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荒地上种玫瑰的人 ——记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刘记晃老师 文/历史云烟
一、引子：有一种人生，叫“从荒地开始”
1990年的夏天，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背着行囊，走进了新化县一座被废弃的劳改农场。那里没有校门，没有操场，没有像样的教室，只有荒草漫过膝盖的田野，和几排空荡荡的旧监舍。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同样年轻的同事。他们放下行李，拿起锄头，开始了一件与“教师”这个身份看似毫不相干的事——开荒。
这个年轻人叫刘记晃。那一年，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在这片荒地上开启的，不只是职业生涯的第一课，更是一种贯穿一生的生命姿态：在荒芜处播种，在贫瘠里扎根，在无人喝彩的角落，安静地开出花来。
三十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的校园里再次打量这位头发渐白的老师，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他的教育生涯，几乎就是一部“从荒地到花园”的隐喻。而他自己，正是那个在荒地上种玫瑰的人。
二、第一重境界：把身子低到泥土里
刘记晃老师的第一份“教案”，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大地上的。
那时的农业职业学校，条件艰苦到近乎原始。他和同事们开荒整地，种植果树，打井架电，修建母猪场。他亲自饲养几十头乌克兰白母猪和一头杜洛克大种公猪，学会了为母猪诊断医病、接种疫苗、接生，甚至为仔公猪去势。这些事，放在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履历里，都显得有些“魔幻”。但正是这段经历，给了刘记晃老师一种极其珍贵的东西：对劳动的尊重，对底层的理解，对“把事情做成”这件事本身的敬畏。
后来他掌厨学校食堂，让一个亏损的食堂扭亏为盈；再后来他教写作、教语文，深受学生欢迎。表面上看，这些事之间没有逻辑关联，但若往深处想，会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刘记晃老师从来不是一个“只会站讲台”的人。他的教育哲学，从第一天起就带着泥土的温度——你要先成为一个能做事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一个能教人的人。
这让我想起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教育的实质，就在于使一个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去创造自己。”刘记晃老师在荒地上的那两年多，表面上是“被分配”的无奈，实际上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筑基。他用自己的双手证明了一件事：一个真正的好老师，首先要是一个对生活不挑拣、对困难不退缩的人。这种品质，比任何教学技巧都更难传授，也更值得传授。
三、第二重境界：从“下海”到“上岸”，阅历即教材
1998年到2000年，刘记晃老师在湖南师大教育学院脱产进修，担任文学社社长，出版诗集《伤痕玫瑰》。如果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或学者。但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向了另一条路。
进修毕业后，新化一职学校陷入低谷，国家政策鼓励下海，刘记晃老师选择了停薪留职。他做过记者、刊物主编、教辅出版策划及总编、活动文案主笔主管，甚至涉足工程建设。这段“流浪”的日子，听起来有些漂泊，甚至有些辛酸。但如果我们站在教育的角度重新审视，会发现这恰恰是刘记晃老师最独特的一笔“教育资产”。
很多老师一辈子只待在学校，从校门到校门，他们的知识是“干净”的，但也可能是“单薄”的。而刘记晃老师不一样。他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处理过形形色色的事。他吃过亏，也长过见识；他写过文案，也跑过工地。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了他课堂上最鲜活的素材。
当他重新回到讲台，教语文的时候，他的课是“带烟火气”的。他讲一篇课文，能顺手拈来一个社会案例；他讲一个道理，能对应上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把社会阅历“紧紧地融入语文思政教育”，让学生们觉得，语文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理解社会、理解人生的工具。这种教学方式，不是从教参上抄来的，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队实习时的做法。很多老师带队实习，主要管纪律、管安全。但刘记晃老师在学生群里写文章，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针对学生在实习中遇到的认识问题和思想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循循善诱。他打开了许多学生的心结，让绝大部分学生能保质保量完成实习任务。
这让我想起孔子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真正的教育时机，往往出现在学生遇到困惑、感到迷茫的时候。刘记晃老师抓住了这个时机。他不是一个站在岸上指挥的人，而是一个曾经在水里挣扎过、知道水有多深的人。所以他的“循循善诱”，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带着同理心的陪伴。这种教育，是有体温的。
四、第三重境界：让写作成为一束光
刘记晃老师是诗人。他的诗集叫《伤痕玫瑰》，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隐喻——伤痕与玫瑰，痛苦与美好，从来都是并存的。2024年，他与杨文平老师一起主编了诗选集《乡魂》，由华侨出版社出版。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不求名而被人名知的诗人”。这句话听起来谦虚，其实藏着一种清醒：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看见自己。
但更让我感动的，是他把这种“写作的自觉”传递给了学生。
他帮助本班学生培养写作兴趣，也鼓励其他班级的语文老师把学生文章转交给他修改。他指导学生向各类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投稿，在学生中掀起了一股业余写作的热潮。许多学生的作品被采用发表，大大提高了职业学校学生的自信心和写作积极性。
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难。职业学校的很多学生，在过去的学习经历中，可能很少被肯定过。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带着“我不行”的心理走进校门的。而刘记晃老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让学生们发现，自己也可以被看见，自己的文字也可以变成铅字，自己的声音也可以被世界听到。
这种“被看见”的体验，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重要？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效能感”，简单说就是“我相信我能行”。刘记晃老师不是在课堂上空洞地鼓励学生“你们要自信”，而是给了他们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能拿到结果的路径——写文章，投稿，发表。当学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时，那种成就感，比一百句“你真棒”都管用。
他还在工作之余参与学校校报的组稿编辑工作，参与各种文艺比赛活动的评委工作，偶尔在校内举行文学讲座，传授创作经验。这些事情，大多不在他的“岗位职责”里，也不一定能折算成什么工作量。但他做了，而且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但在我看来，他是在用写作这束光，照亮更多学生的路。
五、第四重境界：朴素是最高的师德
刘记晃老师1993年度被县政府记功一次，2019年度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师，也被县政府评为记功。从1990年到2026年，他已经工作了37个年头。
37年，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青丝到白发，从讲台上的新手到学生口中的“老刘”。材料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是同事们眼中最朴素、最和蔼的老者。”朴素，和蔼，老者。这三个词放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极其具体的形象：不张扬，不摆架子，不争名夺利，只是安安静静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做自己能做的事。
这种朴素，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因为朴素意味着不表演。很多人的“好”，是演给别人看的；而刘记晃老师的好，是长在骨子里的。他帮助学生修改作文，不是为了评职称；他带队实习时写文章开导学生，不是为了当先进；他主编诗集，也不是为了出名。他做这些事，只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
材料里还说，他“工作认真，对学生亲切热情又要求严格，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亲切热情，又要求严格，这八个字看起来矛盾，其实统一。亲切是因为他理解学生，严格是因为他相信学生能做得更好。他不是一个只会说“没关系”的老师，而是一个会说“你可以更好”的老师。这种老师，学生毕业多年后想起来，心里是感激的。
他“以身作则，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被称为“灵魂型教师和学者型教师”。“灵魂型”这个词，现在用得不多，但用在他身上恰如其分。因为他教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如何面对生活、如何理解社会、如何成为一个有内在力量的人。这些东西，无法量化，无法考核，但恰恰是教育最核心的部分。
六、尾声：荒地上的玫瑰，开得最久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画面：1990年，一个年轻人站在废弃的劳改农场里，脚下是荒草，手里是锄头。那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教育这条路上走三十七年；更不会想到，那些在荒地上种下的种子，会以另一种形式，在学生的人生里开花结果。
刘记晃老师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重新理解“教师”这个职业的角度。我们常常把教师比作蜡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些比喻都不错，但放在刘记晃老师身上，我觉得最贴切的比喻，还是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个场景：在荒地上种玫瑰。
荒地，意味着条件有限；种玫瑰，意味着相信美好。一个真正的教育者，不是等到条件好了才开始做事，而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把事情做出光来。他先把自己扎进泥土里，然后才能把学生托举到高处。他先在自己的生命里种出玫瑰，然后才能让学生闻到花香。
三十七年，刘记晃老师教过的学生，大概早已遍布各行各业。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成了作家，有些人可能成了技术工人，有些人可能成了创业者。他们不一定都记得《乡魂》里的诗句，不一定都记得某篇作文的评语，但他们大概会记得一个朴素的老头，在讲台上不紧不慢地说话，在食堂里忙前忙后，在实习群里写长长的文章。那个画面不震撼，不华丽，但很稳，很暖。
这大概就是教育最本真的样子：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一个老师在荒地上种了三十七年的玫瑰，然后有一天抬头，发现周围已经开成了一片花园。
那片花园里，有学生写的诗，有学生发表的文字，有学生在实习岗位上认真工作的身影，有学生毕业后发来的一句“老师，我现在过得挺好的”。这些东西，是任何荣誉都换不来的。
刘记晃老师，一个不求名而被人名知的诗人，一个在荒地上种玫瑰的老师。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泥土深处。真正的师德，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个人日复一日、安安静静的选择。
愿每一个教育者，都能在自己的荒地上，种出玫瑰。愿每一个学生，都能遇到一个愿意为他们种玫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