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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高珩放生理念
文/高庆礼
高珩画像
高珩一生力倡戒杀放生、爱民济物，其好生思想并非一时感悟、偶然为之，而是根植于淄川高氏数代积善传家的深厚家风，又历经个人仕宦阅历、性命之学修养、儒释道思想融通，最终形成一套畏天好生、仁民爱物、戒杀济世、立法活人的完整人生理念与实践体系。其行善之行遍布朝野，劝善之著流布四方，是明清山东文人中少有的、将家风、官德、学养、修行融为一体的好生仁者。
一、家世积善：高氏数代传承好生之脉
淄川高氏自明代以来，世代崇德尚善、恤民济众、慈爱好生，代代积累、代代践行，为高珩放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根深蒂固的家族根基。
高珩的高祖父高冔（仰黉公），仁厚济世、乐善好施。嘉靖丙寅年大饥荒，米价暴涨，饿殍遍野。高冔与夫人主动开仓济贫，乡里每日依靠其家接济存活者百余人，救活无数灾民。平日恤贫济困、安葬孤苦、周济穷乏，乡里赖其存活者不计其数，仁善家风自此奠基。
曾祖父高汝登（柳溪公），更是明代淄川大德乡贤，一生孝亲睦族、轻财好施、厚德载物。其家有良田四千余亩，尽数用于周济宗族、帮扶乡邻、兴办公益。出资修缮学宫、重建殿庑、修建五里桥、灵虹桥，屡耗巨资而毫不吝惜。家中车马器物常年供乡里共用，从不计较损耗。平日立身谦和、忍让待人，行路见碎石荆棘必随手清理，方便路人通行。柳溪公一生不损草木、不伤生灵、不害物命，心存万物一体之仁。逢诞日有人敬献活兔、羊者，他感念生灵性命，不忍杀害，礼谢来人，随后尽数放归东山，保全物命、顺其天性。
柳溪公常怀畏天之心、因果之念。幼子（高誉）侍侧问天道报应可畏，公答：“天道酬善罚恶，分毫不爽，焉得不畏？”继而教诲：存心向善，即是事天。其一生救人之急、脱人之厄、恤孤济寡、有求必应，重修文教、广利桥梁，泽被淄渑两河之间，创畏天家学，百姓尊称“高老佛”。
高汝登夫人杨孺人，慈柔宽厚、宅心仁善，辅助夫君广积阴德。家奴窃米，她察其窘迫、默然容恕，不予追责、不对外言；乡民盗割柴草，夫君盛怒欲送官严惩，杨氏从容劝解，体恤贫民饥寒无依，劝其宽宥。最终夫君释然，宽恕贫民、以德化人。杨氏一生悲悯众生、宽和待人、慈心利物，以女德涵养家风，助成高氏累世善根。
祖父高举（东溟中丞公），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好生惜命。任职江浙时，官兵俘获安南商船，众将皆以为海盗，争相邀功、恳请尽数斩杀。高举心存仁恕，审度情理：海中风浪无常，焉知不是飓风漂溺、难民漂泊？详加讯问，果为安南渔民遭暴风漂流至此。他力排众议，
归乡之后，高举愈发乐善济贫，将俸禄余资均分兄弟宗族。荒年捐金赈济、周济亲旧、体恤寒士、抚恤乡民，千金散出毫不吝惜。万历四十三年淄川大饥，百姓畏税流亡，高举出私金万余，代全县完纳半岁赋税，一邑百姓赖以安身。乡邻失火连片，他逐户赈粟、救济灾民，有汉代汲长孺赈灾爱民之风。为官严抑豪强、整顿吏治、简省讼狱、体恤民情，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其亲高所蕴，一生以畏天存心、济人为事、孝悌立身、性命为宗。潜心儒释道性命之学，与方外高士参究玄理，著《随得录》《续录》《长生诀》《无生诠》等书，深通心性、好生、止杀之道。平日见人困厄必解、见人危难必扶，以诚待人、以德处世，言传身教，将畏天、戒杀、为善、爱人的家风代代相传。
长兄高玮，著《为善于家》《为善于家是非格解略》，专论居家行善、修身积德、存善去恶、护生惜福，进一步完善高氏家族的为善家训体系。
纵观高氏家族，几代积善、百年厚德，从乡贤济众、居家好生，到为官爱民、立法活人，形成了“畏天、存善、戒杀、爱民、利物、恕人”的稳定家风，成为高珩放生戒杀思想最深层的源头活水。
二、仕宦践善：为官以好生济世，立法以无量活人
高珩自幼浸润祖德家风，一生恪守“上帝好生、为善最乐”之训，为官数十载，始终以仁恕为本、以护生为要，不仅一己行善救人，更立法定规、普惠万民。
他奉命祭告神农虞帝二陵期间，体察楚地陋习，当地百姓溺女成风、残害幼命。高珩痛心陋习伤生，严令地方官禁革溺女恶习，倡建育婴堂，同时大力倡立放生池，教化民众惜命好生、戒杀护生。逢淮安饥荒，他捐出自家银两，购米数百石赈济灾民，活人无数。
任职刑部期间，他持平执法、宽恤人命、反对苛刑滥罚。有朝官获罪，法司拟从重杖毙，众人落井下石，唯高珩据理力争：“罪人依法不至死，若从重杖毙，岂是国法公平？”全力保全官员性命，免其冤死。又发现旧法疏漏：胥吏亏空官钱、家产尽绝即可豁免，而在职官员却无此条例，往往家破人亡、妻儿籍没为奴。同官皆墨守旧规，高珩直言抗辩：胥吏奸猾尚可邀恩豁免，忠职官员岂无生路？此乃律法疏漏、非天道公平！他毅然援引情理、上疏朝廷，终获圣旨准许，定立新法、通行天下，自此保全无数官民家眷性命。
高珩常言：一事活人有限，立法活人无穷，其公正宽仁、好生爱民之心，于此可见。
他奉命顺德赈灾，遍历远近、严查冒滥、精准赈济，饥民赖以存活、万民称颂。为官清廉自守、不纳馈遗、不谋私利，任少宰之时，自家乡千里运粮入京，杜绝营私贪腐。下属司官办案失误，同僚皆提议参劾追责，唯有高珩体恤其家有老母、不忍伤其母子，主动揽过、自请降级、保全下属。又多次平反冤案、救护良善，为盐徒平反、为弱女伸冤、为寡妇维权，奉法而存仁、执法而存恕。
三、立著垂训：著书弘戒杀，家训传好生
高珩一生笔耕不辍，倾尽俸禄刊刻劝善典籍，著述百余种，专阐畏天、戒杀、放生、为善、忠孝、存心之理，有《迂儒话》《救荒略》《宦海慈航》《窒欲编》《孝顺父母讲》《存心二十三则》《为善最易说》《戒杀广义》《畏天歌》《放生汇编》等。
其作《四勉堂说略》，以学道、养生、进德、修业四勉立身，统合儒释道精髓，提出 “畏天存心、仁民爱物、清心寡欲、敬诚立身” 的修身准则。他直言：“赏善祸淫，天道可畏；存心养性，所以事天。” 又承祖训：“子孙不詈人一语、不弹人一指，便是善根。”
创修淄川高氏族谱时，他亲定“十宜十诫”族规，将好生戒杀写入家风祖训：宜畏天命、敦孝友、济人物、守淳朴；严戒杀生、邪淫、傲慢、贪奢、不仁不孝。
晚年八十高龄，再作“五说一歌”，留下临终遗训，痛戒杀生奢靡：“家祭堂祭杀猪羊，杀生惨忍尤当止；但遵遗训为善人，戒杀戒淫贪暴止；仁义诚敬四字经，便是善人兼孝子。”
他从年少即戒食牛肉，终生劝人戒杀护生。在《戒牛题辞》中自述弱冠戒牛、终身力行，乐见朝廷广布好生之德、天下渐革屠戮之风。在《仁孝题赠邓元昭》中直指天地之大德唯生，圣人之大道唯仁，万物同体、好生为本。
其名篇《放生池碑记》立论高远：“上帝好生，是天地化育之本；仁者万物一体，是圣贤济世之心。”贵贱灵蠢虽殊，性命好生之心无别。他一生奔走四方，劝各地官府设立放生池：维扬、宝应、津门、营丘次第兴建，天下处处可为好生道场，人人皆可行慈悲善举。
四、诗词寄怀、交游共善：广传放生之风
高珩将好生之心融入诗文，句句悲悯、字字慈仁。《由毗陵抵姑苏》云“乞钱僧诧放生鱼”；《嘉兴石隄》叹“放生谁续塔中灯”；《放生矶》咏“始识放生池不偶，北村新立小云栖”；《戒杀》长诗痛斥世人贪嗜荤腥、口腹造业，倡导蔬食清心、惜命太平。
他与清初名流结好生之社、共弘戒杀之道。与同年王崇简深度探讨放生之法、推广平民可践行的简易善举：每日存放生小钱、遇物即救、随力护生、居家戒杀、宾祭止屠。二人相互砥砺、彼此推广，将放生从佛门仪式化为士大夫日常修身、民间普及善行。
同时，他与唐梦赉、韩冲、王子下、张笃庆、蒲松龄等淄川文人名士交游唱和、劝善化俗，带动一方文风向善、世风归厚。王启叡《香楠念珠歌》盛赞高珩继中丞祖德，革除楚地溺女陋习，三十年保全亿万生灵，古今放生功德，莫盛于此。
五、《警心录序》立论：升华千古好生大道
晚年高珩融通三教、沉淀一生阅历，在《警心录序》中凝练毕生思想，确立其放生戒杀、万物一体的理论高度。
他提出读书立身十二字真谛：上帝好生，为善最乐，善与人同。天地以生为德，圣人以仁为本，仙佛圣贤、虫鱼草木，性命同惜、本心同源。残害物命即是自伤本心，护生救生即是契合天道。
他痛斥世俗浅见，驳斥“戒杀为妇人之仁、为释氏之教”的偏见。世人顺境安逸、未尝疾苦，故而漠视生灵苦痛、轻看万物死生；唯有历经患难、深知痛痒之人，方能推己及物、体恤众生。
他辨析古今正邪之论：不恤小命、肆意屠戮，非为刚勇，实为残忍；体恤生灵、戒杀护生，非为迂腐，实为君子仁心。人之所以为人，在于知痛痒、存恻隐、体天心、惜生命。
高珩自述修身历程：弱冠戒牛、强仕戒杀、六十戒鸡、暮年戒鱼，一生层层克己、步步向善。为官一方、劝建放生池矶，不以善小而不为，甘受世人讥笑，终身力行不怠。
其思想终旨归于儒门正道：修己以敬、反身而诚。仁义诚敬，即是好生根本；敬天爱人、悯物惜命，即是圣贤法门。
结语
纵观高珩一生，承几代积善家风，融三教性命之学，历一生仕宦砥砺。其放生思想，不再是简单的佛家放生仪式，而是一套家风传承、修身立德、为官济世、立法惠民、教化乡里、著书传世的完整思想体系。
他不止是放生理念的倡导者、宣传者，更是躬身力行的实践者、推动者、创新者。一己戒杀、一家立训、一境施济、一世著书，带动一代文人、一方百姓向善护生，将淄川高氏“畏天好生、济人利物”的千年家风，化为明清齐鲁大地影响深远的好生济世文化，其德其行、其学其思，足以垂范千古、启迪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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