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年宫到乾陵——一位帝王的生前身后

     作者：张启麟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十月的雨后，天空格外高远，草木格外清爽。十月十三日清晨七时，我们研学团一行三十余人，自麟游县九成宫启程，抵达本次研学的第一个目的地——梁山乾陵。从麟游到乾县，从万年宫到乾陵，横亘着三十三载岁月。永徽二年（651），高宗下诏改九成宫为万年宫；光宅元年（684），高宗灵柩正式入葬乾陵，三十三年光阴就此划过。   

车行至梁山脚下，三峰遥遥在望。北峰高耸，为陵冢主体；南侧两峰东西对峙，天然形成陵阙，当地人称之为“睡美人”。关于乾陵选址，后世流传袁天罡曾反对以梁山为陵址，并称梁山山形像女性，恐致“为女人所控”。但此类说法多见于当代乾陵传说与民间叙事，正史并无袁天罡参与选址或提出此议的直接记载。

站在乾陵司马神道，思绪回望百里之外的万年宫，两处盛唐地标隔空呼应，写尽李治一生的沉浮进退。 永徽五年（654），高宗亲撰并书丹的《万年宫铭》刻石立碑于永光门外，这在唐代极为罕见。唐代惯例，碑铭多由文臣撰文、工匠镌刻，帝王亲自撰文并亲笔书丹，并非单纯文人雅好，而是一份政治宣言。碑文七百余言，追溯李唐基业，记述万年宫修缮与帝王巡幸，落脚于勤政恤民、绥靖四海。碑阴镌刻新罗王子金仁问及四十八位文武重臣、域外使节的名讳官衔，是永徽年间朝堂同心、四夷宾服的实物见证。 

这一年李治二十七岁，正当锐意进取之时。贞观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执掌中枢，关陇勋贵集团势力庞大，处处掣肘皇权。《册府元龟》记载，高宗巡幸万年宫时曾感慨:“此宫非直凉冷宜人，且去京不远。朕离此十年，屋宇无多损坏。昨者不易一椽一瓦，便已可安。”言语间流露对简静理政环境的渴求。《旧唐书》记载：“【永徽二年(651)九月】戊戌，改九成宫为万年宫。”他将“九成”更名“万年”，典出《诗经》“天子万年”与《尚书》“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寄寓李唐国祚绵延万世。高宗多次驾幸万年宫，除避暑理政之外，也借此远离长安朝堂束缚，静思治国方略。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宫，寄托着年轻帝王不甘守成、重塑皇权的志向。    永徽五年(654)闰五月，李治携武则天与百官驻跸万年宫。一夜山洪暴发，大水直冲玄武门。《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山水猥至，冲突玄武门，宿卫者散走。仁贵曰：‘安有天子有急，辄敢惧死？’遂登门桄叫呼，以惊宫内。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这场洪水造成宫人与百姓三千余人溺亡。宿卫在危难时刻四散奔逃，让李治警醒，随即着手整顿北门禁军，提拔薛仁贵等心腹武将，收回宿卫兵权。这场山洪，成为高宗挣脱元老集团束缚、收拢皇权的关键转折点。

   显庆五年（660），“废王立武”尘埃落定。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的激烈反对，李勣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给了高宗决定性支持。废王立武一事，沉重打击根深蒂固的关陇门阀，武则天由此进入权力核心，为日后二圣共治埋下伏笔。    缓步走入乾陵神道，翼马、鸵鸟、文武翁仲依次排开，历经一千三百余年风雨侵蚀，石刻虽多漫漶，依旧保有皇家仪仗的肃穆。朱雀门外六十一尊蕃臣石像拱手而立，石像原本刻有藩王首领的姓名官号，涵盖西域、漠北、朝鲜半岛各部政权。六十一蕃臣石刻，正是万年宫碑阴四十八位臣僚题名的延续。永徽至总章年间，大唐向外经略，苏定方西征平定西突厥，李勣东征收复高句丽。至总章二年（669），大唐疆域达到唐代极盛：东抵朝鲜半岛，西逾葱岭直达咸海(最西部的波斯都督府位于伊朗东部)，北括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面积约1239万平方公里。被后世史书认为昏懦的帝王，亲手缔造了大唐疆域最辽阔的时代。《资治通鉴》与《三国史记》均载，总章元年（668）唐军平定高句丽。次年四月，高宗在万年宫颁下敕令，迁移高丽遗民三万八千二百户安置于江淮、山南空旷之地，仅留老弱驻守安东都护府。驻跸万年宫期间，李治屡行恤民之政：永徽五年(654)八月，蠲免麟游、岐阳当年课役，岐州及沿途供顿州县半岁租赋；咸亨四年(673)，下诏禁断山野渔猎；上元二年(675)，免除雍、岐、同、华、陇五州一年租税。

太宗的《九成宫醴泉铭》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丹，劝诫帝王居安思危；而李治御书的《万年宫铭》，同样承载勤政安民的思考，却长久被太宗、武后的光芒掩盖。北宋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卷三·本纪第三》评价“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这个偏见流传千年，直到近现代史学研究，才重新还原他拓疆集权、安定四海的功绩。     行至述圣纪碑，我驻足凝望。述圣纪碑俗称七节碑，武则天撰文、唐中宗李显书丹，全文五千六百余字，原刻缝隙填金，专门记述高宗一生文治武功。碑身五石，加上碑首、碑座共七节，取日月五星“七曜”之意，象征功德普照天下。千年风雨，碑文大半磨灭，恰如李治的命运：功业卓著，却长期被世人误读。

   弘道元年（683），高宗崩于洛阳贞观殿。《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其遗愿：“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遗诏写明：“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陈子昂上《谏灵驾入京书》，以关中饥俭、民力疲弊、东都形胜可置山陵为由，反对灵驾西还，未被采纳，高宗灵柩最终西归关中，长眠梁山，隔渭水遥望长安。    《长安志》与考古勘查证实，万年宫的官署设置、宿卫制度、门禁等级“悉同京邑”，是设于山野间的副朝堂；乾陵陵园整体复刻唐长安城格局，分内城、外城，周八十里。一生向往长安的李治，在身后把整座都城的格局，安放在梁山之上。

山风穿过陵阙，拂过六十一蕃臣石像与漫漶的述圣纪碑，最终落在无字碑上。无字碑不刻一字，留功过由后人评说，后世宋明游人在碑上留下诸多题刻，是跨越千年的民间史论。武则天不书功绩，高宗五千言碑文被风雨消蚀，二人是非，尽付岁月。

  千年流转，九成宫只剩残垣遗存，待考古发掘慢慢复原这座离宫的样貌；梁山乾陵巍然屹立，定格初唐鼎盛气象。从万年宫到乾陵，我们读懂李治绝非史书里懦弱守成的君主。他于万年宫立初心、收皇权、安四海，于乾陵留功业、藏遗憾、定终章。历史偏见，终将在碑石、山河遗存之中被一一校正。一宫藏壮志，一陵定千秋。三十三年岁月浮沉，尽在麟游青山、梁山古陵之间，诉说一位被低估帝王的盛唐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