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史塑人       守正开新 ——杨焕亭历史小说创作观及其当代启示

                      鲁崇民

       引言      杨焕亭，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原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笔耕不辍，累计发表文学与学术作品近五百万字，涉猎散文、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史学著作多个门类，兼具扎实的文学创造力与史学素养。著有《烛影墨影》《山月照我》等四部散文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往事如歌》；历史题材创作包括《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汉光武帝》四部百万字长篇；另有与雷国胜合著的学术专著《秦始皇与秦都咸阳》、长篇人物传记《茂陵卧牛之谜》（与雷国胜、杨波海合作），以及长篇纪实文学《无定河的女儿》。其中《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常被称作他的历史三部曲，作品秉持纯正的历史品格，文学底蕴深厚、情节生动宏阔、地域文化特质鲜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盛赞其“无愧于当代历史小说大家”，视之为当下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多篇作品入选《百年陕西文艺经典》《西部散文百家》等选本，《汉武大帝》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奠定了他在陕西乃至全国历史文学领域的重要位置。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始终处在“史”与“文”的张力场域之中：一端是史学求真的客观规约，一端是文学审美的诗性建构。新历史主义否定历史叙事的单一确定性，突出历史的文本建构属性，容易滑向历史相对主义；通俗化历史叙事常走向娱乐解构，滋生历史虚无主义与人物脸谱化弊病；正统史诗写作又易陷入史料堆砌、审美表现力不足的困境。如何在历史真实、人文真实、艺术真实、时代真实之间建立稳定的辩证体系，是当代历史文学长期面对的核心理论难题。       本人在《沉潜史海铸史诗——从魏锋专访看杨焕亭的历史小说创作观》一文中，提炼总结出杨焕亭历史小说创作观的十六字内涵：审势立题、虚实持衡、以人铸史、文脉弘道。本文即围绕这一核心概括展开更深一层的学理阐释。杨焕亭历经二十年秦汉史诗创作实践，跳出“戏说历史”与“史料复述”的二元思维局限，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根基，融合中国传统史传文论精神与现代长篇小说诗学，凝练形成审势立题的生态自觉、虚实持衡的叙事伦理、以人铸史的人学范式、文脉弘道的价值诗学四位一体的系统性创作观。这套创作思想并非零散写作经验的简单汇总，而是能够对接经典文论、回应文坛症结，具备本土阐释效力的历史小说理论体系。深入剖析其学理内核、思想依据与范式价值，对新时代历史题材文学守正开新、重建史诗美学、重塑历史叙事伦理具有重要学术启示。       一、题材自觉论：文学生态视域下的主体认知与史诗占位       现代文艺理论视野下，题材选择并非作家个人趣味的取舍，而是作家主体认知、时代精神结构与地域文学生态交互生成的审美抉择。卢卡契《历史小说》中历史总体性思想表明，史诗级历史叙事依托创作者对社会结构与文学史格局的整体性把握，优秀作家的核心能力，在于洞察文学史结构性空白，完成时代所需要的文学补位。       当代文坛普遍存在题材同质化、创作内卷、叙事浅表化问题：现实写作多聚焦个体日常经验，历史题材创作或追逐猎奇叙事、消费历史秘闻，或陷入叙事套路与审美固化，史诗写作所必需的题材自觉与文化占位意识普遍匮乏。不少创作者被动追随市场导向，缺少对文学生态的宏观研判与自我创作禀赋的理性评估，造成当代史诗长篇持续萎缩、宏大叙事供给不足。       杨焕亭的题材观念，是文学主体论与地域文学生态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其一，以理性的文学判断完成文坛补位。陕西乡土现实主义创作根基深厚、名家辈出，若继续深耕现实赛道，很难形成独特的艺术标识；而陕西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秦汉历史资源丰厚，却长期存在历史文化资源与史诗长篇创作产出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缺口。基于这一判断，他主动调整创作方向，转向宏大历史叙事，补足陕西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短板，实现个人创作探索与地域文学建设的双向赋能。       其二，坚持理论先导、创作跟进的创作伦理。区别于多数作家先创作、后总结经验的路径，杨焕亭在《汉武大帝》尚未付梓之际，便撰写《题材选择的失衡与文学大省的反思》，从宏观层面剖析地域文学生态短板，搭建题材选择的理论认知，再以二十年创作实践落地文学构想，实现文学定位、题材规划与文本创作的统一，契合巴赫金将长篇小说视作时代总体性文体的诗学理念。      其三，提出“双重在场”的叙事认知，构建题材选择的价值根基。这是杨焕亭针对历史文学创作困境提炼的原创观点：现实题材写作依托生活在场，捕捉鲜活的人间经验；历史写作不必追求物理层面的在场，重在思想在场，跨越时间隔阂，进入古人所处的历史语境，完成跨时空的精神对话。两种叙事路径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叙事方式不同，最终都致力于挖掘历史经验，完成对当代读者的精神滋养，这也是其题材自觉的根本立足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为这一创作理念提供理论参照，历史书写不是复述旧史，而是立足当代视角挖掘历史启示，实现以史鉴今。      启示：史诗创作的起点，是清醒的题材自觉。当代历史文学创作者应当摒弃功利化跟风写作，运用文学生态研判、自我禀赋审视、时代需求考量确立创作方位，在文学史留白处立题、在时代精神诉求处落笔、在本土文脉土壤扎根，把题材定位作为史诗建构的首要基石。      二、虚实持衡论：唯物史观视域下历史叙事的审美伦理边界       历史小说的核心命题，在于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中西文论在此问题上长期存在认知分歧：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建构性，弱化史实的客观约束；中国传统史传秉持“史贵求真”准则，却时常限制文学想象；通俗历史创作肆意演绎、篡改史实，催生历史虚无的叙事乱象。       面对这一理论困境，杨焕亭以唯物史观为标尺，建立大事存真、小节允虚、史为骨、文为肌的叙事伦理，提炼“四个统一”作为贯穿全部长篇创作的核心准则，以此调和史与文之间固有的内在张力。所谓四个统一，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人物与其行为动机的统一，人物性格主导性与丰富性的统一，叙事性与抒情性的统一，是他平衡史料约束与文学想象的实操纲领。      对照经典作家创作范式可以发现：姚雪垠《李自成》坚守史实根基，但文学想象空间相对克制；二月河帝王系列文学表现力突出，部分叙事存在大幅度文学演绎；司各特擅长渲染历史氛围，但缺少唯物史观视角下对社会结构的辩证考察；托尔斯泰史诗长于人性挖掘，对制度变迁、历史规律的系统性阐释相对薄弱。杨焕亭作为后来者，十分注重汲取这些前辈的精华，而又能够根据新的文艺时代、新的创作时间，做出继承基础上的新拓展和新突破：       第一，坚守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底线。王朝更迭、制度变革、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核心矛盾等关键史实不容虚构篡改，恪守唯物史观“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立场，抵制消解历史客观性的叙事倾向，守住史诗写作的史学底线。      第二，划定艺术虚构的合理边界。文学虚构仅适用于史料留白、人物心理活动、日常社会情态、场景氛围补充；虚构的目的在于补史、活史、明史，绝非随意改史、戏说、解构正史记载。这一创作思路接续中国古典“以诗补史、文以载实”的史传传统。       第三，建立人物与历史的辩证关联。黑格尔历史哲学提出，历史人物是时代精神的载体，评判历史个体不能脱离其所身处的历史矛盾。杨焕亭将这一思想转化为创作准则，拒绝用固化道德标签、现代价值标准苛求古人，将人物置于特定时代结构之中辩证审视，兼顾人物的时代局限性与顺应历史大势的开拓性，实现历史规律真实和个体人性真实的统一。在民族关系书写中，这一史观同样贯穿始终，书写汉匈纷争，不单向宣扬武功，客观呈现战争带给双方民众的苦难，揭示民族交往交融、和平共生的历史必然。       启示：新时代历史文学需要重建史艺辩证的叙事伦理。历史真实是史诗的立身之本，艺术审美是史诗的传播之翼。唯有依托唯物史观锚定历史底色，以诗性想象填充历史细节，既不当史料搬运者，也不做历史解构者，方能构建庄重厚重、兼具审美品格的当代史诗美学。       三、以人铸史论：历史人学视域下的典型人物重构艺术        卢卡契提出，历史小说的书写重心，不在于历史事件本身，而在于大时代浪潮之中挣扎、成长与蜕变的人。典型人物塑造的深度，直接决定史诗作品的思想高度与艺术生命力。 当下历史题材创作普遍存在典型理论弱化问题：人物塑造容易陷入帝王神化、权谋叙事泛滥、善恶二元对立的扁平叙事，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理论，忽视典型环境孕育典型人物的核心要义。       杨焕亭“以人铸史”的创作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与现代历史人学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史育人、人造史、人史共生”的人物美学体系。 其一，立足历史总体性塑造典型性格。摒弃标签式人物概括，将人物置于复杂社会矛盾、权力博弈与时代变局之内，呈现性格内部多重张力。人物性格内在矛盾，本质是特定时代历史冲突的艺术投射。       其二，重构帝王形象的现代审美内涵。传统帝王叙事多聚焦霸业、权谋与后宫故事，杨焕亭更注重发掘人物深层人性、情感与精神世界。以《汉光武帝》人物塑造为例，他突破学界与大众对刘秀“一生平顺”的刻板印象，挖掘人物内在性格张力，塑造出兼具儒者温润与政治家魄力、内圣外王的帝王典型，契合别林斯基“典型即是熟悉的陌生人”的典型理论。       其三、揭示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在他的历史叙事作品中，始终贯注着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从而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情绪置于“潮流”的本位，而对于杰出人物的历史贡献则赋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权力观。这样，任何帝王的行为都可以从“顺应”民意的史观中得到到诠释，从而对于“英雄史观”给予了理论和艺术的否定。       其四，推动历史人物去符号化、去脸谱化。秉持“不神化、不丑化、不简化、不偏见”的人物伦理，剥离后世史论附加在历史人物身上的道德滤镜，回归人性本真，把史料中概念化的记载转化为带有缺憾、挣扎与情感温度的艺术典型，拓展帝王题材历史小说的人学空间。      启示：史诗写作本质是人学写作。当代历史文学创作，应当回归马克思主义典型化理论，依托复杂的历史环境塑造立体人性，依靠鲜活人物映照时代变迁，观照精神现实，摒弃脸谱化、标签化、娱乐化塑造方式，依靠人性的真实成就历史叙事的厚重。       四、文脉弘道论：地域文化诗学与史诗写作的本土建构       现代地域文艺理论认为，成熟文学风格，是地域文脉精神、民族文化基因、作家审美个性三者融合的产物。一切伟大史诗，都植根于本土文明沃土。当前不少历史文学文本悬浮空洞、底蕴单薄，根源在于本土文脉失语、文化根性缺失，简单移植外来叙事范式，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语境。 杨焕亭“文脉弘道”的创作理念，搭建起地域文脉滋养、民族精神承载、文化使命担当的本土史诗理论，具有鲜明本土化文论价值。这一理念包含两层维度：一是立足三秦大地，依托地域历史资源开展史诗叙事；二是赓续中华文脉，借历史叙事回应时代精神诉求，完成古今对话。       首先，地域文脉是史诗写作的精神母体。三秦作为秦汉文明发祥地，积淀大一统理念、弘毅担当、民族交融的深厚文化精神。杨焕亭并非简单取用地域风物作为故事素材，而是将三秦文脉气质、秦汉文明内核内化到叙事结构、人物风骨与美学格调之中，造就雄浑厚重的西北史诗品格，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域历史叙事的独特辨识度。       其次，完成地域书写向民族史诗的精神升维。叙事跳出地方局限，以三秦历史为切口，梳理中华大一统文明、民族交融、治国理政的精神谱系，将地域历史资源升华为民族文化符号、民族精神载体，完成从地域叙事到民族史诗的艺术跃升。       最后，确立新时代历史文学的文化担当伦理。面对文坛审美浅表化、娱乐化的趋势，杨焕亭坚守史诗的弘道价值，接续古典文论“文以载道、史以明道”的传统，借史诗接续民族文脉，依托历史思辨启迪当下，抵制浮躁的创作风气，提升当代文学的精神高度。      启示：中国当代史诗写作，必须坚守本土文化诗学。脱离中华文脉、地域根脉、民族精神的历史叙事，终将沦为无根的艺术空壳。唯有深扎本土文脉、传承民族基因、坚守文化正道，方能打造具备中国气派、中国风骨、中国审美的当代历史文学体系。        结语       综观杨焕亭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其价值不限于作家个体创作经验的归纳，而是一套融合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文艺人学、中国传统史传诗学、现代地域文化理论、当代文艺功能论的完整本土化史诗创作范式。       审势立题，解决了历史文学“写什么”的格局问题；虚实持衡，解决了历史文学“怎么写”的伦理问题；以人铸史，解决了历史文学“写何人”的人学问题；文脉弘道，解决了历史文学“为何写”的价值问题。       在当代史诗文学萎缩、历史叙事乱象丛生、浅表化写作盛行的文坛语境下，杨焕亭二十年的史海深耕与理论建构，为新时代历史题材长篇创作提供可借鉴、可参照、可推广的思路。结合评论家李星将其视作当代历史小说重要收获、称其无愧于当代历史小说大家的论断，可以进一步确认这套创作体系的文学价值。其创作观深刻昭示：新时代的历史史诗写作，当守史学之真、秉文学之美、立人性之正、承文脉之魂，以沉潜笔墨接通古今文明，以厚重史诗承载民族精神，为中国当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与中华文脉永续传承提供坚实的文本支撑与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