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以先秦元典与士魂为线索，纵论德礼政治、经学流变与当代文化复兴，提出“全息视域读经法”，主张正读元典以重振士风。视野宏阔，现实关怀强烈，观点虽可商榷，然足启思考。

士与华夏文化元典

作者/龚希平

[摘 要] 先秦华夏雄浑士风，与孔子所删述整理形成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华夏文化元典相伴而生。然自汉至清，华夏文化元典不断遭篡改、被歪曲、被误释，与此相联系，华夏士风雄浑不再而不断沦丧。百年文化中断，华夏士魂飘零。随着西风东渐，传统华夏之士已踪迹难觅，而传统华夏士魂亦已近乎湮灭。救华夏，需召唤华夏士魂以重振华夏士风，而这，皆需复兴华夏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当从正读华夏文化元典始。

[关键词] 士；先秦；元典；全息；视域

引 言

      因感觉这世界诸多不完美，自青年时代起，我就开始观察、思考与研究其中诸多重大社会问题，希望能凭自己不懈努力，找到其终极原因与相应解决办法。为此，我曾以巨大心力，长期、持续、广泛地读书求索，直到上世纪末叶转向先秦经学领域，这个曾经迷雾重重，无论在历史与现实述事中都充斥着各种邪思谬说、谎言伪装的现象世界，其成因与解决思路，在我心中才渐清晰起来。

      原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国体、政体、思想、文化、行政、律法、教育等一众领域，我们三千年、甚至更久远前的伟大先祖们，皆已有过充分且成功的辉煌实践，总结得出过一整套非常精致深邃的有关修身治世、纲纪天下的精彩理论与具体操作规范。这些，经春秋孔子删述整理后，形成了先秦华夏文化以《诗》《书》《易》《礼》等“六艺”或“六经”为代表的系列元典。其所包含的基本原则与精神，正是先秦华夏文明辉煌灿烂，以及能够持续传承逾万年而不中断的最顶层构画、最底层逻辑，与最根本动因。且华夏民族若想继续繁衍壮大，并最终实现我们伟大先祖领受自天、并殷殷期待于其子孙后代们不懈奋斗的那份对于天下的理想与追求，除了华夏士人准确理解并发扬光大我们伟大先祖丰厚的文化与精神遗产之外，吾不知尚有何途可择？

一、先秦华夏文明的德性色彩

      先秦华夏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自传说中的伏羲、炎黄，经唐虞夏殷到西周的文、武、周公，时间跨度大约超过5000年。

     先秦华夏文明，如用一字表达，那就是德。作为东方圣经的《论语》，在其《为政》开篇即高扬“为政以德”之大纛，而《礼记》明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些，都直截了当指明了先秦华夏文明的“德”性色彩。当然，在先秦儒典中，有关德治的文字比比皆是。德治，是华夏古圣先贤们几千年政治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与概括，是华夏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并以此区别于秦后华夏政治。

      德治，不是要拿道德去要求庶民，而是要求一国君子，其做事、行政，要从良善心性出发，不违礼，不违心，尊奉天命，遵行天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老老幼幼，贤贤尊尊与亲亲。当然，德治，不是一个纯心法的惟心政治，而是要将心法体现到所有现实的制度安排与政治实践之中。

      首先，德治是一种共有、共享与共治政治。在上，是周天子与其公卿大夫们，还有各国诸侯共有、共享与共治天下；在中，是国君与其执政、卿大夫们共有、共享与共治邦国；在下，为卿、大夫、邑宰与其家族成员们共有、共享与共治其家。

      自唐虞以来，包括夏商周三代，其共有、共享与共治政治，与秦代集权专制政治判如天壤云泥。共有、共享与共治政治，无论天下、邦国，还是卿、大夫之家，皆有明确的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君主，不像秦制，全天下除了皇帝一人，其他行政机构，皆不过皇帝的派出与代理机构。故唐虞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后世普遍与愈演愈烈的官场贪腐；同时，因为以井田为代表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了庶民的基本生活，故亦不曾有后世普遍与愈演愈烈的导致改朝换代或周期性社会动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因德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唐虞与夏商周三代，除了异族征伐，社会整体异常稳定。据说唐虞之世绵延近二千年，夏有国祚五百，殷商享国六百，两周国运更是长达八百年之久。而强盛一时的秦代，因其处处与周制反对，其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后，不过十四年便灰飞烟灭，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秦后两千多年历史里，没有一朝一代能有三代政治的寿命。汉初吸取秦代速亡教训，郡国并行，儒表法里，然两汉加起来，剔除其间的王莽新朝近20年，其享国亦不足四百载。大唐三百年不到，两宋相加不到三百二十年，明、清两代皆不过二百七十余年，元代更是百年不到。大唐之前，还有一个像秦结束春秋战国几百年纷争那样结束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纷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隋，其短命程度亦与秦相类，不过三十余年，二世而亡。

      惟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培育良善的社会习俗，才能诞生辉煌的社会文明，才能为科技与生产力的持续进步提供基本条件，这是古代华夏包括科技与生产力在内的全方位社会文明，持续领先世界其他地区与民族的根本原因，而秦与秦后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也正是秦后华夏民族持续衰弱，乃至数次濒临亡国灭种境地的病因所在。

      为何秦后政权不能像唐虞和夏商周三代那样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百姓越来越难以治理？还是统治者的治理能力越来越弱、治理手段越来越少？元•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就是很好的回答：一个“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政权或政治，其德何在？

      德性政治，因其共有、共享与共治而社会和谐、人民拥护；集权专制政治，因其非共有、非共享、非共治，是缺德政治，其视人民如寇仇，社会全面对立与冲突，必终为民弃。秦后至新中国开国前的政治，其基调皆集权专制政治，鲜有德性可言，故都只能是短命政治。

二、德性政治、华夏文化元典与华夏士魂

      唐虞与三代政治是德性政治，这不是说其间每位君主都是有德君主。像夏代开国君主大禹就是一位伟大君主，因此继承大舜天下建立了夏朝，而其末代君主夏桀，则因暴虐无道而国亡身死；商朝建立者汤也是古代圣王杰出代表，而商末受德（辛纣），其无德暴虐同样举世无匹；周代情形亦然，周文武德配于天，故能代殷而立，而西周末年，幽、厉失德，故有国人暴动与犬戎之乱。历代治乱兴衰，无不与其君主德性高度相关，这便是唐虞与三代政治的全部秘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政道”“刑齐”的“政刑政治”就如秦与秦后的无德政治；而唐虞与三代政治则是“德礼政治”。但历史告诉我们，“德礼政治”总是会向“政刑政治”转化，并最终促使王朝解体，其中关键就在君主与君子阶层的普遍失德。君主与君子有德，则政治国兴；君主与君子失德，则政乱国衰，甚至国亡。

      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因君主与君子德衰德败所导致的国弱国亡的反复循环的历史宿命？孔子的方案：一是“克己复礼”，也就是恢复西周德礼文化；二是“吾从先进”，也就是特别重视出身于平民的新兴“士”阶层的礼乐教育，并从中选拔优秀者从事国家与天下政治。在《论语》里，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之意，就是要用进行过系统礼乐教育的“野人”阶层，也就是新兴的由平民出身的“士”，来改进历代由贵族“君子”所把持的国家与天下政治，并以此破解因君主与君子阶层德衰德败所导致的国衰国亡的周期性铁律。

      在周代共和政体框架下，孔子十分重视与强调“士君子”阶层的作用发挥。他晚年“周游”回鲁后，有一次与鲁国执政季康子谈到卫国君主卫灵公的无道昏庸。季康子问：既如此，卫国为何没灭亡，灵公又为何没失掉其国君之位呢？孔子说：“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孔子的回答，一是寄寓了他自己继承与改进西周德礼政治的理想；一是借此敲打季康子：作为鲁国执政，要尽职尽责，而不要带头违礼乱政。孔子的回答，堪称十分艺术。

      “士”阶层自古就有，是享有禄田而地位较低的贵族，加入政府，从事公共事务，就被称为“士大夫”或“士君子”。三代显士有伊尹、傅说、吕尚等，他们在古代国家建立与治理上的伟大功绩被后世广为传颂，流传千古。

      西周灭亡后，平王东迁，定都洛邑，开启了周王朝的春秋时代。因王权衰落、社会急剧变化，一个与历代享有禄田的低级贵族相区别、以“尚志”为标识的、“居仁由义”的全新“士”阶层迅速崛起。而赋予与锤炼这个新兴阶层魂灵的，正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孔门三千弟子，就是华夏民族最早，也是最优秀杰出的新兴“士”的代表，而孔子本人，正是华夏新“士”原型。

      孔子心目中的士是“行己有耻”的道德模范。在《论语》里，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再问：“敢问其次。”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贡末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由这章《论语》可看出，孔子心目中的“士”，或孔子要培养的士君子，其道德水准是要远高于春秋时代那些“今之从政者”的。

在《论语》中，孔门弟子也多有关于“士”的论述。比如，曾子就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子张也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这些无不都是孔门弟子对于新兴“士”阶层道德水准的把握。

      孔子一生不过做了两件事，一是“删述六经”，二是终生投身“士”的教育。这两件事与华夏德礼政治间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完整体系，缺少其中任何一项，这个体系都将残缺不全。孔子的这两项成就，对于华夏民族，对于整个世界人类的和谐繁荣皆意义甚巨。可以这样说，是孔子完整保留了以“六经”为代表的优秀先秦华夏文化，是孔子熔铸了华夏士魂，并开创了延续后世华夏两千几百年国脉的、雄浑的华夏士风，也是孔子为未来世界的和谐太平提供了永世的蓝图与借鉴。

      因为“六经”，因为雄浑的华夏士风或士魂，秦后华夏虽因集权专制毒害而重病缠身，却始终能一次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并且，今天的华夏民族，若能重振华夏士风，准确诠释由孔子删述整理的这些文化元典，准确把握其中核心要义，那么，未来世界将一定会由华夏文化引领，而最终实现我们伟大先祖赋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才是人类真的福音。

      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是以孔子所整理的华夏文化元典精神为指导，一定会是由武装了华夏文化元典精神的天下之士来引领。所以，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是一个物质与道德都充分涌流的“天下归仁”（《论语》）的德礼世界。佛教的极乐世界，不必在西方；基督教的天国，不必待来世。

三、回归德礼，中国政经改革的必然走向

      近代中国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全盘西化”，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这一轮新的改革开放，同样是在这一述事背景下进行的。故近代中国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延续至今的“改革开放”，同样问题重重：如，普遍的贪腐、悬殊的贫富、全面的道德滑坡、党的执政基础的消解——原来的工农联盟：工，下岗成了“打工仔”；农，离乡成了“农民工”，以及因社会阶层固化所导致的新生代的“内卷”与“躺平”。

      前些年，政府提出要进行改革的系统性思考与顶层设计。这说明，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推出的。但愿“摸着石头过河”，只是对这种状态最直白的“夫子自道”。有学者直言，当年改革开放的目标是要调动国企与国企职工两个积极性，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结果却是大量中小国企倒闭，大面积国企职工下岗或失业，以及大量国有资产以各种形式转移与流失。改革开放所真正调动的，其实是另外两个积极性，即特色权力在全无控制与约束情况下的贪腐积极性，与特色资本野蛮生长、疯狂逐利，与践踏一切人间律法的、嗜血的积极性。反观当初设定目标，能说这场旷世改革取得了成功？如果再回看毛泽东当年一再告诫的“反修防修”，岂一句“不幸而言中”所能含括？

      四十多年的改革，改掉了新中国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促成了事实上权贵与资本的联盟；四十多年的开放，放掉了由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建立与培育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经过百年西化摧残后仍然残存的那一点点可怜的传统美德，迎来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泛滥。

      今日改革将向何处去？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改革方向就是国家方向，它决定了一国民众的福祉，甚至有可能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存亡。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选择的方向是共产主义。这个方向确定后，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中国人民先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又打败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且在自1949年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的27年时间里，新中国由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在一片经历了百年战火的废墟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在任何领域都能与美国和前苏联并肩而立的东方大国，成绩可谓举世瞩目。

     中共为何能用短短55年时间取得如此矫人成绩？这都跟早期中共所确立的奋斗目标与方向不可分割。

      中共为何能确立如此伟大而正确的奋斗目标与方向？因为早期中共的头脑武装了马列与毛泽东思想。中共一百余年历史雄辩证明：有马列、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而如果放弃马列、毛泽东思想，则一切都将变得难以收拾。好在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已将传统文化复兴作为了我们的基本国策。这说明我们已朝正确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但下一步怎么走却是很关键。许多人不明白，马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到底有何联系与区别？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搞清楚，令人堪忧的是接下来的第二步可能会有大问题。

      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几大来源，也就是所谓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英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等。他们不清楚欧洲的启蒙思想直接来源于孔子的儒家思想，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儒家《礼记》大同理想的近现代表述。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早已对马列主义进行过中国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版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由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能取得不断胜利的全部秘密。当然，因为马列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他们在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的儒家思想某些关键问题的理解与把握上，因受历代经学家们误导，还有时代思想潮流的裹挟，难免产生偏差，于是导致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仍然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让某些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者们有机可乘，而这，也正是今日改革所必须面对与正视的关键性问题。这些必须正视的关键性问题有：

1.责任问题。去君主化是近现代政治的潮流与方向，但这个潮流与方向却存有巨大问题。世界范围里的近现代政治，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政治。为了确立资本统治，资产阶级当然需要废除君主统治。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家必然只能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喻于利”（《论语》）的小人。家无主人，必然奴才用事；而一个国家如果交由小人统治，必然天下大乱。今天世界的乱象，胥缘于此。一个家也需要一个家主；一个公司也需要有一个担负最终责任且能控股的股东；现代国家的最终责任该由谁承担，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思考。

2.权利问题。古代与君主制相配套的世袭制度，保证了君主与大臣的权利。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仁政是需要“王者”与“世袭制度”来双重保证的。为何今天的许多改革举措都不仁道？王者不出是其一，更重要的，那就是君主与世袭制度消亡后，没有建立起新的保证国家与政府领导人权利的相应制度。所有代议制国家都存在此问题，这是今日世界混乱的制度性原因。

3.国体问题。封建，在近现代一直被污名化，它源自日本学者对于马克思社会发展五阶段学说的不当翻译。其实，马克思的五阶段理论，不过是对欧洲社会发展阶段的一般性概括，欧洲“封建”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其实是大异其趣的。且马克思本人亦不将中国先秦的社会制度称作他笔下的所谓“封建”制度，而是专门命名曰“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是不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他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相提并论的。中国封建制度，就其实质来说，即现代“联邦制”——西周由众多邦国组成，“周礼”就是各邦国皆要共同遵奉的“联邦宪法”——它是与中央集权的行省制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其与行省制的实质性区别，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德礼之治”与“政刑之治”的区别。封建制，只能是“德礼之治”，而行省制，也只能是“政刑之治”，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4.共和问题。西周政治是共和政治，也就是天子与他的公卿大夫、以及各国诸侯共有天下、共治天下；各诸侯国，也是其国君与他的卿大夫们共有邦国、共治邦国。秦后中国政制是对西周共和政制的反动，那就是皇帝一人的集权专制政治。在集权专制制度下，那些国家的大臣与僚属们，不过是皇帝随从，甚至奴才与仆役而已。共和或共治以共有为前提，西周的公卿与大夫们是有世袭的邑县作为共治的经济基础的。且周礼还规定“刑不上大夫”，即使到了春秋管仲的时代，其在葵丘会盟诸侯时还在盟约上特别强调“无专杀大夫”。周代为何要特别保护“大夫”特权？因为在周礼框架下，一国政治是国君与其卿大夫们共治的“共和政治”。其间关系，就如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哪有大股东可以擅自开除中小股东的道理呢？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是否可算共和政治，本文不论，但改革开放后，就其现实情形，还能算共和政治吗？县长称县委书记为“老板”，省长说自己是省委书记的“打工仔”，总理是否认为自己也是在为总书记“打工”这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各级的书记还有总书记，他们是在为自己“打工”吗？各级政府和国家，又不是书记和总书记的，他们如何能为自己“打工”呢？为人民“打工”？改革开放前的人民是否国家“主人”我不确定，但今天想打工还不知老板在哪的人民能算国家“主人”吗？因为所有参与政治的主体都无相应经济基础，都没能力担负与他所拥有的权力相对称的责任，因而都不能算最终责任者。因此之故，这个名义上的共和国，因为其参与成员均缺乏相对应的经济基础，他们除了拥有贪腐的便利外，既缺乏秉公执政的充足动力，又缺乏徇私舞弊的必要约束，这又如何能发挥真的共和与共治的作用呢？

5.民生问题。井田制是西周“德礼之治”的经济基础，无此基础，西周“德礼之治”便不能存在。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同理，不管你口号喊得有多响，不管你理想有多高远，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有利民生的基础经济制度作保证，所有的口号都只能是空炮，所有的理想也都只能是空想。今日中国的改革，农村分田到户，是实实在在给农民以利益；但城市改革却从打破铁饭碗开始，这哪有一致逻辑？城市工人阶级的饭碗都给人打破与端走了，哪里看得出半点惠民与利民的踪影呢？如果说今天要原样恢复西周井田制，那肯定不切实际，但作为西周“德礼之治”经济基础的井田制的精神难道不可以借鉴？农民可以给土地，工人为何不可以给股权？

      综观秦以后二千多年的华夏历史，就是孔子一生到处奔走而力图恢复的西周德礼之治不断遭破坏、先秦华夏文化不断被歪曲、不断被抛弃的惨痛历史。华夏民族要走出这个二千多年不断衰落与轮回的怪圈，只有正视上述几方面重大问题，从而回到三千年前的西周“德礼之治”的正途上，而这，才是今日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不二之选。

四、正读华夏文化元典，破译华夏文化密码

      作为华夏文化元典的“六经”，在经孔子整理删述后历经磨难。先是秦皇“焚坑”，这直接导致了《乐经》失传，以及其他经典普遍的残缺，以致到了汉初，需要靠山东一个名叫伏生的九十多岁老儒生的记忆，并经其闺女翻译后，整理出一本残缺不全的“今文”《尚书》--汉代“今文经学”因此形成。好在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旧宅，从其壁缝中偶得《尚书》《论语》《孝经》《孔子家语》等几十篇“孔壁遗经”，汉代“古文经学”因此形成。按理，就文本质量来说，“古文经”无疑好过“今文经”，但因私利，今文经学家们却长期排挤与打压“古文经学”，汉代经学长期成了“今文经学”天下，直至汉末，藉今古文兼修而遍注群经的经学大家郑玄之力，方才调合了今古文经学矛盾。

      而汉初亦非常排斥儒家经学，汉高祖以儒冠当溺器的故事尽人皆知。汉初还甚至援用秦代“挟书律”以禁止民间藏书，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宣布废除这一法令。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汉景帝时还发生了窦太后让六十多岁的《诗经》博士辕固生空手斗野猪事件，若非景帝给了辕固生一把利剑，这个老儒生可就真要吉凶难料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生于汉武帝时期。而有汉一代的“独尊儒术”，一是“儒表法里”，一是独尊的所谓儒术，也是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努力拼接与改造后的变性儒学，离“六经”与孔孟儒家的本意已相去甚远。这说明集权专制帝王们，他们内心所钟意的，还是法家的“政刑之治”，对于“六经”与孔子之道，他们从内心本不认同。

      董仲舒的“公羊学”好言灾异，其本意，无非想借上天的惩罚来约束君主。但元光五年（前130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氏因此写成的《灾异之记》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因嫉妒董氏而偷出草稿并先行上奏，武帝将其遍示朝中诸儒审阅。因其中有讽刺时政文字，武帝怒将董氏下狱并处以死刑。虽后又下诏赦免其罪，复为中大夫，让吾丘寿王向他学习《春秋》公羊学，但董氏自此再也不敢言及灾异。

      董氏“公羊学”，目的无非“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并以此维护汉代中央集权皇帝专制制度。董氏显然实现了他“屈民而伸君”的愚民政治目标，但他“屈君而伸天”的糊弄帝王君主的如意算盘却也实在落了空。老百姓好愚弄，但集权专制的帝王君主，又如何会落入一个自视高明的书生设下的圈套呢？但不管怎样，经过董氏努力，一个名义上的孔子与儒学在官方算是确立起来了，虽然有点名实不副，这大概也能算董氏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功绩吧。

      从经学角度，或者说从“六经”本义或孔子之道的角度来看，董仲舒顶多能算一个有些学术素养的官僚或御用经师，或者更直白，他就是一个投机与钻营的无良学者。

      有汉一代，真正值得肯定的经学人物，要算汉末郑玄。郑玄与董仲舒最大的不同就是终生不仕，他不当官。不当官，就能保证他的研究与著述的客观与纯粹。为了经学事业，郑玄一生师从甚多、游历甚广。他从不死守师法，绝不存门户之见。他今古文兼修，调合了二者间矛盾。他遍注群经、唯道是从，这让他成为了华夏经学史上一个卓然独立的里程碑式人物，为时人与后人所敬仰。据《后汉书》记载，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路遇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这说明，一个真的经学家，匪贼亦尊（《后汉书》称“黄巾贼”）。这也能从一侧面说明，“六经”本义或孔子之道，与民众、与集权专制政治之间的亲缘与远近关系。

      自汉至清，集权专制政治不断加强。伴随这一进程，一方面，自魏晋至隋唐，佛老兴盛，儒学渐被边沿化；另一方面，对于华夏元典的解读，因佛老的侵蚀，也离“六经”本义或孔子之道愈行愈远。

      南宋朱熹，在其《孟子集注》书末说：“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虽然二程与朱熹，并不像朱熹所说接续了孟子之后的“圣人之学”，但朱熹说孟子之后“圣人之学不传”却是接近历史真实的。还有他说“学不传，千载无真儒”，以及“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这些如果撇开他自我标榜之用心，还算大体不错。

      宋明理学对于华夏文化元典的态度，从陆九渊“六经注我”（宋•陆九渊《语录》）一语即可一览无余。由此可见整个宋明理学的学术品质：他们为了所谓的“理”（陆、王心学则认为“心即理”）而儒释道混杂；他们擅自篡改经文，在圣人经典中塞入理学私货；他们改变经文句读，打乱经文原本章次，不顾训诂与逻辑，让华夏元典的解释在董仲舒与魏晋玄学基础上越发变得污浊不堪而留下千载祸害，而华夏民族也因他们登峰造极的虚假学术而加速衰落，以致几度亡国而濒临灭种境地。他们在政治上主张绝对君权，奉行奴才哲学；他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为害朝廷与民族利益；他们空谈心性，将华夏元典的解释引入歧途；他们对于“六经”本义的呈现与华夏“德礼之治”传统的恢复毫无建树，是十足与典型的“小人儒”代表。现代中国其所以会彻底抛弃儒学与孔孟之道，从而走向全盘西化，无疑得拜宋明理学之赐。

      复兴华夏，当然需要把握华夏文化精髓；而要把握华夏文化精髓，则需破除重重历史迷雾，破解华夏文化密码；而欲破解华夏文化密码，唯有正读华夏文化元典。今日文化复兴，而学界于汉代公羊学与宋明理学，仍然如蝇逐臭而不知其害，斯笔者所以深为忧惧者。

五、如何正读华夏文化元典

      两汉之后，“六经”（实为“五经”）之学开始式微；自宋代起，“四书”取代“五经”地位，而成了事实上的华夏文化元典。这种取代，兼有历史的无奈与必然。说无奈，是因为，经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佛老双重冲刷，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已不占主导地位，社会上能读懂“五经”者更是凤毛麟角；说必然，是因为，事实上，“四书”已然涵括了“五经”全部蕴奥，读“四书”与读“五经”已浑然无别。且不说“四书”逻辑自洽，构建了一个文化元典的新框架，设使只说一部《论语》，其中就已囊括“六艺”所有精髓。所以，历史上有“半部《论语》得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以及关于《论语》是“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等说法。根据“全息学”理论，局部包含整体，局部呈现整体，因“四书”源自“六艺”，故“四书”亦能包含“六艺”与呈现“六艺”。所以华夏文化复兴的关键在华夏文化元典的正读，而不在该读“四书”，还是该读“五经”或“六艺”何种元典。所以，当代学者中，有人提出要把诸如《荀子》之类包括在其所谓“新四书”内，这都是不能正读华夏文化元典之表征。

      那么，华夏文化元典又该如何“正读”呢？要“正读”华夏文化元典，传统的“训诂”，只能解决部分纯粹的文字性问题，传统的“经史合参”，也只能解决部分历史背景问题，而近人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亦不过增加了一个出土文物的参照罢了。这些传统的方法，离真正“正读”华夏文化元典的要求可能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要明白为何会这样，我们需要清楚，华夏文化元典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形成时的历史背景。

      “六经”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周游回鲁后。《诗》《书》是历史文献汇编，从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前544年）可知，今日经孔子整理过的《诗经》与季札时的《诗经》差别不大。由此可以推断，孔子时，同为历史文献汇编的《尚书》，与季札时的《尚书》应当也不会有多大差别。《乐经》因秦火失传，真实样貌早已难究。今日“五经”中，属于孔子回鲁后花大力气整理形成的当为《周易》与《春秋》。《周易》号称“六经之首”，它就是凭借其谜一样的语言外壳躲过了秦火之祸，从而保留了先秦华夏文化的基本价值。《周易》的难读程度在“六经”中如愿自居第二，那就没有其他经典敢居难读之首了。《春秋》更是“以一字为褒贬”，成了“六经”中“微言大义”的典范，故后世有左氏、谷梁、公羊等数家为传。西汉武帝时的董仲舒，更是因着《春秋》的“微言大义”，借《春秋公羊传》构建了其帝制神学理论体系。近人康有为也是借“春秋公羊学”而提出改革方案者。

      由董仲舒发明的“春秋公羊学”，其最大问题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如他言灾异，目的就在“屈君而伸天”。而康有为早年欲“改制”时，孔子便是他笔下改革旧制度的斗士；晚年欲“保皇”时，孔子则又换上了一幅保皇面孔。

      《春秋》确实“微言大义”，同样，成书于战国之世的《论语》也明显有着“微言大义”的特质，而留有那个特殊时代的印迹。“微言”就是有话不直说，而是拐着弯说，指东说西地说。《论语》“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章，孔子明面是说灵公无道，但暗地里却是在提醒季康子不要违礼乱政，要尽到执政大臣的责任。这章《论语》的“大义”是，在周礼框架下，国君无道还不要紧，执政大臣无道那才要命。

      当然，这种指东说西的“微言”只是《论语》“微言”的一种表现方式，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微言”方式，那便是它的“编辑微言”。如《论语》中的“逝者如斯夫”章，这章《论语》可谓千古无确解，但如果我们明白了《论语》“编辑微言”的手法，只要读读其下一章“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就能明白，孔子在“川上”的这一声长叹，不过借川水的流逝来表达对于社会道德流逝的惋惜之情罢了。而其“大义”，就是要勉励门人修德，所以便有接下来的“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章。

      《春秋》中，这种“编辑微言”形式也比比皆是。《春秋》曰：“（一）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二）公至自围许。（三）夏，六月，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四）秋，大雨雹。（五）冬，介葛卢来。”

      如果没有“《春秋》三传”的辅助，要读懂《春秋》是难于登天的。当然，你能否读懂“《春秋》三传”，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如《左传》曰：“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会，馈之刍米，礼也。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寻践土之盟，且谋伐郑也。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为灾也。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

      如果你不读《左传》相关注释类著作，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是读不明白这段《左传》的。还有，即使有《左传》相关注释类著作，你也未必能够明了《左传》这段文字的“微言大义”。比如说“介葛卢闻牛鸣”，《左传》为何要记下这类看似荒诞的故事？其实这段《左传》最重要的就是它最后一个字：信。这段《左传》希望告诉读者的是，即使牛马也有“信”，而鲁僖公，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参加盟会的诸侯与卿大夫们，他们有“信”吗？这就是“春秋笔法”，这就是“微言大义”，是“微言大义”里的“编辑微言”。

      《春秋》《左传》《论语》等先秦经典为何有话不能正常说，而要使用这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微言”方式来说话呢？真实原因还是在那个混乱年代里，正常说话真的很难。在《论语》里，孔子便经常教导弟子们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先行，其言从之”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告诫弟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以及“仁者，其言也讱”，等等。

      而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慎言”与“微言”的典范。《论语》记载孔子在陈时，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孔子明知昭公违礼，而在陈司败之问中却故意回护昭公，然后又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承认自己所谓的“过”，他的“慎言”已是高度艺术化。

      《论语》中，孔子的“微言”是随处可见的。如《为政》篇的第五章，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批评孟懿子丧葬与祭祀违礼，但在孟懿子问孝时却只是说出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无违”二字。怕孟懿子不懂，然后又主动将“无违”的含义解释给为自己驾车的弟子樊迟，这样，孟懿子肯定能通过其他渠道知晓孔子所谓“无违”的微言大义。同篇第六章，孟懿子之子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就是不要让父母忧其德。

      这两章《论语》，孔子都运用了“微言”的语言艺术，而《论语》的编辑者又运用了“编辑微言”手法。孔子以“微言”的说话艺术，巧妙地敲打了孟懿子父子的“违礼”与“缺德”之失；而《论语》的“编辑微言”，则让后人认清了孟懿子与孟武伯父子在鲁国政坛违礼乱政的真面目。

      以上提到的只是《论语》中较为简单的“微言”案例，《论语》中有些“说话微言”与“编辑微言”章句，如果不细心研究，将会不知所云，千载难解。如《学而》篇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章，以及《乡党》篇末的“䧳雉”章等。因篇幅关系，本文不可能穷举所有“微言”案例。不过，由此可以结论，读先秦经典，如果我们不知“微言”，不知如何发现与把握“微言”的真实含义，我们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与经典的真实意义，与经典的编辑者希望给到我们的意义会是谬以千里者。

      如何才能把握经典真义，不被先秦经典“说话微言”与“编辑微言”所迷惑？这一方面需要读者有一双慧眼，另一方面，还需要读者掌握阅读先秦经典的独特而专门的方法。受现代光电学“全息理论”与西方现象学“视域理论”启发，笔者曾总结过一整套专门而独特的读经方法，名曰“全息视域读经法”，并于2018年底，在由国际儒联在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举办的“第二届‘麓湖峰会’暨第四届‘国学与大学德育论坛’上，以《先秦儒典释读历史视域构建时全息思维理念之引入》为题的参会论文做过全面介绍。这套方法中，最关键的便是要寻绎经典编辑者的编辑意图，以此为基点而建立起一个释读先秦经典的“全息视域”。当然，要建立这个“全息视域”，需要我们付出大量劳动，运用现存所有的，以及能够想到的方法，来搜集多维的、全方位的证据。

结 语

      我们伟大先祖们在3000年前创造的辉煌文明，为何会逐渐失去它曾经拥有、以及本该继续拥有的光辉？难道仅因时间尘埃之故，那些伟大的古代智慧，已真的变成不适应当今潮流、不具现代价值的老物什、老古董？窃以为：所谓时间尘埃之说，就像魔术中的障眼道具。历代那些蒙混天下的魔法师及其利益共同体成员们，其刻意障人耳目的，正是其心灵深处的黑暗图谋，及其心中那些卑劣的自私与狭隘。而这，正是导致华夏二千年沉疴难起，近千年持续衰落，并数度濒临亡国灭种境地最隐秘的深层原因；更是近代百余年来，社会精英层普遍失去自信力，以至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污称我们伟大先祖的文化遗产为“历史负累”，从而试图以夷变夏、全盘西化的最根本原因。

      复兴文化，需要士与华夏文化元典的相互发现与相互照耀。新时代的士，仍需先秦华夏文化元典武装头脑；而先秦华夏文化元典的精神，更需新时代的士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这一切皆要从正读华夏文化元典开始，这是今日华夏传统文化复兴的全部意义，而“全息视域读经法”必将与有力焉。

[作者简介]

      龚希平，独立文化学者，后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民本经济理论、劳动产权理论、德性经济理论和会计世纪理论首倡者。首倡“四书标准化解读”，通过《论语审读》审读先秦儒道兵易十余部著作，总结提炼出关于先秦经典的“全息视域读经法”。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曾任全国青少儿国学教育委员会首席学术顾问、北京中大教育科技研究所特聘经学顾问。2019年，受邀参加尼泊尔文学协会第38届年会，提请在尼泊尔设立中国文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