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天》

作者：心如大海

内容简介：

1927年，陕北安边。十九岁的石匠之子吴岱峰在教导队擦着一杆拉不开栓的老套筒，被中共党员张汉民领进了另一个世界。从此，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走上了改变他一生的路。

清涧起义、渭华起义、阜阳暴动接连失败。吴岱峰在死人堆里爬出来，在秦岭深山中辗转五十天，在吕梁山上白手起家。他遇见了谢子长——那个走到哪儿就把火烧到哪儿的陕北汉子；遇见了刘志丹——那个“把最老的兵放在后面”的黄埔军人；遇见了习仲勋——那个二十一岁就被老百姓用黑豆选出来的“娃娃主席”。从照金到南梁，从七十六个人到千军万马，他们在一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硬生生凿出了一块红色根据地。

赵铁柱死在了薛家寨的崖边，柳长河死在了十四岁，谢子长临终前说“让同志们吃好些”，刘志丹过黄河前说“等我回来”——再也没回来。吴岱峰记着他们，记了一辈子。

这是西北红军的故事，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吴岱峰们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倒在黄土高坡上的无名者的故事。他们从暗夜中走来，举着火种，走过根据地，走过汇流，走进大潮。

长征结束，中央到了陕北，东征、西征、改编八路军。十年，从清涧起义的枪声到东渡黄河的渡口，黄土之上，天还在，人就没走。

小说以吴岱峰为主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写活了一批西北红军的人物群像。从1927年写到1937年，十年风雨，尽在黄土高天。

目录

序 黄土

第一卷 暗夜（1927—1930）

第一章 教导队

第二章 清涧枪声

第三章 渭华血

第四章 阜阳暴动

第五章 太白收枪

第二卷 火种（1931—1932）

第一章 吕梁山

第二章 西渡

第三章 柴桥子会师

第四章 三嘉塬授旗

第五章 照金初啼

第三卷 根据地（1932—1934）

第一章 南下

第二章 秦岭五十天

第三章 薛家寨

第四章 包家寨

第五章 荔园堡

第六章 红军学校

第四卷 汇流（1935）

第一章 两块根据地

第二章 八百里转战

第三章 靖边城下

第四章 中央来了

第五卷 大潮（1935—1937）

第一章 直罗镇

第二章 东征

第三章 西征

第四章 改编

第五章 十年

后记 黄土高天

附录 西北红军大事年表（1927—1937）

序·黄土

2005年冬，北京。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在响。

102岁的吴岱峰突然睁开眼，对孙女说：“把窗户打开。”

孙女开了窗，冷风灌进来。他摇摇头：“不是这个风，是陕北的风。”

孙女愣住了。他闭上眼，嘴角有一丝笑。

那年冬天的雪，和1935年一模一样。他记得那个冬天，刘志丹从看守所出来时瘦得脱了相，两个人对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刘志丹说：“岱峰，你瘦了。”他说：“你也是。”然后两个人一起笑了。笑着笑着，他的眼眶红了。那是1935年，陕北最冷的一个冬天。

后来刘志丹死了。谢子长也死了。赵铁柱死在了薛家寨。活下来的人，替他们记着。

第一卷 暗夜（1927—1930）

第一章 教导队

安边的冬天，风从毛乌素沙漠那边刮过来，刮得人脸生疼。

吴岱峰蹲在教导队的操场上，用冻裂的手擦那杆老套筒。枪栓拉不开，他往上面呵了口热气，还是拉不开。手指头冻得像胡萝卜，指缝里全是黑泥，那是昨天训练时趴在地上沾的，怎么洗都洗不净。

旁边一个兵说：“别擦了，反正也没几颗子弹。”

吴岱峰没抬头：“枪是兵的命，命不能锈。”

那兵叫赵铁柱，陕北横山人，猎户出身。他爹交不起租子，被民团逼死了，他娘改嫁了，他一个人跑出来当兵，图口饭吃。他不识字，但会看风向、认山路，能在夜里凭星星找到回家的路。他比吴岱峰小两岁，个子高半头，瘦得像根竹竿，但胳膊上有劲，掰手腕能赢全队。

赵铁柱蹲在旁边看吴岱峰擦枪，看了好一会儿，说：“你这人真犟。”

吴岱峰说：“枪不犟，人就犟。”

赵铁柱笑了，露出一口黄牙。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像个孩子。但他很少笑。

“我家以前有杆猎枪，”赵铁柱说，“我爹留下的。后来拿去抵租子了。抵了三斗米。我爹的命，就值三斗米。”

吴岱峰停下手里的活，看了他一眼。赵铁柱没再说话，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吴岱峰看着他的背影，瘦得像一根高粱秆子，在风里晃。

那是1927年初。吴岱峰十九岁，在杨虎城部教导队受训。教导队驻在安边，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县城，城墙塌了半边，街上只有几家卖馍的和一家铁匠铺。风一吹，黄土满天，吃饭的时候碗里能落一层沙。

教导队的日子枯燥。早上出操，上午练刺杀，下午学战术，晚上熄灯睡觉。教官是个保定军校毕业的，姓周，脾气大，动不动就骂人。但他讲战术课的时候，吴岱峰听得最认真。

周教官讲过一句话，吴岱峰记了很久：“打仗不是比谁勇，是比谁少犯错。你犯的每一个错，都有人拿命替你填。”

这话让吴岱峰想起他爹。他爹是个石匠，凿了一辈子石头，手上全是茧子和裂口。他爹说，凿石头急不得，一锤子砸歪了，整块料就废了。吴岱峰觉得，打仗和凿石头是一个道理。

教导队里有个叫张汉民的，比吴岱峰大几岁，是队里的文书。他读过书，在西安上过中学，说话慢，但每句都在点子上。他不怎么跟人扎堆，有空就看书，看的是些没封面的旧书，用牛皮纸包着。

有一天晚上，吴岱峰从操场回来，看见张汉民坐在炕沿上，借着油灯看书。吴岱峰凑过去，问：“看的啥？”

张汉民把书合上，看了他一眼，说：“你想看？”

吴岱峰说：“我不识字。”

张汉民说：“不识字，可以学。”

他往旁边挪了挪，让吴岱峰坐下。然后翻开书，念了一段。吴岱峰听不太懂，只记住了几个词：剥削、阶级、革命。张汉民念完，问他：“你爹给人凿了一辈子石头，挣下钱了吗？”

吴岱峰说：“没有。”

张汉民说：“你当兵吃粮，将来能挣下钱吗？”

吴岱峰想了想，说：“不知道。”

张汉民说：“你爹凿石头，你扛枪，都是给别人卖命。这世道，穷人卖命，富人享福。为什么？”

吴岱峰没说话。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从小到大，他只知道人分两种：有地的和没地的，吃饱的和饿肚子的。他爹是没地的，他是饿肚子的。

张汉民说：“因为有人拿走了你爹凿石头的钱，也拿走了你扛枪的粮。那些人，叫地主，叫资本家，叫军阀。他们不干活，但拿得最多。这个道理，有人想了几百年，最后想明白了。想明白的那帮人，叫共产党。”

吴岱峰问：“共产党在哪儿？”

张汉民笑了，说：“在你旁边。”

那天晚上，张汉民跟吴岱峰讲了一夜。讲俄国十月革命，讲南方的农民运动，讲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要给穷人打天下的。吴岱峰听着，没怎么说话。他不善言辞，心里有很多东西，但说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去找张汉民，说了一句话：“我想加入。”

张汉民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说：“你确定？入了这个门，掉脑袋的事。”

吴岱峰说：“我爹凿石头，砸伤过手，砸断过脚。他疼，但他不吭声。因为他知道，叫唤也没用。我不叫唤。我认。”

张汉民伸出手，握了握他的手，说：“从今天起，你是同志了。”

吴岱峰成为中共党员，是1927年春天的事。介绍人就是张汉民。多年后他回忆，张汉民当时握着他的手，掌心里全是汗。张汉民比他还紧张。

那年的春天来得晚。安边的黄土坡上，草还没绿，风还是硬的。但吴岱峰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他擦枪的时候，动作更稳了。他出操的时候，步子更沉了。赵铁柱问他：“你最近咋了？跟换了个人似的。”

吴岱峰说：“没咋。”

赵铁柱说：“你骗人。你以前擦枪是擦枪，现在擦枪像是在干什么大事。”

吴岱峰没接话。他不能跟赵铁柱说。入党的事，谁都不能说。

但他记住了赵铁柱那句话。擦枪就是擦枪，但在他心里，那不是擦枪了。那是他这辈子第一件“认”了的事。

教导队的训练很苦。每天天不亮就出操，跑十里地，回来练刺杀，练到胳膊抬不起来。吴岱峰不叫苦。赵铁柱也不叫苦。两个人经常分在一组练刺杀，赵铁柱个子高，臂长，占便宜，但吴岱峰步子稳，下盘扎实，赵铁柱刺不进去。

赵铁柱说：“你这人，跟石头一样。”

吴岱峰说：“我爹就是凿石头的。”

赵铁柱笑了，说：“那你也是块石头。”

有一天训练间隙，赵铁柱躺在操场上，嘴里叼着根草，看着天。吴岱峰坐在旁边，擦他那杆老套筒。

赵铁柱说：“你说，咱当兵为了啥？”

吴岱峰说：“为了吃粮。”

赵铁柱说：“吃粮？我爹就是交不上粮才死的。我当兵，还是为了粮。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吴岱峰没说话。他想起张汉民的话，想起“剥削”和“阶级”。他想跟赵铁柱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张汉民说过，入党的事，谁都不能说。

赵铁柱没等他回答，自己又说：“我有时候想，我要是有一支队伍，我就带着他们去打民团，把我爹的仇报了。然后把地分了，让穷人都有饭吃。”

吴岱峰看了他一眼。赵铁柱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吴岱峰后来在很多人眼睛里见过。刘志丹有，谢子长有，习仲勋也有。

他说：“会有那么一天的。”

赵铁柱说：“你信？”

吴岱峰说：“我信。”

那天晚上，吴岱峰躺在炕上，很久没睡着。他听着赵铁柱的呼噜声，听着窗外的风声，想着张汉民的话，想着他爹。他爹凿了一辈子石头，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他不想像他爹那样活，也不想像他爹那样死。

他翻了个身，在心里说：我认了。

1927年的春天过去了。安边的风还是硬的，但地里开始有绿意了。教导队的操场上，吴岱峰照样每天擦他那杆老套筒，照样和赵铁柱练刺杀。表面上，一切都没变。

但吴岱峰自己知道，他变了。他的眼睛里多了一样东西。张汉民看见了，但没说什么。赵铁柱没看见，他还是每天嘻嘻哈哈的。

后来吴岱峰回忆起这段日子，总觉得那是一个“开始”。一切大的事情，都是从这样一个“开始”开始的。安边的一个小操场上，一个十九岁的石匠儿子，擦着一杆拉不开栓的老套筒。风从沙漠那边刮过来，黄土满天。他蹲在地上，像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后来滚了很远。滚过吕梁山，滚过黄河，滚过照金，滚过南梁。滚了十年。

但1927年的春天，它还只是一块石头。安边操场上的石头。

第二章 清涧枪声

消息传到安边的时候，已经是十月底了。

那天下午，吴岱峰正在操场上练刺杀。赵铁柱给他当靶子，举着一捆稻草，嘴里喊着“刺、刺、刺”。吴岱峰一枪戳过去，稻草散了一地。赵铁柱说：“你今儿劲大得很。”吴岱峰没说话，又戳了一枪。

张汉民从队部出来，站在操场边上，朝他招了招手。吴岱峰放下枪走过去。张汉民把他拉到墙角，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报纸，递给他。

吴岱峰不识字。张汉民指着报纸上一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陕北清涧，共匪谢子长率部暴动。”

吴岱峰愣住了。他问：“谢子长是谁？”

张汉民说：“安定人，跟你是老乡。黄埔军校毕业的，打过仗。他是共产党。”

那天晚上，吴岱峰一夜没睡。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赵铁柱被他吵醒了，嘟囔了一句“你咋了”，又翻过身睡了。吴岱峰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张报纸上的字。他不识字，但张汉民念的那几个字，他记得清清楚楚。

清涧。谢子长。暴动。

他知道暴动是什么意思。就是拉队伍，拿枪，跟那些不干活但拿得最多的人干。他爹凿了一辈子石头，没跟谁干过。他爹认命。他也差点认了。但张汉民跟他说，有人不认。有人拿起枪了。

第二天早上，他找到张汉民，说：“我想去找谢子长。”

张汉民正在洗脸。他把毛巾搭在绳子上，转过身来，看了吴岱峰一眼。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吴岱峰觉得他好像早就知道吴岱峰会这么说。

“你去找他？”张汉民问。

吴岱峰说：“他是共产党，我也是。他在打，我也应该打。”

张汉民没接话。他走到炕边坐下来，拿起那本没封面的书翻了翻，又放下了。

“岱峰，”他说，“你知道谢子长现在在哪儿吗？”

吴岱峰说：“不知道。”

“他可能在清涧，可能在安定，可能在哪个山沟里。他可能在打，也可能已经被打散了。你去找他，找得到吗？”

吴岱峰没说话。

张汉民又说：“你找到了他，他能让你干什么？你能带兵吗？你能指挥打仗吗？你在教导队学了不到一年，刺刀拼得不错，但你知道怎么拉一支队伍吗？你知道怎么筹粮、怎么搞枪、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吗？”

吴岱峰还是没说话。张汉民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他爹凿石头，一锤子一锤子，砸在石头上，石屑飞溅。

张汉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说：“你去找他，不如你先变成他。”

吴岱峰问：“什么意思？”

张汉民说：“谢子长不是生下来就会带兵的。他是黄埔军校学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失败了好几次才学会的。你现在去找他，你就是一个兵。但你留在这里，学本事，攒经验，等有一天，你也能拉起一支队伍。那时候你去找他，你带的就不是一个人，是一支队伍。”

吴岱峰沉默了很久。操场上传来赵铁柱喊口令的声音，一二三四，喊得震天响。风从沙漠那边刮过来，带着沙粒打在窗户纸上。

他想起他爹。他爹凿石头，从来不着急。一块石头，一凿子一凿子，慢慢凿。他爹说，急不得，急了料就废了。

他说：“好。我留下。”

张汉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那天之后，吴岱峰像变了个人。他比从前更沉默，但学得更狠。他找张汉民学认字，一天认五个，认不会就不吃饭。他找周教官学战术，问这问那，问得周教官都烦了。他找队里最能打的几个老兵练刺杀，练到手上全是血泡。

赵铁柱觉得他不对劲。有一天晚上，他问吴岱峰：“你最近咋了？跟疯了似的。”

吴岱峰说：“没咋。想学本事。”

赵铁柱问：“学本事干啥？”

吴岱峰说：“有用。”

赵铁柱没再追问。但他也开始跟着吴岱峰多练了。吴岱峰练刺杀，他也练。吴岱峰认字，他就在旁边看着。他不认，但看着吴岱峰认，他也觉得有劲。

十一月的一天，张汉民又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清涧起义的后续消息。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他们攻打宜川，没打下来，损失惨重。部队向北撤退，一路上被敌人追着打。

到十二月底，起义部队到达保安县瓦子川时，只剩下二十九个人。唐澍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谢子长等人分散潜回陕北，继续搞兵运工作。

吴岱峰看完报纸，把那张纸折好，揣进怀里。他走到操场边上，蹲下来，看着远处的黄土塬。冬天的黄土塬光秃秃的，一片灰黄，风一吹，尘土扬起，遮住了半边天。

赵铁柱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你又在想啥？”赵铁柱问。

吴岱峰说：“想一件事。”

“啥事？”

吴岱峰没回答。他在想：二十九个人。从几千人的队伍，打到只剩二十九个人。然后呢？

然后谢子长没有放弃。他潜回去了。他会重新拉队伍。他会从头再来。

吴岱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他对自己说：失败不算什么。失败是石头，一凿子下去，凿不穿，但下一凿子接着凿。总有一天，石头会裂开。

1928年的春天来的时候，教导队的训练结束了。吴岱峰被分配到部队当排长。赵铁柱分到了另一个连队。临走那天，赵铁柱来找他，说：“以后还一块打仗不？”

吴岱峰说：“会的。”

赵铁柱笑了，露出一口黄牙。他说：“那我等着。”

吴岱峰看着赵铁柱走远的背影，瘦得像根高粱秆子，在风里晃。他想，这个人，有一天会跟他一起干一件大事。他说不上来为什么这么想，但他知道。

张汉民来送他。两个人站在营房门口，风把张汉民的衣角吹得翻来翻去。

张汉民说：“你要去安徽了。那边有同志接你。记住我跟你说的：先把人搞明白，再拉枪。人对了，枪就有了。”

吴岱峰说：“记住了。”

张汉民伸出手。吴岱峰握了握。张汉民的手还是出汗，掌心湿漉漉的。

“活着，”张汉民说，“活着比什么都强。”

吴岱峰点了点头。然后他转身走了。他走出去很远，回头看了一眼。张汉民还站在营房门口，瘦瘦小小的，像一棵栽在黄土里的树。

吴岱峰后来再也没见过张汉民。张汉民于1928年在陕西从事兵运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同年牺牲于西安。但吴岱峰一直记着他。记着他念报纸的样子，记着他说的那句话。

你去找他，不如你先变成他。

吴岱峰用了很多年才明白，张汉民说的“变成他”，不是变成谢子长一个人。是变成谢子长那样的人。跌倒了爬起来，打散了重来，从二十九个人再拉出一支队伍。

这种本事，比枪法重要，比战术重要，比什么都重要。

第三章 渭华血

吴岱峰是1928年4月到的渭南。

组织上让他去安徽，路线是先从陕北南下关中，再经河南转皖北。他走到渭南的时候，接头的人让他等两天，说前边路上不太平，白军查得紧。

渭南的春天比安边来得早。地里麦子已经半尺高了，绿油油的。路边的杨树发了芽，风一吹，哗啦啦响。吴岱峰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消息，看着地里的麦子，想起他爹。他爹说，麦子是好东西，人活着就靠它。但种麦子的人，往往吃不上麦子。

接头的人把他带到一个院子。院子不大，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一截，用苞谷秆子堵着。接头的人说：“你在这儿住两天，有人来找你。”

那天晚上，吴岱峰坐在炕上擦枪。他的枪还是那杆老套筒，从安边带出来的。枪栓还是紧，但比从前好使了。他正擦着，门推开了。

进来一个人，中等个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子，脚上是一双旧布鞋，鞋帮上全是泥。他脸上胡子拉碴的，两眼熬得通红，但眼神很定。他进门看了吴岱峰一眼，说：“你是陕北来的？”

吴岱峰站起来，说：“是。”

那人说：“我叫刘志丹。”

吴岱峰愣了一下。他听过这个名字。张汉民跟他讲过，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参加过北伐，后来被派回陕西搞兵运。他在陕甘一带拉队伍，搞暴动，名气不小。

吴岱峰说：“我知道你。”

刘志丹笑了笑，在炕沿上坐下来。他看起来很累，但坐得很直。他问吴岱峰：“你去哪儿？”

吴岱峰说：“安徽。组织上让我去那边搞兵运。”

刘志丹点了点头，说：“好。那边有基础。”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吴岱峰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打量着刘志丹，觉得这个人跟他想的不一样。他想的是个军人，穿着军装，腰里别着枪。但刘志丹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或者个庄稼汉。只有那双眼睛，亮得厉害，像是能把人看穿。

刘志丹先开口了。他问：“你在陕北干什么？”

吴岱峰说：“教导队，当排长。”

刘志丹问：“打过仗吗？”

吴岱峰说：“没有。清涧起义的时候，我在安边。等我听说，已经打完了。”

刘志丹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窗外，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翻着白光。然后他转过头来，说：“清涧起义，你知道为什么败了？”

吴岱峰说：“人少，枪少。”

刘志丹摇了摇头。

“人少枪少，是表面。根子是，那支队伍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人的队伍，我们拉过来一部分，但拉不干净。一打，就散了。”

吴岱峰没说话。他在想这句话。

刘志丹又说：“我搞了几年兵运，到处拉人。今天拉一个连，明天拉一个营。拉过来，一打，又跑了。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当兵就是为了吃粮。今天跟你也行，明天跟他妈也行。谁给粮，跟谁走。”

他停了停，看着吴岱峰。

“拉队伍，不能光拉枪，得拉人。拉人，得拉心。心跟你走了，枪才能跟你走。”

吴岱峰问：“怎么才能让人心跟你走？”

刘志丹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疲惫好像轻了一些。他说：“你打一仗，把老百姓的地主打了，把粮分了，老百姓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你打一仗，把欺压他们的民团灭了，他们就信你了。信你，才跟你走。”

他顿了顿，又说：“但这事急不得。你急着拉，急着打，急着要结果，就一定会犯错。你犯的每一个错，都有人拿命替你填。”

吴岱峰愣住了。这话他听过。周教官在安边教导队讲过一模一样的话。打仗不是比谁勇，是比谁少犯错。你犯的每一个错，都有人拿命替你填。

他忽然觉得，刘志丹跟他是同一种人。不是脾气像，也不是本事像。是那种“认”了之后就不回头的人。

他问：“你最近在干什么？”

刘志丹说：“准备搞一次大的。渭华这边，群众基础好，农民运动搞了几年了。我们准备拉一支队伍，把渭华拿下来。”

吴岱峰问：“有把握吗？”

刘志丹没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夜色。天已经全黑了，远处有狗在叫。

他说：“有没有把握，都得干。清涧败了，还有人接着干。渭华败了，还有人接着干。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站起来。这就是共产党。”

他转过身来，看着吴岱峰。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你去安徽，干的就是这个。拉队伍，搞暴动。败了没关系，再拉。再败，再拉。总有一天，拉出一支谁也打不垮的队伍。”

那天晚上，两个人聊了很久。刘志丹讲他搞兵运的经历，讲他怎么在旧军队里发展党员，怎么把队伍一点一点拉出来。吴岱峰听着，把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

第二天早上，刘志丹走了。他要去渭华部署起义的事。临走的时候，他握了握吴岱峰的手。他的手很硬，手心有茧，是握枪磨出来的。

“活着，”刘志丹说，“活着才能接着干。”

吴岱峰点了点头。

刘志丹走了。他穿着一件旧蓝布衫子，脚上是一双旧布鞋，背影瘦瘦的，一步一步走进晨雾里。吴岱峰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几天后，吴岱峰离开渭南，前往安徽。他走的时候，渭华起义还没打响。但他知道，刘志丹正在准备。他走在路上，心里有一样东西在发热。

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刘志丹领导工农革命军，在渭华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起义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就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失败了。刘志丹带着少数人突围，退入秦岭山区。

吴岱峰在安徽听到消息的时候，正蹲在一间破庙里吃干粮。他把干粮放下，站起来，走到庙门口，看着南边的天。南边的天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想：败了。

但他又想：刘志丹没死。败了还会再干。

他蹲回去，把剩下的干粮吃完，然后擦了擦枪。枪还是那杆老套筒，枪栓比从前好使了。

他把枪背上，走出破庙。安徽的天很低，云压在山头上，像是要下雨。他要去接头，组织上让他去阜阳。

他走在路上，想起刘志丹说的那句话。拉队伍，不能光拉枪，得拉人。拉人，得拉心。

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然后他加快了脚步。

第四章 阜阳暴动

吴岱峰到阜阳的时候，是1928年4月中旬。

接头地点在城东一个叫三里湾的村子，村口有棵歪脖子柳树，树下坐着个卖烟叶的老头。吴岱峰走过去，说：“买二两烟叶。”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问：“要哪儿的？”吴岱峰说：“陕北的。”老头把烟叶包好递给他，低声说：“往里走，第三家。”

第三家是个小院，院子里晾着几件破衣裳。一个瘦高个儿的男人从屋里出来，握着吴岱峰的手，说：“你可算到了。魏书记等你两天了。”

魏书记就是魏野畴。陕西兴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跟刘志丹、谢子长都认识。他是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在这边搞了几年兵运，在高桂滋部拉了不少人。

吴岱峰见到魏野畴的时候，他正在屋里画一张图，是阜阳城的地图。图是用炭笔画在一块白布上的，城墙、街道、兵营、县政府，标得清清楚楚。他看见吴岱峰进来，放下笔，说：“陕北来的？”

吴岱峰说：“是。”

魏野畴说：“刘志丹的人？”

吴岱峰说：“是。”

魏野畴点了点头，说：“好。志丹是我老朋友了。渭华那边的事我听说了，他打得不差，可惜了。”

他让吴岱峰坐下，给他倒了碗水。魏野畴说话很快，一句接一句，像是时间不够用。他讲了阜阳的情况：高桂滋部里已经发展了几十个党员，拉出来一个营没问题。地方上的农民协会也搞起来了，能配合行动。计划是4月下旬动手，先占阜阳城，然后向东发展，跟皖北的农民军会合。

吴岱峰听着，问了一句：“有把握吗？”

魏野畴看了他一眼，说：“没有。”

吴岱峰愣了一下。

魏野畴说：“打仗的事，谁敢说有把握？但总得有人打。清涧打了，渭华打了，都败了。但败了还得打。败一次，就多攒一份经验。攒够了，就成了。”

他拍了拍桌上的地图，说：“这回打阜阳，就算败了，也能让敌人知道，安徽也有共产党，共产党也拿枪。”

吴岱峰没再问。他心里有数了。

赵铁柱是几天后到的。他从陕北一路南下，走了半个多月，脚上磨了七八个血泡。见到吴岱峰的时候，他咧嘴笑了，说：“你说回陕北，我还没回去呢，又跑安徽来了。”

吴岱峰说：“你怎么来的？”

赵铁柱说：“张汉民让我来的。他说你这边缺人，我就来了。反正我在陕北也没啥牵挂，爹死了，娘走了，就你一个熟人。”

赵铁柱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是在说今天吃什么。但吴岱峰看见他脚上的血泡已经化脓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他找了块布，把赵铁柱的脚包了包，没说什么。

暴动定在4月22日。

前一天晚上，魏野畴把吴岱峰和赵铁柱叫到屋里。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放在桌上。表壳是铜的，磨得锃亮。

“明早五点，”他说，“五点整，高桂滋部那个营从北门进城，我在西门接应。你们带人打县政府，得手后放三堆火，我就知道成了。”

吴岱峰问：“要是打不下来呢？”

魏野畴说：“打不下来也得打。打到最后一颗子弹。”

他看了看吴岱峰，又看了看赵铁柱，说：“你们怕不怕？”

赵铁柱说：“不怕。”

魏野畴笑了，说：“怕也没关系。我也怕。但怕归怕，事还得干。”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吴岱峰带着三十几个人摸到了阜阳县政府后墙。这些人里有一半是农民协会的，拿着锄头和柴刀，只有十几个人有枪。赵铁柱扛着一杆从旧军队里带出来的汉阳造，走在最前面。

五点整，北门方向响起了枪声。吴岱峰一挥手，赵铁柱一马当先翻过院墙。院子里有几个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下了枪。吴岱峰带人冲进县府，县长跑了，几个科长躲在桌子底下，被揪了出来。

顺利得不像真的。

吴岱峰让人放了三堆火。但西门方向没有动静。

等了半个钟头，北门的枪声也稀了。吴岱峰心里一沉。他派人去探，回来的消息是：高桂滋部那个营没能拉出来，被敌人提前发觉，领头的几个党员被抓了。魏野畴在西门外被围，退到了一个村子里。

吴岱峰立刻带人往西门赶。到了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魏野畴被俘，还有几个同志被打死。敌人正在打扫战场。

赵铁柱问：“怎么办？”

吴岱峰说：“撤。往东撤，进林子。”

他们带着剩下的人退出了阜阳城，钻进城东的林子。后面有追兵，子弹在头顶上嗖嗖地飞。赵铁柱跑着跑着，忽然停下来，转身举枪。吴岱峰喊：“干什么？”

赵铁柱说：“后面有人追上来了。”

他开了枪。这是赵铁柱第一次真枪实弹打人。他打了两枪，追兵倒了一个，剩下的趴下了。赵铁柱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枪，手开始抖。

吴岱峰拉了他一把：“走！”

他们跑进了林子深处。追兵没敢追进来，在林子边上放了一阵枪，撤了。

三十几个人，出来的时候剩了不到二十个。有五个同志牺牲了，还有几个跑散了。

当天晚上，他们躲在一个破庙里。外面下起了雨，雨点子打在瓦上，噼里啪啦的。吴岱峰靠在墙边，清点人数和枪支。赵铁柱坐在角落里，抱着枪，一动不动。

吴岱峰走过去，蹲在他面前。赵铁柱的手还在抖。他把手藏在背后，不让吴岱峰看。

吴岱峰把干粮递给他。赵铁柱接过来，吃了一口，然后哭了。他哭得没有声音，只是眼泪往下淌，跟雨水混在一起。

吴岱峰问：“哭什么？”

赵铁柱说：“我杀的那个人，看着跟我爹差不多大。”

吴岱峰沉默了很久。他知道赵铁柱想起了什么。他爹被民团逼死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年纪。

他说：“你爹是饿死的。那个人，是来杀你的。”

赵铁柱没说话。他把干粮吃完了，擦了擦脸，问：“魏书记呢？”

吴岱峰没回答。

几天后，消息传来：魏野畴被押到阜阳，敌人劝他投降，他不降。4月29日，被杀害于阜阳东关。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

吴岱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铁柱。赵铁柱沉默了很久，然后问：“咱往哪走？”

吴岱峰说：“回陕北。哪来的，回哪去。”

赵铁柱问：“咱还能回去吗？”

吴岱峰说：“能。”

他站起来，走到庙门口。雨停了，天边露出一线亮光。林子里的树被雨洗过，绿得发亮。他想起刘志丹说的那句话：败了没关系，再拉。再败，再拉。

他转过头，对赵铁柱说：“走。”

赵铁柱站起来，背上枪，跟着他走出了破庙。后面还有十几个人，默默地跟着。他们走进晨雾里，脚下的泥路又湿又滑，但没有人停下来。

阜阳暴动失败了。但它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安徽第一个。虽然只存在了几天，但那几天，农民分了地主的粮，烧了地主的契，那些事，那些人，没有白干。

吴岱峰后来回忆，他这辈子参加过的第一次暴动，就是在阜阳。败了。但他记住了魏野畴临刑前喊的那句话。

共产党万岁。

他当时不知道“万岁”是什么意思。后来他知道了。那不是一个人的万岁，是一件事的万岁。这件事，叫革命。败一百次，它也不死。

第五章 太白收枪

吴岱峰回到陕北的时候，已经是1929年秋天了。

阜阳暴动失败后，他在皖北乡下躲了几个月，后来组织上让他回陕西。他带着赵铁柱，一路讨饭、打短工，走了两个多月才回到关中。组织上安排他在渭南一带做地下工作，主要是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

赵铁柱跟着他，在渭南一个村里当了长工。白天给地主扛活，晚上帮吴岱峰跑腿送信。他不识字，但记性好，走过一遍的路就不会忘，见过一面的人就能记住长相。吴岱峰说他是“活地图”。

日子过得很苦。白色恐怖下，组织活动几乎停顿。吴岱峰有时候几个月接不上头，只能自己想办法。他卖过柴，当过挑夫，在集市上摆过摊。赵铁柱跟他一起熬，两个人睡在一个破窑洞里，冬天冷得缩成一团，夏天热得喘不过气。

赵铁柱有时候问：“咱啥时候能再拉队伍？”

吴岱峰说：“等。”

赵铁柱问：“等到啥时候？”

吴岱峰说：“等到有人先动手。”

1930年10月，有人动手了。

动手的人叫刘志丹。

消息是张汉民带来的。张汉民在陕西省委做兵运工作，专门跑来告诉吴岱峰：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干了一件大事。

太白镇在甘肃合水县，是个不起眼的小镇子。镇上有家民团二十四营，营长叫黄毓麟，手下有几十号人，几十条枪。刘志丹盯上了这批枪。

他带着二十几个人，穿着民团军服，骑着马，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子，大摇大摆进了太白镇。镇口有哨兵拦着，刘志丹从马上跳下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公函，上面盖着陇东民团军的大印，说：“我们是骑兵第六营的，奉命来太白镇换防，找你们黄营长。”

哨兵一看，公函是真的，旗号是真的，军装也是真的，赶紧放行。

刘志丹带着人住进了镇东头李绪增的酒坊。然后派人去请黄毓麟，说骑兵第六营的长官路过此地，想跟黄营长“联欢联欢”。

黄毓麟没起疑心。骑兵第六营确实在附近活动过，而且来的人穿着正规军装，有公函，有番号，还有马。他带着几个随从就来了。

酒坊里摆了几桌酒。刘志丹坐在主位上，跟黄毓麟推杯换盏。两个人喝了几杯，黄毓麟有点上头了，话也多了，说：“兄弟，你们第六营最近在哪儿活动？”

刘志丹说：“到处跑。剿匪嘛，哪儿有匪去哪儿。”

黄毓麟说：“这地方没啥匪，就山里头有几个赤色分子，不成气候。”

刘志丹笑了笑，没接话。他又给黄毓麟倒了一杯酒，说：“黄营长，我听说你们二十四营的枪都是新式的？”

黄毓麟说：“可不，都是太原兵工厂出来的，比你们第六营的老套筒好使。”

刘志丹说：“那我得见识见识。”

黄毓麟喝得高兴，一挥手：“拿几支来给兄弟看看！”

几个民团兵抱了几支枪进来。刘志丹接过来，拉了一下枪栓，点了点头，说：“好枪。”

然后他把枪往桌上一搁，脸色忽然变了。

“黄营长，对不住了。”

黄毓麟还没反应过来，刘志丹已经抽出枪，顶在他脑门上。

“啪”的一声，黄毓麟倒在了桌上。副营长王凤珠刚要掏枪，被刘志丹带来的人一枪撂倒。外面的民团兵听到枪声，冲进来几个，看到营长副营长都倒了，剩下的全被缴了械。

前后不到一炷香的功夫，二十四营的枪全到了刘志丹手里。

长短枪五十多支，骡马十几匹，子弹一批。刘志丹一枪没费，一人没伤，把这批枪搞到了手。

这就是“太白收枪”。打响了共产党人在甘肃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吴岱峰听完，问张汉民：“刘志丹现在在哪儿？”

张汉民说：“合水那边。他拉了支队伍，叫南梁游击队，有三四百人，一百多条枪。志丹让我告诉你，他那边缺人，问你去不去。”

吴岱峰说：“去。”

张汉民说：“你听我说完。组织上还有安排。山西那边也要拉队伍，吕梁山，晋西游击队。组织上觉得你去山西更合适。”

吴岱峰沉默了一会儿。

张汉民说：“志丹那边有他自己的人，你去，能帮上忙，但锦上添花。山西那边是白手起家，你去，是雪中送炭。”

吴岱峰问：“谁去山西？”

张汉民说：“阎红彦、杨重远都去。你也去，你们三个搭班子。”

吴岱峰点了点头。他知道阎红彦，陕北清涧人，清涧起义的时候跟着谢子长干，后来一直在山西搞兵运，是个人物。杨重远他也听过，老地下工作者了。

他说：“行。我去山西。”

张汉民走的时候，握着吴岱峰的手，说了一句话：“志丹那边，你别觉得亏。你们打的是同一场仗。他在甘肃打，你在山西打，打好了，将来汇到一块，就是一支谁也挡不住的力量。”

吴岱峰说：“我明白。”

张汉民走了。吴岱峰站在窑洞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黄土坡下面。他想起三年前在渭南见刘志丹，刘志丹说“把最老的兵放在后面”。他想起刘志丹说的“败了没关系，再拉”。现在刘志丹在陇东拉起来了，他也得在吕梁山拉起来。

他回到窑洞里，把枪拿出来擦了擦。还是那杆老套筒，跟了他三年了。枪栓换过一回，枪托裂了一道缝，他用铁丝箍住了。

赵铁柱从外面回来，问：“张汉民走了？”

吴岱峰说：“走了。”

赵铁柱问：“有新任务？”

吴岱峰说：“去山西。吕梁山。”

赵铁柱问：“干啥？”

吴岱峰说：“拉队伍。”

赵铁柱咧嘴笑了。他说：“这回是真的？”

吴岱峰说：“真的。”

赵铁柱搓了搓手，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吴岱峰看着他，说：“山西不比陕北，人生地不熟，进去了可能出不来。”

赵铁柱说：“陕北我也没见得多熟。我爹死了，娘走了，哪儿都一样。”

他把枪扛在肩上，又说了一句：“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吴岱峰没再说什么。他走出窑洞，天快黑了。西边的天烧着一片红霞，把黄土塬照得发亮。远处有羊群归圈，牧羊人的鞭子在空中甩出“啪啪”的响。

他站在窑洞门口，想着刘志丹在太白镇摆的那桌酒。一桌酒，换了五十多条枪。这事干得漂亮。漂亮在哪儿？漂亮在刘志丹能把敌人骗得团团转。他穿着敌人的军装，拿着敌人的公函，坐在敌人的桌子上，把敌人的枪拿了。

这不是打仗，这是手艺。

吴岱峰想，这种手艺，他也得学。打仗不能光靠拼，得靠脑子。刘志丹有脑子。谢子长有胆子。他吴岱峰有什么？他有耐性。他爹凿石头的那种耐性。

一凿子一凿子地凿，总有一天，石头会裂开。

他回到窑洞里，把灯点着，摊开一张纸。他不怎么会写字，但能写几个。他拿起铅笔，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

吕梁山。红军。

然后他把纸折好，揣进怀里。明天一早，他和赵铁柱就要动身去山西。

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里他站在一个山顶上，山下面全是人，密密麻麻的，举着红旗。他看不清那些人的脸，但他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想回答，但嗓子发不出声。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还没亮。赵铁柱在旁边的铺上打着呼噜。吴岱峰听着他的呼噜声，想起安边教导队的冬天。想起赵铁柱说“别擦了，反正没子弹”。想起张汉民说“你去找他，不如你先变成他”。

三年了。张汉民的话，他一直记着。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明天就要走了。吕梁山在等着他。

第二卷 火种（1931—1932）

第一章 吕梁山

吕梁山的春天来得晚。吴岱峰和赵铁柱到汾阳的时候，已经过了清明，但山里的风还是硬的，刮在脸上像刀子。

接头地点在城西一个叫峪道河的小村子。村口有座小庙，庙里供着龙王，香火断了不知道多少年，神像上的漆都剥落了。吴岱峰走进去，看见一个人蹲在庙门口抽烟。那人三十出头，方脸，浓眉，穿一件黑棉袄，腰里别着一把驳壳枪，枪把上缠着红布。

那人抬头看了吴岱峰一眼，问：“从哪儿来？”

吴岱峰说：“陕北。”

那人又问：“陕北哪儿？”

吴岱峰说：“安边。”

那人站起来，把烟掐了，伸出手说：“阎红彦。”

吴岱峰握了握他的手。阎红彦的手很大，骨节粗，手心全是老茧，是握枪握出来的。他比吴岱峰大几岁，陕北清涧人，1925年就入了党，参加过清涧起义，后来被派到山西搞兵运，在这一带活动了好几年，人熟地熟。

阎红彦上下打量了吴岱峰一番，说：“张汉民跟我说你要来。他说你能打仗。”

吴岱峰说：“能打，但不会打。”

阎红彦笑了：“不会打的人才敢说自己能打。进来吧。”

庙后面有间小屋，屋里坐着一个人，正在擦枪。那人瘦高个儿，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他抬起头来，冲吴岱峰点了点头，说：“杨重远。”

吴岱峰说：“久仰。”

杨重远是山西本地人，老地下工作者了，在太原、汾阳一带活动了多年。他话不多，但说的每句话都很准。他擦枪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一边擦一边说：“枪这东西，你不伺候好它，它就不伺候你。”

三个人坐下来，开始谈正事。

阎红彦说：“组织上让我们在吕梁山拉一支队伍。现在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人是我从各县抽出来的，都是党员或者可靠的群众。枪是从敌人那里搞来的，有从民团缴的，有从溃兵手里买的，还有两支是杨重远从太原带回来的。”

吴岱峰问：“敌人什么情况？”

阎红彦说：“汾阳城里驻着晋绥军一个营，三百多人。各县有民团，多的几十人，少的十几人。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但迟早会知道。”

吴岱峰又问：“老百姓呢？”

阎红彦顿了一下。他看了杨重远一眼，杨重远推了推眼镜，说：“老百姓怕。这地方闹过几次兵灾，谁来了都抢，都抓壮丁。老百姓见了当兵的，跑都来不及。”

吴岱峰沉默了。他想起刘志丹在渭南说的那句话：拉队伍，不能光拉枪，得拉人。拉人，得拉心。

他说：“那咱们就得让老百姓知道，咱们跟别的兵不一样。”

阎红彦问：“怎么不一样？”

吴岱峰说：“不抢，不抓，不欺负人。借了东西还，吃了粮食给钱。老百姓给咱们一碗水，咱们记着。老百姓给咱们一斗米，咱们拿命护着他们。”

阎红彦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行。就这么干。”

接下来的日子，三个人分头行动。阎红彦负责联络各县的党员和群众骨干，杨重远负责情报和后勤，吴岱峰负责训练。

训练场就在庙后面的山坡上。十几个人站成两排，手里拿着枪，有的枪比人还老，膛线都磨平了。吴岱峰站在前面，大声喊口令：“立正——稍息——举枪——”

底下的人做得歪歪扭扭。一个叫刘娃子的小兵，枪一举起来，身子就往后仰，差点摔倒。吴岱峰走过去，扶了他一把，说：“枪是往前举的，不是往后仰的。你把它当锄头使就行。”

刘娃子问：“锄头咋使？”

吴岱峰说：“往前刨。”

刘娃子试了试，好多了。

赵铁柱在旁边看着，嘿嘿笑。他跟着吴岱峰从陕北一路走到山西，枪法练出来了，刺刀也拼得不错。吴岱峰让他当班长，带几个人。

有一天训练完了，一个新兵问赵铁柱：“班长，咱这队伍叫啥名？”

赵铁柱说：“红军。”

新兵问：“红军是干什么的？”

赵铁柱想了想，说：“红军是给穷人撑腰的。”

吴岱峰正好走过来，听到了这句话。他看了赵铁柱一眼，没说话。但他心里觉得，赵铁柱这话，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

日子一天天过去，队伍慢慢扩大到三十多人。枪还是不够，有的人拿着大刀长矛，有的人空着手。吴岱峰想办法，带着赵铁柱去周边各县“搞枪”。

第一次搞枪是去孝义。孝义有个民团，二十来人，十几条枪。吴岱峰带着五个人，半夜摸进民团的院子，把哨兵下了枪，然后把团丁堵在屋里，缴了全部的枪。一枪没放，一个人没伤。

回来的路上，赵铁柱说：“这跟刘志丹的太白收枪有点像。”

吴岱峰说：“学的就是那一手。”

第二次搞枪是去隰县。隰县的民团团长是个恶霸，手里有二十多条枪，在当地作威作福，老百姓恨得牙痒。吴岱峰先派人去摸清了情况，然后趁着团长不在家，带人冲进团部，把枪收了，还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了附近的穷人。

分粮那天，来了好几百人。老百姓扛着口袋，拿着簸箕，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个老汉捧着粮食，眼泪直流，说：“几十年了，头一回吃上自家的粮。”

赵铁柱站在旁边，看着老汉的样子，忽然说：“连长，咱干这个，值。”

吴岱峰说：“值不值，看以后。”

后来“搞枪”的事越传越广，一些溃兵和零散的民团主动来投。到1931年夏天，队伍已经发展到九十多人，长短枪七十多支。他们在吕梁山里的碾子沟、岭底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活动范围覆盖了汾阳、孝义、隰县、中阳等几个县。

但人多了，事也多了。

有一天，两个战士因为吃饭打了起来。一个叫刘娃子，一个叫马六。刘娃子多盛了一碗粥，马六说他不该多占，两人话不投机，动了手。赵铁柱拉架，被推了个趔趄。

吴岱峰把两个人叫到跟前，问：“为什么打？”

刘娃子说：“他骂我。”

马六说：“他多占。”

吴岱峰问：“多占了一碗粥，对不对？”

刘娃子低头不说话。

吴岱峰又问：“你饿不饿？”

刘娃子说：“饿。”

吴岱峰说：“饿就多干活。多干了活，多吃一碗，谁都不说你。但你不干活，多占一碗，就是抢。抢自己人的东西，跟抢老百姓的东西，有什么区别？”

刘娃子哭了。他说：“连长，我错了。”

吴岱峰说：“错在哪？”

刘娃子说：“错在抢自己人的。”

吴岱峰说：“还有一条。你跟他打架，你把他当成敌人了。咱们的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你要是想打自己人，那你就是敌人。”

这话说得很重。刘娃子哭得更厉害了。马六也低下了头，说：“连长，我也有错。我不该骂他。”

吴岱峰说：“都去干活。今天把后山的柴都劈了。”

两个人乖乖去了。赵铁柱在旁边看着，等他们走了，对吴岱峰说：“你这话，比打他们一顿还管用。”

吴岱峰说：“打人管一时，讲理管一世。”

还有一回，一个战士从老百姓地里拔了两根萝卜，被老百姓告到阎红彦那里。阎红彦火了，要把那个战士绑起来。吴岱峰拦住了，说：“绑起来容易，但绑完了，他心里不服，以后还犯。”

他找到那个战士，问：“你拔萝卜的时候，地里有人吗？”

战士说：“没有。”

吴岱峰说：“没人看见，你就敢拔。那要是有人看见呢？你跟不跟人家说？”

战士说：“我……”

吴岱峰说：“你拔了萝卜，老百姓就以为红军跟别的兵一样。那你以后路过他家门口，他还敢给你开门吗？”

战士低下头，说：“连长，我错了。”

吴岱峰说：“错在哪？”

战士说：“错在以为没人看见就不算错。”

吴岱峰说：“还有一条。你拔的是老百姓的萝卜，老百姓的萝卜，是拿命种出来的。你爹种过地吗？”

战士说：“种过。”

吴岱峰说：“那你想想，要是别人拔了你爹的萝卜，你咋想？”

战士哭了。吴岱峰让他去给老百姓道歉，还赔了两倍的萝卜钱。那个战士后来成了队伍里纪律最好的一个。

1931年秋天，队伍在吕梁山里站稳了脚跟。老百姓开始主动来送信、送粮、送情报。有一次，汾阳城里的敌人准备来“围剿”，一个卖菜的老汉走了三十里山路来报信。吴岱峰握住他的手，问：“你咋知道我们在哪儿？”

老汉说：“你们分粮的时候，我扛了一袋。我记着你们。”

那天晚上，吴岱峰站在山坡上，看着远处的吕梁山。山连着山，一望无际。风吹过来，带着秋天庄稼成熟的味道。

赵铁柱走过来，说：“连长，咱们能在这儿待多久？”

吴岱峰说：“不知道。能待多久待多久。”

赵铁柱说：“要是敌人来围剿呢？”

吴岱峰说：“打。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藏。藏不住就拼命。”

赵铁柱笑了，说：“你这几句话，跟刘志丹说的一样。”

吴岱峰愣了一下。刘志丹没跟他说过这几句话。但他想想，觉得刘志丹大概也会这么说。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种人。跌倒了爬起来，打散了重来。

他说：“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咱们跟老百姓的关系，就是红军的命。老百姓信你，你就能站住。老百姓不信你，你枪再多也是孤家寡人。”

赵铁柱说：“那咱就多给老百姓办事。”

吴岱峰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队伍在碾子沟开了个会。阎红彦宣布，经上级批准，这支队伍正式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任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

散会以后，吴岱峰坐在一块石头上，擦他那杆老套筒。枪托上的裂缝比从前更大了，他用铁丝又多缠了两道。赵铁柱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连长，”赵铁柱说，“你说咱们将来能成多大的事？”

吴岱峰说：“不知道。但干着干着，队伍就大了。”

赵铁柱说：“我跟着你，从陕北到安徽，从安徽到山西。你说咱下一站去哪儿？”

吴岱峰想了想，说：“不知道。哪儿需要，去哪儿。”

他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星星。吕梁山的夜很静，只有风声和虫鸣。远处山脚下的村子里，亮着几点灯火。那是老百姓的房子。他们在那些房子里睡觉、吃饭、养孩子。那些房子里的人，是红军存在的理由。

吴岱峰把枪擦好了，站起来。赵铁柱也跟着站起来。

“走吧，”吴岱峰说，“明天还得训练。”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回了营地。夜色里，吕梁山的轮廓像一条沉睡的龙，伏在大地上。

第二章 西渡

围剿来得比预想的快。

1931年9月，驻汾阳的晋绥军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周边各县的民团，总共一千多人，分三路向吕梁山压过来。阎红彦得到消息的时候，敌人离碾子沟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了。

那天晚上，三个人在庙里开会。油灯快没油了，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阎红彦说：“敌人太多，打不了。得走。”

杨重远说：“往哪走？东边是太原，西边是黄河。南边是临汾，北边是太原。四面都是敌人。”

吴岱峰没说话。他盯着墙上的影子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西边。”

阎红彦问：“西边是黄河，怎么过？”

吴岱峰说：“敌人从东边来，西边一定空虚。黄河虽然险，但险的地方敌人也少。咱们趁黑渡河，天亮前能过去。”

杨重远推了推眼镜，说：“河对岸是陕北。那边有谢子长、刘志丹的人。到了陕北，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阎红彦想了想，拍了桌子：“行。西渡。”

吴岱峰说：“渡河得有船。这一带黄河渡口我知道几个，但都有敌人把守。得找没人守的地方。”

赵铁柱站在门外，一直在听。这时候他推门进来，说：“连长，我去。”

吴岱峰看了他一眼。

赵铁柱说：“我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水性好。渡口的事，我去摸。”

吴岱峰说：“你去，带两个人。摸清了就回来，别惊动敌人。”

赵铁柱说：“我一个人去。人多了容易暴露。”

他转身就走了。吴岱峰追出去，喊了一声：“铁柱！”

赵铁柱停下来，回过头。月光照在他脸上，瘦瘦的，眼睛亮亮的。

吴岱峰说：“小心。”

赵铁柱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他说：“连长放心。我还没跟你打够仗呢。”

他转身走进了夜色里。

赵铁柱走后，吴岱峰开始组织转移。九十多人，七十多条枪，还有一些弹药和粮食。人好办，粮食好办，最难的是那些伤员。有三个重伤员，走不了路，得抬着。吴岱峰让刘娃子带几个人专门负责伤员，说了句：“人在，伤员就得在。”

刘娃子说：“连长，要是敌人追上来呢？”

吴岱峰说：“那就打。打完了接着走。”

部队连夜从碾子沟出发，向西急行军。山路难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吴岱峰走在队伍最前面，手里拄着一根木棍探路。后面的人一个跟着一个，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像一串看不见的珠子在黑暗中滚动。

走了半夜，到了一个叫石楼的小村子。吴岱峰让部队停下来休息，派人去前面探路。他靠在一棵枣树下，掏出干粮啃了两口。干粮是硬邦邦的苞谷面饼子，咬一口掉渣。他一边吃一边想赵铁柱。赵铁柱去了大半天了，按理说该回来了。

正想着，前面传来脚步声。哨兵喊了一声：“谁？”

对面回答：“我。赵铁柱。”

吴岱峰站起来。赵铁柱从黑暗里走出来，浑身湿透了，衣服贴在身上，头发上还在滴水。他脸上有一道口子，是树枝刮的，渗着血丝。

吴岱峰问：“怎么样？”

赵铁柱说：“渡口找到了。在石楼西边二十里，叫三交镇。敌人把大渡口都封了，三交镇是个小渡口，只有几个民团守着，不到十个人。”

吴岱峰问：“船呢？”

赵铁柱说：“有两条木船，停在岸边。一条能坐二十来人，一条能坐十几个人。”

吴岱峰问：“水多深？”

赵铁柱说：“靠岸的地方浅，中间深。水急，但咱们人多，能撑过去。”

吴岱峰看着他脸上的口子，说：“你这脸怎么了？”

赵铁柱摸了摸，说：“路上摔了一跤。不碍事。”

吴岱峰没再问。他拍了拍赵铁柱的肩膀，说：“好样的。去换身干衣裳，吃点东西。”

赵铁柱走了。吴岱峰把阎红彦和杨重远叫过来，把情况说了。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天亮前赶到三交镇，趁敌人不备，夺船渡河。

凌晨三点，部队到了三交镇。

三交镇是个小村子，坐落在黄河东岸，几十户人家，靠渡船和种滩地过日子。村口有个小庙，庙里亮着灯，里面传来打牌的声音。几个民团在守夜。

赵铁柱带着刘娃子和另外两个战士摸上去。四个人贴着墙根走，脚步轻得像猫。到了庙门口，赵铁柱探头看了一眼——四个团丁围着一张桌子打牌，枪靠在墙边，没人注意外面。

赵铁柱一挥手，四个人冲进去。团丁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按住了。一个团丁想喊，赵铁柱一把捂住他的嘴，低声说：“喊一声，脑袋开花。”

团丁不敢动了。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四个团丁被绑了，嘴也堵上了。枪缴了，一共四支，还有几十发子弹。

吴岱峰带人赶到渡口。两条木船停在岸边，被铁链锁着。赵铁柱找了块石头，把锁砸了。船不大，一条能坐二十来人，一条能坐十几个人。九十多人得分三批渡。

吴岱峰说：“阎红彦带第一批，杨重远带第二批，我带第三批。”

阎红彦说：“你带第一批，我断后。”

吴岱峰说：“你是指挥，你先过。过了河，你带人接应。”

阎红彦还要争，吴岱峰说：“别争了，时间不够。”

阎红彦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他带着第一批二十几个人上了大船，船工撑起竹篙，船慢慢离了岸。黄河水哗哗地响，浪打在船帮上，溅起一人高的水花。

第一批过去了。第二批也开始上船。吴岱峰站在岸边，看着船一趟一趟地来回。天边开始泛白，敌人的追兵随时可能赶到。

第三批该走了。吴岱峰对赵铁柱说：“你带人先上。”

赵铁柱说：“连长，你先上。”

吴岱峰说：“我最后走。这是命令。”

赵铁柱不动。他看着吴岱峰，说：“连长，你上了我才上。”

吴岱峰瞪了他一眼。赵铁柱还是不动。吴岱峰没办法，只好先上了船。赵铁柱跟着跳上来，船开始往对岸撑。

就在这时，东边传来了枪声。

敌人追来了。

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船上的战士趴在船帮上，用枪还击。吴岱峰喊：“别恋战！快撑！”

船工拼命撑船，竹篙弯成了一张弓。子弹打在水面上，溅起一串串水柱。一个战士中弹了，倒在船上，血染红了船舱。吴岱峰爬过去，把他拉到船底，用手按住伤口。血从指缝里往外冒，怎么也按不住。

那个战士叫马六，就是之前跟刘娃子打架的那个。他睁开眼睛，看着吴岱峰，说：“连长……我不该……”

吴岱峰说：“别说话。”

马六说：“我不该抢那碗粥……”

吴岱峰说：“你没错。活着回去，我给你多盛一碗。”

马六笑了一下。然后他的眼睛闭上了。

吴岱峰按着他的伤口，按了很久。血不流了，因为人已经没了。

船靠了岸。吴岱峰跳下船，把马六的尸体也抱了下来。阎红彦冲过来，看见马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放平。”

吴岱峰把马六放平在一块石头上。他蹲下来，把马六的眼睛合上。

赵铁柱站在旁边，手里握着枪。他的脸上还是那道口子，血已经干了，结了一条黑色的痂。他看着马六的尸体，说：“他昨天还跟我说话。”

吴岱峰站起来，说：“埋了。”

战士们在岸边找了个背风的地方，挖了个坑。没有棺材，没有白布，就用一条破军毯把马六裹了。吴岱峰亲手填的土。他填一锹土，说一句话。

“马六，山西人。”

“今年二十一。”

“家里没人了。”

“跟着红军干了三个月。”

“分过粮，打过民团，救过老百姓。”

“是个好兵。”

最后一锹土填完，吴岱峰把枪插在地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看着剩下的战士。

他说：“过了河，就是陕北。陕北有咱们的人。谢子长在那儿，刘志丹在那儿。到了那儿，咱们就不是孤军了。”

赵铁柱站在他旁边，浑身是血，但不是他自己的血。吴岱峰看了他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

赵铁柱没说话。他把枪扛在肩上，跟着吴岱峰往西走。后面还有几十个人，默默地跟着。他们走过黄河滩，走过黄土坡，走进晨雾里。

黄河在身后哗哗地响，像是什么人在哭，又像是什么人在笑。吴岱峰走在最前面，一步一个脚印。他知道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人会倒下。

但过了河，就不一样了。

陕北在那边。

第三章 柴桥子会师

过了黄河，走了三天，到了安定。

安定是谢子长的老家。吴岱峰到的时候，谢子长不在。他带人去了清涧、延川一带打游击，留下话让吴岱峰他们在安定等几天。

吴岱峰等了五天。第六天早上，村口放哨的战士跑回来报告：“谢子长回来了。”

吴岱峰走出窑洞，看见村口走来一行人。为首的那个人个子不高，身板结实，穿着一件打了好几块补丁的灰棉袄，腰里别着一把驳壳枪，走路带风。他脸上胡子拉碴的，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亮得惊人，像是随时在盯着什么目标。

那就是谢子长。

谢子长走到吴岱峰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你就是吴岱峰？”

吴岱峰说：“是。”

谢子长又问：“听说你能打仗？”

吴岱峰说：“能打，但不会打。”

谢子长笑了。他的笑很爽利，哈哈哈几声，把旁边的人都带笑了。他说：“不会打的人才敢说自己能打。”

吴岱峰没说话。他看着谢子长，觉得这个人跟刘志丹不一样。刘志丹像一潭深水，表面平静，底下藏着东西。谢子长像一团火，走到哪儿烧到哪儿，把自己和别人都烧得热腾腾的。

谢子长又问：“阎红彦呢？”

阎红彦从窑洞里出来，喊了声：“老谢！”

谢子长上去给了他一个熊抱，拍着他的后背说：“好小子，活着呢！”

阎红彦说：“活着。”

谢子长放开他，看了看吴岱峰，又看了看阎红彦，说：“你们在山西干得不错。杨重远都跟我说了。九十多条枪，拉出这么大一支队伍，不容易。”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山西待不住了。晋绥军那帮人，不会放过你们。你们过来就对了。”

当天晚上，谢子长把吴岱峰和阎红彦叫到一起，说：“刘志丹在合水那边。他拉了一支南梁游击队，有三四百人，枪比你们多。我让人送信去了，让他过来。咱们合兵一处，干一场大的。”

吴岱峰问：“什么时候到？”

谢子长说：“快的话，十天半月。慢的话，个把月。”

吴岱峰说：“那咱们干什么？”

谢子长说：“打。不能让队伍闲着。队伍不打仗，就是一群老百姓。”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跟吴岱峰在阜阳听魏野畴说的一模一样。吴岱峰忽然觉得，这些人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因为他们都吃过败仗，都知道队伍不打仗就会散，不打仗就会被敌人吃掉。

接下来几天，谢子长带着吴岱峰的队伍打了两仗。第一仗打的是安定城外的民团，缴了十几条枪。第二仗打的是清涧方向来的一个连，敌人是正规军，火力猛，谢子长不硬拼，把敌人引进山沟，两边伏击，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丢下十几具尸体跑了。

打完第二仗，吴岱峰对谢子长说：“你打仗，跟刘志丹不一样。”

谢子长问：“哪儿不一样？”

吴岱峰说：“刘志丹是算准了再打。你是看着打，打着看着，边打边算。”

谢子长又笑了，说：“算准了再打，那是刘志丹的本事。我打不了那种仗。我就知道一件事：敌人的弱点在哪儿，我就往哪儿捅。捅完了，再看下一步。”

他拍了拍吴岱峰的肩膀，说：“打仗这事，各有各的法。能打赢就行。”

1932年1月，刘志丹到了。

那天早上，吴岱峰正在操场上训练新兵。他听见村口有人喊：“来了！来了！”他跑出去一看，远处来了一支队伍，长长的，少说有三四百人。队伍前面走着几个人，为首的那个中等个子，穿着蓝布衫子，步子迈得不快不慢，很稳。

吴岱峰一眼就认出了他。

刘志丹。

刘志丹也看见了吴岱峰。他走过来，笑了笑，说：“渭南一别，三年了。”

吴岱峰说：“三年了。”

刘志丹看了看他身后的队伍，说：“你带的人？”

吴岱峰说：“从山西带过来的。”

刘志丹点了点头，说：“好。能带住人，就不容易。”

那天晚上，谢子长、刘志丹、吴岱峰三个人围着一盆火，坐到了半夜。

谢子长说：“志丹，你那边什么情况？”

刘志丹说：“南梁游击队，四百多人，枪两百多支。在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敌人追了几次，没伤着筋骨。”

谢子长说：“我这边，加上岱峰从山西带过来的，有一百多人。”

刘志丹说：“合起来，五百多人，三百多条枪。”

谢子长说：“够打一仗了。”

刘志丹说：“打谁？”

谢子长说：“谁挡路打谁。”

刘志丹说：“先别急。队伍刚合到一块，得先整训，把规矩立起来。不然一打就散。”

谢子长说：“你说得对。那就先整训。”

刘志丹转过头来问吴岱峰：“你在山西是怎么带兵的？”

吴岱峰说：“三条。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不欺负老百姓的人，打仗的时候不丢下伤员。”

刘志丹说：“还有一条。”

吴岱峰问：“哪一条？”

刘志丹说：“官兵一样。官吃什么，兵吃什么。官住什么，兵住什么。官不贪，兵就不散。”

谢子长说：“对。当年清涧起义，队伍里有几个官还带着勤务兵，吃饭要人端。那种队伍，打不了仗。”

吴岱峰说：“那就把这条写上。”

那天晚上，三个人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队伍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面编三个大队，吴岱峰带一个。

第二天，在柴桥子村外的麦场上，开了整编大会。五百多人站成三排，枪靠在肩上，旗子插在队伍前面。谢子长站在一个土台子上，大声宣布改编命令。

他讲完话，刘志丹也讲了。刘志丹讲话不像谢子长那么大声，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他说：“咱们这支队伍，从今天起，就叫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番号变了，但人没变。从陕北到山西，从山西到甘肃，死了多少人？马六死了，魏野畴死了。还有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他停了停。

“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活着的人，得替他们干一件事。把那些欺负穷人的，打垮。把那些占着地的，赶走。把老百姓的日子，翻过来。”

底下没有人说话。风从麦场上吹过去，把旗子吹得猎猎响。

吴岱峰站在队伍里，看着刘志丹。他想起渭南那个晚上，刘志丹说“把最老的兵放在后面”。他想起太白收枪，刘志丹一桌酒换了五十条枪。他想起张汉民说“你去找他，不如你先变成他”。

他现在站在这里，跟刘志丹、谢子长站在一起。从安边教导队算起，已经五年了。五年前他一个人擦枪，现在他身后有几百人。

散会以后，三个人又回到屋里。谢子长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是陕北的糜子酒，辣得呛嗓子。他倒了三碗，端起来说：“为了西北红军。”

刘志丹端起来，说：“为了西北红军。”

吴岱峰端起来，说：“为了西北红军。”

三个人碰了碗，一饮而尽。

谢子长放下碗，说：“志丹，你说咱们将来能成多大的事？”

刘志丹想了想，说：“不知道。但干着干着，队伍就大了。”

吴岱峰笑了。这话他听过。是他跟赵铁柱说的。现在从刘志丹嘴里说出来，一模一样。

谢子长也笑了。他拍了拍桌子，说：“那就干。干到干不动为止。”

窗外，陕北的冬天还没过去，风还是硬的。但麦场上的旗子在风里飘着，红得扎眼。

那天晚上，吴岱峰回到自己的窑洞。赵铁柱在铺上坐着擦枪，看见他进来，问：“会开完了？”

吴岱峰说：“开完了。”

赵铁柱问：“定下来了？”

吴岱峰说：“定下来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赵铁柱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念了两遍，然后说：“好。比晋西游击队长。”

吴岱峰笑了。他坐在赵铁柱旁边，把枪拿出来擦。两个人默默地擦枪，谁也没说话。油灯的火苗跳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窑壁上。

过了一会儿，赵铁柱说：“连长，你说咱们这支队伍，将来能走多远？”

吴岱峰说：“不知道。”

赵铁柱说：“我觉得，能走很远。”

吴岱峰问：“为什么？”

赵铁柱说：“因为你有刘志丹，有谢子长。他们跟我见过的人都不一样。”

吴岱峰问：“哪儿不一样？”

赵铁柱想了想，说：“别的当官的，想的是自己。他们想的是别人。想别人的人，能走远。”

吴岱峰没说话。他把枪擦好了，靠在墙上。窑洞外面，风还在刮，但已经不冷了。开春了。

第四章 三嘉塬授旗

整编大会之后，队伍移驻到正宁县三嘉塬。

三嘉塬是陇东高原上的一块平地，四面是深沟，只有几条小路通向外边。塬上有个村子叫细嘴子，几十户人家，大多姓张。村里有座旧庙，年久失修，神像倒了半边，屋顶上长满了荒草。谢子长把指挥部设在这座庙里，刘志丹说：“庙好，住着清静。”

队伍住了几天，每天出操、训练、学规矩。吴岱峰负责军事训练，每天天不亮就吹哨子，把队伍拉到塬上跑操。跑完操练刺杀，练完了学识字。刘志丹亲自编了识字课本，上面写着：“人、手、足、刀、尺、田、牛、羊。”底下还有一句话：“红军是工农的队伍。”

战士们大多是穷苦出身，没进过学堂。刘娃子学得最慢，“红”字写了三天还记不住。吴岱峰问他：“你咋这么笨？”刘娃子说：“连长，我爹死得早，没人教过我写字。”吴岱峰没再说什么，每天晚上单独教他半个钟头。过了几天，刘娃子终于会写了。他把那个“红”字写在地上，歪歪扭扭的，但认得出来。他指着说：“这是红军的红。”吴岱峰点了点头，说：“对。红军，工字下面一个红。”

1932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七。天还没亮，吴岱峰就被外面的响动吵醒了。他披上衣服出来一看，战士们在打扫麦场，搬石头搭台子。谢子长站在庙门口，指挥着几个人挂旗子。

吴岱峰走过去，问：“今天有啥事？”

谢子长说：“授旗。”

吴岱峰问：“授什么旗？”

谢子长说：“咱们的番号批下来了。从今天起，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今天授旗。”

吴岱峰愣了一下。他知道队伍要改编，但没想到这么快。他看着谢子长，谢子长的脸上带着笑，但眼睛里有一种很沉的东西。那种东西，吴岱峰后来在很多人眼睛里见过。那是“终于等到这一天”的样子。

谢子长说：“清涧起义的时候，我们叫西北工农革命军。渭华起义的时候，叫工农革命军。名字换了好几个，但旗没正式授过。今天这面旗，是中央批的。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今天起，咱们是正式的红军了。”

他顿了顿，又说：“正式的，跟不正式的不一样。正式的意思是，死了，也是红军的人。”

上午十点，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台下站着三百多人，还有附近村子来的老百姓，挤了满满一场子。

谢子长站在台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腰里扎着皮带，比平时精神了很多。他的声音很大，一开口，整个场子都静了。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自己的番号，有了自己的旗帜！这面旗，是党中央给的！是千千万万牺牲的同志用血换来的！”

他讲到“牺牲的同志”的时候，停了一下。吴岱峰知道他想起了谁。想起了唐澍，想起了魏野畴，想起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中倒下的那些人。

中共旬邑县特支代表第五伯昌走上台，将一面红旗授给了谢子长。旗是粗布做的，上面绣着镰刀斧头，还有一行字：“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旗不大，但红得扎眼。谢子长接过旗，双手举过头顶。

霎时间，会场一片欢腾。战士们举起枪，老百姓拍着手，有人喊“红军万岁”，有人喊“共产党万岁”。谢子长举着旗，站在台上，风吹过来，旗子在他手里猎猎作响。

阎红彦后来回忆：“望着那迎风飘扬的红旗，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党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在陕甘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为了这个，有多少同志流了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红色军队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在陕甘高原上正式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色旗帜。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呢！”

吴岱峰站在台下，看着那面旗。他想起张汉民在安边教导队给他念报纸的样子。想起阜阳破庙里魏野畴临刑前喊的那句话。想起吕梁山上分粮时那个老汉的眼泪。想起马六躺在船上血染红了船舱的样子。

他从安边走到这里，走了五年。五年里，他从一个擦枪的士兵，变成了带兵的人。现在，他站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下面。

授旗结束后，谢子长把吴岱峰叫到台上，对大家说：“这位是吴岱峰同志，从山西带过来一支队伍。他现在是二大队队长。”

吴岱峰站到台前，看着底下的人。他不太会讲话，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跟大家一块打仗，一块吃苦。不搞特殊。”

底下有人笑了。谢子长也笑了，说：“行，不搞特殊就好。”

当天下午，谢子长把几个大队长叫到一起，说：“队伍刚成立，得打一仗。不打仗，这面旗立不住。”

他看了看地图，说：“打旬邑。县城里驻着民团，一百多人，枪一百多条。咱们三百多人，打得下来。”

刘志丹说：“打旬邑可以，但不能硬攻。旬邑城墙结实，民团火力不弱。得想个办法。”

谢子长说：“你说。”

刘志丹说：“先派几个人混进去，摸清敌人的布防，然后里应外合。晚上动手，打他个措手不及。”

谢子长说：“行。二大队负责攻城，一大队打援，三大队预备。”

他转过头来，对吴岱峰说：“岱峰，二大队打主攻。明天出发，后天晚上动手。”

吴岱峰说：“行。”

谢子长问：“你需要什么？”

吴岱峰想了想，说：“需要几捆梯子，还得有几把大锤。城门不好砸，得用锤。”

谢子长说：“去找老乡借。借了要还，坏了要赔。”

吴岱峰说：“知道。”

2月14日傍晚，队伍到了旬邑城外。天黑透了以后，吴岱峰带着二大队摸到了北门。刘志丹安排的几个侦察员已经在城里了，他们混在赶集的人群里进了城，摸清了民团的布防，还在北门留了人接应。

半夜时分，北门里忽然亮了三下火光。吴岱峰一挥手：“上！”

赵铁柱扛着梯子冲在最前面。他把梯子往城墙上一靠，第一个往上爬。吴岱峰跟在后面。梯子只有两丈多高，城墙有三丈多高，爬到顶还得再搭一截。赵铁柱在城墙上找了个垛口，翻了上去。

上面传来几声闷响。是赵铁柱把哨兵解决了。他把绳子放下来，吴岱峰抓住绳子往上爬。翻过城墙，他看见赵铁柱蹲在墙根下，手里握着一把匕首，匕首上全是血。赵铁柱朝他点了点头，没说话。

城门打开了。吴岱峰带着人冲进去。城里的民团还在睡觉，被枪声惊醒的时候，已经晚了。吴岱峰带人直扑民团驻地，一顿猛打，民团死伤十几个，剩下的全缴了枪。

一百多条枪，全到了红军手里。

吴岱峰站在民团驻地的院子里，清点枪支。赵铁柱走过来，说：“连长，你负伤了。”

吴岱峰低头一看，左胳膊上有一道口子，血流了一袖子。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负的伤。他说：“不碍事。”

赵铁柱不由分说，撕了一条布给他包扎。吴岱峰看着赵铁柱低头包扎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猎户的儿子跟从前不一样了。他不再是那个在安边教导队说“别擦了没子弹”的愣头青了。他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拼命，也学会了替别人着想。

赵铁柱包扎完了，抬起头，咧嘴笑了一下，说：“好了。”

吴岱峰说：“好什么好，绑得跟粽子似的。”

赵铁柱说：“能止血就行。”

正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枪声。是敌人的援兵到了。吴岱峰喊了声：“撤！从南门走！”他带着人往南门方向跑。赵铁柱跟在他后面，忽然停了下来，转身举枪。

吴岱峰喊：“干什么？”

赵铁柱说：“前面有人！”

他开了两枪。枪声在巷子里回荡。吴岱峰冲过去，看见巷子口躺着两个敌人，还有一个正在跑。赵铁柱又开了一枪，那个人倒下了。

吴岱峰说：“走！”

赵铁柱跟着他跑。跑出南门的时候，赵铁柱的腿忽然软了一下，差点摔倒。吴岱峰一把扶住他，问：“怎么了？”

赵铁柱说：“没事。绊了一下。”

吴岱峰低头一看，赵铁柱的裤腿上一片暗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负的伤。他二话不说，蹲下来，把赵铁柱往背上一扛。

赵铁柱喊：“连长，你放我下来！”

吴岱峰说：“闭嘴。”

他背着赵铁柱跑出了城门。后面枪声越来越远。到了安全的地方，他把赵铁柱放下来，让人包扎。赵铁柱的伤在腿上，是子弹擦过去的，不深，但流了不少血。

赵铁柱说：“连长，你胳膊上也负了伤，你还背我。”

吴岱峰说：“你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带出来的人，不能丢。”

赵铁柱看着他，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连长，旬邑打开了？”

吴岱峰说：“打开了。”

赵铁柱说：“旗立住了？”

吴岱峰说：“立住了。”

赵铁柱笑了。他躺在担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说：“那值了。”

吴岱峰也笑了。他坐在担架旁边，胳膊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他觉得，这痛不难受。这痛让他想起他爹。他爹凿石头，砸伤了手，从来不叫唤。他爹说，疼，说明石头硬。石头硬，凿出来的料才好。

红军的第一仗，打下来了。旗立住了。从今往后，陕甘高原上，有一支队伍，叫红军。

那天晚上，吴岱峰躺在担架上，很快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三嘉塬的麦场上，那面红旗在风里飘着，越飘越高，高到看不见了。他想追，但追不上。然后他听见有人在喊他。他回头一看，是赵铁柱。赵铁柱站在麦场上，举着枪，朝他笑。

第五章 照金初啼

旬邑打下来之后，队伍在旬邑休整了几天，然后向南转移，到了照金。

照金在耀县西北，是桥山山脉南段的一个小镇子。四周全是山，山连山，沟套沟，地势险要。镇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靠种苞谷和采药材过日子。这里地处耀县、淳化、旬邑三县交界，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也好。刘志丹说：“照金这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搞根据地的好地方。”

吴岱峰带着二大队驻在照金镇东边的薛家寨。薛家寨在山上，海拔一千多米，三面悬崖，只有一条小路通上去。寨子里有几个天然岩洞，能住人，能存粮。吴岱峰第一次上去的时候，站在悬崖边往下看，腿有点发软。他对赵铁柱说：“这地方，敌人来一个团也攻不上来。”

赵铁柱说：“那要是敌人来两个团呢？”

吴岱峰说：“那就从后山走。后山有条小路，能通到南梁。”

赵铁柱说：“连长，你连后路都想好了。”

吴岱峰说：“不想好，睡不着觉。”

队伍在照金扎下来，一边训练，一边发动群众。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头到各村去，开群众大会，讲红军的政策。吴岱峰负责军事，每天带人修工事、练战术。薛家寨上的岩洞被改造成了仓库、医院和修械所。赵铁柱带人把山上的小路修了修，在关键位置设了哨卡。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心里踏实。

1932年秋天，有一天吴岱峰带人下山去筹粮。走到照金镇外的山路上，忽然看见路边一棵老槐树底下倒着一个人。

吴岱峰走过去一看，是个半大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衣服破成了一条条的，脚上没鞋，脚板全是血口子。他嘴唇干裂，眼睛半睁着，胸口微微起伏，还活着。

吴岱峰蹲下来，问：“能走路吗？”

那孩子动了动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能……”

吴岱峰又问：“从哪儿来的？”

孩子说：“陕北……清涧……”

吴岱峰说：“逃荒的？”

孩子点了点头，然后头一歪，昏过去了。

吴岱峰把他抱起来。孩子轻得像一捆干柴，肋骨一根根硌手。吴岱峰抱着他走回薛家寨，把他放在岩洞里，让人烧了一锅小米粥。

粥熬好了，吴岱峰端过来，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孩子喝了半碗粥，慢慢睁开了眼睛。他看着吴岱峰，又看看四周，问：“这是哪儿？”

吴岱峰说：“红军。”

孩子愣了一下，然后挣扎着要坐起来。吴岱峰按住他，说：“别动。先把粥喝完。”

孩子把剩下的粥喝完了，碗底舔得干干净净。他把碗放下，看着吴岱峰，说：“你是红军？”

吴岱峰说：“是。”

孩子问：“红军是干什么的？”

吴岱峰说：“给穷人撑腰的。”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爹死了。饿死的。我娘改嫁了。我一个人跑出来的。”

吴岱峰说：“你叫什么？”

孩子说：“柳长河。”

吴岱峰问：“多大了？”

柳长河说：“十四。”

吴岱峰看着他瘦削的脸，想起赵铁柱。赵铁柱当年也是这么跑出来的。爹死了，娘走了，一个人。他想了想，说：“能走路吗？”

柳长河说：“能。”

吴岱峰说：“能走路就能打仗。跟我走。”

柳长河问：“跟你走，干什么？”

吴岱峰说：“打仗。给穷人撑腰。”

柳长河看着吴岱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那天起，柳长河成了吴岱峰的警卫员。他年纪小，个子也小，比枪高不了多少。但他勤快，眼里有活。吴岱峰开会，他就在外面站岗。吴岱峰擦枪，他就把油壶递过去。吴岱峰写东西，他就在旁边磨墨，虽然自己不识字，但磨得很认真。

赵铁柱第一次见柳长河的时候，上下打量了一番，说：“这么小，能打仗？”

柳长河梗着脖子说：“能。”

赵铁柱笑了，说：“行。有骨气。”

他拍了拍柳长河的肩膀，说：“以后跟着连长好好干。连长这人，别看他不爱说话，心好。”

柳长河说：“我知道。”

赵铁柱问：“你怎么知道？”

柳长河说：“他给我喝了一碗小米粥。喝完了他才问我叫什么。他救我的时候，没问我是谁。”

赵铁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说：“你这孩子，心眼不少。”

日子一天天过去，柳长河跟着吴岱峰，学认字，学打枪，学看地图。他学得慢，但记得牢。吴岱峰教他写“红军”两个字，他写了三天，终于会了。他把那两个字写在地上，歪歪扭扭的，然后抬头看着吴岱峰，说：“连长，我会写了。”

吴岱峰说：“好。以后每天学五个字，学不会不许吃饭。”

柳长河说：“行。”

他真的每天学五个字。学不会就不吃饭。赵铁柱有时候看不过去，说：“你就让他吃吧，饿坏了咋打仗？”吴岱峰说：“他学不会，上了战场就是死。饿一顿，比死了强。”

赵铁柱不说话了。他知道吴岱峰说得对。

有一回，队伍在照金镇外和敌人打了一仗。敌人是一个营，从耀县来的，想偷袭照金。吴岱峰带着二大队在镇外的一个山坳里设伏，等敌人进了包围圈，一声令下，两边开火。敌人被打懵了，退了下去。吴岱峰带着人追了五里地，缴了三十多条枪。

回到薛家寨，柳长河端了一碗水过来。吴岱峰接过来喝了，问：“你刚才在哪儿？”

柳长河说：“在后面。”

吴岱峰问：“怕不怕？”

柳长河说：“怕。”

吴岱峰问：“怕还跟着？”

柳长河说：“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吴岱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他心里觉得，这孩子行。能说实话，就不容易。

那天晚上，吴岱峰坐在岩洞外面擦枪。柳长河坐在旁边，看着天上的星星。

柳长河问：“连长，你想家吗？”

吴岱峰说：“我爹死了。娘也死了。没家了。”

柳长河说：“我也没家了。”

吴岱峰说：“红军就是家。”

柳长河想了想，说：“对。红军就是家。”

他靠在吴岱峰身边，慢慢睡着了。吴岱峰把枪擦好了，看着身边的柳长河，瘦瘦小小的，蜷成一团。他想，这孩子将来会长大的。会长成赵铁柱那样，或者长成刘志丹那样。不管长成什么样，只要活着，就行。

照金的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山上的风冷得刺骨，但薛家寨的岩洞里很暖和。战士们围着火堆，听刘志丹讲革命道理，听谢子长讲打仗的故事。柳长河坐在角落里，听得很认真。

吴岱峰有时候会想，这就是红军。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从安边到阜阳，从吕梁到照金。死了很多人，但也活下来很多人。活下来的人，带着死了的人的念想，继续走。

有一天，谢子长来找吴岱峰。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字。他把纸条递给吴岱峰，说：“中央来的。”

吴岱峰认字还不太利索，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他抬起头来，看着谢子长。

谢子长说：“中央批了。咱们的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下面编一个团，红二团。”

吴岱峰问：“军长是谁？”

谢子长说：“军长暂时没有。政委是杜衡，从中央派来的。团长是王世泰。你带二连，赵铁柱带一排。”

吴岱峰说：“行。”

谢子长看着他，说：“岱峰，从晋西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你走了两年。从今天起，你是红军连长了。”

吴岱峰说：“连长就连长。能打仗就行。”

谢子长笑了，说：“你还是那个脾气。”

他转身要走，吴岱峰叫住了他：“老谢。”

谢子长回过头来。

吴岱峰说：“刘志丹呢？”

谢子长说：“志丹是参谋长。他这个人，不在乎名头。能打仗，能带兵，名头不重要。”

吴岱峰点了点头。他知道刘志丹不在乎名头。刘志丹在乎的是队伍能不能打仗，老百姓能不能过好日子。名头那种东西，是给别人看的。刘志丹不看别人，只看自己。

那天晚上，吴岱峰把改编的消息告诉了赵铁柱和柳长河。

赵铁柱说：“红二十六军。比陕甘游击队好听。”

柳长河问：“那我是什么？”

吴岱峰说：“你是我的警卫员。红二十六军二连警卫员。”

柳长河咧嘴笑了。他的牙已经长齐了，笑起来像个小老虎。

吴岱峰看着他们俩，说：“从今天起，咱们是正式的红军了。正式的，跟不正式的不一样。”

赵铁柱问：“哪儿不一样？”

吴岱峰说：“正式的，死了也是红军的人。”

赵铁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值了。”

柳长河说：“我也值了。”

吴岱峰没说话。他看着薛家寨下面的山沟，夜色里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山沟下面有路。路通向照金镇，通向旬邑，通向马栏，通向一个叫南梁的地方。

路很长。但有人走，就不怕长。

第三卷 根据地（1932—1934）

第一章 南下

1933年夏天，照金来了个新政委。

那人叫杜衡，二十多岁，瘦长脸，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带着陕北口音，但腔调跟本地人不一样。他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军装，腰里别着一支小手枪，枪套上还绣着红五星。他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急，像是后面有人催着。

杜衡是中央派来的。他到照金的第二天，就把红26军的主要干部召集起来开会。谢子长那时候已经去陕北了，刘志丹是参谋长，吴岱峰是二连连长，王世泰是团长。

杜衡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柳条棍，指着地图说：“照金这地方，太小了。山沟沟里能搞出什么名堂？中央的精神是，要打大城市，要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我们红26军，不能再窝在山里当山大王了。”

刘志丹坐在角落里，没说话。他一只手按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捏着一根草绳，绕来绕去。

杜衡看了他一眼，说：“刘参谋长，你有什么意见？”

刘志丹说：“照金是小，但敌人弱，群众基础好。咱们在这里能站住脚。要是往南走，渭华那边敌人力量强，我们又没有根基，打起来会很吃力。”

杜衡说：“吃力？革命哪有不吃力的？中央红军在江西，天天打仗，天天死人。我们在这里躲着，叫革命吗？”

刘志丹没再说话。他把草绳放下了。

吴岱峰坐在刘志丹旁边。他心里有一肚子话想说，但他不习惯在会上发言。他看了刘志丹一眼，刘志丹微微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别说了。

杜衡又讲了一个多钟头，讲“进攻路线”，讲“夺取渭华”，讲“迎接革命高潮”。他讲得慷慨激昂，唾沫星子乱飞。底下的人有的点头，有的低头不说话。

散会以后，吴岱峰找到刘志丹，说：“志丹，打渭华，我看不行。”

刘志丹看了他一眼，问：“怎么不行？”

吴岱峰说：“照金刚站住脚，群众还没完全发动起来。队伍只有几百人，枪不到两百支。渭华那边，敌人有正规军，有民团，加起来几千人。咱们去打，是以卵击石。”

刘志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的都对。”

吴岱峰问：“那你怎么不说？”

刘志丹说：“我说了。他不听。”

吴岱峰问：“那怎么办？”

刘志丹站起来，走到窑洞门口，看着外面的山。夏天的照金，满山翠绿，苞谷长得齐人高。风吹过来，带着庄稼的香味。

他说：“命令就是命令。明知道是错的，也得执行。但执行的时候，要把损失减到最小。”

吴岱峰问：“怎么减？”

刘志丹转过身来，说：“把最老的兵放在后面。万一前面出事，后面能接住。”

吴岱峰说：“明白了。”

他回去找赵铁柱。赵铁柱正在擦枪，听了这个消息，愣了半天。

赵铁柱问：“去渭华？那不是送死吗？”

吴岱峰说：“命令下来了。”

赵铁柱说：“连长，你心里清楚，这仗不能打。”

吴岱峰说：“我清楚。但命令就是命令。”

赵铁柱不说话了。他把枪擦好了，站起来，说：“我去准备。”

吴岱峰叫住他：“铁柱。”

赵铁柱回过头来。

吴岱峰说：“你把老刘带的那个排放在后卫。万一前面出事，你带人接应。”

赵铁柱问：“那你呢？”

吴岱峰说：“我在前面。”

赵铁柱沉默了一会儿，说：“连长，你总是把自己放在前面。”

吴岱峰说：“我是连长。连长不在前面，谁在前面？”

赵铁柱没再说什么。他转身走了出去。吴岱峰看着他的背影，瘦瘦的，被夕阳拉得很长。他想起安边教导队的冬天，赵铁柱说“别擦了，没子弹”。他想起阜阳突围时赵铁柱问他“咱往哪走”。他想起吕梁山上赵铁柱说“红军是给穷人撑腰的”。

这个人跟了他六年。六年了。

几天后，红二团三百多人从照金出发，向南开进。刘志丹走在队伍中间，吴岱峰在前面带路。杜衡也跟着，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

部队走了两天，过了渭河。过了河就是渭华地区，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吴岱峰走在最前面，看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心里直往下沉。在照金，山高沟深，敌人来了好躲好打。在这里，一望无际，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

他把这个想法跟刘志丹说了。刘志丹说：“我也这么想。但现在已经过河了，退不回去了。”

吴岱峰问：“怎么办？”

刘志丹说：“走一步看一步。天黑之前找地方宿营，明天再说。”

但敌人没给他们时间。

第二天拂晓，枪声响了。吴岱峰从睡梦中惊醒，抓起枪冲出去。天边刚泛白，他看见远处的麦田里，黑压压的全是敌人。密密麻麻的，像蝗虫一样从四面八方围过来。

刘志丹也出来了。他看了敌人一眼，脸色沉了下来。

“主力。”他说，“至少一个师。”

吴岱峰问：“打？”

刘志丹说：“打不了。撤。往山里撤。”

他下令全团向秦岭方向突围。但敌人已经围上来了，突围的路被堵死了。吴岱峰带着二连冲在最前面，一边打一边往南冲。敌人的机枪扫过来，子弹打在麦田里，麦穗被打得乱飞。

赵铁柱带着后卫排挡住了敌人的追击。吴岱峰回头看了一眼，看见赵铁柱趴在一个土坎后面，一枪一枪地打，每打一枪就换一个位置。他身边有几个人倒下了，但他还在打。

吴岱峰喊：“铁柱！走！”

赵铁柱喊回来：“你先走！我顶住！”

吴岱峰不走。他带着几个人返身去接应赵铁柱。冲过去的时候，赵铁柱的腿上已经负伤了，裤腿被血浸透了。吴岱峰一把把他拽起来，说：“走！”

赵铁柱说：“连长，你咋回来了？”

吴岱峰说：“少废话。”

他架着赵铁柱往南跑。后面的敌人追上来，子弹嗖嗖地从耳边过。刘志丹带着主力在前面开路，硬生生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撕开了一道口子。红二团残部冲进了秦岭山里。

进了山，敌人追不上了。他们在山里转了半天，才把队伍收拢起来。清点人数，三百多人只剩下一百多人。二连原来一百二十人，现在不到四十人。赵铁柱的后卫排，只剩下八个人。

赵铁柱靠在一棵松树下，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血。吴岱峰蹲下来，撕了自己的袖子给他包扎。

赵铁柱说：“连长，咱们败了。”

吴岱峰说：“败了。”

赵铁柱说：“败在哪儿？”

吴岱峰没说话。他知道败在哪儿。败在杜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

刘志丹走过来，看着赵铁柱的伤，问：“能走吗？”

赵铁柱说：“能。”

刘志丹说：“那就走。不能留在这儿。敌人会搜山。”

他看了看剩下的这一百多人，说：“往西走。进深山里。找机会回照金。”

吴岱峰问：“杜衡呢？”

刘志丹说：“走了。突围的时候跑的。”

吴岱峰没再问。

队伍开始往深山里走。吴岱峰走在最后面，架着赵铁柱。赵铁柱一瘸一拐的，但咬着牙不吭声。

走了半天，赵铁柱忽然说：“连长，你说咱们还能回照金吗？”

吴岱峰说：“能。”

赵铁柱问：“你咋知道？”

吴岱峰说：“我不知道。但我是连长，我说能就能。”

赵铁柱笑了。他笑得有点勉强，但眼睛还是亮的。

吴岱峰架着他，一步一步往山里走。后面的路还很长。

第二章 秦岭五十天

进山的第三天，赵铁柱走不动了。

他的腿伤比看上去严重。子弹擦过大腿，伤口虽然不深，但山里潮湿，没有药，伤口开始发炎。整条腿肿得发亮，皮肤绷得紧紧的，一按一个坑。他发起烧来，额头烫得吓人。

吴岱峰扶着他走了三天，实在走不动了。赵铁柱靠在一棵老松树下，喘着粗气，说：“连长，你把我放下吧。”

吴岱峰说：“放什么放。”

赵铁柱说：“我走不了了。你带着人走。别让我拖累你们。”

吴岱峰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赵铁柱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陷下去了，颧骨凸出来。但他还在笑，咧嘴露着那口黄牙。那个笑，跟他第一次在安边教导队说“别擦了没子弹”的时候一模一样。

吴岱峰说：“要走一块走。走不了，一块留下。”

赵铁柱说：“连长……”

吴岱峰打断他：“别说了。我去找点水。”

他站起来，对柳长河说：“你看着他。”

柳长河点了点头。他蹲在赵铁柱旁边，把自己身上那件破褂子脱下来，盖在赵铁柱身上。赵铁柱说：“你自己穿着。”

柳长河说：“我不冷。”

赵铁柱说：“你才十四，冻坏了长不高。”

柳长河说：“长不高也能打仗。”

赵铁柱笑了，说：“你这孩子，跟连长一个脾气。”

吴岱峰在山里转了半天，找到了一小股山泉。他把水壶灌满，又摘了一些野菜。回去的时候，赵铁柱已经烧得迷糊了，嘴里说着胡话。

“娘……我饿……”

“爹……别去……”

吴岱峰把水壶凑到他嘴边，喂了几口水。赵铁柱喝了两口，又昏睡过去。吴岱峰摸了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他把野菜嚼烂了，敷在赵铁柱的伤口上。他知道这没什么用，但他没有别的办法。

那天晚上，吴岱峰没睡。他坐在赵铁柱旁边，听着他粗重的呼吸声。柳长河也没睡，蹲在另一边，抱着枪，眼睛睁得大大的。

半夜时分，赵铁柱忽然醒了。他的眼睛很亮，像是烧退了，又像是回光返照。他看着吴岱峰，说：“连长，我想跟你说个事。”

吴岱峰说：“你说。”

赵铁柱说：“我要是死了，你把我埋在山里就行。不用刻碑。没人来看。”

吴岱峰没说话。

赵铁柱又说：“我爹死的时候，连个坟都没有。被民团扔到乱葬岗上了。我后来去找过，骨头都找不着了。我比他强，我还有个坟。”

他停了停，喘了几口气。

“连长，你说红军能成吗？”

吴岱峰说：“能。”

赵铁柱问：“你咋知道？”

吴岱峰说：“我不知道。但我信。”

赵铁柱笑了。他伸出手来，握住了吴岱峰的手。他的手很烫，但握得很紧。

“连长，”他说，“跟着你，我不亏。”

那天晚上，赵铁柱走了。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没有叫唤。吴岱峰握着他的手，感觉那只手从滚烫慢慢变凉。他没有松开，一直握着，握了很久。

柳长河在旁边哭了。吴岱峰说：“别哭。找地方挖坑。”

他们在山坡上找了个背风的地方，用刺刀和手挖了一个坑。土是硬的，挖了半天才挖出半尺深。吴岱峰把赵铁柱放进去，把他的枪也放进去了。那杆汉阳造，赵铁柱从山西背到陕北，从陕北背到照金，背了好几年。

吴岱峰填上土，用手拍实了。然后他站起来，看着那个小小的土堆。他想起很多年前，赵铁柱问他：“你说咱当兵为了啥？”他想起赵铁柱说“我要是有一支队伍，我就带着他们去打民团”。他想起赵铁柱站在薛家寨的崖边说“你活着比我有用”。

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对剩下的人说：“走。”

剩下的路更难走。敌人封了出山的路口，他们只能在深山里转。吴岱峰带着柳长河和另外三个战士，在秦岭山里走了五十天。他们吃野菜、吃树皮、吃草根，偶尔能找到一些野果子。水倒是不缺，山里有的是泉水，但光喝水填不饱肚子。

一个月下来，五个人瘦得皮包骨头。柳长河的脸肿了，是饿的。另外三个战士里，一个叫王三的撑不住了，走不动了，在一个山洞里躺了两天，没撑过去。吴岱峰把他埋了，然后又走。

第二个月，他们开始往回走。吴岱峰凭着记忆和直觉，在山里摸索方向。他想起赵铁柱说过的话，赵铁柱说他会看风向、认山路，能在夜里凭星星找到回家的路。吴岱峰不会看星星，但他会看树。树南边的枝叶密，北边的稀。他靠这个辨方向。

柳长河问：“连长，咱能出去吗？”

吴岱峰说：“能。”

柳长河问：“你咋知道？”

吴岱峰说：“我不知道。但我是连长，我说能就能。”

柳长河没再问。他跟着吴岱峰走，一步不落。他的脚上全是血口子，草鞋早就磨烂了，光着脚走。吴岱峰有时候背他一段，他不肯，说：“你自己也走不动了。”吴岱峰说：“我比你大。我扛得住。”

第五十天，他们终于走出了秦岭。

那天早上，吴岱峰站在一个山头上，看见远处有一条河。河不宽，水是黄的。他看了很久，然后说：“渭河。”

柳长河问：“过了渭河就是陕北？”

吴岱峰说：“过了渭河，往北走，就是照金。”

五个人下了山，走到渭河边。河边有个渡口，有个老汉在撑船。吴岱峰走过去，说：“大爷，过河。”

老汉看了他们一眼，问：“你们是干啥的？”

吴岱峰说：“逃荒的。”

老汉看了看他们的衣服，破得不成样子，脸上全是灰，瘦得脱了相。他说：“上来吧。”

五个人上了船。老汉撑起竹篙，船慢慢离了岸。吴岱峰坐在船头，看着渭河的水。水很浑，打着旋往下游流。

老汉问：“从哪儿来的？”

吴岱峰说：“南边。”

老汉问：“南边干啥？”

吴岱峰说：“找活路。”

老汉没再问。他撑了一会儿船，忽然说：“前些日子，南边打了一仗。”

吴岱峰问：“什么仗？”

老汉说：“红军跟白军。红军打没了，死好多人。白军到处抓人，说是抓余党。”

吴岱峰没说话。

老汉又说：“你们要是逃荒的，往北走。北边安稳些。”

吴岱峰说：“谢谢大爷。”

船靠了北岸。五个人下了船。吴岱峰摸了摸身上，什么也没有。他对老汉说：“大爷，没钱给你。”

老汉摆了摆手，说：“走吧。看你们也不像坏人。”

吴岱峰点了点头，带着人往北走了。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来，看了老汉一眼。老汉正在撑船回去，背影佝偻着，像一棵老树。

吴岱峰想起赵铁柱。赵铁柱要是活着，也会像这个老汉一样，老了还在黄河边撑船。可惜他没活到老。

五个人走了三天，到了照金。

到了照金镇外的时候，吴岱峰看见路边有个哨兵。哨兵端着枪，喊了一声：“谁？”

吴岱峰说：“红二十六军二连，吴岱峰。”

哨兵愣了一下，然后喊了一声：“吴连长回来了！”

吴岱峰带着人走进镇子。镇子里的人看见他们，有的认出来了，跑过来扶。有人端来水，有人拿来馍。吴岱峰坐在一块石头上，吃了一口馍，觉得这是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刘志丹来了。他比吴岱峰先回来的，带着一部分人从另一条路突出来的。他看见吴岱峰，走过来，蹲在他面前。

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吴岱峰瘦得脸都塌了，胡子拉碴的，衣服破得不像样子。刘志丹也瘦了，但比吴岱峰强些。

刘志丹说：“回来就好。”

吴岱峰说：“赵铁柱没了。”

刘志丹沉默了一会儿。他认识赵铁柱。从山西到陕北，从陕北到照金，赵铁柱跟了吴岱峰六年。

他说：“埋哪儿了？”

吴岱峰说：“秦岭山里。一个山坡上。背风。”

刘志丹点了点头。他没再问。他站起来，说：“先吃饭。吃完了再说。”

吴岱峰吃完了馍，又喝了碗水。他靠着墙，慢慢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里赵铁柱站在安边教导队的操场上，还是十九岁的样子，瘦得像根高粱秆子，咧嘴笑着说：“连长，你回来了？”

吴岱峰说：“回来了。”

赵铁柱说：“回来就好。我还怕你回不来呢。”

吴岱峰说：“你都没了，我能不回来？”

赵铁柱笑了，露出一口黄牙。然后他转过身，走了。吴岱峰想追，但腿迈不动。他喊：“铁柱！”

赵铁柱回过头来，朝他摆了摆手，然后消失在风里。

吴岱峰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躺在窑洞里，柳长河守在旁边，手里端着一碗水。

柳长河说：“连长，你做梦了。你喊赵铁柱的名字。”

吴岱峰接过碗，喝了一口水。他说：“没事。”

他坐起来，看了看外面。照金的夜色很静，山影重重叠叠的，像一头伏着的巨兽。他知道，南下的失败，让红26军损失了大半。三百多人出去，回来不到一百人。赵铁柱没了，还有很多他没记住名字的人没了。

但他还活着。刘志丹还活着。柳长河还活着。只要人活着，队伍就能重新拉起来。

他想起赵铁柱说的那句话：“跟着你，我不亏。”

他把碗放下，站起来，走到窑洞门口。夜风凉凉的，带着山里草木的味道。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对柳长河说：“明天开始，重新练。”

柳长河问：“练什么？”

吴岱峰说：“练怎么打胜仗。”

柳长河点了点头。

吴岱峰回到窑洞里，把枪拿出来擦。还是那杆老套筒，枪托上的裂缝用铁丝箍着，枪栓换过一回。他擦着擦着，忽然想起一件事。赵铁柱的枪，那杆汉阳造，他埋赵铁柱的时候一块埋了。他忘了把枪留下来。

他有点后悔。但想了想，又觉得没什么。枪跟着赵铁柱走了，就跟着走吧。反正赵铁柱活着的时候，枪不离手。死了，枪还在手边，也好。

他擦完枪，躺在铺上。柳长河已经在旁边睡着了，呼吸很轻很匀。吴岱峰听着他的呼吸声，慢慢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第三章 薛家寨

吴岱峰回到照金的时候，薛家寨已经变了样。

他在山脚下抬头看，寨子还在崖顶上，但山路上多了好几道哨卡，用石头垒了矮墙，墙后面架着土枪和滚雷。刘志丹在寨子里养了几只狗，一有动静就叫。吴岱峰说：“你倒是想得周到。”刘志丹说：“败了一次，不能再败第二次。”

寨子里的岩洞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最大的那个洞做了会议室，里面摆着几张木板搭的桌子，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地图。旁边的小洞做了医院，住了几个伤员。再往里走，有个洞做了仓库，存着粮食和弹药。吴岱峰转了一圈，说：“比我在的时候像样多了。”

刘志丹说：“你走了两个月，我们没闲着。”

吴岱峰问：“谢子长呢？”

刘志丹说：“回陕北了。他在那边拉队伍，搞了个红二十七军。现在陕北和照金两头都在打。”

吴岱峰点了点头。他蹲下来，把地图仔细看了一遍。照金周围有敌人据点，耀县、淳化、旬邑都有驻军。最近的离照金不到五十里。他说：“敌人迟早要来。”

刘志丹说：“我知道。所以我在薛家寨东边修了工事，西边也加了哨。后山那条路，我让人拓宽了，万一守不住，能从后山走。”

吴岱峰问：“后山通哪儿？”

刘志丹说：“通南梁。甘肃那边，敌人力量弱。万一照金丢了，去南梁。”

吴岱峰说：“好。”

他站起来，走到洞口。从薛家寨望出去，群山连绵，一片苍翠。秋天的照金，满山都是红的黄的叶子，风一吹，像烧起来一样。吴岱峰看了一会儿，说：“这地方真好。”

刘志丹站到他旁边，说：“好是好，就是太偏了。搞根据地，不能光图地势险。得有人。有人，才有粮，才有兵。”

吴岱峰说：“那就多发动群众。”

刘志丹说：“已经在做了。习仲勋在照金镇搞农会，搞分粮。老百姓尝到了甜头，慢慢就靠过来了。”

吴岱峰想起习仲勋，那个瘦瘦小小的年轻人，说话轻声细语，但办事很有章法。他在照金镇搞“豆选”，让老百姓自己选村长。老百姓不识字，他就让人在候选人背后放个碗，谁同意谁就投一颗豆子。豆子多的当选。老百姓说：“这是咱们自己选的官。”

吴岱峰说：“仲勋这个人，会搞群众工作。”

刘志丹说：“比我会搞。我只会打仗。搞政权，搞群众，得靠他。”

吴岱峰没说话。他在想一件事。从晋西游击队到红26军，从吕梁山到照金，他们一直在打仗，但从来没有认认真真搞过根据地建设。打下一个地方，住几天，走了，敌人又回来了。老百姓不敢靠过来，怕红军走了白军报复。没有群众，队伍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油，看着亮，但扎不下去。

他说：“志丹，我觉得，咱们得在照金扎下根。不走了。分地，分粮，建政权。让老百姓知道，咱们来了就不走了。”

刘志丹看了他一眼，说：“你说得对。但得看敌人给不给我们时间。”

敌人给了他们三个月。

1933年10月初，消息传来：耀县、淳化、旬邑三县的民团纠集了一千多人，加上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总共两千多人，分三路向照金扑来。

那天晚上，刘志丹在薛家寨的大洞里召开紧急会议。吴岱峰、王世泰、习仲勋、李妙斋等人都到了。油灯点着，把每个人的脸照得明暗分明。

刘志丹说：“敌人三路来，每路六七百人。咱们在照金的兵力，红二团加上游击队，不到三百人。硬打，打不过。”

习仲勋说：“能不能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照金镇周围有十几个村子，每家出一个人，能凑几百人。”

刘志丹说：“可以。但老百姓没枪，只能敲锣打鼓，壮壮声势，真打起来顶不了。”

吴岱峰说：“那就守。薛家寨地势险，敌人来再多也攻不上来。守住了，敌人攻几天攻不动，自然就退了。”

李妙斋说：“薛家寨是能守，但照金镇呢？镇子在平地上，敌人一来就占了。占了镇子，老百姓就遭殃。”

吴岱峰说：“镇子守不住就不守。把老百姓撤到山上来。粮食也搬上来。敌人占了个空镇子，啥也捞不着。”

刘志丹想了想，说：“岱峰说得对。镇子不要了，守山。人上来，粮上来，牲口也上来。让敌人扑个空。”

会议决定：红二团和游击队全部撤上薛家寨，照金镇的群众也连夜转移。习仲勋负责组织群众，吴岱峰负责军事部署，李妙斋负责后勤。

散会以后，吴岱峰找到李妙斋。李妙斋是陕北人，跟吴岱峰是老相识了。他比吴岱峰大几岁，脸上有一道疤，是早年跟民团打仗留下的。他说话嗓门大，做事利索，打仗不怕死。

吴岱峰说：“妙斋，你负责后勤，把粮食和水都备足。寨子上的洞要清理干净，伤员要安置好。”

李妙斋说：“你放心。粮食够吃半个月。水有山泉，断不了。就是弹药少，得省着用。”

吴岱峰说：“省着用。一颗子弹打一个敌人，别浪费。”

李妙斋说：“知道了。”

10月13日拂晓，敌人来了。

吴岱峰站在薛家寨东边的哨位上，听见远处传来枪声。那是照金镇方向的。敌人先占了镇子，然后往山上扑。

他举着望远镜往下看。这是他最习惯的动作，虽然他的望远镜早就坏了，他只能用肉眼。山下的路上，黑压压的人影往上涌。走在前面的民团，穿着杂色衣服，拿着步枪。后面的正规军，穿着灰军装，扛着机枪。

吴岱峰对身边的人说：“沉住气。等近了再打。”

敌人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吴岱峰喊了声：“打！”

枪声齐响。石头滚下去，土雷炸开。敌人倒下了一片，后面的赶紧往后退，退到山脚下重新整顿。

过了一会儿，敌人又上来了。这次分了两路，一路从东边，一路从南边。吴岱峰让王世泰带人守南边，他自己守东边。

南边的敌人爬得快，王世泰那边打得很吃力。吴岱峰听见南边的枪声越来越密，心里一沉。他让柳长河去传令，把南边的人往回撤，退到寨门附近再打。

柳长河刚走，东边的敌人又上来了。吴岱峰站在矮墙后面，一枪一枪地打。他的枪法不差，在晋西游击队的时候就是有名的。他一枪打倒一个，再打，又倒一个。旁边的战士跟着他打，边打边喊：“连长好枪法！”

吴岱峰没理他们。他一边打一边数子弹。打到第五发的时候，他停了下来。他想起了赵铁柱。赵铁柱死了，埋在了秦岭。赵铁柱要是还在，这时候肯定在他旁边。

他摇了摇头，把这个念头甩掉。继续打。

打了一天，敌人攻了八次，都被打了回去。

天黑的时候，枪声停了。吴岱峰靠在矮墙后面，喘着粗气。他的胳膊上全是血，不是他的是别人的。他用手抹了一把脸，脸上全是土。

柳长河跑过来，说：“连长，南边守住了。”

吴岱峰说：“伤亡多少？”

柳长河说：“死了七个，伤了十几个。”

吴岱峰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南边去看。南边的工事被敌人打塌了一截，几个战士正在用石头垒。地上有血迹，黑乎乎的，在夜色里看不太清。

李妙斋走过来，说：“粮食搬上来了，水也够。伤员已经安置好了。”

吴岱峰问：“妙斋，你说，能守几天？”

李妙斋说：“看敌人有多少劲。他们要是天天这么打，咱们弹药撑不了三天。”

吴岱峰说：“那就省着打。一天只打五发。”

李妙斋说：“五发不够。”

吴岱峰说：“够。瞄得准，一发一个。”

夜里，吴岱峰没睡。他在寨子里转了一圈，检查各个哨位。走到北边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在小声说话。走近一看，是几个战士围在一起，中间是个老汉。

老汉是照金镇的，六十多岁了，姓张，种了一辈子地。吴岱峰认识他。分粮的时候，张老汉扛着一口袋苞谷回家，路上碰到吴岱峰，说：“吴连长，我这辈子头一回扛自家的粮。谢谢你们。”

吴岱峰蹲下来，问：“张大爷，你怎么上来了？”

张老汉说：“敌人占了镇子。我儿子被他们抓了，我带着孙子跑出来的。”

吴岱峰问：“你孙子呢？”

张老汉说：“在洞里睡着了。儿媳妇带着。”

吴岱峰说：“你放心。有红军在，你孙子就没事。”

张老汉拉着吴岱峰的手，说：“吴连长，你们别走。你们走了，我们活不成。”

吴岱峰说：“不走。”

张老汉说：“真的？”

吴岱峰说：“真的。就是死，也死在薛家寨。”

张老汉看着他，眼睛里湿漉漉的。他说：“好。好。我就跟着你们。”

第二天，敌人又攻了一天。吴岱峰带着人又打退了三次进攻。

第三天，敌人改变战术。他们不再从正面猛攻，而是分成小股，从各个方向试探。吴岱峰有点担心。这说明敌人在找薄弱点。

第四天晚上，一个叫陈克敏的游击队副队长来找吴岱峰。陈克敏是旬邑人，家里是地主，但他跟家里闹翻了，跑出来参加革命。他打仗勇敢，但喜欢喝酒，喝多了嘴上没把门的。

陈克敏说：“吴连长，我有个主意。”

吴岱峰问：“什么主意？”

陈克敏说：“敌人围了这么多天，粮食肯定不够。我们能不能派人下山，摸到敌人后方去，烧他们的粮？”

吴岱峰想了想，说：“可以试试。但得派可靠的人。你有人选吗？”

陈克敏说：“我去。”

吴岱峰看着他，心里有点犹豫。他知道陈克敏的毛病，但眼下人手紧，能用的人不多。他说：“你去可以，但不能喝酒。一滴都不能喝。”

陈克敏说：“你放心。不喝。”

吴岱峰说：“什么时候走？”

陈克敏说：“今晚。天黑就走。”

吴岱峰说：“好。带两个人。速去速回。”

陈克敏走了。吴岱峰站在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说不上来为什么。

第二天，敌人没来攻。

第三天，也没来。

吴岱峰觉得不对劲。他站在哨位上往山下看，发现敌人的营地里似乎人少了一些。他们好像在撤。但他不敢大意，让所有人提高警惕。

第四天，陈克敏回来了。

他一个人回来的。两个跟他一起去的战士没回来。他脸色发白，满头大汗，见到吴岱峰就说：“吴连长，出事了。”

吴岱峰问：“怎么了？”

陈克敏说：“我们摸到敌人营地，烧了粮。但撤退的时候被发现了。那两个兄弟……没跑出来。”

吴岱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问：“你喝酒了？”

陈克敏愣了一下，说：“没有。”

吴岱峰看着他的眼睛。陈克敏的目光躲闪了一下。

吴岱峰说：“陈克敏，你跟我说实话。”

陈克敏忽然跪下了。他跪在地上，低着头，说：“吴连长，我对不起你。我被抓住了。他们问我薛家寨有多少人、多少枪、兵力怎么布防。我……我说了。”

吴岱峰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子凉了。

他问：“你说了什么？”

陈克敏说：“我说了兵力部署。还说了后山有条路。”

吴岱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想起刘志丹修后山路的情景。想起赵铁柱说过的话：“连长，你总是把自己放在前面。”赵铁柱不在了。现在，又有人要死了。

他问：“你为什么要回来？”

陈克敏说：“我……我跑出来了。我想回来告诉你。”

吴岱峰说：“你回来，是因为你怕死。你说了该说的，敌人放你回来。”

陈克敏哭了。他说：“吴连长，你杀了我吧。”

吴岱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他对柳长河说：“把他绑起来。关在洞里。等打完仗再说。”

柳长河带着人把陈克敏绑了，押进洞里。

吴岱峰立刻去找刘志丹。刘志丹听了，脸色沉了下来。

刘志丹说：“后山的路，得马上封。”

吴岱峰说：“封也来不及了。敌人已经知道了。今晚他们一定从后山摸上来。”

刘志丹说：“那就今晚撤。从东边悬崖走。”

吴岱峰说：“东边悬崖？那是绝路。”

刘志丹说：“不是绝路。前几天我让人在山崖上钉了木桩，栓了白布。人可以从白布上滑下去。”

吴岱峰问：“能行吗？”

刘志丹说：“能行。我试过。”

吴岱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先走。我断后。”

刘志丹说：“你断后，我带队。”

吴岱峰说：“你带队。我带人断后。你是指挥，你不能留。”

刘志丹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握了握吴岱峰的手。

“活着。”刘志丹说。

吴岱峰说：“活着。”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照得山崖上一片银白。吴岱峰带着十几个人守在寨门口，等着敌人。

果然，半夜时分，后山传来了枪声。敌人从后山摸上来了。

吴岱峰说：“撤。往东边悬崖走。”

他们往东边跑。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子弹在头顶上飞。吴岱峰跑到悬崖边，看见刘志丹正带着最后一批人往下滑。白布上挂着一串人，一个个往下滑，像一串珠子。

吴岱峰对剩下的人说：“你们先下。”

他站在悬崖边，端着枪，朝着追来的敌人打了一枪。一个敌人倒下。他又打了一枪，又一个。

他一边打一边数子弹。打到第三发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人说：“连长，你先下。”

吴岱峰回过头来。是柳长河。他站在悬崖边，手里攥着白布，说：“连长，你下。我断后。”

吴岱峰说：“你下去。”

柳长河说：“你家里还有老娘。我没人了。”

吴岱峰愣住了。这话他听过。赵铁柱跟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在薛家寨，赵铁柱说“你活着比我有用”。现在，柳长河站在同一个地方，说着同样的话。

吴岱峰说：“你下去。这是命令。”

柳长河不走。他把白布往吴岱峰手里一塞，然后转身端起枪，朝着敌人打了一枪。

吴岱峰看着他的背影，瘦瘦小小的，比枪高不了多少。他想起了赵铁柱。赵铁柱站在崖边朝他笑的样子，他记了十年。现在他又要记一辈子了。

他喊了一声：“柳长河！”

柳长河没回头。他喊了一声：“连长，你快走！”

吴岱峰抓住白布，往下滑。白布在他手里勒得生疼。他滑到一半的时候，听见上面传来一声枪响，然后是第二声。然后就没有了。

他滑到了崖底。脚一沾地，他就朝上面看。悬崖上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月亮照着那些钉在石壁上的木桩。木桩上挂着白布，白布上有一个黑影。

那个黑影很小，一动不动的。

吴岱峰站在崖底，仰着头，看了很久。柳长河没有下来。

刘志丹跑过来，拉了他一把，说：“快走。敌人追下来了。”

吴岱峰没动。他说：“长河还在上面。”

刘志丹说：“他回不来了。走。”

吴岱峰还是没动。刘志丹冲他喊了一声：“岱峰！走！”

吴岱峰转过身来，跟着刘志丹跑。他跑着跑着，眼泪掉了下来。他没有擦。那眼泪在脸上结成了冰，凉凉的。

他想起柳长河第一次跟他的时候，饿倒在路边。他问“能走路吗”，柳长河说“能”。他问“你叫什么”，柳长河说“柳长河”。他问“多大了”，柳长河说“十四”。

十四岁的柳长河，从陕北清涧逃荒过来，在照金找到了红军。他跟着吴岱峰学认字，学打枪，学看地图。他会写“红军”两个字，歪歪扭扭的。他每天学五个字，学不会不吃饭。他跟着吴岱峰从照金到秦岭，走了五十天，脚上全是血口子，不叫一声苦。

现在他没了。跟赵铁柱一样，没了。

吴岱峰跑着跑着，忽然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朝着薛家寨的方向，站了几秒钟。然后他弯下腰，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揣进怀里。

他转身继续跑。风从耳边过，呼呼的。他听见后面有枪声，有喊声，但他没有回头。

他跑着，怀里揣着那把土。

那是薛家寨的土。

第四章 包家寨

从薛家寨撤下来的人，在照金西北的山沟里集合。

吴岱峰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数了数人，红二团加上游击队，不到八十个。有的人是突围出来的，有的人是从各条路上陆续赶来的。有人带着伤，有人光着脚，有人连枪都丢了。他们蹲在山沟里，靠着石壁，谁也不说话。

刘志丹站在一块石头上，看着这些人。他的脸上全是灰，衣服被崖壁上的石头刮破了好几道口子。他看了很久，然后说：“清点人数。”

清点完了：七十六人。枪五十一支。子弹不到两百发。

习仲勋也到了。他从照金镇方向撤出来的，带着几个农会的干部。他的胳膊上缠着一条破布，布上渗着血。吴岱峰问他：“你负伤了？”习仲勋说：“蹭了一下，不碍事。”他看了看周围的人，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吴岱峰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坐下来。他把怀里的那把土拿出来，放在膝盖上。那是薛家寨的土，他揣了一路，已经捂得温热了。他看着那把土，想起柳长河站在崖边的样子。柳长河没有下来。

他把土重新揣回怀里，站起来，去找刘志丹。

刘志丹正蹲在地上画地图。他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着，画的是照金周围的地形。吴岱峰蹲在他旁边，看了一会儿。

“志丹，”吴岱峰说，“下一步怎么办？”

刘志丹没抬头。他画完最后一道线，把树枝扔了，说：“去包家寨。那里有个旧寨子，能住人。先歇两天，再定。”

吴岱峰问：“定什么？”

刘志丹说：“定往哪儿走。”

队伍往包家寨走了一天，到了。

包家寨在甘肃合水县境内，是个废弃的旧寨子。寨墙塌了大半，房子塌了顶，只剩下几间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土坯房。院子里长满了荒草，有半人高。井还在，水是苦的，但能喝。

队伍住下来。吴岱峰安排哨兵，布置警戒。刘志丹让人把地图挂起来，找了几块石头当凳子。习仲勋带人去附近村子里找粮，找了一天才找回来几十斤苞谷面。他们煮了一锅稀糊糊，每个人喝了一碗。

第二天，刘志丹召集开会。到的人有吴岱峰、习仲勋、王世泰、李妙斋，还有几个游击队的队长。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中间摆着一盏油灯。外面下起了雨，雨点子打在破屋顶上，滴滴答答的。

刘志丹先说：“照金丢了。南下败了。红二团打没了。现在只剩下这七十六个人。大家都说说，下一步怎么办。”

没人说话。雨声很大。

过了一会儿，一个游击队队长开口了。那人叫老周，四十多岁，是旬邑人，在照金一带打了几年游击。他说：“志丹，我说句实话。照金丢了，南下败了，人死了大半。这仗还能打吗？要不……先把人散了，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说。”

吴岱峰抬起头来，看着老周。

老周又说：“我不是怕死。我是觉得，现在硬撑着，人越打越少。不如散了，保命。等以后有机会再拉。”

刘志丹没说话。他看了吴岱峰一眼。

吴岱峰站起来。他走到地图前面，看着上面那些熟悉的地名。照金、旬邑、淳化、耀县。每一个地方他都走过，都打过仗。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死。

他转过身来，看着老周。

“散？”吴岱峰说，“散了对得起谁？对得起赵铁柱吗？对得起柳长河吗？”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

“赵铁柱跟了我六年。从陕北跟到安徽，从安徽跟到山西，从山西跟到照金。他在薛家寨断后，让我先走。他死了。我埋的他。就埋在那边的山坡上，背风。”

“柳长河十四岁。从清涧逃荒来的。饿倒在路边，我给了他碗小米粥。他跟着我学认字，学打枪。他在薛家寨断后，让我先走。他也死了。我连埋都没埋成。他掉在崖底下，我够不着。”

吴岱峰停了停。他转过头去，看着刘志丹。

“志丹，我说完了。”

刘志丹站起来。他走到地图前面，站在吴岱峰旁边。他看着底下的人，说：“岱峰说的对。不散。”

他停了停。

“但也不拼。拼光了，拿什么革命？我们现在七十六个人。七十六个人也是火种。陕北有谢子长，他那边还有几百人。咱们把火种留住，再找个地方扎下来。”

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

“南梁。甘肃庆阳和合水交界的地方。那里山大沟深，敌人力量弱。老百姓穷，穷得叮当响，但就是因为穷，才愿意跟咱们走。地势也好，进可攻，退可守。咱们去南梁。”

有人问：“南梁能站住吗？”

刘志丹说：“能不能站住，看我们怎么干。把老百姓的苦解决了，老百姓就认你。认了你，你就能站住。”

吴岱峰说：“我去南梁探路。”

刘志丹说：“好。你带两个人先去，摸清情况。我这边整顿队伍，十天以后出发。”

散会以后，吴岱峰坐在门槛上擦枪。雨停了，天上露出几点星星。习仲勋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习仲勋说：“岱峰，你今天说得对。不能散。”

吴岱峰说：“不是我说得对。是赵铁柱和柳长河说得对。他们用命说的。”

习仲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认识一个南梁的老乡。姓白，是个猎户。他跟我说过，南梁那边老百姓苦得很。地主剥削重，民团也凶。红军要是去了，肯定有人跟。”

吴岱峰问：“那个猎户在哪儿？”

习仲勋说：“我让他回去等消息了。你要是去南梁，先找他。”

吴岱峰说：“好。他叫什么？”

习仲勋说：“白老四。住在南梁的荔园堡村。”

第二天一早，吴岱峰带着两个人出发了。他走的时候，刘志丹站在寨门口送他。

刘志丹说：“活着回来。”

吴岱峰说：“活着回来。”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来，看了刘志丹一眼。刘志丹站在破寨墙的缺口处，身后是包家寨的断壁残垣。但刘志丹站得很直。他就那样站着，看着吴岱峰走远。

吴岱峰走在山路上，怀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样是薛家寨的土。一样是一张纸条，上面是习仲勋写的几个字，是白老四的名字和住址。

他不识字，但那几个字他认得。他每天学五个字，是柳长河教他的。柳长河自己也不认识几个字，但把学到的都教给吴岱峰了。他说：“连长，你得学。你不学，以后当了大官，看不了地图。”

吴岱峰想起柳长河说这话的时候，咧着嘴笑，露出一口小白牙。他闭上眼睛，把那个笑留在脑子里。

他睁开眼，继续走。山路难走，但脚步很稳。

从包家寨到南梁，要走三天。吴岱峰走了三天。这三天里，他一直在想一件事。

从安边教导队算起，到今天，快七年了。七年里，他经历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阜阳暴动、吕梁山、西渡、柴桥子、三嘉塬、照金、南下、薛家寨。死了多少人？张汉民，魏野畴，马六，赵铁柱，柳长河，李妙斋，还有无数他叫不上名字的人。

但他还活着。刘志丹还活着。谢子长还活着。习仲勋还活着。只要人活着，队伍就能再拉起来。从七十六个人，再拉回几百人。再打，再死，再拉。直到有一天，拉出一支谁也打不垮的队伍。

他想起刘志丹在渭南说的那句话。拉队伍，不能光拉枪，得拉人。拉人，得拉心。心跟你走了，枪才能跟你走。

他摸了摸怀里的那把土。土是凉的，但怀里是热的。

他加快了脚步。

第三天傍晚，吴岱峰到了南梁。站在山梁上往下看，荔园堡村就在沟底，几十户人家，炊烟袅袅地升起来。村口的打谷场上，有个老汉正在劈柴。

吴岱峰走过去，问：“大爷，白老四家在哪？”

老汉抬起头来，打量了他一眼，问：“你找白老四干啥？”

吴岱峰说：“习仲勋让我来的。”

老汉放下斧子，说：“我就是白老四。”

吴岱峰看着他。白老四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脸晒得黑红，手上全是老茧。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褂子，脚上是一双草鞋。

白老四问：“你是红军？”

吴岱峰说：“红军。”

白老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进屋。我给你们做饭。”

吴岱峰跟着他进了屋。屋里很暗，只有一铺炕，一个灶台，一口铁锅。白老四的婆娘在灶台边忙活，看见吴岱峰进来，点了点头。

白老四说：“南梁这地方，穷。但穷人有骨气。你们来了，老百姓就有指望了。”

吴岱峰说：“我们来了，就不走了。”

白老四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行。我信你。”

那天晚上，吴岱峰睡在白老四家的炕上。炕是热的，烧的是苞谷秆子。他听着外面的风声，想起照金，想起薛家寨，想起柳长河站在崖边的样子。

他闭上眼睛，对自己说：从明天起，一切从头来。

第五章 荔园堡

吴岱峰在南梁转了半个月，把周围的地形摸了个遍。

南梁在甘肃庆阳和合水交界的地方，是桥山山脉中段的一块山地。山不高但沟深，塬不大但林密。几十个村子散落在山沟里，大的几十户，小的三五户。老百姓大多是佃户，租地主的山地种，收成对半分，剩下的还要交税、交捐、交民团的“保护费”。一年到头，锅里见不到几粒米。

吴岱峰在白老四家住下，白天出去转，晚上回来跟白老四聊天。白老四给他讲南梁的情况：哪个地主最狠，哪个民团最凶，哪条路能走，哪条沟能藏人。吴岱峰拿个小本子记，他不会写的字就画圈，回来让白老四帮他认。

有一天，白老四带吴岱峰去看一个地方。从荔园堡往北走七八里地，翻过一道山梁，眼前豁然开朗。一块平展展的塬，足有几百亩大，塬中间有个废了的旧寨子，寨墙还在，房子塌了一半。

“这叫寨子湾，”白老四说，“早年是地主家的庄子，后来闹土匪，地主跑了，庄子就废了。”

吴岱峰站在塬上，四面看了看。塬高沟深，视野开阔，进可攻退可守。他说：“好地方。”

白老四说：“好是好，就是缺水。塬上打不出井，吃水得下沟里挑。”

吴岱峰说：“有水就行。远点不怕。”

他回去跟刘志丹报告：南梁地形好，群众基础好，白老四这样的骨干有十几个，可以扎下来。

刘志丹说：“那就走。”

1933年11月底，刘志丹带着包家寨剩下的七十六个人，从合水出发，一路向北，走了五天，到了南梁。吴岱峰在荔园堡村口接他们。刘志丹看见吴岱峰，说：“瘦了。”吴岱峰说：“你也是。”

刘志丹看了看四周的山，说：“这地方比照金好。”

吴岱峰说：“好。就是穷。”

刘志丹说：“穷才好。穷人才会跟咱们走。”

队伍在南梁扎下来，住在寨子湾的旧寨子里。习仲勋带人把塌了的房子修了修，搭了简易的棚子。白老四发动附近几个村的老百姓来帮忙，有的送木头，有的送草，有的帮着夯土。刘志丹不让白拿，拿什么记什么，以后还。

习仲勋说：“老百姓送东西，不要钱。”

刘志丹说：“不要钱也得记。以后有了，加倍还。”

白老四在旁边听着，说：“刘参谋长，你太见外了。老百姓给红军送点木头草料，还要还？”

刘志丹说：“要还。红军是红军，不是土匪。土匪拿了就走，红军拿了要还。”

白老四没再说什么。但他后来跟村里人说：“这支队伍跟别的兵不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队伍一边训练，一边做群众工作。习仲勋带着人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开群众会，讲红军的政策。讲得最多的就是两件事：分粮，分地。

南梁的地主不多，但有几个狠的。最大的一个姓赵，在荔园堡南边住，有几百亩地，养着十几个家丁，跟庆阳的民团勾着。佃户种他的地，收成对半分，他还放高利贷，利滚利，很多人家被他逼得卖儿卖女。

习仲勋找白老四商量：“先动赵家，行不行？”

白老四说：“动赵家，老百姓没有不拍手的。但赵家有枪，有家丁，硬来怕吃亏。”

习仲勋说：“硬来不行，就智取。”

他把吴岱峰找来。吴岱峰听了情况，说：“赵家有多少人？多少枪？”

白老四说：“家丁十几个，枪十几条。赵家老头有个儿子在庆阳民团当队长，能叫来人。”

吴岱峰想了想，说：“那就趁他儿子不在的时候动手。半夜进去，把枪下了，把粮分了，把他本人抓起来。等儿子回来，老子已经在咱们手里了。”

习仲勋说：“抓了以后呢？”

吴岱峰说：“不杀。让他写认罪书，把地契交出来，然后放了他。他要是老实，就留他一条命。他要是再作恶，下次就不客气了。”

习仲勋说：“行。就这么办。”

腊月的一天夜里，吴岱峰带着十几个人摸到了赵家。赵家的院子有围墙，墙不高。吴岱峰带的是刘娃子。刘娃子从山西跟到陕北，从陕北跟到照金，又跟到南梁，已经是个老兵了。

吴岱峰让刘娃子带人翻墙进去，把门打开。刘娃子翻墙进去，开了门。吴岱峰带着人冲进去，把赵家的家丁堵在屋里，缴了枪。赵家老头从炕上爬起来，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按住了。

吴岱峰说：“赵老财，我们是红军。你的地契呢？”

赵老头哆哆嗦嗦地说：“在……在柜子里。”

吴岱峰让人把柜子打开，把地契全拿出来。一摞一摞的，有本村的，有外村的。吴岱峰让人把地契搬到院子里，当着赵老头的面，一把火烧了。

赵老头看着火，哭了起来。他说：“那是我的地啊……”

吴岱峰说：“地是你的？你种过一天地吗？你收的租子，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

赵老头不说话了。

第二天，习仲勋在荔园堡开了群众大会。附近十几个村的人都来了，黑压压地站了一打谷场。习仲勋站在台上，说：“从今天起，赵家的地，分给种地的穷人。谁种的归谁。以前交的租子，白交了。以后不用交了。”

台下先是安静，然后有人喊了一声：“真的？”

习仲勋说：“真的。地契已经烧了。地是你们的了。”

台下炸了锅。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跪在地上磕头。一个老汉冲上台，抓着习仲勋的手，说：“你们是活菩萨啊！”

习仲勋说：“我们不是菩萨。我们是红军。红军来了，穷人就有地种。”

那一年冬天，南梁变了样。

分到地的农民开始在自己的地里忙活。有的翻地，有的修水渠，有的往地里送粪。习仲勋组织农会，白老四当了荔园堡村的农会主席。农会不光管分地，还管调解纠纷、组织生产、帮红军筹粮。

吴岱峰带着队伍在周围打了几仗，把附近的几个小民团收拾了。南梁周围几十里地，成了红军的天下。老百姓说：“红军来了，地主跑了，日子好过了。”

1934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一。南梁荔园堡的关帝庙里，挤满了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百多个代表，有农民，有工人，有红军战士，有游击队队员。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但都知道今天要选自己的政府。

会场布置得简单。庙里打扫干净了，墙上挂着红旗，供桌上摆着几个粗瓷碗。选举办法是“豆选”——每个代表一颗黑豆，投进候选人背后的碗里。

习仲勋是候选人之一。他站在台上，有点紧张。他二十一岁，脸圆圆的，看起来像个学生。台下的代表们大多比他大，有的比他爹还大。但这些人信他。因为他来南梁之后，一个村一个村地跑，谁家没粮了他知道，谁家有病人他知道，谁家儿子被抓了壮丁他也知道。他帮老百姓写状子、挑水、劈柴，什么都干。老百姓叫他“娃娃主席”，但叫得亲。

白老四第一个投豆子。他走到习仲勋背后的碗前面，把黑豆扔进去，“咚”的一声。然后他转过头来，朝习仲勋竖了个大拇指。

何秀芝排在队伍中间。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男人去年被民团打死了，她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苦得没法说。分地的时候，她分到了五亩山地，头一回种上了自家的粮。今天她来选政府，怀里揣着一颗黑豆，手心里全是汗。

轮到她的时候，她走到习仲勋背后的碗前面，站住了。她看着那个碗，碗里已经有了十几颗豆子。她的手在抖。旁边的人说：“投吧。”

何秀芝把黑豆扔进碗里。豆子落在碗底，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她转过身来，看见习仲勋正看着她，朝她点了点头。何秀芝忽然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让她“选人”。她爹没让她选过，她男人没让她选过，地主没让她选过。今天，红军让她选了。

选举结果，习仲勋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当选军委委员。

习仲勋站在台上，看着底下一百多张脸。他说：“咱们的政府，是给穷人办事的。谁家有冤，来找我。谁家有难，来找我。我不在，找吴岱峰，找刘志丹。”

他停了停，又说：“政府的人，谁要是欺负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告他。告到我这，我办他。”

台下鼓起掌来。掌声不大，但很齐。

散会以后，吴岱峰走出关帝庙。天已经黑了，满天的星星。他站在庙门口，看着远处山梁上黑黢黢的轮廓。刘志丹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刘志丹说：“你听。”

吴岱峰问：“听什么？”

刘志丹说：“听老百姓唱歌。”

吴岱峰侧耳听了听。从沟底的村子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歌声。是陕北民歌，声音不高，但唱得很齐。唱的是：“红军来了晴了天，穷苦人儿把身翻……”

吴岱峰听了很久。他想起了照金，想起了薛家寨。想起了赵铁柱，想起了柳长河。想起了那七十六个人。从七十六个人，到今天的南梁，到今天的政府。走了多少路，死了多少人。

他说：“志丹，赵铁柱和柳长河要是活着，看见今天，该多好。”

刘志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他们看见了。”

吴岱峰问：“怎么看见的？”

刘志丹说：“活下来的人替他们看见。我们看见了，就是他们看见了。”

吴岱峰没说话。他从怀里掏出那把土。薛家寨的土，揣了快一年了，已经被他捂成了一个小硬块。他掰了一小块下来，撒在脚下的地里。

刘志丹看着他，没问。

吴岱峰说：“让他们也在这。”

那天晚上，吴岱峰回到寨子湾。刘娃子给他端了一碗小米粥。他喝了一口，想起柳长河。柳长河第一次喝他的小米粥，喝完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他把粥喝完了，也把碗舔了舔。刘娃子看见了，笑了一声。吴岱峰没说什么。

他擦了枪，躺在铺上。明天还要训练。后天还要打仗。革命的路还长。

但他觉得，今天不一样。今天有了政府。有了政府，就有了根。从今往后，红军不光是打仗的队伍了。红军是老百姓的政府。这个政府，是老百姓一颗豆子一颗豆子选出来的。

他想，这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东西。从安边找到阜阳，从吕梁找到照金，从照金找到南梁。找了七年。今天找到了。

他闭上眼睛。远处的歌声还在飘，飘飘荡荡的，像风一样。

第六章 红军学校

1934年秋天，南梁根据地的局面稳下来了。

荔园堡的苏维埃政府运转了几个月，分粮分地的事在周围几个县都传开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往南梁跑，有的来投红军，有的来诉苦，有的就是来看看“红军到底啥样”。队伍从七十六人扩大到几百人，游击队也拉起来好几支。刘志丹和吴岱峰带着人打了几仗，把周边的民团收拾了不少，南梁周围百十里地成了红军的天下。

但问题也跟着来了。

新兵越来越多，有的连枪都没摸过就上了战场。打仗的时候，老兵得一边打一边教新兵，教完了新兵也死了。吴岱峰心疼。他跟刘志丹说：“这样下去不行。新兵没练好就打仗，等于送死。”

刘志丹说：“我也在想这个事。得办个学校。”

吴岱峰说：“对。把新兵集中起来练，练好了再打。”

刘志丹说：“不光是新兵。老兵也得学。游击战打惯了，阵地战不会打，协同不会搞。将来队伍大了，不能光靠游击。”

习仲勋也赞成。他说：“政府这边也需要人。分地要人，收税要人，调解纠纷要人。现在就是几个干部满山跑，跑不过来。得培养一批。”

三个人商量了几天，决定在南梁办一所红军学校。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兼军事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校址选在荔园堡北边一个叫张家湾的村子。村里有座旧庙，庙前有块打谷场，正好当操场。庙里的神像搬走了，大殿做了教室。没有黑板，找了块门板刷了锅底灰当黑板。没有粉笔，用石灰块代替。没有桌凳，战士们搬石头坐，膝盖上放块木板写字。

开学那天是1934年10月中旬。第一批学员有四十多人，大多是各游击队送来的班长、排长，也有几个识字的新兵。刘志丹来讲了第一课。他站在讲台上，底下坐着四十多个学员，都仰着头看他。

刘志丹说：“咱们办这个学校，就一个目的：让你们学会打仗，学会带兵，学会建设政权。学会了，回去带兵。带好了兵，再回来教别人。一批一批地教，一批一批地带。总有一天，咱们的队伍里，人人都能当干部。”

底下有人问：“刘校长，学多久？”

刘志丹说：“快的三个月，慢的半年。学不会的，接着学。学到会为止。”

吴岱峰负责军事课。他站在操场上，看着底下四十多个学员。这些人大多二十出头，黑瘦黑瘦的，穿着破棉袄，有的脚上还是草鞋。他们看着吴岱峰，眼睛里有东西。那种东西，吴岱峰认得。那是“想学本事”的劲头。

他开口讲第一句话：“打过仗的举手。”

一半人举了手。

他又问：“打过胜仗的举手。”

没人举。

吴岱峰说：“没打过胜仗，不丢人。打败仗还活着，就是本事。我今天教你们的，就是怎么把败仗打成胜仗。”

他从最基础的讲起：怎么利用地形，怎么选伏击点，怎么判断敌人的兵力，怎么在撤退时保持队形。他讲得慢，每一句都掰开了揉碎了讲。有时候讲着讲着，底下有人打瞌睡。他就停下来，问：“你们想不想听？”

有人说：“想，但听不懂。”

吴岱峰说：“那我就讲人话。”

他把游击战术归结为四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藏，藏不住就拼命。”

底下全笑了。但都记住了。

他又讲：“这四句话，看着简单，做起来难。难在哪儿？难在‘判断’。你得判断什么时候打得赢，什么时候打不赢。判断错了，就是死。”

他举了个例子。旬邑那仗，他为什么敢打？因为敌人是民团，战斗力弱，又不知道红军来了。薛家寨那一仗，他为什么守不住？因为敌人太多，弹药不够，叛徒告密。判断对了，仗就打赢。判断错了，人就得死。

“你们回去带兵，第一条，学会判断。判断不准，别动手。动手了，就别后悔。”

除了军事课，还有政治课。习仲勋来讲群众工作。他站在讲台上，声音不高，但讲得很实。

他说：“你们回去，不光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怎么发动群众？就一条：给老百姓办实事。他缺粮，你给他粮。他缺地，你给他地。他有冤，你替他申。你把他的事办了，他就信你。信了你，你让他干啥他干啥。”

有人问：“要是老百姓不信呢？”

习仲勋说：“那就多做几件。做一件不信，做两件。做两件不信，做十件。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真心对他好，他迟早知道。”

刘志丹也来讲课。他讲的是“带兵之道”。他说：“带兵，第一条，官兵一致。你吃什么，兵吃什么。你住什么，兵住什么。你冲在前面，兵就不会退。”

他举了个例子。太白收枪的时候，他为什么敢一个人进民团的院子？因为那些人都是他的兵，知道他靠得住。知道他靠得住，就愿意跟他去拼。

“你们当干部的，记住一条：兵是你的命。你丢了兵，你就什么都没了。”

学员里有个叫马明方的，陕北人，念过几年书，字写得好。吴岱峰让他当文化教员，教战士认字。教材是刘志丹亲自编的，上面写着：“人、手、足、刀、尺、田、牛、羊、红军、革命、土地、自由。”底下还有一句话：“红军是工农的队伍。”

马明方教得耐心，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有的战士学得慢，“红”字写了三天还记不住。马明方就晚上单独教。吴岱峰有时候路过，看见马明方在油灯下教战士写字，就想起柳长河。柳长河学写字也是这样的，歪歪扭扭的，但特别认真。

学校办了三个月，第一批学员毕业了。毕业那天，没有文凭，没有证书。吴岱峰站在操场上，对四十多个学员说：“你们毕业了。回去带兵。记住两件事：第一，别让兵白死。第二，别让老百姓白信你。”

学员们排着队，一个一个走过来，跟吴岱峰握手。最后一个走过来的是马明方。他握着吴岱峰的手，说：“副校长，我能不能留下？”

吴岱峰问：“留下干什么？”

马明方说：“接着教。下一批学员，我教他们认字。你教他们打仗。”

吴岱峰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说：“行。你留下。”

马明方后来成了红军学校的骨干教员，教出了几百个学员。这些学员回到各自的部队，又教出了更多的人。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波纹一圈一圈地扩出去。没有人记得那颗石子，但水记得。

多年后吴岱峰回忆，红军学校是他这辈子干过的第二件事。第一件是打仗，第二件是教书。打仗是杀人，教书是教人活。他更愿意教人活。

但有时候他也会想起柳长河。柳长河要是活着，应该也坐在教室里，跟着马明方学认字。他会写“红军”两个字，歪歪扭扭的，但认得出来。他会举手问问题，问完了咧嘴笑，露出一口小白牙。

可柳长河没有坐在教室里。他死在薛家寨的崖边上。十四岁。没上过一天学。

吴岱峰有时候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学员出操，会忽然愣住。他好像看见了柳长河。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影，在队伍里跑着，步子有点乱，但一直跟着，不掉队。

他眨眨眼，那个影子就没了。站在那里的，是别的战士。跟柳长河一样年轻，一样黑瘦，一样穿着破棉袄，一样眼睛里有东西。

吴岱峰就走过去，拍拍那个战士的肩膀，说：“好好练。”

战士回过头来，冲他笑一下。露出一口白牙。

吴岱峰转过身，走回教室。教室里，马明方正在教课。黑板上写着几个字：“红军是工农的队伍。”

吴岱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进教室，坐在最后一排，掏出本子，跟学员一起写。

他写的是柳长河的名字。歪歪扭扭的，但认得出来。

第四卷 汇流（1935）

第一章 两块根据地

1935年2月，陕北的冬天还没过去。

吴岱峰带着南梁的一支队伍北上，去安定见谢子长。谢子长病了很久了，一直在后方养伤。去年秋天在河口战斗中，他胸部中弹，伤一直没好利索。吴岱峰走之前，刘志丹跟他说：“你去了，替我看看老谢。跟他说，两块根据地要合了，让他安心养病。”

吴岱峰走了五天，到了安定县灯盏湾。

谢子长躺在窑洞里，盖着一床薄被。他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脸色蜡黄。但他看见吴岱峰进来的时候，还是笑了。那笑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岱峰，”谢子长说，“你来了。”

吴岱峰在他旁边坐下来。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发紧，说不出来。谢子长从前是多爽利的一个人，走路带风，说话像放鞭炮。现在躺在这里，连翻身都翻不了。

谢子长问：“南梁那边怎么样？”

吴岱峰说：“好了。有了政府，分了地。老百姓认红军。”

谢子长说：“好。好。”

他又问：“志丹呢？”

吴岱峰说：“志丹在指挥打仗。红26军扩了，几百人了。”

谢子长说：“红27军这边也有几百人。两块合起来，上千了。”

他停了停，喘了几口气。然后他看着吴岱峰，说：“岱峰，我是不行了。”

吴岱峰说：“你行。等你好了一起打。”

谢子长摇了摇头。他伸出手来，握住了吴岱峰的手。他的手瘦得只剩骨头，但握得很有力。

“你和志丹，”谢子长说，“要把队伍带好。”

吴岱峰说：“我们一起带。”

谢子长又摇了摇头。他说：“志丹是帅。你是将。帅在，将就在。帅不在，将得接上。”

吴岱峰没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谢子长会不在。从清涧起义开始，谢子长就是西北革命的一面旗。这面旗不倒，大家心里就有底。旗要倒了，谁心里都没底。

谢子长又说：“陕北和陕甘边，合起来，就是西北根据地。北起长城，南到渭北，西接宁夏，东临黄河。这么大一块地方，是咱们一枪一枪打出来的。死了多少人？记不清了。但活下来的人，得把这块地方守住。”

他喘了一会儿。吴岱峰给他倒了碗水。谢子长喝了一口，又说：“中央红军在长征。不知道走到哪儿了。他们迟早要来的。来了，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咱们这块地方，就是他们的落脚点。”

吴岱峰问：“你怎么知道中央红军要来？”

谢子长说：“不知道。但我信。江西那边待不住了，他们一定往北走。往北走，就得过陕甘。咱们把家守好，他们来了就能住。”

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他又睁开眼，看着吴岱峰，说：“岱峰，你这个人，话不多，但心里有数。志丹打仗靠的是脑子，你打仗靠的是韧劲。你们俩在一块，一个想，一个干，没有打不赢的仗。”

吴岱峰说：“老谢，你别说了。休息。”

谢子长说：“让我说。不说，没机会了。”

他抓住吴岱峰的手，抓得很紧。

“记住，不管出什么事，队伍不能散。人死了，旗不能倒。旗倒了，就什么都完了。”

吴岱峰点头。他说：“记住了。”

谢子长松开手，躺了回去。他闭着眼，呼吸很轻。吴岱峰坐在旁边，不敢动。过了好一会儿，谢子长又开口了。他没睁眼，声音很小：“岱峰，你说，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吴岱峰说：“能。”

谢子长问：“你咋知道？”

吴岱峰说：“我不知道。但我信。”

谢子长笑了。他闭着眼笑，嘴角微微翘起来。

“你跟志丹一样，”他说，“你们都说信。信就好了。”

那天晚上，吴岱峰守在谢子长的窑洞里。谢子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了就说几句话，说的都是以前的事。他说清涧起义的时候，他带着几十个人冲县城，冲进去了又被打出来，死了十几个。他说那时候他就想，革命怎么这么难。后来他想通了，难就对了。不难的事，要共产党干什么？

半夜时分，谢子长忽然清醒了。他看着吴岱峰，说：“岱峰，你回去告诉志丹。西北根据地，是咱们俩一块打下来的。谁也不能把它丢了。”

吴岱峰说：“我告诉他。”

谢子长说：“还有，你告诉同志们。让同志们吃好些。过年了，吃顿好的。”

吴岱峰说：“好。”

谢子长又闭上了眼睛。这次他没有再说话。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三十八岁。

吴岱峰守在他身边，一直守到最后。谢子长走的时候很安静，没有挣扎，没有叫喊。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做了个好梦。

吴岱峰站起来，走出窑洞。外面天还没亮，冷风刮在脸上。他站在窑洞门口，看着东边的天。天边有一线微光，浅浅的，像是有人用刀划开了一道口子。

他想，天快亮了。

谢子长去世的消息传到南梁的时候，刘志丹正在部署反“围剿”。他看完电报，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把电报折好，揣进怀里，继续开会。开完会以后，他一个人走到寨子湾的山梁上，站了很久。

吴岱峰回到南梁的时候，在寨子湾找到了刘志丹。刘志丹坐在山梁上，看着远处的群山。吴岱峰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两个人没说话。坐了很久。

然后刘志丹说：“老谢走的时候，说了什么？”

吴岱峰说：“他说让同志们吃好些。过年了。”

刘志丹笑了一下。他说：“他就这样。自己都快不行了，还惦记着让同志们吃好些。”

他停了停，又说：“他还说了什么？”

吴岱峰说：“他说西北根据地是你们俩一块打下来的。谁也不能把它丢了。”

刘志丹点了点头。他没再说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走吧。回去开会。反‘围剿’的事，得抓紧。”

吴岱峰站起来，跟着他走。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山梁上。风很大，吹得他们的衣角猎猎作响。

从这一天起，西北根据地的两块地方正式合在了一起。陕北和陕甘边，连成了一片。北起长城，南到渭北，西接宁夏，东临黄河。这是谢子长和刘志丹用了七年打下来的。七年前，他们在清涧起义的时候，手里只有几十个人，几十条枪。七年后，他们有了上千人的队伍，有了自己的政府，有了一块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的地方。

谢子长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看到了前一天的晚上。他看到了吴岱峰带去的消息。他知道两块根据地要合了。他知道队伍要大了。他知道中央红军迟早要来。

他知道的事情，比他自己以为的要多。

第二章 八百里转战

谢子长去世后的第三天，刘志丹把吴岱峰叫到了指挥部。

指挥部在寨子湾的一间土坯房里，墙上挂着地图，桌子上摊着电报和文件。刘志丹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一碗凉了的苞谷糊糊，没动过。

“岱峰，”刘志丹说，“王世泰负伤了，在后方养着。红26军三团没人带。你去。”

吴岱峰问：“什么时候走？”

刘志丹说：“明天。三团在洛河川那边，你去找他们。找到之后，你当代理团长，带他们北上。”

吴岱峰问：“打哪儿？”

刘志丹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他用手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洛河川往北，经过甘泉、延安，到安定、延长、延川。

“敌人现在有六个师，从南面压过来。咱们在陕北的兵力不够，硬堵堵不住。得打出去。打出去，才能活。”

他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点。

“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这六个县城，是敌人插在咱们根据地边上的钉子。拔掉这六个钉子，陕北和陕甘边就连成一片了。连成一片，咱们才有回旋余地。”

吴岱峰说：“明白了。”

刘志丹看着他，说：“三团是老底子，能打硬仗。你去了，先把队伍稳住。然后按计划北上。我这边带红27军从南边打。咱们两头夹击，把这六个县城一个一个拔掉。”

吴岱峰说：“行。”

他转身要走，刘志丹叫住了他。

“岱峰。”

吴岱峰回过头来。

刘志丹从桌上拿起一样东西，递过来。吴岱峰接过来一看，是一副望远镜。黄铜的，皮套磨得发亮，镜片上有细密的划痕，但擦得很干净。

刘志丹说：“这是谢子长留下的。他走之前让人捎过来的，说给你。”

吴岱峰握着望远镜，没说话。

刘志丹说：“他说你眼睛不好，打仗得有个望远镜。”

吴岱峰把望远镜揣进怀里。他说：“志丹，你说老谢走的时候，知不知道咱们要打这六个县城？”

刘志丹想了想，说：“知道。”

吴岱峰问：“他怎么知道？”

刘志丹说：“他什么都知道。他躺在窑洞里，听人念电报，听人讲情况。他比咱们谁都清楚。只是他走不动了。”

吴岱峰没再说什么。他转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吴岱峰带着刘娃子和几个警卫员出发了。刘娃子从山西跟到陕北，从陕北跟到照金，从照金跟到南梁，已经是个老兵了。他比柳长河大两岁，个子也高一些，脸上的稚气褪了，下巴上有了黑黑的胡茬。

走了三天，到了洛河川。红26军三团驻扎在一个叫王家坪的村子里。吴岱峰到的时候，三团的几个连长正在院子里等他。

一个黑脸汉子走上来，说：“吴团长，我是三团一连连长贺吉祥。王团长走之前说了，你来了我们听你的。”

吴岱峰看了看院子里的人。他问：“全团多少人？”

贺吉祥说：“三百四十七人。枪二百一十支。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

吴岱峰说：“够了。打县城，用不了多少子弹。打的是脑子。”

他蹲下来，把地图铺在地上，把几个连长叫过来。他指着安定城说：“先打安定。安定城里的民团有一百多人，枪不少。但民团的头子叫赵老六，是本地人，怕死。咱们夜里去，放几枪，他就得跑。”

贺吉祥问：“要是他不跑呢？”

吴岱峰说：“那就真打。咱们三百多人，他一百多人，打不赢就怪了。”

第二天夜里，吴岱峰带着三团摸到了安定城外。他让贺吉祥带一连从北门佯攻，他自己带二连从东门主攻。枪声一响，赵老六果然慌了。他站在城墙上听了听，对底下的人喊：“顶住！顶住！”喊完了自己带着几个亲信从南门跑了。民团一看头儿跑了，纷纷把枪扔了。

安定城拿下来了。缴了一百多条枪，子弹两千多发。吴岱峰站在城墙上，对贺吉祥说：“这仗打得跟太白收枪一样，不费劲。”

贺吉祥问：“下一仗打哪儿？”

吴岱峰说：“延长。”

延长比安定难打。城里有正规军一个营，三百多人，装备好。吴岱峰没有硬攻，他带人在城外转了两天，摸清了敌人的布防和换防时间。第三天夜里，他让一连在城南佯攻，二连和三连从城东和城西同时动手。敌人三面受敌，顾此失彼，打了半夜，剩下的人从北门突围跑了。

延长城拿下来了。

但吴岱峰负伤了。

打进延长城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肩。子弹穿过去了，没伤着骨头，但血涌出来，染红了半边衣服。刘娃子看见他中弹，冲过来要背他。

“团长！你负伤了！”

吴岱峰一把推开他。

“背什么背！仗还没打完！”

他捂着肩膀，继续指挥。等把城里的残敌清干净了，他才坐下来让卫生员包扎。卫生员是个陕北后生，手脚利索，把伤口洗干净，用布条缠紧了。吴岱峰疼得直咬牙，但没吭声。

贺吉祥走过来，说：“团长，你下去休息。我们接着打。”

吴岱峰说：“下一仗打延川。打完了再休息。”

贺吉祥说：“你胳膊这样，怎么指挥？”

吴岱峰说：“用嘴指挥。”

他确实是用嘴指挥的。延川打下来的时候，他坐在担架上，一只手拿着地图，一只手比划着部署。刘娃子抬着担架的一头，另一头是贺吉祥。吴岱峰一边看地图一边喊：“左边，左边那个门！对，就那个门！冲进去！”

延川拿下之后，又打了安塞。安塞的守军听见“吴老虎”三个字，没怎么抵抗就跑了。

四仗打下来，吴岱峰的三团缴了五百多条枪，子弹上万发。队伍从三百多人扩大到五百多人。附近的游击队纷纷来投，说：“跟着吴老虎打仗，不亏。”

刘志丹那边也打得很顺。他带着红27军从南边打，先克了靖边，又克了保安。两路大军在安塞会师的那天，刘志丹看见吴岱峰吊着一条胳膊，笑了一声，说：“你这胳膊怎么了？”

吴岱峰说：“蹭了一下。”

刘志丹说：“蹭了一下？我听说了，你在延长差点把命丢了。”

吴岱峰说：“丢不了。赵铁柱和柳长河没让我死，我就死不了。”

刘志丹没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吴岱峰的肩膀，手正好拍在伤处。吴岱峰疼得咧了一下嘴，但没出声。刘志丹看见了，又拍了一下，说：“你这人，疼也不说。”

吴岱峰说：“说有什么用。说了就不疼了？”

刘志丹笑了。

六个县城，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全部拿下来了。前后不到四个月。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从中间被敌人隔开的两块，现在连成了一整片。北起长城，南到渭北，西接宁夏，东临黄河。红军的队伍从几千人扩大到上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农会，遍地都是。

吴岱峰的三团和贺晋年的红27军一团，被刘志丹称为“两只铁拳”。吴岱峰打延长、延川、安塞，贺晋年打靖边、保安。两个人比赛着打，谁打得多谁请客。最后谁也没请，因为都没钱。

但吴岱峰心里清楚，这六个县城能打下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赵铁柱的，是柳长河的，是那些他不知道名字的战士的。是那些埋在照金、薛家寨、秦岭、吕梁山的人，用命换来的。

有一回，吴岱峰带着三团路过薛家寨。他让队伍停下来，自己一个人上了山。

薛家寨已经荒了。岩洞还在，但里面空了。刘志丹当年钉在崖壁上的木桩还在，木桩上挂着几截烂了的白布，在风里飘着，像是谁忘了收的衣裳。

吴岱峰站在崖边。脚下是几十丈深的沟，沟底是石头和荒草。他往下看，看了很久。

他想起柳长河。十四岁的柳长河，站在崖边，端着枪，喊了一声“连长你快走”。然后枪响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从怀里掏出那把土。薛家寨的土，已经揣了快两年了，硬得像个石头蛋子。他蹲下来，把土放在崖边的石头上。土蛋子在石头上滚了一圈，卡在石头缝里。

他站起来，说：“长河，我回来看你了。咱们把六个县城打下来了。陕北和陕甘边连成一片了。你当年学的那个‘红’字，我现在会写了。是你教我的。”

风从沟里吹上来，把白布吹得哗啦啦响。

吴岱峰站了一会儿，转身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回过头，什么也没有。只有那几截白布在崖壁上飘着，像是谁的手，在朝他挥。

他站住了。看着那几截白布，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继续下山。他的脚步很稳。肩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但他没有停下来。

从今往后，不管走到哪儿，他都揣着那把土。

第三章 靖边城下

靖边是六个县城里最难打的一个。

靖边城不大，但城墙结实，是前清时候用砖石砌的，厚的地方能并排走两个人。城里有正规军一个团，加上民团，将近一千人。团长姓马，叫马鸿奎，是马鸿逵的远房侄子，打仗有两下子。

吴岱峰带三团到了靖边城外，没有急着打。他让队伍在城外十里地的山沟里扎下来，每天派人去城周围转，摸敌人的哨位、换防时间、火力点。转了三天，他心里有数了。

靖边城四面都有城门，但北门守得最松。北门外是一片开阔地，敌人以为开阔地不好攻，把主力放在了南门和东门。吴岱峰决定从北门打。

他把几个连长叫来，说：“贺吉祥带一连从南门佯攻，打得越热闹越好，把马鸿奎的注意力吸过去。我带二连和三连从北门突。刘娃子带突击队，第一批上。”

贺吉祥问：“团长，你亲自带突击队？”

吴岱峰说：“我带。北门是关键，拿不下北门，这仗就输了。”

当天夜里，部队摸到了靖边城外。贺吉祥带着一连在南门外打响，枪声、手榴弹声、喊杀声混成一片。城里的敌人果然被吸过去了，南门方向灯火通明，人影乱窜。

吴岱峰在北门外等着。他蹲在一条干沟里，刘娃子蹲在他旁边。刘娃子手里攥着两颗手榴弹，手心全是汗。

吴岱峰说：“紧张？”

刘娃子说：“不紧张。”

吴岱峰说：“手别抖。”

刘娃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果然在抖。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说：“团长，我不是怕。我是急。”

吴岱峰说：“急什么？”

刘娃子说：“急着冲进去。赵铁柱哥和柳长河都没等到这一天。我得替他们打。”

吴岱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半夜时分，北门方向的守军被南边的枪声吸引，不少人跑到南边去了。吴岱峰一挥手：“上！”

刘娃子第一个冲出去。突击队十几个人跟着他，猫着腰，贴着墙根跑。到了城墙下面，刘娃子把云梯往墙上一靠，第一个往上爬。吴岱峰跟在后面。他左肩上的伤还没好利索，爬得吃力，但咬着牙往上攀。

刘娃子先翻上了城墙。上面传来两声闷响，是哨兵被解决了。绳子放下来，吴岱峰抓住绳子往上爬。翻过城墙的时候，他看见刘娃子蹲在墙根下，手里攥着匕首，匕首上全是血。

吴岱峰问：“解决了？”

刘娃子说：“两个。不碍事。”

北门打开了。二连和三连涌进来。吴岱峰带着人直扑城中心的团部。马鸿奎还在南门督战，听到北门失守的消息，慌了神，带着几个亲信从西门跑了。剩下的敌人没了指挥，乱成一团，有的抵抗，有的投降。打到天亮，靖边城拿下来了。

缴了一千多条枪，子弹十几万发。这是六个县城里缴获最多的一仗。

吴岱峰站在城墙上，看着东边升起来的太阳。刘娃子跑过来，说：“团长，马鸿奎跑了。”

吴岱峰说：“跑就跑。他跑回银川，也是个败军之将。”

刘娃子问：“下一仗打哪儿？”

吴岱峰说：“保安。”

保安城里的守军听说靖边丢了，马鸿奎跑了，没等红军到，连夜弃城跑了。吴岱峰带着人进了保安城，一枪没放。

六个县城全部拿下。靖边是最后一个，也是最硬的一个。

消息传开之后，附近几个县的民团纷纷来投，有的带着枪，有的带着人。吴岱峰来者不拒，愿意当红军的当红军，愿意回家的发路费。他说：“不勉强。革命是自愿的事。”

“吴老虎”这个名号，就是这时候叫响的。先是游击队里叫，后来老百姓也叫，再后来敌人也叫。保安县的民团团长跟手下人说：“吴老虎来了，别硬顶。顶不住。”手下人问：“吴老虎是谁？”团长说：“就是那个带三团的。他打仗不要命，专打硬仗。靖边那么结实的城，他一夜就拿下来了。”

1935年9月底，吴岱峰带着三团在瓦窑堡外围活动。瓦窑堡是陕北最大的县城之一，城墙高，守军多。红军围了三个多月，一直没打下来。

那天，刘志丹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上说了两件事：第一，劳山战役打响了，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伏击了国民党一一〇师，击毙师长何立中，歼敌三千多人。第二，瓦窑堡守军内部不稳，有人想投降，但拿不定主意。守军团长叫李少棠，营长叫叶英贤，都是吴岱峰在高桂滋部搞兵运时的旧识。

刘志丹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你去城下喊话。你认识他们，他们信你。”

吴岱峰把信折好，揣进怀里。他带着刘娃子和几个警卫员，骑马往瓦窑堡赶。

到了瓦窑堡城外，吴岱峰在城下站定了。城墙上守军密密麻麻的，枪口对着下面。吴岱峰深吸一口气，扯开嗓子喊：“李少棠！叶英贤！我是吴岱峰！”

城墙上安静了一下。然后有个脑袋从垛口后面探出来，看了看，又缩回去了。

吴岱峰又喊：“李少棠！咱们在高桂滋那儿一起吃过饭！你忘了吗？你那时候说，当兵吃粮，混口饭吃。现在呢？你给谁卖命？”

城墙上没有回应。但吴岱峰看见有人影在动。

他继续喊：“叶英贤！你老家是米脂的！你娘还在米脂！你跟着国民党干，你娘在村里抬不起头！你知不知道？”

城墙上有人喊了一声：“吴岱峰！你少来这一套！”

吴岱峰听出来是叶英贤的声音。他喊回去：“叶英贤！我不是来劝你投降的！我是来告诉你的！劳山那一仗，一一〇师没了！何立中死了！三千多人，一个没跑掉！你们在瓦窑堡困了三个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你觉得还能撑几天？”

城墙上又安静了。

吴岱峰换了语气，声音低了一些，但更沉。

“李少棠！叶英贤！我不逼你们。你们想打，就打。但我告诉你们，城破了，老百姓遭殃，你们的兵也遭殃。你们要是想给弟兄们留条活路，就开城门。我吴岱峰保证，缴枪不杀，想回家的发路费，想当红军的欢迎。”

他停了停，又加了一句：“你们自己选。”

说完，他转身走了。刘娃子跟在后面，问：“团长，他们能开城吗？”

吴岱峰说：“不知道。但话到了，他们会想。”

当天夜里，瓦窑堡城里乱了。守军分成两派，一派要打，一派要降。李少棠和叶英贤关在屋里商量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叶英贤拍桌子说：“打什么打！何立中都死了！咱们打得过吴老虎？”

李少棠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开城。”

10月2日拂晓，瓦窑堡城门大开。李少棠和叶英贤带着两千多守军投降。吴岱峰骑着马进城的时候，李少棠站在城门口，低着头，不敢看他。

吴岱峰跳下马，走到他面前，说：“少棠，好久不见。”

李少棠说：“岱峰，我对不住你。”

吴岱峰说：“没什么对不住的。你选了条活路，就对了。”

他拍了拍李少棠的肩膀，然后转身上马，往城里走。刘娃子跟在后面，说：“团长，你一句话，就把城拿下来了。比打靖边还厉害。”

吴岱峰说：“打靖边用的是枪，打瓦窑堡用的是嘴。嘴有时候比枪管用。”

刘娃子说：“那赵铁柱哥和柳长河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

吴岱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他们知道。”

他骑着马，走在瓦窑堡的街上。街两边站满了老百姓，有的往他手里塞馍，有的往他马上挂红布。一个老汉挤到前面，抓住他的马缰绳，说：“吴团长，我儿子在城里当兵，你把他放回来了。谢谢你。”

吴岱峰低头看了看老汉，问：“你儿子呢？”

老汉指了指身后。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站在那里，穿着便衣，手里提着一包东西。他看着吴岱峰，鞠了个躬。

吴岱峰说：“回家好好种地。别当兵了。”

年轻人说：“嗯。”

吴岱峰骑着马继续往前走。他想起柳长河。柳长河当年也是这么瘦，这么小，站在人群里看他。可他再也没有柳长河了。

他摸了一下怀里的望远镜。谢子长留给他的望远镜，他随身带着。镜片上有划痕，但看得清远处。

他举起望远镜，往北看。北边是瓦窑堡的城墙，城墙上是红旗。再往北，是陕北的群山，层层叠叠的，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那是他的家。是赵铁柱和柳长河再也回不来的家。

他放下望远镜，继续走。

第四章 中央来了

消息是10月中旬传到瓦窑堡外围的。

那天吴岱峰正在操场上训练新兵。他站在队列前面，喊口令：“立正——稍息——举枪——”新兵们做得歪歪扭扭，他正要骂人，刘娃子从村口跑过来，跑得气喘吁吁的。

“团长！团长！”刘娃子喊，“中央红军来了！”

吴岱峰愣了一下。他问：“什么？”

刘娃子说：“中央红军！到吴起镇了！毛主席来了！”

吴岱峰站在那里，半天没动。操场上安静下来了。新兵们看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吴岱峰转过身来，看着刘娃子，又问了一遍：“你听谁说的？”

刘娃子说：“交通员刚从吴起镇回来。说中央红军到了，毛主席也到了。好多人，好几万人。”

吴岱峰没说话。他走到操场边上，蹲下来，掏出烟袋，装了一锅烟。他手有点抖，火柴划了三根才划着。他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

从1927年清涧起义算起，八年了。八年里，他们一直在等这一天。等中央来。等大部队来。等有人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孤军，你们干的事，中央知道。

现在中央来了。

他站起来，把烟灭了，对刘娃子说：“去，把几个连长叫来。”

几个连长来了之后，吴岱峰说：“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咱们这边要准备好接应。粮食、住处、向导，都安排下去。还有，把消息传下去，让战士们知道。”

贺吉祥问：“团长，中央来了，咱们怎么办？”

吴岱峰说：“什么怎么办？该干什么干什么。中央来了，仗还得打。”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跟平时不一样。贺吉祥听出来了，刘娃子也听出来了。那种声音里有一种东西，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了。

几天后，消息越来越多。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打了“切尾巴”战役，把追在后面的国民党骑兵打垮了。毛主席到了下寺湾，见了陕北的干部。然后，一个更重要的消息传过来了。

那天晚上，吴岱峰在团部擦枪。刘娃子推门进来，脸色不对。吴岱峰问：“怎么了？”

刘娃子说：“团长，听说……刘志丹被抓了。”

吴岱峰的手停住了。他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刘娃子。

“你说什么？”

刘娃子说：“肃反。朱理治他们搞的。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都被抓了。关在瓦窑堡。还有好多人。有的……有的已经被杀了。”

吴岱峰把枪放在桌上。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夜色。他站了很久。

刘娃子问：“团长，怎么办？”

吴岱峰没回头。他说：“等着。别乱动。动就是错。”

他想起谢子长。谢子长走的时候说：“不管出什么事，队伍不能散。人死了，旗不能倒。”他想起刘志丹在包家寨说的：“不散，不拼。咱们换个地方，从头来。”他想起赵铁柱和柳长河。他们都死了。现在刘志丹也被抓了。刘志丹要是死了，西北红军就真的没有主心骨了。

但他不能乱。他要是乱了，三团就乱了。三团乱了，瓦窑堡外围就空了。敌人打进来，什么都完了。

他对刘娃子说：“把贺吉祥叫来。”

贺吉祥来了。吴岱峰说：“你带一连，加强警戒。任何人不许进出驻地。电报、信件，一律扣下。有异常，立刻报告。”

贺吉祥问：“出什么事了？”

吴岱峰说：“别问。照办。”

贺吉祥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他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吴岱峰表面上跟平时一样。照样出操，照样训练，照样开会。但他每天派人去瓦窑堡方向打听消息，每天等消息等到半夜。

消息一个比一个坏。说朱理治搞了个“肃反委员会”，抓了几百人。说刘志丹被押在瓦窑堡的监狱里，戴着镣铐。说习仲勋也被抓了，还有马文瑞、张秀山、高岗。说有人已经被活埋了。说肃反的人还在到处抓人，抓完陕北抓陕甘边，抓完陕甘边抓关中。

吴岱峰听着这些消息，什么也没说。他把谢子长留下的那副望远镜拿出来，擦了又擦。镜片上的划痕他用手摸了一遍又一遍，摸得光滑了。

有一天晚上，刘娃子问他：“团长，你说刘志丹会不会……”

吴岱峰打断了他：“不会。”

刘娃子问：“你咋知道？”

吴岱峰说：“我不知道。但刘志丹不能死。他死了，西北红军就散了。西北红军散了，中央来了也没用。”

他顿了顿，又说：“再说了，中央来了。中央不会看着不管。”

10月底的一天，消息传来了。

中央红军到了下寺湾。毛主席和张闻天听了陕北的情况汇报之后，立刻下了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吴岱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擦枪。他把枪放下，站起来，走到门口。他站在门口，看着南边的天。天很蓝，没有云。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刘娃子说：“去，备马。去瓦窑堡。”

从驻地到瓦窑堡，骑马走了一天。吴岱峰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找到了关押刘志丹的地方，是一个旧院子，门口站着哨兵。哨兵认识他，让他进去了。

院子里很暗。吴岱峰走进去，看见几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的炕上。炕上铺着草，几个人挤在一起。其中一个人抬起头来，看着他。

是刘志丹。

他瘦了。胡子拉碴的，颧骨凸出来，眼窝深陷。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跟从前一样亮。他看着吴岱峰，笑了一下。

吴岱峰走过去，蹲在炕边。两个人对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刘志丹说：“岱峰，你瘦了。”

吴岱峰说：“你也是。”

然后两个人一起笑了。笑着笑着，吴岱峰的眼眶红了。他低下头，用手抹了一下脸。

刘志丹说：“哭什么。没死就行。”

吴岱峰说：“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肃反停了。”

刘志丹点了点头。他说：“我知道。听说了。”

他停了停，又说：“老谢走了。赵铁柱走了。柳长河走了。咱们还在。活着的人，得替他们干。”

吴岱峰说：“六个县城打下来了。陕北和陕甘边连成一片了。瓦窑堡也开了。”

刘志丹说：“我听说了。吴老虎，名头不小。”

吴岱峰说：“名头是你给的。你打靖边的时候把最硬的仗留给我。”

刘志丹笑了。他说：“因为你能打硬的。”

那天晚上，吴岱峰在院子里坐了一夜。他没有进去睡，就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枣树下。他想起很多年前在渭南，刘志丹穿着一件旧蓝布衫子，说“拉队伍，不能光拉枪，得拉人”。他想起在包家寨，刘志丹说“不散，不拼，换个地方从头来”。他想起谢子长说“志丹是帅，你是将。帅在，将就在”。

现在帅还在。将也在。队伍还在。根据地还在。中央来了。

天快亮的时候，刘娃子跑进院子，说：“团长！中央红军的人来了！要放人了！”

吴岱峰站起来。他看见几个人走进院子，跟门口的哨兵说了几句话，然后走进关押刘志丹的屋子。过了一会儿，刘志丹从屋里走出来。他还是瘦瘦的，胡子拉碴的，但身上没有镣铐了。

他走到吴岱峰面前，伸出手来。吴岱峰握住了他的手。两个人的手都硬，手心都有茧，都握过枪，都杀过敌人。

刘志丹说：“走吧。回去。”

吴岱峰说：“回去。”

两个人走出院子，走到瓦窑堡的街上。天刚亮，街上有早起的老乡在扫院子。他们看见刘志丹和吴岱峰走出来，愣了一下，然后有人喊了一声：“刘志丹出来了！”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有人跑过来，拉住刘志丹的手，说：“刘参谋长，你受苦了。”刘志丹说：“没事。回来了。”

吴岱峰跟在刘志丹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刘志丹走得很慢，但步子很稳。他走过瓦窑堡的街道，走过那些熟悉的面孔，走过那些他打下来的地方。

吴岱峰忽然觉得，从安边教导队擦枪的那个冬天，到今天，走了八年。八年里死了很多人，但活下来的人把路走通了。

他加快脚步，走到刘志丹旁边。两个人并肩走着，一句话也没说。

从今天起，西北红军不是孤军了。

中央来了。

第五卷 大潮（1935—1937）

第一章 直罗镇

1935年11月，直罗镇。

直罗镇在富县西边，是个百十来户的小镇子，夹在两山之间的川道里。葫芦河从镇子中间穿过去，河不宽，水不深，冬天里结了薄薄一层冰。镇子两边是山，山不高，但坡陡，长满了灌木和荒草。

红军要在直罗镇打一仗。这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的第一仗。毛主席亲自部署的。他说：“这一仗，要打出一个新局面来。”

吴岱峰的三团编入了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是红25军和红26、27军合编的，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吴岱峰的三团编在刘志丹手下，归他直接指挥。

战前，刘志丹把吴岱峰叫到指挥部。指挥部设在直罗镇北边的一个山村里，屋里点着一盏油灯，墙上挂着地图。刘志丹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一根铅笔，指着直罗镇的位置。

“敌人是国民党东北军的一〇九师，师长叫牛元峰。从太白镇方向过来，往直罗镇走。”刘志丹说，“他们的路线是沿葫芦河川道走，两边是山，中间是路，地形对我们有利。”

吴岱峰问：“我们怎么打？”

刘志丹说：“毛主席的部署是：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北边设伏，红一军团在南边设伏。等敌人进了川道，两头一堵，从山上往下打。敌人没有退路，只能往河里跑。河里结了冰，跑不快，正好收拾。”

吴岱峰问：“三团打哪儿？”

刘志丹指着地图上直罗镇北边的一个山头，说：“这个山头叫北山，是直罗镇的制高点。谁占了北山，谁就控制了整个镇子。你带三团，连夜占领北山。明天拂晓之前，必须到位。”

吴岱峰说：“行。”

刘志丹看了他一眼，说：“岱峰，这一仗不比从前。从前打的是民团，是游击队，最多是个把营。这次打的是东北军正规师，一万多人，装备好，有炮。你得把硬功夫拿出来。”

吴岱峰说：“我知道。”

刘志丹从桌上拿起一样东西，递给他。吴岱峰接过来一看，是一把匣子枪，崭新的，枪身上还带着油。

“中央红军带来的，”刘志丹说，“毛主席说，给西北红军的同志每人配一把好枪。这把给你。”

吴岱峰握着枪，掂了掂。枪很沉，比他那杆老套筒沉多了。他把枪别在腰里，说：“替我谢谢毛主席。”

刘志丹说：“明天打完仗，你自己去谢。”

当天夜里，吴岱峰带着三团出发了。天很黑，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山路难走，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摸黑前进。吴岱峰走在队伍中间，手里攥着那把新枪，心里想着明天的仗怎么打。

到了北山脚下，他让队伍停下来。他带着几个连长摸上山去侦察。山不高，但坡很陡，灌木丛生，没有路。他们手脚并用往上爬，爬了半个多钟头才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块平地，长着几棵老松树。从山顶往下看，直罗镇尽收眼底。镇子里的灯火稀稀落落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吴岱峰蹲在松树底下，看了很久。他判断：敌人明天从川道进来，走到镇子中间的时候，南北两边的伏兵同时开火。敌人措手不及，肯定往河边跑。河边是开阔地，没有遮挡，正好当靶子。北山是制高点，架一挺机枪就能封锁整个镇子。

他对贺吉祥说：“把机枪架在那棵老松树底下。视野好，能打整个镇子。”

贺吉祥说：“行。”

吴岱峰又对刘娃子说：“你带一个排，埋伏在山脚下的灌木丛里。等敌人往河边跑的时候，从侧面打。别让他们过河。”

刘娃子说：“明白。”

部署完了，吴岱峰让战士们就地隐蔽，不许说话，不许抽烟，不许走动。山里冷，风从沟里灌上来，冻得人直哆嗦。战士们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吴岱峰靠在一棵松树底下，把枪抱在怀里，闭上眼睛，但睡不着。

他想起刘志丹说的那句话：“这一仗，要打出一个新局面来。”新局面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一仗打好了，中央红军就在陕北站住了。站住了，西北根据地就稳了。稳了，老百姓就能过好日子了。

天快亮的时候，吴岱峰听见远处传来马达声。是汽车。敌人的汽车。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然后传来了枪声，是红一军团那边打响了。接着，南边也响起了枪声。敌人被堵在川道里了。

吴岱峰站起来，举起望远镜。透过晨雾，他看见川道里黑压压的全是人。东北军的队伍乱了，有的往山上跑，有的往河边跑，有的原地趴下还击。他们的汽车停在路中间，被前面的溃兵堵住了，动弹不得。

吴岱峰喊了一声：“打！”

北山上的机枪响了。子弹从山顶往下扫，像割麦子一样，敌人一排一排地倒。山脚下的伏兵也开了火，从侧面打。敌人三面受敌，只能往河边跑。河边的冰被踩碎了，人掉进水里，冰水刺骨，跑不动了，成了活靶子。

打了不到两个钟头，一〇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一万多人，跑掉的没几个。

吴岱峰从北山上下来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镇子里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和丢弃的武器装备。战士们正在打扫战场，收缴枪支弹药。刘娃子跑过来，满脸是灰，但笑得合不拢嘴。

“团长！抓了三千多俘虏！缴了十几门炮！还有几十辆汽车！”

吴岱峰说：“汽车？汽车能开吗？”

刘娃子说：“能开！有个俘虏是司机，他说愿意给咱们开。”

吴岱峰说：“那好。留几辆，其余的烧了。”

他走到镇子中间，看见刘志丹正站在一辆汽车旁边，跟几个人说话。刘志丹看见他，招了招手。吴岱峰走过去，看见刘志丹身边站着一个人。那人个子很高，穿着一件灰棉袄，脸瘦瘦的，但眼睛很亮。他正看着吴岱峰，微微笑着。

刘志丹说：“岱峰，这就是毛主席。”

吴岱峰愣住了。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毛主席。他站直了身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毛主席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

“你就是吴岱峰？”毛主席说，“刘志丹同志跟我说过你。说你是‘吴老虎’，能打硬仗。”

吴岱峰说：“我就是个当兵的。”

毛主席笑了。他说：“当兵的好。革命就是靠当兵的。西北红军不容易，你们是立了大功的。”

吴岱峰说：“我们就是活下来了。”

毛主席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他说：“活下来，就是大功。活着，才能继续革命。”

吴岱峰握着毛主席的手，觉得那只手很大，很暖。他想起赵铁柱，想起柳长河，想起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他们要是能看见今天这一幕，该多好。

毛主席松开手，对刘志丹说：“直罗镇这一仗，打得好。这是给党中央的奠基礼。”

刘志丹说：“是毛主席部署得好。”

毛主席摆了摆手，说：“仗是你们打的。功是你们的。”

他转身走了。吴岱峰站在原地，看着毛主席的背影。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安边教导队，张汉民跟他说“共产党是给穷人打天下的”。那时候他只知道“共产党”三个字，不知道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现在他知道了。共产党，就是毛主席这样的人，带着千千万万像赵铁柱和柳长河这样的人，打出一个新天下。

刘志丹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想什么呢？”

吴岱峰说：“想赵铁柱。想柳长河。”

刘志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他们看见了。”

吴岱峰问：“怎么看见的？”

刘志丹说：“活下来的人替他们看见。我们看见了，就是他们看见了。”

吴岱峰没说话。他把那把新枪从腰里抽出来，看了看。枪是新的，烤蓝锃亮。他把枪插回枪套里，拍了拍，说：“这枪，我替他们使。”

直罗镇的雪开始下了。雪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黄土塬上，薄薄一层白。吴岱峰站在镇子中间的街上，看着雪花落在那些缴获的枪炮上，落在那些俘虏的身上，落在那些牺牲的战士的担架上。

雪落下来，把一切都盖住了。但吴岱峰知道，雪底下是黄土。黄土是硬的，冻不住的。

第二章 东征

东征的消息是开春后传到瓦窑堡的。

那天吴岱峰正在红军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学员出操。马明方站在队列前面喊口令，嗓子有点哑，但声音很亮。吴岱峰蹲在操场边上，端着碗喝糊糊。刘娃子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跑得气喘吁吁。

“校长，命令下来了。”

吴岱峰接过来一看，是中央军委的东征命令。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北渡黄河，进山西。红28军随主力东征，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

吴岱峰把命令看了两遍，然后折好，揣进怀里。他站起来，对马明方说：“继续练。我去趟瓦窑堡。”

从红军学校到瓦窑堡，骑马走了一天。吴岱峰到的时候，刘志丹正在收拾东西。窑洞里摆着几件换洗衣服，一床薄被子，还有几本书。刘志丹蹲在地上，把东西往一个旧褡裢里塞。

他看见吴岱峰进来，站起来，笑了笑。

“你来了。”

吴岱峰说：“你要走了。”

刘志丹说：“明天出发。过河去山西。”

吴岱峰在炕沿上坐下来。刘志丹给他倒了碗水，然后自己也坐下来。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吴岱峰先开口：“东征的事，都安排好了？”

刘志丹说：“安排好了。28军三个团，加上军部，两千多人。从罗峪口过河。”

吴岱峰问：“谁带一团的？”

刘志丹说：“我亲自带。宋任穷留在军部。”

吴岱峰看了他一眼。刘志丹从来说话都很稳，但今天这“亲自带”三个字，听着跟从前不太一样。吴岱峰说不上来哪儿不一样，但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有什么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刘志丹说：“你在后方办学校，也是大事。中央说了，红军学校是咱们的根。根扎得深，树才能大。”

吴岱峰说：“我知道。”

刘志丹又说：“岱峰，从安边算起，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吴岱峰想了想，说：“快九年了。”

刘志丹说：“九年。从清涧起义到渭华，从渭华到太白收枪，从南梁到照金，从照金到陕北。九年了。”

他停了一下，看着吴岱峰。

“九年里，死了多少人？”

吴岱峰没说话。

刘志丹说：“赵铁柱，柳长河，魏野畴，张汉民，谢子长。还有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吴岱峰说：“我记得。”

刘志丹说：“你记得就好。活下来的人替他们记着。”

他从桌上拿起一样东西，递给吴岱峰。吴岱峰接过来一看，是一副望远镜。黄铜的，皮套磨得发亮，镜片上有细密的划痕。谢子长留下的那副。

吴岱峰愣住了。他摸了摸怀里。他随身带着的那副，是谢子长临终前捎给他的。刘志丹手里这副，是从哪儿来的？

刘志丹说：“老谢走之前，让人捎了两样东西。一副给你，一副给我。他那会儿已经说不了话了，但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他说，岱峰眼睛不好，打仗得有个望远镜。我眼睛还行，但我也得有一个。咱们俩一人一副，谁也别抢谁的。”

吴岱峰握着那副望远镜，指头摸着镜片上的划痕。那些划痕，是谢子长在清涧起义、在河口战斗、在灯盏湾病榻上留下的。每一道划痕都是一个地名，一仗，一个人。

刘志丹说：“我的那副，我带着过河。你的这副，你留着。等我回来，咱们换着使。”

吴岱峰说：“你带着吧。打仗用得着。”

刘志丹说：“你办学也用得着，要看清远处。”

他顿了顿，又说：“岱峰，我有个事跟你说。”

吴岱峰说：“你说。”

刘志丹说：“我这次过河，心里有点不踏实。”

吴岱峰问：“不踏实什么？”

刘志丹说：“说不上来。可能是这些天没睡好。也可能是别的。”

他看着窗外。窗外是瓦窑堡的城墙，城墙上插着红旗，在风里翻卷。

“岱峰，你说，咱们干了这么多年，到底为了什么？”

吴岱峰说：“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

刘志丹说：“对。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就这么简单的事，死了多少人才能干成。”

他转过头来，看着吴岱峰。

“我要是不回来了，你替我把学校办好。把那些娃娃教出来。教他们打仗，教他们带兵，教他们做人。让他们记住，红军是从哪儿来的，是怎么来的。”

吴岱峰说：“你回来。你回来自己教。”

刘志丹笑了笑。那笑很轻，像风从黄土坡上刮过去，什么也没留下。

第二天一早，刘志丹带着红28军出发了。吴岱峰站在瓦窑堡城门口送他。刘志丹骑着一匹枣红马，穿着一件旧灰军装，腰里别着那把匣子枪。他朝吴岱峰招了招手，说：“等我回来。”

吴岱峰说：“等你回来。”

刘志丹策马走了。队伍从他身后经过，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吴岱峰站在城门口，看着刘志丹的背影。枣红马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消失在黄土塬的尽头。

吴岱峰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回了学校。

接下来的日子，吴岱峰照常办学。每天出操、上课、训练，跟从前一样。但他心里总有一块地方空着，像踩在薄冰上，走一步，响一声。

3月底，消息传来：红28军从罗峪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连克敌军，迭克数城。刘志丹指挥打了几仗，打得漂亮。吴岱峰听到消息，松了口气。他把那副望远镜拿出来擦了擦，心里想，等刘志丹回来，把望远镜还给他，让他讲讲山西的仗是怎么打的。

4月中旬的一天，吴岱峰正在教室里给学员讲游击战术。他站在黑板前面，用石灰块画了个示意图，讲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底下学员听得很认真，马明方坐在最后一排记笔记。

教室的门被推开了。刘娃子站在门口，脸色白得吓人。他没有说话，就那么站着。

吴岱峰看了他一眼。手里的石灰块掉在地上，摔成两截。

他问：“怎么了？”

刘娃子张了张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团长……刘军长……牺牲了。”

教室里安静了。吴岱峰站在那里，没有动。他看着刘娃子，好像在等他说下一句话。等他说“搞错了”，等他说“是误传”。但刘娃子没有再说一个字。他只是站在门口，眼眶红了。

吴岱峰慢慢放下手里的东西。他走到门口，从刘娃子身边走过去，走到操场上。操场上空空的，只有风吹着。他站在操场中间，抬头看着天。天很蓝，有几朵白云，慢慢地飘着。

他站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从怀里掏出那副望远镜。黄铜的，皮套磨得发亮，镜片上有细密的划痕。他举起来，往北看。北边是瓦窑堡的城墙，城墙上是红旗。再往北，是陕北的群山，层层叠叠的，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刘志丹说过：“你办学也用得着，要看清远处。”

吴岱峰举着望远镜，看了很久。远处什么也看不清。镜片上的划痕把整个世界都割碎了。

他把望远镜放下，揣进怀里。然后他转过身来，走回教室。

马明方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吴岱峰说：“继续上课。”

他走回黑板前面，拿起半截石灰块，接着画那张示意图。他的手很稳，画出来的线跟刚才一样直。底下的学员看着他，谁也没有说话。

吴岱峰画完了，把石灰块放下，说：“刚才讲到哪儿了？”

马明方说：“讲到跑不了就藏。”

吴岱峰说：“对。跑不了就藏。藏不住就拼命。”

他顿了顿。

“刘军长牺牲了。他是拼了命的人。你们记住他。”

教室里没有人说话。风从窗户外面灌进来，把黑板上的字吹得有点模糊。

那天下午，吴岱峰没再上课。他一个人坐在窑洞里，把那副望远镜放在桌上，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瓦窑堡南门外的山坡上。刘志丹的遗体还没有运回来。他站在山坡上，面朝黄河的方向。

黄河在东边。刘志丹在东边。刘志丹过了河，就再也没回来。

他想起1932年在渭南第一次见刘志丹。刘志丹穿着一件旧蓝布衫子，两眼熬得通红，说“拉队伍，不能光拉枪，得拉人”。他想起在柴桥子，刘志丹说“不散，不拼，换个地方从头来”。他想起在包家寨，刘志丹指着地图说“去南梁”。他想起在瓦窑堡，刘志丹说“等我回来”。

他没等到刘志丹回来。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三岁。他是在前线观察敌情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左胸。弥留之际，他只说了一句话：要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

他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

4月23日，刘志丹的遗体被运回瓦窑堡。4月24日，瓦窑堡城里举行了追悼大会。红军部队二三千人，在城内隆重举行公祭。周恩来亲扶灵柩，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的山坡上。

吴岱峰站在追悼大会的人群里。他没哭。他就那么站着，看着刘志丹的灵柩从面前抬过去。灵柩上盖着红旗，红得扎眼。

下葬的时候，吴岱峰从怀里掏出那副望远镜，放在刘志丹的坟前。黄铜的，皮套磨得发亮，镜片上有细密的划痕。他蹲下来，摸了摸坟上的土。土是新的，湿的，凉的。

他站起来，说：“志丹，你跟我说要换着使。我先放你这儿。等我去了，咱们再换。”

他转过身，走了。

回到红军学校，吴岱峰走进教室。马明方正在给学员上课。黑板上写着几个字：“红军是工农的队伍。”

吴岱峰在最后一排坐下来，掏出本子，跟学员一起写。他写的是刘志丹的名字。歪歪扭扭的，但认得出来。

写完了，他站起来，走到黑板前面。他看着底下的学员，说：“从明天开始，加一课。”

马明方问：“加什么课？”

吴岱峰说：“讲刘军长。讲他怎么打仗，怎么带兵，怎么做人。讲赵铁柱，讲柳长河，讲谢子长。讲所有死在这条路上的人。”

他停了停。

“让他们记住。”

第三章 西征

刘志丹牺牲之后，吴岱峰在瓦窑堡南门外的山坡上坐了一夜。

那一夜没有月亮，天黑洞洞的。他坐在坟前，背靠着黄土，面朝黄河的方向。风从沟里刮上来，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有人在唱信天游。他想起刘志丹说过的话：“活下来的人替他们看见。”

天快亮的时候，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下山去了。

红军学校要继续办。西征要开始了。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中央红军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向甘肃、宁夏方向进攻，扩大根据地，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吴岱峰任北路军参谋长，红军学校随军转移，在战火中坚持办学。

部队从瓦窑堡出发，一路向西。吴岱峰骑着一匹黑马，走在队伍中间。他的左边是马明方，右边是刘娃子。马明方背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课本和笔墨。刘娃子扛着枪，走在吴岱峰的马旁边，一步不落。

吴岱峰对马明方说：“学校不能停。到了地方，找个院子，接着上课。”

马明方说：“在哪儿上？”

吴岱峰说：“在哪儿都行。院子里，窑洞里，树底下。有块黑板就行。”

马明方说：“黑板好办。找块门板刷黑就行。”

部队往西走了一个多月，到了曲子、环县一带。这里是陇东高原，比陕北还穷，沟更深，塬更高，人烟更稀。有的村子只有三五户人家，住的都是窑洞，吃的都是糠菜。

吴岱峰带着红军学校在一个叫河连湾的村子里扎下来。村口有座旧庙，庙里供着龙王，香火早断了。吴岱峰让人把庙打扫干净，大殿当了教室，神像前面摆了块门板当黑板。学员们在庙里上课，在庙外的打谷场上出操。

日子很苦，但学校没有停过一天课。吴岱峰上午教军事，下午教政治，晚上跟学员一起开讨论会。马明方教识字，一天教五个字，学不会不许睡觉。刘娃子当班长，带着学员出操、站岗、练刺杀。

有一天，吴岱峰正在教室里讲“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外面忽然响起了枪声。

刘娃子冲进来，喊：“参谋长！敌人来了！骑兵！从北边来的！”

吴岱峰走到庙门口一看，远处扬起了一片尘土。是马家军的骑兵，黑压压一片，少说也有几百人。他们正朝河连湾方向扑过来。

吴岱峰立刻下令：“马明方带学员往南撤。刘娃子带一排跟我留下打掩护。”

马明方说：“参谋长，你先撤。我留下。”

吴岱峰说：“少废话。带学员走。学员是种子，种子丢了，什么都没了。”

马明方咬着牙，带着学员往南撤了。吴岱峰带着刘娃子和一排人守在村口的一道土坎后面。骑兵冲过来的时候，吴岱峰喊了声“打”，一排枪打过去，马家军倒下几匹，其余的勒马退了回去。

吴岱峰说：“撤。往南追马明方。”

他们边打边撤。敌人的骑兵在后面追，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去。吴岱峰骑在马上，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他看见刘娃子跟在他后面，跑得很快，枪扛在肩上。

忽然，刘娃子的腿一软，整个人往前扑倒在地上。

吴岱峰勒住马，跳下来，冲过去。刘娃子的左腿中弹了，血从裤腿上涌出来，把地上的黄土染红了一片。

吴岱峰蹲下来，看了一眼伤口。子弹穿过去了，没伤着骨头，但血流量很大。他撕了自己的袖子，给刘娃子包扎。

刘娃子说：“参谋长，你走。别管我。”

吴岱峰说：“闭嘴。”

他把刘娃子往背上一扛，往南跑。刘娃子在他背上说：“参谋长，你放我下来。你背着我，咱俩都跑不了。”

吴岱峰说：“赵铁柱当年让我先走，我没走成。柳长河让我先走，我没走成。你也让我先走？你排第几？”

刘娃子不说话了。他把脸埋在吴岱峰的背上，眼泪掉下来，滚烫的，渗进吴岱峰的衣服里。

跑出去五六里地，后面的追兵被甩掉了。吴岱峰把刘娃子放下来，靠着路边的一棵老榆树。刘娃子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但还醒着。

过了一会儿，南边来了一队人。是担架队。领头的是何秀芝。她从荔园堡跟着队伍西征，一直带着担架队在后方转运伤员。

何秀芝跑过来，看见刘娃子腿上的伤，蹲下来看了看。她说：“子弹穿了，不碍事。得赶紧送后方。”

她招呼人把刘娃子抬上担架。刘娃子躺在担架上，看着何秀芝，问：“何大姐，你怕不怕？”

何秀芝问：“怕什么？”

刘娃子说：“敌人的骑兵。马家军。杀人不眨眼。”

何秀芝说：“怕。但连长说，怕也得往前走。”

她说的“连长”是吴岱峰。何秀芝从荔园堡时候起就叫吴岱峰“连长”，叫了好几年，改不了口。

刘娃子笑了笑，说：“对。连长说的。”

何秀芝带着担架队往后方走了。吴岱峰站在老榆树底下，看着担架队走远。刘娃子躺在担架上，朝他招了招手。吴岱峰也招了招手。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上马，去追马明方和学员们。

红军学校继续西征。从河连湾到洪德城，从洪德城到山城堡。吴岱峰带着学员们在战火中上课、出操、打仗。有的学员在战斗中牺牲了，有的学员负伤后回了后方，但更多的人留下来了，成了红军基层的骨干。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消息传到红军学校的时候，吴岱峰正在给学员上课。他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拿着半截石灰块，正在画一张战术示意图。

刘娃子推门进来，说：“参谋长！会师了！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了！”

吴岱峰愣了一下。然后他把石灰块放下，走到门口，看着外面。天很蓝，没有云。远处的山梁上，红旗在风里翻卷。

他想起谢子长。想起刘志丹。想起赵铁柱。想起柳长河。想起那些死在路上的人。他们没能看到这一天，但活下来的人替他们看到了。

他对刘娃子说：“去，把马明方叫来。今天的课，改一改。”

刘娃子问：“改成什么？”

吴岱峰说：“讲会师。讲长征。讲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那天下午，吴岱峰站在教室前面，给学员讲了一堂课。他讲的是西北红军的历史。从清涧起义讲到渭华起义，从晋西游击队讲到红26军，从照金讲到南梁，从陕北讲到西征。

他讲得很慢，每一件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讲赵铁柱的时候，说“这个人跟了我六年，从陕北跟到安徽，从安徽跟到山西，从山西跟到照金。他在薛家寨断后，让我先走。他死了。”

他讲柳长河的时候，说“这个人十四岁，从清涧逃荒来的。我给了他一碗小米粥，他就跟了我。他在薛家寨断后，让我先走。他也死了。”

他讲刘志丹的时候，说“这个人是我见过的最会打仗的人。他跟我说，拉队伍，不能光拉枪，得拉人。拉人，得拉心。心跟你走了，枪才能跟你走。”

他讲谢子长的时候，说“这个人走之前跟我说，让同志们吃好些。过年了。他自己都快不行了，还惦记着让同志们吃好些。”

教室里很安静。学员们看着他，没有人说话。

吴岱峰讲完了，把石灰块放在讲台上。他说：“今天讲这些，就是让你们记住。红军是从哪儿来的，是怎么来的。你们以后带兵，也要把这些讲给你们的兵听。让他们也记住。”

他停了停。

“会师了。长征结束了。但革命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人要死。但活下来的人，得替他们走完。”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歪歪扭扭的，但认得出来。

“红军是工农的队伍。”

写完，他把石灰块放下，走出教室。外面的打谷场上，夕阳把黄土塬照得一片金黄。他站在操场中间，面朝东方。那是陕北的方向。是瓦窑堡的方向。是刘志丹坟头的方向。

他从怀里掏出那把薛家寨的土。土蛋子已经小得只剩指头大了。他把它放在打谷场的石碾子上，让它晒晒太阳。

然后他转身走回教室，对马明方说：“明天接着上课。”

第四章 改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陇东的时候，吴岱峰正在河连湾的庙里给学员上课。刘娃子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参谋长，打起来了。日本人打卢沟桥了。”

吴岱峰接过报纸，看了很久。他不认识多少字，但“卢沟桥”“日军”“抗战”这几个词他认得。他把报纸放下，走到庙门口，看着外面的天。天很蓝，没有云。

他对刘娃子说：“去，把马明方叫来。”

马明方来了。吴岱峰说：“从今天起，课停三天。所有学员集中起来，讲抗战。讲日本人打到哪儿了，讲咱们为什么要打。”

马明方问：“打完了呢？”

吴岱峰说：“打完了接着上课。但课的内容要改。游击战术要加一课：怎么打鬼子。”

接下来的日子，消息越来越多。7月底，北平、天津失守。8月，日军进攻上海。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陕北红军分别编入120师和115师。

吴岱峰所在的北路军，编入了120师。红军学校撤销，学员分配到各部队，成为基层骨干。吴岱峰被任命为120师某团参谋长。

改编那天，河连湾的庙里开了大会。吴岱峰站在台上，底下坐着几百个学员和战士。他穿着新发的八路军军装，灰布做的，帽子上有青天白日帽徽。他看着底下的学员，看了很久。

“同志们，”他说，“从今天起，我们叫八路军了。军装换了，帽子换了，番号换了。但有一样东西没换。”

他停了停。

“红军的魂，没换。从清涧起义到今天，十年了。十年来，死了多少人？赵铁柱，柳长河，谢子长，刘志丹，魏野畴，张汉民。还有无数叫不上名字的。他们死了，我们活着。活着的人，得把他们的那份仗打完。”

“日本人来了。比国民党厉害。但再厉害，也是两只胳膊扛一个脑袋。咱们打了十年仗，什么没见过？民团打过，正规军打过，骑兵打过。现在来了个鬼子，照样打。”

底下有人笑了。吴岱峰也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黄土塬上的沟壑。

散会以后，吴岱峰回到自己的窑洞。他把东西收拾了一下，东西不多：一床薄被子，几件换洗衣服，一把匣子枪，一副望远镜。望远镜还是谢子长留下的那副，黄铜的，皮套磨得发亮，镜片上有细密的划痕。

他拿着望远镜，走出窑洞。外面的打谷场上，战士们正在换装。新发的灰军装穿在身上，有的合身，有的不合身。刘娃子穿了一件大号的，袖子长出一截，正在用针线往里缝。他缝得歪歪扭扭的，但缝得很认真。

吴岱峰走过去，问：“你还会缝衣服？”

刘娃子说：“跟何大姐学的。她说当兵的得会缝缝补补，不然衣裳破了没人管。”

吴岱峰说：“何秀芝呢？”

刘娃子说：“回南梁了。她说那里还有事，走不开。”

吴岱峰点了点头。他蹲在打谷场上，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黄土色的，一层一层叠上去，像老人的皱纹。他举起望远镜，往远处看。镜片上的划痕把山割成一条一条的，但山还在，还是那么高，那么厚。

马明方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参谋长，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打回去？”

吴岱峰问：“打回哪儿？”

马明方说：“陕北。南梁。照金。”

吴岱峰说：“不知道。但总有一天。”

马明方说：“我怕我等不到。”

吴岱峰看了他一眼。马明方瘦了，脸上有了皱纹，不再是当年那个在红军学校里教识字的后生了。他从1934年跟着吴岱峰，从南梁到瓦窑堡，从瓦窑堡到河连湾，走了三年。三年里，他教出了几百个学员，那些学员又教出了更多的人。

吴岱峰说：“等得到。你还年轻。”

马明方说：“参谋长，你也还年轻。”

吴岱峰笑了笑。他今年三十四岁。从十九岁在安边教导队擦枪算起，他干了十五年革命。十五年里，他的头发白了不少，脸上有了皱纹，左肩的旧伤一到阴天就疼。但他觉得，他还能打。

他对马明方说：“明天，把剩下的学员集中起来。我要讲话。”

马明方问：“讲什么？”

吴岱峰说：“讲怎么打鬼子。”

第二天，吴岱峰站在打谷场上，底下站着几百个学员。他穿着八路军的灰军装，帽子上有青天白日帽徽，但腰里别着的，还是那把他从瓦窑堡带出来的匣子枪。

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你们记住，这支队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底下有人问：“那是从哪来的？”

吴岱峰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他停了停。

“打鬼子，跟打国民党不一样。鬼子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咱们有什么？有枪，有手榴弹，有两条腿。但有一条，鬼子没有。咱们有老百姓。”

“老百姓给咱们送信，给咱们带路，给咱们藏伤员。老百姓站在咱们这边，咱们就打不垮。鬼子再厉害，也是瞎子。进了咱们的地，就得挨打。”

他讲了一个多钟头，讲的是游击战。怎么伏击，怎么袭扰，怎么断粮道，怎么打据点。他讲得慢，每一句都掰开了揉碎了讲。底下的人听得认真，没有人打瞌睡。

讲完了，吴岱峰走回窑洞。他坐在炕沿上，把望远镜放在膝盖上，擦了擦镜片。镜片上的划痕他用手摸了一遍又一遍，摸得光滑了。

他想，谢子长留给他的这副望远镜，他用了两年了。从瓦窑堡到河连湾，从河连湾到会宁，从会宁到改编。两年里，他用这副望远镜看过敌人，看过地图，看过远处的山。每一道划痕，都是一个地名，一仗，一个人。

他把望远镜举起来，往东看。东边是陕北，是瓦窑堡，是刘志丹坟头的方向。他看了很久，镜片上的划痕把整个世界割碎了。但东边的天还是蓝的，跟当年在薛家寨看到的那个天，一模一样。

他把望远镜放下，揣进怀里。然后他站起来，走出窑洞。

打谷场上，刘娃子正带着战士们出操。口令声很响，一二三四，喊得震天响。马明方站在队列旁边，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正在点名。

吴岱峰走过去，站在队列前面。他看着这些年轻的脸，一个个黑瘦黑瘦的，有的连胡子都没长齐。他们穿着不合身的新军装，扛着枪，站得歪歪扭扭的。但他们站住了。

吴岱峰喊了一声：“立正——”

队列整齐了。

他喊：“稍息——”

队列松下来了。

他看着这些年轻人，想起1927年安边教导队里的自己。十九岁，瘦得像个竹竿，蹲在操场上擦那杆老套筒。那时候他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枪是兵的命，命不能锈”。

十五年过去了。那杆老套筒早就不知去向了。但他还在。队伍还在。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几万人。从陕甘边，到陕北，到陇东，到宁夏。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他对队列喊了一声：“继续操练。”

然后他转过身，走回窑洞。明天，他就要带着这些人东渡黄河，去打鬼子。

他走回窑洞，坐在炕沿上，拿起那把匣子枪，擦了擦。枪是新的，烤蓝锃亮。他把枪插回枪套里，拍了拍。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那把薛家寨的土。土蛋子只剩指甲盖大了。他把它放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它揣回怀里。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打谷场上，战士们还在出操。口令声、脚步声、枪栓声，混在一起，嗡嗡的。

天很蓝。

第五章 十年

1937年秋，改编后的部队在黄河边集合，准备东渡。

渡口在韩城芝川镇。黄河从北边奔涌而来，在这里拐了个弯，河面宽阔，水势平缓。岸边停着几十条木船，船工们蹲在船头抽烟，等着部队上船。秋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带着水汽，凉凉的。

吴岱峰站在渡口的高坡上，看着底下的队伍。战士们穿着八路军的灰军装，排着队上船。一船一船的人划向对岸，船桨拨开水面的声音，哗哗的，像是有人在翻一本大书。

刘娃子站在他旁边。他的腿伤好了，走路还有点瘸，但坚持要跟部队走。他扛着枪，腰里别着两颗手榴弹，下巴上的胡茬已经长得挺密了。

马明方在下面组织登船。他手里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地念名字。念到的人上船，没念到的等着。他的嗓子有点哑，但声音很稳。

吴岱峰站在坡上，面朝西边。西边是陕北。是瓦窑堡。是南梁。是照金。是薛家寨。是安边。是他走了十年的地方。

他从怀里掏出那副望远镜，举起来往西看。镜片上有细密的划痕，看出去的世界被割成了一条一条的。但他看得见远处。远处是陕北的黄土塬，一层一层叠上去，一直叠到天边。塬上没有树，光秃秃的，被秋天的太阳照得发亮。

他看了很久。

刘娃子问：“参谋长，你看啥呢？”

吴岱峰说：“看陕北。”

刘娃子也往西看。他看了一会儿，说：“啥也看不见。太远了。”

吴岱峰说：“看得见。”

他把望远镜递给刘娃子。刘娃子接过去，举起来看了看。他看了一会儿，说：“还是啥也看不见。”

吴岱峰说：“你仔细看。塬上有个村子。村口有棵老槐树。树底下坐着个老汉。”

刘娃子看了半天，说：“参谋长，那是你编的吧。”

吴岱峰没说话。他把望远镜拿回来，揣进怀里。

那个村子，是他心里的村子。那棵老槐树，是他心里的老槐树。树底下坐着的那个老汉，可能是白老四，可能是张大爷，可能是任何一个他见过又忘了名字的陕北农民。但那个村子在。那棵树在。那个老汉在。他们一直都在。

他想起1927年。那年他十九岁，在安边教导队的操场上擦枪。枪栓冻住了，他往上面呵了口热气。赵铁柱说“别擦了，没子弹”。他说“枪是兵的命，命不能锈”。张汉民走过来，说“你擦枪的样子，像个共产党”。

十年了。

张汉民死了。赵铁柱死了。柳长河死了。谢子长死了。刘志丹死了。魏野畴死了。马六死了。李妙斋死了。还有无数叫不上名字的人，死在了这条路上。他们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监狱里，有的死在刑场上。有的人有坟，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名字，有的人连名字都没留下。

但活下来的人，替他们看见了今天。

吴岱峰站在坡上，看着黄河水往东流。河水是黄的，跟陕北的黄土一个颜色。他忽然想起来，他怀里揣着的那把土。薛家寨的土。只剩指甲盖大了。他把它拿出来，放在手心里。土是干的，硬的，但还带着一点温度。那是他捂了四年的温度。

他蹲下来，把土放在坡上的草丛里。黄土落在枯草根里，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

刘娃子问：“参谋长，那是什么？”

吴岱峰说：“土。薛家寨的土。”

刘娃子问：“埋了？”

吴岱峰说：“埋了。埋了四年了，该入土了。”

他转过身，看着东边。黄河对岸是山西。山西再往东是河北。河北再往东是日本人。他们要去的地方，在那里。

刘娃子问：“参谋长，咱还回来吗？”

吴岱峰说：“不知道。”

刘娃子说：“那陕北呢？咱还要不要？”

吴岱峰说：“要。”

刘娃子说：“鬼子打完了还要？”

吴岱峰说：“要。永远要。”

刘娃子问：“为啥？”

吴岱峰说：“因为陕北在，咱就在。陕北没了，咱就什么都没了。”

刘娃子想了想，点了点头。

渡口上，马明方喊了一声：“参谋长！该上船了！”

吴岱峰走下坡，走到渡口。船在岸边等着，船工撑着竹篙，船身轻轻地晃。吴岱峰跳上船，刘娃子跟着跳上来。马明方也跳上来。船工把竹篙往岸上一撑，船离了岸。

吴岱峰站在船头，面朝东边。黄河水在船底下哗哗地流，浪花溅上来，打湿了他的裤脚。他抬起头，看着对岸。对岸是山西。山西是黄土高原的东缘，山连着山，一层一层往远处推，推到看不见的地方。

他想起刘志丹。刘志丹就是过了这条河，再也没回来。他去了山西，打了胜仗，牺牲在三交镇。他的坟在瓦窑堡南门外，面朝黄河。

吴岱峰面朝西边，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来，面朝东边。船在河中间，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了一点，但船工撑着竹篙，稳住了方向。

他摸了摸怀里。望远镜还在。薛家寨的土不在了，埋在了陕北的坡上。但望远镜还在。那是谢子长留给他的，他揣了两年。现在他带着它，过河去打鬼子。

他对刘娃子说：“你记住。”

刘娃子问：“记住什么？”

吴岱峰说：“记住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从安边教导队，到吕梁山，到黄河，到照金，到南梁，到瓦窑堡，到会宁。走了十年。死了很多人。”

刘娃子说：“我记住了。”

吴岱峰说：“光你记住不够。以后你带兵了，你要跟他们讲。让他们也记住。一代一代，不能断。”

刘娃子说：“记住了。”

船靠了东岸。吴岱峰跳下船，踩在山西的土地上。他回头看了一眼。黄河西岸的陕北，被晨雾罩着，模模糊糊的。但他看得见。他看得见安边的黄土，看得见清涧的河，看得见照金的山，看得见南梁的塬，看得见瓦窑堡的城墙。他看得见赵铁柱蹲在操场上说“别擦了没子弹”，看得见柳长河站在崖边喊“连长你快走”，看得见谢子长躺在窑洞里说“让同志们吃好些”，看得见刘志丹骑马走的时候回头说“等我回来”。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来，面朝东边。东边是山西的山，是河北的平原，是日本人的阵地。他走了。

后面是队伍。刘娃子跟着他。马明方跟着他。几百个战士跟着他。他们背着枪，扛着炮，排着队，走上东去的路。

风从西边刮过来，把他们的衣角吹得翻卷。风里有黄土的味道。那是陕北的味道。

吴岱峰走在最前面。他的步子很稳。他的怀里揣着一副望远镜。他的心里揣着一群人。

他走了。

后记·黄土高天

2005年9月，北京。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在响。102岁的吴岱峰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他的呼吸很轻，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见了。

孙女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瘦得只剩骨头，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但她知道，这双手曾经握过枪，曾经背过伤员，曾经在冻裂的土地上挖过战壕。

吴岱峰忽然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睛很亮，不像一个102岁的老人。

他对孙女说：“把窗户打开，让我看看陕北。”

孙女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了。冷风灌进来，带着北京秋天的味道。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

吴岱峰摇了摇头。他说：“不是这个，是陕北的天。”

孙女愣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回头看了看窗外，北京的天是灰蓝色的，很高，很远。

吴岱峰闭上了眼睛。他的嘴角有一丝笑。

他看见了陕北。他看见了安边的冬天，风从毛乌素沙漠那边刮过来，刮得人脸生疼。他看见了照金的山，满山都是红的黄的叶子，风一吹，像烧起来一样。他看见了南梁的塬，一层一层叠上去，一直叠到天边。他看见了瓦窑堡的城墙，城墙上插着红旗，在风里翻卷。

他看见了赵铁柱。赵铁柱蹲在操场上，瘦得像根高粱秆子，咧嘴笑着说“别擦了没子弹”。他看见了柳长河。柳长河站在崖边上，瘦瘦小小的，比枪高不了多少，喊了一声“连长你快走”。他看见了谢子长。谢子长躺在窑洞里，瘦得脱了相，但眼睛还是亮的，说“让同志们吃好些”。他看见了刘志丹。刘志丹骑着一匹枣红马，回头朝他招了招手，说“等我回来”。

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

但他一直记着他们。记了七十年。

他记得赵铁柱的猎户父亲，被民团逼死了，连个坟都没有。他记得柳长河学写“红军”两个字，写了三天才学会，写得歪歪扭扭的。他记得谢子长临终前说“我给老百姓做的事太少了”。他记得刘志丹牺牲的时候，身上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

他记了七十年。七十年里，他无数次梦见他们。梦见他们站在黄土塬上，穿着破棉袄，扛着老套筒，朝他笑。

现在他要去找他们了。

监护仪的声音变了。孙女站起来，跑出去喊医生。护士来了，医生来了，病房里忙乱起来。

但吴岱峰听不见了。他走在一条路上。路是黄土铺的，弯弯曲曲的，通向一座山。山不高，但坡很陡。他往上走，走得很稳。他的肩上没有枪，手里没有望远镜。他走得很轻。

走到山顶的时候，他看见了他们。

赵铁柱站在最前面，还是十九岁的样子，瘦得像根高粱秆子。柳长河站在他旁边，十四岁，比枪高不了多少。谢子长站在后面，穿着一件打了好几块补丁的灰棉袄。刘志丹站在最后面，中等个子，穿着蓝布衫子，步子迈得不快不慢。

他们都看着他，笑着。

刘志丹说：“你来了。”

吴岱峰说：“来了。”

谢子长说：“累了吧？”

吴岱峰说：“不累。”

柳长河跑过来，拉着他的手，说：“连长，我给你留了一碗小米粥。”

赵铁柱说：“连长，你擦枪的样子，我还是学不来。”

吴岱峰笑了。他站在山顶上，看着他们。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他就那么站着，看着他们。

然后他们转过身去，往山的那边走。吴岱峰跟在后面。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但他看得见。他看得见每一个人。

天很蓝。山很高。黄土很厚。

他们走了。

天还在。

（全书完）

附录：西北红军大事年表（1927—1937）

1927年

10月12日 清涧起义爆发。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

12月30日 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组织发动第二次起义，起义部队在韩城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

1928年

5月 渭华起义爆发。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领导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三旅，在渭华地区举行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全军近千人。起义坚持月余后失败，唐澍等牺牲。

4月 阜阳暴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中共特委领导下举行阜阳暴动，魏野畴等领导，暴动失败后魏野畴被俘就义。

1929年

4月 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兵运工作主张，通过“三色”建军方针。会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党员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

10月1日 刘志丹领导太白收枪。率二十余人以商借粮草为名进入合水县太白镇，在与敌“联欢”中乘其不备，击毙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缴获该营全部枪械弹药，创建南梁游击队，在陇东地区打响了向国民党武装进攻的第一枪。

1931年

5月上旬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隰县辛庄组建，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党委书记杨重远。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红军部队。

9月 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围剿”下西渡黄河，转入陕北，改称中国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阎红彦任支队长，吴岱峰任副支队长，杨重远任政委。

10月20日 陕北支队到达南梁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武装会师。

1932年

1月 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会合，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全军七百余人。

2月12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中共旬邑县特支代表第五伯昌将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旗帜授给谢子长。

12月24日 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共二百余人。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吴岱峰任红二团二连连长。

1933年

夏 红26军政委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部队在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吴岱峰等率余部退入秦岭山区，坚持斗争五十余天后返回照金。

10月 敌人进攻薛家寨。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吴岱峰率部坚守，因叛徒告密，被迫从东侧悬崖突围，薛家寨失守。

11月3日至5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

11月8日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师长王泰吉，政委刘志丹。

1934年

7月8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

9月 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成立。1935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

11月7日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甘肃华池县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采用“豆选”方式。

1935年

2月 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

2月21日 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三十八岁。临终前嘱咐“一定要让同志们吃好些”。

9月15日 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次日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9月18日 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红二十六军改编为第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第八十一师。

9月至10月 西北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人被逮捕关押，二百余名领导干部罹难。吴岱峰因在外执行任务暂未被捕。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主席紧急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获释。

11月 直罗镇战役。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协同作战，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毛主席称此役为“给党中央的奠基礼”。

1936年

2月至4月 红军东征。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随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

4月14日 刘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三岁。弥留之际只说了一句话：要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牺牲时身上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

4月24日 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周恩来亲扶灵柩，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山坡上。

5月 红军西征。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一万三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向陕甘宁三省边界进军。

10月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吴岱峰率红军学校随军西征，在战火中坚持办学。

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对外公开名义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

1937年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〇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陕北红军分别编入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一五师。全军编制四万五千人。

8月至9月 八路军各部在渭北三原、泾阳、富平等地集结改编，誓师后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西北红军的历史使命完成，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

主要人物生卒简表

姓名 生卒年 籍贯 主要职务

谢子长 1897—1935 陕西安定 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西北军委主席

刘志丹 1903—1936 陕西保安 红26军参谋长、红28军军长

吴岱峰 1903—2005 陕西安定 晋西游击队副大队长、红26军三团团长

习仲勋 1913—2002 陕西富平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张汉民 1903—1928 陕西 中共党员、兵运工作者

魏野畴 1898—1928 陕西兴平 皖北党组织负责人

赵铁柱 1905—1933 陕西横山 红军战士（小说虚构人物）

柳长河 1919—1933 陕西清涧 红军战士（小说虚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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