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吴伯箫散文风格流变研究：
羽书寄远 北极凝光
——从取法京派、时代求索到自成一家
李皓
【摘要】
吴伯箫是跨越现代与当代的重要散文家，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提笔，直至1982年辞世，半个多世纪笔耕不辍，留下两百余篇散文佳作。其散文艺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沿着一条清晰可辨的轨迹不断生长：早期以《羽书》为代表，自觉取法京派散文，偏爱雅洁含蓄、辞采丰美的抒情格调，在乡土忆念与故都遐思里安放青年文人的诗性梦想；中期以延安岁月为核心，在民族救亡的时代洪流中艰难求索，由唯美抒情转向纪实书写，在个人诗心与革命现实之间反复调适；晚年以散文集《北极星》为标志，洗尽铅华，熔铸历练，以“回味式”的回忆性散文，形成质朴醇厚、小物见大、淡而弥永的独特风貌，终于自成一家。考察吴伯箫散文风格的三阶段流变，不仅可以还原一位知识分子作家不断调整、不断建构的艺术道路，也能窥见中国现当代散文在时代变迁中审美范式的转型与重塑。
【引言】
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吴伯箫常常以《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名篇的作者身份被人们记住，被简单贴上“质朴、革命、抒情”的标签。但如果把目光拉长，通读从《羽书》到《北极星》的全部主要作品，就会发现：吴伯箫不是天生就擅长朴素平实的文字。他的散文之路，是一条漫长的学习、摇摆、淬炼、成熟之路。
青年时代求学北平，他浸润于京派文学氛围之中，向往那种冲淡雅致、富于诗意、余味悠长的散文境界；抗日战争爆发，山河破碎，他告别书斋奔赴延安，文学理想被严峻的现实重新打磨，文体、题材、语调都发生巨大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长期沉淀、反复“回味”，在六十年代写下一组追忆延安生活的经典篇章，终于把早年京派式的诗性底蕴、革命年代锻造的现实情怀，融合为独属于自己的散文美学——如他自喻的“无花果”：没有艳丽夺目的花朵，却在沉静朴素中结出饱满厚重的果实。
以往研究多侧重对吴伯箫后期成熟风格的赏析，或将其简单归入“革命散文家”行列，较少把“取法京派—时代求索—晚年自立”作为一条完整的艺术线索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即以风格流变为中心，分三大部分依次考察三个时期的艺术面貌，分析每一次转变的内外动因，阐释其最终风格的构成要素，并尝试评价吴伯箫在中国散文史上的独特位置。
一、羽书初响：取法京派，雅韵含情——早期散文的审美底色（1925—1937）
吴伯箫原名吴熙成，1906年生于山东莱芜。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同年发表处女作《白天与黑夜》，正式走上文学道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正是京派文学的黄金时期。周作人、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等人倡导一种远离激烈口号、重视个人体验、讲究意境与语言美、追求冲淡蕴藉、重视乡土与风物、注重散文的诗性品质的散文路向。彼时的吴伯箫，广泛阅读，积极向《水星》《大公报·文艺》等京派重要阵地投稿，与何其芳、李广田等青年文友交游，深受京派文风濡染，可以说是京派的“后起追随者与外围作家”。
这一阶段的作品，后来大多收入散文集《羽书》。吴伯箫后来回忆，写这些篇章的时候，是“梦做得最熟的时候”，曾大胆设想创造一种理想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总要有回甘余韵”。这几乎就是京派散文的艺术理想。从具体文本看，早期吴伯箫散文的京派特质集中体现在三点：
第一，题材偏好：风物、乡土、旧梦与幽思。《山屋》写山中闲居，《马》写对骏马的遐想，《话故都》追忆北平，《海》写青岛观海，《灯笼》由小小灯笼牵起童年、乡俗、历史与家国之思。他喜欢从具体、寻常的物象入手，由此生发联想，在自然与往事里寻找心灵的安顿。这种“以物起情、缘物遐思”，正是何其芳散文常用的思路。与后来不同，此时他的目光较多投向内心世界，投向记忆、印象、情绪，现实批判往往隐在诗意外壳之下，不是直露的呐喊。
第二，语言与修辞：辞采华美，长于铺陈，讲究意境与音律。早期文字秾丽、细腻，善用比喻、排比，句子偏长，修饰成分较多，有一种精心雕琢的唯美倾向。如《山屋》中写雨天：“黄昏，正自无聊的当儿，阴沉沉的天却又淅淅沥沥的落起雨来。不紧也不慢，不疏也不密，滴滴零零，抽丝似的，人的愁绪可就细细的长了。”雨声、心绪、氛围融在一起，意象绵密，情韵悠长，很有何其芳《画梦录》的影子。当然，吴伯箫并没有完全沉溺于个人幽梦。“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等篇，把怀古忧时、御侮救国的情怀注入优美的文笔之中：羽书飞驰，长城遥望，诗意里开始鼓荡起家国慷慨之气。这是他不同于纯粹“书斋型”京派文人的地方：他学京派的“美”，却不愿只守着象牙之塔。
第三，审美追求：重“余韵”，重回味，追求含蓄而不浅白。京派散文不喜一览无余，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青年吴伯箫同样不愿把话说尽，喜欢在写景状物之后留下悠长的情思空间。不过，这一时期也有明显局限：有时辞藻用力过猛，雕琢痕迹较重；现实生活的血肉还不够丰厚；思想力量常常被优美的形式部分遮蔽。简言之：此时的吴伯箫，是一个善于做梦、热爱美的青年散文家，还处在“学步”与模仿、吸纳的阶段，尚未形成不可替代的个人印记。
需要特别指出：“学京派”不等于“成为京派”。京派多带有某种文化上的超然与疏离；而吴伯箫骨子里有着齐鲁大地养育出的务实与热忱。《羽书》里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已经预示：一旦时代巨浪袭来，他不会长久停留在优雅的梦里面。优美的语言、诗性的思维、以小见大的状物抒情方式，并没有被后来彻底抛弃，而是作为深层的艺术基因保存下来，在日后被重新改造、转化、重铸。
二、行途求索：走出书斋，在革命现实中寻找散文新路（1938—1959）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打碎了很多文人的文学幻梦。1938年，吴伯箫毅然奔赴延安，从此进入漫长而艰难的风格探索期。从延安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二十余年时间里，他不再有《羽书》时代那种从容优雅的写作心境。时代提出全新命题：当个人的诗意遭遇集体的斗争，散文应当怎么写？优美的文笔，如何为民族解放、人民事业服务？ 这是摆在他面前最核心的难题。这一阶段，可以看作一场漫长的“文体实验”，是从“文人散文”向“人民的散文”的转型求索。
延安八年，是这次转型的关键。他深入根据地，到过前线，参加实际工作，1942年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认真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接受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创作面貌随之大变：
首先，文体重心从抒情散文转向报告、通讯、纪实性文字。《潞安风物》《黑红点》《神头岭》《一坛血》等，记录行军、战斗、根据地军民生活，叙事性大大增强，重在如实呈现、传递信息、鼓舞士气。辞藻明显收敛，不再刻意铺陈渲染，节奏变快，句子趋于干脆。曾经那种精致绵密的京派式意境，暂时退居次要位置。文学不再仅仅是“回味梦境”，而成为“投入斗争的武器”。
但是，转型不是简单地把“唯美”扔掉就万事大吉。吴伯箫的求索恰恰体现于此：他并没有简单变成只写口号的宣传员。他内心深处，那个喜爱诗意、重视情感、善于由小见大的“羽书时期的自我”依然存在。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有趣的“摇摆状态”：有时，为了突出现实力量，刻意压抑抒情，作品偏于新闻纪实，文学性有所减弱；有时，旧日诗心又忍不住抬头，写出《论忘我的境界》这类偏于哲理、偏于内省的篇章，在当时甚至被认为不够“大众化”。
换言之，中期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风格，而是一个“正在寻找”的过程：
他要保留真诚、深情；他要抛弃脱离现实的精致； 他要学习朴素、明朗、有力；但又不愿完全丢掉散文应有的诗意与韵味。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五十年代末，他在教育出版岗位上繁忙工作，散文产量不算很高，收入《出发集》《烟尘集》等集子。作品题材开阔，有纪念、游记、杂感，但整体上仍处于磨合、调适、积累经验的阶段：朴素是越来越朴素了，但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抒情变得克制了，但还没能把早年的诗性底蕴、革命生活体验、成熟的人生智慧，完美地融为一体。
不过，漫长求索并非徒劳。在这二十余年里，几件至关重要的东西被悄悄锻造出来：
1. 新的审美观：美不再仅仅是雅致、精巧，也可以是朴素、整洁、劳动、坚韧、乐观；后来《记一辆纺车》里那句名言——“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正是长期求索之后得出的审美信念。
2. “回味式”的创作方法：他慢慢悟出一条非常重要的写作经验：“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炼，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确，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很多事情，当时未必写得好，隔一段时间，在回忆里反复咀嚼，才能提炼出深刻的东西。
3. 对“以小见大”的重新理解：早年从京派那里学来“借物抒情”，大多抒发个人情怀；经过革命历练之后，他懂得：寻常小物，可以承载时代精神、集体记忆、民族风骨。纺车、菜园、窑洞、歌声，这些后来成名作里的意象，早已在漫长岁月里默默酝酿。
可以说：《北极星》的成熟，不是凭空降临，而是二三十年求索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没有延安时期的淬炼、摇摆、试验，就没有晚年从容圆熟的境界。
三、北极凝光：洗尽铅华，朴厚含诗——晚年散文的自成一家（1960—1982）
20世纪60年代初，吴伯箫迎来一生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也是艺术上真正成熟的时期。从1961年起，他接连写出《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一组追忆延安大生产运动与根据地日常生活的名篇，后来大多收入散文集《北极星》。吴伯箫本人很看重这部集子，曾说：“选家说我：‘《羽书》奠定了散文的地位。’那应当是勉强指分水岭的右侧；左侧自认可以从《北极星》开始”。意思很清楚：《羽书》是青年试步，《北极星》才是真正找到自己、确立自家面目的标志。
《北极星》时期的风格，不是简单地“回到早期”，也不是简单停留在中期的纪实，而是把前两个阶段全部资源熔于一炉，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与升华。其成熟风格，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朴素为表，醇厚为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淡而不薄。早年那种华美的辞藻、繁复的比喻基本不见了，文字干净、准确、简练，少修饰，不炫耀。但这种朴素不是贫乏、苍白，而是“洗炼之后的朴素”。内里积蓄着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情感重量、历史记忆。正如评论家所说：浓郁的感情被揉进朴素的文字里，像不施脂粉而自有光彩的劳动者形象。他不再依靠华丽修辞去制造诗意，而是把诗意藏在平实的叙述、细致的观察、从容的回味之中。诗性没有消失，而是由“外露”变成了“内含”——这正是把京派重视意境余韵的传统，经过革命洗礼之后，改造为新时代的朴素之美。
第二，善择寻常小物，以小见大，物中见神。纺车、菜园、窑洞、歌声，都是极其普通、再平凡不过的事物。吴伯箫的过人之处在于：不刻意拔高，不生硬说教，而是在细致描摹日常生活的乐趣、辛劳、秩序、暖意之中，自然而然地透出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乐观向上、团结奋斗。纺车不只是工具，是战斗、创造、快乐的象征；菜园不只是菜地，是劳动之美、希望之美。这里依然保留着早年从京派散文习得的“缘物起情”的路数，但物所承载的，已经不再主要是个人闲愁或少年遐想，而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品格。小物—真情—大义，三者自然融合，没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在同时代“十七年散文”中，杨朔喜欢“卒章显志”，秦牧喜欢广博联想，刘白羽喜欢宏大抒情；而吴伯箫走出了一条“于家常风物中见精神风骨”的独特道路。
第三，“回味美学”：回忆性的距离感，赋予文字从容、圆融、蕴藉的品格。他写延安，不是身在延安时匆匆急就，而是时隔多年，站在和平年代，隔着时间距离反复回想、筛选、沉淀、升华。他不是简单复述往事，而是在回忆里重新理解往事，从往事中提炼永恒的价值。于是行文节奏舒缓、不疾不徐，像老友娓娓道来；有细节，有情趣，有感悟，有沉思，情理相融。这种“回味”，正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创作秘诀，也是其散文耐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要原因。
第四，情理平衡：革命情怀与文人诗心达成和解，形成“朴里含诗，刚中带温”的气质。经过漫长求索，他终于不再需要在“文人”和“革命者”之间艰难摇摆：革命者的理想赋予文字风骨与力量；文人的诗心赋予文字温度、美感与悠长余味。二者不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成全。他歌颂艰苦奋斗，但不写得苦不堪言；他赞美劳动，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写出劳动当中的乐趣、美感、人情味。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境界：政治主题明确，但没有概念化；审美品格鲜明，但没有脱离时代。
以《北极星》为标志，吴伯箫终于自成一家：在中国当代散文园地里，树立起“无花果式”的美学范式——不事张扬，不尚浮华，于平实朴素之中，藏着深厚情感、坚韧风骨与绵长诗意。晚年还有不少怀人、游记、随笔，大体都沿着这一成熟风格继续延伸，虽少有再创新高的爆发，但风格稳定、老而弥笃。
四、余论：在流变中坚守——吴伯箫散文道路的文学史启示
综观吴伯箫一生：从《羽书》到《北极星》，从青年时代追慕京派的雅致诗意，到抗战烽火之中在时代浪潮里摸索新路，再到晚年沉淀出朴厚蕴藉的成熟文体，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个人风格的演变史，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现代文人型散文，如何在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之中完成自我调整、自我更新，找到既能回应时代、又不失文学本性的道路。
当然，吴伯箫不是没有局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后期少数篇章有时主题意识较强；过于追求朴素，偶尔会损失一部分语言的灵动飞扬。但总体而言，他走出了一条相当成功、极具启示意义的道路：他没有把早年的艺术积累简单抛弃，也没有固守书斋而拒绝时代；他在时代中改造自己，又在改造中守护散文的诗性与真诚。京派给他的，是对散文意境、语言美感、回味余韵的执着；革命岁月给他的，是现实关怀、人民立场、朴素健康的审美观；二者长久碰撞、磨合、融合，最终凝成独属于吴伯箫的散文面貌。
“羽书寄远”，是青年的梦想、远方的呼唤、美的追寻；“北极凝光”，是历经沧桑之后，心灵找到的恒定坐标、精神的星光、成熟的境界。从羽书到北极星，不仅是两本散文集，更是一位散文家一生漫长而真诚的精神跋涉。今天重读吴伯箫，仍然可以懂得：好的散文，既要有仰望星空的诗意，也要有扎根大地的厚重；最高的美，往往不是刻意雕琢的华丽，而是洗尽铅华之后，朴素里面生长出来的深情与力量。
作者简介：
李皓，笔名浩泉，在济南工作、定居的青岛平度人。吴伯箫及其文风研究爱好者，中共党员，退休党报新闻工作者。原任莱芜日报社编辑部主任、济南日报社高级编辑，现为莱芜区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市诚信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山东省写作学会莱芜写作中心副主任，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写作发表有吴伯箫研究文章30多篇，著有《吴伯箫的故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