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
作者：心如大海
目 录
序 国旗
（2019年，北京）
第一卷 站直
（1937—1939）
第一章 站直
第二章 私塾
第三章 两个哥哥
第四章 沟里的皮靴
第五章 军号
第六章 调令
第七章 影子
第八章 爆破
第二卷 歪头
（1939—1943）
第一章 歪头
第二章 豆腐刘
第三章 茨谷五雄
第四章 孙队员
第五章 队长
第六章 川岛谷川
第七章 小野田守
第八章 手抖
第九章 入党
第十章 麦子地
第三卷 降了
（1943—1945）
第一章 名单
第二章 最后一次
第三章 听不见的欢呼
第四章 降了
第四卷 归处
（1945—2019）
第一章 回家
第二章 不说话的人
第三章 讲台
第四章 手稿
第五章 名单（二）
第六章 旗
附录
创作说明：史实与虚构的边界
李安甫生平简表
序 国旗
官兵展开了一面旗。
红色的，很大，在他面前铺开。他伸手，够到旗的一角，手指捏住布边。布是凉的，有一点糙。他把那一角往自己这边拉，拉到脸跟前。左眼看见的是满眼的红，右眼是黑的。
他把脸贴上去。
嘴唇碰到了布面。旁边的人在拍照，他听不见快门声。他只知道嘴唇上有一个东西，凉的，干净的。后来有人问他当时什么感觉，他说：“当我握住国旗贴在脸颊上时，忍不住就流泪了。”
他在心里数。
二哥李正华，四哥李正国，台儿庄，1938年。消息传到乐陵那天，父亲坐在堂屋里，一句话没说。他在门外站着，看见父亲的脊背弯下去，弯成一张弓。他当时十三岁，还不懂“牺牲”这两个字写在纸上和落在人身上有什么区别。他只知道，两个会把他举过头顶的哥哥，不在了。
嘴唇还贴在国旗上。他想起了父亲教他打拳的那个院子。清晨，露水还没干，父亲说，安甫，站直。他站不直。他从来就站不直。那时候没人知道，他的身体里有一个开关，会在某一天被一声爆炸关掉，从此不再长高。
他直起身来。
周围有掌声，他听不真切。左耳能抓住一些声音，碎片的，不成调的。他看向前方，左眼的视野比正常人窄了一半，右边的世界是空的，是黑的。但左边，左边有红色，大片大片的红色，在风里翻动。
他想起1938年秋天。背着家人跑了。跑到肖华的部队驻地，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低头看他，看了很久。那个人后来给了他一把军号。他说，你认得字？他说，认得。那个人说，那你既吹号，也教大家认字。他点头。军号比他想象的重，铜的，冰凉。他把它贴在嘴上，吹不响。司号长笑他，他不服气。一个月后，他吹响了三个音。
那时候他还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他还能长高。
他后来才知道，那把军号，是他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份“你还有用处”的证明。
直起身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没有人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也不明白。他的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出声。他在念三个名字。两个堂哥的，一个父亲的。念完之后，他又在心里加了一个。那个名字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是一个武工队的队友，姓什么他忘了，只记得那个人有一双很大的手，在一次掩护撤退时留在了后面。他回头看了一眼，只看见那片麦子倒下去的方向不对。
国旗还在飘。左眼里的红色，慢慢模糊了。
他抬手擦了一下。手背上有一道旧疤，是那年炸碉堡时留下的。右眼在那天没的，右耳在那天没的，脑垂体在那天坏掉的。那天之后，他的裤子再也没有短过。
但他活下来了。活到了九十四岁。活到了能捧住一面旗、把脸贴上去的年纪。
他把手放下来。
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把椅子。他坐下。左眼望着广场上的人群，右眼望着他八十年来一直望着的那片黑暗。黑暗里什么都没有。但他知道，那里面装着二哥、四哥、父亲，装着一个没来得及长大的自己，装着一把铜号，一把短枪，和一个姓什么忘了的、手很大的队友。
他坐在那里，等。
（序 完）
第一卷 站直
第一章 站直
刘桥村的清晨，露水从槐树叶尖往下滴，滴在李安甫的后脖颈上。他缩了一下脖子。
“别动。”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那只手按在他脊背上，硬邦邦的，指节上有常年握枪磨出来的茧。李安甫把两条腿又分开了一点，膝盖绷得发酸，脊背使劲往父亲手掌的方向顶。
“站直。”
“我站了。”
父亲没说话。手在他后背上停了一会儿，收走了。李安甫回过头，看见父亲走到三步外，从腰后抽出那把驳壳枪。枪在父亲手里转了一圈，像一只认路的鸟。父亲抬手，枪响。槐树上一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断口整齐。
“看见没？”
“看见了。”
“枪要稳。人也要稳。”父亲把枪插回腰后，蹲下来，视线和他平齐。父亲的眼睛很黑，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你站不直，枪就端不稳。端不稳，打出去的子弹就是浪费。”
李安甫没说话。他想说，我使劲了。但父亲已经站起来了，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堂屋走。走到门口，回头扔了一句：“下午跟我练拳。你两个哥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能打满一套了。”
二哥李正华，四哥李正国。那时候他们还在。李安甫记得二哥的拳头，硬得像铁疙瘩，有一回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他疼了三天。四哥手大，一只手能把他整个人从地上提起来，举过头顶，转一圈，再放下。他每次被举起来的时候都笑，四哥也笑。
后来台儿庄的消息传回来，父亲坐在堂屋里，一天没出来。李安甫站在门外，从门缝里看见父亲的脊背弯下去，弯成一张弓。他没敢进去。
那是1938年春天的事。到了秋天，他背着家人跑了。跑之前只跟表弟说了一声。
“你去哪？”
“打鬼子。”
“我也去。”
“你太小。”
“你不也才十三。”
李安甫看了表弟一眼。表弟比他高半个头。他没再说什么，扭头走了。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表弟还站在那儿，手插在裤兜里，远远地像一个问号。
跑到肖华的部队驻地时天已经擦黑。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低头看他，看了很久。旁边有人凑过来小声说了句什么，那个人摆了摆手，又看向他。
“你来干什么？”
“当兵。”
“你还没枪高。”
“我会写字。”
那个人不说话了。他后来知道这就是肖华。肖华蹲下来，和他平视，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李安甫没有躲，左眼看着肖华的下巴，下巴上有一层刚冒出来的胡茬。
“念过书？”
“私塾。三年。”
“会写多少字？”
“常用的都会。写信也行。”
肖华站起来，朝旁边的人点了点头。“留下。文化教员，兼司号员。”然后低头看了他一眼，“你叫什么？”
“李安甫。”
“李安甫。”肖华念了一遍，嘴角动了一下，“行，留下吧。你这小个子，倒是有一股劲。”
旁边的人后来告诉他，肖华司令说他像一匹没上笼头的野马。这话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已经吹了三天号了。军号是铜的，比他想的沉，第一次贴在嘴上吹不响，腮帮子鼓得生疼，只有气流的嘶嘶声。司号长蹲在旁边，露出一口黄牙。
“小不点，你这号是吹给蚊子听的？”
“你再笑。”
“我就笑。你吹得响吗你？”
李安甫没理他。第二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跑到村外河沟边上。左眼盯着号嘴，右眼盯着远处一棵枯树。腮帮子酸得嚼不动干粮，他就把干粮掰碎了泡在水里喝。一个月后，他吹响了。三个音。不长，但是响了。
司号长路过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没笑，走了。
第二章 私塾
私塾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先生姓周，戴一副铜边眼镜，镜腿断了一根，用麻绳系着挂在耳朵上。
李安甫坐在最后一排。不是因为他个子矮坐后面，是因为他来得晚，前面的位置被人占了。他坐在最后面，左眼能看见前面所有后脑勺，右眼也能。那时候两只眼睛都好用。
周先生教的是《千字文》。念一句，讲一句。李安甫记性好，念三遍就能背。但他坐不住。周先生在上面念“天地玄黄”，他在底下用指甲在桌面上画小人。画的是二哥打拳的样子，两个胳膊张开，腿弓着。
“李安甫。”
他抬起头。
“你上来。写‘天地玄黄’。”
他上去了。个子矮，够不着黑板的上沿，只能写在最下面。字是歪的，但笔画对。周先生站在他后面看了一会儿。
“字丑。”
“我爹说我写得好。”
“你爹哄你。”周先生把他的手从粉笔上拿开，把着他的手，重新写了一遍。周先生的手是凉的，干的，骨节突出。“横要平，竖要直。写不好字，以后写信都没人看得懂。”
李安甫点头。他后来确实写了信。写了多少封，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写给谁，有的记得，有的忘了。
在私塾里，他学会了两件事：认字，和坐着不动。第二件事比第一件难。他天生好动，父亲教拳的时候他动得欢，但坐在板凳上不动，他浑身难受。周先生不管他难受不难受。周先生说，坐不住的人，干什么都干不长。
他那时候不懂这句话。后来他懂了。他干的那些事，都需要坐得住。蹲在墙根底下等一个人走过来，趴在沟沿上等一个目标进入射程，坐在炕上装病等搜查的人走。都是坐得住。
周先生还教他打算盘。他打得不快，但不出错。周先生说，你手稳。他那时候不知道手稳有什么用。后来知道了。
私塾散了之后，他偶尔路过村东头，会往那三间土坯房里看一眼。有一年回去，房子塌了，周先生也没了。他站在废墟前面，左眼里是碎了的土坯和烂了的房梁。他想起周先生把着他的手写字，那只手是凉的。
第三章 两个哥哥
二哥李正华比他大八岁。四哥李正国比他大六岁。
李安甫记得二哥的拳头。二哥练拳的时候，对着院子里的沙袋打，一拳下去沙袋晃半天。他蹲在旁边看，二哥说，你来试试。他站起来，使出吃奶的劲打了一拳，沙袋动了一下，他的手疼了三天。二哥笑他，他不服气，第二天又去打。打了半个月，沙袋能晃了。
四哥不练拳。四哥喜欢枪。父亲那把驳壳枪，四哥趁父亲不在的时候偷出来看过。有一回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没打他，也没骂他，只说了一句：枪口永远别对着人，除非你要打他。四哥把这句话记住了。李安甫也记住了。
四哥的手大。李安甫小时候，四哥一只手能把他提起来，举过头顶。他在上面笑，四哥在下面也笑。二哥在旁边说，放下放下，摔了怎么办。四哥说，摔不了。
1938年春天，台儿庄的消息传回来。两个名字，一张纸。李正华，李正国，阵亡。
父亲坐在堂屋里，一天没出来。李安甫站在门外，从门缝里看。父亲坐着，没动。脊背弯着，像一张拉满了但没人用的弓。李安甫没敢进去。他站在门外，站到天黑。嫂子来叫他吃饭，他说不饿。
那天晚上他躺在炕上，盯着房梁。他想四哥把他举过头顶的感觉。四哥的手很大，卡在他腰上，他一点都不怕掉下来。他想二哥的拳头，硬得像铁疙瘩，敲在他脑门上，他疼了三天，但二哥第二天给他带了一块糖。
他翻了个身。炕席的篾条硌着后背。他那时候十三岁，不知道什么叫“牺牲”。他只知道，两个会把他举起来、会敲他脑门的人，不在了。
后来他参军的时候，填表，家庭成分那一栏，他写了“中农”。社会关系那一栏，他写了“兄，李正华，亡。兄，李正国，亡。”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看了一会儿那两个字。“亡”。笔画简单，一横，一竖折，一横。写起来不费劲。但他看了很久。
第四章 沟里的皮靴
1939年，麦子快熟的时候。
那天部队在宁家寨附近和鬼子打了一场，撤下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李安甫跟着队伍往北走，走到一片麦地边上，他停住了。
“怎么了？”前面的战友回头。
“别出声。”
他听见了。沟里有动静。不是风吹麦子的声音，也不是野兔。是人的呼吸，粗的，带着一点嘶嘶的尾音，像受伤的牲口。他蹲下来，朝沟边摸过去。战友在后面压着嗓子喊他，他没回头。
沟不深，但坡上长满了草。他先看见的是皮靴。黑色的，皮面磨花了，鞋帮上沾着干了的泥。然后是指挥刀，斜挂在腰上，刀鞘的金属件反着一点光。一个日本军官靠在沟壁上，一条腿伸着，另一条腿蜷着，裤管上裹着绷带，血渗出来把布染成深褐色。枪放在右手够得着的地方，人闭着眼。
李安甫趴在沟沿上，心跳从胸口蹦到嗓子眼。他没有枪。他身上只有一把刺刀，挂在腰后，短得可怜。那个日本军官动了一下，头歪过来，眼睛还是闭着的。李安甫看见他的喉结上下滚了滚。
他折了一根树枝。手指粗的，带着叶子。他攥在手里，一点一点往沟里挪。鞋底踩在干泥上，有细碎的响声。他不敢快，也不敢停。挪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日本军官睁开了眼。
两个目光碰在一起。
日本军官的眼睛先是茫然的，然后收缩了一下，像是想明白了一件事：一个孩子，一米二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的手往枪的方向伸过去。
李安甫动了。他从坡上滑下去，脚先落地，然后整个人扑上去。脚趾头撞在刀鞘上，疼得他眼前发白。他不管，一把抓住指挥刀的刀柄，往旁边甩出去。刀落在沟底的干草上，闷响一声。然后他去够那把枪。日本军官的手已经碰到枪托了，李安甫的膝盖压上去，压在那只手上。疼。对方的手骨头很硬，但李安甫全身的重量都在上面，他整个人跪在那只手上，右手把枪抽了出来。
枪比他想的沉。他两只手才端稳。日本军官的脸就在他下面，嘴张着，在喊什么，声音不大。李安甫扣了扳机。
枪响了。他不知道自己打中了哪里。枪的后坐力把他往后推了一下，他坐在地上。那个日本军官的身体抽了两下，不动了。
李安甫坐在那里，手里还攥着枪。沟里有火药的味道，混着血腥味和干草味。他低头看自己的手。右手食指上有一道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划的，血珠子冒出来，细细的一条。
他把枪揣进怀里。爬出沟的时候，脚趾头还在疼。他低头看了一眼，大脚趾的指甲盖紫了，后来那个指甲掉了，长出来一块新的，厚一些，硬一些。
回到驻地，他先去洗了手。井水凉得刺骨，他把手泡在里面，搓了三遍，火药味才淡下去。晚上躺在炕上，他盯着房梁。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那个人最后张嘴的样子，他记得。但脸是模糊的。他只记得那双皮靴，和脚趾头上被刀鞘撞出来的疼。
第二天他把枪交了上去。部队有纪律，缴获要归公。他交枪的时候，司号长在旁边看着。
“你杀的？”
“嗯。”
“你？”
“嗯。”
司号长围着他转了一圈，像在看一个从没见过的物件。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拍得他往前晃了一下。“行啊小不点。以后不叫你小不点了。”
“那叫什么？”
“还没想好。”
后来肖华知道了这件事。把他叫过去，看了他半天。李安甫站得笔直，左眼看着肖华的下巴，右眼也看着。那时候他两只眼睛都还好用。
“野马。”肖华说。
“什么？”
“我说你。像一匹野马。没笼头的那种。”肖华笑了一下，“好好训，训好了是好马。训不好，是坏马。”
李安甫没太听懂。但他记住了“野马”这两个字。
第五章 军号
司号长姓赵，河北人，比李安甫大十岁，嘴里的黄牙是抽烟抽的。
李安甫第一次吹号的时候，赵司号长蹲在旁边笑了半天。李安甫不理他，每天天不亮就跑到河沟边上练。号嘴贴在嘴唇上，凉，铜的味道渗进嘴里，涩涩的。他吹了三天，嘴唇肿了，吃饭的时候沾上盐水就疼。
第四天赵司号长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你这样吹不对。”
“那怎么吹？”
赵司号长把号拿过去，贴在嘴上。他没使劲吹，号声就出来了，亮堂堂的，在河沟上空荡开。李安甫看着他的腮帮子，没怎么鼓。
“你使劲的地方不对。”赵司号长把号还给他，“别用腮帮子，用肚子。”
“肚子？”
“吸气。吸到肚子里。吹的时候从肚子里往外顶。”
李安甫试了一下。第一声还是嘶嘶的。第二声好一点。第三声出来了一个音，短，但是亮的。赵司号长点了一下头。
“再练。”
一个月后，他吹响了三个音。冲锋号的前三个音。赵司号长站在远处听完了，走过来，拍了拍他的头。拍得很轻。
“行了。以后你吹。”
李安甫把号收起来，用布擦干净，放进布包里。从那以后，每天早上的号声是他吹的。部队起床，出操，吃饭，睡觉，都听他的号。他站在村口的高台上，左眼看着东边，右眼看着西边，两只眼睛都看得见的时候，他觉得世界很宽。
后来他调走的时候，赵司号长把那个布包塞给他。
“带着。”
“用不上了。”
“用不上也带着。别丢了。”
李安甫带着那个布包走了。后来布包磨破了，他把号拿出来，用一块新布裹上，放在包袱最底下。再后来，号一直跟着他，从乐陵到无锡，从无锡回乐陵。铜面上生了锈，绿绿的。他试过吹，吹不响了。他没有再试。
第六章 调令
1939年10月，部队化整为零。
消息传下来那天，赵司号长蹲在院子里擦他那把号，擦得很慢，铜面上哈一口气，拿布来回蹭。李安甫坐在旁边，也在擦自己的号，但他擦得心不在焉。
“听说你要走。”赵司号长没抬头。
“嗯。”
“去哪？”
“不知道。调令上没写。”
赵司号长把号翻了个面，布在铜管上缠了一圈。“武工队那边来要人。点名要你。”
李安甫的手停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队长跟我说的。”赵司号长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他说要一个能钻缝的人。个子小，不惹眼。会打枪，认得字。还要胆子大。”
“你怎么说？”
“我说，那你得问问那匹野马自己。”赵司号长把号收起来，用一块绒布裹好，塞进布包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到李安甫面前。他比李安甫高两个头。他低头看着他，看了几秒。
“去了那边，没人给你吹号了。”
“我知道。”
“没人叫你起床，没人给你打饭，没人管你裤子短了没有。”
“我知道。”
赵司号长把布包往肩上一甩，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你那把号，带着。用不上了也带着。别丢了。”
武工队队长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打谷场上。天快黑了，场上没人，只有几个石碾子蹲在边上。队长站在一个碾子旁边，李安甫走过去，站在他面前。队长低头看他，看了大概有十几秒。那十几秒里李安甫没有低头，左眼看着队长的下巴，下巴上有一道疤，从嘴角延伸到耳根，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
“你怕不怕？”队长问。
“怕。”
队长愣了一下。可能他等的是别的答案。
“怕也得干。”李安甫说。
队长没再说什么。他的手抬起来，在李安甫肩膀上拍了一下。然后那只手往上走，在他头顶停了一瞬。很短。短到李安甫几乎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但那只手的影子落在他脸上，他看见了。
他把头偏开了。
“走吧。”队长转身，往村子方向走，“今晚就动。”
第七章 影子
武工队的日子和司号员的日子不一样。
没有军号了。没有整齐的队列，没有每天早上的号声把整个村子叫醒。他跟着几个人在青纱帐里走，白天睡觉，晚上赶路。他走在最后面，前面的人时不时回头。
他讨厌那个回头。
不是因为被照顾。是因为每一次回头都在提醒他一件事：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矮。你得被数着。
“李安甫。”前面的人又回头了。
“在。”
“跟紧。”
“我跟着呢。”
“你走快些。”
“我腿短。”
前面的人不说话了。旁边一个姓孙的队员低声笑了一下。李安甫瞪了他一眼，孙队员举起两只手，做出投降的样子。
但队长从来没回过头。他走在最前面，步子不快不慢，像掐好了尺寸。李安甫后来发现，队长走路的节奏正好是他的节奏。不快到让他跟丢，不慢到让他吃力。他不知道队长是不是故意的。他没问过。
第一次出任务是跟队长去摸一个汉奸的住处。队长在墙上画了个圈，说，你从那个口进去，把门打开，我进去拿人。李安甫抬头看了看那个口。墙上一个通风的窟窿，离地有一人多高，但对他来说，刚好。
他从那个窟窿钻进去的时候，听见队长在外面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后来孙队员告诉他，队长说的是：“还真是个缝就能钻。”
他钻进去了。把门打开了。队长进来把人按住了。整个过程不到一炷香。
出来的路上，队长走在他旁边，没有走在前面。这是第一次。李安甫注意到了，但没说话。走了一段，队长开口了。
“你枪法怎么样？”
“还行。”
“还行是多行？”
“我爸教过。打叶子。”
“叶子？”
“槐树叶。掉下来的时候打。”
队长侧头看了他一眼。天黑，李安甫看不清队长的表情，只看见他下巴上那道疤的轮廓。
“明天试试。”
第二天的试枪是在一片坟地里。队长让孙队员往天上扔了一块土坷垃，李安甫抬手一枪，土坷垃在半空碎了。队长没说话，又扔了一块。第二枪也碎了。第三块的时候孙队员使劲往远处扔，李安甫顿了一下，枪响了，土坷垃偏了一点，碎是碎了，但碎得不干脆。
队长说：“够了。”
然后他转过头，对着其他人说了一句话：“以后这种事，让他上。你们把路踩好就行。”
第八章 爆破
那场战斗的具体日期，李安甫后来记不清了。
他只记得碉堡。砖的，两层，枪眼黑乎乎的，往外吐火。部队被压在一片洼地里，抬不起头。子弹从头顶飞过去的声音像撕布，嘶啦嘶啦的。他趴在地上，脸贴着土，土里有草根的涩味。
“得把那玩意儿端了。”队长趴在他旁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楚。
“我去。”
队长转头看他。“你？”
“我小。枪打不着我。”
队长盯着他看了两秒。然后从旁边的人手里拽过爆破筒，塞到他怀里。“路线你自己看。塞进去之后，滚。听见没有？滚。滚得越远越好。”
“听见了。”
他抱着爆破筒往前爬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路线。碉堡的枪眼在左上方，他得从右侧的盲区摸过去。左眼盯着枪眼的位置，右眼也盯着。两只眼睛一起用，世界是宽的，完整的。
他听见身后有人在喊什么。风声太大，子弹声太大，他没听清。后来他想，那可能是队长在喊他，让他回来。也可能是在喊掩护。他不知道。
他把爆破筒塞进去了。塞进去的那一瞬间，他看见了碉堡里面有人影在动，脸转过来，嘴张开。然后他转身，往外滚。
滚得不够远。
声音从右耳灌进去的时候，像一根烧红的铁棍，从耳道直接捅进脑子。然后整个世界往右边塌了。先是右眼，一片黑，黑得彻底，什么都没有。然后是左眼。左眼也黑了。他以为自己瞎了，两只眼睛都瞎了。他伸手去摸自己的脸，手指碰到眼皮，右眼的眼皮是合着的，但他感觉不到那是自己的眼睛。像摸一块别人的皮。
后来的事是孙队员告诉他的。
“你趴在那儿不动，我以为你死了。”孙队员坐在炕边，手里端着一碗水，声音很低，“队长跑过去把你翻过来，你满脸是土，鼻子里有血。他喊你名字，你没应。”
“我昏了多久？”
“小半天。卫生员说，右眼保不住了。右耳也……”孙队员没说完。
李安甫躺在炕上，左眼看着房顶的椽子。一根，两根，三根。他数了三遍。右眼什么都看不见。他闭上左眼试了一下，黑。和闭着右眼的感觉一模一样。他又试了一次，还是一样。
“队长呢？”
“在外面。蹲着。蹲了一下午了。”
队长进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站在炕边，李安甫看见他的轮廓，左眼的视野里，队长的肩膀是歪的，因为右边看不见了。
“疼不疼？”
“不疼。”
“骗人。”
“有点。”
队长蹲下来，和他平视。下巴上那道疤在昏暗的光里看起来更深了。“我说过让你滚。滚得越远越好。”
“我滚了。”
“滚得不够。”
“下次滚远点。”
队长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下次了。你给我好好养着。”
他走了。李安甫躺在炕上，左耳听着他的脚步声远去，右耳里什么都没有。他把手贴在右耳上，拍了两下。没有回响。像拍一块石头。
几个月后他发现了另一件事。裤子不再变短了。他用指甲在门框上划了一道线，过了两个月又去划，线还在老地方，他的头顶也还在老地方。他把那道线用袖子蹭掉了。蹭得很用力，指甲在木头上刮出白印子。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晚上躺在炕上，他把手放在头顶上，按了按。骨头是硬的。但他知道，它不会再长了。
（第一卷 完）
第二卷 歪头
第一章 歪头
炕上躺了四十多天。
李安甫的后脑勺把炕席磨出了一块发亮的印子。每天醒过来第一件事，是用左眼去对房顶那根椽子。椽子是歪的，从东墙往西墙走，走到一半往下塌了一点。他看了四十多天，闭着眼都能画出那根椽子的弧度。
右眼窝里塞着药布，换药的时候卫生员把布抽出来，他感觉不到疼，只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拽他的眼皮。卫生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兵，手笨，每回换药都紧张。
“疼不疼？”
“不疼。”
“你骗人。”
“真不疼。你摸的是别人的脸。”
小兵不说话，低着头把新布条塞进去，动作更轻了。
队长来看他的时候，坐在炕沿上，把烟袋点着，抽一口，不说话。烟味飘过来，李安甫左耳里能听见烟丝烧着的细响，嘶嘶的。三回都是这样。第四回，李安甫忍不住了。
“队长。”
“嗯。”
“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队长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烟嘴是铜的，磨得发亮。“回去干什么？”
“打枪。”
“你只有一只眼。”
“一只眼也能打。”
队长看着他。下巴上那道疤在油灯底下泛着一点光。他重新把烟袋塞进嘴里，抽了一口，站起来。
“明天让大勇来接你。”
第二天一早，孙大勇来了。他推开门的时候带进来一股凉气，手里拎着两个窝头，用布包着，还热。
“吃。”
“哪来的？”
“我娘蒸的。”孙大勇把窝头塞到他手里，“吃完了去坟地。”
“去坟地干什么？”
“队长说，让你打东西。”
李安甫咬了一口窝头。玉米面粗，掺了豆面，嚼起来有颗粒感。他吃了一半，把剩下的揣进兜里。
坟地在村北。几棵歪脖子柏树，坟包一个挨一个，有的立了碑，有的就是土堆。孙大勇从兜里掏出一块土坷垃，在手里掂了掂。
“队长说，让你打这个。”
李安甫扭头看了一眼。队长蹲在十几步外的一个坟包后面，烟袋锅上冒着一点蓝烟。他转回来，把枪从腰里拔出来。枪是孙大勇的，他掂了掂，分量不熟。
“扔。”
孙大勇把土坷垃往天上扔。李安甫抬手，左眼顺着枪管看出去。他的头不自觉地往左边偏了一下。如果头摆正了，右半边视野是空的，枪管会往右歪。他歪着头，左眼、准星、土坷垃三点连成一条线。
枪响了。土坷垃在半空碎了，碎得不干脆，有一块大的落地了。
“偏了。”李安甫说。
“偏了一点。”孙大勇又掏出一块，“再来。”
第二块。他又歪了一下头，但歪的角度和第一次不太一样。枪响了，碎了，散得比上次好，但还是有一块大的落地。
“又偏了。”李安甫把枪放下，看着自己的手。手是稳的，但头不对。他每次都在找那个“对”的角度，可那个感觉还不存在。
队长从坟包后面走过来了。他没有说话，站在李安甫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蹲下来，从地上捡了一根枯树枝，在土里划了一道线。
“你站着别动。”
李安甫站着。队长把树枝比在他脸旁边，从下巴到耳朵，划了一条线。树枝的断口蹭着他的皮肤，凉的。
“记住这个角度。下次歪到这儿，就停。”
李安甫低头看那条线。歪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就这个？”他问。
“就这个。别多别少。你右眼是空的，头摆正了，枪口会往右偏。你得歪到左眼刚好能在准星后面看出去，不多不少。多歪一点，左眼偏右；少歪一点，左眼偏左。就这个角度，刚好。”
那天下午他们扔了十几块土坷垃。孙大勇扔，李安甫打。前几块还是偏，碎是碎了，但不干脆。中间有一块碎了，李安甫觉得对了，但下一块又偏了。他没有急，也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每次打完之后把枪放下，重新歪头，重新找那个角度。
后来他找到了一种办法。不是用脑子记，是用左眼的眼角去记。当他歪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左眼的眼角会碰到一个什么东西——说不清是什么，就是眼角那个位置，视野的边缘刚好能框住目标。那个感觉来的时候，他知道对了。
最后一块土坷垃，孙大勇使了坏，往远处扔的，扔得又高又远。李安甫歪头，左眼、准星、土坷垃，三点咬合。枪响，碎得干干净净。
孙大勇吹了一声口哨。
队长把烟袋点上了，抽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出来。“行了。”他说，“明天开始，跟着出任务。”
李安甫把枪还给孙大勇。孙大勇接过去，掂了掂，看着他。
“安甫。”
“嗯。”
“你以后别站着发呆。刚才找角度那阵子，你像个木头人。”
“我在找感觉。”
“我知道。但是看着怪吓人的。一只眼盯着前面，一动不动。”
李安甫把枪从他手里拿回来，又看了一眼准星。“不找感觉，打不准。”
“打不准也比吓人强。”
李安甫看了他一眼，把枪塞回他手里。“你胆子小。”
孙大勇笑了一声。“我胆子小？我胆子小能跟你站这儿？”
第二章 豆腐刘
乐陵县城东关有个豆腐摊。摊主姓刘，六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大半，见谁都笑。李安甫认识他，是因为刘老头认识他爹。李安甫小时候跟父亲赶集，路过豆腐摊，刘老头会切一小块热的，撒一点盐，递给他。他含在嘴里，舌头烫得发麻。
“刘大爷，再给一块。”
“你爹给钱了？”
“给了。”
刘老头就笑，再切一块，撒盐的时候多撒几粒。李安甫知道多撒的那几粒盐是白送的。
后来他参军了，偶尔路过东关，刘老头看见他，不打招呼。李安甫穿着便装的时候，刘老头会切一块豆腐放在摊板边上，不看他，也不说话。李安甫走过去拿起来吃了，把碗放在摊板上。两个人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
1940年春天，刘老头死了。
消息是孙大勇带回来的。那天李安甫正在擦枪，孙大勇从外面进来，脸色不对。他坐下来，倒了一碗水，没喝，放在桌上。
“东关那个卖豆腐的，你认识？”
“认识。”
“死了。”
李安甫的手停了一下。“怎么死的。”
“川岛谷川。”
孙大勇说，川岛那天带着几个新兵在城外训练。训练的方式是抓百姓绑在木桩上，让新兵拿刺刀练手。刘老头那天赶集回来，路过训练场，被拦住了。川岛让新兵拿他练手。刘老头被绑在桩子上。
“他喊了一句什么。”孙大勇说。
“喊的什么？”
“不知道。有人说喊的是他儿子的名字。他儿子在八路军，早两年没了。”
李安甫把枪放下。桌上那碗水晃了一下，又平了。他想起那块豆腐，热的，撒了盐，含在嘴里烫得他直吸溜。刘老头站在摊子后面笑，说，慢点吃，还有。
“他喊的什么，你再想想。”
孙大勇皱了一下眉。“有人说喊的是‘安甫’。”
“谁说的？”
“不知道。传话的人说的。”
李安甫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孙大勇把那碗水喝了，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
“队长说，川岛的事，上面在考虑了。”
“考虑什么？”
“你说呢。”
孙大勇走了。李安甫一个人坐在屋里，把枪拿起来，又放下。枪管上有一块没擦干净的油渍，他用拇指蹭了蹭，蹭掉了。
第三章 茨谷五雄
刺杀茨谷五雄的任务，是在川岛之前。
茨谷是日军驻乐陵第一任宪兵队长，杀人多，而且杀得脏。孙大勇说过一件事：茨谷有一回把几十个百姓串绑在树上，让新兵练刺刀。串绑，就是一根铁丝从手心穿过去，一个连一个，谁也跑不了。孙大勇说的时候，手在抖。
“你去看看东城门外面那几棵树。”孙大勇说，“树皮上有印子。铁丝勒的。”
李安甫后来路过东城门，看了一眼。树皮上确实有印子，深的那几道，颜色发黑。
任务分下来了。李安甫和另外一个队员配合。那个队员姓陈，比孙大勇大几岁，话更少，在街口望风。李安甫负责近身。
茨谷每天下午从据点出来，走一段路去一个茶馆。路线固定，护卫不多，三四个兵，跟得不紧。茨谷本人个子不高，走路喜欢把手背在身后。
李安甫扮成一个卖烟的小孩，挎着一个木匣子，站在茶馆斜对面的墙根底下。匣子里上面是烟，下面是一把枪。他蹲在那里蹲了一个多钟头，左耳里是街上的各种声音，叫卖的，讨价还价的，小孩哭的。
茨谷走过来的时候，李安甫迎上去，鞠了一个躬。头低下去的时候，他看见茨谷的鞋，黑布鞋，鞋面干净。茨谷以为他是个小学生，乐了，伸出手，拍着他的头，一个劲儿竖大拇指。
“你，大大地好！”
李安甫笑眯眯地迎合他，左眼看着茨谷腰间的枪套。茨谷的手从他头顶上收回去的时候，李安甫把匣子往上一抬。枪已经在手里了。歪头。左眼。扣扳机。
一枪。茨谷往后倒，后脑勺磕在石阶上，声音闷闷的。李安甫把枪塞回匣子里，转身钻进旁边巷子。身后有人喊，但他左耳里只有脚步声，他自己的。
跑出两条巷子，老陈接上他，两个人分开走，最后在城外的破庙里碰头。老陈蹲在地上喘气，看着他。
“打中了？”
“打中了。”
“你手抖不抖？”
李安甫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不抖。”
老陈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后来他听说茨谷没当场死，抬回去之后拖了两天才咽气。这个消息让他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两天的功夫，够一个人想很多事。他想茨谷躺在床上那两天，会不会想起那些被铁丝串起来的人。他不知道。他不指望茨谷想。
第四章 孙队员
孙大勇比李安甫大五岁，乐陵本地人，以前在集上卖过针线。他话多，手大，胆子不算大，但从来没掉过链子。
李安甫养伤那阵子，孙大勇隔三差五来看他。每次来都带点东西。有时候是几个鸡蛋，用草绳捆着，提在手里晃晃悠悠。有时候是一把花生，炒过的，揣在兜里，掏出来还热。有一回带了一块豆腐，用荷叶包着，还热。李安甫看着那块豆腐，没吃。
“你咋不吃？”
“不饿。”
“热的好吃。我娘做的。”
李安甫把豆腐接过来，含在嘴里。咸的。孙大勇撒的盐，撒多了。李安甫嚼了两下，咽了。
孙大勇有个毛病，出任务之前话特别多。有一回要去摸一个据点的岗哨，出发前孙大勇蹲在墙根底下，把家里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我娘身体不好，老是咳嗽。我弟弟在县里念书，成绩还行，先生说他能考上。我有个相好的，姓赵，在裁缝铺做活。她手巧，给我缝过一个荷包，我没带，放在家里了。等仗打完了，我回去娶她。你说她还能看得上我不？”
“你缺胳膊少腿了？”
“没有。”
“那为什么看不上。”
孙大勇想了想，笑了。“也是。”
“你每次出任务之前都说这些。”
“说了心里踏实。”
“说了就踏实了？”
“说了就踏实了。”
那次任务回来之后，孙大勇坐在田埂上，又说起了赵家姑娘。“安甫，你说我回去之后，是先去见她，还是先回家看我娘？”
“先看你娘。”
“为什么？”
“你娘身体不好。”
孙大勇点头。“有道理。”他摘了一根草茎叼在嘴里，嚼了两下，“那我见了她，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想说，我回来了。”
“那就说。”
孙大勇笑了。草茎在嘴角翘着，像一根烟。
后来孙大勇没有娶到赵家姑娘。1943年冬天，一次撤退的时候，他走在最后面，被一颗流弹打中了腰。李安甫把他背回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孙大勇躺在地上，嘴在动。李安甫把左耳凑过去。
“赵家……裁缝铺……”
“我知道。”
“跟她说……我回来了……”
李安甫点头。孙大勇看着他，眼睛里的东西慢慢散了。手松开了。手里攥着一根草茎，不知道什么时候攥的。
李安甫坐在旁边，坐了很久。右耳里什么都没有，左耳里是风声。他把那根草茎从孙大勇手里拿出来，放在自己兜里。后来那根草茎干了，碎了，他没有扔。
第五章 队长
队长姓什么，李安甫后来在回忆里没有写。他只写“队长”。
队长的下巴上有一道疤，从嘴角到耳根。话少。走路不快不慢，像掐好了尺寸。李安甫后来发现，队长走路的速度正好是他的速度。不快到让他跟丢，不慢到让他吃力。他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没问过。
队长第一次见他，是在打谷场上。低头看了他十几秒，问：“你怕不怕？”
他说：“怕。怕也得干。”
队长没说什么。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然后往上走，在他头顶停了一瞬。很短。短到李安甫几乎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但那只手的影子落在他脸上，他看见了。他把头偏开了。
那是他们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对”的接触。
“别把自己用完了。”这句话是队长在田埂上说的。那天李安甫刚杀完小野田守，坐在田埂上擦枪。队长蹲在旁边，看他擦。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枪擦太勤，管子会薄。人用太狠，也会薄。”
“那我怎么办？”
“歇着。歇够了再干。”
李安甫歇了两天。两天里他什么都没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鸡在地上啄食。左眼看着，右眼是黑的。两天之后他回去找队长。
“好了。”
“好了？”
“好了。”
队长看了他一会儿，点了下头。“行。明天有个任务。”
李安甫转身要走。队长叫住他。
“安甫。”
“嗯。”
“以后要是觉得不对了，就来跟我说。别等到用完了再来。”
李安甫站了一下，点了头，走了。
队长最后一次见他，是1945年夏天。日本还没投降，但所有人都知道快了。队长把他叫到队部，桌上放着一张纸。
“你看看。”
李安甫看了。是调令。队长要调走了。
“去哪？”
“没说。上面让去哪就去哪。”
李安甫把纸放回桌上。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安甫。”
“嗯。”
“你以后，别只记得杀人。”
李安甫抬起头。队长的脸和以前一样，疤，胡茬，没什么表情。
“你还会干别的。你认字，你会写。你还会吹号。”队长站起来，把调令折好，揣进怀里，“仗打完了，你才二十。你还有一辈子。”
他走了。李安甫坐在那里，看着桌上队长留下的烟袋锅。里头还有没磕干净的烟灰。他把烟袋锅拿起来，放在手里掂了掂。凉的。
第六章 川岛谷川
任务定下来的时候，队长把李安甫叫到队部。队部是一间土坯房，里面一张旧桌子，两把凳子。队长坐在桌子后面，桌上摊着一张纸，上面用炭笔画着几条线，是县城里的街巷走向。
“川岛谷川。熟悉吗？”
“知道名字。”
“这个人比茨谷还狠。茨谷杀人还找个由头，川岛不需要。他练新兵，缺靶子，街上拉人。活的。”
“我见过他。”
队长抬起头。“你见过？”
“东关豆腐摊的刘老头，被他拿去练了刺刀。”
队长沉默了一会儿。“你认识刘老头？”
“认识。小时候吃他的豆腐。”
“那这件事，你有私仇。”
“有。”
队长看着他，下巴上那道疤动了一下，像在嚼什么东西。“有私仇，会影响判断。”
“不会。”
“你说不会就不会。”
“川岛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会想刘老头。”
“那你想什么？”
“想路线。想怎么跑。”
队长看了他几秒。然后他把那张纸往李安甫这边推了推。
“路线我定了。你从东边巷子进去，在豆腐摊那个拐角等着。他每天早上从据点出来，去训练场，必经那个拐角。你穿成学生样。他见过你一次，不会记得。”
“几个人配合？”
“两个。大勇在街对面铺子里，老陈在西边巷口。你动手之后，他们负责制造混乱，你趁乱撤。往北，翻墙，进胡同，有人接你。”
“明白。”
“你只有一只眼，一只耳朵。”队长说，“川岛比你高两个头，他一只手能把你提起来。你确定？”
“确定。”
队长又看了他几秒。然后他从桌上拿起一根烟，没点，叼在嘴里。“去吧。明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有雾。不浓，但够遮住远处的人影。李安甫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破褂子，裤腿挽到膝盖上面，赤脚穿一双旧布鞋。枪别在裤腰里，用褂子下摆盖着。他站在豆腐摊的拐角，背靠着墙。豆腐摊现在没人了。摊板还在，上面落了一层灰，有一块地方磨得发亮，是刘老头切豆腐的位置。
左耳里能听见街上的声音，碎的，远的近的。右耳里什么都没有。他已经习惯了。
队长在街对面的铺子门口蹲着，手里拿着一根没点的烟。过了一会儿，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墙上蹭了一下。
来了。
皮靴踩在石板上的声音，从左耳进来。一下，一下。李安甫没有转头。左眼斜着看出去，看见川岛从街角转出来，军装，刀，后面跟着两个兵。川岛的步子很大，皮靴抬得高，落得重。
李安甫从墙边走出来，迎着川岛走。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弯下腰，鞠了一个躬。头低下去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川岛的皮靴，靴帮上沾着一点泥，湿的，可能是早上踩了水坑。
一只手落在他的头顶上。很重。拍了两下。
“大大地好。”川岛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带着一种他听不懂的腔调。
那只手又拍了一下，收回去了。皮靴从他身边走过去。一下，一下。李安甫直起腰，没有回头。左耳在数。一，二，三，四，五。
他转身。
川岛的后背对着他。军装的布料在肩膀处绷得很紧，枪套在腰左边。李安甫掏出枪，歪头。左眼顺着枪管看出去，世界被切成两半，左半边是清晰的，右半边是黑的。川岛的后背在左半边里。
他扣了扳机。
第一枪。川岛的身体往前一冲，手往腰上摸。李安甫的左眼看见那只手在够枪套的扣子，手指在动。他又扣了一下。
第二枪。川岛倒下去了。膝盖先着地，然后整个人往左边歪，侧躺在石板路上。
李安甫转身就跑。左耳里是自己的心跳，砰砰砰，盖过了所有别的声音。他跑进巷子，翻墙的时候脚踝扭了一下，疼，没停。落地之后继续跑，跑到北边的胡同口，孙大勇从墙后面闪出来，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拖进了一个院门里。
门关上之后，孙大勇把他按在墙上，自己也靠在另一面墙上喘气。
“打中了？”
“打中了。”
“几枪？”
“两枪。”
孙大勇看着他，喘了几口气，然后笑了一声，很短。“你他妈。”
“怎么了。”
“没什么。”孙大勇把门开了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等着。外面闹起来了再走。”
外面闹起来了。警报响的时候，李安甫蹲在院门后面，左耳里是远远的哨子声。孙大勇从门缝里看了一会儿，回头说：“走。”
他们从后院翻出去，走巷子，穿胡同，绕了一大圈。路上孙大勇没说话，李安甫也没说话。走到安全的地方，孙大勇才开口。
“你鞠躬的时候，手抖不抖？”
“不抖。”
“那只手拍你头的时候呢？”
李安甫想了一下。“也没抖。”
孙大勇看了他一眼。“你这个人，有点怪。”
“哪怪？”
“说不上来。”孙大勇把手插进兜里，“换了我，被拍那两下，手肯定要抖一下。”
李安甫没有说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没有抖。他想起那只手落在头顶上的感觉，很重，和父亲按在他后背上的那只手一样重。
第七章 小野田守
小野田守是第三任宪兵队长，接茨谷的位子。这个人比茨谷小心，走路的时候特务围得严实，不好瞄。
李安甫第一次动手是在西关的小河沟旁边。他化装成要饭的，枪放在篮子里，上面盖了一块破布。小野田守一行人走进射程的时候，他掀开布，歪头，左眼找目标。但小野田守被特务围在中间，左半边视野里全是人影，找不到那个该打的人。
他等。手放在篮子里，握着枪。左耳里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小野田守往前走，快出射程了。李安甫从篮子里抽出枪，来不及仔细瞄，朝人群中间开了一枪。第二枪也跟上了。
人群乱了。李安甫跑。跑出去很远才停下来，蹲在一条沟里喘气。他不知道打中了没有。枪声乱，人声乱，他左耳里全是碎片，拼不出结果。
后来消息传回来：小野田守没死，伤了，残了，调走了。
李安甫听了之后，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孙大勇在旁边说：“残了也行。残了就不能作恶了。”
“不行。”李安甫说。
“怎么不行？”
“他没死。”
孙大勇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后来小野田守被调到南皮县黑龙村据点。李安甫听说之后，去找了队长。
“我要去南皮。”
“干什么？”
“小野田守在那儿。”
队长看着他。“组织上没有安排。”
“我申请。”
队长沉默了一会儿。“你一个人去不行。带两个人。”
“带谁？”
“你自己挑。”
李安甫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孙大勇，一个是老陈。他们在黑龙村外面蹲了两天。第三天逢集，小野田守和翻译出来闲逛。人不多，街上稀稀拉拉几个摊子。小野田守走得很慢，东张西望，像是在看什么热闹。
李安甫从侧面靠近。歪头。左眼。两枪。小野田守倒了，翻译也倒了。
跑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人在喊，左耳里乱糟糟的。右耳里什么都没有。他已经很习惯这种一半安静一半吵闹的世界了。
回到驻地，孙大勇问他：“这回死了？”
“死了。”
孙大勇拍了他肩膀一下。“行。这下行了。”
李安甫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把枪擦了一遍。擦完之后，他想起一件事：茨谷拖了两天才死，小野田守是当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这个。然后他不想了。
第八章 手抖
李安甫第一次发现自己“不手抖了”，是在杀了一个汉奸之后。
那个汉奸姓什么他忘了，只记得是个瘦子，在据点里给日本人做事。任务很简单，近身，一枪，跑。他做完之后，坐在回驻地的路上，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刚才扣扳机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想。没有害怕，没有愤怒，甚至连“这是第几个”都没数。
他坐在路边，把手伸出来，看了看。手是稳的。和端碗喝水一样稳。
他想起第一次杀人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枪，洗了三遍手还有火药味。现在呢？现在他杀完人，走回来，坐在路边，手稳得可以穿针。
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坐了多久。孙大勇走过来，蹲在他旁边。
“怎么了？”
“没怎么。”
“那你坐这儿干什么？”
李安甫把手收回去。“大勇，你杀人的时候，手抖不抖？”
孙大勇想了想。“有时候抖，有时候不抖。”
“什么时候不抖？”
“急了的时候。看着自己人被打死的时候。那时候不抖，那时候只想弄死对方。”
李安甫点头。但他知道自己不是“急了”。他什么都没想。手是稳的，脑子是空的。
那天晚上他躺在炕上，把这件事想了很久。他想起队长说过的话：别把自己用完了。他那时候不懂。现在他有点懂了。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东西，一个专门用来扣扳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好用，很准，很稳。但这个东西不是他。
第二天他去找队长。
“队长。”
“嗯。”
“我想歇两天。”
队长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为什么。“歇吧。别走远。”
李安甫歇了两天。两天里他什么都没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鸡在地上啄食。左眼看着，右眼是黑的。孙大勇来看他，带了几个鸡蛋。两个人坐在门槛上剥鸡蛋吃，没怎么说话。
第二天傍晚，队长来了。他没进屋，站在院子里，看着李安甫。
“歇够了？”
“歇够了。”
“好了？”
“好了。”
队长看了他一会儿。“行。明天有个任务。”
李安甫站起来。队长转身要走，又停下来。
“安甫。”
“嗯。”
“以后觉得不对了，就来跟我说。别等用完了再来。”
“知道了。”
队长走了。李安甫站在院子里，左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把手里攥着的鸡蛋壳捏碎了，撒在地上，鸡围过来啄。
第九章 入党
入党的事，李安甫后来在回忆里写得很简单：十四岁，预备党员，介绍人是营长和指导员。
但那天晚上他确实没睡着。
填表的时候，是在队部。一张纸，上面印着格子，要填姓名、年龄、籍贯。他拿笔的手没有抖，字写得工整，一笔一画。队长坐在对面看着，没说话。填完了，他把纸推过去，队长拿起来看了看。
“字不错。”
“私塾练的。”
队长把纸折好，放进怀里。“行了。从今天起，你是预备党员了。”
“嗯。”
“知道入党什么意思吗？”
“带头。”
“带什么头？”
李安甫想了一下。“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队长看了他一眼。“谁跟你说的？”
“大勇。”
队长没有接话。他从桌上拿起烟袋，装了一锅烟，点着，抽了一口。“大勇说的是对的。但不全对。”他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带头不是冲上去送死。是让别人愿意跟你一起冲。你自己冲上去，别人不跟，你死了也白死。”
李安甫站在那里，把这句话想了一遍。“怎么让别人愿意跟？”
“你先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该蹲的时候蹲，该跑的时候跑，该打的时候打准了。别人看见了，就愿意跟。”
那天晚上他回到自己住的那间屋，躺在炕上，左眼看着房顶。房顶是苇箔的，有一根椽子歪了一点，他每天睡觉前都看那根椽子，看了好几个月。
他在想队长说的话。让别人愿意跟你一起冲。他想起孙大勇，孙大勇每次出任务之前话特别多，说完了就踏实了。他想起老陈，老陈话少，但从来没有掉过链子。他想起那个手大的队友，留在麦子地里那个。那个人冲上去的时候，他跟着冲了吗？他跟着跑了。他跑之前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看见的是麦子倒下去的方向不对。
他翻了个身。炕席的篾条硌着后背。
隔壁孙大勇敲了敲墙。“安甫，你睡不睡？”
“睡不着。”
“想什么呢？”
“入党的事。”
墙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孙大勇说：“我入党那天也没睡着。想我怎么起带头作用。后来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想明白带头不是冲上去送死。是让别人愿意跟你一起冲。”
李安甫愣了一下。“队长也这么说。”
“英雄所见略同。”孙大勇在墙那边笑了一声，“行了，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李安甫没有马上睡着。他看着房顶上那根歪椽子，看了一会儿。然后他闭上眼睛。左眼闭上之后，右眼窝里还是黑的，但那种黑他已经不觉得是黑了。就是一种什么都没有。他习惯了。
第十章 麦子地
那个队友姓什么，李安甫后来在回忆录里没有写。他只记得那个人手很大，能一只手把步枪举起来当扁担用。
那是一次撤退。天快黑了，后面有人追。他们几个人穿过一片麦子地，麦子还没熟，青的，秆子硬，走过去刷刷响。追兵的枪响了，打在麦秆上，断了的麦穗往下掉。
手大的队友走在最后面。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停下来了。
“走。”他朝前面喊，“我挡一下。”
李安甫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人蹲在麦子地里，手大，枪小，整个人被青色的麦秆挡住了一半。李安甫想说什么，队长从前面拽了他一把。
“走。”
他们走了。后面的枪声响了一阵，停了。又响了一阵，又停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他们回去找过。麦子地倒了一片，方向不对。正常的倒伏是顺着风倒的，那一片是逆着风倒的，像有人在里面打过滚。但没有人。也没有尸体。
“可能被拖走了。”老陈说。
“也可能被老百姓埋了。”孙大勇说。
队长站在那片倒伏的麦子中间，看了一会儿。“走吧。”
他们走了。后来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李安甫在心里记了一个名字，姓什么他记得，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没有写。他只写了一句话：那个队友姓什么我忘了，手很大。
（第二卷 完）
第三卷 降了
第一章 名单
1943年冬天之后，李安甫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杀一个人，他就在心里记一个名字。不是为了记住那些人，是为了记住“自己做过什么”。他怕有一天早上醒过来，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孙大勇有一次问他：“你记这些干什么？记多了做噩梦。”
“不记才做噩梦。”
孙大勇没听懂，也没再问。李安甫也没有解释。他解释不了。他只知道，那些名字在他脑子里排着队，一个挨一个，像等着点名。他每天晚上躺下之后，会从头到尾过一遍。茨谷五雄。小野田守。川岛谷川。还有几个汉奸，姓什么他有的记得，有的忘了。过完了，他才闭眼。有时候过到一半就睡着了，第二天晚上从睡着的地方接着过。像一个永远排不完的队。
1943年冬天之后，队伍里的人换了一批。老陈调走了，去了渤海区。走之前来跟他道别，两个人坐在院子里，谁也没说话。老陈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他。李安甫摇头。老陈自己点上了，抽了两口，把烟掐灭，站起来。
“走了。”
“嗯。”
“安甫。”
“嗯。”
“你保重。”
老陈走了。李安甫坐在院子里，左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右耳里什么都没有。那天晚上他在名单上加了一个名字：老陈。没死，但走了。名单上的人不一定都死了，有的人只是走了，再也不见了。他把老陈的名字放在最下面，然后闭眼。
1945年春天，队长走了之后，新来的队长姓周。周队长比老队长年轻，话多，喜欢开会。每次开会，他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张纸，念上面的内容：形势、任务、纪律、注意事项。念完了问：“大家有没有信心？”底下的人说“有”。李安甫也跟着说，但他的声音不大。他说“有”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别的事。
周队长找他谈过一次话。那天开完会，周队长把他留下。
“安甫，你最近出任务不太积极。”
“没有不积极。”
“以前老队长在的时候，你每次都是第一个。现在我问谁去，你不出声。”
李安甫看着周队长的下巴。周队长的下巴上没有疤，干干净净的。
“以前是以前。”
“什么意思？”
“以前老队长知道派谁去。现在你问谁去，谁出声谁去。我不出声，你也可以派我。”
周队长看了他一会儿。“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说话？”
“因为我不想争。”
周队长沉默了一下，然后点了头。“行。以后我派你。”
“行。”
那天晚上孙大勇问他：“你跟周队长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我看他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对。”
“他问我想不想去。”
“你怎么说？”
“我说不想争。”
孙大勇笑了一声。“你这个人，说话老是让人接不住。”
“接不住就别接。”
孙大勇又笑了一声。然后他不笑了。“安甫，你最近话少了。”
“话多没用。”
“以前你话也不少。”
“以前是以前。”
孙大勇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李安甫低头把鞋带系紧，站起来，走了。孙大勇在后面喊：“明天出任务，你等等我。”他头也没回，摆了一下手。
第二章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刺杀任务，目标是姓吴的汉奸，在乐陵县城里给日本人管粮库。
周队长把任务说了一遍，路线、时间、撤退方向。说完了，看着李安甫。
“你行不行？”
“行。”
“老规矩。路线我定了，你负责近身。近了身，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
李安甫没有接话。他站在那里，左眼看着桌上那张纸，上面画着几条线。看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我自己定路线。”
周队长愣了一下。“以前都是队长定。”
“以前是以前。”
周队长把笔放下，看着他。“你定可以。但是出了事，你自己兜着。”
“我兜着。”
李安甫花了三天踩点。第一天他穿了一件破褂子，从东关走到西关，把粮库周围的巷子走了一遍。左眼看的，左耳听的。他记住了一个卖烧饼的摊子几点收。那老头收摊的时候会把炉子里的灰倒进墙根底下，灰是热的，踩上去能感觉到。他记住了炉灰的位置。
第二天他换了时间，中午去的。中午巷子里人少，粮库门口有一个岗哨，站得不直，时不时扭脖子。他记住了那个岗哨扭脖子的节奏。大概每隔一分钟扭一次，每次扭的时候眼睛往左边看。
第三天傍晚去的。他看见姓吴的从粮库出来，往家走。姓吴的走路喜欢看脚底下，不看前面。步子不大，频率快，像在赶什么事。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他拐弯了，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李安甫站在远处看着，左眼里是那个人的背影，越来越小。
那天晚上他去找周队长。
“路线定了。”
“说一下。”
“我从东边巷子进去，在烧饼摊后面的墙根底下等。那老头每天五点收摊，收完了会把炉灰倒在墙根。我蹲在灰旁边，不显眼。姓吴的从粮库出来，走南街，拐进小胡同。我在小胡同口等着。他拐进来的时候，我跟他打个照面。近身，一枪。”
周队长听完，看了他一会儿。“烧饼摊的炉灰。你怎么想到的？”
“踩点的时候看见的。”
“你蹲在灰旁边，身上不脏？”
“脏。但是不显眼。这条街上要饭的多，蹲在灰旁边的更多。”
周队长点了头。“行。就按你说的。”
动手那天是傍晚。李安甫蹲在烧饼摊后面的墙根底下。那老头收了摊，把炉灰倒了出来，热的灰扑在他脸上。他没动，左眼看着巷口。左耳里是街上的声音，碎的，远的近的。
姓吴的从粮库出来了。看脚底下，走得快。李安甫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走进小胡同，站在墙拐角后面。左耳里能听见姓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脚步声拐了进来。
李安甫从墙后面走出来。姓吴的抬头，看见他，愣了一下。大概在想一个孩子为什么站在这里。他的嘴张开了，像是要说什么。
李安甫歪头。左眼。一枪。
姓吴的倒了。李安甫没有跑。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在地上抽了两下，不动了。然后他把枪收起来，转身，原路返回。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姓吴的躺在那儿，旁边有一摊东西在慢慢变大，颜色发暗。他转回头，继续走。
翻墙的时候没有扭脚踝。他已经知道怎么翻了。落地之后蹲了一下，稳住了。继续跑。跑到北边的胡同口，孙大勇从墙后面闪出来，一把拽住他的胳膊。
“打中了？”
“打中了。”
“跑得顺？”
“顺。”
孙大勇看了他一眼。“你比以前快了。”
“以前是以前。”
“你能不能换句话？”
“换什么？”
孙大勇张了张嘴，没说出来。然后他摆了摆手。“算了。走吧。”
两个人从后巷穿出去，绕了一大圈。路上孙大勇没有说话。走到安全的地方，他才开口。
“安甫。”
“嗯。”
“这是最后一个了吧？”
“不知道。”
“日本人快完了。”
“快了。”
“打完了你干什么？”
李安甫看了他一眼。左眼里的孙大勇，脸上糊着一层灰，头发乱着，嘴巴半张着，等他回答。
“不知道。”
孙大勇没再问。两个人沉默地走了一段。然后孙大勇忽然说：“我想回去娶赵家姑娘。”
“那就娶。”
“你说她还能看得上我不？”
“你缺胳膊少腿了？”
“没有。”
“那为什么看不上。”
孙大勇笑了。笑了几声，不笑了。“安甫，打完仗，你去我家吃饭。我娘做饭好吃。”
“行。”
“你别忘了。”
“忘不了。”
第三章 听不见的欢呼
1945年8月，消息传到乐陵的那天，李安甫在院子里磨一把刺刀。
磨石是粗的，水是浑的。他把刀刃按在石头上，一下一下地推。左耳里是金属摩擦的沙沙声，右耳里是安静的。他推了不知道多少下，刀刃在石头上走，从这头到那头，再从那头到这头。水从磨石边上淌下来，混着铁屑，颜色发灰。
外面突然闹起来了。
他抬起头。左眼看见街上有人在跑。一个，两个，然后是很多个。有人在喊，声音是碎的，他听不清整句。他把刺刀插在地上，站起来，走到门口。
孙大勇从街角冲过来。他跑得很快，快到李安甫以为后面有人在追他。孙大勇跑到面前，刹车没刹住，差点撞在他身上。两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嘴凑到他左耳边上喊。
“降了！鬼子降了！”
李安甫看着他。孙大勇在笑，眼泪从脸上淌下来，鼻涕也淌下来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孙大勇这个样子。
“你说什么？”
“日本投降了！降了！”
孙大勇放开他，转身又冲回街上。抓住下一个人，做同样的事。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扔帽子，有人在敲盆，有人在哭。李安甫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那块磨刀石。磨刀石是湿的，凉的。他低头看了一眼，上面有铁屑，黑黑的。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从十四岁开始，他做的事就是杀日本人。他学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件事。怎么靠近，怎么瞄准，怎么跑，怎么活下来。现在有人告诉他不用杀了。他站在那里，左眼看着街上的人在跳，在叫，在哭。右耳里什么都没有。左耳里全是碎的、不成调的声音。
他把磨刀石放在门槛上。然后他走到院子后面。茅房旁边有一小块空地，没有人。他把手放在膝盖上，蹲下来。左眼望着天。天很蓝。他想哭。
但哭不出来。
他不知道该怎么哭。那个动作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了。他试着想那些死了的人。二哥，四哥，父亲，孙大勇的赵家姑娘还没娶，刘老头的豆腐，手大的那个队友。他想他们。但眼泪不来。
他就那样蹲着。左耳里是远处的欢呼声，碎的，一阵一阵的。右耳里什么都没有。他蹲了很久。腿麻了，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墙。
那天晚上队里吃饭。有人喝酒，有人唱歌，有人拍桌子。李安甫坐在角落里，左眼看着这一切。周队长端着碗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怎么不喝？”
“不会。”
“今天可以不喝。”周队长喝了一口自己碗里的，放下碗，“安甫，仗打完了。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李安甫看着碗里的水。水面上有一层油花，晃来晃去。“不知道。”
“你才二十。”
“嗯。”
“你还有一辈子呢。”
李安甫没有接话。一辈子是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右眼不会再看见了，右耳不会再听见了，个子不会再长了。这些事不会因为日本投降就变回去。
“周队长。”
“嗯。”
“老队长走的时候，说让我别把自己用完了。你说，我用完了没有？”
周队长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放下。
“你用完了没有，我说了不算。你自己说了算。”
李安甫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他想起老队长那个烟袋锅，里头还有没磕干净的烟灰。他把碗放下，站起来。
“我先回去了。”
周队长没有拦他。他走出院子，左眼看见天上的星星，稀疏的几颗，亮着。右眼里什么都没有。他走在路上，左耳里是远处的歌声，碎碎的，听不清词。右耳里是安静的。
他已经习惯了。
第四章 降了
日本投降之后的日子，比打仗的时候还乱。
伪军有的跑了，有的投了国民党，有的换了身衣服摇身一变成了“维持会”的人。李安甫跟着部队去接收据点，走到半路，前面传下话来，说那个据点的伪军已经挂出了国民党的旗。他们又往回走。
孙大勇走在他旁边，嘴里骂骂咧咧的。
“昨天还跟着日本人打我们，今天就成国军了？”
“衣服换了，人没换。”
“那咱们白跑了？”
“白跑不至于。至少知道了他们换了什么衣服。”
孙大勇看了他一眼。“你说话越来越像队长了。”
“哪个队长？”
“老队长。”
李安甫没有接话。他想起老队长走路的速度，不快不慢，刚好是他的速度。他走了几步，忽然意识到自己走路的速度也变了。不快不慢，刚好是后面那个小战士的速度。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
那天晚上宿营，他坐在院子里擦枪。枪还是那把枪，从茨谷五雄手里缴的，用了几年了。枪管上的烤蓝磨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铁色。他擦得很慢。孙大勇走过来，蹲在旁边。
“安甫。”
“嗯。”
“你说，打完了鬼子，还要打吗？”
“不知道。”
“我不想打了。”
李安甫把枪放下，看着他。“那你回去娶赵家姑娘。”
“你呢？”
“我？”
“你回去干什么？”
李安甫没有说话。他把枪拿起来，继续擦。枪管上的烤蓝磨掉的那块，他用拇指蹭了蹭。蹭不掉。磨掉的就是磨掉了。
“我不知道。”他说。
孙大勇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打完仗，你来我家吃饭。我娘做饭好吃。”
“你说过了。”
“我怕你忘了。”
“忘不了。”
后来孙大勇没有等到打完仗。
（第三卷 完）
第四卷 归处
第一章 回家
1945年冬天，李安甫第一次回刘桥村。
从乐陵县城往南走，过了云红街道，再走一段土路，就是刘桥。路两边的树他认得，但树粗了一圈。路他认得，但路窄了，因为两边长出了新的灌木。他走得很慢。左眼看着前面的村子，右眼窝是空的，风从右边吹过来，他感觉不到冷，只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右边过去了，像一只手从他脸旁边擦过，没碰到。
村口有个老太太在拾柴火。他走过去，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看他。
“你找谁？”
“不找谁。回家。”
老太太又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她的嘴张开了，没出声，但手里的柴火掉了一根。
“安甫？”
“嗯。”
老太太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近了两步，低头看他。她比他高。以前她也比他高，但那时候他小，现在他二十了，她还是比他高。她伸出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爹没了。”
李安甫没有说话。他看着老太太的脸，左眼里的那张脸是老了的，皱纹多，眼皮耷拉下来，但眼睛是亮的，他认出来了，是隔壁的张婶。
“什么时候的事？”
“前年。病走的。走之前还在念叨你。”
“念叨什么？”
“说你个子小，在外面别让人欺负了。”
李安甫把脸偏了一下。张婶没有看见他的左眼，她看见的是他的右眼窝，陷下去的，空的。
“你这眼睛……”
“炸的。”
张婶的手抬起来，在他右眼窝旁边停了一下，没有碰上去。然后她把手放下来，弯腰把掉在地上的柴火捡起来，抱在怀里。
“回去看看吧。房子还在，你嫂子住着。”
他往村里走。路过自己家的院子，院墙矮了，门板换了，门板上贴着一副对联，红纸褪成了粉白色，字看不清了。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嫂子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他，手停在半空。
“安甫？”
“嫂子。”
嫂子把衣服放下，走过来，站在门框里面看他。她比以前瘦了，颧骨高了。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了没有？”
“没有。”
嫂子转身进了灶房。李安甫在院子里坐下来，坐在一口倒扣的破缸上。院子还是那个院子，槐树还在，但粗了很多。他抬头看树，左眼里是绿的，密密的叶子。右眼里什么都没有。
嫂子端了一碗面出来，热的，上面卧了一个鸡蛋。他接过来吃了。面是粗粮做的，有点硬，但热。他吃得很慢。嫂子坐在对面的门槛上，看着他吃。
“你爹走的时候，说让你别回来了。”嫂子说，“他说你在外面打鬼子，别分心。”
李安甫把嘴里的面嚼完，咽下去。“仗打完了。”
“嗯。打完了。”
“我回来了。”
嫂子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用手背蹭了一下脸。李安甫把碗里的面吃完了，汤也喝了。他把碗放在旁边，站起来。
“嫂子，我去看看我爹。”
坟在村后面的地里。一个土堆，前面立了一块木牌，字是刀刻的，刻得歪歪扭扭。他站在坟前面，左眼看着那块木牌。站了一会儿，他蹲下来，从兜里掏出那把从茨谷五雄手里缴来的枪。他看了枪一会儿，然后把枪放在坟前。
“爹。”他说。
风从右边吹过来，他感觉不到。左耳里是风的声音，细的，像有人在远处吹口哨。
“我回来了。”
他把枪拿起来，揣回兜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的时候他没有回头。
第二章 不说话的人
1957年，李安甫转业到无锡市公安局任局长。
无锡和乐陵不一样。乐陵是土路、麦地、青纱帐，无锡是石板路、水巷、弄堂。他把军装脱了，换了中山装。衣服是新的，穿在身上有点硬。他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左眼看镜子里的人，一个一米二的男人，穿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左眼亮着，右眼窝陷下去。他看了几秒，走开了。
公安局的工作他做得不顺手。打仗他顺手，杀人他顺手，但坐办公室看文件、开会、处理纠纷，他不顺手。
有一个人来报案，说邻居偷了他家一只鸡。李安甫坐在桌子后面，看着那个人，听他说完。
“鸡什么时候丢的？”
“昨天傍晚。”
“你看见谁偷的？”
“没看见。但肯定是隔壁老王。他家前天还跟我媳妇吵架。”
李安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去了那个人的家。他看了鸡窝，看了隔壁的院子，看了地上的鸡毛。回来之后，他对报案人说：“鸡是自己跑出去的。掉水沟里了，淹死了。你媳妇前天骂了老王，老王没偷。”
报案人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鸡毛。水沟边上有。颜色和你家鸡一样。”
报案人走了。李安甫坐在椅子上，把笔拿起来，在纸上写了一个字。然后他把纸揉成团，扔了。他想起老队长说的话：你还会干别的。他不知道“别的”是不是这个。他不太确定。
在无锡，他很少说话。局里的人叫他“李局长”，他点头。食堂打饭的时候，他站在队伍最后面，别人让他先打，他说不用。他吃得快，吃完就走。
有一回，一个年轻民警在走廊里拦住他。
“李局长，听说你杀过好多鬼子？”
李安甫看了他一眼。“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
“仗打完了。现在不杀了。”
年轻民警有点尴尬，笑了笑。“我就是好奇。你那时候……”
“回去工作。”
年轻民警走了。李安甫站在走廊里，左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右耳里什么都没有。他已经习惯了。他转身，回了办公室。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坐在桌前，把抽屉打开。抽屉里有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把铜号。赵司号长当年让他带着的那把。他把号拿出来，放在手里看了看。铜面上有锈，绿绿的。他把号嘴贴在嘴唇上，试了一下。吹不出声。他没有再试。把号放回布包里，包好，放回抽屉。
后来他结了婚。老伴叫卞秀兰。她不问他以前的事。他也不说。她做饭，他吃。她说话，他听。左耳听。右耳里什么都没有。她大概知道一些，但她不问。他有时候坐在院子里，左眼看着天，右眼是黑的。她走过来说：“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吃饭了。”
“嗯。”
他就站起来，跟她进屋吃饭。
第三章 讲台
1983年离休之后，李安甫回到了乐陵。
他开始讲课。第一场是在一所小学。校长跟他说，孩子们小，你讲简单点。他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几十个小脑袋，左眼里全是眼睛，亮的，圆的，看着他的。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口了。
“我十三岁当兵。那时候比你们大不了几岁。”
孩子们安静了。
“我个子小，你们看。”他用手比了比自己的头顶，“比你们有些人还矮。但我会打枪。”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圈。他把纸举起来。“这是靶子。我打枪的时候，歪着头。为什么歪着头？因为我右眼看不见了。”
孩子们看着他。有一个小女孩举了手。
“爷爷，你的眼睛怎么看不见的？”
“炸的。炸碉堡的时候。”
“疼不疼？”
“疼。但那时候顾不上疼。得跑。不跑就死了。”
小女孩坐下了。李安甫继续讲。他讲川岛谷川，讲那个早上，讲鞠躬，讲那只拍在他头顶上的手。
“那只手拍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在数。一，二，三，四，五。数到五的时候，我转身了。”
“然后呢？”底下有孩子问。
“然后他就死了。”
孩子们没有说话。李安甫看着他们，左眼里那些脸有的在听，有的在走神，有的在抠手指。他不介意。他知道有些东西他们现在听不懂。他自己十五岁的时候也不懂。
后来他讲了很多场。学校，机关，部队。有一回讲完之后，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他：“李老，你讲了这么多次，每次讲一样的内容，不腻吗？”
“不腻。”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讲完，就多几个人知道。”
年轻人点了头，走了。李安甫坐在那里，把讲稿收起来。讲稿是手写的，字大，一页没多少字。他写讲稿的时候右眼窝疼，写一会儿停一会儿，用手掌按着。
有人问他为什么讲。他说：“抗战历史不能忘。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能走得动、讲得动，给年轻人讲讲革命故事，希望他们能铭记历史，奋发图强。”
他没说的是，每次讲完，他回家坐在藤椅上，左耳里会响很久。那些话像石头，扔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的，停不下来。
第四章 手稿
2007年，李安甫八十三岁，开始写回忆录。
老伴卞秀兰是2000年走的。走了之后，屋子空了。他坐在屋里，左眼看着墙，右眼是黑的。他开始想以前的事。想的时候，那些事从脑子里往外冒，他怕它们冒完了就没了。
他买了本子。黑色硬皮，十六开。他买了六本。封面上他贴了四个字：革命回忆。金底红字。
敬老院的桌子太高，他够不着。他花钱定做了一张矮的，坐在椅子上刚好能写。每天上午写，下午写，晚上想起来什么，摸黑在床头纸上记几个字，第二天再誊。
右眼在打仗的时候落下了伤病，长时间看书写字就疼，流眼泪。他写一会儿，停下来，用手掌按住右眼窝，按一会儿，再写。有时候思路来了，他忍着疼坚持写。写出来的字有时候歪了，他不改。歪就歪了。
“得写的仔细点，让后代看得更清楚一些。”他说。
有些事记不清了。他让子女去联系还在的老战友，一起回忆。有的联系上了，有的联系不上。联系上的，在电话里说半天，他拿笔记。挂掉电话之后再整理。联系不上的，他坐在那里想。想不起来就空着。他不编。
有一回他写一个队友的名字，姓什么记得，后面的字忘了。他坐在那里想了一个下午。最后他把姓写上去，后面留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了三个字：忘了。他把本子合上，用手按了按右眼窝。
他写了六年。写了六本。三十余万字。分五个部分：抗日战争篇，解放战争篇，抗美援朝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篇，文化大革命篇。
有人问他出不出书。他摇头。“我年龄大了，以后会离开。只希望能给后人留点什么。”
他还整理红色革命歌曲。七十余首，抄在本子上。有的谱子他记得，有的只记得词。记得词不记得谱的，他哼着让别人记谱。他吹口琴，吹那些歌，吹给来敬老院看他的人听。口琴是旧的，铜簧片上有一个音不准了，他吹那个音的时候会轻轻皱一下眉，然后用另一个音替过去。
第五章 名单（二）
2019年之前，他心里的名单已经很长了。
二哥李正华。四哥李正国。父亲。孙大勇。老陈。手大的那个队友。老队长。刘老头。还有一些名字，他写在回忆录里，有的写了全名，有的只写了姓。还有一些没写进去的，在脑子里。脑子里的那些，他每天晚上过一遍。过完了才闭眼。
2019年6月29日，他去天安门。
凌晨四点就在午门外等着。穿的是老式军装，身上挂满了军功章。他坐在轮椅上，后来记者抱他跑了一段，赶上了国旗护卫队。抱他的记者是个年轻人，跑得喘气，但跑到了。
升旗的时候，他站起来。左眼看着红旗往上走，右眼是黑的。他敬礼。手抬到额头的时候，他想起了1949年。那年他二十四岁，站在观礼台上，看毛主席按电钮，旗升起来。那时候他左眼还好，两只眼睛都看得见。他记得自己当时想了一件事：那些没看到这一天的人。
七十年后，他又站在这里。旗还是那面旗。人不是那些人了。
后来官兵展开了一面旗，让他摸。红色的，很大，在他面前铺开。他伸手，够到旗的一角，手指捏住布边。布是凉的，有一点糙。他把那一角往自己这边拉，拉到脸跟前。左眼看见的是满眼的红，右眼是黑的。他把脸贴上去。嘴唇碰到了布面。
旁边的人在拍照，他听不见快门声。他只知道嘴唇上有一个东西，凉的，干净的。他流泪了。他自己后来说：“当我握住国旗贴在脸颊上时，忍不住就流泪了。”
他不是在亲吻一面布。
他在数。
第六章 旗
从北京回来之后，他坐在乐陵家里的藤椅上。
左眼看着窗外那棵树。叶子在风里动。右眼里什么都没有。他已经习惯了。八十年了。够久了。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左手上有疤。右手上有茧。两只手都稳。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指甲缝里干干净净的。
外面有人敲门。是来听他讲课的学生。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左眼看见几个孩子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他。他比他们高不了多少。他笑了一下。
“进来吧。”
孩子们跟着他进屋。他坐在椅子上，他们围在他旁边。一个小男孩指着墙上的照片问：“爷爷，这是谁？”
李安甫看了一眼。左眼里是那张照片，黑白的，上面有几个人，站成一排，穿着军装，有的在笑，有的没笑。他认出了自己，在最左边，矮矮的，站得笔直。
“这是我的战友。”
“他们呢？”
“没了。”
小男孩没有再问。李安甫转过头来，看着围着他的孩子们。左眼里是他们的脸，亮的，圆的，看着他的。和以前那些孩子一样。和那些在讲台下听他讲课的孩子一样。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人，个子很矮……”
窗外，那棵树的叶子还在动。左眼里是动的，右眼里是静的。他坐在那里，讲着。左耳里是孩子们的声音，碎的，一阵一阵的。右耳里什么都没有。
他已经习惯了。
（全书完）
附录
创作说明：史实与虚构的边界
本小说基于真实历史人物李安甫的生平创作。以下为核心史实依据：
身高1.2米，爆破致右眼失明、右耳失聪、脑垂体受损，身高停滞。1938年13岁参军，因会写字任文化教员兼司号员。肖华赠绰号“野马”（部分信源作“小野马”）。两个堂兄李正华、李正国在台儿庄牺牲。1939年夺枪击杀日军军官。刺杀茨谷五雄（鞠躬、被拍头、拔枪射击）、小野田守、川岛谷川（扮小学生、鞠躬、被拍头、转身两枪）。14岁成为预备党员。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1983年离休后义务宣讲超200场。2007年开始写回忆录，历时六年，30余万字，右眼伤痛影响书写。2019年6月29日天安门看升旗、捧旗亲吻，自述流泪。
以下内容为文学虚构，不载于公开史料：
豆腐刘及其死亡情节；孙大勇、老陈、老队长（队长）、周队长、手大的队友、嫂子、张婶、无锡报案人、年轻民警等人物及其全部对话与命运；父亲去世的具体时间与场景；序中“姓什么忘了的、手很大的队友”的名单叙事；爆破与刺杀任务的具体时间先后（公开史料未明确载明，本小说处理为刺杀在前、爆破在后）；李安甫听到日本投降时的具体反应与场景；回忆录写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如“括号里写忘了”等）。
李安甫本人曾说：“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有意义，我讨厌说假话。”本小说在核心史实上力求准确，在史料留白处进行文学想象。虚构部分不代表历史事实。
李安甫生平简表
年份 事件
1925年 出生于山东乐陵刘桥村
1938年 13岁参军，任文化教员兼司号员
1939年 夺枪击杀日军军官；调入武工队；入党（14岁）
1939—1945年 执行多次刺杀任务， targets包括茨谷五雄、小野田守、川岛谷川等
抗战期间 爆破致右眼失明、右耳失聪、脑垂体受损
1949年 作为英模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1957年 转业无锡市公安局任局长
1983年 离休回乐陵，开始义务宣讲
2007—2013年 撰写回忆录《革命回忆》，30余万字
2019年6月29日 天安门看升旗，捧旗亲吻
全书完
作者：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