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我和法院一位干部一道赶往北京，来到中国最大的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这是一座保存明清两朝资料较全的档案馆，位于北京西华门，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门禁深严，凭介绍信方能出入。偌大的中国，区区一个小县，有如沧海一粟。从哪里着手查找，束手无策。

后经该馆咨询专家指点，向档案库开出了200卷的提单。档案库根据所填提单，将资料提出装入吊篮，从五楼直接吊下来，放在阅卷室座位旁的卷架上。阅卷人边阅边抄，阅三天五天都行，阅后交给阅卷室工作人员验收，不能失落，不能损坏。

阅卷室每人一个座位，不准吸烟，不准喝水（怕打湿档案，设有专门休息室供抽烟、喝水），不准喧哗，说话只能极细小声音。室内阅卷者，还有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外国学者、汉学家。

我第一次看见这浩如烟海的史料，大开眼界，惊叹不已。我好似一个饿急了的人见着食物一样，贪婪地啃食着，全神贯注，如痴如醉。

首都名胜古迹，湖光山色，统统没有放在心上，只是一头钻进这故纸堆里，仔细阅读，哪怕是有一丁点相关的资料，就抄录下来。只是工作时间太短，因为中午要回公安部招待所吃饭，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还得在档案馆下班前走人，这样一天至少要浪费2个小时。

为了节省时间，第二天就改变方式，买两个大面包带上，中午就到休息室啃面包，喝杯开水，再接着干。档案馆是全日制，中午不闭馆，有人值班。眼睛看胀了，就摘下老光镜，来一会闭目养神。经过两个星期的苦战，不仅看完了第一次提出的200卷， 而且第二次又向档案库提出100卷也全部看完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阅读这300卷档案，找到了许多清朝末年搞“洋务运动”创办警察的历史资料和沔阳县兴办警务的重要资料。同时还抄录了几件沔阳县在清末时发生的凶杀案。资料查询告一段落，心情很舒畅。于是在临回湖北前，到北京的几个主要名胜景点匆匆地游览了两天。

回来后给局长汇报，局长亲切地埋怨我说：“你已是五十几的人了，这一生还能去几次北京？怎么不多玩两天呢？连十三陵都未看一下，你真是太迂腐了”。我回答说：“感谢领导的关心，只是这个任务太重了，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啊！”

调查收集日伪警察机构资料，也是十分复杂的。日寇侵占沔阳时，汉奸们组织的治安维持会内设有警察所、警务班。汪伪南京政府建立后，沦陷区各县均正式建立了汪伪的汉奸政权。沔阳县在日伪时期被分割为沔南、沔北两个县，沔南县政府设在新堤，沔北县政府设在仙桃。南北两县均设有警察局，各区、镇亦设有警察所。

日伪汉奸警察机构的人员，一般在地方都有些劣迹，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的处理。有的因年岁太大，早已死去，口碑资料甚少，加之日伪警察机构档案极不健全，甚至没有什么正规档案。因此，要查清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成员名单等很困难。

有一次，我在法院查阅刑事档案中，发现了一段叙述日伪警察的记载。根据这条线索查找，我独自一人，9天走了8个县，最后在黄陂县终于查到了此人的档案。他叫张某风，日伪时期在沔北县警察局任过科长、所长等职，人虽死，档案还在，档案中有他比较详细写出的日伪沔北县警察局组成人员，以及所辖各警察所人员，填补了日伪时期警察机构设置的空白。

3年来，我和2名助手（中途抽走一人）一共查阅各种史料2500多件，抄录了15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查遍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沔阳县档案馆、洪湖县档案馆、恩施市档案馆、本县公安局档案室、本县法院档案室以及洪湖、黄陂、孝感、襄樊、咸宁、新州、黄冈、鄂城等县、市公安局、法院档案室。

由于经费紧张，在各地走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尽可能节省开支。每次独自出差或与助手出差，处处从俭，乘火车总是买硬座，从不买卧铺，更不说坐飞机了。到北京、南京等大都市，一定要住公安机关招待所。一般地方都是住小旅馆，从来未住过星级宾馆。乘船本来可住三等舱，可我总是买四等舱的票。在城市里一律乘公共汽车，从不乘出租车。

同我一道出差的助手，常有怨言，说我“小气”。我说这不叫“小气”，更不是吝啬，而是一种美德，能节省便节省，大手大脚花国家的钱，我心里疼啊！我年过半百的人都受得了，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受不了的。往往把对方顶得脸发红，望着我“苦笑”。

在资料收集基本告一段落时，我就着手组织编写工作。此刻只有一个有些写作水平的中年干部和我两人来完成。一百几十万字的资料，经过仔细筛选，真正有价值的只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其它多数为背景资料和历史参考资料。

我们的编写任务与其他单位有所不同，除了编修公安志以外，还要为上级公安机关撰写公安保卫工作史料。所谓公安保卫工作史料，是要收集整理在大革命时期、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