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论】

               沉潜史海铸史诗

                       鲁崇民

     杨焕亭，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原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笔耕不辍，累计发表文学与学术作品近五百万字，涉猎散文、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史学著作多个门类，兼具扎实的文学创造力与史学素养。著有《烛影墨影》《山月照我》等四部散文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往事如歌》；历史题材创作包括《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汉光武帝》四部百万字长篇；另有与雷国胜合著的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杨波海合作），以及长篇纪实文学《无定河的女儿》。其中《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常被称作他的历史三部曲，作品秉持纯正的历史品格，文学底蕴深厚、情节生动宏阔、地域文化特质鲜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盛赞其“无愧于当代历史小说大家”，视之为当下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多篇作品入选《百年陕西文艺经典》《西部散文百家》等选本，《汉武大帝》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奠定了他在陕西乃至全国历史文学领域的重要位置。

     依托系统的史学积淀，杨焕亭自2006年动笔创作《汉武大帝》，历时二十载完成四部秦汉帝王题材史诗长篇，实现了从现实主义书写向宏大历史叙事的创作转型。魏锋《深耕史海二十载 千万字笔墨铸史——专访著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汉光武帝>作者杨焕亭》这篇访谈，集中呈现他长期摸索形成的创作理念：围绕题材自觉选择、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典型人物塑造、地域文脉滋养、时代价值表达等维度，以唯物史观为根本遵循，坚持历史书写的“思想在场”，以古鉴今，借历史叙事回应当代的精神诉求，为当代历史长篇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作为陕西文坛历史叙事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二十年的创作实践，不仅留下厚重的文本，也为理解当代史诗书写提供了珍贵的样本。

      一、题材选择：审势立题，立足文学生态找准创作方位

      作家的题材取舍，不只是个人兴趣的选择，而是主体认知、知识储备与文学生态双向磨合的结果，这构成杨焕亭创作观的逻辑起点。

      杨焕亭步入文坛之时，陕西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名家辈出，贾平凹、和谷等同辈作家在现实题材领域成果丰硕。相较而言，他起步偏晚，若继续在现实赛道竞争，很难实现独特的艺术突围。而西北大学历史系的求学经历，加上长期对秦汉史的钻研，让他拥有转向历史写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地处十三朝古都的陕西，遗存丰厚、文脉绵长，但彼时陕西本土厚重的历史资源，并没有匹配足够多高质量的历史长篇，存在明显的创作短板。出于清醒的自我判断与文化担当，他选择深耕历史小说，补足这一方面的创作短板。

      在《往事如歌》等现实主义作品之后，杨焕亭完成这次创作转向。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理性研判之后的自觉抉择。他曾撰文《题材选择的失衡与文学大省的反思》，剖析陕西文学生态存在的短板，彼时《汉武大帝》尚在出版阶段，可见他是理论思考先行，创作紧随其后，对自身的文学定位有着清晰把握。

     在他看来，现实写作与历史写作路径不同，但价值同源。现实写作要求作家保持生活在场，捕捉鲜活的人间质感；历史写作则不必执着于物理时空的在场，重在“思想在场”，跨越岁月隔阂，沉入古人的历史语境，和历史展开精神对话。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离不开阐释者的主体观照，这也成为他历史书写的重要参照：回望历史不是复述旧事、堆砌史料，而是站在当代视角提炼历史启示，做到以史为鉴。无论现实还是历史叙事，最终都指向对当代人的精神滋养，这也是他题材自觉的根基。

      二、叙事根基：虚实持衡，以唯物史观辩证把握史艺边界

      历史小说最难处理的，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平衡。在二十余年的创作中，杨焕亭秉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建立起一套稳定严谨的叙事准则：重大史实、时代变局、王朝脉络必须忠于史料，不能戏说篡改；艺术虚构的边界，限于史料留白、人物心理、日常细节的补充。

      在他看来，历史由人书写，特定的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又塑造人。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选择与性格，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矛盾，孤立地贴标签，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变局中考察。

      创作《汉武大帝》时，影视改编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大众也容易固化“开疆拓土”、“穷兵黩武”的简单评价。杨焕亭没有跟随流行叙事，而是回到史料，梳理文景之治背后潜藏的危机：土地兼并、诸侯割据、思想纷杂、边患不断。西汉正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关口，时代矛盾催生了汉武帝雄强进取的一面，也埋下他执政争议的根源，唯有在时代坐标系中，才能辩证看待其功过。

      尊重史实不等于照搬史料，历史小说是文学，不是史学讲义。由《汉武大帝》的写作经验，他提炼出贯穿四部作品的“四个统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人物与其行为动机的统一，人物性格主导性与丰富性的统一，叙事性与抒情性的统一。这是他历史叙事的核心纲领。

      合理的艺术加工，目的是祛魅与补白，而非颠覆正史。他拨开后世附加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偏见污名，依托人物经历铺展心理线索，发掘史料缝隙里的人性温度。写武则天，跳出男权叙事里“心机狠戾”的刻板印象，肯定她承继贞观遗风、推动社会治理的功绩，同时结合早年坎坷、后宫争斗的经历，写出她性格的复杂隐忍，不神化、不丑化。写汉高祖，摆脱“无赖帝王”的标签，兼顾刘邦身上的草莽底色和开创王朝的政治格局。

      在民族关系书写上，唯物史观同样一以贯之。书写汉匈纷争，不单方面夸耀武功，如实呈现战争带给双方百姓的苦难，突出民族交融、和平共生的历史大势。《汉武大帝》中相关人物情节的设置，正是为了表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必然。

      帝王题材历史小说极易落入二元评判的窠臼，人物扁平脸谱化。杨焕亭人物塑造的核心思路是“以人铸史”，回归人的本身，在典型环境中写出人性的复杂、矛盾与真实。

      在他笔下，帝王不是符号化的权力机器，同样拥有喜怒哀乐、缺憾与挣扎。写汉武帝，既写他开疆拓土、锐意革新的雄主气魄，也不回避他青年时的柔情向往、中年的刚猛偏执、晚年多疑畏衰、酿成冤案的局限。卫子夫、李夫人两段悲情际遇，让一代帝王拥有普通人的情感重量。

      到《汉光武帝》，这种塑造思路又有新的推进。长久以来刘秀常常被认为一生平顺、缺少戏剧冲突，容易被创作忽略。杨焕亭细读《后汉书》《资治通鉴》，发掘其人格内部巨大的张力。正如李星在序言中所言，刘秀堪称封建时代权力顶峰之上的“帝中之圣”，杨焕亭围绕内圣外王的特质重构人物形象。

     刘秀少年在长安太学研习《尚书》，儒家教育养成他温润内敛、顾全大局的底色。兄长刘縯遇害一事，最能体现这份隐忍：面对构陷与危机，他强忍悲痛，人前收敛情绪、蛰伏自保，深夜独自悲恸，这份克制不是懦弱，而是乱世之中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政治智慧与大局观。

      温润之外，刘秀又具备果决勇毅的政治家魄力。孤身经略河北，审时度势、整合力量，平定各方割据，奠定东汉基业；天下安定之后，善待功臣、平衡朝堂，妥善处置废后事宜，避开了开国帝王屠戮功臣的老路。对待情感，对阴丽华初心不改，对郭圣通保持体恤公允，展现难得的理性与温情。

      隐忍与果决、儒者道义与政治权变、家国责任与儿女深情，多重矛盾特质共存一体，恰恰构成人物形象的完整真实，让历史人物跳出固化标签，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地域文脉是作家精神滋养的沃土，三秦厚重绵长的历史底蕴，支撑起杨焕亭二十年的史诗书写。陕西丰富的历史遗存，为秦汉题材叙事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

      在杨焕亭的理解里，地域文脉的价值不只是提供故事素材，更在于读史明理，启发人们思索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内在关联。深厚的乡土历史资源，帮他找准创作方位，确立以史弘文、以文载道的追求，形成扎根地域、回望历史、观照时代的文化担当。

      史诗长篇写作繁重艰辛，一部百万字作品，要消化数百万字史料。他重视实地寻访古迹，切身感受古时风貌；无法亲至的地方，依靠历史地理文献补足细节。典章礼制、风俗话语，一一考据打磨，尽力还原历史现场的氛围，这是他长久坚守的创作执念。

      面对当下文坛轻量化、浅表化写作的趋向，史诗长篇日渐稀少。杨焕亭坚信，历史是民族的教科书，历史文学不是复古怀旧，而是传承中华文脉、滋养当代精神的载体。他认为新时代历史题材创作可以借助现代传播媒介，与影视等艺术形态联动，让历史故事走向更广的读者，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结语

      概而言之，杨焕亭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可以凝练为十六字要义：审势立题，虚实持衡，以人铸史，文脉弘道。

      二十载伏案深耕，千万字笔墨铸史。这套创作体系，植根扎实的史学修养，以唯物史观为思想立场，融文学审美与文化使命于一体。他审慎判断文学生态，自觉确立创作方向，坚守“思想在场”，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拒绝脸谱化书写，深入挖掘人性层次；立足三秦文脉，以史诗贯通古今、回应时代。从早年三部曲到新作《汉光武帝》，他持续拓展历史叙事的艺术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