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红军内部惊险的三个“一”
胥全迎
今年的十月，是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在这波澜壮阔的万里长征之路，前有围堵，后有追击；上有飞机轰炸，下有雪山草地，充满了腥风血雨，更充满了各种惊险。在这里，我回顾一下：长征路上红军内部惊险的三个“一”。
遵义会议的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是由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投出的，对中国革命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湘江战役惨败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部队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指战员普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产生不满。
长征途中，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行军的毛泽东，同样带伤的王稼祥和步行跟随的张闻天三人，一路边走边交流，逐步就纠正左倾军事错误、改换军事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此前连续的反围剿失败和初期长征的重大损失，让党内高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回到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上，红军才能摆脱覆灭的命运。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王稼祥腹部重伤未愈，疼得坐不住，只能躺在藤椅上参会，全程忍着剧痛参与讨论。
现存公开的遵义会议史料中，没有保存完整的正式唱票计票记录，“关键一票”的说法并不是指常规选举里的单独一票，而是对王稼祥最早、最明确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这一行为的历史概括。
更重要的是，王稼祥也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二十八个半”的人物之一。这关键一票之所以分量重，是因为当时会议陷入僵局，王稼祥带伤发言，直截了当、旗帜鲜明，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并提议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他的这一票非常关键，打破了会议上的僵持局面，带动更多参会人员站出来支持正确的军事路线。直接推动了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军事指挥岗位，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让极度危急中的红军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航向，为后续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完成长征胜利打下了关键基础，成为党和红军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我还要提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如果没有王稼祥的坚持，毛主席可能参加不了红军长征。
红军刚刚准备长征时，随军转移干部名单里是没有毛主席的。王稼祥一看就跑去质问博古：博古，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西征转移不带毛泽东？博古漫不经心地说道：毛泽东既然是苏维埃主席就应该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王稼祥反击道：正因为毛主席是苏维埃的主席和红军的缔造者，他就应该随军转移，红军没有毛主席就好像没有主心骨，如果你们不带毛主席西征，八万红军将土也不会答应的！
在王稼祥和周恩来的努力下，博古才答应毛主席随军西征。
苟坝的一盏马灯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部队行进至土城附近，遭到川军阻击。于是，红军调头西进，渡过赤水，到川滇边境的扎西地域休整、缩编，拟寻机渡过金沙江去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敌军为阻止红军北上渡江，调集重兵对红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
为扭转局势、跳出敌之包围圈，毛泽东主张回师敌人兵力暂时空虚的黔北地区。于是，红军二渡赤水，激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在被称为遵义战役的作战中，红军重创敌中央军两个师、黔军 8 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高层领导干部及广大战士的士气。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城“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军部队。
3月10日1时，在平正、干溪一线活动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每个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开 20 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自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正是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引发了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
3月10日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后，张闻天当即召集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 20 多人讨论。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争论很激烈。在遵义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大家希望多打胜仗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得生存，再图发展。所以，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
会议争论不休，毛泽东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进行抗争，但还是说服不了大家。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只好搞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进攻打鼓新场的意见通过了。
请注意：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
当日深夜，毛泽东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又去找到周恩来，力陈己见：我们不能朝敌军的“口袋”里钻，否则，会全军覆没。
正在拟写作战命令的周恩来被感动，被说服，答应延迟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明天再讨论。
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时又传来情报：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合围而来，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会议一致同意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本来苟坝会议到此可以结束了，但囿于张闻天接替博古后，每遇战事都要召集20多人开会讨论，往往争论不休，又贻误战机。毛泽东据此提议成立由几个人参加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一提议立即获得周恩来、张闻天的赞同。
3月12日，张闻天在遵义县苟坝村“新房子”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该提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苟坝会议最重要的意义：是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机制，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成为“新三人团”的核心。从此，毛泽东才真正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下基础，为三渡、四渡赤水的顺利实施，为长征的伟大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我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红军长征的“转”。而苟坝会议，才实现了红军乃至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折”。
草地分兵的一封密电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当时，作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自恃兵强势众，公然向党中央争权，并提出种种借口，违抗党中央的北上抗日决定。
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党中央。
据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在台上讲话，译电员进来把一份张国焘发来的电报交到他手里，说“语气很强硬”。叶剑英不动声色地把电报收起来，借故离开会场，跑了大约两公里路赶到毛泽东住的甲吉村。毛泽东看完，用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抄下内容，催叶剑英赶紧回去，别让人发现。叶剑英赶回会场时，陈昌浩还在讲话，没人察觉。
当晚，中央在牙弄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先行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央率部出发。天亮后徐向前才得知消息，参谋长叶剑英也已随队离开。下面部队紧张起来，有人请示怎么办。据《历史的回顾》记载，当时确有人主张采取行动，徐向前的回答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经历，称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一个“最”字，说明当时在他看来，红军自相残杀并非不可能。
根据后来多方回忆和官方资料，张国焘为了阻止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命令李特带人“追赶中央纵队，劝阻其北上”。如果“劝阻”不成，就要“采取必要措施”。
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奉张国焘之命，率员追赶中央与毛泽东。现场剑拔弩张，形势危急。那个给红军造成的重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此时都站了出来，与李特对峙。后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
毛主席后来多次提到红军“草地分兵”时说：“ 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同时，高度评价了徐向前：“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时，徐向前说红军不能打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