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林家兄弟》
作者：心如大海
内容简介：
林家大湾，湖北黄冈一个不起眼的村落。从这里走出了四个堂兄弟。
林育南，最早觉醒的那个。五四运动中撒传单的学生领袖，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1931年倒在龙华的荒地上，三十三岁。头上还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
林育英，化名张浩。从安源的矿井下到莫斯科的戈壁滩，从满洲省委的酷刑到陕北窑洞的电报。1935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用几封电报逼退了张国焘的分裂。1942年病逝延安，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亲自执绋抬棺。
林彪，从浚新小学坐在后排的沉默少年，到黄埔四期的学员，到井冈山的“小老虎”，到平型关的师长，到辽沈战役的统帅。他走过了湘江的血、会理的弓弦、锦州的犹豫、黑山的死守。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林向荣，最年轻的追随者。1938年步行到延安找大哥，从晋察冀打到太原城下，倒在胜利前夜。三十三岁，和育南一样的年纪。
四个人，同一个姓，同一片祖坟山。从1919到1949，三十年。从林家大湾的布机声到天安门城楼的欢呼。他们一个一个走出去，再也没能一起回来。
这本书写的是他们。也是那个时代。
目录
序
卷一 出走（1919—1925）
· 第一章 五月七日
· 第二章 湾子里的布机声
· 第三章 书社
· 第四章 共存社
· 第五章 一封信
卷二 分岔（1923—1932）
· 第一章 安源
· 第二章 二七
· 第三章 上海
· 第四章 五卅
· 第五章 广州
· 第六章 龙华
· 第七章 八哥
· 第八章 暗夜
卷三 暗夜（1935—1945）
· 第一章 戈壁
· 第二章 电报
· 第三章 延安
· 第四章 苏联
· 第五章 向荣
· 第六章 病倒
· 第七章 重庆
· 第八章 党校
· 第九章 决议
· 第十章 胜利
卷四 决战（1945—1949）
· 第一章 出关
· 第二章 撤退
· 第三章 硬拼
· 第四章 三下江南
· 第五章 一点两面
· 第六章 辽沈前夜
· 第七章 犹豫
· 第八章 锦州
· 第九章 黑山
· 第十章 进关
· 第十一章 南下
· 第十二章 休养
· 第十三章 太原
· 第十四章 门槛
后记
附录：林氏兄弟生平简表
序
林家大湾，在黄冈回龙镇往北约莫十里地，白羊山的南坡下。湾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大多姓林，种田，也织布。湾前头有一口塘，塘边几棵老柳树，湾后头那片山坡上，长着密密的杉树和楠竹。地方不算富庶，但也不穷，土里刨得出食，布机上织得出钱。
这湾子里的人，读书的风气重。男丁大多识得字，算得账。林育南的父亲林协甫，在汉口做店员，后来开了“林协兴色布行”，为黄州回龙一带的农民代售布匹、代购棉纱。林家还有一个织布厂，不大，几间屋子，几台布机，染缸的靛蓝气味常年飘在湾子上空。
后来从这片湾子里走出去的人，各自走了很远。
走最远的那个，后来成了元帅。最早倒下的那个，倒在上海龙华的荒地上，才三十三岁。中间一个，死在延安，毛泽东为他抬棺。最小的一个，倒在太原城下，差一点就能看见新中国的旗子。
他们是从一个屋檐下走出去的，同一个姓，同一片祖坟山。但在历史书里，他们被写进了不同的章节，有的在功臣传里，有的在烈士录里，有的在另一本册子上。
这本书写的是他们。
写1919年，一个年轻人从武昌中华大学的校门里冲出来，把一张传单抛向天空。写林家大湾那几间屋子里亮着的灯，和灯下的人。写他们怎么一个一个走出那条通往武昌的黄土路，以及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能一起回来。
卷一 出走
第一章 五月七日
林育南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1919年5月7日，中华大学在开运动会。
前一天傍晚，北京的消息传到了武汉。恽代英找到林育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住在武昌涵三宫，一间租来的民房，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堆着书和稿子，油灯的光照在上面，影子拉得很长。
“北京来信了。”恽代英把一封信拍在桌上。
林育南接过信，看了两遍。北京的学生上了街，烧了赵家楼，打了章宗祥。信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写来的，字迹潦草，但意思清楚：我们要响应。
“明天是五七。”恽代英说。
林育南知道。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人的“二十一条”。四年了，这个日子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一根刺。
“印传单。”林育南说。
“印多少？”
“六百份。”
油印机是借来的，搁在恽代英屋子的角落里。李书渠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卷油纸，廖焕星带来了油墨。四个人轮流推滚子。林育南推了几十张，手臂酸了，换恽代英。恽代英推了几十张，也酸了，换李书渠。李书渠推了几十张，说手要断了，廖焕星接过去，没说话，闷头推。
油墨的味道塞满屋子。窗户关着，怕人看见。四个人脸上都是汗，油墨蹭在脸上，黑一块白一块。推到后半夜，六百份传单堆在桌上，厚厚一摞。
李书渠拿起一张，念出声：“‘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
“写得怎么样？”恽代英问。
“行。”李书渠说，“够狠。”
林育南把传单分成几摞，用旧报纸包好。他分给李书渠一摞，廖焕星一摞，自己留一摞。恽代英明天不去操场，他在外面接应。
“明天怎么撒？”李书渠问。
“等哨声。”林育南说，“哨声一响，就撒。”
“要是有人拦呢？”
“跑。”
李书渠笑了。“你跑得动？”
“跑不动也得跑。”林育南说。
四个人分了传单，各自回去。林育南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街面上有挑水的、卖菜的，看见他，也没人多看一眼。
第二天，五七国耻日。武汉三镇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一天，以示不忘国耻。中华大学为“振扬国威”举行运动会，到下午聚集了六千多学生。
操场上人声鼎沸。林育南看见李书渠已经在跑道边了，廖焕星在主席台侧后方。三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哨声响了。
传单从三个方向同时扬出去。白色的纸片在五月的风里散开。操场上先是一静，然后是喊声。有人弯腰捡，有人举着纸片读出了声。“还我青岛！还我山东！”有人先喊起来，然后更多的人跟上去。
李书渠从跑道边跑过来，喘着气。“撒完了！”
“没人拦？”
“有个警察看了我一眼，没动。”
廖焕星也跑过来。“我那边也撒完了。”
林育南点点头。他站在人群中间，没有喊。他看着那些纸片被一双又一双手接住，被一双又一双眼看过。
下午的时候，信到了。
恽代英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信。贴到揭示栏上去。”
中华大学门口的揭示栏，是一块木头框子，钉在墙上，平时贴些课程通知、考试安排。林育南把信展开，抹上浆糊，贴上去了。
人涌过来。先是附中的学生，然后是大学部的，然后是路过的教员和杂役。读信的人一批换一批，有人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有人攥着拳头捶墙。
校监某先生从人群外面挤进来。
他戴眼镜，穿长衫，平时和学生说话轻声细语。他看了看揭示栏上的信，又看了看林育南，低声说：“育南，这封信，要扯下来。”
“为什么？”
“怕官厅干涉。于学校，于你，都有危险。”
林育南看着这位校监。他没有高声，也没有退让。
“余先生，”他说，“这封信上写的是北京的事。北京的学生能游行，能烧赵家楼，我们连一封信念给同学们听都不行？”
“育南，你不懂。官厅怪罪下来……”
“怪罪下来，我一人承担。”
校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伸手去扯那封信，浆糊还没有干透，信纸被撕下一角，但大半张留在了揭示栏上。校监的手停在半空，脸上有些难堪。周围的学生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
校监转身走了。
恽代英站在人群外面，一直没说话。等校监走了，他才走过来，站在林育南旁边。
“你不该说‘一人承担’。”恽代英说。
“为什么？”
“因为你一个人承担不了。要承担，也是大家一起承担。”
林育南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他知道恽代英说得对。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宿舍。他坐在中华大学操场边的石阶上，口袋里还剩几张没撒完的传单，边角被汗浸得发软。李书渠来了，坐在他旁边。廖焕星也来了，坐在另一边。三个人坐着，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李书渠说：“明天怎么办？”
“明天成立学生联合会。”林育南说。
“你牵头？”
“一起。”
廖焕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那我先回去，明天早点来。”
李书渠也站起来。“我也走了。你一个人再坐会儿？”
“嗯。”
两个人走了。林育南坐了一会儿，看着月亮从树梢后面升起来。他想起了林家大湾。想起浚新小学的教室，一个孩子坐在后排，不说话，下课了也不去塘边摸鱼，就在教室里翻课本。
育蓉。那孩子还在念书。
他从石阶上站起来，弯腰捡了一张传单碎片，折好，揣进怀里。然后转身走了。
第二天，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了。林育南是负责人之一。恽代英也在。李书渠、廖焕星都在。
第二章 湾子里的布机声
林家大湾的布机声，是从凌晨开始的。
林育英每天鸡叫头遍就起来。织布这活计，讲究时辰，天没亮的时候空气潮，纱不容易断，织出来的布面匀。他十八岁那年辍了学，到布厂当织布工人，一天十几个钟头坐在布机前面，梭子在两手之间来回，耳朵里全是“咔嗒咔嗒”的声响。
育英比育南大两岁，两个人是堂兄弟，同一个曾祖父。育英的家境比育南差些，书没读几年就读不下去了。可育英有个好处，肯听人说话。育南从武昌回来，说新文化，说德先生赛先生，说北京的学生怎么闹起来了，育英就坐在布机旁边听，手里的活不停，耳朵竖着。
五四那阵，育南从武昌写了信回来。信里写北京的游行，写赵家楼的火。育英看了两遍，第三遍的时候把信纸摊在膝盖上，指着其中一行问旁边的人：“这个‘火烧赵家楼’，是真烧了？”
旁边的人是育英的工友，叫林育桂，比育英小一岁，也在布厂做工。
“真烧了。”育桂说。
“烧了谁的房子？”
“一个叫曹汝霖的。是个大官。”
育英把信折好，揣进怀里。第二天，他在湾子里挨家挨户走了一圈。育桂跟着他。
“把裹脚布放了。”育英对第一个妇人说。
“放了脚，怎么下地？”妇人站在自家门口，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衣裳。
“裹着脚，才下不了地。”
“你懂什么？你一个男人家，晓得女人的苦？”
“我不晓得。”育英说，“但我晓得，脚裹小了，走路走不远。”
妇人瞪了他一眼，把衣裳往盆里一摔，转身进了屋。育英站在门口，没走。育桂在旁边拉了拉他的袖子。“走吧，她不听。”
“再等等。”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那妇人探出头来：“你说，放了脚，真能走远？”
“能。”
“那我试试。”
育英不跟人吵。谁家女人愿意放脚，他就帮着写帖子，念给她们听。他站在塘边的柳树下，声音不大，但说得很慢，一句是一句。育桂在旁边帮着递纸笔。
湾子里有人骂他疯了，有人说他在外面学了坏。育英不理会。育桂有时候忍不住，跟人吵两句，育英拉住他。
“吵没用。”育英说，“做事有用。”
那一年冬天，育南从武昌回来，跟育英和几个互助社的人商量了一件事：办学校。
“在八斗湾的家庙里，”育南说，“办一所新式学校。”
“教什么？”育英问。
“教人识字，教人做人。”
“地方呢？”
“家庙的偏房。”
“和尚肯？”
“我去说。”育南说。
育英想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八斗湾的家庙，育桂跟着。把正殿旁边的两间偏房收拾出来，扫了灰，摆了桌凳。庙里的和尚在门口看，没说什么。
学校办起来了，叫浚新小学。
第一批学生里，有一个个子不高的男孩，十二三岁的样子，是育南的三伯父家的孩子，叫林育蓉。育英亲自把他送进了教室。
育蓉这孩子，不太爱说话。上课的时候坐在后排，眼睛看着黑板，表情不怎么变。老师让唱歌，别的孩子扯着嗓子喊，他只是跟着张嘴，声音淹没在人群里。下课了，别的孩子去塘边摸鱼，他有时候留在教室里，翻翻课本，有时候跑到家庙的后院，看育英在那里修布机。
育桂也常在后院。他修布机的手艺不如育英，但能打下手。两个人蹲在布机旁边，一个修，一个递工具。
育英问育蓉：“你哥在武昌做的事，你晓得不？”
育蓉说：“晓得的。”
“你想不想去武昌？”
育蓉没回答。他看着育英手里的布机，梭子来回，线在梭子下面密密地织。过了一会儿，他说：“哥，这个梭子，为什么两头是尖的？”
育英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大概……是让它跑得快吧。”
育蓉点点头，没再说话。
育桂在旁边笑了一声。“这孩子，尽问些怪问题。”
育英没笑。他看了看育蓉，又看了看手里的梭子。
第三章 书社
1920年春天，武昌横街头十八号，利群书社开了门。
门面不大，一间铺面，后面连着两间屋子。书架上摆着《新青年》《共产党》《星期评论》，也摆着《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柜台后面站着的，有时候是恽代英，有时候是林育南，有时候是李书渠，有时候是廖焕星。
书社不光是卖书的地方。利群书社的规矩，是“利群助人”，是大家凑钱、大家做事、大家生活。卖书的钱归大家，吃饭的钱大家凑，睡觉的地方大家挤。书社的人管自己叫“社员”，不叫“伙计”。来买书的，有学生，有教员，也有穿长衫的先生。有时候一整天卖不出几本，有时候一天卖出十几本《新青年》。
育英从黄冈来武昌，就住在这里。他白天卖书，晚上在后面的屋子里学。书社的房子旧，墙皮剥落，下雨天屋顶漏水，要拿盆接。育英不挑，有地方睡就行。他把铺盖卷搁在书架后面，晚上把书搬开，铺开被子，睡在书堆旁边。
育南在书社待的时间不长。他更多的时候在外面跑，联络各校的学生，组织活动，写文章。但每次回武昌，他都要到横街头来坐坐。
有一次，育南看见育英在柜台后面看书。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共产党宣言》。育英看得很慢，一行一行地看，手指头按在字下面。
“看得懂？”
“有些懂，有些不懂。”育英抬起头，“但这个道理是对的。工人一天做十几个钟头，老板拿大头，工人拿小头。这个账，不对。”
“你觉得该怎么算？”
育英想了想。“工人拿大头，老板拿小头。这才对。”
育南没说话。他看着育英，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李书渠从后面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面。“你们俩别光说话，面要坨了。”
三个人坐在柜台后面吃面。面是李书渠煮的，清汤寡水，上面漂着几片菜叶。育南吃了几口，放下筷子。
“书渠，你最近读了什么？”
“读了《阶级斗争》。”李书渠说，“里头说，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你觉得呢？”
“我觉得说得对。”李书渠把碗放下，“我在书社卖书，一天站到黑，赚的钱刚够吃饭。老板呢？书是人家印的，钱是人家赚的。我们就是替人看摊子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样？”
李书渠愣了一下。“因为……我们没有权？”
“对。”育南说，“工人没有权，学生没有权，老百姓都没有权。有权的人定规矩，没权的人守规矩。这个规矩，就是他们定的。”
李书渠听着，手指头在柜台上敲了两下。
“那怎么办？”
“让没权的人团结起来。”育南说，“一个人没用，十个人有点用，一千个人就有大用。”
育英没说话。他把《共产党宣言》拿起来，又翻到刚才那一页，手指头按在字下面，接着看。
1922年2月，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林育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入党那天晚上，育英去找育南。两个人在书社后面的屋子里坐着，油灯搁在桌上，火苗晃晃悠悠。恽代英也在，坐在旁边，没说话。
“从今天起，我就是党的人了。”育英说。
“你怕不怕？”育南问。
“怕什么？”
“怕死。怕被抓。怕连累家里人。”
育英想了一会儿。“怕。但怕也得干。”
育南看着他，没有再说。他拍了拍育英的肩膀，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育英点点头。
恽代英站起来，走到育英面前。“育英，你以前在布厂做工，以后可能还要做工人运动。你记住一件事：工人不是一个人。你也不是一个人。”
“我晓得。”育英说。
那盏油灯，一直亮到后半夜。
第四章 共存社
1921年7月，夏天。
浚新小学的院子里，来了二十几个人。从武汉来的，从黄冈来的，从更远的地方来的。恽代英到了，林育南到了，林育英也在。李求实、李书渠、廖焕星、唐际盛，一个个名字，一张张脸。
会议开了七天。从7月15日到21日。每天从早到晚，讨论主义，讨论宗旨，讨论组织，讨论章程。
第一天，恽代英先说话。他说：“我们原来的互助社，人少，事少。现在人多了，事也多了。总得有个章程，有个名目。”
李书渠站起来：“名目叫什么，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俄国人的法子，我们不能照搬。”
“照搬不照搬，先看道理对不对。”恽代英说。
“道理对，法子不对，照样坏事。”
林育南坐在桌子一端，当主席。他听李书渠说话，没有插嘴。等李书渠说完，他才开口：“书渠说的对。俄国人的法子，不能照搬。但俄国人的道理，我们得弄清楚。弄清楚了，再想我们的法子。”
“那要多久？”廖焕星问。
“不知道。”林育南说，“但总得有人想。”
争了三天。有人说，流血的事，能免则免。有人说，不流血，什么也办不成。有人说，我们还是学生，先读书要紧。有人说，书读得再多，国家亡了，读给谁看？
第三天晚上，恽代英和林育南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两个人都累了，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恽代英开口：“育南，你觉得能成吗？”
“什么？”
“共存社。这么多人，这么多想法，能拧成一股绳？”
林育南看着天上的星星。“拧不成也得拧。不拧，就散了。”
第四天，恽代英把写好的宗旨念了一遍。
“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
念完了，屋子里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举手，有人点头。最后，二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决定了新的名字：共存社。
院子里，一个少年坐在门槛上。
育蓉十四岁，还不够格进那个屋子。但他每天都来，吃了早饭就往浚新小学走。来了也不闲着，帮着搬凳子、倒茶、递纸笔。有事就做事，没事就坐在旁边，听里面的人说话。
那些话他大半听不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布尔什维克，这些词在他脑子里就是一堆音节，连不成意思。但他能感觉到屋子里的那种东西：那些人的眼睛是亮的，说话的时候声音是紧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推着他们往前走。
他有时候会看育南。育南在人群里不显眼，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也不大，但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会停下来听，然后说一句什么，别人就安静了。
他有时候也会看育英。育英在院子里忙，搬凳子、倒茶、扫地。他干活的时候不说话，腰弯得很低，手上的动作很快。有人喊他，他就应一声，放下手里的活跑过去。忙完了，又回来接着扫地。
育桂也在。他跟着育英一起搬凳子、倒茶。两个人配合得很顺，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什么。
育蓉想不明白，这两个堂兄，一个在屋里说话，一个在院子里扫地，怎么就走到一起去了。
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育英从庙里出来，看见育蓉还坐在门槛上，天已经黑了，蛐蛐在墙根叫。
“还不回去？”
“就回。”
育英在他旁边坐下来。育桂也坐下来。三个人坐着，没说话。
“你哥他们做的事，”育英说，“以后你长大了，就懂了。”
育蓉点点头。
“哥，”他过了一会儿说，“你懂吗？”
育英愣了一下。他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在夜风里沙沙响。
“有些懂，有些不懂。”他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你哥做的事，是对的。”
育蓉没有再问。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家走。育英和育桂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塘边的柳树后面，才转身回庙里去。
第五章 一封信
1925年，林育南在上海。
他的工作换了地方，从武汉到了上海，团中央的机关里，编《中国青年》。编辑部在一间弄堂房子里，楼上住人，楼下办公。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摞稿子，一壶茶。他每天看稿、改稿、写稿，有时候也出去开会。
编辑部里不只他一个人。李求实也在，负责排版和校对。两个人共用一张桌子，背对背坐着，各看各的稿子。有时候李求实念出一段，问：“这句行不行？”林育南头也不回：“删了。”李求实就删了。
那天下雨。上海的雨，细而密，打在窗子上像有人在轻轻敲。
林育南拆开一封信，看了看落款：林育蓉。
育蓉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信写得不长，字迹工整，说的是他在学校的情况，参加了共青团，当了支部书记，然后问了一件事。
“我想去考黄埔军校。”
林育南把信放在桌上。
李求实回过头。“谁的信？”
“家里的。一个弟弟。”
“说什么？”
“想去考黄埔。”
李求实想了想。“黄埔那边，现在确实需要人。”
林育南没说话。窗外的雨打在玻璃上，细密，像有人在轻轻敲。他拿起笔，蘸了墨，又放下了。
育蓉这孩子。他脑子里先浮出来的，是浚新小学的教室。育蓉坐在后排，不怎么说话。下课了别的孩子去塘边摸鱼，他留在教室里翻课本。后来在毛巾厂的阁楼上，育蓉伏在桌上复习功课，楼下是织布机的声响。再后来是共进中学，入了团，当了支部书记。
每一步，他都在。
现在这个孩子问他，能不能去考黄埔。
林育南拿起笔。他想写点什么，又觉得写什么都多余。广东那边正需要人，育蓉自己也拿定了主意。他只需要说一句：可以去。
他在信纸上写了：
“可以去。广东那边正需要人。你去考，我帮你联系。”
写完，他把信折好，封上。
李求实看了一眼。“你写了什么？”
“就一句话。”
“够吗？”
“够。”
窗外的雨还在下。
信寄出去了。此后的事，林育南没有再参与。育蓉去了广州，考上了黄埔四期，改了名字，叫林彪。他在军校入了党，后来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打仗，一路打上去。
林育南在上海继续他的工作。工运，地下，组织，一次又一次的转移，一次又一次的改名。两个人再没有见过面。
那封信，林育南留着没有，没有人知道。
但李求实知道那封信。他后来跟人说起过。他说，那天育南写了那封信之后，坐在桌子前面很久，没说话。他问育南怎么了，育南说：“没什么。就是想起了一个孩子。”
（第一卷完）
卷二 分岔
第一章 安源
1923年6月，林育英到了安源。
他是从武汉坐火车来的。车到萍乡的时候是下午，站台上挤满了人，挑担子的、背篓子的、拖着孩子的，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听不出个数。育英拎着一个旧藤箱下了车，站在站台上看了一会儿。远处有山，山不高，但连绵着，山上有人开采过的痕迹。空气里有一股味道，不是煤的味道，是煤烧过之后的味道，混着硫磺和焦炭的气味。
安源煤矿在萍乡的东南边，紧挨着铁路。育英顺着铁路走了一段，就看见了矿井架。铁架子高高地立着，天轮在架顶上缓缓转动，钢丝绳从井口垂下去，看不见底。井口旁边是一排低矮的工棚，茅草顶，土坯墙，墙根下坐着几个矿工，赤着膊，浑身黑。他们看见育英，没动，只是看着。
育英走到井口旁边，放下藤箱。一个年纪大些的矿工抬起头。
“找哪个？”
“找李立三。”
老矿工看了他一眼。“李立三在俱乐部。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过了材料房往右拐。”
育英道了谢，拎着箱子走了。老矿工又喊了一声：“先生，你穿这身不行。下井要换衣裳。”育英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裳，灰布长衫，在武汉穿的。他笑了笑，没说话。
李立三在工人俱乐部里。那是一间大屋子，原来是矿上的老祠堂，改成了俱乐部。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几个字。育英进去的时候，李立三正在和几个人说话，看见他，站起来。
“育英同志。”
“立三。”
李立三给周围的人介绍：“林育英同志，从武汉来的。以后在合作社工作。”他看了看育英的衣裳，“你先住下来，明天再说。”
第二天，育英换了一身短褂，下了井。
矿井的巷道比他想象的要窄。有些地方要弯腰，有些地方要爬。头顶的岩层渗水，一滴一滴落在脖子上，凉的。空气里是煤灰和汗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闷，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他跟着一个老矿工走，老矿工的名字叫周怀德，是安源本地人，在矿上干了十几年。
“你是读书人吧？”周怀德在巷道里问他。
“读过几年。”
“那你来这地方做什么？这里不是读书人来的地方。”
育英想了想。“读书人来的地方，就是读书人该来的地方。”
周怀德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下工的时候，周怀德走到他旁边，递给他一个烤红薯。“拿着。井下凉。”
育英接过红薯。红薯还热着，烫手。他掰了一半，还给周怀德。
周怀德愣了一下，接过去了。
育英在井下干了一个月。他跟着矿工一起上工，一起收工，一起在工棚里吃霉米。吃的是一样的，喝的是一样的。他不多说话，但谁问他什么，他都答。问他是哪里人，他说黄冈。问他来做什么，他说来做事。
矿工们慢慢习惯了这个人。有人开始跟他说话，说工钱，说工头，说井下的危险。育英听着，记在心里。
一个月之后，李立三找他。
“合作社那边缺人。”李立三说，“你去管营业部。”
合作社的全称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1922年7月办起来的。一开始只有三十几个社员，股本一百元，连门面都租不起，附设在工人补习学校里。到1922年11月，社员涨到一万三千人，股金一万八千元。1923年2月，合作社在安源老街租下了“刘协记”杂货店，正式开了门。
育英到合作社的时候，毛泽民也在那里。毛泽民是从长沙来的，比育英小一岁，负责合作社的账目。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柜台后面。毛泽民在算账，头也没抬。
“新来的？”
“嗯。”
“叫什么？”
“林育英。化名张浩。”
毛泽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张浩。湖北人？”
“黄冈。”
“黄冈出布。”毛泽民说，“你在布厂干过？”
“干过。”
“那正好。”毛泽民把账本推过来，“你看看这个。”
账本上记着合作社的流水。兑换银元、卖米、卖盐、卖菜油、卖煤油、卖布匹。育英翻了几页，发现一个问题。
“兑换银元这一项，怎么亏了？”
毛泽民叹了口气。“工人拿铜元来换银元，我们按市价换。但市价一天一变，我们跟不上。有时候换出去的多，换回来的少，就亏了。”
“那就每天开门前先问市价。”育英说，“问清楚了再定今天的换率。”
毛泽民看着他，想了一会儿。“行。你来管兑换股。”
育英在合作社的柜台后面坐了半年。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派人去街上问银元市价。问回来了，他就在小黑板上写下当天的兑换率，挂在柜台前面。工人来了，看一眼黑板，就知道今天能换多少。
有一个老矿工，姓刘，是周怀德的叔伯兄弟，隔几天就来换一次银元。他每次都换一块，不多换。育英认得他，因为他的铜元总是数得特别慢，一张一张地数，数完了还要再数一遍。
有一天，刘老矿工又来了。他站在柜台前面，数铜元，数了两遍。育英等着。
“换一块。”刘老矿工说。
育英接过铜元，数了一遍，放进抽屉，拿出一块银元递过去。刘老矿工接了银元，没走。他看着柜台后面的货架，货架上摆着盐、布、煤油。
“那块布，多少钱？”他指着货架上的一匹蓝布。
“四角一尺。”
刘老矿工没说话。他把银元揣进怀里，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林先生。”
“嗯。”
“我婆娘要生了。想给她扯件新衣裳。”
育英看着他。刘老矿工的脸上全是褶子，煤灰嵌在褶子里，像一道道黑线。
“你攒了多少了？”
“攒了六块了。还差两块。”
育英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找到刘老矿工的名字。
“你的股，是十四股。年底分红，能分到一块多。”
刘老矿工看着本子，看了一会儿。“分红……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
刘老矿工点点头。他转身走了，这一次没再回头。
育英把本子合上，放回柜台底下。毛泽民从后面走出来。
“你给他看本子做什么？”
“让他知道，他的钱在那儿。”育英说，“不是白交的。”
毛泽民没说话。他走到柜台前面，看了看小黑板上的兑换率，拿起粉笔，把今天的数字又描了一遍。
那天晚上，育英在夜校里教课。教室里坐着二十几个矿工，年纪大的四十多，年纪小的十几岁。他们刚下工，脸还没洗干净。育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人。
“这个字，念‘人’。”他说。
底下有人跟着念。
“人，是什么？”育英问。
没人说话。教室里静了一会儿。
“人，就是人。”育英说，“不是牛，不是马，不是机器。人要有人的活法。”
他停了一下，看着底下那些黑脸。
“你们一天干几个钟头？”
“十二个。”有人说。
“有时候十四个。”另一个人说。
“工钱呢？”
“够吃饭。”
“够不够养家？”
底下没人说话。育英也没有再问。他把“人”字擦掉，又写了一个字：权。
“这个字，念‘权’。权力的权。”他说，“工人要有工人的权。这个权，不是谁给的，是争来的。”
底下有人抬起头。一个年轻人问：“怎么争？”
“先识字。”育英说，“识了字，就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知道了，才能争。”
年轻人点了点头，低下头在本子上写字。他的本子是用旧报纸裁的，铅笔头短得捏不住。
下了课，育英走出夜校。周怀德在门口等着他。
“林先生。”
“嗯。”
“你今天在合作社，给老刘看本子的事，我听说了。”
育英没说话。
“他婆娘要生了，你知道吗？”
“知道。”
“他那六块钱，是攒了两年的。”
育英站在夜校门口，看着矿井架子的轮廓在天上黑乎乎地立着。他点了一根烟。
“周大哥。”
“嗯。”
“合作社的股，是工人的钱。工人的钱，得让工人知道在哪儿。他知道了，才信。信了，才肯跟着走。”
周怀德看着他，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行。”周怀德说，“我信你。”
两个人站在夜校门口，抽完了烟，各自回去。
第二章 二七
1923年2月，京汉铁路。
育南从武汉到了郑州。他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主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筹备，他参与了大半。成立大会定在2月1日，在郑州普乐园戏院。各地来的代表都到了，有的坐火车，有的走旱路，有的走了好几天。
育南是和恽代英一起从武汉上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代表，有记者，有看热闹的。恽代英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田野。
“你说吴佩孚会不会动手？”恽代英问。
“会。”育南说。
“那我们还去？”
“去。”育南说，“不去，就是认了。认了，以后什么也办不成。”
恽代英没再说话。火车过了信阳，过了驻马店，过了许昌。窗外的田野从绿变黄，从黄变灰。到郑州的时候，天阴着。
李书渠已经在站台上等着了。他是先头部队，提前两天到的，负责安排代表的住宿和会场的布置。他看见育南和恽代英下了车，迎上来。
“住的地方安排好了。代表来了二百多人，分散在几个旅馆里。会场那边，我昨天去看过了，普乐园戏院能坐七八百人，够用。”
“军警呢？”育南问。
“街上多了。今天早上我看见一队兵从车站走过去，枪都上了刺刀。”
育南点点头。三个人出了车站，沿着大同路往城里走。郑州的街面和武汉不一样，路宽，人少，风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代表都到了吗？”育南问。
“到了大半。长辛店的、江岸的、石家庄的、保定的，都到了。还有几个从广东来的，昨天夜里才到。”
“吃饭怎么解决的？”
“包了几个馆子。钱不够，先欠着。”
育南没再问。他走了一段，停下来，看着街对面的一个杂货铺。铺子门口坐着一个人，穿着灰布棉袄，低着头，像是在打盹。
“那是谁？”育南问。
李书渠看了一眼。“不认识。可能是军警的暗探。”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昨天就有了。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育南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不用管他。我们做我们的事。”
当天晚上，育南在旅馆里召集了一个小会。恽代英、李书渠、还有几个各站的代表，挤在一间屋子里。油灯搁在桌上，火苗晃晃悠悠。
“明天的会，吴佩孚不会让我们开。”育南说。
“那怎么办？”一个代表问。
“开还是要开。但要做最坏的打算。”育南看了看每个人，“万一出了事，各站的代表要能带自己的人回去，继续干。不能因为郑州这边出了事，全线就散了。”
“你的意思是，做了准备？”
“做了。”育南说，“各站的联系方式，都留了备份。郑州这边万一断了，可以直接跟武汉联系。”
恽代英说：“明天的会，谁先进去？”
“我。”育南说，“我先带几个人进去，看看情况。你们在外面等着，看我的信号。”
“什么信号？”
“我进去之后，如果能在台上站住，就说明还能开。如果我被拦住了，你们就别进来了，直接带人撤。”
屋子里静了一会儿。李书渠说：“我去。你留在外面。”
“你是负责人。”李书渠说，“万一出事，你在外面还能指挥。我在里面，出了事，你还能把我捞出来。”
育南看了他一会儿。“行。你先进去。”
2月1日一早，育南到了普乐园。戏院门口已经站了军警，枪上了刺刀，拦着不让进。代表们围在门口，有人喊，有人推，有人跟军警讲理。育南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些刺刀。
李书渠从人群里挤过来。“进不去。他们把门堵了。”
“等。”育南说。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他们先动。”
军警先动了。他们开始推人，推搡变成了殴打。代表们被逼到墙角，有人被打倒，有人被拖走。育南看见一个年轻代表被两个军警架着，往一辆卡车那边拖。那个代表在喊什么，声音被淹在混乱里，听不清。
“林先生，怎么办？”李书渠问。
育南看着那辆卡车，看着被拖走的代表，看着那些明晃晃的刺刀。然后他说：“冲进去。”
李书渠带着十几个人冲进去了。育南和恽代英在外面接应，把人一批一批往里送。军警拦了一部分，没拦住全部。会还是开了。育南在台下坐着，听台上的人讲话。话没讲完，军警就冲进来了。代表们被赶出去，有的被打，有的被抓。
李书渠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的脸上有血，不是他的，是别人蹭上去的。他看见育南，笑了一下。
“开成了。”
“开成了。”育南说。
当天晚上，总工会决定：2月4日，全线罢工。
育南和恽代英连夜坐火车回武汉。车厢里没有灯，黑漆漆的。恽代英在黑暗中说了一句：“死了人。”
“嗯。”
“值吗？”
育南没有马上回答。火车在铁轨上晃着，窗外的夜色一片一片地过去。
“现在问值不值，太早了。”育南说，“等以后的人来问吧。”
李书渠坐在对面，没说话。他的脸在黑暗中看不清，但育南知道他在听。
2月4日中午，江岸车站的汽笛响了。一列列火车停在铁轨上，司机下了车，工人放下了工具。京汉铁路全线瘫痪。
育南在江岸。他和恽代英、李书渠分头行动，一个人守一个点。育南守在工会的屋子里，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来。郑州那边罢工了，石家庄那边罢工了，长辛店那边也罢工了。全线两千多里，火车全部停运。
“成了。”李书渠从外面跑进来，脸上是笑的。
“别高兴太早。”育南说，“吴佩孚不会就这么算了。”
2月7日，军警动手了。
育南在江岸。他听见枪声的时候，正在工会的屋子里。他跑出去，看见工人纠察队的人往车站方向跑。他跟上去，被李书渠拦住了。
“林先生，你不能去！你是负责人，抓了你，工会就散了！”
育南站住了。他站在街角，看着车站方向，枪声一阵一阵的。有人跑回来，说林祥谦被抓了，说施洋被抓了。
“李书渠呢？”
“还在车站。”
育南往前走了一步。恽代英从后面拉住了他。
“育南。”
育南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去了，也救不了他们。”恽代英说，“但你活着，还能接着干。”
育南站在那里，没有动。枪声还在响。他听见有人在喊，声音从车站方向传过来，被风吹散了，听不清喊的是什么。
过了很久，枪声停了。
那天夜里，育南没有睡。他坐在工会的屋子里，等消息。恽代英在旁边，李书渠也在。消息一个一个来，一个比一个坏。林祥谦在车站被砍了头，施洋在武昌被枪杀。三十几个人死了，两百多人受伤。
育南坐着，手里攥着一支笔。他想写点什么，但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李书渠说：“你写吧。不写，以后没人记得。”
育南看了他一眼。然后他开始写。写日期，写地点，写人名，写经过。写完了，他把纸折好，放进怀里。
第二天，他去了江岸。铁轨上还有血迹，已经干了，黑褐色的。工人们低着头，没人说话。育南站在铁轨旁边，站了很久。
周怀德从安源来了。他是代表安源工人来支援的，但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他站在育南旁边，看着铁轨。
“林先生，死了这么多人，值吗？”
育南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铁轨伸向远处，消失在天边。
“值不值，不是我们说了算。”他说，“是以后的人说了算。”
“以后的人，还记得我们吗？”
“记得。”育南说，“就算不记得名字，也记得有人在这儿流过血。”
周怀德没有再问。他弯下腰，在铁轨旁边捡了一块石头，揣进怀里。
育南后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里没有写他自己的感受，只写了日期、地点、人名、经过。写完之后，他把报告交上去，自己一个人去了江边。
江面上有雾。他站在堤上，看着雾里的船，一动不动。
恽代英找到他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回去吧。”
“再站一会儿。”
恽代英站在他旁边，也没走。两个人站在堤上，看着江面上的雾。雾很厚，看不见对岸。
“育南。”
“嗯。”
“你说，以后的人，真的会记得吗？”
育南想了一会儿。“不记得也没关系。我们做的事，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记得。”
“那是为了什么？”
育南看着江面。“为了让以后的人，不用再站在这里看雾。”
恽代英没再说话。两个人站在堤上，站了很久，直到雾散了，江面清亮起来。然后他们转身，走了。
第三章 上海
1924年，育南到了上海。
他是从武汉调过来的，团中央的机关里缺人，要办一份刊物，叫《中国青年》。他在武汉的时候编过《真报》，有经验。团中央的人找他谈话，说：“你来上海，编《中国青年》。”他想了想，说：“行。”
到上海那天是下午。他从十六铺码头下了船，拎着一个旧藤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两摞稿子。码头上人挤人，有接客的，有拉黄包车的，有卖茶叶蛋的。他穿过人群，走了几条街，找到了团中央的机关。
机关在一栋石库门房子里，楼上住人，楼下办公。他推门进去，一个人正趴在桌上写东西，头也不抬地问：“找谁？”
“林育南。来报到的。”
那人抬起头。瘦，戴眼镜，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睡醒。“你就是林育南？我是李求实。团中央的人说你要来。”
“你在这儿多久了？”
“比你早来半个月。”李求实把桌上的稿子推开，腾出一块地方，“坐。你的位置在这儿。”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稿子和信件，还有一盏煤油灯。
育南把藤箱放在地上，坐在那把椅子上。桌面的木头很旧，边角磨圆了，上面有墨迹和茶渍。他摸了摸桌面，没说话。
“你住哪儿？”李求实问。
“还没找。先住这儿行不行？”
“楼上有一间空的。以前是放东西的，收拾一下能住。”
“行。”
那天晚上，育南把楼上的杂物间收拾出来，铺了一张草席，把藤箱搁在墙角。屋子小，站直了会碰到房梁，窗户对着弄堂，能听见隔壁的留声机和楼下的麻将声。他坐在草席上，靠着墙，拿出稿子看了一会儿。灯是楼下的，楼上没有灯。他凑着窗户透进来的路灯光，看了几页，困了，倒下就睡。
第二天一早，他开始编稿。
《中国青年》是一份面向学生和青年工人的刊物。稿件来源很多，有团中央的指示，有各地组织的投稿，有读者来信。育南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稿、改稿、回信。李求实负责排版和校对。两个人共用一张桌子，背对背坐着，各看各的稿子。
李求实是湖南人，说话快，性子急。他看稿的时候会念出声，念到不满意的句子就拍桌子：“这句写的什么？不通！”然后拿笔划掉。育南改稿比他慢，一句一句地看，看完之后不急着改，先想一会儿。有时候李求实念出一段，问：“这句行不行？”育南头也不回：“删了。”李求实就删了。
有时候李求实不服气。他把稿子拿过来，指着其中一句：“这句为什么删？写得好好的。”
“太长了。”育南说。
“长才有力量。”
“力量不在长短。”
李求实瞪了他一眼，但还是删了。删完了，把稿子往桌上一拍。“你这个人，话少，理多。”
育南没理他，继续看稿。
编辑部里不只他们两个。经常有人来，送稿子的、汇报工作的、路过来坐坐的。最常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叫张伯简，在团中央做组织工作。他每次来都带一摞文件，往桌上一放，说：“育南，帮我看看这个。”育南就放下手里的稿子，帮他看。看完了，张伯简说：“谢了。”拿了文件就走。
还有一个通信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姓陈，大家都叫他“小陈”。小陈每天来两趟，上午送信，下午取稿。他跑得很快，上楼的时候咚咚咚的，李求实老说他：“你轻点，楼下要投诉了。”小陈就笑，说：“下次轻点。”但下次还是咚咚咚的。
育南喜欢小陈。小陈不识字，但记性好。育南让他送信，说一遍地址，他就能记住。有时候育南写好了回信，让小陈送去，小陈接过来，看一眼信封，揣进怀里，转身就跑。育南在后面喊：“路上小心！”小陈已经没影了。
上海的日子和武汉不一样。武汉有江，有码头，有工人区的烟火气。上海更挤，更吵，更复杂。弄堂里什么都有，卖馄饨的，修鞋的，拉黄包车的，也有穿西装坐汽车的。育南在弄堂里住久了，习惯了那些声音：隔壁的留声机，楼下的麻将，弄堂口卖桂花糖粥的吆喝。
他编《中国青年》，读者大多是学生和青年工人。来信很多，有的问问题，有的诉苦，有的说想参加革命。育南每封都看，重要的回信他自己写。有时候一天回十几封，写到深夜，手指头上全是墨。
有一封信，是从湖南来的。写信的人说自己是个学徒，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想读书没时间，问怎么办。
育南回了信。他说：“时间不是等来的，是挤出来的。每天挤一个小时，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个小时。三百六十五个小时，够读好几本书了。”
李求实看了这封回信，说：“你这话说得轻巧。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哪里挤得出一个小时？”
“挤不出，也得挤。”育南说，“挤不出的人，就永远挤不出。”
李求实没再说话。
还有一封信，是从湖北来的。写信的人问：“我看了《中国青年》，上面说革命。革命到底是什么？”
育南把这封信看了两遍。他拿起笔，又放下。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写：“革命就是让不该活的人活不下去，让该活的人活下去。前一句，是对那些吃人的人说的。后一句，是对那些被吃的人说的。”
李求实拿过去看了两遍。“这话说得狠。”
“不狠，没人听得进去。”
“你这个人，平时话不多，写出来的东西倒是刀刀见血。”
育南没说话。他低下头，继续写。
那年秋天，育英从安源来了上海。
他是来开会的。团中央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会，育英代表安源来。他到编辑部的时候，育南正在看稿。育英站在门口，没进来。
“育南。”
育南抬起头。他看了育英一眼，放下笔，站起来。“你来了。”
“来了。”
两个人站在那儿，隔着一张桌子。李求实抬起头，看了看他们。“你们认识？”
“我堂弟。”育南说。
“你堂弟？”李求实看了育英一眼，“长得不像。”
育英笑了。“他像他爹，我像我爹。”
三个人去了弄堂口的小饭馆。两菜一汤，米饭管够。育英瘦了，也黑了，但精神还好。他的手上有茧，比在布厂的时候还厚。
“安源那边怎么样？”育南问。
“还行。合作社稳住了。”
“你身体怎么样？”
“还行。”
育南看着他。育英的脸上有伤，是井下碰的，已经结了疤。
“你小心点。”育南说。
“你也是。”育英说。
吃完饭，两个人在弄堂里走了一段。李求实先回去了。走到路口，育英说：“我明天就走，回武汉。”
“好。”
育英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育南。”
“嗯？”
“你编的那个《中国青年》，我看了。写得好。”
育南没说话。他看着育英的背影消失在弄堂拐角，才转身往回走。
那天晚上，育南坐在桌前，写一篇文章。文章写到一半，他停下来，看着窗外的弄堂。弄堂里有人收摊，有人在洗碗，有小孩在追着跑。李求实从外面回来，看见他坐着。
“还不睡？”
“写完了就睡。”
李求实走过来，看了一眼稿子。“又是回信？”
“嗯。”
“谁的信？”
“一个读者。问革命是什么。”
李求实拿起稿子看了看。育南写的是：“革命就是让不该活的人活不下去，让该活的人活下去。前一句，是对那些吃人的人说的。后一句，是对那些被吃的人说的。”
李求实看了两遍。“这话说得狠。”
“不狠，没人听得进去。”
李求实把稿子放下。“你这个人，平时话不多，写出来的东西倒是刀刀见血。”
育南没说话。他低下头，继续写。
楼下的麻将声停了，弄堂里安静下来。远处有黄包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又远了。育南写完了文章，把稿子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弄堂里已经没有灯了，只有一盏路灯亮着，照在石板路上，把路分成明暗两半。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去睡了。
第四章 五卅
1925年5月30日，上海。
育南在南京路上。他是来组织游行的。前一天，上海学生为了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上街演讲，被租界巡捕抓了十几个人。第二天，更多的学生和工人上街，要求释放被捕的人。
那天早上，育南从弄堂里出来，天阴着，但没有下雨。他穿了一件灰布长衫，口袋里揣着一卷传单。李求实跟在他旁边，手里也揣着传单。两个人走了一段，在街角看见了张伯简。张伯简已经在那儿了，身后跟着十几个工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穿着短褂，脚上是布鞋。
“人都齐了？”育南问。
“齐了。分了三路，一路走南京路，一路走西藏路，一路走外滩。我们在南京路。”
“口号呢？”
“释放被捕学生。反对枪杀工人。反对帝国主义。”
“就这些。”
张伯简点了点头。三个人又走了一段，在南京路和浙江路的交叉口停下来。街上已经有人了。学生三五成群，工人零零散散，有人在发传单，有人在喊口号。育南站在人群里，看着。街上人越来越多，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他看见一个年轻学生站在凳子上演讲。学生剃着平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学生装，声音很大，脸涨得通红。他喊一句，底下人跟一句。喊的是什么，育南没听清，但意思明白：放人。
然后枪响了。
育南听见枪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往前看。他看见人群散开，有人倒下，有人跑。他往前走，走了几步，被人流推回来。李求实拉了他一把。
“走！”
“等一下——”
“走！”李求实拽着他，从人群里挤出来。张伯简也被人流冲散了，但没跑远，在街角等着他们。三个人跑进一条弄堂，停下来，喘气。李求实的脸上有血，不是他的，是旁边的人蹭上去的。
“死了人。”李求实说。
育南靠在墙上，没说话。他的手在抖。他不是怕，是气。
张伯简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喘了很久。“死了几个？”
“不知道。”李求实说。
“我去看看。”张伯简站起来。
“别去。”育南说，“现在去，也是送死。”
三个人在弄堂里站了很久，直到街上的声音渐渐小了。然后他们分开，各自回去。
那天晚上，育南回到编辑部。他坐在桌子前面，手还在抖。他拿起笔，开始写。写了一夜。李求实在旁边陪着他，没说话，有时候递一杯水。张伯简也来了，坐在角落里，不说话，只是坐着。
第二天，《中国青年》出了号外。育南写的文章印在头版。文章里有一句话，他改了又改，最后定下来：
“血不是白流的。今天流的血，会浇出明天的花。”
那一年，育南二十七岁。
文章发出去之后，有读者写信来，问：“明天的花是什么花？”
育南回了信。他说：“是自由的花。是人的花。”
李求实看了回信，说：“你又写这种话。以后的人看得懂吗？”
“看不懂也没关系。”育南说，“记着就行。”
张伯简在旁边说了一句：“育南，你这话说得像诗。”
“诗不好吗？”
“好。但诗不能当饭吃。”
“诗不能当饭吃，但能让人知道为什么要吃饭。”育南说。
张伯简没再说话。他站起来，拿了稿子，去排版了。
五卅之后，上海的气氛变了。街上多了巡捕，弄堂里多了暗探。育南的住处换了几次，名字也换了几次。他不再穿那件灰布长衫，改穿短褂，像个做工的。他白天不出门，晚上才出去。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有时候三天换一个地方。
李求实有一次问他：“你怕不怕？”
育南想了一会儿。“怕。但怕也得干。”
“为什么？”
“因为有人得干。”育南说，“我不干，你不干，他也不干，那就没人干了。”
李求实没再问。
过了几天，小陈来送信。他跑上楼，咚咚咚的，李求实正要开口说他，小陈先说话了：“林先生，街上在抓人。我来的路上看见几个便衣，在查行人。你这两天别出去了。”
育南看着他。“你怎么知道的？”
“我认得他们的脸。有两个，上次在南京路见过。”
育南点了点头。他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稿纸，递给小陈。“这个，送到张伯简那里。你走小路，别走大路。”
小陈接过稿纸，揣进怀里。“知道了。”转身就跑。跑到门口，又回过头。“林先生，你小心点。”
“知道了。你也是。”
小陈走了。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咚地响，越来越远。
那天晚上，育南坐在窗前，看着弄堂里的路灯。路灯照着石板路，把路分成明暗两半。他看了一会儿，想起武汉，想起江边，想起二七那天铁轨上的血迹。他又想起林家大湾，想起浚新小学的教室，想起育蓉坐在后排翻课本的样子。
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今天做的事，以后的人会知道吗？”
他看了两遍，划掉了。
换一张纸，写：“今天做的事，是为了以后的人不用再问这个问题。”
他看了看，没有划掉。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
第二天一早，张伯简来了。他带来一个消息：顾正红的追悼会，定在后天。全市各工会都要派人参加。育南说：“我去。”
张伯简说：“你不能去。你是头号目标。”
“那你去。”
“我也不能去。我长得太显眼。”
两个人看了一会儿。育南说：“让小陈去。他不显眼。”
张伯简想了想。“行。但得有人在外面接应。”
“我来接应。”
追悼会那天，小陈穿了一件旧棉袄，混在人群里，进去了。育南在街对面的一个茶馆里坐着，靠窗，能看见追悼会的门口。李求实在另一条街上等着。
追悼会开了一个小时。小陈出来的时候，育南看见他，站起来，付了茶钱，往外走。小陈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弄堂。
“怎么样？”育南问。
“开完了。人很多。顾正红的家属来了，哭得很厉害。有人上去讲话，说要报仇。”
“谁讲的？”
小陈说了个名字。育南点了点头。
“没人认出你？”
“没有。我站在最后面，没说话。”
“好。”育南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休息。”
小陈走了。育南站在弄堂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弄堂里有人在晾衣服，水滴从竹竿上滴下来，落在石板路上，一滴一滴的。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悼顾正红》。文章不长，只有几百字。写完之后，他看了两遍，改了几个字，然后交给李求实。
李求实看了，说：“你最近写的东西，越来越短了。”
“短才好。”育南说，“长了，没人看。”
“但短了，说不透。”
“说不透，就记着。记着，就够了。”
李求实把稿子放下。“育南，你说我们做的事，以后的人真的会记得吗？”
育南看着窗外。弄堂里的路灯还亮着，照着石板路。
“不记得也没关系。”他说，“我们做的事，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记得。”
“那是为了什么？”
育南想了一会儿。“为了让以后的人，不用再站在这里看雾。”
李求实没再说话。他拿起稿子，去排版了。
育南坐在桌前，看着窗外。天快亮了，弄堂里有人在扫地，扫帚划过石板路，沙沙的。远处有黄包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又远了。他把桌上的稿纸收好，站起来，走到窗前。天边露出一点灰白，路灯还亮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去睡了。
第五章 广州
1925年底，林彪到了广州。
他是从武昌出发的，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换船到广州。走了将近十天。船到黄埔港的时候，他站在甲板上，看着岸上的码头和远处的山。广州的天气比武汉热，十一月的天，还穿着单衣。
他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入学的时候，他把名字改了。林育蓉改成了林彪。彪，是小老虎的意思。他觉得自己需要一点虎气。
入伍生期三个月，训练很苦。早上五点起床，跑步，操练，上课。课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战术、政治。教官有的是苏联人，有的是保定军校出来的，有的是黄埔前几期的学长。
林彪话不多，但学东西快。射击成绩好，战术课的成绩也好。有一次射击课，教官让每个人打五发子弹。林彪五发全中靶心。教官看了靶子，又看了看他。
“你以前打过枪？”
“没有。”
“那你怎么打得这么准？”
林彪想了想。“瞄准的时候，手不要抖。”
教官笑了。“废话。谁不知道手不要抖？”
“但很多人做不到。”林彪说。
教官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第四期分了步、炮、工、辎几个科。林彪被分在步兵科。同期的同学里，后来出了不少人。有一个叫刘志丹的，陕北人，比林彪大几岁，话也不多，两个人有时候在一起下棋。还有一个叫曾中生，湖南人，爱说话，跟谁都能聊。
有一次，曾中生跟林彪聊天。“你是湖北人？”
“黄冈。”
“黄冈出读书人。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种田，也织布。”
“那你读了不少书吧？”
林彪想了想。“读过几年。后来没读了。”
“为什么？”
“家里供不起了。”
曾中生没再问。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这个人，话太少。”
“话少不好吗？”
“好。但有时候太少了，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林彪没说话。他拿起棋子，走了一步。曾中生看了一眼棋盘，笑了。“你这一步，藏得深。”
“藏得深，才赢。”
除了上课和训练，林彪常去的地方是操场和图书馆。操场打枪，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的书不多，有《步兵操典》《战术学》《孙子兵法》，也有《新青年》和《中国青年》。他有时候会翻翻《中国青年》，看看有没有育南写的文章。
有一次，他翻到一篇育南写的文章，题目叫《青年的出路》。文章不长，写的是青年应该往哪里走。林彪看了两遍，把那一页折了个角。他没有把杂志借走，而是坐在图书馆里，把那篇文章抄了一遍。抄完了，把纸折好，放进口袋。
他给育南写了几封信。写黄埔的训练，写广州的天气，写自己学到的东西。育南回得不多，回信都很短，大意是：好好学，注意身体。
林彪没有再写。他知道育南忙。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逮捕了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军校里气氛紧张。有一天晚上，林彪在教室里看书，曾中生走进来，坐在他旁边。
“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你怎么看？”
林彪没说话。他翻了一页书，看了一会儿，才开口：“枪在谁手里，谁说了算。”
曾中生看了他一眼。“你这话说得……太直了。”
“直不好吗？”
“好。但有时候不能直说。”
林彪没再说话。他合上书，站起来，走了。
走到门口，曾中生叫住他：“林彪。”
“嗯？”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林彪站在门口，背对着他。“往前走。”
“往哪走？”
“走到哪儿算哪儿。”
曾中生没再问。林彪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阵，远了。
那天晚上，林彪没有回宿舍。他一个人去了操场。操场上没有人，月光照着跑道和单杠。他走到射击位，趴下，端起枪，对着靶子。靶子在黑暗中看不清，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他没有开枪，只是趴着，看着那个轮廓。
趴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回去了。
1926年7月，北伐开始。林彪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他跟着部队从广东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他都参加了。
汀泗桥那一仗打得很苦。敌人守桥，火力猛，冲了几次没冲过去。林彪带着一个班绕到侧翼，从水里摸过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连队冲上桥的时候，他浑身是水，枪还在手里。连长看了他一眼，说：“你小子，不怕死。”
“怕。”林彪说，“但怕也得冲。”
伤好了之后，他升了连长。
1927年，国共分裂。林彪跟着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跟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林彪。”
“哪个林，哪个彪？”
“林家的林，虎彪的彪。”
毛泽东笑了笑。“这个名字好。彪，是小老虎。革命就需要小老虎。”
林彪没说话。他站在那儿，腰挺得笔直。
那天晚上，他坐在营地的石头上，看着山下的灯火。他想起育南。想起那封信。他摸了摸口袋，口袋里有一张折好的纸，是那封信的抄件。他抄了一份，带在身上。
他想起在黄埔的时候，有一次去广州城里，路过一家书店。书店的橱窗里摆着几本《中国青年》，封面上有育南的名字。他站在橱窗前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买。他口袋里有钱，但没买。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买——育南写的东西，他都记得。
后来他上了井冈山，再也没有见过《中国青年》。但他一直带着那张抄件。纸已经发黄了，折痕处磨得快要断了。他有时候拿出来看，看完了，折好，放回口袋。
他没有再写过信。但他一直带着那张纸。
第六章 龙华
1931年1月，上海。
育南被捕了。
那天他住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是一间弄堂房子，楼上住人，楼下是杂货铺。他住在楼上，对外说是杂货铺的账房先生。半夜，有人敲门。他起来开门，门外站着几个穿便衣的人。他来不及反应，就被按住了。
他被押到龙华。龙华的看守所，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他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门是铁的，窗是铁的，空气里是铁锈和霉味。
审他的人来了。先是国民党的人，问他共产党的组织、联络点、领导人。他不说。然后是陈立夫派来的人，许诺高官厚禄，说只要他肯合作，可以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他说：“我一个也不认得。”
审了几天，什么也没审出来。他被关回牢房。
牢房里还有别人。李求实也在。他们是在同一天被捕的。李求实看见他，点了点头，没说话。育南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过了一会儿，李求实说：“你写的那篇东西，我还留着。”
“哪篇？”
“五卅那篇。‘血不是白流的’那篇。”
育南没说话。他看着牢房的天花板，上面有水渍，一片一片的。
“你说，明天的花开了没有？”李求实问。
育南想了一会儿。“不知道。但总有人在浇水。”
牢房里还有一个人，是个年轻学生。他是上海某大学的学生，因为参加游行被抓进来的。他坐在角落里，不说话，饭也不吃。育南观察了他两天。第三天，他走过去，坐在年轻人旁边。
“你叫什么？”
年轻人说了个名字。
“多大了？”
“十九。”
“怕不怕？”
年轻人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
育南没有再问。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递给年轻人。“擦擦脸。不管明天怎么样，今天先把脸洗干净。”
年轻人接过手帕，看了他一会儿。
“你是林育南？”
“是。”
“我读过你写的文章。”
育南笑了笑。“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
年轻人也笑了。他把手帕还给育南，端起碗，开始吃饭。
那天晚上，年轻人问育南：“林先生，你说我们会怎么样？”
育南想了一会儿。“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你得活着出去。”
“出去了又怎么样？”
“出去了，就接着干。”育南说，“我们这些人，倒下了，后面还有人。你出去了，就是后面的人。”
年轻人看着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把碗里的饭扒完了。
过了几天，牢房里又关进来一个人。是个中年工人，姓王，在沪西的一家纱厂做工。他是因为参加罢工被抓的。王师傅进来的时候，脸上有伤，走路一瘸一拐的。育南把他扶到墙边坐下。
“伤得重不重？”
“不重。”王师傅说，“他们问我在哪儿开会，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打。”
“你真不知道？”
王师傅看了他一眼。“知道。但不能说。”
育南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
第二天，王师傅被提审。回来的时候，伤更重了。他靠着墙，喘了很久。育南坐在他旁边，没说话。
“林先生，”王师傅开口了，“你说，我们这样值不值？”
“你说呢？”
王师傅想了一会儿。“我觉得值。我在纱厂干了十年，天天看老板的脸色。现在虽然被打，但我知道我为什么被打。这个道理，以前我不懂。”
育南看着他。“你懂了什么？”
“懂了人不能白活。”王师傅说，“以前我觉得，活着就是活着。现在我觉得，活着得有个人样。”
育南没说话。他拍了拍王师傅的肩膀。
过了几天，王师傅又被提审。这一次，他没有回来。育南坐在牢房里，看着王师傅睡过的位置，没有说话。年轻学生问他：“王师傅呢？”
“走了。”
“去哪儿了？”
育南没有回答。年轻学生没有再问。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但他没有慌。他给党中央写了封信，是通过一个出狱的难友带出去的。信里说：“我的一切，交给党了。”
2月7日晚上，看守来开门。叫了他的名字，也叫了李求实的名字。他们被押出去，押到龙华的荒地上。
育南走在最后面。他走得很慢，但不是因为怕。他看了看天，天上有星星。他想起了林家大湾。想起浚新小学的教室，想起育英在布机旁边听信的样子，想起育蓉在毛巾厂的阁楼上复习功课。想起那封信。
李求实走在他前面。李求实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育南。”
“嗯。”
“我先走一步。”
“好。”
李求实转回头，继续往前走。
育南倒在了龙华的荒地上。三十三岁。
同一天倒下的，还有李求实、王师傅，和那个十九岁的年轻人。
第七章 八哥
消息传到江西苏区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后了。
林彪在红四军。他正在指挥部里看地图，一个通信员进来，递给他一封信。他拆开，看了几行，停住了。
信上说：林育南同志于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李求实等同志。
林彪把信放在桌上。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动。过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山。
山是绿的，天是蓝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来，继续看地图。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他坐在油灯下面，拿出纸和笔。他想写点什么，但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他想起那封信。想起“可以去。广东那边正需要人。你去考，我帮你联系。”
那是育南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他把纸折好，放回桌上。然后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摸出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本《中国青年》，封面上有育南的名字。他翻开，找到那篇《青年的出路》，看了很久。看完了，合上，放回布包，重新塞进抽屉。
第二天，他照常开会，照常看地图，照常下达命令。没有人看出他有什么不同。
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育南。但在他的指挥部里，一直放着那本《中国青年》。
1935年，林彪在长征路上。他已经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有一天，部队在贵州的一个小镇上休整。他在镇上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中国青年》，封面上有育南的名字。他买了下来，揣在怀里。
那本刊物，他一直带着。后来到了延安，到了东北，到了北京。
没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带着那本刊物。
有一次，在延安，一个警卫员帮他收拾东西，翻出了那本《中国青年》。警卫员不认识林育南，问：“首长，这本旧杂志还留着？”
林彪看了一眼。“留着。”
警卫员没有再问。他把杂志放回原处，继续收拾。
林彪坐在椅子上，看着那本杂志的封面。封面上有育南的名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延安的黄土山，山上有人在开荒。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来，继续看地图。
第八章 暗夜
育南牺牲的时候，育英在满洲。
他是在1930年被派到东北的。满洲省委的工作，比上海更危险。日本人的势力已经渗透进来了，到处都是特务和暗探。育英化名“张浩”，在沈阳、哈尔滨一带活动。
他的具体工作是搞工运，联络各厂的工人，组织罢工。他在沈阳的一家兵工厂里发展了几个工人党员，又在哈尔滨的铁路工人中建立了支部。他每天换一个住处，有时候住工棚，有时候住旅馆，有时候住在工人家里。
1931年，育南牺牲的消息传到了东北。育英正在一个秘密联络点里。他看了信，把信折好，放进怀里。然后继续开会。
开完会，他一个人出了门。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十几度，呼出的气立刻变成白雾。他走在街上，走了很久。他想起育南。想起五四那封信，想起利群书社，想起共存社，想起那盏亮到后半夜的油灯。
他没有哭。他只是走。走了几条街，然后转身回去。
1932年，育英在哈尔滨被捕。
那天他去一个联络点取文件。走到门口，发现门虚掩着，窗户上挂的暗号不对。他转身要走，背后已经有人围上来了。抓他的是日本宪兵。他被关在一间地下室里，受了很多刑。皮鞭、烙铁、老虎凳。他们问他共产党的组织在哪里，领导人是谁。他不说。敌人把他手脚捆绑起来，用棍子撬开他的嘴，往肚里灌水，直到灌不进为止。然后在肚子上踩杠，冷水和着血从鼻子、嘴里往外流。数九寒冬，敌人把他衣服扒光，用皮鞭抽打，再将血肉模糊的他丢到缸里。他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
审他的人换了几拨。有日本人，有伪满的警察，有翻译。翻译是个中国人，姓赵，有一次趁着日本人不注意，低声对他说：“你说了吧。说了，就不用受这个罪了。”
育英看了他一眼。“你也是中国人。”
翻译没说话。他低下头，翻着手里的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对日本军官说了几句什么。日本军官皱了皱眉，挥手让人把育英带回去。
育英被关了几个月。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出狱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背上有伤，肺也有伤。他走路的时候腰直不起来，咳嗽的时候痰里带血。
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继续做地下工作。从东北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延安。
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育南的事。但他一直在做一件事：为育南的平反奔走。
他知道育南是被冤枉的。育南反对王明的路线，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育南牺牲的时候，头上还戴着这顶帽子。
育英要替他摘掉。
1935年，育英从莫斯科回国。他化名“张浩”，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穿越蒙古，到了陕北。他带来了《八一宣言》，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张国焘发电报。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张国焘看了电报，沉默了很久。他最终服从了。
红四方面军北上，三军会师。长征结束。
育英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工作，继续奔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没有停下来。
有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个人坐着。他拿出一张纸，写了一行字：
“育南的事，要办。”
他把纸折好，放在抽屉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他把那张纸拿出来，看了一遍，又放回去。他知道这件事不容易。育南头上的帽子，是王明定的。王明还在，还在莫斯科。要摘这顶帽子，得等。
但他没有忘。
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直放着那张纸。
（第二卷完）
卷三 暗夜
第一章 戈壁
1935年9月，莫斯科。
林育英从共产国际的办公楼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莫斯科的秋天来得早，街上刮着风，把落叶吹到墙角。他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沿着街道往住处走。
他手里没有拿任何文件。共产国际的人跟他说得很清楚：不能带一字一纸。密电码要背，七大决议要背，《八一宣言》的内容要背。背完了，记在脑子里，然后上路。
他回到住处，关上门，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摊着一本密电码，很薄，十几页，全是数字和字母的组合。他翻开第一页，开始背。
他背了半个月。白天背，晚上背。吃饭的时候在背，走路的时候在背，睡觉之前躺在床上，眼睛闭着，脑子里还在过那些数字。密电码是最难背的，枯燥，没有规律，一串数字错了，整封电报就废了。他把密码分成几段，一段一段地记，记住了，再串起来。串起来了，再从头过一遍。
《八一宣言》他本来就会。他在莫斯科参与了起草和定稿，全文几千字，他读过很多遍。但那是“读过”，不是“背过”。他把宣言抄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天看几遍，看完了，合上本子，在心里默诵。默诵到一字不差，再把本子烧掉。
10月，他从莫斯科出发，坐火车到赤塔。赤塔是苏联远东的一个城市，靠近中蒙边境。共产国际的人给他安排了一个向导，姓巴，是蒙古族人，在苏联做过工，会说中国话。巴向导牵来两匹骆驼，一匹骑，一匹驮东西。
“走多久？”育英问。
“一个月。”巴向导说。
育英没有多问。他把棉袄裹紧，跟着骆驼走。
戈壁滩上没有路。有的地方是碎石，有的地方是沙，有的地方是干裂的土，踩上去嘎吱嘎吱响。风很大，从西边吹过来，带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白天走，晚上宿在背风的地方。巴向导生一堆火，用干牛粪烧水。水是从附近的水井里打的，有的井是咸的，喝了嗓子发干。
育英很少说话。他骑在骆驼上，低着头，脑子里过密电码。一段一段地过，过完了，再从第一段开始。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也不管。
走了半个月，巴向导问他：“你背什么？”
“电报。”
“什么电报？”
“很重要的电报。”
巴向导没有再问。他抽着烟，看着远处的地平线。
育英想起了育南。育南是1931年牺牲的，四年多了。他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的帽子。那顶帽子，是王明扣的。育南反对王明的路线，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这个结论，到现在也没有改。
育英在莫斯科见过王明。王明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说话很硬，没有人敢反驳。育英不敢。他只是一个从东北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有资格跟王明争。但他记住了。他记住这笔账。
戈壁滩上的风，刮了一个月。11月初，他到了定边。定边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有红军的秘密联络点。他找到联络点的人，说：“我叫张浩，找党中央。”
联络点的人看了他一眼。一个黑瘦的汉子，穿着一件破棉袄，脸上全是风沙吹出来的口子。不像个“代表”，倒像个逃荒的。
“你从哪儿来？”
“莫斯科。”
联络点的人脸色变了。他把育英领进屋子，倒了水，然后派人往瓦窑堡送信。
几天之后，育英到了瓦窑堡。瓦窑堡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他到的时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在。
毛泽东看见他，握着他的手，说：“张浩同志，你回来了。”
“回来了。”育英说。
“路上走了多久？”
“一个月。”
“辛苦了。”毛泽东说，“你带回来的东西，很重要。”
育英从脑子里把密电码默写出来，把《八一宣言》的内容背给张闻天听，把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一条一条地说出来。张闻天拿着笔，一条一条地记。
说完之后，毛泽东看着他。
“张国焘的事，你知道了吗？”
育英点了点头。他在路上就听说了。张国焘在四川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开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还下令通缉。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跟着他南下了。
“你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给他发电报。”毛泽东说，“让他取消‘第二中央’。”
育英说：“好。”
第二章 电报
那天晚上，育英坐在窑洞里。
窑洞里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盏油灯，灯芯烧得很短。他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什么也没写。他在想。
他想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权力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发电报。
共产国际派他回国，给他的任务是传达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恢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没有明确授权他“代表”共产国际去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他只是“联络员”，不是“代表”。
但毛泽东说得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已经发了很多次了。张国焘不回，或者回了，也是骂。他不认中央。他说中央是“假冒的”。他只认共产国际。
问题是：育英有没有资格代表共产国际？
他没有。但他知道，这是唯一能让张国焘回头的办法。张国焘不怕中央，怕共产国际。他当年在苏联待过，知道共产国际的权威。他敢跟毛泽东翻脸，不敢跟共产国际翻脸。
育英坐在油灯下面，想了很久。
他想起育南。育南在龙华的牢房里，也是这么坐着，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育南那时候在想什么？可能是想革命，可能是想家，可能是想以后的人会不会记得。育南没有等到那一天。但育南做的事，是对的。育南反对王明，反对的是“左”倾路线，反对的是把革命往死路上带。育南的帽子，是王明扣的。那顶帽子，到现在还没有摘。
育英又想起林彪。想起那个在浚新小学教室里坐在后排的孩子。想起那张抄在纸上的信。林彪不知道育南的事。消息传到苏区的时候，林彪在打仗。后来林彪去了苏联，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他。但林彪总有一天会知道。到了那一天，林彪会问：育南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头上还戴着帽子？
育英把油灯拨亮了一点。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张国焘同志：”
他停住了。他想，怎么写。不能太软，太软了张国焘不当回事。不能太硬，太硬了张国焘会翻脸。要让他知道，共产国际在看着他。
他继续写。
“我和王明同志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我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我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你和红四方面军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
他写完了，看了一遍。这封电报的措辞是平和的，没有指责，没有命令。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压力。张国焘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有新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通过他林育英——不，是通过“张浩”——来传达的。
他把电报交给机要员。机要员拿了电报，出去了。
电报发出去了。育英坐在窑洞里，没有睡。他等着回电。
回电来得很快。张国焘说：“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育英看了这封电报，没有松气。他知道张国焘的话不可信。“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张国焘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什么。如果张国焘觉得共产国际会支持他，他就会说“服从”。他需要让张国焘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他。
1936年1月16日，育英又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给张国焘的，也是给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的。
“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我可以帮你联系共产国际。但你要通过我。如果你绕过我，你自己联系，你联系不上。你只能通过我。
张国焘看了这封电报，沉默了。他本来想直接给共产国际发电报，问清楚林育英到底有没有授权。但这封电报堵住了这条路。他只能通过林育英。而林育英是中共中央的人。
1月20日，张国焘回电。他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也不肯取消“第二中央”。他污蔑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育英把电报看了两遍。他没有回。
他在等。等毛泽东、张闻天商量。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同时，中央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育英看了这个决定。他知道，中央已经把话说到了尽头。接下来，要看他了。
1月24日，育英以“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
这封电报，他写了很久。他反复改，每个字都斟酌。他知道，这封电报可能会决定红军的命运。如果张国焘听，红军就统一了。如果张国焘不听，红军就分裂了。分裂的红军，挡不住蒋介石。
他写的是：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这封电报的核心，是前三句话。“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意味着，张国焘说中央路线错了，是错的。“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这意味着，张国焘说中央是“逃跑”，是错的。“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是给张国焘的台阶。他可以成立西南局，直接向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他不是“中央”，但也不是完全被否定。他有一个位置。
电报发出去了。育英坐在窑洞里，等着。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搏。
张国焘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正在卓木碉的喇嘛庙里。他把电报看了三遍。
他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林育英到底有没有授权？他能不能直接给共产国际发电报问清楚？
但他不能。他试过。他之前给共产国际发过电报，问林育英的身份。没有回音。他不知道是林育英扣了电报，还是共产国际真的没有回。他只知道，林育英是唯一能“与国际通电”的人。如果他绕过林育英，他就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他心里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林育英说的是真的，那他就是错的。共产国际不支持他。中央的路线是对的。他另立中央，是分裂。
他坐在喇嘛庙里，看着窗外的雪山。雪山是白的，天是蓝的。他坐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回电。他在想。
朱德来了。朱德坐在他旁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朱德说：“国焘同志，林育英的电报，我看了。”
张国焘没说话。
“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要尊重。”朱德说。
张国焘看了他一眼。他想起朱德在卓木碉会议上的发言：“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他想起刘伯承的话：“不能搞分裂。”他想起徐向前、陈昌浩，想起红四方面军的那些干部。他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怎么想的，他知道。
他把电报折好，放在桌上。
“再说吧。”
2月14日，林育英和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给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央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暂时采取协商方式。
朱德看了这个方案。他把电报拿给刘伯承看。刘伯承看了，说：“这个方案可以。给国焘一个台阶，也给四方面军一个交代。”
朱德点了点头。他去找张国焘。
“国焘同志，我认为可以接受第一个方案。”朱德说。
张国焘没说话。
“四方面军的同志，大部分是好的。他们跟着你南下，是因为相信你。但你让他们往哪里走？南下失败，部队减员，再打下去，损失更大。林育英同志给的这个方案，不是投降，是协商。你可以成立西南局，直接向国际代表团汇报。你的意见可以提交国际解决。这不是否定你，是给四方面军一条出路。”
张国焘看着朱德。朱德的表情很平静，但话很硬。
“朱德同志，你这是要我低头。”
“不是低头。”朱德说，“是抬头。你抬头看看，四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南下的时候八万，现在四万。你还要带着他们往哪里走？往死路上走？”
张国焘沉默了很久。他把桌上的电报拿起来，又看了一遍。
朱德走了。张国焘一个人坐在喇嘛庙里。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知道朱德说得对。南下失败了，部队减员了一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们嘴上不说，但心里已经在动摇。徐向前、陈昌浩，他们跟着他，是因为相信他的判断。但他的判断错了。共产国际不支持他。中央的路线是对的。他如果继续坚持，就是带着四方面军往死路上走。
但他不甘心。他张国焘，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怎么能向毛泽东低头？
他坐在喇嘛庙里，想了很多天。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部队从8万人减至4万余人。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已经撑不住了。
1936年7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转战1000多里，突破敌军重围，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会师后，中共中央于7月5日下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原属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建制）正式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这个编制的意义，张国焘比谁都清楚。红二方面军是带着完整建制来的，它不是他的部队，它是贺龙的部队。他在红四方面军中说一不二，但他管不了贺龙。
甘孜会师后，张国焘想继续他的分裂活动。他找贺龙谈话，找任弼时谈话。但他碰了钉子。
贺龙对他说：“国焘同志，我只知道中央。你另立中央的事，我不认。”
任弼时对他说：“我们红二方面军是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不是任何个人的队伍。”
关向应也在场，没有说话，但站在贺龙和任弼时一边。
朱德后来把任弼时安排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就是为了加强制约张国焘的力量。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个人都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张国焘在甘孜会议上想拉拢贺龙，拉不动。
林育英的电报给了他“国际压力”，贺龙的到来给了他“现实力量”。两者合在一起，张国焘才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张国焘看着贺龙，看着任弼时，看着朱德，看着刘伯承。他忽然发现，自己没有牌了。南下失败，部队减半；红二方面军来了，不听他的；共产国际不支持他；中央的路线是对的。他除了北上，没有别的路。
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育英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窑洞里看文件。机要员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一眼，放在了桌上。
他没有笑。他只是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窑洞外面。
外面的天是蓝的，山是黄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
他知道，这件事成了。但不是因为他的电报有多硬，是因为大势到了。朱德在里面扛着，贺龙在外面来了，任弼时当面顶住了。他不是一个人在跟张国焘博弈。张国焘也不是被一封信说服的。他是被大势压垮的。
育英坐在窑洞里，继续写他的报告。他要向中央汇报这件事的经过。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靠在椅子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想起了育南。育南在龙华的牢房里，也是这么等着——等着外面的人把路走通。
路走通了。
第三章 延安
1936年7月，育英到了保安。
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在延安西北边。中共中央从瓦窑堡撤到这里不久，县城很小，一条街，两边是土坯房子和窑洞。育英住在城东头的一孔窑洞里，和毛泽民住隔壁。
毛泽民是从安源来的。两个人1933年在安源合作社共过事，后来各走各的路。毛泽民去了苏区，当了银行行长。长征之后，他到了陕北，管财政。育英到保安的时候，毛泽民来看他。
“张浩同志，你那个合作社的账，我还记得。”
“哪笔账？”
“兑换银元那笔。你说每天开门前先问市价。”
育英笑了笑。“那时候没办法。不问市价，就要亏。”
“现在还是这个办法。”毛泽民说，“我管财政，也是每天先问市价。粮食、布匹、盐，价格一天一变。”
“你比我管得多。”
“多有什么用？钱不够。”毛泽民说，“陕北穷，养不起这么多兵。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几万人要吃饭，要穿衣。没有钱，什么都办不成。”
育英没说话。他知道毛泽民说的是实话。陕北地贫人稀，养不起这么多部队。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但加上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还有机关、学校、医院，要养活的人不少。
“你在安源的时候，合作社是怎么管钱的？”毛泽民问。
“开源节流。”育英说，“开源，是让工人多入股，多买东西。节流，是每一笔账都要记清楚。谁花了多少，花在哪里，都要有账。月底一算，亏了还是赚了，一目了然。”
毛泽民点了点头。“你说得对。开源节流。我现在就缺开源。”
“怎么开源？”
“搞生产。”毛泽民说，“开荒、种地、养猪、纺线。能搞什么搞什么。但陕北这地方，种不出多少东西。”
育英想了一会儿。“能不能搞贸易？把陕北的盐、皮毛、药材运出去，换回布匹、棉花、药品。陕北的盐池不少，皮毛也有。这些东西在西安、太原能卖钱。”
毛泽民看了他一眼。“你这个主意，我跟中央提过。但运输是个问题。从陕北到西安，路上有国民党的关卡，还有土匪。”
“那就走小路。找熟悉路的人带。”
毛泽民没再说话。他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了。过了几天，他来找育英，说：“你那个主意，中央同意了。搞贸易，走小路。我找了几个人，已经在试了。”
育英说：“好。”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消息传到保安，全城的人都出来庆祝。育英站在人群里，看着街上的人敲锣打鼓。他没有喊，也没有笑。他只是站着，看着。
会师之后，张国焘到了陕北。中央对他做了安排：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接受了。育英没有跟张国焘说过话。他只是在开会的时候见过他几次。张国焘坐在那里，不怎么说话，脸上没什么表情。育英也没有主动去找他。他不需要。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迁到延安。育英跟着机关一起搬。延安比保安大，城墙高，街面宽。他被安排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住。
3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会上，很多同志发言，批评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育英没有发言。他坐在角落里，听着。
会后，毛泽东找他。“张浩同志，你在会上怎么不说话？”
“我的话，都在电报里说了。”育英说，“电报发出去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你是对的。电报发了，比在会上说十句话都有用。”
育英没说话。
1937年8月，洛川会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育英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师长是刘伯承。会议结束之后，育英回到延安，准备出发。
出发前一天，他在窑洞里收拾东西。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裳，几本书，一个旧藤箱。他把藤箱打开，把衣裳叠好，放在箱子底下。然后他拿出一张纸，看了看。
纸上写着一行字：“育南的事，要办。”
他把纸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合上藤箱，站起来，走了出去。
9月，一二九师从陕西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育英跟着部队走。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在东北被捕时留下的伤还在，走路的时候腰直不起来，咳嗽的时候痰里带血。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他跟着部队走，一天走几十里，晚上宿在村子里，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
到了山西之后，刘伯承带着部队打了几仗。育英在后方做政治工作。他下连队，和战士聊天，问他们家里的事，问他们吃得好不好，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困难。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实在的。战士们叫他“张政委”，有什么事都愿意跟他说。
有一次，一个战士问他：“张政委，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育英说：“做工的。”
“做什么工？”
“织布。也挖过煤。”
“那你跟我们一样。”
“一样。”育英说，“我本来就是工人。”
那个战士笑了。育英也笑了。
1938年，林彪在山西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消息传到一二九师，育英正在开一个会。他听完电报，没有说话。开完会，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走了一圈。
刘伯承从屋里出来，看见他。“张浩，你没事吧？”
“没事。”育英说，“我那个堂弟，受了点伤。”
“林彪师长？”
“嗯。”
“伤得重不重？”
“弹头穿过了肺。去苏联治了。”
刘伯承点了点头。“那就好。苏联的医疗条件好。”
育英没说话。他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山。山西的山和陕北不一样，更陡，更荒。他想起了林彪。想起那个在浚新小学教室里坐在后排的孩子。想起那张抄在纸上的信。他大概还不知道育南的事。育南牺牲的时候，林彪在苏区，消息传过去要几个月。后来林彪去苏联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他。
育英想，等打完仗，再说吧。
第四章 苏联
1938年冬，林彪到了莫斯科。
他是来治伤的。1938年3月，他在山西隰县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子弹从前胸打入，穿过了右肺。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毛泽东和朱德商量之后，决定送他去苏联。
苏联的医院比延安好得多，但弹头的位置太危险，取不出来。医生给他做了保守治疗，伤口不疼了，但后遗症还在。他的背脊神经受了损伤，走路的时候腰直不太起来。
他在苏联待了四年。这四年里，他很少跟人说话。他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房子里，每天看书、散步、偶尔去共产国际的办公室。他和妻子张梅的关系不好。张梅是陕北人，比他小几岁，不识字，在苏联也不习惯。两个人住在一起，说不了几句话。
有一天，赵研极去看他。赵研极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平型关获得第一场大胜仗的一两年后，时间是1940年，地点在莫斯科。他苍白而脆弱，一副学者般不禁风的身材。身穿灰色法兰绒制服，脸上绽放谦逊的笑容，要不是他那副又黑又浓的眉毛和沉着果断的眼神，根本难以相信这个在俄式壁炉前伸手欢迎我的年轻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将领。”
赵研极坐了一会儿，林彪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中国的绿茶，林彪自己带的。
“你在这里习惯吗？”赵研极问。
“还行。”
“想回去吗？”
林彪端着茶杯，看着杯里的茶叶。“想。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现在回去，能做什么？”林彪说，“仗打完了，我才能回去。”
赵研极没再问。他喝完茶，站起来要走。林彪送他到门口，忽然说了一句：“你从国内来，有没有听说一个人？”
“谁？”
“林育南。”
赵研极愣了一下。“听说过。牺牲了。”
林彪点了点头。他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雪。“我知道了。”
赵研极走了。林彪关上门，回到壁炉前面，坐下。他拿起那本《共产国际》杂志，翻到自己的文章，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放在桌上。
窗外下着雪。莫斯科的冬天很长。
那天晚上，林彪坐在壁炉前面，把那本《中国青年》拿出来。封面已经旧了，边角磨破了，但“林育南主编”几个字还能看清。他翻开，看了一篇。字很小，他凑着壁炉的火光，一行一行地看。看完了，他合上杂志，放在膝盖上。
他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1941年，林彪在莫斯科听到了一个消息：林育英病倒了，脑溢血，半身不遂。
消息是从国内传来的，很简单，只有几句话。
林彪把电报看了两遍。他坐在桌子前面，没有动。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莫斯科的雪，一片一片地落。他站了很久。
他想起育英。想起在浚新小学的院子里，育英搬凳子、倒茶、扫地。想起在共存社的门口，育英坐在门槛上，跟他说：“你哥做的事，是对的。”想起在瓦窑堡的院子里，育英把那个布包递给他，说：“育南写的东西，你留着。”
他拿起笔，给国内写了一封信。信很短，是写给中央的，问张浩同志的病情。信寄出去了。没有回音。他又写了一封。还是没有回音。
他不知道，育英已经躺在延安的窑洞里，用那只还能动的手，在给中央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林育南的历史问题。
他不知道，育英写了很多封信，都没有回音。
他不知道，育英在等。
第五章 向荣
1938年夏天，林向荣到了延安。
他是从黄冈老家出发的。走的时候没跟家里说，只留了一张纸条，压在堂屋的香炉下面。纸条上写了几个字：“我去延安找大哥。”
他先走到武汉，在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问他：“你找谁？”
“找我哥。林彪。”
办事处的同志看了他一眼。“你是他什么人？”
“亲弟弟。”
办事处的同志把他安排在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就安排他坐车去西安。从西安到延安，又走了几天。到延安的时候是七月底，天正热。他穿着从家里穿出来的粗布褂子，脚上是一双布鞋，鞋底已经磨薄了。
有人领他去见林彪。林彪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向荣进去的时候，林彪正趴在桌上看地图。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
两个人站在那儿，隔着一丈的距离。
林彪比向荣记忆中瘦了很多。颧骨高，眼窝深，脸上没什么血色。他的腰微微前倾，站姿不太直。向荣后来才知道，那是去年在山西被哨兵误伤留下的后遗症。
“向荣。”
“哥。”
林彪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长大了。”
“嗯。”
“路上走了几天？”
“从家里出来，到武汉，到西安，到延安。走了二十多天。”
“累不累？”
“不累。”
林彪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他让警卫员给向荣安排住处，安排吃饭，安排去抗大学习。向荣在抗大读了半年。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他不怎么说话，但学东西快。教官说他：“这个学员，跟他哥一个脾气。”
向荣在抗大的时候，和林彪见过几次面。每次都是向荣去看林彪，坐一会儿，说几句家常，然后就走。林彪不问他学习怎么样，不问他生活怎么样。他只问家里的事。
“娘还好吗？”
“好。”
“爹呢？”
“也好。”
“湾子里的人，还记得咱家吗？”
向荣想了想。“记得。有人问起你，说你当了八路军的大官。”
林彪没说话。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黄土山。
“哥，你不想回去看看？”
“回去做什么？”
“看看娘，看看爹，看看那几间屋子。”
林彪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不能回去。仗还没打完。”
向荣没再问。
1939年，向荣从抗大毕业。他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在聂荣臻的部队里当参谋。走之前，他去跟林彪告别。
“哥，我走了。”
“去哪儿？”
“晋察冀。”
林彪点了点头。“聂荣臻的部队，好。你去，好好干。”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林彪想了一会儿。“打仗的时候，不要冲在最前面。你是参谋，不是班长。”
“我知道。”
“知道就好。”
向荣敬了个礼，转身走了。林彪站在窑洞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坡下。
向荣到了晋察冀之后，从参谋做起，后来当了连长、营长、副团长兼参谋长。他打仗的时候不冲在最前面，但他会想。他想得比别人细，部署得比别人周。聂荣臻有一次跟人说：“林彪这个弟弟，不像林彪。林彪是猛，他是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晋察冀的时候，向荣正在团部里看地图。通信员跑进来，喊：“团长！日本投降了！”
向荣把地图放下。“真的？”
“真的！延安来的电报！”
向荣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的战士们在喊，有人在跳，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拿起地图，继续看。
通信员问他：“团长，你不高兴？”
“高兴。”向荣说，“但仗还没打完。”
1945年10月，向荣接到命令：到北平去。
命令是林彪发来的。林彪那时候已经从延安到了东北，路过北平。他在北平待几天，让向荣来见一面。
向荣坐卡车从晋察冀赶到北平。到的时候是晚上。林彪住在城西的一间屋子里，是临时借来的。向荣进去的时候，林彪正坐在桌前看地图。他抬起头。
“来了。”
“哥。”
林彪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向荣坐下来。他看着林彪。林彪比在延安的时候更瘦了，脸色更差。但他精神还好，眼睛里有光。
“东北那边怎么样？”向荣问。
“刚去。情况还不清楚。”林彪说，“国民党也在往东北运兵。接下来要打大仗。”
“要我过去吗？”
“不用。你在晋察冀待着。那边也需要人。”
向荣点了点头。两个人坐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林彪开口了。
“向荣。”
“嗯。”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向荣想了想。“回老家看看。咱家那几间屋子，你说是还在。”
“在。”林彪说，“我让人去看过。房子还在，布机也在。就是没人住了。”
向荣没说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有茧，是握枪握出来的。
“哥。”
“嗯。”
“你说，咱家那四个人，就剩你我了。”
林彪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
“还有育南。”林彪说。
向荣抬起头。“育南哥？”
“嗯。”
“他不是早就……”
“早就牺牲了。”林彪说，“但他还在。他的事还没完。”
向荣看着林彪。“什么事？”
林彪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那棵枣树。站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
“向荣，你记住一件事。”
“什么？”
“咱家这四个人，一个也不能忘。”
向荣点了点头。
向荣在北平住了三天。三天里，他们说了很多话，但都是家常。向荣说老家的事，说小时候的事，说林家大湾的布机声。林彪听着，偶尔点一下头。他没有说育南的事，也没有说育英的事。向荣没有问。
第三天，向荣走了。他上了卡车，回头看了林彪一眼。
“哥，我走了。”
“路上小心。”
卡车开动了。林彪站在院子里，看着卡车消失在路尽头。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屋，关上门。
第六章 病倒
1940年，延安。
育英的身体越来越差。在东北被捕的时候，他受了很多刑，肺和背都落下了病根。回到延安之后，他工作很忙，一二九师那边有事，他要去；延安这边开会，他要去；共产国际那边有文件来，他还要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吃饭也不规律。
有一天，他在窑洞里开会，忽然觉得头晕。他扶着桌子站起来，想走出去透透气。刚走到门口，人就倒下去了。
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脑溢血。半边身子不能动了。
毛泽东来医院看他。育英躺在床上，看见毛泽东进来，想起来。毛泽东按住他。
“躺着。别动。”
育英说：“主席，我没事。”
“你没事？”毛泽东看着他，“你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还没事？”
育英没说话。他躺在那里，看着窑洞的顶。窑洞的顶是黄土的，有裂缝，渗水，留下一道一道的水渍。
毛泽东坐了一会儿，说：“你好好养病。工作的事，有人替你。”
育英点了点头。
毛泽东走了。育英躺在窑洞里，一个人。他想起了育南。育南在龙华的牢房里，也是这么躺着，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他不知道育南那时候在想什么。可能是想家，可能是想革命，可能是想以后的人会不会记得。
育英知道自己可能活不长了。他半边身子不能动，走路要人扶，吃饭要人喂。但他还能说话，还能写字。他用还能动的那只手，写字。
他写的第一件事，是给中央写报告。关于东北的工作，关于一二九师的政治工作，关于共产国际的文件。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笔地写，字迹歪歪斜斜的。
他写的第二件事，是育南。
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重新审查林育南的历史问题。信不长，但很直接。他说：林育南同志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反对王明的路线，被错误地定性为“右派”。这个结论，应该重新审查。
信发出去了。没有回音。
他又写了一封。还是没有回音。
他知道这件事不容易。王明还在，还在莫斯科。王明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没有人敢动他的结论。要摘育南头上的帽子，得等。等到什么时候，他不知道。
但他没有忘。
1942年1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他先到迪化，再从迪化到西安。到西安的时候是1月底。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张浩同志病危，中央让你速回延安。”
林彪把电报看了两遍。他站在办事处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西安的冬天比延安暖一点，但夜里还是冷。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屋，对警卫员说：“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走。”
第二天一早，他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往延安走。路不好，卡车颠得厉害。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手扶着车窗，没说话。
卡车开了两天。到延安的时候是2月14日，天阴着，地上有残雪。
毛泽东在杨家岭等着他。林彪下了车，毛泽东迎上来，拉着他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先去看看张浩同志。”
林彪点了点头。他没有先回住处，直接去了张浩的窑洞。
窑洞里光线很暗。张浩躺在床上，人已经瘦得脱了形。林彪走到床边，蹲下来。
“八哥。”
张浩的眼睛动了动，慢慢睁开。他看着林彪，认了一会儿，嘴唇动了动。
“……育蓉。”
声音很轻，但林彪听清了。
“八哥，我回来了。”
张浩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手很瘦，皮包着骨头。林彪握住那只手。手是凉的。
“回来……就好。”张浩说。他喘了一会儿，像是攒力气。“我等你……等了很久。”
林彪没说话。他握着张浩的手，蹲在床边。
张浩看着他，眼睛里的光很弱，但很稳。“育南的事……你记得吗？”
林彪点了点头。
“我写了一封信……在抽屉里。”张浩说，“你拿出来。”
林彪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抽屉里有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张纸。他拿起来，看见上面只有一行字：
“育南的事，要办。”
字迹歪歪斜斜的，是张浩生病之后写的。林彪把纸折好，揣进怀里。
“八哥，你放心。”
张浩闭上眼睛，像是累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
“育蓉。”
“嗯。”
“我不是为你。是为他。”张浩说，“他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帽子。那顶帽子，是王明扣的。我摘不掉。你……你摘。”
林彪握着张浩的手，没有松开。
“我晓得。”
张浩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笑。然后他闭上眼睛，没有再说话。
3月6日，张浩在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轮流守灵。毛泽东题了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3月9日，延安各界一万多人公祭张浩。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战友抬棺。
林彪走在送葬的队伍里。他穿着军装，走在棺材后面。棺材是杨木的，很沉。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路两边站满了人，有人在哭，有人低着头。他没有哭。他只是走。
走到桃花岭的时候，他停下来。张浩的遗言是：“葬在桃花岭上，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林彪站在墓穴旁边，看着棺材一点一点落下去。他摸了摸口袋，口袋里是那张纸。
“育南的事，要办。”
他掏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第七章 重庆
1942年10月，林彪到了重庆。
他是从西安飞过来的。飞机是国民党的运输机，舱里坐着七八个人，有军官，有商人，还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林彪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扶着膝盖，没说话。飞机飞过秦岭的时候颠了一下，孩子哭了，女人哄着。林彪看着窗外，云层很厚，看不见下面的山。
到重庆的时候是10月7日。周恩来在红岩等着他。两个人见了面，周恩来把谈判的要点跟他说了一遍：三停、三发、两编。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允许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那边，态度怎么样？”林彪问。
“不好说。”周恩来说，“他约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去。现在让你去，是探探虚实。”
林彪点了点头。他没有再问。
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到了曾家岩德安里101号。
蒋介石的客厅不大，摆着几把沙发和一张茶几。蒋介石穿了一身军便装，坐在沙发上，看见林彪进来，站起来，笑吟吟地迎到门口。
“林彪，你是我的学生，我欢迎你到重庆来。”
林彪立正，行了个军礼。“报告校长，林彪到。”
蒋介石回了个军礼，拉着林彪的手，指着沙发说：“坐，坐！老学友，都是老学友。”
林彪坐下来。周恩来坐在他旁边。蒋介石坐在对面，翘着腿，看着林彪。
林彪先说：“本来是毛泽东同志准备前来的。毛泽东同志很想与委员长作一次会谈。只是在最近患了伤风，只好派我作为他的代表先来。”
蒋介石听了，点了点头。“你回去替我问候毛泽东。”
“是。”
然后林彪开始谈。他先谈了敌后战场的艰苦，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的处境，缺枪、缺弹、缺药、缺粮。蒋介石听着，脸上的表情还算平和。但林彪提到华中新四军番号被撤销、合法政治地位被剥夺问题时，蒋介石的脸色变了。
“你以后不要提新四军了。”蒋介石打断他，“你是我的学生！”
林彪停住了。他看着蒋介石，没有再说。但他又提起了停止全国军事进攻、恢复新四军番号等“三停三发两编”的问题。
周恩来接过话头，把话题引到别的方向。但气氛已经冷了。蒋介石看了看手表，说了几句客套话，便结束了谈话。
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林彪走在走廊里。走廊很长，两边挂着画。他走了一段，停下来。
周恩来走在前面，回过头。“怎么了？”
“没什么。”林彪说。他继续走。
那天晚上，他住在红岩。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坐在桌子前面，拿出那本《中国青年》，放在桌上。封面已经很旧了，边角磨破了，但“林育南主编”几个字还能看清。
他翻开杂志，看了一篇。字很小，他凑着灯光，一行一行地看。看完了，他合上杂志，放在桌上。
他想起一件事。育南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被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枪杀的。那个司令部的上面，就是蒋介石。育南死了十一年了。十一年前，他在江西苏区，收到那封信。十一年后，他坐在重庆，坐在蒋介石的对面，跟蒋介石谈合作。
他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件事。他只知道，育南的帽子还没摘。
在重庆待了将近十个月。林彪见了蒋介石，见了何应钦，见了钱大钧，见了黄埔的同学。他跟他们谈，谈合作，谈抗日，谈编制，谈军需。他谈得很耐心，但没有什么结果。蒋介石那边，缺乏诚意。每次谈到具体问题，谈判就中断了。
1943年6月，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林彪要回延安。蒋介石同意了。
临走之前，张治中设家宴为林彪饯行。饭桌上，张治中把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林彪，请他转交给毛泽东。信里写着：“如能驾渝惠晤，尤为欣慰。”
林彪把信收好。他没有打开看。
6月28日，林彪和周恩来离开重庆。临走之前，他在红岩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穿着灰布军装，腰微微前倾，脸上没什么表情。
回到延安之后，他把那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拆开看了，放在桌上，没有说什么。
林彪站在旁边，看着毛泽东把信放下。他想起育南。想起那本《中国青年》。想起张浩在病床上说的那句话：“育南的事，要办。”
他摸了摸口袋。口袋里是那张纸。
第八章 党校
1943年，延安。
林彪从重庆回来之后，毛泽东让他去中央党校当副校长，主持军事教育工作。
中央党校在延安城北的小沟坪，是一大片窑洞和土坯房子。学员有两千多人，大部分是各地来的干部，有军队的，有地方的，有从敌后回来的，有从国统区来的。林彪到党校的时候，整风运动正在进行。党校里的气氛紧张，有的人在写检查，有的人在挨批判，有的人在交代历史问题。
林彪不怎么管这些。他管的是军事教育。他给学员讲战术，讲游击战，讲运动战。他讲课的时候话不多，但讲得很实。他讲湘江，讲泸定桥，讲腊子口。他不讲空道理，只讲仗是怎么打的，为什么这么打，不这么打会怎么样。
有一次，一个学员问他：“林校长，你在长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走不出来？”
林彪看了他一眼。“想过。”
“那怎么办？”
“往前走。”林彪说，“不走，就死在那儿。走了，说不定能活。”
学员没有再问。
林彪在党校待了一年多。他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在窑洞里看材料、写东西。有时候警卫员进去送水，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面前摊着一本旧杂志，眼睛看着窗外。警卫员把水放下，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那本旧杂志，是《中国青年》。封面已经很旧了，但“林育南主编”几个字还能看清。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林彪出席了大会。5月，他在大会上发言。他讲的是群众观点。
他站在台上，下面坐着几百个代表。他穿着灰布军装，腰微微前倾，手里没有稿子。
“毛主席的报告我都同意。”他说，“我今天只想讲一个问题：群众观点。”
他讲军事干部为什么特别需要群众观点。“我们的军队在中国革命环境中，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和组织的主要形式。有了军队就可能有一切，没有军队就必然失掉一切。”
他讲军事干部的缺点。“我们的军事干部，有很多同志有很多的缺点。这个缺点不是表现在军事上，而是表现在政治上。政治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群众观点的不足。”
他讲人民。“人民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没有人民，就一切都没有了。”
他讲完之后，台下鼓掌。他敬了个礼，走下台。
走到台下的时候，他想起一件事。育南也讲过群众。育南在《中国青年》上写过很多文章，讲工人，讲农民，讲青年。育南说过：“让没权的人团结起来。一个人没用，十个人有点用，一千个人就有大用。”
他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旁边的人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水，喝了一口。他把杯子放在桌上，看着前面。前面是主席台，台上挂着红旗，毛泽东坐在中间。他看了一会儿，收回目光。
第九章 决议
1945年4月20日，延安杨家岭。
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央大礼堂旁边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屋子不大，长桌摆在中间，四周是椅子。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几个人，都是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人。林彪坐在靠墙的位置，腰微微前倾，手放在膝盖上。
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他说，今天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决议通过之后，就要准备召开七大了。
毛泽东先讲了话。他讲了起草决议的过程，讲了为什么要对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做一个结论。他说，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着重个人的责任。
然后任弼时开始念决议草案。
林彪听着。他听到六届四中全会、立三路线、调和路线这些词，听到博古、李德的名字，听到遵义会议。这些都是他经历过的事。湘江边上的尸体，脚山铺的战壕，会理城外的弓弦和弓背——那些日子，他都在。
任弼时念到一段，林彪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
“批评六届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
林育南。
林彪的手在膝盖上停住了。
任弼时没有停，继续往下念。但林彪的脑子里，那三个字还在响。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他认识李求实。李求实跟育南一起在上海编《中国青年》，后来跟育南一起在龙华牺牲。育南在信里提过李求实，说这个人脾气急，但靠得住。
任弼时又念了一段。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念完了。屋子里静了一下。
林彪没有动。他坐在靠墙的位置，眼睛看着前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杯水，水已经凉了。他没有去碰那杯水。
他想起瓦窑堡的那个院子。张浩站在他面前，说：“育南的事，你记住。”他想起延安的窑洞。张浩躺在病床上，手伸出来，瘦得只剩骨头。张浩说：“那顶帽子，是王明扣的。我摘不掉。你摘。”
他想起那本《中国青年》。封面发黄，边角磨破，“林育南主编”几个字还能看清。他翻过很多次，但没有一次从头读到尾。他总是翻到某一页，看一段，然后合上。
现在，育南的名字，被念出来了。不是在一份内部文件上，不是在某个人的回忆里。是在全会的决议里。二十几个人坐在这间屋子里，听着。
帽子摘了。
任弼时念完之后，毛泽东说了几句话。他说，这个决议，是经过反复讨论的。对历史上的错误，要分析，要总结，但不要着重个人的责任。要团结，要向前看。
然后表决。
举手。通过。
林彪举了手。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没有抖。他放下手，坐在椅子上，看着前面。
会议散了。人们陆续站起来，往外走。林彪也站起来。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任弼时从旁边经过，看了他一眼。
“林彪同志，你没事吧？”
“没事。”林彪说。
他走出会议室。外面的天是蓝的，山是黄的。延安的春天，风里有一点暖意。他站在门口，吸了一口气。
他想起一件事。张浩没有等到这一天。张浩1942年3月就死了。他死之前写了很多封信，要求中央重新审查育南的问题。没有回音。他没有等到回音。
林彪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往自己住的窑洞走去。
回到窑洞，他关上门。屋里很暗，窗户上糊着纸，透进来的光不多。他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来。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本《中国青年》。封面已经很旧了，边角磨破了，“林育南主编”几个字还能看清。
他把杂志放在桌上，翻开。翻到一页，是育南写的一篇文章。字很小，他凑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一行一行地看。看完了，他合上杂志。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坐着。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把杂志重新包好，放回抽屉。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外面的天还是蓝的，山还是黄的。他站在门口，看着远处的山。
育南没有看到这一天。张浩也没有。但这一天来了。
他转身回去，关上门。
第十章 胜利
1945年8月15日，延安。
消息是傍晚到的。先是新华社的电台收到的，日本天皇的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电台的人跑出来，站在窑洞门口喊了一声：“日本投降了！”声音在沟里回荡。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有人把消息写成纸条，贴在墙上。有人跑到街上，见人就说。有人把洗脸盆拿出来当锣敲。有人放鞭炮，鞭炮是从老乡家里凑来的，零零散散地响。
林彪在窑洞里。他听到了第一声喊。他没有动。他坐在桌子前面，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是东北的地图。他正在看地图上的铁路线，从山海关到沈阳，从沈阳到长春，从长春到哈尔滨。他的铅笔停在图上的一个位置，那是锦州。他看了一会儿，把铅笔放下。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敲什么东西。窑洞里的油灯晃了一下，又稳住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
门口站着警卫员，叫小李，十六七岁，陕北人。小李正伸着脖子往外看，看见林彪出来，赶紧站直了。
“首长。”
“外面怎么了？”
“日本投降了！都在喊呢！”
林彪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灯火。杨家岭的窑洞一盏一盏地亮着，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黄土坡上。远处有人在敲锣，声音从沟底传上来，一下一下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像炒豆子。有人在唱歌，唱的是陕北的调子，歌词听不清。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去。
他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他想写点什么。他想起育南。育南写过一句话：“血不是白流的。今天流的血，会浇出明天的花。”那是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育南在《中国青年》上写的。那时候育南二十七岁。那时候他还在黄埔，是个学生。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场仗要打二十多年。
他又想起张浩。张浩是1942年3月死的。死之前，张浩躺在窑洞里，瘦得只剩骨头。张浩说：“育南的事，要办。”张浩没有看到这一天。张浩也没有看到育南的帽子被摘掉。张浩等了七年，从1935年等到1942年。他等到了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等到了长征结束，等到了八路军成立，等到了自己病倒。他没有等到育南的帽子摘掉。
林彪把笔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延安的黄土山，山上有灯火，有人在唱歌。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来。
他把地图摊开，拿起铅笔。东北那边，还有大仗要打。日本投降了，但东北不能空着。国民党在往东北运兵，美国人的船在帮着运。谁先到东北，谁就占了先机。他拿起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延安到东北，从陕北到松花江。他画完了，退后一步，看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件事。育南没有到过东北。张浩到过。张浩1930年在满洲省委工作，化名“张浩”，在沈阳、哈尔滨一带活动。张浩在东北被捕过，受了很多刑。张浩的肺和背，就是在东北落下的病根。现在他要去了。他要到张浩待过的地方去。他要到张浩受过刑的地方去。
他坐了一会儿，把地图卷起来，塞进挎包。然后他站起来，走出窑洞。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但灯火还亮着。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小李站在旁边，还在往外看。
“小李。”
“到！”
“你在这儿守着。我去杨家岭。”
“是。”
林彪走下坡，沿着沟里的路往杨家岭走。路上遇到几拨人，都是往街上走的。有人在喊，有人在笑，有人举着火把。火把的光照在黄土路上，一晃一晃的。他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小路。小路通到杨家岭的后沟，毛泽东的窑洞就在那里。
窑洞里的灯亮着。他走到门口，警卫员认出了他。
“林师长。”
“主席在吗？”
“在。我去通报。”
警卫员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从里面出来。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有些乱，像是刚从桌子前面站起来。
“林彪。”毛泽东说，“你来了。”
“主席。”
“进来坐。”
林彪跟着毛泽东进了窑洞。窑洞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是刚收到的电报。毛泽东指了指椅子，自己先坐下来。
“日本投降了。”毛泽东说。
“我知道。”林彪说。
“你怎么看？”
林彪坐直了。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毛泽东，看了一会儿。
“东北。”他说。
毛泽东看着他，没说话。
“日本投降了，东北空出来了。”林彪说，“国民党在往那边运兵，美国人的船在帮着运。我们要是不去，东北就是他们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东北很重要。”
“让我去。”林彪说。
毛泽东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桌上的烟，点了一根。抽了两口，把烟放在烟灰缸上。
“你去东北，准备带多少人？”
“先去的不用多。指挥机构要精干，能打仗的部队带几个团。到了那边，再扩。”
“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多少？”
“了解一些。”林彪说，“张浩在满洲省委待过。他跟我说过东北的情况。工人多，农民多，山多。日本人经营了十几年，工业底子好。谁占了东北，谁就有了工业。”
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地图上是东北，标着铁路、城市、山脉。毛泽东用手指在图上画了一下。
“东北是战略要地。”毛泽东说，“蒋介石也知道。所以他会跟我们抢。谁抢到了，谁就占了先。”
“我去抢。”林彪说。
毛泽东转过身来，看着他。窑洞里的灯光照着两个人的脸。毛泽东看了一会儿，笑了。
“好。你去。”
林彪站起来。“我什么时候走？”
“不急。先开会。七大刚开完，还有些事要定。你等通知。”
“是。”
林彪敬了个礼，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毛泽东叫住了他。
“林彪。”
“主席。”
“育南的事，我看到了。”毛泽东说，“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你看到了？”
“看到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张浩同志没有等到。你替他看到了。”
林彪站在门口，没有说话。
“你去了东北，好好干。”毛泽东说，“育南的事，已经办完了。接下来，是你的事了。”
林彪看着毛泽东，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他走出窑洞。外面的夜很黑，星星很亮。延安的秋天，风里有一点凉意。他站在窑洞门口，吸了一口气。
街上还有人在庆祝，锣鼓声从远处传过来。他听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回到自己的窑洞，他关上门。屋里还是那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土炕。桌上摊着东北的地图，铅笔还放在旁边。他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来。
他把地图重新摊开，拿起铅笔。这次他没有画线。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铅笔放下。
他想起育南。想起张浩。想起向荣。向荣还在晋察冀，还在打仗。向荣还不知道他要去东北。等到了东北，安顿下来，再告诉向荣。
他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闭了一会儿眼睛。外面有人在唱歌，唱的是陕北的民歌，调子很高，翻来覆去的。他听了一会儿，睁开眼睛。他把地图卷起来，塞进挎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炕边，脱了鞋，躺下来。
炕是凉的。他躺在那里，看着窑洞的顶。窑洞的顶是黄土的，有裂缝，渗水，留下一道一道的水渍。他看了一会儿，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事要办。
（第三卷完）
卷四 决战
第一章 出关
1945年8月24日，延安。
林彪接到命令：赴东北。
命令是毛泽东亲自交代的。那天晚上，毛泽东把他叫到窑洞里，说：“东北很重要。日本人经营了十几年，工业底子厚。谁占了东北，谁就有了工业。蒋介石也在往那边运兵，美国人的船在帮着运。你要赶在他前面。”
林彪问：“带多少人？”
“先去的不用多。指挥机构要精干，能打仗的部队带几个团。到了那边，再扩。”
“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林彪回到住处，收拾东西。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裳，一本旧杂志，一个挎包。他把杂志放进挎包，拉上拉链。然后他坐在炕上，等天亮。
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卡车。卡车从延安出发，往东走。路不好，颠得厉害。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手扶着车窗，没说话。
同行的还有萧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等人。他们都是去东北的。车上的人不多，但都是各部队抽调出来的骨干。林彪没有跟他们说太多。他只是听着，偶尔点一下头。
卡车走了几天，到了绥德。从绥德往东，过黄河，进山西。山西的秋天，天高云淡。路两边是黄土坡，坡上有人收秋。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
在山西，他遇到了从延安来的第二批人。有部队，有干部。他们合在一起，继续往东走。到了河北，又遇到一批。越往东走，人越多。到山海关的时候，队伍已经不小了。
山海关是东北的门。过了山海关，就是东北了。
1945年10月，林彪到了沈阳。
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这里是伪满的工业中心。工厂多，铁路密，仓库里堆着日本人留下的物资。苏联红军已经进来了，正在拆运机器。满街都是苏联兵，喝醉了酒，躺在路边。也有国民党的地下人员，在偷偷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武装，有伪军改编的，有土匪，有自卫团。
林彪把司令部设在沈阳城里的一栋楼里。他进门第一件事，是看地图。东北的地图挂在墙上，很大，从山海关到黑龙江，标得密密麻麻。他站在地图前面，看了很久。
“沈阳往北是长春，长春往北是哈尔滨。”他说，“沈阳往南是大连，大连是港口。沈阳往西是锦州，锦州是通往关内的咽喉。”
他转过身来，看着司令部里的人。
“东北是一盘棋。谁占了锦州，谁就关了门。谁占了沈阳，谁就占了中间。谁占了长春和哈尔滨，谁就占了北边。”
他停了一下。
“现在，我们还在山海关外面。得赶紧进去。”
但进东北的人太多，也太杂。有从延安来的，有从华北来的，有从山东来的，有新四军来的。有的部队整建制，有的部队零散。有的带着枪，有的空着手。到了东北，要重新编组，重新分配。林彪每天开会，看报告，打电话。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句话都很清楚。
“不要挑肥拣瘦。有什么兵就打什么仗。”
“不要等装备。先打，打了就有装备。”
“不要怕乱。乱一阵子就顺了。”
1945年11月，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山海关。
山海关是东北的大门。守山海关的是李运昌的部队。林彪派了几个团去增援，但国民党军火力猛，有坦克，有飞机。打了几天，山海关失守。
林彪下令撤退。
部队从山海关往北撤，沿着铁路线退。国民党军跟在后面追。坦克和汽车沿着公路轰隆隆地压过来。林彪的部队走小路，蹚河，翻山。有的战士鞋子陷在泥里，光着脚走。
他一直退到锦州。
锦州是通往关内的咽喉。林彪本来想守锦州，但部队刚到，还没有站稳脚。国民党军追得快，来得猛。他决定继续退。
从锦州往北，是沈阳。从沈阳往北，是长春。从长春往北，是哈尔滨。
林彪一直退到哈尔滨。
哈尔滨是北满的大城市。日本人经营了十几年，有工厂，有铁路，有仓库。苏联红军还在，但已经开始撤了。林彪把司令部设在哈尔滨，开始整训部队。
他把各部队的番号重新编了，把干部重新配了。他把从延安带来的骨干，分到各部队去。他每天看地图，看电报，看情报。他的脸色没什么变化。
1946年3月，苏联红军开始撤出东北。
国民党军趁势北进。他们从沈阳出发，往北打。四平是必经之路。
四平在沈阳和长春之间，是铁路的枢纽。林彪决定守四平。他把主力调到四平一线，构筑防线。他对各部队说：“守。守住四平，才能保住北满。”
四平保卫战打了一个多月。
国民党军进攻很猛。他们有坦克，有飞机，有重炮。林彪的部队守得很苦。阵地反复易手，有的连队打光了，营长顶上去。营长打光了，团长顶上去。
林彪在指挥部里，一封接一封地收电报。他把反击的命令直接下到了团、营，甚至是连。
但国民党军的火力太强。他们的增援不断，四平以南的战线越压越紧。林彪的部队伤亡很大。
5月中旬，塔子山失守。
塔子山是四平的制高点。塔子山丢了，四平就守不住了。
林彪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指挥部里。他把电报看了两遍，放在桌上。他走到地图前面，看着四平的位置。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
“撤。”
命令传下去了。部队开始撤出四平。
林彪站在民房门口，看着部队从街上过。天黑，看不清人脸，只能看见一个个背影像水一样往北流。
他想起一件事。1945年8月，他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到去东北的命令。毛泽东说：“东北很重要。”他说：“我去。”那时候他以为，到了东北就能站稳。没想到，半年之后，他又在撤退。
他上了马。马走了几步，他回过头，看了四平一眼。城是黑的，只有零星几点灯火。他转回头，继续走。
撤退的路很长。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后面追，坦克和汽车沿着公路轰隆隆地压过来。林彪的部队走的是小路，蹚河，翻山。
部队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第二章 撤退
1946年5月18日夜，四平。
林彪坐在一间民房里，桌上摊着地图，地图上的四平被红蓝铅笔涂得面目模糊。外面枪声已经稀了，但炮声还在响，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远处砸什么东西。油灯的火苗随着炮声微微颤动，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晃。
塔子山失守的电报是下午到的。他看完电报，没有动。参谋们站在旁边，等着他说话。他说了一句：“撤。”
没有人问撤到哪里。命令传下去了。
部队开始撤出四平。不是溃退，是有秩序的撤退。各师交替掩护，伤员先走，辎重跟上。林彪站在民房门口，看着部队从街上过。天黑，看不清人脸，只能看见一个个背影像水一样往北流。有人背着枪，有人抬着担架，有人牵着马。马蹄踩在石板路上，嗒嗒的。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偶尔传来的低声口令。
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停下来。是个年轻的，十七八岁，脸上有灰，嘴唇干裂。
“首长，我们往哪儿走？”
“往北。”
“北边是哪儿？”
“松花江。”
战士点了点头，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首长，四平……还回来吗？”
林彪看了他一会儿。“回来。”
战士没有再问。他转过身，追上了队伍。
林彪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回屋，把地图卷起来，塞进挎包。桌上还剩半碗凉粥，他看了一眼，没有端。他走出屋子，上了马。他的腰微微前倾，手握着缰绳。马走了几步，他回过头，看了四平一眼。城是黑的，只有零星几点灯火。他转回头，继续走。
撤退的路很长。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后面追，坦克和汽车沿着公路轰隆隆地压过来。林彪的部队走的是小路，蹚河，翻山。有的战士鞋子陷在泥里，光着脚走。有人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喘气，班长过来拽，拽不动，就背着走。有人背着走也走不动了，就靠在树根上，看着队伍过去，眼神是空的。
一个连长跑过来，气喘吁吁。“林总，三连那边掉了一个排。”
“怎么掉的？”
“过河的时候，水涨了。后面的没过来。”
林彪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走。”
“不管了？”
“管不了。”林彪说，“过了江再说。”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参谋王继芳在这时候叛逃了。他带走了撤退的命令和实力统计，敌人知道了各部队的番号和兵力，追击更加猖狂。林彪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一个村子里歇脚。他听了，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知道了。”
部队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6月1日，林彪致电中央：“目前无法集中兵力作战，现在的任务是收容部队，求得休整之”，“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电报发出去，他坐在炕上，背靠着墙。炕是凉的。外面有人在集合，有人在分发干粮。他听见一个战士在唱什么，调子很低，听不清词。
他想起湘江。
那年他也是这样撤的。部队从江西撤出来，一路走，一路掉人。他也是站在路边，看着队伍过去，数不清少了多少人。那时候他二十九岁，现在他三十九岁。十年了。仗打成了什么样，他心里有数。
哈尔滨差点丢了。但国民党军没有继续北进。他们的兵力不够。南满那边，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发动了鞍海战役，连克鞍山、海城，逼得国民党军顾头顾不了尾，终于在第二松花江以南停了下来。
林彪在哈尔滨郊外的双城住了下来。他住在东总司令部的一栋青砖房子里，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墙上挂着巨幅地图，桌上摊着各种电报和情报。他每天看地图，看电报，看情报。他的脸色没什么变化。
有一天，警卫员小李端水进去，看见他蹲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铅笔，一动不动。小李把水放下，轻手轻脚地退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屋里传来铅笔在纸上画线的声音，沙沙的。
有人私下说：“林总在苏联养了几年伤，是不是不会打仗了？”他听见了，没有理会。他只是看地图。看完了，他拿起铅笔，在图上画线。画完了，擦掉。再画。
6月中旬，他把各纵队的司令叫到双城来开会。会议室里坐了一屋子人。林彪站在地图前面，用木棍指着图上的标记。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强，我们弱。”他说，“东北的敌人是新一军、新六军，美械装备，火力猛，机动快。我们呢？刚从四平撤下来，部队减员，装备差，士气不高。”
他停了一下。
“但这仗还得打。怎么打？不能像在南方那样打。南方地广人稀，敌人弱，我们可以挑软的吃。东北不一样。东北的敌人强，你躲不开。你不打他，他打你。要打赢，就得硬碰硬。”
有人问：“硬碰硬，我们拼得过吗？”
“拼不过也得拼。”林彪说，“但不是瞎拼。要算账。算好了再拼，拼一次赢一次。拼一次赢一次，慢慢就把局面翻过来了。”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完了，他放下木棍，看着下面的人。
“回去之后，各部队抓紧整训。练射击，练爆破，练土工作业。把兵练好了，再打。”
第三章 硬拼
1946年秋，敦化。
林彪把第一纵队司令员万毅叫来了。万毅原来是东北军将领，起义之后到了八路军，现在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纵队司令。林彪找他谈话，问他在东北打仗和在山东打仗有什么不同。
万毅说：“在山东打的是伪军和顽军，装备差，士气低。在东北打的是国民党的新一军、新六军，全是美械装备，气焰很盛。”
林彪问：“什么时候封河？”
万毅说：“我老家讲‘小雪封地，大雪封河’。”
林彪点了点头。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踱了几个来回，他停下来说：“新一军、新六军现在气焰很盛，不可一世。我考虑，准备拿出一支部队，同他们死打硬拼，豁出去付出一定伤亡代价，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
他看着万毅。“你看，对这种打法有什么意见？”
万毅说：“这种打法有明确的作战目的，应该有这种打法。”
林彪问：“在古书上有没有这种打法？”
万毅想了想，说了几句古书上的话。林彪听了，没有再说。他在屋里又踱了几步，然后坐下来，拿起铅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字：“硬拼战”。
他把“硬拼战”定为东北作战的基本打法。他在电报里写：“东北我军由于群众条件的不成熟，我甚难秘密地接近敌人，所遇敌又较强，非一打即垮。……因此，我军必须准备打硬拼仗，以打硬拼仗为经常的作战方针。”
他的意思很简单：以前在南方打游击，可以挑软的打。在东北不行。东北的敌人太强，回避不了，躲不开。要打赢，就得硬碰硬。要硬碰硬，就要准备好死人。他从来不回避这句话。
有一天，作战科科长来找他，说：“林总，各部队反映，硬拼战伤亡太大。有的连队打光了。”
林彪看着他。“打光了，补。补了再打。”
“可是……”
“没有可是。”林彪说，“现在不拼，以后连拼的机会都没有。”
作战科科长没有再说话。他敬了个礼，退了出去。
林彪坐在桌子前面，看着那张写着“硬拼战”的纸。他看了一会儿，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地图上的东北被红蓝铅笔涂得密密麻麻。他看了一会儿，拿起铅笔，在一个位置上画了一个圈。那是其塔木。
第四章 三下江南
1946年12月，松花江封了。
国民党军在南满发动进攻，要“先南后北”，先吃掉南满的民主联军，再回头收拾北满。林彪看穿了他们的意图。他把北满的主力集结起来，准备越过松花江，往南打。
第一次下江南，是1947年1月。北满部队从哈尔滨以南出发，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向长春以北的国民党军据点发起攻击。打的是其塔木。敌人据守在一个大院里，砖墙很厚。林彪的部队用炮轰，用炸药炸，打了几天，拿下了。然后撤回来。
撤回来的时候，天很冷。零下三十多度，呼出的气立刻变成白霜。战士们在雪地上走，脚上的棉鞋湿了，冻得硬邦邦的。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是冻倒的。旁边的战友把他扶起来，架着走。走了一段，那人说：“放下我吧。我不行了。”
架着他的人说：“不行也得行。过了江再说。”
过了江，那人已经没气了。
林彪在指挥部里收到伤亡统计。他看了，放在桌上。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地图上的松花江用蓝笔画了一条线，江上有几个点，是渡口。他看了一会儿，拿起铅笔，在江那边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其塔木。
第二次下江南，是2月。打的是城子街。这次打得更快。部队过了江，直扑城子街，一天一夜拿下。然后又撤回来。
撤回来的时候，林彪在江边等着。他站在雪地里，看着部队过江。战士们从他身边走过，有人认出他，喊一声：“林总！”他点点头。没有人停下来。
第三次下江南，是3月。打了靠山屯。这次国民党军有了准备，调了重兵来追。林彪的部队在前面走，敌人在后面追。走了一段，林彪停下来，说：“不走了。”
他把部队掉过头来，打了一个反击。追得最猛的是国民党的八十八师，被围在靠山屯一带。打了三天三夜。八十八师被打残了，师长被俘。
林彪站在指挥部的院子里，听着前方的电报。电报一封一封地来。他听着，偶尔说一句：“好。”说完了，继续听。
三下江南，前后打了三个多月。北满部队三过松花江，配合南满的四保临江，把国民党军的“先南后北”计划彻底打碎了。东北的战局，从被动变成了主动。
三下江南之后，林彪把各纵队的司令叫来开会。他站在地图前面，用木棍指着图上的几条线。
“三下江南，我们过了三次江。”他说，“过了三次，又退回来三次。有人问，为什么不过了江就不回来？因为还不是时候。现在我们的力量不够，只能打了就走。等力量够了，过了江就不回来了。”
他放下木棍，看着下面的人。
“打仗不能着急。着急了，就要吃亏。”
第五章 一点两面
1947年，哈尔滨。
林彪在东总司令部开了一次战术会议。来的都是各纵队的司令、政委、参谋长。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墙上挂着地图，地图上标着东北各战场的态势。
林彪站在地图前面，用一根木棍指着图上的标记。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
“我今天讲一个战术。”他说，“叫‘一点两面’。”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圈，又在圈的旁边画了两个箭头。
“一点，就是集中兵力于一点。不要到处打，不要分兵。把拳头攥起来，打敌人的一个点。”他用木棍点了点那个圈，“两面，就是攻击的时候，至少从两个方向打。正面一个，侧面一个，或者背后一个。让敌人顾头顾不了尾。”
底下的人在记。林彪停了一下，继续说：
“不要想一口把敌人吃完。嘴巴不要张得太宽。嚼不碎，结果会把牙齿碰断。”
有人笑了一声。林彪没有笑。他继续讲。
“还有‘四快一慢’。四快，是前进要快，攻击准备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一慢，是总攻击发起要慢。什么叫慢？就是准备好了再打。没有准备好，不要打。”
他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完了，他放下木棍，看着下面的人。
“这些不是道理，是经验。”他说，“我在江西打仗的时候，不懂这些。后来慢慢懂了。懂了之后，少死了很多人。”
底下没有人说话。
除了“一点两面”，林彪在东北还总结了另外几套战术：“三三制”，一个班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三个人，进攻的时候分散队形，减少伤亡。“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四组一队”，突击组、爆破组、火力组、支援组，组成一个突击队。“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敌人守，就围；敌人退，就追；敌人援，就打。
这些词听起来简单，但每一个都是拿命换的。林彪把它们编成小册子，发到连队。他不指望所有人一下子都懂。他知道打仗这回事，光靠说没用。但说了，总比不说好。说了，有人记住了，上了战场就能少死几个。
有一次，一个参谋问他：“林总，这些战术，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林彪看了他一眼。“不是想出来的。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
“打仗死了人，就要想为什么死了。想明白了，下次就不这么死了。”林彪说，“这些战术，都是死人换来的。”
参谋没有再问。
第六章 辽沈前夜
1948年9月，双城。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在一栋青砖房子里。林彪住在楼上，办公室在楼下。墙上挂着巨幅作战地图，东北全境标得密密麻麻。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城市，像三颗棋子落在棋盘上。
林彪蹲在地图前面，已经蹲了很久。他的腰微微前倾，这是老伤留下的习惯。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画完了，擦掉。再画。再擦掉。
问题是：先打哪里。
长春在北面，郑洞国率十万守军。沈阳在中间，卫立煌坐镇，三十万重兵。锦州在南面，范汉杰率十五万人，扼守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
卫立煌不管林彪怎么围城，他就是不出来。围城打援的打法，在东北行不通了。要打，只能大兵团攻坚。
林彪对攻坚有阴影。1947年6月，他打过四平。两倍于敌的兵力，血战半个月，伤亡八千人，眼看就要拿下了，杜聿明的援军到了。功亏一篑，不得不撤。那一次之后，他对进攻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大城市，一直心有顾虑。
他最初的方案是打长春。4月18日，东北局讨论之后，致电中央，建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同意了。5月24日，部队向长春外围出击，发现打不动。长春的工事太坚固，部队在战术和技术上都准备不足。5月29日，林彪致电中央，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久困长围。
7月，林彪再致电中央，提出南下作战。毛泽东回电：打锦州。
林彪看了电报，没有立刻回。他在屋里踱步。他的脑子里在算账。打锦州，锦西和葫芦岛的援军离锦州只有五十公里，无险可守。沈阳的卫立煌如果北上，两面夹击，他的部队就被围在中间了。
但他也知道，打锦州是唯一的路。锦州是东北的大门。关上这扇门，东北的国民党军就跑不掉了。这个道理，他懂。毛泽东在电报里说得更直白：“关门打狗。”
他把罗荣桓和刘亚楼叫来。三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林彪把地图摊开。
“打锦州，有三怕。”他说，“一怕长春的敌人南下，二怕沈阳的敌人西进，三怕锦西的敌人北上。这三怕，哪一怕处理不好，都麻烦。”
罗荣桓说：“长春的敌人被围了几个月，出不来。沈阳的卫立煌，未必敢动。关键是锦西。”
刘亚楼说：“锦西那边，我们放两个纵队阻援，应该能顶住。”
林彪没有说话。他在地图上画了几条线，把锦西、葫芦岛、锦州连起来。看了一会儿，他把铅笔放下。
“打。”他说。
9月4日，他把洪学智和刘其人叫到司令部，讨论作战问题。他把锦州的地图摊开，讲了攻打锦州的方案。洪学智听了，说：“能打。”林彪点了点头。他拿起铅笔，在地图上圈了锦州。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
第七章 犹豫
10月2日，彰武。
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的列车停在彰武车站。林彪坐在车厢里，面前摊着地图，旁边是罗荣桓和刘亚楼。
电台收到了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敌情通报：傅作义的部队经海运从葫芦岛登陆，增援锦西。
林彪把电报看了两遍。他手执电报，在房间里踱起了步子。他的步子很慢，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拿着电报。
他担心的不是傅作义的部队本身。他担心的是局面。锦西到锦州只有五十公里，中间没有险要可守。他的阻援部队能不能扛住？扛不住，攻锦州的部队就被夹在中间了。
他走到桌前，坐下来。他对秘书谭云鹤说：“给中央发电报。”
他口述了内容：由于傅作义部增援葫芦岛，打锦州有被夹击的危险。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中央军委同时考虑并指示。”
电报发出去了。谭云鹤把稿子送给了罗荣桓和刘亚楼。刘亚楼圈阅了。他是出于对林彪军事指挥的尊重，没有多想。
那天夜里，刘亚楼反复思考，辗转难眠。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锦州的地图在他脑子里转。他想起了林彪说的话：三怕。长春的敌人出不来，沈阳的敌人不敢动，锦西的敌人呢？傅作义的部队到了葫芦岛，锦西的阻援压力更大了。但是，如果回师打长春，长春的敌人已经被围了几个月，打下来也没什么意义。东北的大门还是关不上。
第二天清晨，他赶到罗荣桓的住处。罗荣桓刚刚起床，正在洗脸。刘亚楼站在门口，说：“罗政委，昨天晚上的电报，我觉得不妥。”
罗荣桓把毛巾放下。“怎么了？”
“葫芦岛的敌军，不足以影响我们的战略决策。”刘亚楼说，“还是打锦州好。”
罗荣桓看着他，想了一会儿。“我的想法也一样。”
两个人一起去找林彪。林彪住在另一节车厢里。他们进去的时候，林彪正坐在桌子前面看地图。他抬起头。
“有事？”
罗荣桓比较委婉地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站起来，踱着步子。忽然他停下脚步，一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手指向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刘亚楼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罗政委的看法。葫芦岛的敌军不足以影响我军战略决策的改变，还是打锦州好。”
林彪喊来秘书：“追回那份电报。”
秘书面露为难之色：“电报已经发走了。”
林彪沉默了。他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重新发。由罗政委起草。”
罗荣桓起草了电报，经林彪和刘亚楼修改，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重申攻打锦州的决心。10月3日9时，电报发出。
毛泽东在西柏坡收到林彪10月2日的电报之后，十分不安。他立即复电：“你们应……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两小时后，他又发出一封电报，措辞更加严厉：“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
直到收到“林罗刘”10月3日的电报，毛泽东才放心了。他回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林彪收到毛泽东的回电，看了一遍，放在桌上。他没有说话。他拿起铅笔，在地图上把锦州圈了一遍，又一遍。
刘亚楼站在旁边，看着他在圈锦州。刘亚楼后来回忆：“林总这个人，平时不轻易下决心，但一旦下了决心，就不会再改。”
第八章 锦州
10月5日，前线指挥所进到距锦州十公里的牤牛屯。林彪在锦北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设置了指挥所。从山上可以俯瞰锦州全城。
10月9日，各部队开始向锦州外围据点发起攻击。四纵在十一纵配合下，坚守塔山阵地，血战四昼夜，挡住了锦西方向增援的敌军。塔山不是山，只是一个村子。四纵的战士在村前的平地上挖战壕，顶着飞机和炮火，把敌人的援军挡在锦州以南。
塔山最激烈的时候，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打电话到指挥部。电话里声音很吵，吴克华的声音几乎听不清。
“林总，敌人又冲上来了！”
林彪接过电话。“顶住。”
“伤亡很大！”
“顶住。”
“是。”
电话挂了。林彪把话筒放下。他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到地图前面，看着塔山的位置。塔山在锦州和锦西之间，只有几公里。如果塔山丢了，锦西的敌人和锦州的敌人就会连成一片。他的攻锦部队就会被夹在中间。
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对刘亚楼说：“告诉四纵，塔山守不住，提头来见。”
这句话后来传到四纵，成了命令。四纵的战士在塔山阵地上，打到最后一个人也没有退。阵地反复易手，有的连队打光了，营长顶上去。营长打光了，团长顶上去。团长打光了，师参谋长顶上去。到最后，塔山还在。
林彪在帽儿山上。他每天早上上来，傍晚下去。他站在山上，看着锦州的方向。炮声从远处传过来，一下一下的。他不怎么说话。参谋们把电报递给他，他接过来看，看完放下。有时候他拿起望远镜，看一会儿。放下了，继续等。
10月14日，总攻开始。
东北野战军集中五个纵队，对锦州发起全面攻击。炮火准备四十分钟，几百门大炮同时开火，锦州城墙上硝烟弥漫。步兵跟在炮火后面往上冲，爆破组炸开铁丝网和碉堡，突击队冲进城去。
林彪在帽儿山上。他听见炮声，站起来，走到山边。他拿着望远镜，看着锦州的方向。炮火把半边天都映红了。他看了一会儿，放下望远镜。
“开始了。”他说。
激战三十一个小时。
10月15日傍晚，锦州守敌被全歼，范汉杰被俘。锦州解放。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关上了。
林彪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帽儿山上。通信员跑过来，说：“锦州拿下了！范汉杰抓住了！”
林彪点了点头。他放下望远镜。他没有笑，脸上也没有别的表情。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下走。走到山脚，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锦州的方向。城里的枪声已经停了，只有几处地方还在冒烟。他转过身，继续走。
刘亚楼后来回忆，听说捉到了范汉杰，他乐得跳起来，跑去报告。林彪俯身看地图，头也没抬，只是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
第九章 黑山
锦州拿下了，长春那边也动了。10月19日，长春守军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率部投诚。东北野战军兵不血刃进了长春。
蒋介石飞到沈阳，部署总退却。他要廖耀湘兵团从沈阳出发，经黑山、大虎山往营口撤退，从海上跑。
林彪看穿了这条路。他对刘亚楼说：“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
部队迅速集结于黑山、大虎山一带。黑山是廖耀湘的必经之路。守黑山的是十纵。林彪给十纵的命令很简单：“死守。”
十纵在黑山打了三天。廖耀湘的兵团有十几万人，美械装备。十纵的兵力少得多，但守住了。阵地反复易手，有的连队打到最后只剩几个人，还在打。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打电话到指挥部。“林总，敌人太多，顶不住了！”
林彪接过电话。“顶不住也要顶。”
“伤亡太大了！”
“我知道。”林彪说，“再顶一天。主力马上到。”
“是。”
电话挂了。林彪把话筒放下。他在屋里走了一圈。然后他走到地图前面，看着黑山的位置。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对刘亚楼说：“告诉六纵，加快速度。今天夜里必须赶到。”
六纵赶到了。
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发起围歼。各纵队从四面压上来，把廖耀湘的部队切成几块。廖耀湘想跑，跑不掉。想打，打不赢。电台呼叫，没人来救。他的兵团部在一个叫胡家窝棚的地方被端了。廖耀湘本人被俘。
两天之后，廖耀湘兵团被全歼。十几万人，一夜之间没了。
林彪站在指挥部的院子里，听着最后一封电报。电报念完了，他没有说话。他转过身，进了屋。桌上摊着地图，上面画满了红蓝箭头。他看了一会儿，把铅笔放下。然后他坐下来，靠着椅背，闭了一会儿眼睛。
第十章 进关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全境解放。
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百万大军，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山海关。
12月2日，林彪从喜峰口入关。快到马兰峪的时候，两架敌机飞来轰炸扫射。警卫人员把他从吉普车上架到路边沟里。敌机走了，他从沟里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重新坐到车上。他的神色跟在地图前面踱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新华社和《东北日报》发了一条消息，说林彪正在沈阳主持东北局会议。国民党情报部门向蒋介石报告：林彪尚在沈阳。
他已经到了华北。
他坐在吉普车上，车在华北的平原上跑。路两边是收割后的田野，光秃秃的。他没有看窗外。他低着头，在想事情。北平、天津、张家口，华北的国民党军还在。仗还没打完。
车过了一个村子。村口有小孩在路边玩，看见汽车来了，站起来看。车过去了，小孩在后面追了几步，跑不动了，停下来。林彪没有回头。
他的手伸进挎包，摸了一下。挎包里有一本旧杂志，封面上印着《中国青年》。杂志还在。
他想起一件事。育南没有到过东北。张浩到过。张浩1930年在满洲省委工作，化名“张浩”，在沈阳、哈尔滨一带活动。张浩在东北被捕过，受了很多刑。张浩的肺和背，就是在东北落下的病根。
他到了东北。他到了张浩待过的地方。他到了张浩受过刑的地方。
他收回手，坐直了。前面的路还很长。北平还在等着他。
第十一章 南下
1949年4月，第四野战军从平津地区南下。
林彪坐在吉普车里，走在队伍中间。路两边是华北的田野，麦子刚返青，绿油油的一片。他的腰微微前倾，手扶着膝盖。车窗开着，风灌进来，带着泥土的味道。他没有看窗外，低着头在想事情。
四野的兵力是百万。从东北入关的时候，是八十万，打完平津，又补充了一批起义部队，加上南下沿途的翻身农民参军，到4月已经过了百万。这是他带出来的兵。从东北打到华北，从华北打到中南。他熟悉这支部队里的每一个纵队司令，熟悉他们的脾气，熟悉他们打仗的习惯。
4月20日，渡江战役开始。四野配合二野、三野，在武汉以东的团风至武穴间强渡长江。5月16日，武汉解放。林彪进了城，把司令部设在汉口的一栋楼里。他站在窗前，看着长江。江面很宽，水是黄的。他看了一会儿，想起湘江。
湘江的水是灰的，长江的水是黄的。他站在长江边上，想起1934年那个冬天。那时候他带着红一军团过湘江，江水齐腰深，冷得刺骨。那时候他是二十七岁，现在他是四十二岁。十五年，从湘江到长江，他走了很远。
“林总。”秘书进来，“白崇禧那边有动静。”
林彪转过身。“说。”
“白崇禧的部队正在往南撤，看样子是要退到湖南去。”
林彪走到地图前面。地图上是中南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标着国民党军的部署。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在武汉以南，还有二十多万人。他的意图很清楚：退到湖南，依靠湘江和衡阳一带的地形，挡住四野南下的路。
“追。”林彪说。
7月，四野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部队分三路南下，一路沿粤汉铁路往南，一路沿湘赣公路往西，一路沿长江往西。白崇禧的部队跑得快，追不上。林彪在指挥部里，每天看电报，看地图。他的眉头没有松开过。
白崇禧是他在东北就听说过的对手。这个人能打，也会跑。他在东北跟杜聿明、陈诚、卫立煌都交过手，知道国民党军里谁行谁不行。白崇禧跟那些人不一样。他不跟你硬拼。你打他，他跑。你追他，他绕。你想找他决战，他避开。你想占他的地盘，他不心疼。他只有一个目的：保住手里的兵。
林彪在指挥部里对刘亚楼说：“白崇禧这个人，不打硬仗。他要跑，你就追不上。要打他，就得让他停下来。”
“怎么让他停？”
“打他的要害。”林彪说，“他要保广西，就得守衡阳。守住衡阳，才能守住广西。我们打衡阳，他就得回来。”
8月，四野发起衡宝战役。林彪把主力调到衡阳、宝庆一带，摆出要打衡阳的架势。白崇禧果然回来了。他调了五个师到衡宝一线，想挡住四野的攻势。
林彪等的就是这个。9月中旬，四野发起总攻。四野的部队从三面压上来，把白崇禧的五个师围在衡宝公路两侧。激战几天，全歼。白崇禧的主力被打掉了。
林彪在指挥部里收到战报。他看了一遍，放在桌上。刘亚楼在旁边，说：“白崇禧跑了。”
“跑就跑。”林彪说，“他的兵没了，跑也跑不远。”
10月，四野继续南下。广州解放。11月，桂林解放。12月，南宁解放。白崇禧从广西跑到了海南岛，又从海南岛跑到了台湾。他的二十多万部队，大部分被歼，一部分起义，一部分跑散了。
林彪站在南宁的城墙上，看着南边的天。南边的天是蓝的，很远的地方是海。他从东北打到广西，从白山黑水打到南海边。仗打完了。
“林总，下一步怎么办？”刘亚楼问。
“海南岛。”林彪说。
1950年3月，四野发起海南岛战役。部队用木船渡海，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海上防线。5月1日，海南岛解放。
林彪没有去海南岛。他在武汉，看着地图上的海南岛被画上了红旗。他看了一会儿，把铅笔放下。
“林总，”秘书进来，“中央来电。”
“念。”
秘书念了电报：中央决定，林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
林彪听完，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武汉的街，街上有人在走，有车在跑。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回电。服从中央决定。”
第十二章 休养
1950年，林彪的身体出了问题。
问题在1938年就种下了。那年在山西隰县，子弹穿过右肺，弹头留在体内。在苏联治了四年，弹头没取出来。医生说过，弹头的位置太危险，靠近脊柱，取出来可能会伤到神经。就让它留在里面。但留在里面的东西，迟早会出事。
1950年，林彪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有时候睡着了，梦很多，醒了比没睡还累。他的腰疼得厉害，阴天更疼。他的脾气变得不好，有时候跟秘书说话，说着说着就不说了，摆摆手让人出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入朝作战。毛泽东考虑过让林彪挂帅。林彪说他身体不好，去不了。后来是彭德怀去了。
林彪没有去朝鲜。他留在了武汉，后来到了北京，又到了青岛。他在青岛疗养，住在海边的一栋房子里。房子不大，窗户对着海。他每天坐在窗前，看海。海是蓝的，天是蓝的，有时候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
他看海的时候不多。大多数时候，他坐在桌子前面，看文件，看地图。他不怎么出门。警卫员有时候劝他出去走走，他说：“不想走。”
他的桌上放着一本旧杂志。封面已经旧了，边角磨破了，“林育南主编”几个字还能看清。他有时候翻一翻，看一页，然后合上。
1955年，授衔。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他没有去北京参加授衔仪式。他在青岛，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消息。他听完，把收音机关了，继续看文件。
1958年，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他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他到了北京，住进了毛家湾。
他当了国防部长之后，工作多了。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看文件，开会，见人。他的身体还是不好，但他的工作没停。他抓军队训练，抓政治工作，抓战备。他在军队里推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搞“四好连队”“五好战士”。
他的桌上，还是那本旧杂志。
第十三章 太原
1949年4月，北平。
林彪坐在屋子里，桌上摊着地图。地图上是山西，太原被红笔圈着。太原战役打了一个多月了，阎锡山还在城里撑着。他的部队把太原围得铁桶一般，但阎锡山经营了三十多年的工事不是好啃的。碉堡、暗道、地雷，一层一层的。
他正在看前线的电报。太原前线总指挥是徐向前，后来彭德怀也去了。但林彪是四野的司令，向荣是他的弟弟，在前线。他看电报的时候，有时候会翻到六十六军那一页。向荣在六十六军，当副团长兼参谋长。
消息是4月24日到的。
那天上午，林彪正在开会。秘书进来，递给他一封电报。他接过来，看了一眼。电报很短。
“林向荣同志于4月19日在太原战役中牺牲。”
他看了两遍。然后把电报放在桌上。他坐在那里，没有动。会议室里还有人，在等着他继续说话。他抬起头，看了看他们。
“休会。”
人们陆续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坐在桌子前面，看着那封电报。电报上的字不多，他看了很久。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北平的春天，天是蓝的，树是绿的。他站在窗前，没有动。
向荣是1938年到延安的。那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向荣站在他面前，喊了一声“哥”。他拍了拍向荣的肩膀，说“长大了”。向荣在抗大读了半年，后来去了晋察冀。从参谋做起，后来当了连长、营长、副团长兼参谋长。
1949年初，向荣来北平看他。那是他们兄弟两个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坐下来好好说话。向荣说：“哥，打完太原，是不是就差不多了？”他说：“差不多了。”向荣说：“打完仗，我想回去看看。咱家那几间屋子，你说是还在。”他说：“在。”“打完仗，我想回去看看。”
向荣没有回去。
林彪站在窗前，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来。他把电报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他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他没有说话。
他想起一件事。小时候在浚新小学，向荣还小，没有上学。育南从武昌回来，在院子里跟人说话。向荣坐在门槛上，听。育南说什么，他听不懂，但他看着育南，眼睛是亮的。后来育南走了，向荣问他：“哥，育南哥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向荣说：“我想跟他去武昌。”
向荣没有去武昌。他去了延安。
林彪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想写点什么。他想起向荣说的那句话：“咱家那四兄弟，就剩你我了。”那时候向荣说的是四个人。育南、育英、他、向荣。现在，育南死了，育英死了，向荣也死了。四个人，只剩他一个。
他把笔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还是蓝的。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把抽屉里的电报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电报折好，放进挎包。挎包里有一本旧杂志，封面上印着《中国青年》。他把电报放在杂志旁边，拉上挎包。
他走出屋子。外面是北平的街，街上有人在走，有车在跑。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回去，坐下来，继续看文件。
太原前线传来消息：4月24日，太原解放。阎锡山跑了。守军被全歼。
林彪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看地图。他把电报看了两遍，放在桌上。他没有说话。他拿起铅笔，在地图上把太原的红圈擦掉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北平的春天，风里有一点暖意。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
育南没有等到这一天。张浩没有等到这一天。向荣没有等到这一天。
他也没有等。他站在这里，看着外面的春天。
第十四章 门槛
1949年10月1日，北京。
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灰布军装，戴着解放帽。他的位置在城楼西侧，和其他几位野战军负责人站在一起。
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泽东站在城楼中央，对着麦克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在广场上回荡。然后升国旗，奏国歌。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林彪站在城楼上，看着广场。广场上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军人，有从各地来的代表。他们的脸上有笑，有泪，有激动。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回来。
他想起一件事。1931年，他在江西苏区，收到育南牺牲的消息。那时候他在红四军，二十三岁。他站在指挥部外面，看着山。山是绿的，天是蓝的。他没有哭。他只是站着。
1942年，育英在延安病逝。他赶回延安，在床前握着育英的手。育英说：“育南的事，要办。”他说：“我晓得。”育英说：“那顶帽子，是王明扣的。我摘不掉。你摘。”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育南的帽子摘了。他在会上听着任弼时念决议，听到“林育南”三个字。他坐在角落里，没有动。
1949年4月，向荣牺牲在太原。他收到电报，把电报折好，放进挎包。
现在，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四兄弟，只剩他一个。
广场上的欢呼声一阵一阵的。毛泽东在城楼上挥手，下面的人喊“毛主席万岁”。林彪站在旁边，没有喊。他看着广场，看着那些脸。
他想起育南。育南没有看到这一天。育南在龙华的荒地上倒下的时候，三十三岁。育南写过一句话：“血不是白流的。今天流的血，会浇出明天的花。”
花开了。育南没有看到。张浩没有看到。向荣没有看到。
他看到了。他站在这里，看着。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林彪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他坐上车，回毛家湾。车走在长安街上，街上的人还在庆祝。他透过车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收回来。
回到住处，他关上门。屋里很安静。他走到桌子前面，坐下来。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本旧杂志，封面上印着《中国青年》。还有一封电报，是向荣牺牲的电报。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育南的事，要办。”
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北京的夜，天上有星星。他站在窗前，没有动。
育南。张浩。向荣。
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
（第四卷完）
后记
林育南牺牲后，因历史原因长期未获公正评价。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同志作了肯定的评价，强加于他们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此时距他在龙华就义，已过去十四年。
林育英（张浩）1942年3月病逝于延安，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他1935年从莫斯科回国后，以“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对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维护红军团结起了关键作用。他生前多次上书中央，要求重新审查林育南的历史问题，未能等到回音。
林向荣1949年4月牺牲于太原战役，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第一九七师第五九〇团副团长兼参谋长。他倒在胜利前夜，差一点就能看见新中国的旗子。
林彪站在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四兄弟，只剩他一人。
附录：林氏兄弟生平简表
林育南（1898—1931）
1898年12月1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
1915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
1917年10月，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
1919年，参与领导武汉五四运动，被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
1927年11月，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
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就义，时年33岁。
林育英（张浩）（1897—1942）
1897年2月，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
1922年，由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赴安源，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部主任。
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化名“张浩”。
1935年9月，从莫斯科出发，穿越蒙古戈壁回国。
1935年11月，抵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
1935年12月至1936年，以“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首任政委。
1940年，因脑溢血病倒，半身不遂。
1942年3月6日，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
林彪（1907—1971）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
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参加北伐，在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连长。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
1928年，上井冈山。
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
1934—1935年，参加长征，指挥湘江战役、泸定桥、腊子口等战斗。
1937年9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指挥平型关战役。
1938年3月，在山西被阎锡山部哨兵误伤，赴苏联治伤。
1942年，回国，赴重庆谈判。
1945年，参加中共七大，当选中央委员。
1945—1948年，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指挥辽沈战役。
1948—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平津战役、南下作战。
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林向荣（1916—1949）
1916年，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
1938年，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分配至晋察冀军区，历任副连长、参谋、团参谋长。
1946年6月，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警备七团团长。
1949年2月，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第一九七师五九〇团副团长兼参谋长。
1949年4月，在太原战役中牺牲，时年33岁。
（全书完）
作者：
心如大海，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者。长期深耕中国革命史，着力挖掘宏大叙事背后那些被时光淡忘的英雄与往事。多年研读党史文献、地方史料与亲历者回忆录，踏访多处革命老区旧址。长篇纪实小说《留守》，聚焦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另有《血色长虹》《剑吼长城东》《布鲁》《建党》等多部历史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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