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埔长洲炮台群记
——商帆与炮口,一段历史的双面
文/虫二

许久未回长洲岛了。要写黄埔本土故事,于是,想起长洲岛上的炮台群。
在一个薄雾未散的清晨,走上长洲岛那郁郁葱葱的山岗的。露水挂在草叶上,像是昨夜星辰遗落的泪。山不高,路也不陡,可一步一步往上走时,脚下忽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沉重。我知道,这不是寻常的山坡——泥土之下,埋着上一个世纪的铁与火;草木之间,藏着未被风吹散的硝烟。
站在第一座炮台前,那黑洞洞的炮口,沉默地朝着珠江的方向。雾从江面漫过来,缠着锈迹斑斑的炮身,恍惚间,我听见了铁锚落水的闷响,听见了水手用异国语言呼喊,也听见了克虏伯大炮调试时金属的哐当声。这些声音交织着,一层层铺开,铺成一百多年前那个既喧嚣又寂静的长洲岛。

这里不是单纯的军事禁地。炮台的身后,曾是帆影蔽日的柯拜船坞;山脚下,外国商船进进出出,船员在深井的巷陌里卸下一身风浪,又在酒馆的灯火里饮下异乡的月光。白天,长洲岛是一座殷勤的驿站,为远道而来的商帆提供修整的港湾;夜晚,它便换了一副面孔,成为拱卫广州的“防火墙”,炮口冷冷地指向海天相接处。贸易从来不是请客吃饭,那温文尔雅的商谈背后,须有坚硬的骨头撑着。
长洲炮台群由北向南,呈扇面铺开,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护着掌心那座繁华的城。四缝炮台、新西港炮台、蝴蝶岗炮台、白兔港炮台……这些名字落在纸上,宛如旧梦里的楼台,一个一个念过去,竟有几分戏文里的婉转。可它们站在那里时,却是肃杀的、凛然的,四座炮台如四大金刚,不怒自威。1999年,它们一同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从此卸下刀兵,成了供后人凭吊的遗迹。
我伸出手,轻轻触碰炮台边缘的石壁。石头是温热的,被南国的阳光晒了百年,已渐渐忘了自己曾冷硬如铁。可当我将掌心贴上去时,分明感到一阵细微的震颤自地底传来——那是珠江的潮汐,还是远洋的余波?又或者,是那些未曾说出的往事,在石缝里轻轻呼吸。

1924年,孙中山先生选择在长洲岛创办黄埔军校。有人说,那是因为这里天高水阔,宜于练兵;可我想,他一定也看过这些炮台。清晨的操练,枪刺挑破黎明的时分,那些沉睡的炮口也在薄雾中微微发亮,像一群沉默的老兵,注视着新一代年轻人如何演练弹道、学习海权。炮台成了无言的教官,它不说一句话,只把百年来被海风吹瘦的脊梁挺直,让每一个经过的学员看见:何为守土,何为经略。
从被动守口到主动经略海洋,长洲岛完成了一次极艰难的转身。这转身里,有历史的重量,有时代的选择,也有那一代人对海洋的复杂心思。开放需要商船,守开放则需要炮台,而这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竟在同一座岛上同时生长着,互相对峙,又互相成全。
黄昏,夕阳把炮台的影子拉得很长,长过整个黄昏。江面上,偶尔有货轮缓缓驶过,汽笛声低沉而悠长,与百年前的帆影重叠。商帆已经换成了铁船,炮口已经不再发烫,可长洲岛的故事没有结束。它依然站在珠江的咽喉处,用同一条脊梁,同时托起贸易的温存与防线的刚硬。
我终于明白:商帆与炮口,从来都是长洲岛同一段历史的双面。一面写着“欢迎”,一面写着“警惕”;一面是丝绸与茶叶的柔软,一面是火药与钢铁的坚硬。它们彼此矛盾,却共同构成了这座岛屿最真实的呼吸。
暮色把炮台群拢在怀里。回望那片郁郁葱葱的山岗,那些黑黢黢的炮口不再像眼睛了——它们像一张张微微张开的嘴,有话要说,却终于什么也没说。而珠江的水,年复一年地流着,把所有的秘密带向大海,又在潮涨时分,悄悄送回长洲岛。

刘兰玲:笔名虫二,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曾任《信息时报》责任编辑、记者。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常务理事,公众号《黄木湾》主编,印尼华媒《千岛日报》中华文化专版编委。
出版个人诗集《听风吹雨》,诗歌《一座丰碑》获“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征文二等奖;《扶胥之口》在“写给广州的诗”诗词大赛中获优秀奖;现代诗《黄埔之歌》第三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获一等奖;散文《花城里的木棉花》第五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获三等奖。曾在黄埔图书馆总馆举办“千年扶胥·智潮黄埔”虫二诗歌原创朗诵会。
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今日头条》《岭南作家》《北京头条》《华夏》杂志、印尼《千岛日报》、美国纽约《综合新闻》等媒体。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