么损失这么大？从八万六减到三万。因为我们的指挥错了。湘江一战，我们硬碰硬，拿血肉之躯去挡敌人的机枪。这不是打仗，这是送死。”
屋里很安静。有人低着头，有人攥着笔，有人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接着说：“第三，我们以后怎么办？我主张，放弃原来的计划，不去湘西了。湘西有敌人的重兵等着我们。我们往西走，去贵州，去云南，去川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打运动战，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是逃跑，是找机会。”
他把手放下来，看着屋里的人。
“我说完了。”
他坐下来的时候，王稼祥第一个举手。
“我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接着是张闻天。然后是周恩来。然后是朱德。然后是陈云。然后是刘伯承。
博古看了看屋里的人。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我保留意见。”
但没有人再听他的了。
一月十七日，遵义会议的最后一天。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走到毛泽东面前。
“润之，”他说，“以后军事指挥，你多拿主意。”
毛泽东说：“一起拿。你管具体，我管方向。”
周恩来说：“好。”
两个人握了握手。旁边的人看着他们，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都知道，从今天起，这支队伍换了掌舵的人。
那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住处。
他坐在桌前，把那本地图册摊开。他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新的线——从遵义往西，经云南，过金沙江，往川西走。他画完了，把铅笔搁下来，看着那条线。
窗外是遵义的老城，夜已经深了，街上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只剩下远处有一两点灯火。他看了一会儿，把地图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想起一件事——一九二七年八月，在汉口八七会议的楼梯间里，蔡和森站在暗处，说了一句话：“方向对的——走下去就行。不管多难。”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了。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他抽了一口，把烟吐出来，看着烟雾在灯光里散开。
“和森，”他低声说，“方向找到了。”
他把烟抽完，掐灭了烟头。然后他转过身来，走到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他放下笔，把纸折好，塞进衣兜里。然后他吹灭了灯，躺下来。窗外，遵义的夜很安静，远处有狗在叫，叫了几声就停了。
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起来的时候，天刚亮。
他走出屋子，站在二楼的走廊上。楼下，几个红军战士正在打扫院子，扫帚划过石板路，沙沙地响。一个年轻的参谋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攥着一份电报。
“毛主席，一军团来电。说敌人有两个师从贵阳方向压过来了。”
毛泽东接过电报看了一眼，放在栏杆上。
“告诉林彪，不要硬顶。往西撤，把敌人引到赤水河边。”
参谋跑了。
毛泽东站在走廊上，看着院子里的战士扫地。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走回屋里，把地图摊开，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四道线——从遵义往西，从土城往北，从茅台往南，从太平渡往东。
他画完了，把铅笔搁下来，看着那四道线。
“四渡赤水。”他说。
（第三章完）
第四章 赤水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贵州土城。
土城是一个小镇，在赤水河东岸，几十户人家，一条石板街从东到西。街两边的铺子大多关着门，只有一家卖豆花的还开着，锅里冒着热气。红军队伍从街上过的时候，几个战士停下来看了一眼，又继续往前走。
毛泽东站在赤水河边。
河不宽，但水急，颜色是浑黄的——赤水河的水一年四季都是黄的，泥沙多。河上有一座浮桥，是工兵连临时架的，用竹子和门板拼的。毛泽东站在桥头，看着队伍过桥。
朱德从后面赶上来。
“润之，情报有误。土城这边的敌人不是四个团，是六个团。而且不是黔军，是川军。郭勋祺的部队，能打。”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看着河对岸——对岸的山坡上，敌人的工事已经修好了，机枪阵地一溜排开。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不打了。撤。”
朱德说：“撤？往哪里撤？”
毛泽东说：“过河。往西。”
朱德愣了一下：“我们刚从西边过来。”
毛泽东说：“再过去。敌人以为我们要往北，我们偏往西。过了河，再往南。绕一圈，把敌人甩开。”
朱德想了想，点了点头。
一月二十八日，红军从土城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是第一渡。
二月，红军到了云南扎西。
扎西是一个小县城，在云南东北部，山高路远，敌人力量薄弱。红军在这里休整了几天，开了几次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句话：
“敌人以为我们要往北，去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我们偏不去。我们往东，回贵州。打他个回马枪。”
底下的人互相看了一眼。有人问：“回贵州？贵州不是刚出来吗？”
毛泽东说：“正因为刚出来，敌人才想不到我们会回去。他们的大部队都在往北追，贵州空了。我们回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返贵州。这一次，红军急行军，一天走一百多里，直扑桐梓、娄山关。
娄山关在遵义以北，是贵州通往四川的要道。关隘在两山之间，地势险要，只有一条路能过。黔军一个团驻在关上，以为红军还在云南，没有防备。
二月二十六日，红军突然出现在娄山关下。红军战士从山道往上冲，黔军慌乱应战，打了半天，把娄山关拿下来了。接着，红军乘胜南下，二月底再占遵义。
这一仗，红军歼灭黔军两个师，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站在娄山关上，看着关下的山道。山道弯弯曲曲的，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关口。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朱德说：
“玉阶兄，这一仗，打得好。”
朱德说：“打得好，是因为你算得准。敌人以为我们往北，我们偏往东。敌人以为我们往东，我们偏往西。他们跟着我们转，转晕了。”
毛泽东说：“不是转晕了，是拖垮了。他们人多，走得慢。我们人少，走得快。他们追我们，追不上。我们打他们，打得着。这就是运动战。”
朱德说：“这个法子，你在井冈山就讲过。”
毛泽东说：“讲过，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枪。现在有了。人多了，枪多了，打法还是一样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不是逃跑，是找机会。”
三月，红军再次西渡赤水河。
这一次，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摆出要北渡长江的架势。蒋介石急了，调集大军往川南堵。但红军过了河之后，没有往北走，而是藏在川南的山里，等敌人往北追的时候，突然掉头，从太平渡、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重返贵州。
四渡赤水，红军在三个多月里，来回渡了四次赤水河，走了几千里的路，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拖得晕头转向。红军从被动变主动，从被围追堵截变成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跟别人谈起四渡赤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四渡赤水，是我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但在当时，没有人觉得这是“得意之笔”。当时的人只觉得累。不停地走，不停地渡河，不停地打仗。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有的人掉进河里再也没有上来，有的人在夜里行军的时候掉队了，再也没有找到队伍。
有一个小红军，叫小周——就是于都出发时背着电台零件的那个参谋——在四渡赤水的路上病倒了。他发高烧，走不动路，被抬在担架上。他迷迷糊糊地说胡话，说“爹，田里的稻子该收了”。
毛泽东走过担架旁边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眼。他认识这个小周。于都出发的时候，他跟小周说过“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些田就是你们自己的了”。
他蹲下来，摸了摸小周的额头。烫得厉害。他对旁边的卫生员说：“想办法，把他抬到前面去。”
卫生员说：“毛主席，药不够了。”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看着小周的脸——瘦了，黄了，嘴唇干裂。他站起来，把自己的水壶递给卫生员。
“给他喝水。能喝一口是一口。”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听见小周在后面喊了一声：“毛主席！”
他回过头。
小周躺在担架上，看着他，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话：“田……还在吗？”
毛泽东说：“在。”
小周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小周没有醒过来。他被埋在了赤水河边的一个山坡上。坟头没有碑，只插了一根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周德明，江西于都人，十九岁。
毛泽东走过那个山坡的时候，看见了那根木牌。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继续往前走。
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
四月，红军南渡乌江，逼近贵阳。
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红军逼近贵阳，蒋介石慌了，调云南的部队来救贵阳。云南的部队一动，云南就空了。
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
红军虚晃一枪，没有打贵阳，而是从贵阳旁边绕过去，直插云南。云南的部队都调去救贵阳了，后方空虚。红军一路急行军，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江面宽，水流急，两岸是悬崖峭壁。红军要过江，只能靠渡船。但渡船早被敌人收走了，江边一条也没有。
毛泽东站在江边，看着对面的悬崖。他看了一会儿，问朱德：“还有别的渡口吗？”
朱德说：“上游有一个皎平渡。但路远，要走几天。”
毛泽东说：“走。去皎平渡。”
红军急行军三天，到了皎平渡。渡口有几条船，是敌人没有来得及收走的。红军用这几条船，渡了九天九夜，把全军渡过了金沙江。
渡江的时候，毛泽东站在江边，看着船来船往。船很小，一次只能渡几十个人。船工们日夜不停地划，累了就靠在船边歇一会儿，醒了接着划。毛泽东看见一个老船工，头发白了，手上全是茧。他走过去，问那个船工：“老伯，你划了几天了？”
老船工说：“三天。”
“累不累？”
老船工说：“累。但你们是穷人的队伍。我划得动。”
毛泽东没有再问。他站在江边，看着船来船往，看了很久。
过了金沙江之后，红军把船全部烧了。追兵赶到江边的时候，船已经烧了，江面上只剩下灰烬和几条破木板。
红军过了金沙江，才算真正摆脱了追兵。从此，红军从被动变主动，从被围追堵截变成自由行军。
毛泽东站在金沙江对岸的山坡上，看着江对面的追兵。追兵站在江边，看着红军远去，没有办法。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朱德说：
“玉阶兄，我们走出来了。”
朱德说：“走出来了。”
毛泽东说：“但路还长。前面还有大渡河，还有雪山，还有草地。”
朱德说：“路还长，但方向对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看着前面的路——路弯弯曲曲的，从山坡上延伸下去，消失在山坳里。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着队伍说了一句话：
“走。”
（第四章完）
第五章 大渡河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川会理。
红军过了金沙江之后，在会理休整了几天。会理是一个小县城，在四川最南边，城不大，但比沿途经过的村子热闹。街上有商铺，有茶馆，有卖凉粉的摊子。红军进城的时候，老百姓站在路边看，有人递水，有人递红薯。
毛泽东在会理住在一间旧客栈里。客栈不大，两层楼，楼下是茶馆，楼上是客房。他住在二楼靠里的一间，窗子朝南，推开能看见远处的山。他把地图摊在桌上，手里攥着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道线。
朱德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蒋介石到了昆明。”
毛泽东没有抬头：“他来得正好。他到昆明，我们就去大渡河。”
朱德说：“大渡河？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
毛泽东把红铅笔搁下来，抬起头来，看着朱德。
“我知道石达开。但我们不是石达开。”
朱德说：“为什么？”
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会理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石达开走到大渡河边，没有船，没有桥，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堵截。他走不动了。我们呢？我们有老百姓。老百姓会给我们船，给我们路，给我们粮。石达开没有老百姓，我们有。”
朱德想了想，点了点头。他说：“那就走。”
五月，红军从会理出发，经德昌、西昌，进入冕宁。
冕宁是彝族地区。彝族头人听说红军来了，躲进了山里。红军要经过彝族地区，才能到大渡河。如果彝族人不让路，红军就走不了。
毛泽东派刘伯承去跟彝族头人谈判。
刘伯承是四川人，早年在川军里待过，懂一些彝语。他带着几个人进了彝族的山寨。寨子在山顶上，用石头垒的墙，墙上插着竹签。刘伯承走到寨门口，把枪下了，让警卫员留在外面，自己一个人走进去。
彝族头人叫小叶丹，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道疤。他坐在火塘边，看着刘伯承走进来。
刘伯承说：“我们是红军，不是官军。官军抢你们的东西，我们不抢。官军杀你们的人，我们不杀。我们要借一条路，过大渡河。”
小叶丹说：“你们跟官军有什么不一样？”
刘伯承说：“官军是地主的军队，我们是穷人的军队。你们彝族人也是穷人。穷人不打穷人。”
小叶丹想了想，说：“你怎么证明？”
刘伯承说：“我跟你结盟。我刘伯承，跟你小叶丹，歃血为盟。”
他拿起一把刀，在自己手指上划了一道口子，血滴在碗里。小叶丹看了他一会儿，也拿起刀，在自己手指上划了一道口子，血滴在同一个碗里。
两个人端起碗，喝了一口。
小叶丹说：“路，给你们走。粮，给你们吃。船，给你们找。”
刘伯承说：“谢谢。”
小叶丹说：“不用谢。你们是好人。好人，应该活着。”
红军过了彝族地区，到了安顺场。
安顺场在大渡河西岸，是一个小镇，几十户人家。渡口有几条船，但都破了，有的漏水，有的缺桨。红军要过河，必须修船。
毛泽东站在渡口，看着大渡河。河很宽，水流急，浪头翻起来有半人高。河对岸是悬崖，悬崖上修着敌人的工事。他看了一会儿，问朱德：“有几条船？”
朱德说：“三条。但都破了。”
毛泽东说：“修。修好了就渡。”
船工们日夜不停地修船。红军战士也帮忙——有的人补船板，有的人砍竹子做桨，有的人搓麻绳。修了两天，三条船修好了。
五月二十五日，红军开始渡河。
第一条船载着十七个勇士，在机枪的掩护下，朝对岸划过去。船很小，浪很大，船身晃得厉害。对岸的敌人发现了，机枪扫过来，子弹打在水里，溅起一串一串的水花。十七个勇士趴在船里，用手划水。船靠了岸，勇士们跳下船，冲上悬崖，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工事里。
工事炸了。敌人乱了。第二条船、第三条船接着渡。
渡了一天一夜，红一师过了河。但船太少，全军过河要一个月。毛泽东站在渡口，看着船来船往。他看了一会儿，对朱德说：
“不能等。我们兵分两路。一路从安顺场继续渡河，一路沿西岸北上，去泸定桥。泸定桥是铁索桥，能过大部队。”
朱德说：“泸定桥离这里有三百多里。”
毛泽东说：“三天之内赶到。”
红四团接到了命令。
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两个人接到命令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命令上写着：三天之内，赶到泸定桥。
王开湘把命令看完，递给杨成武。
“三百多里，三天。”
杨成武说：“走。”
红四团连夜出发。天上下着雨，山路滑，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走得很快。有的人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有的人鞋烂了，光着脚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被后面的人推一下，又醒了。
走了一天一夜，走了两百多里。到了第二天晚上，离泸定桥还有一百多里。战士们累得走不动了，有人坐在路边喘气，有人靠着树闭眼。王开湘站在队伍前面，喊了一声：
“同志们，泸定桥还有一百里。敌人也在往泸定桥赶。谁先到，谁就赢。”
战士们站起来，接着走。
第三天早上，红四团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横跨大渡河。桥面是木板铺的，但木板被敌人拆了大半，只剩下几根铁索横在河面上。桥头有敌人的工事，机枪架在桥头，对着桥面。
王开湘站在桥头，看着铁索。铁索有十三根，九根是桥面，四根是扶手。桥面下面的河水，浪头翻起来有两人高。
他转过身来，对战士们说：“谁上？”
一个叫廖大珠的连长站了出来：“我上。”
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二十二个勇士站了出来。
王开湘说：“冲锋。”
二十二个勇士抓着铁索，朝对岸爬过去。铁索在风里晃，晃得厉害。他们爬了几步，敌人的机枪响了，子弹打在铁索上，溅出一串一串的火花。一个勇士中弹了，手松了，掉进了河里。第二个勇士接着爬。第三个勇士接着爬。
廖大珠爬到了桥中间，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胳膊。他咬着牙，继续爬。爬到桥头，他把手榴弹扔进了敌人的工事。工事炸了。他跳下铁索，冲进敌人的阵地。
后面的勇士跟着冲上来。
泸定桥拿下了。
毛泽东走过泸定桥的时候，铁索上的木板已经重新铺好了。
他走在桥上，桥在风里晃。他扶着铁索，一步一步地走。走到桥中间的时候，他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桥下的河水。河水很急，浪头翻起来，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他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继续往前走。
走到桥对岸，他回过头来，看着那座铁索桥。
“石达开没有走过来的路，我们走过来了。”他说。
朱德站在他旁边，看着那座桥。
“因为石达开没有老百姓。”朱德说。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转过身来，看着前面的路——路弯弯曲曲的，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山里。他看了一会儿，对朱德说：
“走。前面还有雪山。”
（第五章完）
第六章 雪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川宝兴。
红军过了泸定桥，一路北上，到了宝兴。宝兴是一个小县城，在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是红军长征要翻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四千多米，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当地人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
毛泽东站在宝兴的村口，看着远处的夹金山。山很高，山顶上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是雪还是云。他看了一会儿，对朱德说：“翻过去。”
朱德说：“当地人说，山上不能过夜，会冻死人。”
毛泽东说：“那就白天翻。天亮上山，天黑前下山。”
朱德说：“战士们没有棉衣。”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看了看队伍——战士们穿着单衣，有的光着脚，有的草鞋已经磨烂了。他看了一会儿，说：“没有棉衣，也要翻。翻过去，就是活路。翻不过去，就是死路。”
六月十二日，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
天还没亮，队伍就出发了。毛泽东走在队伍中间，穿着一件灰布军装，外面罩着那件旧棉袄。棉袄里的棉花早就滚成了疙瘩，不暖和了，但比没有强。他的脚上穿着一双布鞋，鞋底快磨穿了，他用布条缠了缠。
山脚下还是夏天，树是绿的，草是青的。往上走了一段，树矮了，草稀了，风大了。再往上走，树没了，草没了，只有石头和雪。风从山顶上灌下来，呜呜地叫，吹在脸上像刀割。毛泽东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一步一步往上走。
走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姓刘，江西人，十七岁。小刘穿着一件单衣，脚上裹着破布，冻得嘴唇发紫。他走着走着，腿一软，跪在了地上。毛泽东停下来，把他扶起来。
“能走吗？”
小刘说：“能。”
毛泽东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他：“喝口水。”
小刘喝了一口，把水壶还给毛泽东。他站起来，接着走。走了几步，又跪下了。这次他没有站起来。
毛泽东蹲下来，摸了摸他的额头。凉的，不是发烧，是冻的。他喊了一声：“卫生员！”
卫生员跑过来，看了看小刘，摇了摇头。毛泽东把小刘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背上。他背着小刘，一步一步往上走。走了几十步，他喘得厉害，腿也软了。他把小刘放下来，靠在路边的石头上。
小刘睁开眼睛，看着毛泽东，嘴唇动了动。
“毛主席……放下我吧……”
毛泽东说：“翻过去。翻过去就好了。”
小刘摇了摇头。他的嘴唇又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毛泽东蹲在他旁边，看着他。小刘的脸很年轻，十七岁，嘴唇上还有一圈淡淡的胡茬。他想起于都出发时那个叫小周的参谋，想起湘江边上那个抱着枪哭的小红军。他们都是江西人，都很年轻，都死在了路上。
他站起来，把军帽摘下来，放在小刘的胸口上。然后他转过身来，继续往上走。
山顶上，风更大，雪更深。
毛泽东走在雪地里，每一步都踩得很深。雪灌进鞋里，化了，又冻上，脚趾头没了知觉。他的嘴唇干裂了，脸上被风刮得通红。他走几步，喘一会儿，再走几步。
他看见前面有一个战士倒在了雪地里。他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那个战士的鼻子。没有气了。他把那个战士的手从雪里拉出来，放在胸口上。然后他站起来，继续走。
他看见另一个战士坐在雪地里，怀里抱着一支步枪，头垂在胸前。他走过去，拍了拍那个战士的肩膀。那个战士没有动。他把那个战士的头抬起来，看见了一张年轻的脸，眼睛闭着，嘴角有一丝血迹。他把那个战士的眼睛合上，然后站起来，继续走。
他走了很久。走到山顶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长长的队伍，在雪地里蜿蜒，像一条灰色的线。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有的人扶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往前挪。有的人背着伤员，喘着粗气往上爬。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前面是下山的路，坡陡，雪深，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他蹲下来，抓着路边的石头，一步一步往下挪。
下山比上山快。走了半天，到了山脚下。山脚下有一个村子，叫达维。村子里有几户人家，烟囱里冒着烟。毛泽东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夹金山。山顶上还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是雪还是云。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走进村子里。他找了一间屋子，推门进去。屋里有一个老妇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看见毛泽东，愣了一下。毛泽东说：“老乡，有热水吗？”
老妇人端了一碗热水递给他。毛泽东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柴火味。他喝完了，把碗还给老妇人，说了声谢谢。然后他坐在灶台边的凳子上，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小刘。想起那个十七岁的江西战士，倒在了雪地里。想起他把军帽放在小刘胸口上的时候，小刘的脸。他想起小周。想起湘江边上那个抱着枪哭的小红军。他们都是江西人。他们从于都出发的时候，都相信“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些田就是你们自己的了”。
他们没能回来。但田还在。在江西，在瑞金，在于都，在那些分了田的村子里，田还在农民手里。那些田契，有的藏在墙缝里，有的埋在地窖里，有的缝在衣服的夹层里。农民们还在种田。他们种着田，等着红军回来。
毛泽东睁开眼睛，看着灶台里的火。火苗一跳一跳的，照在他脸上。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出了屋子。
外面，队伍还在陆续下山。他站在村口，看着那些从雪山上走下来的战士。他们的脸冻得通红，嘴唇干裂，脚上裹着破布。但他们走下来了。他们活着走下来了。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朱德说：
“玉阶兄，翻过来了。”
朱德说：“翻过来了。”
毛泽东说：“前面还有草地。”
朱德说：“过了草地，就到陕北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看着前面的路——路弯弯曲曲的，从村口一直延伸到山里。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着队伍说了一句话：
“走。”
（第六章完）
第七章 草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四川毛儿盖。
毛儿盖是一个藏区的小村子，在草地边缘。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是木板搭的。红军到了毛儿盖之后，在这里休整了将近一个月。休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筹粮，二是开会。
筹粮是为了过草地。草地是一片沼泽，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没有粮食。要过草地，必须带足干粮。但毛儿盖本身也不富裕，藏民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藏了起来，人躲进了山里。红军好不容易筹到了一些青稞，炒熟了，磨成粉，每人分了十几斤。这就是过草地的全部口粮。
开会是为了统一思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仗着四方面军人多枪多，要挟中央，要求改组军委，由他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
周恩来在会上说了一句话：“国焘同志，你是老党员了。党的规矩，是少数服从多数。不是谁人多谁说了算。”
张国焘说：“四方面军八万人，一方面军两万人。谁代表多数？”
毛泽东说：“党的决定，不是按人头算的。按真理算的。真理在谁手里，谁就代表多数。”
张国焘没有再说。但会议之后，他带着四方面军往南走了。朱德也跟着四方面军走了。毛泽东带着一方面军继续北上。
朱德走的那天，毛泽东去送他。两个人站在毛儿盖的村口，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朱德说：“润之，四方面军的人多，我去了，能多做点工作。”
毛泽东说：“玉阶兄，你去了，要注意安全。”
朱德说：“放心。我朱德这条命，是党的。党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毛泽东伸出手来，握住朱德的手。两个人的手都很粗，掌心上都是茧。他们握了一会儿，松开了。朱德转过身，走了。他走得很慢，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毛泽东。然后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毛泽东站在村口，看着朱德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回到屋里。
八月下旬，红军开始过草地。
草地不是草，是沼泽。草很高，没过了人的腰。草下面是泥，泥下面是水。一脚踩下去，有时候是实的，有时候是虚的。踩到虚的地方，人会往下陷。陷进去了，不能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旁边的人用绳子拉，用棍子拽，有时候拉得上来，有时候拉不上来。
毛泽东走在队伍里。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脚上裹着破布。他的腿上全是泥，裤管湿透了，走路的时候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他的嘴唇干裂，脸上晒得脱了皮。他手里拄着一根木棍，是过草地之前砍的，用来探路。
走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战士，叫小李，湖南人，十六岁。小李背着一口铁锅，是炊事班的。锅很重，压得他直不起腰。他走着走着，脚下一软，陷进了泥里。泥没过他的膝盖，没过他的腰。他叫了一声，旁边的人赶紧用绳子拉。拉了半天，拉上来了。铁锅却陷进去了，再也找不着了。
小李坐在草地上，看着那个泥坑，哭了起来。
“锅没了……锅没了……”
毛泽东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锅没了，不打紧。人还在就好。”
小李说：“可是没有锅，怎么煮饭？”
毛泽东说：“草地上的饭，不用煮。吃炒面，喝凉水。过了草地，到了陕北，就有锅了。”
小李擦了擦眼泪，站起来。他跟着毛泽东，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天，干粮吃完了。战士们开始吃野菜，吃草根，吃皮带。有的人吃了毒草，上吐下泻，走不动路。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有的人夜里睡着睡着就死了，第二天早上旁边的战士才发现。
毛泽东的干粮也吃完了。他把自己的那份炒面分给了伤员，自己吃野菜。他的脸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走在队伍中间，跟旁边的人一样。
有一天，他走着走着，忽然闻到了一股气味。那是草的青味，混着泥的腥味，还有一点别的什么——是人体的气味。他顺着气味看过去，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片草丛，草丛里躺着几个人。他走过去，蹲下来。那几个人是红军战士，已经死了。他们的身体半陷在泥里，脸上盖着草，身上的军装还是灰蓝色的。他们的身边有枪，有背包，有没吃完的野菜。
毛泽东蹲在那里，看了一会儿。他伸手把最近的那个战士脸上的草拿掉。那是一张年轻的脸，二十出头，嘴唇上还有一圈淡淡的胡茬。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旁边的战士说：
“把他们埋了。”
战士们用刺刀挖坑，把几个战士埋了。坑不深，草草掩埋。毛泽东站在坟前，看着那几个坟包。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继续往前走。
草地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在队伍后面。
他的腿已经肿了，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他的眼睛充血，看东西的时候有些模糊。他的嘴唇裂了口子，说话的时候会疼。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走着，一步一步地走。
他看见前面有一个战士坐在路边，怀里抱着一支步枪，头垂在胸前。他走过去，拍了拍那个战士的肩膀。那个战士没有动。他把那个战士的头抬起来，看见了一张年轻的脸，眼睛闭着，嘴角有一丝血迹。他合上那个战士的眼睛，继续往前走。
他走了很久。走到草地边缘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一座山，山不高，但山上长着树，树是绿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着身后的队伍说了一句话：
“前面就是陕北。”
队伍里没有人欢呼，没有人鼓掌。大家只是加快了步子，朝着那座山走去。
红军走出了草地。
出了草地之后，红军到了班佑，到了巴西，到了俄界。一路上，敌人还在追，还在堵。但红军已经不怕了。他们走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走过了人类能走的所有的路。剩下的路，不管多难，他们都能走。
毛泽东站在班佑的村口，回头看了一眼草地。草地无边无际的，绿得发黑，上面浮着一层灰白色的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他想起一件事——过草地之前，他在毛儿盖送朱德。朱德说“我朱德这条命，是党的”。现在朱德在张国焘那里，不知道怎么样了。
他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放下。他现在要想的事，比朱德更大。
他转过身来，对着队伍说了一句话：
“走。到了陕北，就有家了。”
（第七章完）
第八章 陕北
一九三五年十月，甘肃通渭。
红军过了腊子口，一路北上，到了通渭。通渭是一个小县城，在甘肃东南部，城不大，但比沿途经过的村子热闹。街上有商铺，有茶馆，有卖面片的摊子。红军进城的时候，老百姓站在路边看，有人递水，有人递馍。
毛泽东走进通渭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找了一间屋子住下来，把包袱放在桌上，从里面摸出那本地图册。他坐在灯下，摊开地图，用手指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通渭往北，经静宁、六盘山，往陕北走。他画完了，把铅笔搁下来，看着那条线。
朱德从外面进来。他在草地之后跟四方面军走了，后来在甘南跟一方面军会合。他瘦了很多，脸晒得黑红，但精神还好。他走到桌前，看了一眼地图上的线。
“润之，往北是六盘山。”
毛泽东说：“翻过去。”
朱德说：“翻过去就是陕北。”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把地图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通渭的夜，天很黑，但能看到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像一道墙。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朱德说：
“玉阶兄，从于都出发到现在，一年了。”
朱德说：“一年零几天。”
毛泽东说：“出发的时候八万六，现在剩下不到一万。”
朱德沉默了一下。他说：“活下来的人，都是革命的种子。”
毛泽东说：“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从江西撒到湖南，从湖南撒到贵州，从贵州撒到云南，从云南撒到四川，从四川撒到甘肃。一路撒过来，一路死过来。死了多少人，数不清了。”
朱德说：“数不清，就不数了。活下来的人，把死了的人的事做完。”
毛泽东点了点头。他转过身来，走到桌前，坐下来。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他放下笔，看着那行字。朱德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行字。两个人看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
十月七日，红军翻越六盘山。
六盘山在宁夏南部，是红军长征要翻的最后一座高山。山很高，路很陡，但比夹金山好走。山上有树，有草，有野花。风从山顶上灌下来，凉凉的，但不刺骨。
毛泽东走在队伍里。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过草地之后，他在一个村子里跟老乡换的。他的脸还是瘦，颧骨突出来，但精神比过草地的时候好了很多。他手里拄着那根木棍，一步一步往上走。
走到山顶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是长长的队伍，在盘山路上蜿蜒，像一条灰色的线。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前面是下山的路，路弯弯曲曲的，从山顶延伸到山脚。山脚下是一片平原，平原的尽头是山，山的那边是陕北。
他站在山顶上，看着那片平原。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去拢，就那么站着。他看了一会儿，对朱德说：
“玉阶兄，你看。”
朱德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平原很宽，很平，看不到头。远处有几座山，山不高，但连绵不断。他看了一会儿，说：
“那就是陕北。”
毛泽东说：“那就是陕北。”
他站在山顶上，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队伍说了一句话：
“走。到家了。”
十月十九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吴起镇是一个小镇，在陕西西北部，几十户人家，一条石板街从东到西。街两边的铺子大多关着门，只有一家卖羊肉的还开着，锅里冒着热气。红军进镇的时候，镇上的老百姓站在路边看，有的递水，有的递馍，有的递红枣。
毛泽东走进吴起镇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找了一间屋子住下来。屋子不大，一张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把包袱放在桌上，从里面摸出那本地图册。他坐在炕上，摊开地图，用手指在地图上点了一下吴起镇的位置。他画了一个圈，然后把铅笔搁下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吴起镇的夜，天很黑，但能看到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像一道墙。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朱德从外面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润之，陕北红军派人来了。刘志丹的人。说欢迎我们。”
毛泽东接过电报看了一眼，放在桌上。他说：“刘志丹在陕北搞了根据地。分了田，组织了赤卫队。老百姓跟他们走。”
朱德说：“那我们到了这里，就能站住脚。”
毛泽东说：“能站住脚。陕北这个地方，山多，沟深，敌人不好进来。老百姓穷，分田分得下去。我们先在这里搞，搞完了，再往外打。”
朱德说：“又跟井冈山一样。”
毛泽东说：“跟井冈山一样。但这次不一样了。”
朱德问：“哪里不一样？”
毛泽东说：“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千人，枪不到三百条。现在呢？我们有一万人，枪有一万多条。而且，我们走了两万五千里，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打过了湘江，渡过了赤水。我们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不怕了。”
朱德想了想，说：“这就是长征的意义。”
毛泽东说：“对。长征是播种机，是宣传队。我们从江西走到陕北，走了一路，撒了一路。撒下的种子，有的死了，有的活了。活下来的，就是革命的本钱。”
他停了一下。
“卢德铭死了，蔡和森死了，向警予死了，彭湃死了，韦拔群死了，张太雷死了。还有千千万万没有名字的战士，也死了。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走完了。他们没有看到的一天，我们会看到。”
朱德没有说话。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像一道墙。但墙的那边，有灯火。那是陕北的灯火，是吴起镇的灯火，是老百姓家里的灯火。
毛泽东也站在窗前，看着那些灯火。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走到桌前，坐下来。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他放下笔，看着那行字。朱德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行字。两个人看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毛泽东在吴起镇的土屋里，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是写给中央的，汇报长征的经过和结果。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写完之后，他把报告折好，交给交通员。
交通员走了。毛泽东一个人坐在屋里。窗外是陕北的秋天，天很蓝，山上的树红了，一片一片的，像火在烧。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想起很多人。想起卢德铭。想起蔡和森。想起向警予。想起彭湃。想起韦拔群。想起张太雷。想起那些倒在湘江边上的战士。想起那些埋在雪山草地里的战士。想起那个叫李根生的小红军。想起那个叫小周的参谋。想起那个叫小刘的江西战士。
他想起他们在文家市的操坪上，他站在小桌子上，对他们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我们咬紧牙，挺过这一关，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那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八年里，死了很多人。但小石头还在。小石头从江西扔出去，飞过湖南，飞过贵州，飞过云南，飞过四川，飞过甘肃，落在了陕北。
小石头还活着。小石头还要飞。
他转过身来，走到桌前，坐下来。他拿起笔，在纸上又写了一行字：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他放下笔，把纸折好，塞进衣兜里。然后他吹灭了灯，躺在炕上。炕是热的，老乡烧过了。他躺在炕上，听着外面的风声。陕北的风很响，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叫。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是土夯的，上面有一道裂缝。裂缝里塞着一根稻草，他伸手把那根稻草抽出来，在手里捻了捻。稻草很干，一捻就碎了。
他把碎末撒在炕边的地上，闭上了眼睛。他想起于都出发的那天晚上，他站在东门渡口，回头看了一眼瑞金的方向。河对岸的灯，很小，很暗，像一颗快要灭的星星。现在，那颗星星还在。在江西，在瑞金，在于都，在那些分了田的村子里。农民们还在种田。他们种着田，等着红军回来。
他会回去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他要在这片黄土地上，扎下根来。扎下根，再往外长。长成一片林子，长成一片火。
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第八章完）
第九章 分裂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有一个人还在川西的山里。
他叫朱德。张国焘把他扣下了。
这件事，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四川巴西。
巴西是一个藏区的小村子，在草地边缘。红军右路军到了巴西之后，在这里休整了几天。毛泽东住在村子东头的一间土屋里，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
那天晚上，毛泽东已经睡下了。门被敲响了。敲门的人很急，敲了三下，停了一下，又敲了三下。
毛泽东坐起来，披上衣服，走到门口。门外站着叶剑英。他手里攥着一张纸，脸色很沉。
“毛主席，出事了。”
毛泽东把他让进屋。叶剑英把那张纸递过来，是一份电报。电文很短，但每一个字都像石头：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叶剑英当时在右路军指挥部当参谋长，这封电报是他先看到的。他看到电文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他没有耽误，立刻拿着电报来找毛泽东。
毛泽东把电报看了两遍。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嘴唇抿得很紧。他把电报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巴西的夜，天很黑，只有远处有一两点灯火。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还有谁知道？”
叶剑英说：“陈昌浩还没看到。徐向前也不知道。”
毛泽东说：“你回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把电报放回原处。”
叶剑英说：“那你们呢？”
毛泽东说：“我们走。今天晚上就走。”
叶剑英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毛泽东站在屋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走到桌前，拿起那支秃了尖的钢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立即北上，脱离险境。”他把纸折好，塞进衣兜里。然后他穿上鞋子，走出屋子。
外面，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已经在等着了。他们看见毛泽东出来，都围过来。毛泽东把电报的内容说了一遍。没有人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周恩来说了一句话：
“朱德同志还在他们那里。”
毛泽东说：“我知道。”
周恩来说：“他反对张国焘。在会上他说了，要他这个‘朱’去反‘毛’，他做不到。”
毛泽东沉默了一下。他说：“玉阶兄的处境，比我们难。”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几个人说：“通知一军团、三军团，连夜北上。不要打枪，不要惊动任何人。”
那天晚上，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连夜北上。
九月十日，天刚亮。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里，陈昌浩正在吃早饭。一个参谋跑进来，神色慌张：“政委，中央红军走了。”
陈昌浩把筷子放下来：“走了？往哪走了？”
“往北走了。连夜走的。”
陈昌浩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问了一句：“要不要追？”
屋里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打不打？”
陈昌浩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地图，手指在北上路线和南下路线之间来回移动。
这时候徐向前进来了。他刚听到消息，脸色很沉。他站在门口，听见屋里有人在问“打不打”。他往前走了一步，说了一句话：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他的声音不高，但屋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他走到桌前，看着陈昌浩。
“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手从地图上收回来，说了一句：“不追了。”
九月十二日，甘肃迭部俄界。
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到了俄界。这是一个小村子，在甘南的山里，几十户人家，房子是土坯墙、茅草顶。毛泽东住在村东头的一间土屋里，屋子不大，一张炕，一张桌子。他把行李放在炕上，没有休息，立刻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来的人不多，十几个，都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屋子不大，挤得满满当当。有人坐在炕上，有人坐在凳子上，有人靠着墙。煤油灯点着了几盏，光线昏黄。
毛泽东站在桌前，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他看了看屋里的人，开口了。
“今天开这个会，要解决一个问题——张国焘的问题。”
屋里很安静。风吹进来，把桌上的文件吹得翘了一下角。
毛泽东接着说：“张国焘在阿坝，另立了一个‘中央’。他宣布开除我们的党籍，宣布通缉我们。他这不是路线之争了，这是分裂党、分裂红军。”
他停了一下。
“但我们不能把他一个人和四方面军八万人都推到对立面去。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他们是被张国焘裹挟的。我们要团结他们，争取他们。”
有人问：“那对张国焘本人呢？”
毛泽东说：“做出决定，指出他的错误。但先不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己认识错误。”
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倾向”和分裂红军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但决定也指出，要“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
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站在土屋门口。天已经暗了，山里的暮色来得快，太阳一落山，树就模糊了轮廓。他站在门口，看着远处的山。山一层一层的，绿得发黑，山顶上绕着云雾。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周恩来说了一句话：
“朱老总还在他们那里。”
周恩来说：“他会回来的。”
毛泽东说：“他会回来。但他在那边，日子不好过。”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四川卓木碉。
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了一次会议。来的人有红四方面军的军以上干部，还有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会议室在一栋藏式楼房里，中间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铺着地图。张国焘坐在桌子的一端，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脸上带着笑。
他开口了。
“今天开这个会，是要宣布一件事。”
底下的人看着他。
张国焘说：“中央已经北上，跑到陕北去了。他们不要我们了。但我们不能没有中央。从今天起，我们成立临时中央，由我任主席。”
屋里安静了一下。然后有人举手赞成，有人低着头不说话。张国焘看了看底下的人，把目光停在朱德身上。
“朱德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朱德坐在桌子另一端。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脸上晒得黑红。他看了看张国焘，又看了看屋里的人，开口了。
“我反对。”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
“全黨只有一个中央。决不能有两个中央！”
屋里一下子静了。张国焘的脸色变了，但没有发作。他看了看朱德，说：“朱德同志，这是党的决定。少数服从多数。”
朱德说：“党的决定，要经过党的代表大会。你没有开代表大会，你自己成立一个‘中央’，这不是党的决定。这是分裂。”
张国焘没有再说话。他看了朱德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收回来，对着屋里的人说：“继续开会。”
那天晚上，朱德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坐在桌前，没有点灯。窗外是卓木碉的夜，天很黑，只有远处有一两点灯火。他坐了一会儿，从衣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着了。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他想起毛泽东在毛儿盖村口送他的时候说的那句话：“玉阶兄，你去了，要注意安全。”他当时说：“放心。我朱德这条命，是党的。党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现在他知道，党要他在张国焘这里，守住“全黨只有一个中央”这句话。
他抽完烟，掐灭了烟头。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像一道墙。但墙的那边，有灯火。那是陕北的灯火，是毛泽东的灯火，是中央的灯火。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躺到炕上。炕是凉的，没有烧。他躺在炕上，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
他在想一件事——怎么把四方面军的干部争取过来。怎么让张国焘取消那个“中央”。怎么把这几万人带回陕北。
一九三六年一月，陕北瓦窑堡。
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也是林彪的堂兄。他回到陕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国焘发电报。
他坐在窑洞里，面前摊着一张纸，手里攥着一支毛笔。他想了想措辞，然后落笔：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他写完了，把电报稿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一遍，说了一句话：
“这是给国焘搭梯子。他下不下，看他自己。”
张浩说：“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
毛泽东说：“他怕共产国际，但更怕自己没有路。”
张浩把电报稿折好，交给交通员。交通员走了。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看着远处的山。陕北的冬天，山是黄的，风是冷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对张浩说了一句话：
“朱德同志还在他们那里。”
张浩说：“他会回来的。”
毛泽东说：“他会回来。但他回来之前，我们要先把四方面军的人心收回来。”
一九三六年六月，四川甘孜。
红二、六军团到了甘孜。贺龙、任弼时带着一万七千人，从湘西出发，走了大半年，翻过了雪山，渡过了金沙江，到了这里。
朱德到甘孜的城门口去接他们。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脸上晒得黑红。他看见贺龙和任弼时骑着马过来，迎上去。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握住朱德的手。
“朱老总！”
朱德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贺龙笑了。他说：“朱老总，我们在湘西就听说张国焘的事了。我们听中央的。”
朱德说：“中央在陕北。我们要北上。”
任弼时说：“北上。我们跟中央会合。”
当天晚上，任弼时去找张国焘。张国焘的桌子上摆着一摞文件，是攻击中央“逃跑”的材料。张国焘把材料推给任弼时：“你看看。”
任弼时没有看。他把材料推回去，说：“我不看。我只讲团结。”
张国焘沉默了一下。他又说：“我提议，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解决中央的路线问题。”
任弼时说：“报告哪个做？有争论怎么办？”
张国焘没有再说话。
过了几天，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就是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是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时被编入左路军、跟着张国焘南下的。合编之后，红三十二军从红四方面军的建制中划出来，归入了红二方面军。
张国焘手里的牌变了。他原本能压住中央，靠的是四方面军八万人的兵力优势。南下失败后，减到四万。贺龙带来的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人，再加上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三十二军被“归位”到二方面军——力量对比彻底翻转了。
张国焘从“人多枪多”变成了少数派。
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甘孜。
张国焘坐在自己的住处里，面前摊着一份电报稿。电报稿上写着“取消临时中央”几个字。他看了很久，没有落笔。
窗外是甘孜的六月，山上的草绿了，野花开了。但他看不到这些。他看到的是南下失败后的残兵败将，是张浩电报里“共产国际”四个字，是甘孜会师大会上贺龙说的“跟毛大帅走”，是朱德那句“全黨只有一个中央”。
他没有路了。
南下失败了。张浩的电报把共产国际的旗子亮出来了。红二方面军站到了中央一边。四方面军的干部，有的已经动摇了。
他拿起笔，在电报稿上签了字。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贺龙的部队正在操练，喊着口令，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他想起一件事——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时候，他骑着马去见毛泽东。两个人握了手，毛泽东说“国焘同志，我们终于会师了”。他当时说“是啊，会师了”。那时候他手里有八万人，毛泽东手里有两万人。他以为，他可以说了算。
现在他知道了。不是谁人多谁说了算。是真理在谁手里，谁说了算。
他把电报稿折好，交给交通员。
“发。”
七月，甘孜会师大会。
草地上搭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台前挂着一面红旗，上面绣着镰刀斧头。红二、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坐在草地上，黑压压的一片。朱德站在台上，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他面对着底下的几万人，开口了。
“同志们，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底下有人鼓掌，有人喊好。掌声和喊声混在一起，在草地上回荡。
朱德接着说：“中央在陕北等着我们。我们要北上。我们要跟中央会合。”
底下又有人喊：“北上！跟中央走！”
朱德停了一下。他看了看台下，又看了看台上。张国焘坐在台角的一张凳子上，没有说话。
朱德没有点他的名。但朱德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给他听的。
“全黨只有一个中央。全军的指挥，要统一。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就是死路。”
他讲完之后，底下的人开始鼓掌。掌声很大，持续了很久。张国焘坐在台角，也跟着鼓了几下掌。但他的手拍得很轻，像是拍在棉花上。
散会之后，朱德从台上下来。他走在草地上，夕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台上那面红旗还在，在晚风里晃。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继续往前走。前面是北上的路。路很长，但他知道，走得到头。
（第九章完）
第十章 留守
一九三四年十月，瑞金。
主力走的那天晚上，项英站在于都河边。他不是来送行的。他是来看着队伍过河的。河上架着浮桥，队伍排成几路，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走得很慢。他站在岸边的土坡上，看了很久。河对岸是瑞金的方向，天还没亮，山黑黢黢的，只有几盏灯还亮着。
陈毅没有来。他躺在担架上。他在兴国战斗中负了伤，胯骨被打碎了，走不了路。他被抬到于都河边的时候，主力已经走远了。他躺在担架上，看着河对岸的灯火，说了一句话：“主力走了，我们留下。”
项英走过来，站在担架旁边。
“留下就留下。”他说。
陈毅说：“三万人。能撑多久？”
项英说：“撑到主力回来。”
陈毅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主力不会很快回来。但他也知道，留下的人不能不走下去。
主力走后，苏区很快就变了。
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二十多个师，二十多万人。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有一万六千多人，加上党政机关和伤病员，总共三万多人。他们要守住的是整个中央苏区——几十个县，几百万人口。但主力走了，枪走了，弹药走了，能打的人走了。
项英和陈毅商量了很久。项英主张“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陈毅说：“主力回不来。我们要分散，要上山，要打游击。”两个人争了几天。最后项英同意了分散突围。但已经晚了。部队被压缩在赣南仁风山的狭小区域里，敌人的包围圈越收越紧。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央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电报说：立即分散突围，转入游击战争。
突围开始了。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着一个排的红军，从瑞金往福建方向走。瞿秋白三十六岁，戴着眼镜，身体不好，肺病一直没好。何叔衡五十九岁，是中共一大代表，年纪最大。他们走得很慢。走到福建长汀水口附近的时候，被国民党民团发现了。
枪声响了。何叔衡跑不动了。他站在悬崖边上，回头看了一眼。追兵已经很近了。他没有犹豫。他纵身跳下了悬崖。
瞿秋白被俘了。他被押到长汀的监狱里。审讯的人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瞿秋白。”审讯的人让他写悔过书。他拿起笔，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写完之后，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被押到长汀西门外。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手里攥着一本诗集。他走到一块草坪上，站住了。他看了看四周——山是绿的，天是蓝的。他说了一句话：“此地甚好。”
然后他坐下来，唱起了《国际歌》。唱完，枪响了。三十六岁。
一九三五年三月，留守苏区的几个重要领导人相继牺牲。
三月四日，刘伯坚在信丰被俘。他是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被俘后写下了《带镣行》：“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三月二十一日，他在大余被杀害，四十岁。
三月五日，贺昌在会昌河渡河时遭敌人伏击。他身中数弹，仍然镇定指挥部队作战。最终因失血过多，举枪自杀，壮烈殉职。他二十九岁。
三月六日，阮啸仙在信丰上迳突围时负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他是广东河源人，广州农讲所的教员。三十八岁。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覃在瑞金附近被包围。他掩护其他人离开，自己被敌人击中牺牲。他是毛泽东的弟弟，三十岁。
还有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一个接一个。主力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死了，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项英和陈毅带着三百多人，钻进了赣粤边的大山里。
那是一片连绵的山，在江西大余、南雄和广东龙南交界的地方。山很高，林子很密，路很难走。项英高度近视，走夜路的时候看不清，经常摔跤。陈毅的胯骨还没好，走路一瘸一拐的。两个人走在队伍里，跟普通人一样。
他们在大山里待了三年。三年里，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他们住山洞，住草棚，住树底下。下雨的时候，衣服湿透了，只能靠体温焐干。冬天的时候，山上的风很冷，他们挤在一起取暖。有的人冻死了，有的人饿死了，有的人病死了。有的人受不了，跑了。但大多数人留下来了。
陈毅后来写了一首诗，叫《梅岭三章》。那是他被围困在梅岭二十多天的时候写的。他以为自己要死了，把诗藏在衣底，准备留给后人。诗里有一句：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他还写了一首：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他后来没有死。他活下来了。三年里，他们“只两次进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但他们撑住了。到一九三七年，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共一万余人。
黔东的山里，还有一支队伍。
王光泽，湖南衡阳人，木工出身。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挺进湘西，王光泽奉命留守黔东，担任黔东独立师师长。全师七百余人，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东进。
他在十四天里率部与敌打了二十多仗，把湘、川、黔敌军和民团近万人引向黔东。主力顺利进入了湘西。但他的独立师从七百多人锐减到不足两百人，退入了梵净山区。
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光泽在四川秀山川河盖大板场被民团包围。那天早上起了大雾，看不清路。部队行至大板场时，突然遭到拦截。子弹快打完了，战士们只能仓促应战。王光泽决定把部队分成两路突围。但敌人太多，包围圈越来越小。弹尽粮绝之后，部队被打散了。
王光泽只身一人，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化装成农民，往湘西方向走。走到四川秀山上川的时候，因为口音不对，被敌人发现了。他被俘了。
敌人知道他是黔东独立师师长，对他软硬兼施。川军旅长田冠伍待如上宾，以银元金条相赠，劝他投降。王光泽不为所动，反而宣传抗日主张。田冠伍无法可施，施以二十多天严刑，他始终不屈。蒋介石电令就地处决。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王光泽被捆在椅子上，脚上钉了死镣，抬到酉阳龙潭镇外邬家坡的荒山上。他临刑高呼“共产党万岁”，年仅三十一岁。
被俘前，他曾在秀山涌洞乡抗家溪村民吴荣友家借宿两晚。临别时，他赠给吴家一把大刀，说：“见刀如见人。”吴家三代人守护这把刀，藏过茅坑，藏过草垛。吴荣友还被抓去审讯，守口如瓶。二〇二五年，九十五岁的吴华兴将刀捐给了酉阳烈士陵园。
三年。
项英和陈毅在大山里待了三年。王光泽没有撑到三年，他死在了第一年的冬天。瞿秋白没有撑到三年，他死在了第二年的夏天。何叔衡没有撑到三年，他跳崖的时候，主力才走了一个多月。
但他们留下的东西，撑到了。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那些在山里打了三年游击的人，从山洞里走出来，从草棚里走出来，从树底下走出来。他们身上的衣服是破的，脸是黑的，头发是长的。但他们的眼睛是亮的。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带出来的不只是枪，不只是人，是一种东西——主力走了，他们没有走。主力打了两年，他们打了三年。他们撑住了。
他们撑住的是南方八省的十五块游击区。他们撑住的是“中国共产党还在”这句话。他们撑住的是那些藏在墙缝里的田契、那些埋在地窖里的红旗、那些在夜里偷偷唱《国际歌》的农民。
他们撑住的是火种。
一九三七年，陈毅从赣粤边的大山里走出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
“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他从山里走出来，看见的第一个村子，村口有一棵大樟树。他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他想起三年前，他和项英带着三百多人钻进山里的时候，也是从一棵大樟树下走过的。那时候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来。现在他出来了。
他转过身，对身后的人说了一句话：
“走。到南昌去。”
（第十章完）
第四卷结束
从于都河出发到南方八省游击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卷写的是“走的人走出来了，留的人没有走出来”。长征是火种的转移，留守是火种被踩在脚下但没有灭。走的人把火种带到了陕北，留的人把火种埋在了南方的土里。埋着的火种，也是火种。
一九三七年，走的人和留的人都汇到了一面旗帜下——抗日。长征结束了。但火种还在烧。
（第四卷完）
尾声·星火燎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门广场。
蔡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游行队伍举着画像经过。她看到了李大钊、向警予、蔡和森、彭湃、韦拔群、方志敏、瞿秋白、何叔衡、王光泽——那些走完了和没有走完的人，都在那面红旗下面重逢了。
火种不灭。它会一直烧下去。
（尾声完）
后记
写完了。
最后一个字落笔的时候，窗外天已经亮了。我坐在桌前，把稿子从头翻到尾——从一九二四年广州农讲所的第一堂课，翻到一九三七年陈毅从赣粤边的大山里走出来。纸页之间的那些名字，那些脸，那些在灯下写字、在田埂上算账、在雪山上倒下的背影，还都没有散去。
我最早想写这本书，是因为一个问题。
写《建党》的时候，我写了蔡和森、向警予、李大钊、毛泽东——那些“找路”的人。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找到路之后呢？路怎么走？谁来走？
这个问题，把我带到了农讲所。
一九二四年，彭湃在广州番禺学宫的讲台上，脱了上衣，露出背上三道鞭痕。那不是他自己的伤，是海丰一个佃农的伤。他把那道鞭痕“画”在自己身上，告诉台下的学员：你们回去之后，如果只记得一件事，就记得这道鞭痕。农民为什么穷？不是命。是有人用鞭子把他们的东西抽走了。
从那天起，这道鞭痕就没有消失过。它从广州传到东兰，从东兰传到井冈山，从井冈山传到瑞金，从瑞金传到遵义，从遵义传到陕北。它变成了韦拔群在东兰农讲所里教农民算的账，变成了毛泽东在长冈乡搞调查时蹲在田埂上画的那道线，变成了李根生分到田之后蹲在田埂上攥着的那把泥。
这道鞭痕，就是这本书要写的东西。
我写韦拔群。写他在广州番禺学宫第一次见彭湃，问“你烧地契的时候，你爹有没有跟你断绝关系”。写他回东兰办农讲所，一个老农算着算着哭了，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今天才晓得自己被人拿了多少”。写他在板三山上坚守了两年多，最后被叛徒出卖，三十八岁。他死的时候，东兰的田契还藏在农民的墙缝里。
我写王光泽。写他带着七百人拖住上万敌人，掩护红二、六军团东进。写他被俘后不为银元金条所动，脚上钉了死镣抬上刑场，高呼“共产党万岁”。写他临走时留给吴家的一把刀，吴家三代人守了九十年。刀在，人没了。但刀传下来了。
我写瞿秋白。写他在长汀的草坪上坐下来，说“此地甚好”，然后唱起《国际歌》。写何叔衡跳下悬崖。写刘伯坚戴着镣铐写下“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写贺昌举枪自杀，阮啸仙负伤被俘后就义，毛泽覃中弹牺牲。主力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死了，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写项英和陈毅。写他们带着三百多人钻进赣粤边的大山里，三年里“只两次进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写陈毅被围困在梅岭二十多天，以为自己要死了，把诗藏在衣底，准备留给后人。
陈毅那首诗，我一直记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以为自己要死了。他把诗藏在衣底，准备留给后人。后来他没有死，诗传下来了。那些没有走出南方大山的人，那些死在湘江边上、雪山草地、卓木碉的人——他们没有等到革命胜利，但他们的名字传下来了。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一个画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走进一间土屋，坐在炕上，摊开地图，用手指在吴起镇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他从于都出发的时候，带着八万六千人。到了吴起镇，只剩下不到一万。八万六千人里，有倒在湘江边上的，有埋在雪山草地里的，有死在赤水河边的，有被张国焘扣下的。他们走完了两万五千里，但没有走到陕北。
毛泽东在那间土屋里写了一句话：“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朱德还在张国焘那里。韦拔群已经死了三年。蔡和森已经死了四年。向警予已经死了七年。彭湃已经死了六年。李大钊已经死了八年。那些从农讲所走出去的人，大多数死在了1930年代。他们没有看到1949年。
但他们分过的田还在。他们藏在墙缝里的田契还在。他们教农民算的账还在。他们唱过的《国际歌》还在。
那些走完了和没有走完的人，都在那面红旗下面重逢了。
最后，我想回到蔡畅。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门广场。蔡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游行队伍举着画像经过。她看到了李大钊、向警予、蔡和森、彭湃、韦拔群、方志敏、瞿秋白、何叔衡、王光泽——那些走完了和没有走完的人，都在那面红旗下面重逢了。
蔡畅后来活到了九十岁。她送走了哥哥蔡和森，送走了嫂子向警予，送走了战友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几乎所有同代人都走在她前面。一九九〇年她去世的时候，把一生攒下的积蓄全部交了党费，没有留给子孙一分钱。
有人说她太执。但我总觉得，她只是替那些走得早的人，把该活的日子都活了。哥哥没有看到的，她看了；嫂子没有走过的，她走了。她最后交出去的那些钱，是替他们交的。他们几个人的命，都在她那一条命里续着。
写这本书，是为了一条鞭痕，一把刀，一首藏在衣底的诗，一句“此地甚好”。
也是为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一个老人看着画像经过时，眼里那一点没有灭的光。
火种不灭。
它会一直烧下去。
（全书完）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剑吼长城东》《布鲁》《建党》等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