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起义，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由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动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和湘南地区工农群众和学生的支持配合下，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武装起义。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毛泽东同志未能亲自领导和指挥当时的湘南起义并被中共中央问责，党史界一直对毛泽东与湘南起义的关系研究很少，有时甚至讳莫如深，不愿或不敢涉及。其实，毛泽东同志对湘南起义一直高度关注。在湘南起义中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一、亲自创建湘南地方党的基层组织，为湘南起义播洒了最早的革命火种

      “五四”运动期间，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热朝。郴州宜章人邓中夏和倪品真丶陈锡等以北京学联代表身份回湘，配合毛泽东、彭璜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在全国学联和省学联的影响下，衡阳学界在夏明翰（衡阳人）、将先云（新田人）、黄静源（郴县人）等人的组织下，于1919年6月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参加湘南学联的有湖南省立三师、省立三中、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及蒸湘中学、成章中学、道南中学等湘南34县学校。湘南学联是中共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湘南地区革命运动中心，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为我国民主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被誉为“湘南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重视党组织和根据地建设，注重宣传发动群众。他对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高度重视，从1921年10月至1925年8月，先后四次到衡阳指导革命，其中两次住湘南学联。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长沙建立湖南支部，毛泽东任支部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湖南支部成立后，慎重地吸收长沙的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随后，毛泽东立即赶赴湘南衡阳，于10月中旬由夏明翰、贺恕等陪同溯湘江而上来到衡阳，住湘南学联，在省立三师研究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的问题，还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讲演。发展“心社”成员蒋先云、黄静源、蒋啸青（耒阳人）、唐朝英（嘉禾人）四人入党，亲手创建了衡阳及湘南第一个党小组一一中共湖南省立三师小组。1922年2月，毛泽东又一次到衡阳宣布湖南省立三师支部成立，统归湖南支部领导，这是湘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1922年4月底5月初，毛泽东同志和夏曦、彭平之由长沙到常宁水口山，了解铅锌矿工人情况。随后又到衡阳省立三师了解建党建团情况，介绍宜章人高静山等入党，并在省立三师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演讲。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社会主义。当年在省立三师读书的张际春，在1964年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中说:1922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曾先执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志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演讲历时约两个小时。这一次演讲对于三师同学来说，不是一般的演讲，而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启蒙和教诲。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三人由长沙动身赴广州，先乘火车至株洲，从株洲坐民船到衡阳，又一次来到湘南学联指导革命活动。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然后改为徒步，经耒阳、资兴、郴州、宜章等地。在宜章会见了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中共宜章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高静山。毛泽东和高静山促膝交谈，评价高静山在省立三师领导的学生运动很有影响，还询问他回乡后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对高静山的工作非常满意，并指示要抓好农会工作，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民运动，共产党才有强大的支持力量。毛泽东还拿出他撰写的拟在农讲所讲授的农村阶级状况调查报告初稿给高静山看，并虚心征求他的意见。关于毛泽东从长沙到广州一路行程情况，当年与毛泽东同行的周振岳在1974年有一段回忆。他说: 毛主席很喜欢写东西，路上一休息就打开小铜墨盒子，用毛笔写起来。走到宜章又住了一晚。高静山告诉毛主席，这几天路上不太好走，赵恒惕的兵在到处搜索。前几天就抓走了3个学生杀害了。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他在路上写的东西烧掉了。从宜章我们走到了坪石，然后又到了韶关。在韶关我们见到了屈子健。我们到了车站遇到一个老乡要到广州，正好没有路费，毛主席就答应给他钱，让老乡到广州。

      在湘南起义前夕，毛泽东同志不辞辛劳，亲自深入湘南各地，了解工农群众状况，宣传发动工农群众，鼓动工农运动，为指导湘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尤其重视对进步青年学生的培养，充分发挥青年学生在革命斗争中的生力军作用，曾先后四次到湘南学联、省立三师等地，开展党建活动，培养党员骨干，宣讲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火种。他亲手创建的中共省立三师小组和省立三师支部，是湘南大地第一面红色旗帜，是衡阳和湘南地区党组织的源头。随后，大批党员分赴湘南各地创建党的基层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对推动湘南24县的建党建团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后来湘南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同志早期在湘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为湘南起义传播了源源不断的革命火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为湘南起义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据统计，当时湘南地区革命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24个县中，县委主要负责人绝大部分是湘南学联的学生，红四军8个团的团长和党代表16人，其中湘南学联学生占有9人。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对湘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团组织的建立，革命骨干的培养，工农运动的兴起以及整个湘南革命运动的开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亲自制定《湘南运动大纲》，对湘南起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残酷的现实唤醒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必须拿起武器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27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

      其实，中央决定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是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之前。当时李立三等奉派江西九江，他们根据叶、贺部队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报请中央批准先在南昌发动军事起义，于是南昌起义便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实际上，早在七月初，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委派陈东日、武文元等军事干部来到湘南汝城，组建驻汝城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和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以汝城为中心的湘南革命，中共广东省委还委派了任卓宣来汝城协助训练和指挥。7月12日，临时中央已计划在湘鄂赣粤四省，利用秋收时节农村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发动暴动。这时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央特意把毛泽东暂时留在武汉，委托他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情况，筹划湖南的秋收起义。7月底（文件标注为8月），毛泽东在武汉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也称《湘南暴动大纲》。8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融入和吸收了《湘南运动大纲》主要內容和精神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暴动大纲》，并明确提出:特委由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组成，毛泽东任书记。8月7日，临时中央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抽调部队到湘南组织秋收暴动给前敌委员会（指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再次确认:党內由毛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湘南运动大纲》产生后，经中央批准作为行动纲领，发至湖南、江西、广东省委，中央还给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下发了指示信。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军要员大都了解《大纲》精神。虽然后来《湘南运动大纲》未能如期实施，但客观上仍然对湘南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湘南运动大纲》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实行革命武装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军事割据”，即以正规军队力量为支撑，以工农运动为主体，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一一农村边界山区实行武装割据。《大纲》指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毛泽东没有选择湘南重镇衡阳、郴州，而选择了地处偏远山区的汝城，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此时已有“上山”思想。早在1926年6月下旬回湖南担任省委书记时，他就已经对湖南各县工农武装作了必要时“上山”的安排，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有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夏，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这种农村割据、不主张攻打城市的“上山”思想，越到后来越清晰、越成熟，秋收起义时不主张攻打长沙，湘南起义不主张攻打郴州、衡阳，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毛泽东选择汝城作为发动湘南特别运动实行军事割据的中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汝城县是湘粤赣三省交界处，便于三省革命军队互相配合呼应，退可以背靠桂东、崇义、井冈山等深山老林，进可以攻击郴州、衡阳、赣州、韶关等中心城市。同时汝城地方党组织坚强有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当时还聚集了湘南和广东东江的农军。汝城革命势力強大，被誉为“新湖南”。由于中央将《大纲》广为传播，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去向，后来率部甩掉敌人，隐蔽北上，直奔汝城，便是证明。

      同时，毛泽东所讲的“暴动”与当时中央一再强调的“暴动”思想也有所不同。中央墨守苏联经验，以暴动作为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以暴动成败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一讲暴动，必然要以城市为中心，即使是在农村地区组织暴动，也要“在暴动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毛泽东的《大纲》却指出:“使唐（生智）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迅速分化”“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强调通过武装割据扩大政治影响，逐步瓦解反动政权，而没有要求夺取中心城市和整个湘南或湖南的政权。从湘南起义过程的特点看，无论从暴动的内容还是形式，都能明显感觉湘南起义与《大纲》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明显感觉到湘南起义受到《大纲》的影响和启示，甚至可以说，湘南起义是在《湘南运动大纲》指导下的一次伟大革命实践。《湘南运动大纲》反映出毛泽东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初设想，即主张通过枪杆子的力量，在农村边界山区实行武装割据，逐步发展革命力量，瓦解反动政权。《大纲》中所闪现的智慧火花，毛泽东通过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革命实践和经验教训，最终发展成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至于后来毛泽东未能按照《湘南运动大纲》亲自领导和指挥湘南起义，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和湖南新省委都要求“湖南全省暴动”。当时，国民党内大佬內讧，宁汉政府对峙，冯玉祥投汪，桂系逼宫，湖南唐生智率部东征讨蒋，叛将许克祥被击退至广东韶关连县，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野，敌军在湖南的力量比较薄弱。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力主“湖南全省暴动”，并将暴动分为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以宝庆为中心。这是8月19日新湖南省委委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內容，实际上等于换了一种方式否定了毛泽东受中央委托起草的《湘南运动大纲》。8月下旬中央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出: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其中“以长沙为中心，推翻湖南省政府，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与彭公达关于“湖南全省暴动”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也显示出当时中央在决定湖南秋收暴动区域范围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毛泽东以“汝城县为中心”的农村军事割据的主张事实上已经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始终坚持缩小区域范围的暴动计划，他认为从党的力量和经济力量考虑，“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不主张攻打长沙、衡阳等中心城市。毛泽东虽然暂时放弃了“以汝城县为中心”割据湘南的计划，但他还是作了如果湘中暴动失利退向湘南的准备。攻打长沙失败后，9月17日在《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中明确提出:“议决退往湘南”。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不顾余洒度等人的反对，自文家市起一直坚持南下，经过长途跋涉，直抵酃县水口，接近桂东、汝城，意在再次探索割据“以汝城县为中心”的湘南暴动的可能性。当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失败于潮汕，汝城农军也被范石生部所击败，广东惠潮梅农军溃散，突围出来的汝城农军及宜章农军已退至江西崇义、上犹等地，且汝城的反动势力相当強大。毛泽东才决计率领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深山老林中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亲自派人联络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军，为支援和策应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对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后来的湘南起义农军的去向高度重视，当然朱德、陈毅对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的下落也十分关注。据有关党史资料记载，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和朱德曾5次取得相互联系，其中3次是毛泽东主动派人取得联系的:1927年10月12日，毛泽东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打听南昌起义部队下落;1927年11月，朱德、陈毅在赣南上犹县派毛泽覃到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联系，毛泽覃在宁冈茅坪见到毛泽东，介绍了南昌起义余部的情况以及朱、陈派他来联系的意向。毛泽东同意毛泽覃留井冈山工作，决定派专人到朱、陈部联系，欢迎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同年12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后，经过辗转周折，在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南昌起义余部，同朱德、陈毅取得联系;同月，张子清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第三营因走错路与同样因走错路的龚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一个连，在赣南崇义县上堡村会合，返回汝城。1928年1月上旬，毛泽东和张子清在遂川县城听取何长工汇报与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部队联络的情况;1928年2月底，毛泽东派毛泽覃率秋收起义部队特务连赶往湘南耒阳与朱德会晤，转达了毛泽东对朱德、陈毅、王尔琢的问侯，双方商讨了井冈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由此可见，朱、毛部队井冈山会师在1927年12月就已经在酝酿计划。这从毛泽东12月18日致信湖南省委可以明确看出。毛泽东提议改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领导机构的意向。信中说: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毛泽东、朱德事先互相派人联络，体现了两军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全局意识，增加了彼此的信任和情感，为后来两军会师和合作共事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传为美谈佳话。

      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已遭破坏，改由湘南特委派周鲁到井冈山传达贯彻上年11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后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取消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把井冈山部队改编为湘南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何挺颖担任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并命令井冈山部队立即离开井冈山前往湘南，支援湘南暴动。周鲁在传达时，误传为中央开除了毛泽东党藉。面对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井冈山部队部分官兵表示极大的不满和愤怒，毛泽东此时表现出了极強忍耐力和大局观念，以宽阔的胸怀忍受着政治上的巨大打击，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党性原则和严格的纪律观念。经过讨论，决定于3月12日井冈山部队离开井冈山到酃县中村集中待命。部队齐集中村后，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带队直入湘南，而是和周鲁长谈一个晚上并获得了周鲁默认，同意井冈山部队在中村休整。在中村期间，毛泽东一方面派出小分队四处侦探敌情，密切关注湘南起义队伍的动向，伺机行动，一方面积极整训部队，宣讲革命形势，帮助指导酃县党组织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插标分田运动。当获悉敌军从四面夹击，朱德、陈毅率大部队已向井冈山方向转移的消息后，毛泽东果断决定，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一路以第一团为左翼，由毛泽东本人和张子清率领，向桂东、汝城方向进发，阻击粤北湘南赣西前来追击围剿之敌，掩护湘南起义军安全向井冈山转移;一路以第二团为右翼，由何长工、袁文才率领，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相机阻击尾追之敌，直接帮助支援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

从3月28日从酃县中村出发，至4月24日在酃县沔渡与朱德、陈毅首次会晤，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给予了湘南农军极大支持。毛泽东率领的第一团主要进行了在桂东大岭击溃何鉴挨护团，在寒冷界和田庄两次打败何其朗部，在汝城县城击退胡凤璋部，在酃县接龙桥打跨张敬兮部等5次比较大的战斗，为湘南农军向井冈山撤退提供了强有力的策应和掩护。同时毛泽东不仅仅指挥行军打仗，还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发展党组织，组织农民暴动，处决地主恶霸，开展插标分田运动，向部队官兵进行革命形势和革命纪律教育，传播了革命火种，壮大了革命力量，提振了革命的声威。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主要进行了在资兴滁口阻击范石生部，在资兴东部白竹盈增援邓允庭率领的郴县农七师一个团击退周崇海部两次大的战斗。尤其是白竹盈战斗，敌第十三军第二师参谋长周崇海率两个团与邓允庭率领的一个团和部分资兴农军，在资兴县城展开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县城失守，退至离县城二三里的老虎山再次失守，敌军一直追至离县城七八里的白竹盈，幸亏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及时赶到，才打退了敌军的猖狂进攻。白竹盈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仅退到彭公庙死亡的重伤者就有一百多人，合葬于丹坳村老垅头，现在当地村民称“红军窝”。部队转移到离县城六十里的彭公庙，湘南特委主要负责人杨福涛、席克思提出向衡阳方向转移，不愿上井冈山。陈毅在彭公庙八角楼主持召开了确定部队最终转移线路的“彭公庙联席会议”，何长工、袁文才代表井冈山部队坚定站在陈毅一边，对湘南特委进行了有力驳斥。在陈毅、何长工等的共同努力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一万余湘南农军于4月21日带到了酃县沔渡，与朱德率领从安仁转移的南昌起义军主力会师。陈毅、何长工为护送湘南农军上井冈山转移立下了头功，其中何长工早期下山想方设法、历经周折联络两军会师也立了大功。

      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从3月12日集结酃县中村至5月4日龙冈砻市朱、毛会师，历时50多天（约占湘南起义近二分之一的时间），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面临着湘南、湘东、粤北、赣西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先后有9个师1个教导团的敌军参加会剿，企图用数倍的力量将朱、陈率领的队伍一举歼灭于湘南，情势十分危急。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在离开井冈山前往湘南的50余天时间里，为支援和策应朱、陈部队，先后进行了7次比较大的战斗，为朱、陈部队东撤井冈山扫除了障碍或解除了后顾之忧。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的鼎力支持和策应，朱德、陈毅能否面对湘南特委这个领导机关的強烈反对果断作出向井冈山转移的决定？如果没有毛泽东率领的第一团在汝城两次击败何其朗，一次击退胡凤璋，在酃县打败张敬兮，湘南农军怎么摆脱来自湘南、湘东、粤北、赣西之敌形成的合围之势？如果没有何长工率领的第二团在滁口打退范石生部，在白竹盈及时增援击溃周崇海部，面对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强大敌军，一万余松散缺乏战斗力的湘南农军能否顺利东撤井冈山？后果不堪设想，湘南农军很可能在资兴境内就将被强大的敌军全部剿灭。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保存湘南起义军有生力量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从另一角度说，湘南起义是当时在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统领和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南昌起义部队、湘南农军和秋收起义部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及部分广州起义人员、惠潮梅农军共同参与完成的一次伟大壮举；是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湘粤赣三省五路起义军合作，在湘南大地谱写的一篇极其悲壮的史诗。

四，亲自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保存一万余湘南起义军提供了落脚之地

      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分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转移。1927年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党组织，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同时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队编入工农革命军。1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一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至1928年2月，以宁冈县为中心，包括遂川、永新、酃县、茶陵等县部分地区在內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辟的中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光辉的范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创举和杰出贡献。

      1928年3月，将介石统等调集国民党各路军阀，以数倍于湘南起义军的力量进行会剿，妄图在湘南一带将朱、陈率领的队伍全部剿灭。面对强大的敌人，湘南特委主要负责人固执己见，缺乏大局观念，坚持狭隘的地方主义，要求固守湘南。如果按照当时湘南特委的想法，湘南起义军与强大的敌军决战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大军压境，情况危急，朱德、陈毅已来不及与湘南特委详细商量。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朱德、陈毅只能边撤边做工作，果断作出了向早已与毛泽东联络好的井冈山地区转移的决策。毛泽东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一万多湘南农军和南昌起义余部转移提供了立足之地，无疑为保存这支革命主力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试想，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如果没有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支一万多人的庞大队伍如何落脚，这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如何安身？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土地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照搬“城市中心论”的苏联经验，必须充分重视农村根据地建设。建立一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正如黄仲芳教授在《湘南暴动史要》中所说:湘南暴动失利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没有建立一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黄教授对湘南起义失败原因的总结，可谓一语中的。由于时间紧迫和敌情严重等原因，湘南起义沒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直到后来湘南也只建立了游击区），一遇強敌的进攻便进退两难，几乎没有选择的退路，只能向井冈山转移这一条退路了。黄仲芳教授还指出:汝城、桂东一带，大山环绕，连绵起伏，党和群众的基础好，在这里建一块革命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党处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初创阶段，全党的目光都投向了苏联，迷恋“以城市为中心”的苏联摸式，沒有几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没有几人能有毛泽东那样的大格局、大情怀、大担当。毛泽东同志通过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吸收各地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相结合，成为了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取得成功功的主要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和实践，确实先人一步，高人一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伟大战略思想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革命实践，不仅挽救了湘南起义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