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保财公给刘伯真的叔父家当长工，祖母给同一东家主厨，堂伯父十二岁也当长工，父亲杨学发，1936年7月26日出生，八岁给东家放牛，一家人熬过艰难岁月。

1949年1月五里牌解放，1949年3月，荆钟宜县政府曾在刘伯真庄园办公。此时刘伯真携家眷及佣人张氏一家已逃到汉口。1950年刘伯真被押回公审镇压。1951年划成分，十多年前接曾祖父家乐公之手任刘府管家的肖本在公，因名下有数十亩田产和雇有长工被定为富农，我们家划为贫农。

土改分房，我家分得的，正是刘伯真叔父家那规整四合院中的两间正房和一间偏房，连带屋后宽大的院子，住上当时全村条件较好的房屋，全家人十分欣喜。

父亲从曾祖家乐公读书兴业、父辈家业败落、全家沦为长工，再到翻身解放，亲身经历新旧社会之变，深有感悟。在我们兄弟姊妹出生后，父亲时常讲述家族往事并叮嘱我们：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读好书、做好事！并将他的三个儿子——我们三兄弟以“国、强、胜”取名。

石蕴初心

自1953年起，父亲倾尽青春心力，投身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及农田水利建设。父亲聪慧干练，处事利落，吃苦耐劳、担当有为，多次获评劳动模范，曾被选为县工作组成员驻村，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介绍经验。父亲未曾入学、不识字，虽多次有机会转为脱产国家干部，终因文化不足达不到录用门槛，屡屡错失机缘。

1957年下半年，父亲与母亲刘文英结为伉俪，二人终生和睦，未曾拌嘴。母亲分别于1960年2月、1963年4月、1966年3月、1967年12月、1970年1月和1972年2月生下我们兄弟姊妹六个。1960年2月我出生前饥荒已至，五里牌受饥荒影响较早。那时祖父一连几天断食饿昏，靠着祖母把家里做鞋子余下的面糊，加上淘洗面缸的面水烧成一碗稀薄的面汤，才救回祖父性命。

为找寻吃食、顺利生下我，父亲带着母亲及一家老小投奔刘湾老家，借住在族爷杨宝华（其子杨学信，我称族叔）家厢房里。祖母和母亲常讲，我出生时村里供应了一斤红糖、十个鸡蛋和几斤米面。又承蒙宗亲帮扶，送来两只鸡、一些鸡蛋、十余斤大米与红薯等吃食，母亲才安稳熬过月子。后来刘湾也闹起饥荒，父亲又带着一家人到宜城台子岗堂大舅所在的村组。待到饥荒缓解、开春耕种，全家方才返回五里牌家里。

1961—1966年父亲任生产队副队长，1967年转任队长直到1975年，履职十五年。先后落实农村调整政策，恢复自留地，整修农田水利；农闲带队外出施工，参与漳河水库、焦枝铁路等工程建设，多次获评劳动模范，毕生扎根乡土、勤勉务实，为乡村农耕建设尽心竭力。

在父亲履职期间，我们姊妹六人先后出生，全家九口，生计十分艰难。父亲以身示范，调度有方：爷爷晚年视力渐衰，仍带着我去放牛；奶奶在家操持一日三餐；父母二人专心在生产队出勤劳作，靠挣工分维系家用。我们姊妹幼时捡鸡粪交公换工分，农忙割稻、摘棉花，闲时抓鱼摸虾。我与大妹杨士秀上学期间常年出早工、周天及寒暑假上工，一年各挣一千六百多工分。父亲还赴南漳以棉纱换布匹、买卖转斗湾白酒，变卖粮米、米糠，贴补家用。有一次，我随父挑粮前往王集矿上售卖，父亲独挑一百八十斤粮担，轻松自如；我挑二十斤，后程倍感吃力，靠父亲分担一些方才抵达。凭借父亲苦心盘算，加之家人同心协力、辛勤劳作，每逢过年年货置办齐全，一家老小每年春节都能添置新衣。全家人三餐温饱无忧，居家日子温馨甜蜜，儿时留下难忘的童年记忆。

父亲深受未读书、不识字之苦，懂得读书的重要性，让我们姊妹六个都读书，尽力创造读书条件，解决读书所需费用。

伯父杨学然（虽不识字）、文化人肖自明伯伯（肖本在公之子）和父亲是生产队讲故事的高手。小时候夏天夜晚乘凉，常听伯父讲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吴刚伐桂的故事及《隋唐演义》，听自明伯伯讲《西游记》《三国演义》，父亲讲杨家将的故事。这些让我养成爱听故事、爱看书的习惯。那时父亲从外面开会回来，常带旧报纸、旧书籍供我阅读，还请工作组驻村队员帮忙借书。我看完了能借到的书，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等，还读过《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我爱看书，得到五里牌小学语文老师石勇、数学老师刘保金的多次表扬。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到了四年级以后，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高中期间，我手边常备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课余时常翻看背诵。

家中人情往来、子女上学开销，并无积蓄现款。彼时邻居朱光洲爷爷家如同自家临时银行，遇急用开销，常登门暂借三两元。事后父亲便变卖园中蔬菜、树木及米糠等物产，逐一偿还。困顿岁月里，舅父刘文善倾力相助，时常接济钱粮物件，帮家中渡过难关，我们方得以安稳求学、稳步成长。

1977年底，我从快市中学被选拔到胡集高中，在校住读。住读期间每月需自带大米上交学校并交搭火费，每月父亲给我3元钱，除交搭火费剩余很少。平日下饭就靠从家中带去祖母（1987年6月离世）腌制的韭菜、腊菜、大蒜叶，顺带捎上少许麻油，最好的算是大肚菜炒少许肉末了。高考前一个月父亲给5元，1978年初至高考这段住读期间，我在校食堂总共买过三次菜：一回青菜、一回豆腐，还有高考前一份粉蒸肉（当时要壹角五分钱）。

母校新颜——胡集高中校门（2026年10月，该校70周年校庆时拍摄）

我能上高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因家大口阔、生活所需，父亲时常上街售卖家中出产，临近春节还做些小买卖，这给大队领导及社员们留下“投机倒把”的口实，1975年初父亲不再担任队长（当地俗称“干部垮台”）。当年七月初中升高中有名额限制，由大队推荐。全大队二十个初中生，只有十四人上了高中。除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的学生外，剩下就是我没上高中而回生产队劳动了，那时我才十五岁半。十月下旬我同社员们一道到漂湖加固胡集一级泵站工程，干了一个冬天。其间曾当过我小学老师、时任工程指挥长的铁作成老前辈（后任钟祥市政协主席退休）对我父亲说：你家娃子年龄、个子都小，还是去读书吧。后来父亲见到快市中学张卓然校长（家住五里牌三队），张校长对我父亲说：你家娃子是棵读书的好苗子，不读书可惜，叫他来复读初二。1976年7月，普及高中了，毕业的初中生全部升入高中。我常常回想：父亲当队长如果没有垮台，我1975年9月升入高中，1977年参加高考是考不上大学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前途命运有赖努力拼搏，而机缘巧合，亦常弄人，亦常成人。

八十年代初，母亲赴武汉手术治病，恰逢分田到户，父亲一人无力耕种二十多亩水田，大妹、二妹无奈辍学务农。两位妹妹成年后，常笑趣父亲重男轻女。

父亲让我们兄弟把书读完，也未曾想过我们能考上大学。1978年7月，我考取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快市公社和刘湾杨氏家族后人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后来父亲的三子杨明（原名杨士胜）也是本科大学生，成为钟祥市公安系统正科级基层负责人。在父亲修德、正家、敬业的言传身教与家风传承之下，姊妹六人皆从五里牌走了出来；后世子孙成家立业，定居于深圳、武汉、宜昌、荆门、钟祥、胡集等地，后人家庭三十余人。

父母1989年迁居胡集，小本经营，自谋生活；花甲之后歇业，安居桥垱花园，晚年由小妹杨斯兰专门护理，兄弟姊妹轮流探护。

父亲为人刚正不阿、扶危济困，热心帮扶乡里乡亲。年轻时助伯父杨学然成家立业、助力叔父杨学富成人成家，后来为叔父杨学富在胡集丽阳村盖房子，将他们全家人迁居到胡集街边。2010年，父亲促成我们兄弟三人联合他的堂内侄刘建成（五里牌一组堂二舅的小儿子，我们互称老表），共捐款五十二万元，其中杨士祥捐款十万元、刘建成捐款十万元、春祥公司（系杨士祥、刘建成合资磷化工企业）捐款三十万元、笔者及杨明各捐款一万元，为家乡修建了连接207国道到五里牌村三组、二组直达一组的水泥“春祥路”。

春祥通途：坦途贯通乡野，惠泽一方乡邻

桥垱花园邻里乡亲对父亲十分敬重，邻里之间产生小摩擦，都请他出面调解。父亲七十及八十寿辰，刘湾、五里牌老家宗亲、乡亲及周边众多邻里到场贺寿。七十岁寿庆后赴京，登天安门、瞻仰毛主席遗容、登临长城；后常来深圳小住，两度游览港澳珠，一年春节全家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

长城揽胜

古稀之年，双亲登临长城，眺望万里山河，感华夏河山之壮阔。

京华瞻礼

双亲七十寿庆后赴京，于天安门广场留影，心怀家国圣地。

 碑前寄怀

双亲游历香港，驻足回归祖国纪念碑，见证家国统一的伟大时代。

狮城览胜

新春阖家远行新加坡，驻足鱼尾狮公园，领略异域风物，尽享天伦之乐。

这些成为父母亲引以为傲的经历，众乡里无不敬佩称赞。2021年11月父亲离世，享年八十五岁；2023年1月新冠疫情期间母亲离世，享年八十三岁。

父母一生，含辛茹苦，躬身践行，足为后人楷模。

纵观父亲一生，始终恪守修德正家敬业的家风。若将杨家的家史，与同村肖氏对照来看，更能体会家风传承的恒久力量。

肖本在公接任管家后，渐置田产，解放后划为富农，在特定历史时期受到冲击，1978年后得以落实政策。肖家经历坎坷，文脉传承未曾中断。曾祖父创下家业，后世因持守不慎沦为贫农。两家境遇互换，一贫一富，一败一兴。然祖父杨保财公更加重视修德正家敬业家风传承。

时代更迭、高考恢复，为两族后辈及整个社会提供了发展契机。肖自明伯伯之孙，我的同学肖立刚之子肖积文，考入湖北经济学院，后EMBA毕业，在深圳创业有成；我自五里牌考出，定居深圳。两家殊途同归，安居乐业。世间财富传承易被时代更迭打破，唯有文脉家风恒久不息。家族兴衰受制于时势，更取决于后人德行修为；家运振兴，既赖家风传承，亦感恩盛世成全。

注：文中配图均由笔者摄影。本文原载深圳《读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