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8也不尊重其变法领导权，他对翁的威胁变得甚至比李鸿章、张之阴更大。"'具有讽刺之意的是，竭力排斥康有为的翁同龢，最后还是背上了莫须有的康党罪名，最后郁郁而死。康有为与第二位开明的变法派重臣李鸿章关系也不佳。李鸿章饱览世界大势，自认为眼界高时人一等，待他发现了康有为之后， 感叹自己"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他坦率承认： "康有为，吾不如也。""当康有为联合翁同龢的门生陈炽、沈曾植等办强学会时，李鸿章也送来了两千银圆，想人会交好。但陈炽属于翁同龢的帝党，非常排斥后党的李鸿章，而康有为也认为《马关条约》 之后的中堂大人也已经失势，不再有利用的价值，为了投翁同龢的心愿，于是附和陈炽将银圆退回，拒绝李鸿章人会。这不仅伤了中堂的面子，而且也多了一个政敌。后来李的亲家、保守派御史杨崇伊死盯康有为不放，虽未必是李鸿章之指使，但李未加劝阻，在一旁冷看康党受伤、变法失败，显然是事实。新崛起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骨子里看不起李鸿章这老一代洋务领袖。
梁启超后来在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时，口气颇为不屑，认为：
中堂大人不是造时势之英雄，只是时势所造英雄。
其与伊藤博文不同，没有在国外留学，不通世界大势，不知政治本原。
徒有小技，不学无术。是补天式人物。总而言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31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109页。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7-1983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512 531、554页。
第二章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
第三位温和变法派重臣张之洞，最初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一段蜜月时期，张资助康、梁创立上海强学会、办《时务报》，还与康几天几夜倾心相谈，给梁启超以超规格的礼遇。但一旦张之洞发现康、梁要颠覆儒学正统、鼓吹民权，是几经劝说不肯回头的异端分子时，毫不犹豫地与康党斩断了联系。
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当张发现康党思想当中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之后，"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特别是康有为在政治上发迹、舆论上掀起狂澜之后，张之洞更是感到恐惧，惊呼："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
他视康有为是圣人之教和大清王朝的最大威胁。张之洞出身清流， 又办洋务有方，清流与洋务是他一生的紧张。这位儒学重臣有自己的变法理论，为了回击激进派的变法主张，获得改革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他推出了中体西用的系统理论。
自此，激进与温和两大变法派的理论分歧，已经是泾渭分明。
梁启超虽然对李鸿章颇有微词，但对曾经有过一段携手岁月的张之洞，最为鄙夷，他如此比较两人：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
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 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虽然是事后之言， 但也足见戊戌期间康、梁与张之洞关系之僵化，远远超过与翁同龢、
1 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册，第318页。2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36页。一中切金集》第一册，第550页。
080李鸿章。何况曾经有过一度蜜月，如今沦落到形同仇敌，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康、梁与孙家鼐围绕着京师大学堂的冲突，最能说明问题。孙与翁同龢同为光绪之帝师，在翁去职之后，是光绪身边最为重要的大臣之一，作为管学大臣，受命筹备京师大学堂。他政治开明，有变法意愿，也性情温和，不似翁同龢，没有强烈的权力欲。
而康． 梁受张荫桓之托，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本来，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有良好的合作。但梁启超起草的章程，将学堂权力赋予总教习一人， 而总教习的人选，几乎是按照康有为的模样量身打造。
被架空了的孙家鼐当然要大光其火。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教科书之争。按照梁氏章程，之后全国各地方学堂的统一教材，将由康、梁主持的编译局负责编写，如前所述，孙家鼐这些官僚士大夫的革新思路，基本停留在冯桂芬的年代，与康、梁对孔教的标新立异，自然"道不相同"，于是孙家鼐提出，必须由他本人负责经、子、史的教材编定， 否决了康、梁的方案。
'新锐的文人士大夫之崛起，所触动的不仅是上层的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与理念，而且与整个老一代洋务变法派相抵悟。即使像上海滩开明的绅商阶层，也对康、梁侧目而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如此评论康、梁的变法："
康、梁如药中生军麝脐。功效在开通闭塞关窍，原非参苓平和之品，全在良相医用之得当耳。吾华民气未醇，偏重效法东邻，日后恐滋流弊，谓其越中和位育笃恭而天下平
1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207-283页。
宗旨，以此责备，众皆诚服。"'由此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原因不仅在于上层的变法派内部，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不和， 而且在社会层面，同样致力于变法的两代人，也缺乏必要的共识。
然而，康、梁远未意识到自己的变法基础不稳，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令他们一旦获得了光绪的支持，便以为不必争取更多的同盟力量，一意孤行。不用说与上一代洋务派，即便是与同代人的维新派， 自以为得宠的康梁们，也与他们闹翻了。
《时务报》改官报就是一个显例。
在办《时务报》期间，梁启超与汪康年结下了梁子，梁离开以后，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影响一落千丈。
待光绪命梁启超主持编译局之后，康、梁就筹划将《时务报》从属于编译局，从民间报纸收归为官府，成为一张官报，每期送皇帝御览，然后进入官方流通渠道，令各地文武百官和地方学堂强行订阅。
而且，该报还拥有审查各地报刊之权力，若有不实，责令纠禁。
《时务报》改官报之后，汪康年将原《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康有为要求各省大吏禁止发行《昌言报》。
康梁们一朝得志便猖狂的行为，引起了士林的普遍反感。严复公开批评说："梁君平日持论云何？岂不曰： 务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不宜借贵为尊势以劫制天下乎？……乃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塘一布衣，非所谓变本加厉者耶？"3
当年轻的改革势力刚刚得势之时，因为四处遍布政敌，其能够想到
1 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载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第349页。2 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552-553页。一复，:《《时务报＞各告白书后》，载严复：《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2页。 2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91、84
接下去，我们通过两组人物的比较，来看晚清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与立场的不同。
第一组，是康有为与张之洞，这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的差异，第二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这是文人士大夫内部的分歧。晚清的两代士大夫，都将"保种、保国、保教"作为变法的目标。然而，这三者之间，究竟内涵如何，何为优先，很可以看出不同的改革派士大夫之间的细微差别。保国、保种、保教一个领袖的气质，决定了一场运动的性质。康有为作为维新动的领袖，他的自信和果敢，让原本几乎不可能的变法成为一时狂澜，将朝廷内外裹挟期间，但他的狂热和鲁莽，又让这场声势大的百日维新最终归于失败。连他的弟弟康同仁都承认，康有为" 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这几乎同代人对康有为的一致观感。两位与康有为只有一面之交的英国人戈颁和贝斯福，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康有为是"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他"办事太急，不讲章法，以致毫厘千里，求益反损"。
竟然是拾起自己大力反对的传统做法：
用官方对付民间， 行政权力压制异端的声音。082
文人士大夫／083先来比较康有为、张之洞。康有为与张之洞都提出过保国、保种和保教。康有为在保国会拟定的章程中，开宗明义，提出"保全国地、国民、国教"，这乃谓之康有为之"三保"。'几乎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 也同样是开宗明义提出"三保":"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2看起来，似乎两代变法派领袖有高度的一致，但细细考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大有讲究。首先，是康、张两人对国、教和种的内涵理解不同。先是关于"国"和"种"，康有为的解读是"国"乃是"国家之政权土地","种" 是"人民种类之自立"。主权、国土和国民，这已经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张之洞虽然没有直接解释何为"国"与"种"，但从其上下文来看，所谓的"国"，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朝廷"，所谓的"种"乃是夷夏之辨意义上的"华种"。由此可见，两代士大夫的观念之间，有一条近代与传统的鸿沟。虽然都要保国，但各自心中的"国"迥然不同。张之洞要保的，是清廷的小王朝，而康有为要保的，不再是传统的一家一姓之王朝，而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其次，康、张两人心目中的"教"也有天壤之别。辜鸿铭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大臣也，张之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 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1 康有为：《保国会章程》，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第233页。2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5页。3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43页。4旦申《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 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 2 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 I 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8页。 人之道是空泛的，只有最终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才能保住等文人士大夫所鼓吹，也深刻影响了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圣化论席卷神州，以力为中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为严复、梁启超教也好，最终还是要有力量，这力量就是富国强兵。19世纪末进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保江山也好，保民族也好，保圣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 还要重"势"，势道变了，也要与时俱进。"种何以存？有智则存。 什么区别，他毕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传统主义者，不仅要守"理", 假如只是到了这里，张之洞与之前的老传统主义者倭仁还没有最终要落实到王权的制度层面，大清的核心体制不容动摇。 民族的生存，也等于被异族同化，亡国灭种。而儒家的纲纪伦理， 互为结合，所以，保教必保大清。没有了儒教的灵魂，即使保住了首先民族的灵魂圣人之道不能亡；而圣人之道又与其制度肉身王权学篇》的选择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华种若要生存， 再次，康、张心目中的"三保"，究竟何为优先？张之洞在《劝僚士大夫看来，无异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 不仅颠覆了纲常，而且破了理学之正宗，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在官儒教的核心，乃是与现实秩序相关的纲常名教。而康有为的孔教， 为儒教之于朝廷之"国"，乃是灵魂之于肉身。正如前述，张氏的灭。"'张之洞作为一个儒臣，的确比曾国藩更关心儒教之存亡，因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084
大清江山，守护儒家伦理。不过，富强并非张之洞的终极关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富国强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乃是守住大清江山。在他看来，江山与儒教乃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张之洞所以会与康、梁决裂，杀自己的学生唐才常，至死对朝廷忠心耿耿。保江山，就是保自己，保江山，才能保住心中的圣教。如果说张之洞在"三保"之中的重心在"保国"的话，那么。 康有为真正关心的，那是"保教"。他发起的儒家新教改革，动机无他，那是以改教而保教，且以保教带动保国与保种。在"教"与"国" 的关系上，张之洞的"教"（纲常名教）与"国"（清廷）无法剥离， 诚如辜鸿铭所说，张之洞"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但康有为的"教"，是作为国教的孔教，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 具有独立的建制，可以与具体的"国"（小朝廷）剥离，而且与"国" 形成了相互抗衡的双重权威。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分歧。在两人的蜜月时期，康在上海办《强学报》，创刊号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改光绪纪年为孔子纪年。这立即引起赞助人张之洞的强烈不满，正如茅海建所分析的，"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理1 张之洞：《劝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2 张之洞：《功学篇》，载吴剑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第285页。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载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9页。
4 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665 3 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第一期，1971年92 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150-15 1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18页。族国家。在晚清，梁启超是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引入中国的最早、 晰地意识到乃是欧洲那样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的现代民个"国"，与张之洞心目中的"国"（王朝）不同，也比康有为要清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所说这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国"感。'这种"无国"感，指的是中国人"知但梁启超就不同了。在不断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梁启超产孔教之灵魂，决定了"国"之肉身存亡。所以，康后来可以诀别清朝，接纳民国，但在建立孔教上，是一以贯之的。在"国"之上，"国"可以亡，但孔教不能亡；"教"在，"国"也在， 的保教与其老师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在康有为心中，"教"之价值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2不过，梁启超在他看来，"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居最初，当梁启超心智未完全成熟之际，追随乃师，鼓吹保教。 为与梁启超为例，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要"保教"上。 代文人士大夫之间，在"三保"之间，也是有不小的分歧。以康有康、张之间，是文人士大夫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差异，但在同之裂痕，后来越演越烈，终于水火不容，成了政敌。 政治嗅觉较旁人敏感十倍。从此事开始，康、张之间有了不可消弭念，在张则是政治"。'康是观念人物，毫无政治意识，而张久经官场，086
《清代学术概论》，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73页。2 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62-1 关于梁启超的国家思想，详见笔者：《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3-85、89-93页。在这里，可以看到戊戌维新运动之中，即使在文人士大夫当中， 也有两种不同的动员取向。康有为诉诸的是信仰，他将人文的儒学， 改造为启示性的孔教，而梁启超诉诸的是理性，到了日本以后，他在1902年之前，梁启超认为，为了保国，保教是有工具性价值的。他比较了宗教家与哲学家的区别，认为"言穷理宗教家则不如哲学家，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显然，梁启超自认是哲学家，而康有为是宗教家。他承认，"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何以如此？ 因为"哲学贵疑，宗教贵信……大人物所以能为惊天动地之事业者， 亦常赖宗教"。2这就是梁启超敬仰康有为的缘故。康有为有宗教般的神魅性，虽然梁启超未必喜欢宗教，但维新变法大业却需要有这样一位可以掀起狂潮的教主，而作为哲学家的梁启超却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3"太有成见"，是一方教主的心态，相信万物皆备于我，真理握在手中，而"太无成见", 则是一个知识启蒙者的姿态，面对各种新知，皆有开放、接纳和包容，自然无法皈依于某个教派。也是最有影响的启蒙者。'对于他而言，保教只是工具，而保国才是目的本身。晚清的文人士大夫 /087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2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65-内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张之洞的保王朝，乃是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的滥觞，而梁启超的保国，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 得到光绪支持的百日维新最后以流产而告终，但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实行的。在戊戌变法之中，官僚士大夫击败了新兴的发展为迥异的政治路线：康有为的保教，之后延伸为包括新儒家在夫与文人士大夫之间，以及文人士大夫内部的不同价值取向，后来是超越了一家一姓之私的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官僚士大在保国、保种、保教之间，康有为志在保教，张之洞和梁启超重在保国，但张之"国"，乃是大清小王朝而已，而梁的"国"，则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2孔保教八大理由，朗然宣布：在保国、保种与保教之间，"以今日爱前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历数不必尊尊孔论》，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明确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梁启超公开发表《保教非所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弟子意事情最为重要？梁启超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保教既然无谓，那么何等"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至启蒙，于是，必然要与保教分道扬镳。1902年，梁启超致函康有为： 对儒学的新教改革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从事与康有为不同的知识088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2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第765-内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张之洞的保王朝，乃是各种政治保守主义的滥觞，而梁启超的保国，则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 得到光绪支持的百日维新最后以流产而告终，但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实行的。在戊戌变法之中，官僚士大夫击败了新兴的发展为迥异的政治路线：康有为的保教，之后延伸为包括新儒家在夫与文人士大夫之间，以及文人士大夫内部的不同价值取向，后来是超越了一家一姓之私的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在晚清官僚士大在保国、保种、保教之间，康有为志在保教，张之洞和梁启超重在保国，但张之"国"，乃是大清小王朝而已，而梁的"国"，则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2孔保教八大理由，朗然宣布：在保国、保种与保教之间，"以今日爱前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他历数不必尊尊孔论》，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明确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梁启超公开发表《保教非所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弟子意事情最为重要？梁启超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保教既然无谓，那么何等"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至启蒙，于是，必然要与保教分道扬镳。1902年，梁启超致函康有为： 对儒学的新教改革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从事与康有为不同的知识088
份哪怕可以勉强与文人士大夫竞争的报纸杂志，只能眼睁睁看着康梁之辈垄断了舆论阵地。而继承了龚自珍、王韬文人传统的康梁们，与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不同，他们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走入政治舞台，从一开始最重视的就是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占领话语的制高点。康有为发起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然没有经都察院上递， 对上层决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但康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文人士大夫，他所在意的，是舆论造势，旋即在上海刊行《公车上书记》，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世。通过体制外的舆论声势，倒逼体制内走向变法改革，并一夜爆得大名，当仁不让地成了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之后的《上清帝第四书》，为保守派官僚士大夫所阻拦，也无法抵达天廷，康、梁亦如法炮制，在广东、上海刊行刻本，影响与声势同样胜过体制内的上书。康、梁这些文人士大夫，很多人有在广州、香港、上海的口岸城市生活经验。晚清的口岸城市，已经出现一场印刷术的革命，为近代的启蒙奠定了物质与技术的基础。中国的印刷术虽然出现很早，但在晚清之前基本是手工雕版印刷，一个雕版最多也只能印刷百部而已，因此传播的能力有限。到了晚清，从西方传入的石版印刷和活字铅印技术，大大提升了出版印刷的效率，以上海为中心，由印刷术革命所带来的，是一场知识启蒙运动，而启蒙的核心人物，正是刚刚诞生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与上一辈官僚士大夫不同，后者只是雕版印刷时代的知识者，而康、梁之辈适逢其会， 则是石版印刷和铅字印刷时代的弄潮儿，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 借助于石印技术，每期发行量，从最初的四千份，攀升到后来的
第二章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091一万七千份，那是倭仁、曾国藩这辈官僚士大夫学问再好，也是无法想象的影响力。"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官方的邸报和士林中的清议的话， 那么，到了1890年代，则出现了中国式的公共领域。正如我之前所研究的那样，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 结社、学校和报纸。在变法派官僚士大夫的时代，在上海、广州等地，一些报纸和书院部分具有讨论公共政治问题的属性。比如上海的格致书院，从1886年起，进行季考，请洋务派的官员和著名士大夫出题，由学生自由回答。题目除了科学之外，多是一些与政治变革、国家致富、法律设置等公共问题有关的大题目，比如《中国近日讲求求富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中国大宪选派办理洋务人员应以何者为称职论》《议院论》《中西律例异同得失安在》等。从目前所存的答卷来看，学生们畅所欲言，放言无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场内部范围的公共时务大讨论。但是， 格致书院的讨论并不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 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而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定义，其具有公开性、民间性和批判性三大特点。显然，在1890年代之前，由官僚士大夫主持的学校，都不具有这些特点。详见雷启立：《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许纪霖、罗岗等：《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4-85页。详见笔者：《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载笔者：《启蒙如何起死回生：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103页。重健，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然而，新崛起的一代文人士大夫，就有了十足的民间性，1896 年《时务报》的创办，是中国公共领域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时务报》 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梁启超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 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时务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往下诉诸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较之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最大的优势在于办报纸，掌握舆论。
在报纸这种新媒介之中，梁启超的风头已经压过其师康有为。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晚清的舆论界骄子，除了其借助日文引进了大量四万的新知之外，最重要的，乃是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为清末民初的两代读书人（晚清文人士大夫和民初新知识分子）所喜闻乐见。
文体的革命，有时候往往比思想的革命更有吸引力，也更具颠覆性，梁任公的新文体，在清末民初风靡二十年，无人匹敌，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才拱手让出了话的霸主地位，由更年轻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接任。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册，第2527页。 馆（清议报社）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梁启超：第477页。
004报纸之外，文人士大夫所重视的还有学校和结社。康、梁办的学校，从广州的万木草堂到长沙的时务学堂，此处不赘述。以结社而言，本来中国士大夫的传统是"君子群而不党"，党派之争被视为国家之祸害。但到了晚明，江南的士林社会，因为对朝廷宦官不满， 出现了诸如东林书院、复社等士大夫结社。有清一代，对士大夫结社严加防范，待康有为励志变法，首先要做的，便是通过结社，联合士大夫。他认为："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 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 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这段话，应可注意的，
其一，欲成大事，必合大群。康、 梁这些文人士大夫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官僚士大夫不同，走的是体制外自下而上的造声势、拉队伍路线，建立南学会、强学会、保国会就是基于这样的策略考虑。
其二，合大群在地方不行，必在京城形成登高望远之势。康有为虽然不谙朝廷内部的权力格局，但对全国的政治布局还是清晰有知，各省督抚一统天下，除非遇上陈宝箴这样开明的封疆大吏，一般很难在地方突破。但在京城，上层权力多元抗衡，反而有空隙可图发展。公车上书凭借的是帝党的反议和势力，强学会的成立，更是借助了帝党和后党变法派各怀心思的支持。不过，康有为有一点高估了北京的重要性，京城的上层虽然有变法派，同样也有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强学会、保国会开办不久就为后者所纠弹而受到夭折，足见在中国要实现"首都革命"谈何1 康有为：《我史》，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第841页。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095容易。倒是在上海，这个既有租界飞地又有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和现代传媒的现代都会，康梁们成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突破性发展， 为舆论的造势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和空间。
政治上的百日变法失败了，但文化上的戊戌维新却成功了。
属于帝党变法派的张元济在政变之后写信给汪康年，公允地说：
"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与康同代人的宋恕， 也客观地评论说：
"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大夫议论一变， 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
2时代人未必在学问上看得上康有为这位野狐禅，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康、梁改变了一代人的风气，从此掌控了清末的话语领导权。梁启超在总结康有为一生时，如此说：
"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
3这一维新的精神，像火炬一般，照亮了清末民初两代知识分子。究竟是一时的政治变法重要，还是更长久的观念革新更有影响力？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知识分子／101从体制中分离出来的新游士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他们的人生本来只有一条道：科举入仕。 然而，千年来几乎不变的生命轨迹，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之晚清，发生了大扭转。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全局性的"礼崩乐坏", 都颠覆了读书人的社会命运，从而也改变了社会本身
﹣﹣第一次是西周宗法封建制的解体，将本来依附于封建体制的底层士人抛到社会上，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进而产生百家争鸣，实现了中国文明的突破。
第二次是在晚清，国耻与西潮的冲击之下，中华帝国濒临解体， 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一次将其抛到社会上，出现大量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边缘人，这些人在身份上已与帝国体制全然脱钩，可自由选择各种前途，大批读书人离开乡村，进入沿海通商口岸，甚至远渡日本留学，而参加革命，遂成为众多选择中的一种。读书人的变化不是到了科举制度废除的1905年才发生的，事实上，1895年之后的戊戌维新，已经让众多考科举的士子意识到， 时代风向变了，科举考试不仅要圣人之书熟读，而且议论时政的策论在科举中的比重也增加，唯这些经世致用之学需要大量来自西方的新学，促使各种新式学堂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洋务与维新的需求，培养一代中体西用的新式人才。不过，已经有不少敏锐的读书人注意到，科举的功名不再吃香，而到国外留学研习洋务，反而是获取仕禄的最新捷径。严复在1902年说："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
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既然科举不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那么读书人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乃是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士大夫，挤入上流社会但如今读书人获得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学生，即最早的知识分子。
湖北学生李书城在1903年就意识到：
"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惟学生兴之，其亡也，惟学生亡之。"过去的士大夫社会，属于上流阶层，是读书人毕生向往之地。但如今的学生社会，却与上流社会划清了界限。"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 俱待继起者收拾之。"
2传统士大夫的上流社会已经被后浪们瞧不起， 一切待"继起者"学生社会取而代之，从头收拾旧山河。学生知识分子的眼光不再往上，而是开始往下，注意到"下等社会"。
李书城认为："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 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湖南的杨笃生对同乡学生讲得更透彻："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说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 亦为诸君之责。"
"到了20世纪初，以学生为主体的中等社会由此脱1 严复：《论教育书》，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北京： 三联书店，1960年，第113页。2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第453页。3 同上，第453-454页。4 杨笃生：《新湖南》，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第615页。
第三章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分子／103颖而出，代替传统的士大夫成了新的社会精英。
这些留学日本的青年读书人是如此自负、如此自信，他们与老一代士大夫隔断了身份和精神的脐带。他们的上两代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是官僚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是文人士大夫，但新的一代学生知识分子， 不再以士大夫自命，也不再看得起上流社会，他们相信自己代表新人类、新理想，要领导下等社会从事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革命。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的结合，便是晚清革命的开端。最早的革命者，来自广东和海外，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秩序中的边缘人：华侨富商、会党人物、边缘知识分子。兴中会主要由这三部分边缘人组成。
兴中会最初的核心人物，孙文、陈少白、郑士良学医出身，尤列、杨鹤龄都是广州算学馆毕业，从事经商或测绘。陆皓东是富商出身，毕业于上海电报学堂。邓荫南是檀香山富商，慷慨大方，乐于施舍。首任会长杨衢云，也是在香港接受新式的英文教育，后来在商界讨生活，为人侠义，喜报不平，与会党关系密切。唯一的例外是刘学询，虽然拥有显赫的进士头衔，但在重商的广东，却无意仕途，因经办彩票而成为富商，见了孙文以后一拍即合。但他并非新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旧式有野心的儒商。冯自由评论说："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相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总而言之， 兴中会的发起者们，有一些共同的社会与精神特征：在社会身份上， 不是商人，便是非正途出身的边缘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属于为世人
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载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所不看重的边缘角色；在社会网络中，要么本人就是洪门中人，要么与会党有密切的联系，富有底层江湖社会的侠义之气；
在精神质上，殊少儒家士大夫的修养，多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甚为崇拜，自认是洪氏之后，继承反清复明的大业。显然这样的边缘人，很难在中原的土壤上产生，而偏远的粤港、南洋地区，因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而更接近欧风美雨，反而为边缘革命者提供了肥沃的生长空间。中等社会与下层社会的结合，也是游士与游民的联盟。在中国历史当中，到了王朝末年，会出现大量生于中低阶层的士绅，因为入仕的空间有限，便积淀在社会底层，成为没有正当职业的游士， 他们处于体制的边缘或者外部，很容易与社会上的游民阶级结合。 游士与游民，一个是过剩的知识阶级，另一个是过剩的劳动阶级。
杜亚泉曾经深刻分析过游民阶级的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深受游民文化浸染的游士阶级，也因此具有了性格上的双重性："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 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 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 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不可杀者。"'晚清出现的边缘知识分子，无疑是近代的新游士，他们不再是
1 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载杜亚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2-184页。
科举比途中无望往上流动的过剩读书人，而是在剧烈的社会与政治大变局中被抛到边缘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基于反满与救亡的热忱， 开始向新的游民阶级靠拢。晚清的新游民阶级，便是潜伏在社会底层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其基本成员除了过剩的农民阶级，还有大量的苦力、船夫和矿工等雇用劳动者。晚清的这些新游士，已经不再是过去落魄的穷秀才，而是有了新的身份：学生。后来加入革命的新学生，其出身不是新学堂，就是留学日本。新型学生与传统士绅不同，后者虽然还没有入仕，却有确定的候补机会，秀才而举人，举人而进士，人生的道路早就被规划好，不会有非分之想。另一方面，传统士绅在家乡乃是地方精英， 负有为乡梓服务、维护地方秩序的责任。从政治与社会两个角度而言，士绅都是体制中人，只是处于核心还是边缘的区别而已。
然而， 晚清的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离开家乡，到省城或口岸都市的新学堂求学，个人的前途从此与家乡断绝，一心希望在城市里谋一个职业，他们从体制中游离出来，成为可以自由选择的游士。其中一个选择，就是从事反满革命。走上革命道路的外部因素游士们游离体制，参加救亡，可以是革命者，也可以成为立宪派。那么，革命者是如何炼成的？有些什么样的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会让他们走上反满的革命道路？就外部因素而言，时局的刺激、老师的启蒙与学潮的推动乃是个晶重要的动因。如果说1895年《马关条约》让康、梁这一代
106文人士大夫走向了历史舞台，那么，更年轻的一代反满知识分子的出现，与1900年满清的蒙耻有关。清廷利用义和团盲目对外宣战， 随后又耻辱性地签下《辛丑条约》，让其脸面大伤，激发了愤懑青年的强烈不满。
于右任当时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陕西中学堂学生， 听说慈禧逃到西安，试图上书陕西巡抚岑春煊，请其手刃西太后， 但被同窗好友力劝阻止。
对清廷不满，未必会走向反满，还需有师长启蒙，播下反满的种子。
于右任曾师从当地著名塾师朱先照，朱在讲学中常为学生讲明末遗老的抗清故事，在其熏陶下，于右任改变了改良的政见，开始倾向反清。
湖北的革命者张振武也是如此。 他在省师范学校就读时，受业于湖北教育家时象晋。"时先生讲授时， 每痛陈满洲专制，外人欺侮状，振武辄感愤不已，革命思想，实孕育于此。"'晚清的不少读书人，都经历过由变法而保皇（光绪），由保皇而革命的心路历程，从改良到革命，中间的核心环节是自立军起义。 戊戌年菜市口的鲜血，让本来从事温和变革的文人士大夫转向，通过激烈的方式寻求保皇。林圭原来是时务学堂学生，听到老师谭嗣同被杀，从上海赶回湖南奔丧，哭着说："中国流血，自谭公始， 我承其后，当以死报。"
2林圭后来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与唐同时被杀。当年时务学堂中跟随梁启超、谭嗣同的学生，十一人中有八人都在自立军起义中牺牲了。
1 冯自由：《鄂军政府军务处长张振武》，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第206页。
2 林圭：《公请崇祀烈士文》，收入《悟庵先生成仁录》，载《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6页。
第三章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分子 /107
1900年庚子乱局中的自立军，得到了革命与保皇两派的共同支持，其起义也具有双重性质：
通过革命的手段而保皇。起义之前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议会，其背景更是复杂，有变法党、革命党、 保皇党、逐满党四派人马参与。
'变法党的是代表张之洞的汪康年，
革命党的是孙中山的兴中会，
保皇党的是唐才常，
而逐满党的是章太炎。
由容闳起草的中国议会英文对外宣言云：
有鉴于清廷内顽固守旧派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 "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
2显然，中国议会四派的基本共识是只认光绪，不认满清，即使如极端反满的章太炎，也主张排斥满人，救出光绪为平民。中国议会与自立军在排满与保皇、变法与革命之间的游移不定，正是处于过渡期的晚清志士的心理写照。不过，正如章士钊所言：
"夫庚子之役，真像之究竟何若，遽难判定，而表面则莫不以为勤王。乃倡革命者，即出于勤王之军将，则为当年之隐没之宗旨，以迁就之手段，或由勤王之不成，受其刺激，而宗旨移趋于革命。"
3而唐才常被杀，第二次流血，让许多人对满清产生了绝望，这绝望不是对清廷中的保守派，而是对变法派，因为杀了唐才常的， 正是体制内的变法派大员张之洞。对温和派的绝望，成了对清廷的最终绝望。
1901年，唐才常的战友秦力山在东京创办了第一份留学生中的反清刊物《国民报》，与保皇党划清界限，并组织了国民
1 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22页。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七十六种，上海： 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74-75页。《章士钊全集》第一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第三章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分子／199
会小团体，志在用激烈的方式反清。梁启超的态度也日趋激进，他在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借转向激进立场的青年学生李去病之口，与温和的变法派黄毅伯论辩，指出：
"你说我们中国现在的主权，是在自己的民族，还是在别一个民族呢？.．你想天下那里有四万万的主人，被五百万的客族管治的道理吗？"矛头直指满人的统治，他激愤地说："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指望呢？倘若叫他们多在一天，中国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还不知要打落几层地狱！"晚清的反满革命，何时形成运动之势？
1902-1903年可以说是运动的起点。运动的中心，一个在东京，另一个在上海，这两座城市，正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处。
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 马君武等筹备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原定于4月26日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之日在东京召开，虽然没有开成， 但影响波及革命、保皇两派。
几乎在同时，4月27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该会名曰教育，实为宣传革命，响应入会的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刘师培等都成了反满的志士。
1903年春天，在拒法、拒俄的爱国运动狂潮中，东京的留学生成立了义勇队，随之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在南洋公学学潮推动下，成立了爱国学社，与日趋激进的《苏报》一起， 形成了教育会（社团）﹣学社（学校）-《苏报》（报纸）三位一体的公共领域，与之前康、梁文人士大夫建立的强学会﹣时务学堂﹣ 《时务报》三位一体公共领域相比，新型知识分子的这一公共领域梁启超：《新中国士业酒户招，《梁启超全集》第十册，第5618-5620页。
会小团体，志在用激烈的方式反清。梁启超的态度也日趋激进，他在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借转向激进立场的青年学生李去病之口，与温和的变法派黄毅伯论辩，指出：
"你说我们中国现在的主权，是在自己的民族，还是在别一个民族呢？.．你想天下那里有四万万的主人，被五百万的客族管治的道理吗？"矛头直指满人的统治，他激愤地说："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指望呢？倘若叫他们多在一天，中国便多受一天的累，不到十年，我们国民，便想做奴隶也够不上，还不知要打落几层地狱！"'晚清的反满革命，何时形成运动之势？1902-1903年可以说是运动的起点。运动的中心，一个在东京，另一个在上海，这两座城市，正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处。1902年4月，章太炎、秦力山、 马君武等筹备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原定于4月26日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之日在东京召开，虽然没有开成， 但影响波及革命、保皇两派。几乎在同时，4月27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该会名曰教育，实为宣传革命，响应入会的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刘师培等都成了反满的志士。1903年春天，在拒法、拒俄的爱国运动狂潮中，东京的留学生成立了义勇队，随之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与此同时，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在南洋公学学潮推动下，成立了爱国学社，与日趋激进的《苏报》一起， 形成了教育会（社团）﹣学社（学校）-《苏报》（报纸）三位一体的公共领域，与之前康、梁文人士大夫建立的强学会﹣时务学堂﹣ 《时务报》三位一体公共领域相比，新型知识分子的这一公共领域1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册，第5618-5620页。
第三章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分子／113
复明秘密会党，或者在士大夫的历史记忆当中。众所周知，革命最活跃的区域是香港﹣上海走廊的南方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它们分别诞生了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三个革命团体。 革命自反满始，但三个地区的反满意识各有源头。广东、福建的反满传统是洪门的反清复明或者是对郑成功的历史缅怀；江浙反满的思想养料是黄宗羲思想和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历史记忆；而两湖地区的反满则来自王船山种族思想的复活。晚清的反满意识，虽然是革命党人的共同标识，但形态上还是有微妙区别的。简而言之，有三种不同的内涵：政治性的反满、文化性的反满和种族性的反满。首先，政治性的反满源于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在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念之中，所谓的"国"即为王朝，而王朝又与君主无法分离，忠君即为爱国，爱国即是爱大清。一旦西方的nation-state 观念传入中国，国便与朝廷分离，更与君主脱钩。1901年秦力山创办的《国民报》上有一篇《原国》的文章，将国家视为一公司， 人民是股东，君主是会计，官吏是司事；一国有国法，为民、为君、 为臣者皆应服从国法。"然则所谓国者，果谁有之乎？曰：人人有之，即舆夫走亦得而有之，人人不能有之，即帝王亦不得而有之。"' 另外一篇《说国民》，则讲得更透彻：一国当中，可以无君，但不可无国民。2一旦清廷与国家分离，那么满清的专制便不再代表国家理性，而只是小朝廷的私利，反满便有了正当理由。然而，不满1 无名氏：《原国》，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64页。2 无名氏：《说国民》，载张坍、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 第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