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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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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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湖南省邵阳市古为宝庆府。书名《宝庆码头》有三层含义：①确指历史上存在于武汉汉口的那片由宝庆人开拓的“宝庆码头”； ②泛指宝庆本土资江、沅水沿岸的各类码头；③ “宝庆码头”是一种精神象征，喻指宝庆人（“宝古佬”）在他乡拼搏立足、开枝散叶的奋斗姿态和生存智慧。故《宝庆码头》既是对一座特定码头历史的钩沉，也是对一片土地水运基因的梳理,更是对一种“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的宝庆精神的追溯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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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飞舟狂涛上 毛板船，这种“一次性”的简陋船只，承载的却是宝庆人闯荡江湖的全部梦想。它如何诞生？如何建造？如何穿越那些九死一生的险滩？答案藏在其粗糙的松木板缝里，藏在船工代代相传的歌谣里。
（一）排筏浮江连湘鄂
（二）乌金煤海出邵阳
（三）毛板探源有新说
（四）造船巧思见筹谋
（五）险滩激浪千丛剑
（六）资江汉水一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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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乐】船工号子（李双江-1981）.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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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险滩激浪千丛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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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江，湖南“湘资沅澧”四水之一，自南向北蜿蜒贯穿湖南中部。其流域山区与丘陵交错，使得河道风貌迥异：山区河段落差大、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汹涌，人称“山河”；丘陵河段落差小、河道开阔，水势平缓浩荡，则称“平河”。从夫夷水与赧水合流的邵阳县双江口算起，至新邵县岣嵝门这段约40千米，是“上山河”；从岣嵝门、筱溪到安化润溪这段约120千米，便是宽阔的“平河”；润溪以下，则再次进入险峻的“下山河”。放毛板船，不惧平河，而畏山河。
且看“山河”中的枞树滩，也称铜柱滩,其水势正如光绪《邵阳县乡土志》所载：“资水在铜柱滩，两山对峙，溪流湍急，势如建瓴，行舟多碎……西北五里，到清溪滩，水亦湍急，遇涨水时，水溅岩上，雷转空山，其险不减铜柱。”古人为了指引舟楫，曾在铜柱滩立下铜柱，既作航标，也方便逆流时船只拉纤借力。类似的做法，在新化游家湾的良基滩等地也能见到。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追溯毛板船起源时提到的，放行毛板必须等待涨水时机。在此之前，煤工们已肩挑船载，将散落在河边的毛板船逐一装满。这种船设有20个舱位，装煤很有讲究，需装得两边沉、中间空；两头满，中间虚。如此安排，方能利用煤炭的重力撑满船板间的缝隙，防止漏水；同时载重也不能过多，否则吃水过深，不是被大浪掀翻，便是触礁撞得粉碎。偏偏山河一段暗礁密布，涨水时更常隐没于水下，若非经验老到、熟稔河道的舵工掌舵，根本无法避开。因此船工间流传着一句话：“船进山河好比人进杀场。”每遇险滩，舵工必正襟危坐,紧握船舵；水手们也屏息凝神，协调一致奋力划桨。唯有这般全神贯注、众志成城，才可能闯过倾覆之劫。
船工们通常水性极好，平常翻船，浮游脱身并非难事。可一旦毛板船倾覆，那简直就是一场生死大劫。《大梅山研究》中几位老船工的话，道尽了其中的凶险：
①“毛板船危险性大，行船时绝对不可以碰礁，一碰到石头就会变为一河黑水，有时连水手的生命都危险，当然会水者占优势。”（谢益生）
②“毛板船翻了，船板借着巨大的浮力从船底冲上来，冲出好高，伤到人就不得了了。”（段绍庭）
③“翻船的时候要向上水逃命，如果向下水逃命，船上的毛板像刀一样从水里射出来，能将人捅个对穿，人被捅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们大队（村）的一个人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周述用)
④“我们这里放毛板船的很多，很多人都死在毛板船上了。如果柘溪水电站不修，毛板船要多放很多年，那就要多很多寡妇和孤儿。”（周继学）
何以如此凶险？根源正在于毛板船独特的结构。它的船板薄如蛋壳，若在平地上装满一船煤炭，船体自身便会散架；唯有在水中装载，煤炭的重力向外排开水体，水的反作用力（浮力）才会向内挤压船板，将整条船紧紧“箍”住。同时，满舱的煤炭也“撑”住了船板，抵抗着外部水压，这便是“炭是撑，水是箍”的道理。但这般脆弱的平衡稍受撞击便告崩溃：船板碎裂，沉重的煤炭瞬间泄出，失去煤炭重力对抗后，巨大的水压立刻将原本被“箍”住的轻薄船板向上猛烈冲起。周述用形容船板“像刀一样从水里射出来”，可见其冲击力何等骇人。更有甚者，当数十上百吨的船体瞬间沉没，原本被其占据的巨大空间会引发水流猛烈倒灌，形成强大漩涡。置身其中，纵使未被迸射的船板击中，也极易被这狂暴的涡流卷入水底，难以生还。血肉之躯，焉能抵挡？
放毛板船的凶险，还在于它的难以操控。一般而言，毛板船从邵阳到益阳渡湖之前都不加帆，所以操控它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人力，而在汹涌的“毛板水”和“端午水”中，人力也只得望洋兴叹，这方面的惨祸可以说不胜枚举。例如，1947年邵阳的《小阳春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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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四月）四日有杨姓全族百余人，前往远处坟山挂扫，由离城十五里之大洋江横渡资水，时正资水暴涨之时，麻溪沙塘湾一带之毛板，大批向汉口开拔。杨姓人所渡之船，正与另一毛板相碰，结果因毛板既大，载量又重，将杨姓之渡船撞翻，该船所载之四十余人，全体落水，幸救护船赶至，救出大批、另有十七人，被洪水冲沉，惨遭灭顶。迄至今晨止,尚有尸首八具，未曾捞获，死者家属无[不]悲痛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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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10日《小阳春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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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份深人骨髓的恐惧，便不难想象，围绕着放毛板船这一行当，何以衍生出如此繁多的禁忌与虔诚的神灵崇拜。邹息云在《毛板船与宝庆码头》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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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最讲究忌讳，绝对不能讲不吉利的字。翻、打、滚、烂、沉、洗、问……要用别的字代替。例如：翻个边要讲拨个边；打牌要讲抹牌；洗脸要讲抹面；水滚了要讲水开了；烂了讲霉了；新化城里要讲新化浮(pao）里。新化话讲淹死叫“问”死，因此连“问答”的“问”也避讳为“聘”，我问你讲成我聘你，“请问”讲成“请聘”等。船工不仅在船上忌讳这些字，回到家里也忌讳不讲。久而久之，家属们习惯了，连沿河人家以及沿河的市镇店铺都养成了忌讳这些字的习惯，至今有些年纪大的仍旧习惯性地不用那些忌讳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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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祭祀。毛板船一路航行，对神明的敬拜贯穿始终：从邵阳放船时，先拜水府菩萨；行至铜柱滩，则祭拜志公爷爷；到了辖神庙，要敬辖公爷爷；过泥滩时，又得供奉楠木爷爷。途中每遇险滩，船工们还会大把大把地将米抛入河中，请菩萨享用。除了航行时的祭拜，平日船工们信奉的神灵也不少，诸如杨泗、镇江王爷（王公爷爷）、龙王、萧天任、魏公等。
这些水神各有渊源。
杨泗，据传是两宋之交洞庭湖起义领袖杨幺。他领导的起义声势浩大，其起义事迹为《水浒传》提供了描写八百里梁山泊、一百单八好汉的蓝本。他死后更被尊为水神，在湖湘地区广受信奉。远至武汉鹦鹉洲的“杨泗庙”，便是由宝庆商人带去的信仰。
镇江王爷（王公爷爷）是舵工师傅特别敬奉的神祇，神位常设在城隍庙里。传说其形象是个孩童，生日在六月初六。故事说他生前调皮，常去拔船钉害人沉船，其父一怒之下将他投入河中—或许是“凶死者能作威作福”的观念，人们竟也将他奉为了神明。
龙王，作为传说中能翻江倒海、居于水府的神灵，行船祭祀自属当然。宝庆各地的龙王信仰颇为兴旺，祭祀对象还有青龙、黄龙、白龙、红龙、战北、少白等细分的龙王。
萧天任，相传是曾在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飓风中显灵的水神，被朝廷封为“英佑侯”。邵阳人专门为之修建水府庙供奉，或称其为“水府菩萨”“水府庙爷爷”。毛板船启航前，必至此庙以“枚卜”（一种占卜方式）问吉；平安归来后，则要设宴酬神。当年庙中戏台常由大毛板商斥巨资连台唱戏，岸上万人围观，热闹非凡，水边歌声袅袅，融入江风春月之中。
魏公，这位神灵的来历更有意思。他是由人死而成神，并且就是宝庆本地人，生前正是一位“排古佬”（放排工）。据《益阳的故事》载，他在同治年间驾排去汉口，途经益阳时与人斗法，能死而复生，还能用扁担定住江水，因此被尊奉为神。
昔者刘禹锡有诗云：“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说来令人感叹，同治年间已是相当晚近的时代，魏公这样生活在其时的人物，竟能迅速被乡人尊奉为神，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对活人的崇拜与敬畏。这有一个显例，便是道咸年间双峰县甘棠铺人朱太祥。他在邵阳开设“玉和庄”专营毛板船运输，因商致富，又因富而贵，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并在太平军兴时助战湘军，声望极高。据说朱太祥放的毛板船事故少、收益丰，令同行羡慕不已。当时许多人相信他冥冥中必得神佑，甚至流传一种说法：谁家放毛板船，只要能说服朱太祥开口允诺在其中占一份（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此船便定能平安抵达汉口。这般尊崇，几与敬神无异了。
人们如此虔诚地崇神拜鬼，究其动机，除了朴素的宗教信仰，核心不外乎“恐惧”与“求利”两端。恐惧源于资江放毛板船的凶险万状，九死一生；求利则是因为在这场贸易中，除了凶险的水道，还充斥着大量人力难以掌控的变数——我们或可称之为偶然与巧合，但在前人看来，往往归因于“运气”或“冥冥中的定数”。
试举两例。
清末邵阳的姚光清（一作姚光钦），有次在汉口销售煤炭并拆卖毛板船时，发现船底一个松节洞竟被嵌入的卵石恰好堵住，侥幸避免了沉船。后来舵工回忆，船过酸枣滩时曾撞了一下，恰恰卡住了这块石头。此事纯属偶然，但当时人未必不视作天意眷顾。
又如苗儿塘（位于今邵阳市北塔区）的刘益芳，一次洪水暴涨，船只泊于宝庆泥湾。他本想解缆另寻泊处，终因漩涡汹涌，无法操控，只得任船漂流。结果仅三天时间，船竟安然抵达益阳，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时人无法解释，归之于泥湾水府爷的保佑。这突如其来的顺遂，在惊涛骇浪的放毛板船历史中，显得格外神奇。
由此可见，正是这些人力无法预测、无力改变的重重风险与偶然机遇交织在一起，使得放毛板成了一场充满巨大诱惑与极端危险的惊世“游戏”。参与其中的商户们，在一夜暴富与一夕破产之间，尝尽了命运的跌宕与人情的冷暖；而那些驾船的舵师与水手们，则真正是“以生命向天索食”，凭着不顾生死的意志与汹涌的江水搏命相争。年复一年，从宝庆驶向汉口的毛板船，就这样无声地改变着无数人的命运，上演着一幕幕或慷慨悲壮、或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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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大石朱氏七修族谱》中关于朱太祥、朱岚暄兄弟的记载。朱太祥在族谱中名增志，朱岚暄为增华。朱家世业毛板，为一方巨富，对筹办湘军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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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江汉水一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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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船人是三仙（生）：顺风走水，悠闲自在是神仙；逆水背纤，四脚落地是畜生；上岸整装，逛游像先生。”这首流传于新化沙塘湾一带的民谣，形象地道出了毛板船从业者的生存百态。然而，在这看似粗犷的调侃背后,是一场牵动整个资江中下游流域、跨越百年的宏大博弈。参与者形形色色，所求各异，命运亦随之跌宕起伏。
对于雄踞在邵阳、新化等地的煤庄老板们而言，放毛板船无异于一场场精心算计却又充满未知的豪赌。《新化大事记》记载：“十条毛板船下水，七条到汉，即足获利。”事实上，在我们查阅资料和寻访故老过程中，得知的更确切的情况是：十条毛板船中只要有三艘能到武汉，便足以获利。那么，煤庄、毛板船庄老板们即秉承着一条残酷的盈亏法则：毛板船的结构，不足以抵抗大浪、不足以应付礁石、不足以对抗湖风，它的设计之初就是将“船翻炭沉”或“船毁人亡”考虑进去的，只要资本足够支撑大规模的放船，那么巨大的利润空间就足以覆盖沉船损失。这驱动着他们前赴后继。如新化沙塘湾首富张声润（两茂盛老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船只数量多，一年发出去的毛板船就有三十多艘。然而，即便如他这般的大商贾，也难逃江神的戏弄。“有一年他家在一次大水中，开发出三艘毛板船，全部让王爷公公呷红了（即触礁沉没）。”打击接踵而至,“大年初一,一艘红炭船停泊在码头前，突然沉浸”，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但资本的韧性与逐利的本能,使得“没过几年，首富户又重操旧业”。这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景象，正是毛板船贸易高风险高回报特性的最生动注脚。如前文所叙的姚光清，既开福昌当铺，又开采煤矿，又年放毛板船300至400艘，交易额120万两银圆，还兼营“瑞生”锅厂、盐铺、衣庄，是当时邵阳商业巨子。如刘益芳每年放船200余艘，亦称显赫一时。这些豪商巨贾的存在，激励着更多商人和资本投身其中，许多毛板船商人纵已倾家荡产，仍千方百计去借贷，想要重振家业。
毛板船的兴盛，绝非仅是豪商巨贾的独角戏，也是宝庆资江沿岸千家万户的生计所系。正如地方文史摹绘的毛板船主要基地新化沙塘的鼎盛图景：沙塘湾、麻溪、炉埠等地因煤运而崛起，店铺林立，号称“小上海”“小南京”。这繁荣的背后，是数以万计以此为生的人们：挖煤的“窑古子”在黑暗的井下挥汗如雨；肩负重担的脚夫（“担脚佬”）穿梭于矿山与码头之间，将煤炭一担担挑上毛板船；船厂的工匠挥汗打造着下一次航行的载体；铁匠铺里叮当作响，锻造着维系船体的铁钉；篾工精心编织着遮风挡雨的船篷；专营毛板船篷的竹篷厂出售船板的木坊应运而生。甚至砂罐生意也因煤铁运输的红火而兴盛,流传着“一担砂波锣，两头贴地拖；摔烂一头货，回本还有多”的民谣。南杂店、酒店、客栈、屠坊、染坊、药店等服务业商铺随之兴旺。沙塘湾一带“80%的男人都是以驾船为生”，妇女则在家纺纱持家。毛板船贸易的脉搏，牵动着整个地域的经济心跳，无数家庭“靠两根扁担维持生计”--一根是挑煤的“硬扁担”，一根是拉纤的“软扁担”。这繁荣，是汗水与风险浇灌出来的果实。有时候，这样的拼搏也能改变命运，如邵阳新渡口、渡头桥等地有许多家族世代做毛板船，一艘船建造需500光洋，收钱后采购木材、砍伐加工、顺水放排、请船工造船，船造好了往往还颇有盈余。假若造船致富，进而自家也运煤炭去汉口，赚钱更多，就能一跃而变为毛板商。
但是，不管是毛板船商还是造船匠、窑古子、脚夫，都还只算参与了毛板船贸易的“准备工作”，真正驾驭这“半边蛋壳”挑战千里激流的，是那些经验丰富的舵师（“舵公”）和身强力壮的水手（“弟兄”或“褡褙子”），他们才是这场贸易中最需直面生死的勇士。
舵工的技术和经验直接关系到放毛板船的成败，他们综合河水的上涨程度、流速和载煤的重量来决定开船时间，早了船发不出去，中途搁浅在江里；晚了遇上急流，船只冲荡难驭；再晚了开始退水，船还是到不了益阳。其间的区别,往往只是前后一两天，而判断的征兆，又只是水淹过某块砖面、风吹起几条布带而已，需要日积月累的敏锐观察力才行。到了可以开船的时节，舵师雇请水手，祭拜菩萨，开船掌舵，资江过了平河到山河后，险滩特多，舵师需要一面看风向水流指挥行船，一面靠着《资水滩歌》等口口相传的词句来观察航道和“船标”：一座孤峰，一块大石，远方的一座庙，岸边的石柱铜柱等，记得牢、看得准才能提前做足准备；舵师领唱，整船水手齐喊“一噢啊二”“咳嗬”的号子，一口气冲过急流，避开险滩，才有望有惊无险地到达目的地。因此，毛板商都争相雇请第一流的舵师，有的是靠施舍小恩小惠当人情，笼络舵师为自己服务；有的毛板商财力充足，就干脆长期雇用舵师，彼此结成商业契约。舵师待遇较好，如果他们到益阳不再去汉口，则乘坐四人大轿舒舒服服地返回邵阳。舵师的收入也相当可观，只到益阳就有十六到二十担谷(或按时价折银圆），到汉口更多，一年放三到四次毛板船,收入五六十担,可以优哉游哉养活全家了——不过，舵师的声誉因此非常紧要，他只要出了一次事，就拿不到任何报酬，而且饭碗彻底摔破，以后也不会有人再雇他。
相比于舵师，水手无须对毛板船出事负责，他们要做的只是听从舵师的命令，付出远远超过舵师的辛苦劳动。一般而言，毛板船大码子是八名水手，小码子六名，这些水手由舵师推荐、老板决定，往往都是和舵师沾亲带故且力气大、技术好的人。他们靠着木桨吃饭，进入山河段拼命划桨，因为不管是从邵阳还是新化发出，毛板船直到益阳为止都是不装帆的。唯一的动力就是水手们手里的船桨，桨划得快,船才开得快，船划不动，有时候错过了风信水势，就只能泊在新化、安化的回湾里，等待下一趟河水再开。那时候船上就只留下“长守”看船，其他的水手徒步走回邵阳，狼狈至极。即使一切顺利，相比于舵师每趟几十担谷子的收入，水手一次不过一到两担谷，或一百五十斤米。除此以外，就只有在邵阳开船时、到益阳泊船时可以得到每人半斤肉、一壶酒的慰劳，其余时候生活艰苦。开船时船上往往准备了大米，所以一路上饭不限量，菜就只有一个。返回时，还剩下大米就分给水手作徒步回家的盘缠；要是和舵师关系好，也有机会帮他抬轿子，或者在他的介绍下一路给其他的船拉纤，边做工边往回走，才能再多赚几个子。与上文所叙的翻船时的凶险和船工要付出的劳力相比，这些收益简直可谓是“血汗钱”，但为了养活家人，他们又不得不以身犯险。毛板船贸易的兴旺，就恰恰是建立在压榨水手、船工的血汗之上的。数百年来，无数的水手们的艰辛、痛苦无从得知，浩荡资水下埋葬了多少白骨也无从可数，只在《资水滩歌》里有几句歌词，可看作代这些不幸且伟大的劳动人民的表白：“水过滩头声声急，船到江心步步难。谁知船工苦与乐，资水滩歌唱不完。”“解下搭背算完账，卷起铺盖回家乡。碎银买点小礼物，一家大小喜洋洋。一路时新枕边讲，梦里滩歌长又长。”
毛板船贸易盛行百年，其影响远超单纯的经济往来的频繁，在历史的河道中冲刷出两个深远的意外结果。
其一，打破了宝庆山城的闭塞，架起了文化交融的桥梁。毛板船不仅是货物的载体，更是人员、信息、观念流动的通道。梅山地区的商人、船工频繁往来于资江与汉水之间，深入武汉、益阳等发达地区。他们不仅带出去了煤炭、铁器、土纸，也带回了外界的见闻、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先进的生产技术。这种交流促使宝庆地区的语言、建筑风格、生活习俗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打破了僻居湘中一隅的闭塞局面，加速了其与外部主流文化的融合进程。更重要的是，这条水路为宝庆才俊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打开了大门。清末民初，不少胸怀大志的宝庆子弟，正是沿着这条父兄们用血汗开辟的水路（即使他们本人未必乘坐毛板船）走出大山，接受新学，投身时代洪流。宝庆邹氏家族在武昌创办“亚新地学社”,开近代地图出版之先河；蔡锷、石醉六等革命志士，或经由汉口走向全国的革命舞台，或在此为救国图存而奋斗，这些都与毛板船时代打通的交通脉络和积累的人脉、开阔的视野不无关联。毛板船，无意中成了启蒙与变革的催化剂。
其二，催生了强大的移民群体与地域认同——宝庆帮。无数船工、商贩因毛板船贸易长期滞留或最终定居汉口。年深日久，人口聚集，为在异乡立足谋生并抵御外来竞争，以原宝庆府辖县（主要是邵阳、新化、武冈等地）商人、船工为主体的“宝庆帮”应运而生。他们在汉口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上演了惊心动魄的码头争夺战。最终，宝庆帮在汉口拥有了自己的“宝庆码头”以及后来的“宝庆街巷”，势力延伸至鹦鹉洲、白沙洲、月湖堤等地。这些聚居区不仅成为宝庆移民的家园，更在汉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飞地，其影响力延续至后世。“宝庆帮”的形成与壮大，是毛板船贸易在人口迁徙与社会组织层面结出的最显著的果实，也是湖湘儿女闯荡天下、落地生根的顽强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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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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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档摘录】
（宝郡汉阳毛板船同业公会称）所辖之毛板煤船，板薄钉稀，非同加工精制之船只可比。于千山万水备历艰险中，坦登彼岸者固多，而被舰轮巨浪击沉者亦复不少。损失之大，死亡之众，实属惨目惊心。属会为应国计民生与交通工业之需要，为毛板船安全与商业之发展，对于毛板航行及停泊区域舰轮急驶，白浪滔天，实有请求制止之必要……
忆自光复以来（注：指1945年抗战胜利），在洞庭宝塔洲等处被舰轮激起之惊涛骇浪击沉者计十八艘,本年五月前计七艘……
窃思毛板之自宝庆起运来汉，滩险重重，迄长江洞庭间，甚至于停泊区域而又毁于人为之汹涛巨浪，属会毛板船商均有闻虎色变、裹足不前之慨。若不及早设法获得安全保障，唯有停业株守，公私燃料自虞缺乏，国计民生不无影响……
《函请转饬所属各轮船途遇运煤毛板船时应减低速率以免浪沉由》，湖北省档案馆：LS039-003-0152-018，1947年7月
【解读】
这是一份民国时期交通部长江区航政局以局长王洸名义行文，函请武汉各轮船单位转饬“正副驾驶、正副司机”遵令执行的指示性公函。其要旨是在武汉航段遇宝庆来汉运煤毛板船时，主动减速，避免因航速激起的巨浪造成小船倾覆。文件同时大段摘录了旅汉宝庆毛板船同业公会的陈请，可见此函亦是对业界请愿的正式回应。
档案中最触目的，是毛板船“板薄钉稀”的构造描述。这种为运煤而生的简易船只，敢于穿越“千山万水”，却往往不敌轮船驶过掀起的“人为之汹涛巨浪”。文中列举的数据冰冷而残酷:自1945年至1947年5月，仅因浪沉没的毛板船就达二十五艘。而另一起惨剧尤为具体——1947年5月18日，金口大金山下，三艘兵舰掀起的浪涛竟同时吞噬八艘毛板船，损失高达旧币3亿元。然而，档案的价值不止于陈述苦难，它还传达了更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其一是毛板船运煤对武汉城市生命线的重要性已获官方承认。公会上书时紧扣“国计民生”“交通工业”，当局行文时亦照样抄录，可见毛板船所承运的宝庆煤炭，实为战后武汉复苏不可或缺的能源血脉。
其二是民间商帮的组织力隐露峥嵘。公会并非一味诉苦，而是将自身存亡与城市运转、国家需要相捆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衡之以利，展现出近代商帮在体制内理性抗争的成熟姿态。
其三是填补了许多航行细节。如档案中提及，毛板船遇轮船时应“摇旅”示警。“旅”通旗帜之“旗”字，说明船上会常备一面相当大小的旗帜，摇旗者可能具备一定的旗语沟通能力。而这一点，是我们在传世文献中未曾读到的。
除这份档案外，湖北省档案馆尚保存有多份相关材料，如《宝郡旅汉阳县毛板业同业公会关于航轮疾驰甚于风暴毛板煤船时遭沉没拟具善后办法2项的呈》《湖北省政府关于宝郡旅汉阳毛板业同业公会呈请舰轮限制速率并负责赔偿损失的代电》等。通观其辞，可见宝庆商帮采取持续、集体化的交涉策略来应对传统航运与现代汽机轮并行时期的时代冲突，体现了宝庆商帮的组织与谈判能力，以及在新的变革下努力求生、求存的坚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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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请转饬所属各轮船途遇运煤毛板船时应减速率以免浪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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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龙毅鹏主编《宝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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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龙毅鹏（1968－ ），男，苗族，湖南绥宁人。湖南省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一级调研员。《宝庆码头》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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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