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丽水之间》后记
巴黎女子的西藏历险
■ 陆幸生
我在创作中有一习惯，喜欢对写作的题材作一追根究㡳的探索，弄清其中人物事件的文化背景及历史渊源的来龙去脉，因而对于史料的收集颇为专注，就显得有些繁琐细碎。
近期对于中国书籍出版社推出的《被遗忘的王国》和《孤独之旅》的关注，来自于出版同行的热情推荐，也出自于书中涉及两位洋人探险家洛克和顾彼德的人格魅力和他们行迹的追根溯源的好奇性。对于发自于金沙江、玉龙雪山乃至于穿行其间那座丽江古城和那条闻名于世的茶马古道的浓厚兴趣。
因为这条起自滇西南直至藏南亚东关囗的漫长交通线一直伴随金沙江和座座雪山，越过川、滇、甘、青的林莽而至雪域高原的神秘西藏，曾经引发了西方探险者的垂涎。其中除了对于纳西、彝藏地区文化风俗和动植物品种、自然风光的重视外，还包括还对于蒙藏领土主权的觊觎。因而对其间动植物品种采集，地形地貌的测绘，是商业市场开拓乃至军事占领不可忽缺的先决条件。
因此，民情风俗、文化探索、经济通商、政治和军事的种种元素纠结，交融出大西北地区百年风云的波谲云诡，无比瑰丽的山川地貌多姿多彩，多元民族的文化交融交汇形成奇异独特的风情风俗，穿插于多灾多难起伏跌宕的历史，铸造了厚重且独特的场景，值得深入挖掘探索。
早已成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利用其地缘政治优势对我国蚕食，西藏地区周边领土被大量鲸吞，包括当年大清附属国锡金、不丹就是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而丢弃的。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一段西藏人民反抗入侵捍卫国家主权悲壮的抗争史。
在去藏南亚东海关至云南关丽江探险的茶马古道上，我惊奇地发现与洛克、顾彼德同时期还有一位伟大的巾帼英雄，出身于巴黎的大卫·妮尔带着她的锡金干儿子庸登两人以母子相称，时而冒充“女活佛”和“巫师”，时而化装成行乞朝圣信徒，如此这般或宝相庄严、装神弄鬼;或蓬头垢面，沿途乞讨，竟然到达青海塔尔寺朝拜班禅，去靠近西藏边境的印英锡金的领地大吉岭觐见了达赖十三世。
总之，这对大卫·尼尔这位法国奇女子带着他在锡金认领的年轻喇嘛，以母子身份，穿越一切封锁，克服艰难险阻，越过白雪皑皑的雪山以及莽莽无边的森林、野兽出没的无人区，无畏生死，一路前行，如同圣女贞德般献身于对佛学探索和藏区民俗风情及地理环境的考察。
大卫·尼尔1911年到达东方。她曾对自己的丈夫说，她希望在由于年岁过大无法旅行之前，访问佛教圣地，她将于数月后返回巴黎，她在接触了锡金和印度的部分寺院以后，又获悉达赖喇嘛在锡金，于是便取名“智灯″，前往锡金的大吉岭噶伦堡拜访了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那是1912年年的4月15日，按照她在书中的描述：
彼时因政局变故，达赖喇嘛避居英属印度属地。他身在雪域之外，乃是难得一见的机缘，我希望借此机会觐见，问询藏地通行的佛教教义。即便是流亡在外，他亦不轻易接见外人；在我之前，他拒绝接见非藏族女性，我是获此特例的第一人，我相信我也是唯一的一位。
达赖喇嘛当时住在噶伦堡一处不丹部长所拥有的宽敞木屋。自路边起，两排高竹竿模拟出一条大道，竹竿上悬挂经幡，印着六字真言与风马图案。流亡的宫廷侍从逾百人，平日闲散闲谈，遇接见或庆典，则一众僧俗官员仆役奔走喧闹。
达赖喇嘛听闻一西方女子研习佛法，颇感惊异。他问我师从何人，以为我的上师必是亚洲人。当我告知，早在我出生之前，已有法国学者将藏地重要佛典译为法文，他大为震撼。但他仍以为，纵使外人能够读懂藏文经卷，也难以领会其中深意。我借此机会，请求他为我解惑藏传隐秘教义。他口头解答我提出的诸多问题。之后，还另写了一份书面材料阐释相关义理。临别，他赠我一句忠告：学习藏语。
她获得了达赖的信任，并就此事致信他的丈夫：
他向我介绍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对于他讲的有关藏传佛教的一切感到心醉神迷。
她感到十分兴奋，充满激情，以至于她宣布有意在锡金度过“略长一点时间”以图理解喇嘛教的奥义。于是得到了藏族学者拉登（藏名达瓦桑布）的帮助，为他翻译了17世纪修道诗人米拉日巴的传记。
大卫·妮尔是一位热忱而又富于天赋的东方学家，她并不满足于纯粹的文化知识，她认为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亲身体验自己所读到的以及从西藏云游学者口中所传授的一切。1915年，她专心致志在隐居锡金西部喜马拉雅深谷中的拉钦寺高僧主持下，潜心修行三年。拉钦寺海拔4000米，离西藏边境只有数公里，对于她的诱惑力实在太大。
1916年7月13日，大卫·妮尔带着她在锡金收的义子和一个仆役成功翻越喜马拉雅山英属锡金和西藏的边境，潜入藏区，于7月16日成功到达日喀则， 虽属于未经批准非法闯入，但是班禅还是热情接待了这位法国访客，她在《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经历》一书中写道：
我在七月十六日抵达扎什伦布。这座庞大的寺院依山层叠，金顶在日光下熠熠生辉，无数殿堂与僧舍连绵不断。等候觐见的数日之中，我得以漫游各殿，瞻仰塑像和壁画。七月十九日，终于获准拜见班禅喇嘛。
大师接待我的态度极为宽厚慈祥。他听闻我研习藏传佛法，且能使用藏语交谈，颇为讶异。他召其母亲前来与我相见，一同叙谈。班禅准许我自由进入寺院藏经宝库，翻阅历代经籍，所有佛殿皆可任由我参观。他授予我荣誉喇嘛称号，赐藏传佛学博士荣衔，又提议在日喀则为我安排住处，邀我长久在此研学。我感念盛情，但以尚有远游计划为由婉辞。在扎什伦布盘桓十日，七月二十六日，我方辞别班禅，踏上归途。
其实大卫·尼尔是被英国驻锡金总领事贝尔闻之后，因非法入境被英印当局利用对于锡金的行政权被驱逐出境的。但是自从此次相见后，妮尔与班禅母亲一直有书信往来，她每年都会寄来自己亲手缝制的藏靴、鹿皮帽维系着与班禅大师的联系。
1918年7月，她到达塔尔寺，除了几次进入蒙古和青海湖以南的平原外，她一直在塔尔寺停留到1921年2月，学习藏文经卷与其义子庸登准备从事新的探险活动。她在哲孟雄（锡金）认识了庸登，此人当时只有14岁。大卫·尼尔和庸登用了两年多时间对西藏东部和中国中原西部做了考察。1923年秋，他们到达云南山区的澜沧江流域。大卫·妮尔写道，她的准则是永远不接受失败，于是便决定继续前进直到拉萨。当时该城禁止西方人进入，从而形成由庸俗政客们强加给自由行动的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限制。她想到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名西方旅行家，尤其是女子走过她准备走的这条路。
当洛克刚刚来到中国，以丽江为基地对西南进行考察时，遇到了一个比他还要疯狂的奇女子，她就是来自法国的老资格探险家、法国女人大卫·妮尔。 妮尔在书中写道：
我们经过龙日时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我遇到的几个很少的农民中，没有人注意我们。这种非常有利形势，可能是因为由于一位美国自然学家正穿过潞之江，他雇佣了大批人采集植物和种子，我们那身已变得破烂不堪的汉人服装使他们暂时产生了错觉。这些村民很可能认为我们将去投奔那名美国人，受他们调遣。
这里写到的美国人无疑就是受美国阿诺德植物园委托在丽江德钦地区收集植物标本的奥地利植物学家洛克和他的团队。为了能够进入西藏，由庸登陪着在安多和康巴地区流浪，后来进入云南的阿墩子（德钦）。她在风餐露宿中变得皮肤黝黑，加上用锅烟和墨汁图染头发，已然是地道的藏族女子。1923年10月23日下午，55岁的她化妆成庸登的母亲，以上山采集植物标本的名义悄悄出发。他们昨晚留宿的地方正是德钦茨中教堂。神父忧郁地目送这对旅伴离开，猜疑他们为什么不带行李，而且打扮得如此奇怪。当时英国人是“掌握雪国鈅匙的一位新的圣·彼得大帝”没有“打箭炉大人”（藏族人对英国驻康定总领事的称呼）签发的许可证，任何外国人都不能进入西藏。这点障碍不足以让妮尔退却。
1923年-1924年她和庸登先后两次化妆从滇藏边境潜入藏地，她仅仅携带很少的糌粑、牦牛酥油和一顶薄布帐篷，她利用汉地墨棒，将她棕色的头发染成黑色，在装上牦牛毛编织假辫子盘在头上，用藏族妇女戴的毡帽将自己的头脸半遮盖着化妆成女活佛或者藏族妇女一路占卜打卦或者治病乞讨穿越雪山森林峡谷，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几乎始终是夜间走路，在隆冬寒天于亚洲最严酷的地区步行。
她是一位颇有思想和幽默的作家。其名著《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行》具有一种中世纪故事的的特征，平铺直叙似散文，风趣介绍了一些奇特的或神奇的事件。在露宿高山峡谷时经常可以碰到野狼、豹子等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野兽，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她在书中写道：
我们已习惯于野兽在自己的营地附近闲逛，对它们已不再予以注意了。庸登已入睡。我则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做好防卫工作，虽然如此，睡意还是困扰着我，它使我的双眼渐渐沉重起来。当我被一种用鼻子吸气的沉闷响声吵醒时仍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朦胧中我似乎看到在距离我们只有数步远的地方，有一只长着闪烁麟光眼睛的动物正窥伺着我们，其脖子伸得长长的，用鼻子不断地嗅着空气。一个激灵，我醒了过来，并清楚地看到其带花斑的毛皮，它的体型并不太大，我觉得它可能是一只小豹子，或是一只金钱豹。
我没有叫醒庸登。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类不速之客了。它们很少袭击人类，除非是被激怒或者受伤。我始终都深信，它们不会伤害我，包括那些陪同我的人。
我凝视着这只优雅可爱的动物，并喃喃对它说：“小朋友，我曾经非常近距离地看过比你大得多的森林之王，睡觉去吧！祝你幸福愉快。”
我怀疑那“小朋友”是否理解了我的话。几分钟之后，它的好奇心可能得到了满足，游逛着离开了我们的宿营地。
也许人和动物也是有着共情的，在一个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而言，她认为草木山川禽兽与人类共同置身于大自然中，都得自于自然共同给予灵犀性情，只要不是彼此伤害，都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因此，她在她的书中如此写道：
自然界的万物似乎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即使那些长期生活于身边的人，也根本无法理解。或者可以简单地说，这些人根据大山、森林和河流那谜一般的外貌而了解大自然独有的思想，某种神秘的预感，巍巍的大雪山高高屹立在晴朗天空下，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巨大的冰峰。它使我觉得，今天晚上那些冷酷的守卫者不像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更像一尊令人敬仰的慈悲的神站立于神秘旷野的门槛上，准备迎接和保护一名女旅行家。她虽然不太勇敢，但她对于西藏的热爱再次把她吸引到这里。 这是某种超凡脱俗的宗教情怀，将自己的身心意志完全忘情明性地融入天地万物之间，道法自然之里。往往摆脱世俗功利生死的忧虑，以僧侣的大爱情怀看待万事万物，以秉性的慈爱之心，去修道证佛对众生的关爱。无非是征服高山恶水的艰险，无畏野兽的阻拦困厄，摆脱现实苦难所带来的烦恼，无挂无碍去除心中的恐惧，以坚忍不拔的意念在尘世罗网中行走，而破除心中的欲念和魔障，融入自然，接受自然风雨的陶冶和洗礼，驱除浊气凡心，息气凝神排除干扰，而修成正果，达到佛教开悟的境界。就是这样，这对“母子”终于在1924年2月底历尽艰险来到拉萨，并且拜访了布达拉宫。
大卫·妮尔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信告诉她丈夫：
我要立即告诉你说，我的这次散步式旅行，已经获得了彻底成功……这次旅行甚至可以被一名很年轻和身强力壮的人视为非常勇敢的壮举。而由像我这样年龄的女子（她当时已经56岁）来完成，这完全可视为一场疯狂，但我却获得了彻底的成功。
她还告诉丈夫说：
拉萨城规模不大。我非常满足地参观了那里的喇嘛庙……布达拉宫也没有多少多少很特殊的地方。城中的店铺老板经营各种外地商品，陈列出一堆堆铝锅。
她始终由庸登陪同，在返回印度之前，于拉萨度过了两个月。一年之后，她乘船返回法国。当船在马赛靠岸时，她非常愤怒地发现其丈夫并没有出现在码头欢迎她。她在艰难困苦中苦读修行终成一代声名卓著的佛学家、藏学家、文学家。但是，她和丈夫的关系却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晚年研究中国道学颇有心得。她曾经在当时的西康省省会打箭炉(康定)和曾在那儿任中国工合组织西康办事处主任(打的是西康航空站站长名号)的顾彼得颇有交往。顾彼得曾精心护送她的英国女秘书穿越凶险无比的大凉山彝人区到达西昌辗转回国。证明这两位洋人探险家是有交集的，但在顾的《彝人首领》书中一笔带过。妮尔夫人到过丽江与住在玉湖村的洛克颇有交情，他们的友谊一直延伸到洛克被驱逐出中国之后。
这位在中国藏区九死一生的奇女子一生著作宏丰，旅行日记和小说、佛学专著在法国全部出版。而我国仅有《一名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和《西藏的奥义和巫术》问世，而后一本印量极少，市场几乎遍寻不见踪影。
有趣的是，她是一位“白人左派”，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笃信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社员。她出奇地长寿，一直活到102岁去世。1968年5月法国暴发波澜壮阔的“红卫兵"学潮，百岁高龄的她欢欣鼓舞，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读自己的著作为人民的反抗运动欢呼。
1965年2月3日，她写下自己的墓志铭，用工整的汉文张贴在墙上: “向伟大的哲学家大卫·妮尔夫人致敬。”
这位女精英获得了极其丰硕的哲学知识，把佛教和佛教仪轨引进了欧洲。妮尔夫人在98岁生日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的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
1969年春，她的铜像落成。背景是拉萨和西藏，特别突出了布达拉宫。这是妮尔夫人生前热爱的地方。1969年9月8日她与世长辞。她在㡳湼的故居被改造成法国西藏文化研究中心。
随着着阅读范围不断扩大。最近研究起与大卫·妮尔和洛克、顾彼德等有关的地理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如此这般，资料堆砌几乎可以写一本顾彼德和洛克以及他们所行走的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南大香格里拉地区，所处鼎革时代的那些军阀、土司、喇嘛共同掀起的风云大事，乱世中英雄与枭雄并起共生的现实，无情冲击了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所虚构出的藏地文化文明乌托邦，以及戳破这些佛教净土桃花源的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后清西藏抗英斗争的悲壮，以及达赖政府企图借助乱世而寻求独立发动叛乱的企图。穿插这些地区以及重要人物、事件，包括纳西和大凉山地区、康藏边区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历史人物的塑造，浓缩中国近代转型的社会事件，涉足其中的典型人物，创作出一部厚重的具有丰富文化历史底蕴的书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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