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林：审视经济增长的效益根基

——读《从国际比较上看我国经济的低效益》有感

清风

翻开这篇刊发于1988年10月8日王保林的旧文，跨越数十年时光，文字里那种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的勇气，依然极具冲击力。在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年代，作者跳出单纯看重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思维，依托跨国数据横向对比，一针见血地抛出核心命题：高速扩张的背后，效益短板是当时经济发展最棘手的难题，而这一短板，本质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

文章打破了当时不少人沉醉于经济增速的认知误区。建国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前十余年，我国经济体量快速扩张，工业产能持续攀升。但作者清醒地警示，不能只盯着增长数字，更要追问增长的质量。文中一处关键论断令人深思：1952—1981年，我国全要素增长率为负数。全要素生产率，衡量除去资本、劳动力投入之外，依靠技术进步、管理革新、制度优化带来的产出增长，是判断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核心指标。这组数据说明，那段时期经济总量的扩张，几乎完全依靠堆砌资金、投入人力、消耗大量自然资源来实现，并非依靠效率提升驱动内生增长。大量资源投入生产环节，产出回报却十分有限，投入产出严重失衡，这正是粗放型增长最典型的特征。

作者借助大量国际对比数据，直观展现效率差距。同样创造一单位产值，我国消耗的能源、钢材远高于发达国家，甚至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许多企业一味扩大产能，不计成本，设备重复上马、长期闲置，产值上涨，利润却持续萎缩，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文章并未否定数十年建设打下的工业根基，而是坦诚揭示：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拉动增长的模式，边际效益会持续递减。一旦人力、资源供给趋紧，增长便难以为继。这篇文章敢于公开剖析低效益痛点，不是否定发展成果，而是提出深刻预警：依靠拼资源、拼人力的粗放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放到时代背景中，这篇文章的前瞻性更显珍贵。上世纪80年代，计划体制遗留的影响仍在，企业普遍“重产量、轻效益”。生产以完成指令指标为目标，很少核算成本、研判市场，技术迭代动力不足，管理方式僵化，这些都直接压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文章没有止步于罗列数据、指出问题，文末点明发展的根本：决定国家经济水平的根本，是整个民族不甘人后的进取精神与竞争意识。低效益表面是技术、原材料的差距，深层是体制机制与思想观念的束缚，唯有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才能扭转低效局面。

当年文章提出的课题，正是我国后来数十年改革持续攻坚的方向，与如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一脉相承。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转变增长模式，摆脱过度依赖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的老路，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核心抓手。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技术改造，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系列改革举措，目标都是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昔日文中反映的高能耗、低产出、投入产出失衡等问题，在持续改革中得到显著改善。产业不断升级，单位产值能耗逐年下降，科技创新、管理优化、制度改革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这篇旧文如同一面历史镜子，提醒我们，评价经济发展，不能只看规模增速。高质量发展，本质就是追求更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用更少资源创造更大价值，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同时，文章直面短板的思考方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国家发展、产业建设，都不能陶醉于表面数字。看清差距、正视短板，持续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效率，保持进取的竞争意识，才能突破发展瓶颈。当年学者直面难题、求索出路的思考，让我们更加明白今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来之不易。改革之路，本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破解难题中向前推进，而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长久不变的核心任务。

作者与王保林（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