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除了编修公安志以外，还要为上级公安机关撰写公安保卫工作史料。所谓公安保卫工作史料，是要收集整理在大革命时期、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公安保卫工作。

这几个时期，都是战争时期，流动性很大，没有稳定的政权机构，没有正规的公安保卫设置。只能收集走访一些零星片断的资料，如苏维埃政府中的保卫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对付汉奸的锄奸队，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工部等。不论收集多少，都专题整理上报。

修志编史是在同一个时期齐头并进的，既要按期完成修志任务，不拖全县后腿，又要按时上报公安史料。于是我和助手分工进行。助手不熟悉清末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情形，就由我来写，七十年代以后的由助手来写。不论谁写的初稿都要共同切磋，共同研究，坚持“资料翔实，秉笔直书”的修志原则，共同定稿。

经过几个月编纂撰写，20万字的《沔阳公安志》已完成。标题目录、前序后跋、图表、照片、封面设计，均按正规铅印出版的规格一应俱全。

由于经费欠缺，未能付梓，只是用打字机打字，印了一百几十本，装上一个简易彩色封面，算是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于1986年与广大公安干警见面了。除按规定数报送上级公安机关和县史志办公室、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县公安局档案室存档外，局党委成员、局所属科、所、队均发了一至二部不等。荆州地区各县市也各赠送了一部。

这本简易公安志书发送出去了，受到了上级公安机关极大的赞誉。沔阳县出书比其它县市都早，有的县进度慢，有的县还未动手。后来，好多外省外县公安局来索取，把几十本留作机动的也要光了。

1986年，湖北省公安厅在襄樊市召开全省公安史志会议，指定我在全省大会上发言。潜江县政法委召开公检法司干部年度总结大会，特派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开车来仙桃接我去作报告。同年冬，荆州地区公安处召开公安史志工作会议，也指定我向大会作编史修志及其它工作事迹的报告，并荣立三等功，给我颁发了公安部的勋章及荣誉证书。

《沔阳公安志》完成后，助手抽走，史志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人。我又继续编写了16篇约4万字的公安史料，报给上级公安机关。还将原来收集的一些背景资料，编写了一篇作为《沔阳公安志》的附件——《旧警察机关的历史资料》约3万字。此外，还在《沔阳县志资料》《沔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发表了7篇约3万字的资料性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长子少雄在网上发现。

《沔阳县志》总纂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4家的史志共有50万字。县志《政法篇》这一章，县里规定不能超过6万字。这个“浓缩”的任务，经县志办公室领导与各单位协商，都不愿担任这个“额外”的任务，“皮球”踢了一个多月，没有结果。总纂在即，否则就会拖全县后腿。

县志办公室领导没办法，只好找县委领导出面找公安局，要公安局支持，动员我来担任《政法篇》的主编。局长认为，老叶本来年纪大，身体又不好，编写公安史志搞了两三年，吃了不少的苦，尽到了他最大的责任，现在4家的史志又要他来综合浓缩，怕他身体吃不消。这本来是县志办和政法委的事，怎么好说呢？后来还是县政法委书记和局长一道来找我谈这个事，我才知道这任务没人接受，又落在我的头上了。

公检法司4家的专业史志，有近50万字，要把它综合“浓缩”成不超过6万字的《政法篇》，谈何容易。而且还要在两个月内完成。此时正值七月大热天，怎么办？那时机关还没有空调，只有靠一台电风扇，每夜都写到十一点多钟才回家睡觉。没有星期天，从早晨上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就这样“连轴转”，按期完成了6万多字的《政法篇》。我将稿子交给政法委及其他3家修志办的同志审阅后，最后交县志办公室。

3年来，我为写好公安志，确实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病了顶着干不吭声。1984年秋天，是撰写最紧张的时刻，我因患急性肠胃炎引起肝病变化，这才在领导督促下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我时刻惦记着史志编写工作。病情稍有好转，就躺在病床上看资料、修改稿子。

住了一个多月，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求出院了，第二天就上了班。医生给我开的继续门诊治疗、休息一个月的证明，根本未给任何人看，撕了。

我知道，这个修志任务死活都是我的事了，就是医生叫我休息半年，这个任务也推不脱，还是归我来完成。

1986年，仙桃市召开全市劳动模范大会（此时已撤县建市）。我被评为仙桃市劳动模范，出席劳模大会，并获得劳模奖状及证书。同年，我被评为仙桃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委组织部还颁发了《优秀共产党员证书》。

1990年，我总算走完了这段艰难的历程，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40载的小吏生涯，划上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号。40年啊！是多么不容易熬过来的，其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春风得意的辉煌之日，也有饱受屈辱的痛苦之时。

不管怎样，我生就了的敬业精神和耿直憨厚的人格品质，在任何环境下，我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一生酷爱学习，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处处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有权时，从不利用职权谋一己之私；落泊时，也从不愿向权贵们卑躬屈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