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事
——谨以此文献给姐姐妹妹们
（纪实散文）
作者：老 革
第一章 父母的结婚照
俗话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一眨眼，我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人老了都爱回头看，我也没能免俗。退休后闲在家里，那些童年旧事常常自己冒出来，一幕一幕的，像老电影在脑子里过——那个年代、那些人、那些事，越想越清楚。
几年前，外甥女吕晶给我做了本相册，收了不少老照片。我翻到父母当年的结婚照，手指头在上面停了很久，眼睛有些模糊。二老走已经几十年了，这张照片却一直留着。我想，这就是儿女对父母那份割舍不下的牵挂吧——算起来，这张照片已有八十多年光景了。
我盯着照片端详，心里头却翻腾起来：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父母这一辈人是怎么熬过来的？日本鬼子的铁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们为了一口活命的饭，在生死线上挣命。
小时候，母亲一遍一遍地讲述他们闯关东的事。那时我年纪小，可那些苦，却像刻刀一样刻进了我心里。我记事早，童年的许多事到现在还清清楚楚，这一点连我自己都觉得稀奇。今年，是父亲诞辰114周年，母亲诞辰109周年。趁着身子骨还行，我想把那些记得最真的事，连同母亲讲给我听的家事，一一写下来。一来，是给二老上一炷心香，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二来，也算给后人和姐姐妹妹们一个交代。等我也到了耄耋之年，再把这些文字翻出来读读，想必别有一番滋味儿。我想，这就叫自得其乐吧。
第二章 父亲一家闯关东
我家祖籍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也就是如今的济南市历城区，世代住在离县城不到三里的张家疃村，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
爷爷租种本村地主家的五亩薄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辛苦苦一年下来，除了交租子，剩下的粮食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1912年，是农历壬子年，也是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满清覆亡；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由此进入北洋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父亲就出生在这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月。可以说他生不逢时，可毕竟添了个男孩，也给这个苦难的家带来一丝欢喜。爷爷和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老张家终于有后了，给父亲取名张香武，乳名“小蛋儿”——意思是张家的小宝贝，好接续张家香火。
我家从太爷那辈起就是单传。
父亲八岁那年，家乡连年闹旱灾，一年四季没下过一场透雨，庄稼全旱死了。村里人纷纷拖家带口出去逃荒，靠讨饭活命。爷爷和奶奶商量过后，为了一家老小活命，也忍痛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
爷爷挑着一副担子，一头装着家什被褥，另一头挑着我那年不满一岁的小姑，领着全家走上了乞讨的路。小姑因为奶奶没有奶水，在家时只能用小面煮糊糊粥喂着，严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面黄肌瘦，还三天两头闹病。爷爷和奶奶为此天天唉声叹气。父亲那时年纪虽小，却格外懂事。逃荒路上，他肩上背个小包袱，手里拎个罐子，每到一处都主动去讨饭。遇上心善的人家，能给些粮食干粮；有时路过地主老财家门口，不但不施舍，还放出狗来咬。讨来的少时，父亲总是先让爷爷、奶奶和小姑吃。
到了晚上，一家人不是露宿在人家的门洞底下，就是借住在破庙里。经过一个多月的沿街乞讨、风餐露宿，一家人来到河南永城县。这里同样干旱，人们也都在忍饥挨饿。
一天，父亲一家走到一个村子，恰巧遇见同村姓常的老乡。常家比父亲一家早些时候出来讨饭，他家有个儿子叫常同茂，和父亲同岁，俩人从小就要好。他乡遇故知，父亲见到小伙伴喜出望外，手拉着手蹦得老高。两家的老人也都十分高兴。
爷爷在家时就听说东北富庶，是“养穷人的地方”，只要肯吃苦就不愁吃喝，村子里也有不少人闯了关东。当下两家老人一商量，都认为闯关东才是活路。于是他们结伴同行，边走边乞讨，经过近五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长春。
到长春后，父亲一家租住在二道河子——就是现在的二道区，当时是贫民区的一间偏厦里。房东也是山东老乡，对父亲一家的到来十分热情。那间偏厦不到十平方米，刚来时经常漏雨，房东发现后找来油毡纸把漏水的地方修好了。冬天一到，屋里到处透风，墙角四周结满冰霜，只有火炕上还有些热气。父亲每天晚上都戴着棉帽睡觉，有时半夜还会被冻醒。条件虽差，一家人总算有了安身之处。
常同茂一家和父亲家住邻居，他天天来找父亲玩，俩人一起去拾破烂。从来到长春起，爷爷就一直在给人家打零工维持生计，奶奶在家给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赚些零花钱补贴家用。
从此，父亲一家在长春安顿下来。就在父亲一家来长春的第二年，长春城里涌进不少从关内逃难来的难民，大街上找零活的人越来越多。爷爷每天很早就出门，晚上却常常两手空空地回来。即便如此，他还是照出不误。那时候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家人过着缩衣节食的日子。
这年腊月三十下午，爷爷和奶奶觉得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奶奶让爷爷拿着家里仅剩的一点钱，拎着面口袋去街里买一斤驴肉、二斤白面，准备晚上全家包顿饺子。当爷爷拎着买好的驴肉和面，恍恍惚惚走到一家药铺门口，却踌躇不前。他盯着药铺门上的膏药幌子，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过了许久，才一步一步挪进药铺，从兜里掏出仅有的零钱买了包砒霜揣在怀里，跌跌撞撞回到家中。
爷爷把驴肉和面交给奶奶后，一头倒在炕上抱头痛哭。爷爷的举动把父亲和小姑都惊呆了。奶奶在一旁掉泪，父亲和小姑也抱着奶奶大哭起来。
正当全家哭得伤心时，忽听有人敲门——原来是常同茂的父亲来拜年了。常爷爷进屋见此情景，满心疑惑，把一小袋白面和猪肉放在桌上，问爷爷是怎么回事。爷爷缓缓从炕上坐起来，好半天才道出原委：入秋以来，街上找零活的人太多，出去一天也不一定能找着活干，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年底这些日子几乎天天在家闲着，一寻思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这才出了此下策。说完，爷爷从怀里掏出买来的砒霜给他看。常爷爷听后恍然大悟，对爷爷奶奶说：“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们全家一个好消息！”原来常爷爷在一家工厂做工，老板也是山东老乡，平时和常爷爷关系不错，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把爷爷家的处境告诉了工厂老板，老板听后很是同情，当场答应让爷爷过完年就去他的工厂上班。常爷爷讲完后，全家人止住了哭泣，爷爷和奶奶脸上的愁容顿时消散。父亲高兴地跑过去搂着常爷爷的脖子直亲。常爷爷临走时又从怀里掏出些零钱放在桌上，对爷爷奶奶说：“今后别再做傻事了，家里有啥事和我说，咱们毕竟是老乡嘛。”
过完年，爷爷就去了常爷爷所在的工厂做工。至此，爷爷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家里的生活也逐步好转起来。
父亲十岁那年，有一天和小伙伴常同茂一起拾破烂，经过一所小学校。学校刚开学，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每人背个小书包去上学，父亲趴在学校的栅栏外羡慕不已。晚上回家后，父亲向爷爷提出也想上学读书认字。爷爷和奶奶商量后答应了，很快就把父亲送进了这所小学校，恰巧和常同茂在一个班。
父亲十三岁那年，爷爷把他拉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小蛋儿呀，我和你商量件事。你也不小了，已经念完小学三年级，男孩子能认些字就行了。咱家生活困难，我身体又不好，还经常闹病。离咱家不远有个木匠铺，老板是山东人，人挺好，手艺也不错，我打算送你去学徒，你愿意吗？”父亲高兴地答应了：“我愿意。“其实父亲从小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又特别聪明，在学校读书时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家里的窘境他心里清楚，早就想自己做点事为家里分忧。
那时候学徒在师傅家免费吃住，但学徒期间不给工钱。名义上是学手艺，实际上头三年父亲就是帮老板娘哄孩子、倒尿盆、打杂，根本学不到什么手艺，老板娘还经常找茬打骂他。
木匠铺的老板会拉京胡，也爱唱京剧，闲暇时就唱上几段。父亲有空就偷着学拉京胡、吹唢呐、唱京剧，没多久就学会了，京胡拉得还相当不错。从那以后，每逢老板唱戏，父亲就负责伴奏，老板因此非常喜欢他。
一晃三年过去，父亲也满十六周岁，老板这才正式教他木匠手艺。父亲聪明、勤快、好学好问，不到三年的出徒时间，就已经学会了看图纸、制作门窗、屋架放大样、屋架制作和放线这些活计。在施工现场，父亲能独当一面，很受老板赏识，老板让他提前出徒，还按月给他开工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建立。1932年长春被定为伪满洲国首都，更名为“新京”。1934年溥仪做了傀儡皇帝。从此东北人民在日本鬼子的铁蹄奴役下熬过了十四年。
在那个苦难的岁月里，父亲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干活，经过几年的打拼，手头有了些积蓄。后来他在安达街附近买了一处门市房，房后是两间居室，房子又大又宽敞。父亲自己开起了木匠铺，当上了老板，还招了两名徒弟。一家人从二道河子搬到了安达街。
看到父亲能独立门户，爷爷和奶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逢人就夸：“我家小蛋儿真有出息，自己也当老板啦！”就在父亲二十六岁那年，经人介绍，他与一位女子结婚。那女子家祖籍也是山东，婚后第二年因难产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取名玉子。母亲名叫陈桂芝，嫁给父亲后叫张陈氏，生于1917年，祖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县，也就是如今的福山区，卫家疃东村人，一家世代也是以种地为生。
当年二舅只身一人闯关东来到长春。几年后有了立足之地，又把姥爷一家接到了长春，那时叫新京，他们当时也住在二道河子。母亲则一直在烟台帮三姨家照看孩子。
1942年底，母亲来到长春。巧的是，姥爷一家当时也从二道河子搬到了安达街，和父亲家成了邻居。大舅把父亲介绍给母亲时说，父亲人好、忠厚老实，又有一门木匠手艺，哪朝哪代都不会挨饿。可母亲并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父亲是二婚。
后来在大舅极力撮合下，1943年6月的一天，母亲和父亲结为伉俪。结婚一年后，奶奶和小姑因病相继离世。从此爷爷不再出去打工，整天游手好闲、酗酒、惹是生非，父亲和母亲也不敢过问。
姥爷一家搬到安达街后，二舅就很少回家了。有一天天色已晚，二舅回来看望姥爷姥娘后，又来到母亲家。母亲一见二舅就潸然泪下，把二舅吓了一跳。问了半天才知道实情：原来这片儿有个姓王的保长不是个东西，他欺负父亲老实，隔三岔五来家里闹事，还收取名目繁杂的各种捐税，不给就动手打人，一家人被搅得吃不好睡不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二舅听罢说：“不用怕，明天我来教训他。
"
第二天晚上，一位戴着眼镜、身穿日本军服、腰挎战刀、脚蹬皮靴的人来到母亲家。昏暗灯光下，母亲和父亲都没认出是谁。这时二舅开口了：“姐姐、姐夫，我是学田呀！没认出我吗？”母亲和父亲仔细一瞅，这才反应过来。二舅坐在椅子上，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两人。父亲随即出门去请王保长。王保长走进屋，看到有位“太君”坐在椅子上，赶紧上前点头哈腰。二舅走到他跟前，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嘴里说道：“张的是我的朋友，从今往后不许再来这里骚扰他，你的明白？”接着又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日本话。王保长被打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捂着脸慌忙点头称是，灰溜溜地跑了。
从此再没敢来骚扰。每当母亲跟我说起这件事时，脸上总会流露出愉快的表情，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你二舅学啥像啥，就是聪明。”
经过中国人民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日本鬼子被赶出了中国，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至1948年10月，国民党守军在长春驻扎。1948年5月，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的大房身机场，开始围困长春。
彼时长春粮食紧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家家户户都缺粮。细心的母亲事先存了几十斤杂粮以备急用。每天母亲用水泡些黄豆和小豆，父亲用家里的小磨磨小豆腐，再添些野菜煮着吃，一家人勉强糊口。那盘小磨是我家的传家宝，时至今日还收藏在我家。
1948年5月至10月，因为没有吃的，不少市民被活活饿死，每天都有人用车往外拉尸体。后来听母亲说，当年一个窝窝头能换一个媳妇，也能换一枚金戒指。左邻右舍也有不少人为活命出“卡子”——国民党部队和解放军两方各设卡子，中间地带据说死人最多，母亲讲当年困长春时有两个“卡子”，一个在现在的长春大桥，另一个在红旗街附近。
一天，爷爷突发奇想，非要带着玉子大哥出卡子。父亲和母亲劝了很久都不管用，最后爷爷还是把玉子大哥带走了，从此音信全无。
1948年农历八月十五，大姐呱呱坠地。父亲给大姐取名张连凤，后改为张桂花，因为这一天是八月十五月儿圆，所以取乳名“月儿”。
1948年10月17日凌晨，长春国民党守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将队伍拉往九台接受解放军改编。10月19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投降。
这一天，长春解放了！家家户户欢天喜地，放鞭放炮，奔走相告，那场面比过年还热闹。为解决市民吃粮问题，市政府和解放军从外地运进大批粮食救济市民，父亲和母亲也领回了一些。因为太久没吃过一顿饱饭，父亲饿得面黄肌瘦，拿到粮食后，母亲给他做了荞麦面条。父亲接连吃了好几大碗还说没饱。结果饭后不到两个小时，父亲就觉得肚子发胀，疼得满地打滚，直冒冷汗。母亲慌了手脚，急忙把邻居大婶叫来。大婶问明情况后说，他是饿得太久了，又吃了不易消化的荞麦面条，吃太多才这样。于是赶紧张罗着给父亲灌肥皂水，不大工夫父亲把吃的面条全吐了出来。折腾了一天一夜，父亲渐渐睡去，直到第二天下午身体才有所恢复。
父亲和母亲两家当年都是为了生存逃荒闯东北的。不同的是，父亲一家是挑着担子沿街乞讨、徒步走来的，母亲一家则是坐轮船和火车来的。但两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活下去。
第三章 父亲是一名技术高超的工长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部血泪史。像父母两家的遭遇，当年在全国比比皆是。可以说，没有共产党领导穷苦人翻身，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我的一家。今天能过上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
长春解放初，父亲进入长春市和顺建筑合作社，后来改为长春市建筑公司上班，并改名叫张鹤亭。
在单位，父亲工作积极努力、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技术上精益求精，多次圆满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施工任务。根据父亲的一贯表现，单位党组织培养他入党。当父亲把这个喜讯告诉母亲时，母亲高兴地说：“以后你是党员了，咱们一家老小也跟着光荣！你在单位更要好好表现，做出成绩来报答党的恩情，家里的事你不用管，有我一人就行。”
入党后，父亲工作更加积极，在工地当工长的同时还兼做放线工作。那时候建筑企业实行工分制，按工种等级和贡献大小折算工资。以父亲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每月拿的都是最高工分。
1956年全国实行工资改革，建筑业土建实行七级工资制，安装实行八级工资制。当年建筑公司共有六名技术好、有突出贡献的人享受“超八级”待遇，即每人每月工资定为102元，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1956年年中，公司承包施工的省委别墅竣工。那栋别墅坐落在东朝阳路北侧，主体建筑具有中欧式风格，屋顶设计是马尾架，防水采用琉璃瓦，外墙是白色水刷石。因为是省委项目，公司规定各项指标必须达到优良，经理亲自委派父亲担任工长指挥施工，并负责放线。一天，一位戴着眼镜、身穿中山装和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坐小汽车来到工地，自称姓吴，是省委的，来工地看看施工情况。父亲陪他在别墅里走了一遍，那人边走边看，赞不绝口，对施工质量相当满意。临走时，他握着父亲的手和蔼地说：“老同志，你的手艺真不错，好好干，我想以后你也会住上这样的房子！”几句话把父亲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后经理对父亲说：“那天来工地的是咱们省书记吴德，那栋别墅就是吴书记要住的房子。”父亲这才恍然大悟。
1957年开春，公司领导派父亲到桦甸金矿施工半年。临走前一天，父亲特意在家里的小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只梅花鹿，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好像真的站在黑板里一样。
父亲走后，大姐把小黑板挂在过道东墙上。每天出门时，我们都能看到那只可爱的梅花鹿，对父亲的思念也寄托在了上面。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父亲要出远门，怕我们想他，特意画只梅花鹿留作纪念。父亲去桦甸不久，来信说非常想念我们姐五个，让母亲寄我们的照片给他。于是母亲决定领我们去康平街路口的照相馆照相。
出门时还真遇到点小麻烦：母亲看我没有新裤子，就到邻居家借了条海军童装裤给我穿，一时着急竟给我穿反了。还没出门，小妹不知为啥开始哭闹，母亲给她一个苹果，咬了一口还是哭。没办法，母亲只好抱着她一起去照相馆。可小妹说什么也不肯进屋，母亲怎么哄都不听。就在母亲毫无办法时，照相馆的师傅走出来，递给小妹一束假花，这才把她哄了进去。
那年8月的一天傍晚，长春突降大雨。因为我家地势低洼，下水井堵塞，雨水漫过人行道，顺着门缝往屋里灌。不大工夫屋里的水已经没过脚脖，母亲赶紧招呼我们姐妹几个上炕，自己拿水瓢和水桶往外舀水。
正着急时，邻居白铁匠杨大叔来了，他让母亲找来面板钉在门框上，又找些布条把门缝塞严，这才止住了水。可以说那场大雨真是有惊无险。过后母亲对我们说：“那天突降大雨，你杨大叔出门一看，咱家门前已经积水，正往屋里灌，就赶紧跑来帮忙。要不是他用面板把门堵上，雨水非上炕不可。”母亲嘴里一再说，幸亏有个好邻居，你杨大叔是好人呀！
父亲半年后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家，已经接近冬天了。因为工作突出，父亲获得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其中有一个奖状镶在镜框里，里面有一只大蝴蝶标本就是父亲去桦甸时带回家的。
那时我们姐几个经常趴在镜子前看，觉得特别新奇，在此之前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蝴蝶。
1957年12月的冬天特别寒冷，几乎每天都在下雪，马路上的积雪被自行车碾压后留下道道车辙。那时马路上的积雪没人清扫，别说骑车，就是行人走在上面也非常吃力。母亲有个习惯，父亲不回家，她绝不一个人吃饭。
一天晚上，母亲做完晚饭让我们先吃，自己坐在一旁等父亲。可左等右等也不见回来，母亲心里不免着急，几次到外面张望，一直不见父亲的身影。将近八点，母亲实在坐不住了，起身又来到外面，我们姐五个也跟了出来。母亲看到小妹后，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
天上雪花还在不停地飘。昏暗的路灯下，马路上几乎看不到有人骑车经过。就在这时，我隐隐约约看见远处过来一位骑车的人，在雪地里摇摇晃晃。等到近前，才发现骑车人正是父亲，车把上还挂着一个石膏做的奖状。时至今日，我还清晰地记得：石膏奖状上画着一只昂首挺胸的仙鹤，仙鹤右侧写着父亲的名字和表彰语句。
我们和母亲簇拥着父亲走进屋。父亲连衣服和鞋都没脱就躺在炕上，浑身散发着浓烈的酒气。母亲知道他又喝醉了，连忙帮他脱了衣服盖上被子。此时的父亲早已鼾声如雷……母亲看了很生气，也没吃饭。
第二天早上父亲一觉醒来后说明了缘由：原来单位年末召开表彰大会，食堂举办集体会餐，父亲获得了1957年先进生产（工作）者殊荣。由于不胜酒力，多喝了几杯，就醉了。母亲听完气也就消了，劝父亲今后再在公开场合少喝酒为佳。
过了元旦，单位领导让父亲去长春市工人疗养院疗养20天。当时的疗养院在康平街东侧与崇智胡同交汇处，离我家也就几百米远。一天晚上，父亲从疗养院回家看我们。他用手摸我的脸时，冰凉的手把我惊醒了。父亲满脸微笑地看着我，从大衣兜里掏出三个小橘子塞进我被窝里。我赶紧翻过身趴在被窝里吃起来，那是我记事后第一次吃橘子。等父亲回到疗养院时，我早已进入了梦乡。
1958年10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动工，1959年9月建成，仅用了十个多月，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创举。在建设人民大会堂时，国家征调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能工巧匠日夜兼程施工。进入尾声阶段时，土建装修工程进度慢了下来，装修工程量太大，高级木工不够用。人民大会堂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调集大量高级木工进京会战，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也分到一个名额。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由父亲代表公司前去北京参加木工大会战。
对于父亲在会战中的表现，人民大会堂指挥部领导给予了表扬。一个月后，父亲圆满完成任务回到长春，又受到公司领导嘉奖。
第四章 打麻雀、炼钢高炉
就在大跃进前夕的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剿灭麻雀的高潮，当时国家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定为“四害”。长春市也是如此。街道要求家家户户做一个小假人挂在屋顶或院墙头上，居委会统一行动，敲锣打鼓，有铜盆的敲铜盆。一时间鼓声、锣声、铜盆声和人们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吓得麻雀四处乱飞。在西安大路上，还有的单位把打死的麻雀挂在汽车上，用高音喇叭宣传除四害的伟大成果。没过多久，市里又来通知，说麻雀是益鸟，今后不许打，把臭虫列为四害之一。至此，“打麻雀运动”就偃旗息鼓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1960年5月前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后又称为“三面红旗”。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
1958年8月，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我家后院不远处有一家铁工厂，院子里竖起了一座炼钢高炉。每到晚上人声鼎沸，高炉里火花四溅，映红了半边天，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守在高炉旁日以继日地炼钢。
那时我年纪虽小，好奇心却极强，每天都跑去厂子里看高炉。我看到高炉旁堆着许多焦炭，心想这就是炼钢用的吧？可我自始至终也没看到炼出的钢堆在哪里，只看到地上有几堆“铁粑粑”。不到一个月，不知什么原因，那座高炉就熄火了。
第五章 西安大路那座老宅
1950年秋，母亲得了气管喘息病。晚上睡觉时经常趴在枕头上，不然喘不上气。邻居大婶和母亲说：“你家的住宅是不是有问题？还是让阴阳先生来看看吧！”
母亲同意后，一天下午，家里来了一位阴阳先生。这人有五十多岁，尖嘴猴腮，戴一副墨镜，头戴瓜皮帽，身穿黑布长衫，左手拿罗盘，右手拿扇子。他在屋里屋外走了几遍，嘴里念念有词，最后对母亲说：“你家住的是凶宅，病人不宜久住，需往东北方向找一座临街住房，病方可痊愈。”那天晚上父亲下班后，母亲和他商量搬家。父亲那时已经入党，根本不信迷信，但最终还是拗不过母亲，在西安大路附近买了一处临街房屋。搬进新房后，母亲的气管喘息病并没有好转，每年照旧复发，父亲为此经常数落她。
我们姐五个除了大姐和二姐，我和两个妹妹都是在老宅出生的。老宅位于西安大路北侧，在青云街与康平街中间，有一排住着十户的平房，我家的房子恰好在中间。由于地势较低，每逢夏季下大雨时，下水井堵塞、排水不畅时，瞬间雨水就会漫过人行道。
房子坐北朝南，采光很好，砖混结构，屋顶用铁皮做防水，表面刷黑色防锈漆。因为保温差，夏天屋里过热，加之屋内是单层木窗户，冬天屋里又太冷。
冬天来临，每天早上我们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都不愿意起来。室内居住面积约十六平方米。开门进屋是个过道，左面是个小炉灶，用来烧炕做饭。穿过过道进屋，东墙边有一个黑色日本三层立柜，南侧是一铺火炕，炕面糊的是牛皮纸，刷的是桐油。
挨着西山墙放着一个黑箱子和一个带图案的绿箱子，还有一张单人床。房屋北侧是一个玻璃隔断，隔断里面是厨房，顺着厨房出去就是后院。
院子大约三十多平方米。每年春天，母亲都会在院子里种些蔬菜和花卉。她常种生菜和猪耳朵豆角，夏天一到鲜花盛开，蝴蝶翩翩起舞。母亲常拿把蒲扇在后院屋檐下乘凉，我们姐几个就在院子里嬉戏玩耍。
院子北面是一间小仓库，右边是一座旱厕，旱厕旁有个小角门。打开角门往北走不到十米就是一口水井，附近左邻右舍都在这里打水吃。
夏天我常和大姐、二姐到井台帮母亲打水。冬天井台边结了厚冰，打水时一跐一滑非常危险，母亲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再去井边打水。
我家东侧邻居姓聂，叫聂松山，也是木匠出身，解放后和父亲一起工作过，家里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西侧邻居姓王，叫王新忠，两口子都是裁缝，家里有个老奶奶和五个儿子。
那时，父母都喜欢看京剧和评剧。他们去朝阳剧场看戏时总会带上我，我虽然年纪小，听不懂唱腔，但每次我都有模有样地看，隐隐约约知道什么是“生、旦、净、末、丑”。由于受父母的熏陶，我从小喜欢戏剧。
每到夏天晚饭后或周日休息时，父亲喜欢在家拉上几段京剧曲目，有时母亲也在一旁唱几句。记得父亲常拉的曲目有《打渔杀家》《空城计》《苏三起解》等。
父亲拉的京胡一响，窗前就聚满了票友，时间一长，票友们干脆进屋跟着唱。那时，我家就像在唱堂会。时间久了有些邻居反感，母亲听说后让父亲停了拉京胡，我家这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儿时居住的这处临街的老宅，对我来说是情有独钟。长大后每每做梦都会梦见它。我的童年与老宅有不解之缘，因为它是生我养我、陪伴我长大的地方，也是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第六章 和小妹一起玩耍
父亲在世时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1955年夏天，母亲已有三个多月身孕。一天中午，有位算卦的瞎子打着竹板路过我家门前，母亲把他叫进屋，想让他算算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瞎子还没坐稳，恰巧父亲从外面进来，见此情景，走到瞎子身边用手捂住他的嘴，连推带搡把他赶了出去，转身回屋把母亲好一顿数落。
1956年农历二月初六，小妹降生了。看到母亲又生了个女孩，父亲一脸不高兴。第二天请了位保姆伺候月子，父亲接着去工地上班。母亲嫌保姆不会做饭，一周后就把她辞退了。父亲那时还在赌气，没有在家伺候母亲。
小妹出生后，我和三妹整天围着她转，觉得特好玩。小妹出生时头发焦黄，眼珠也发黄，长得很像母亲。虽然是女孩，母亲心里特别喜欢。那时母亲奶水足，所以小妹长得很健康。
195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全家吃过晚饭，母亲发现家里的炉铲子不见了，问我们有谁看见了，我们姐几个都摇头说没看见。就见小妹自己坐在炕里，用小手指着立柜方向，嘴里不断嘟囔“嗯嗯……”。
母亲抱着她走到立柜旁，终于在旮旯里找到了小铲子。我们都觉得奇怪，那时小妹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这么一件小事她竟然记得。
一天，小妹感冒发烧，母亲抱着她去白菊卫生所打针，几天后高烧逐渐退了。可母亲发现小妹的腿发软，站不起来，急得直哭，赶紧把小妹送到儿童医院。医生检查后确诊是小儿麻痹症。母亲愁得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第二天下午，邻居杨奶奶来串门。知道小妹得了小儿麻痹症后，她对母亲说：“别愁，快把孩子抱我家去，让她杨爷爷给看看。”母亲这才恍然大悟，一再说：“我咋没想起她杨爷爷呢？”原来杨爷爷是世代祖传的老中医，在家里开着药铺坐诊。
母亲把小妹抱去后，杨爷爷仔细检查了病情，确诊是小儿麻痹症，并给小妹针灸。就这样，母亲每天抱着小妹去杨爷爷家针灸。不到十天，奇迹出现了，小妹的腿竟然好了，能站立了，真是太神奇了！小妹被治好的消息在左邻右舍传得沸沸扬扬，邻居们都夸杨爷爷是神医、华佗再世。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要给诊疗费时，杨爷爷婉言谢绝了，只说了一句：“谁让咱们是邻居嘛！”
小妹两岁那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我对她说：“咱俩去捡冰糕棍儿，捡回来我给你扎个蝈蝈笼子好不好？”那时冰糕五分钱一支，冰糕棍儿有二十多公分长。小妹拍着小手高兴地答应了。
我领着她从家门口往东走，走过康平街，在人行道上边走边捡，不知不觉走到西安大路与重庆路交汇处时，已经捡了不少，手里快拿不住了，我撩起衣襟把冰糕棍儿放进去。小妹说：“哥哥我累了，咱们回家吧？”我说：“好，先休息一下。”我俩就坐在吉林省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歇着。
到家后我把冰糕棍儿放在单人床上，拿出母亲做针线活用的白线，煞有介事地扎起蝈蝈笼子来，小妹歪着小脑袋在旁边瞅着我。忙活了半天也没扎好，还浪费了不少白线，母亲发现后把我好一顿说。
一天，我和小妹正在院子里玩，忽听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隔壁聂叔家的大儿子光宗大哥，他隔着墙递给我一只青蛙，嘱咐说青蛙会“土遁”，千万别用盆把青蛙扣在地上。
那时我不明白“土遁”是怎么回事，出于好奇，晚上我和小妹用洗衣盆把青蛙扣在了地上。
第二天一早跑到后院，掀开盆一看——青蛙竟然不见了！这是咋回事？时至今日我也想不通，青蛙真的会土遁吗？
第七章 五岁的三妹走失
1959年8月下旬的一天，母亲在父亲工地做临时工。工地就在我家西侧，距离只有两百多米，毗邻西安大路小学校。那天大姐和二姐都是下午班，我在家照看三妹和小妹。邻居家的弄弄和诺诺两姐妹来找三妹玩儿，我当时没理会。直到母亲下班回家问我三妹去哪了，我才想起来。母亲听说后马上去了那姐妹俩家，正巧她妈妈刚下班。母亲问：“看到我家孩子了吗？”女孩的妈妈解释道：“今天下午她们三个一起到我单位玩，我怕时间长了您惦记，就问您女儿自己回去能找到家吗，她说能，我就让她自己回去了。”母亲非常气愤，对她说：“我女儿才五岁，从来没自己出去过，你也是当妈的，你孩子回来了，咋不把我的孩子带回来？”说得那位阿姨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傍晚，居民组长张婶陪母亲去白菊路派出所报了案。回到家不久，外面电闪雷鸣，随之而来的是倾盆大雨。母亲赶忙给我们做饭，饭后一口没吃，自己坐在炕上，眼望着窗外的大雨哭得死去活来。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一宿工夫眼睛都哭肿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张婶正在派出所开会，刘所长对她说孩子找到了，现在在全安广场派出所，让她赶紧通知家长去接。张婶急忙赶到我家，母亲听到消息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随后张婶陪母亲坐3路摩电车去全安广场派出所接三妹。
母亲和张婶走后不久，我就领着小妹到康平街车站等候。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辆摩电车停下，母亲抱着三妹和张婶一起走下车，我和小妹赶紧迎上去，小妹拉着三姐的手乐得直蹦。
回到家，母亲发现给三妹新穿的布鞋底已经磨透了。晚上父亲下班后，母亲这才给我们讲起三妹走失的经过。原来昨天下午，邻居俩女孩带三妹去了她们母亲单位。单位地址在建政路边，离我家约三里地，当时叫吉林省干部疗养院。现在是吉林省职业病医院，巧合的是多年后三妹就在那所医院做护士工作。
三妹和她们到了之后，女孩的妈妈问她能不能自己找到家，三妹点点头说能，那位阿姨就说：“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三妹转身往外走，当走到建政路与东民主大街交汇处时，在路口徘徊了好一阵，心里琢磨：来的时候是往左拐，回去应该还是往左拐吧？
就这样，三妹走上东民主大街，顺着马路一直往南走，走到与解放大路交汇处，还是往左拐。那年三妹太小，判断失误，竟稀里糊涂沿着解放大路一直往东走去，正应了“南辕北辙”这句成语。
这样走下去离家越来越远。走累了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歇会儿，然后再往前走。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天就黑了，三妹这才感到害怕，呜呜地哭了起来。
穿过斯大林大街，今人民大街——时，狂风怒吼，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直泻而下。路灯在风雨中摇曳，灯光昏暗，行人渐渐稀少。偶尔过往的行人也都低头匆匆赶路，没人注意到这个迷路的小女孩。
三妹在风雨中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平阳街附近时，后面走来一位解放军叔叔，看到三妹浑身淋透、独自哭泣，就问她是不是找不到家了。三妹边哭边点头。那位解放军叔叔说：“别哭了，跟我走，我送你去派出所。”说着脱下自己的外衣给三妹披上，拉着她的手朝全安广场派出所走去。到派出所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也就是说，三妹一路走了将近四个多小时。值班民警拿出毛巾擦她脸上的雨水，把她被淋湿的衣裤脱下来拧干，又出去买回面包和汽水。三妹吃饱后，民警让她上床睡觉，她又困又乏，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母亲和张婶来到派出所。三妹看到母亲时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用诧异的眼神看着她。在场的人都很疑惑。当母亲走过去把她抱在怀里时，三妹这才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临走时给值班民警0.28元，是面包和汽水的钱，因为走得匆忙没带粮票，民警说算了，粮票不要了。
通过这件事，母亲格外注意，再三叮嘱我：在家千万看好两个妹妹，不许她们乱走。
9月初我上小学后，母亲把两个妹妹送进了街道办的幼儿园。每天母亲上班时送她们去，下班再接回来。每当我上午班时，下午四点多就去幼儿园接她们。
一天，接她们回家路上，三妹高兴地和我说，今天在幼儿园学会了一首歌，叫《我有一头小毛驴》，还得意地说她会唱、小妹不会唱。我问小妹：“你不会唱吗？”小妹点点头。三妹边走边唱起来：“我家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还别说，唱得真不错，我是头一次听到这首儿童歌曲。
第八章 我的两次糗事
1960年五一节后，老宅拆迁，听说吉林省假肢厂要建在那里。我们家和老邻居都临时搬到了安达街小学对过、靠铁道旁的暂设房。
9月末，房产管理所调给我家一间新房，地址在南昌胡同8号对过。新房下来后母亲每天都在那边收拾。
一天放学后，我领着小妹去看新房。走到二中附近时，我抚摸着她焦黄的头发说：“把你头发剪一绺给我扎毽子好吗？”小妹点点头。我又说：“不许告诉妈妈好吗？”小妹又点点头。看着她漂亮的黄头发，我想象着剪完后她会是什么样子，可过后终究没敢剪，我深知那样做不会有好结果。
记得1960年冬天的一个晚饭后，和父亲一起工作的技术员江林叔叔来我家，进门后从兜里掏出一把糖放在炕上，母亲给我和三妹、小妹每人两块。小妹当时躺着睡觉，母亲把留给她的两块糖放在她旁边。我吃完自己的后，凑到小妹旁边，悄悄把她的两块糖拿在手里，出去吃完后才进屋，躲在一旁。江林叔叔走后，小妹睡醒了，母亲赶紧说：“快起来吃糖吧！”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母亲问我时，我撒谎说没看见。母亲看三妹一直坐在小妹旁边，就问她是不是吃了。三妹摇头说没有。母亲第一反应就是三妹吃了，因为当时我并不在小妹身边。就这样，三妹替我挨了几巴掌。那天我还觉得自己挺幸运。长大后每每想起这事，就觉得对不住三妹。
第九章 三年困难时期
第一节 受饥饿年代
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年至1961年期间。1960年全国大面积受灾，河北、山东、山西最为严重，受灾面积占耕种面积的60%以上。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饥荒严重。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外债压力日重，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那时城市家庭人人吃不饱。我家也是如此，窝窝头分着吃，从没吃饱过。一到晚上就喝苞米面糊糊粥，喝完不到一小时，撒泡尿又饿了。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各家盛粥的容器基本不用刷，家里的孩子抢着用舌头舔个干干净净。
第二节 饥不果腹吃代食
有一天父亲下班带回一张《长春日报》，上面登着一则如何节约粮食的消息，叫苞米面制作新方法，也叫苞米面“蒸量法”，在全市推广：一斤苞米面掺两斤水，可以做出三斤食品。母亲照着报纸介绍在家试做，结果出锅后，笼屉里的苞米面食品成了稀糊状，根本不成型，连我们小孩看了都觉得好笑。看来长春市推广的“蒸量法”在我家彻底失败了。
那年秋天，母亲买回不少红萝卜，做饭时把萝卜擦成丝，放几把大米煮成萝卜丝粥，几乎每天早上都喝。日子一长，我对萝卜丝那股气味闻着就恶心，每次喝粥都几乎是捏着鼻子。时至今日，我一看到红萝卜心里就打怵。
冬天，父亲托人在范家屯糖厂买回几坨冻在一起的糖渣子，即糖厂榨糖后剩下的废料，化开后脏兮兮的，里面夹杂着草末和炉灰渣。母亲用水淘了好几遍，洗干净后掺些苞米面，放一点盐，做成甜菜丝菜团子。出锅后变成黑褐色，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那时粮店供应的苞米面和高粱面都是“一箩到底”，尤其是高粱面，皮都在里面，蒸出来的窝窝头黢黑，吃起来嘴里发涩。上厕所时大便不出来，非常痛苦。
第三节 和父母一起逛二商店
1960年12月的一个周日，父母领我去逛街。我们坐3路摩电车来到二商店，现今欧亚新发。
这里的商品品种不多但都很贵。父母领着我在各楼层转，因为价格不便宜，母亲什么都没买。后来到了顶层，我记得顶层面积不大，当时有几个人在排队。父亲去前面柜台看了看，也跟在后面排起来。不大工夫，父亲手里拿着两块蛋糕和一小杯咖啡走了过来，对母亲说：“这是议价的，不要粮票，每人一份两元钱，但要凭工会会员证，不是会员还不卖呢。”接着父亲又排了两次队，又买了两份。临走时母亲给我一块蛋糕，又让我把三杯咖啡喝了。我第一次喝咖啡，觉得很苦不想喝，母亲一再说花钱买的扔了可惜。剩下五块蛋糕母亲用纸包好带回了家。到家后母亲一人一块分给我们姐五个，我又分到一块，心里美滋滋的。那时年纪小，根本不明白父母为什么不吃。长大后才体会到那是父母对我们的爱。
这次和父母一起去逛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第三节 父母开荒种地
1961年开春，父亲在“652”（汽车厂代号），家属楼代号“301”工地施工。因为甲方资金短缺，有两栋楼没有开工。父亲请示领导后，和母亲在空地上种了玉米、粘高粱、黄豆、地瓜等农作物。
那年秋天大丰收，母亲请邻居曲叔的大儿子帮忙，拉回满满一车杂粮。看着屋里满地的果实，全家人乐得合不拢嘴。
1961年冬天下了特别大的雪，气温已到零下二十多度。一天，母亲听邻居说铁路两旁的雪地里有散落的黄豆，不少人去捡。母亲也领着我们姐几个去了。在那里我们看到路基旁散落的黄豆粒，有的上面还沾着旅客的粪便。我们一粒一粒地捡，天冷，不大工夫小手就冻僵了，即便如此还是每天坚持去。几天后竟捡了近三斤黄豆。过年时母亲把黄豆洗净泡好，用小磨磨出豆浆，再掺些苞米面和高粱米面，父亲亲自动手给我们炸丸子。
除夕晚上，我们姐妹五个围在小桌旁吃着父亲炸的三合面丸子，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那年是父亲和我们过的最后一个年，也是诀别的一年。
第十章 母亲回烟台、父亲因病去世
1961年9月，三妹刚上小学一年级。她聪明伶俐，成绩在班里总是排在前头，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她。寒假期末，她算术、语文双双考了5分，评上三好学生，学校奖了一个小搪瓷缸。她捧着缸子跑回家，举到父亲眼前——父亲病重躺在床上，只微微点了一下头。那时父亲已经卧床不起多日。
1961年入冬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检查患了肝硬化腹水，一直在家养病不能上班。那时单位医生每天来我家给父亲注射青霉素。
12月的一天，父亲突然提出让母亲回山东福山老家探亲。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对母亲说：“你一定要回去看看，再不回去就没机会了。”母亲当时并没有听懂这句话的分量。直到多年以后，她每次跟我提起这件事，都要停顿好一会儿，然后轻轻说一句：“你爹那是给娘留最后一面啊。”
母亲回福山的前一天去长春站买火车票。那时长春站实行联运票，即长春到大连的火车票和到烟台的船票一起买，非常方便。
母亲到烟台后先去了三姨家。姐妹俩见面时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在母亲家族姊妹中，她和三姨最要好。自从1942年分别在东北后，将近二十年没见，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母亲在三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坐汽车回到福山老宅，见到了二舅、二舅母和他们的女儿们。看到二舅一家日子过得很好，母亲很欣慰。
大舅自那年回福山后一直一个人生活，是村里的“五保户”，二舅是村党支部书记，对大舅照顾有加。父亲和母亲的婚事当初是大舅促成的，父亲一直感激他，逢年过节总会让母亲给大舅寄些钱。有一年冬天，单位发给父亲一双蓝色劳保大头鞋，父亲没舍得穿，让母亲寄给了大舅。这次回老家问起，大舅笑笑说给卖了，母亲听后没再说什么。
母亲来福山的第二天，大舅和二舅陪她一起到姥爷姥娘坟前祭拜。母亲还特意去了常同茂家，把他当年离开长春时寄存在我家的那枚金戒指交还给他。
原来，解放前常同茂全家从长春搬到了烟台，解放后在当地一家铁工厂工作，一直和我家保持联系。母亲在福山住了近二十天。临走时，大舅和二舅给她带了不少杂粮和各种水果，足有一百多斤。大舅把母亲送到三姨家后，三姨的二女儿润基二姐陪母亲坐了一宿轮船到大连，又送她上了回长春的火车。原打算润基二姐送母亲回长春，但她上船后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把母亲送上火车后就坐当天的船返回了烟台。
母亲到长春站时还不到中午，东西太沉实在拿不动。一同下车的一个小伙子得知情况后，主动帮她把东西搬到3路摩电车上。为表达谢意，母亲塞给他一个大苹果。
中午放学后我从学校出来，看见母亲正在西安大路小学门前的车站四处张望。母亲见了我喜出望外，让我回家取车子。大姐和二姐放学后也一起来到车站。我把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们姐仨用父亲做的木制小推车，把东西推回了家。到家后母亲发现父亲的病情相当严重，不但呼吸困难，有时还不省人事。第二天一早，母亲到父亲单位找领导，要求让父亲住院。当天下午单位派车把父亲送到了军大二院（吉大二院）。
单位委派父亲的徒弟刘玉臣夜间护理，白天由母亲护理。那时，我刚放寒假，每天早上陪母亲一起去医院。父亲住院后病情越来越重，下肢浮肿，水米不进，一直昏迷，母亲心急如焚。
父亲住院的第九天，也就是1962年1月13日，农历辛丑年腊月初八，凌晨四点，母亲起来看我还在熟睡，趴在我耳边说：“儿啊，今天你别去了，我做梦觉得你爹不太好，你先睡吧，今天我和你大姐去。”我听后点点头又睡着了。大约早上六点，母亲从医院回来了。进屋后抱着我大哭：“儿啊！你爹没了，从今后你们姐五个没有爹了！”母亲的哭声把姐姐妹妹们都惊醒了，我们围着母亲一同大哭起来。
事后得知，父亲是凌晨两点去世的，装老衣是父亲徒弟刘玉臣大哥给穿的。单位领导得知父亲去世，特批用十乘十的黄花松方木在工地为父亲制作了一口上等棺木。因为出殡时间紧，棺木表面只刷了一层红土粉。母亲看了很满意，一再和我说：“你父亲干了一辈子木匠，死后有这么好的棺木成殓，也对得起他这一生了。”
1962年，是我们这个家的分水岭！
第十一章 母亲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就像天塌了一样。母亲每天以泪洗面。
过完年，母亲去父亲单位找领导要求上班，可正赶上1962年全国各厂矿精简人员，领导说工作暂时安排不了。好在父亲去世后单位给结算了十个月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加起来一千多元，生活暂时还能维持。开春后，征得父亲单位领导同意，母亲又去汽车厂301工地的空地上种了一年地。入冬后，单位暂时安排母亲暂时在公司食堂的菜窖里做临时工。
1963年开春，母亲才被安排到公司木工厂做临时工，每天工资1.32元，从此有了稳定工作。
当年木工厂的旧址，就是现在的长春北站。母亲在木工厂做力工，每天在制材车间大锯旁分拣废木料，抱到外面垛好。
早在母亲四岁时，姥娘（姥姥）就给她裹了脚。长到六岁稍微懂事后，母亲天天和姥娘哭闹，要求把脚放开。姥娘没办法，就提前给她放了脚，所以母亲的脚长成了“苞米脚”。因为裹过脚，脚趾头基本都断了，走路比正常人吃力，每天上下班很是辛苦。
母亲每天上班坐3路摩电车，在长春站下车后还要走二十多分钟才到单位。下班回家后身心疲惫。
那时母亲每月工资才三十多元，养活我们姐五个自然是入不敷出。
记得那是1963年12月30日中午，母亲连午饭都没吃就从单位赶回家，抱着我痛哭：“儿呀，妈妈没工作了，今后咱们一大家子可怎么活呀！”
下午我陪母亲去了公司劳资科。母亲进去后我就在外面等。那时正值隆冬，阴霾的天空中飘着雪花，西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冻得不停在雪地上跺脚。大约等了两个多小时，身上棉衣御寒能力差，我几乎都要被冻僵了。这时只见母亲眼含泪水，缓缓从屋里走了出来。我急忙上前搀着母亲一起回家。
到家后母亲才道出实情：原来临时工的手续不能跨年，每年要重新办一次，所以每到年末临时工都要辞退回家，过完元旦重新办手续再上班。
就这样，母亲在家过完元旦后的第三天，木工厂领导就通知她去上班了。此后每年年末单位都会给母亲放几天假，母亲也逐渐理解了。
上班后，母亲向领导提出想去油工小组做“计件工作”。领导同意后把她安排到油工小组，因为不会刷油，组长给她分配的工作是给木制家具表面刷“土粉”，再用抹布擦净，然后由油工师傅刷油，按完成的工作量计算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后，母亲的收入幅度大大提高了，但因为工作量大、劳动强度高，身体瘦弱的母亲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
那时，母亲每天上班只带两个窝窝头和几块老黄瓜咸菜或咸芥菜疙瘩，那就是她的午饭。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连蔬菜都吃不上，更别提什么营养品了。母亲就是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为了养活我们姐五个，每天起早贪黑，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那时，我和妹妹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去西朝阳路3路摩电车站等母亲，她一下车，我们就跑过去搀着疲惫不堪的母亲往家走。
父亲去世后，我们姐几个的学杂费都免了。母亲在单位享受困难补助，每年年末单位发放困难补助金，因为我家特别困难，每次都是特等困难补助。
每天晚饭后，我们做功课，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针线活，经常做到午夜。我们穿的棉衣棉裤、布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母亲是个刚强的人，逢年过节我们姐五个都要换新衣服新鞋。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每年只有大年初一和初五才能吃顿饺子。其他节假日，母亲会给我们做一次芹菜猪肉馅的白面发面包子。
那时粮店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豆油，家家都缺油吃。母亲在商店托人用肉票买回猪肉肥膘，自己熬油。母亲上班辛苦，却舍不得吃一口细粮。因为每月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母亲把细粮全换成粗粮，即一斤白面换两斤苞米面。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是1963年夏天的一个周日，母亲在粮店买了十斤挂面，准备和厂里的同事换苞米面。几天后不知什么原因，那位同事说不换了。母亲下班回到家，看着挂面许久才说：“留着咱们自己吃吧！”那时我还不懂事，听母亲说完竟手舞足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在那苦难的岁月里能吃顿挂面，简直是奢侈的事。多少年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仿佛还能嗅到那挂面的余香。
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母亲身体严重透支，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可家里没有医疗条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每天只能靠吃药维持。工作弯腰时疼痛难忍。单位领导得知后，把母亲安排在工人休息室负责烧开水。
那时母亲经常犯病，而且大多在晚上，每次都是肚子疼。我曾多次陪她去军大二院检查也没能确诊。
一天午夜时分，母亲又犯病了，说自己肚子痛，疼得满脸冒冷汗。我给她揉肚子也不见效，我们姐五个急得围着她大哭。后来我把邻居韩叔叫醒。韩叔领着我到清河卫生所，把值班医生请到家里。医生检查后也没能确诊，只给母亲做了针灸。医生走后不久，母亲的疼痛就逐渐消除了，可她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上没吃早饭，咬牙挺着又去上班了。
到了1970年初，母亲的肝病越来越重，连路都走不了，不能上班，只能在家休病假。那时我已下乡插队。1971年8月，母亲给我办了“困调”回城。
自从我参加工作后，家里的生活状况才大有改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母亲的病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癌。1988年7月24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1岁。
第十二章 我们和母亲相依为命
第一节 大姐挑起家庭重担
当年，父亲一走，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样。顶梁柱没了，经济来源也没了，千斤重担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压得她几乎喘不上气。那年大姐十四岁，小妹才六岁，我们姐妹几个都还小，一个个像嗷嗷待哺的雏鸟，帮不上一点忙。母亲为了养活我们五个，每天不辞辛苦地到工厂做临时工。母亲一出门，家里的大事小情就都落在了大姐肩上。
那时每天晚饭后，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针线，大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大姐每天放学回来就帮着打袼褙、纳鞋底、搓麻绳，能干的都抢着干。
那时的我还小，不懂事，常惹大姐生气。家里偶尔有点好吃的，剩下她总说：“留着，明天给咱妈吃。”年幼又贪嘴的我，为此对她很有意见。
有一天我在外面玩过了午饭点才回家，翻箱倒柜找吃的，连块窝窝头渣都没寻着。又气又急，心想：没有，我自己做！跑到外屋舀了一瓢“苞米面”就兑水和起来。大姐二姐在旁边笑成一团，我也没理会。大姐笑着问：“你和的真是苞米面？自己闻闻。”我凑近一闻，自己也乐了，舀的原来是豆面。大姐走过来，又舀了两瓢苞米面，给我蒸了几个窝窝头。
第二节 三妹身体康复
自从三妹五岁那年因走失，身心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加上营养不良，身子一直虚弱。父亲走后的第二年，三妹先后染上肺结核和甲型肝炎，这可把母亲愁坏了。可母亲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听老辈人说，胎盘最能补身子。母亲就托邻居王子英大哥，几次到长春市生物制品所讨来好几个胎盘，煮熟了让三妹当药吃；又逼她天天吃菠菜、吃煮熟的胡萝卜，按时服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两年，奇迹真的出现了，三妹去医院复查，肺结核和甲肝的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
第三节 可怜幼小的小妹看家
那几年，母亲上班，我们上学，只好把六岁的小妹一个人放在家里。每天她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等到中午我们放学回来，她才能吃上口热饭。
记得那是1963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放学走到家门口，看见小妹躺在过道的黄土堆上睡得正香，小脸蛋被日头晒得通红。我心里一酸，赶紧把她叫醒。进屋后，我盛了一碗高粱米饭给她吃，她不但不吃却躺到炕上放声大哭，越哄她哭得越凶。我一摸她的额头，特滚烫，心想，小妹发烧了吧？当时，我急得手足无措。
晚上母亲下班回来，给她喂了退烧药，又做了一碗疙瘩汤，让她躺在炕上发汗。第二天烧渐渐退了，病也就好了。
那时的小妹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动不动就哭，谁劝都不听，有时把母亲哭得心烦意乱
第四节 二姐的一次糗事
我们姐弟五个里，要数脾气最冲的是二姐。记得那是冬季的一天下午，屋里炉灶下的炉灰堆满了要掏，二姐叫三妹去掏，三妹说她不会，站在那儿半天没动。这时，二姐气不打一处来，掏完炉灰竟把剩下的灰全扬到了三妹头上。彼时的三妹委屈得号啕大哭，我在一旁看得惊呆了。
晚上母亲下班，三妹告了状。母亲见她头上还粘着炉渣，把二姐好一顿训，接着又用温水给三妹洗头，洗了好几遍才洗干净。长大后，我每每提及这件事，二姐一个劲儿地向三妹道歉，此举，逗得我们姐几个哈哈大笑！
第五节 假小子小妹
1963年9月，小妹上了西民主大街小学一年级。那时的她每天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每当放学写完作业，便跟院子里的男孩弹溜溜、扇啪叽、藏猫猫。
有一天小妹放学回家连饭都没吃，趴在炕上失声痛哭。我问怎么了，她说同桌一个姓左的男孩总在学校欺负她，有时还动手。我说：“别怕，明天放学我去找他。”
第二天下午，等小妹放学时，我直接在路上堵那个男孩。不一会儿小妹走来，指着身后一个男孩说：“就是他。”我走过去，二话不说一个“别子”把他摔在地上，骑上去问：“以后还敢欺负我小妹不？”他连连点头，赌咒发誓再不敢了。其实我没真打他，只是吓唬吓唬他。打那以后，他真就没再碰过小妹一根指头。
当小妹把这事告诉我时，我心里那股得意劲儿甭提了——我也能护着小妹了！
那年寒假开家长会，母亲上班走不开，让二姐替她去。二姐开完会出来，走廊里却不见了小妹。正纳闷，班主任在里头喊：“张连云同学，快下来！”二姐抬头一看小妹骑在教室的门上。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当晚母亲回来听二姐学了一遍，我们几个笑得前仰后合。
第六节 每天起早我帮妈妈点炉子
那年冬天，母亲的工作是在单位休息室负责烧开水。
母亲六点准时出门上班，到单位后先把炉子点着、水烧开，等着工友们上班。
母亲每天四点起来生火做饭，等我们醒来，屋子里已经暖洋洋的。
看母亲这样辛苦，我心里很是不安，就跟母亲商量：以后早上让我来生炉子。母亲问：“你能起来吗？”我说：“能”。
从那以后，我每晚都把劈柴和煤码在炉边，早上四点准时睁眼。穿好衣服，下地把炉子点着火，看着母亲起身做饭，我心里那点欢喜，像悄悄办成了一件大事。
母亲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我陪母亲一起吃，一起出门。那年的冬天寒气逼人，母亲怕冻坏我的手，特意给我买了一副紫红色的棉手闷子，戴在手上，暖到心里。
清晨六点，天还没亮。马路两旁的路灯在风雪里摇曳，昏暗的灯光洒在雪面上，道路显得很亮。当我把母亲送到南昌路车三线摩电站，然后一个人踩着积雪，徒步向西安大路小学方向走去。
从那时起，我便养成了早起的习惯，这一起，就是一辈子。
第十三章 尾 声
追忆往事，人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也是如此。如今已过古稀之年，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心里难免有些酸楚。
父母那代人，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吃尽了苦头，他们所经历的磨难，是常人所承受不了的。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真的赶上了好时光。现在退休在家享受社保，不但每月能按时拿到退休金，吃穿不愁，闲暇时还可以去外地旅游。安居乐业、老有所养，这句话充分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一切都归功于共产党的好领导。
我在家经常教育自己的女儿，告诫她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追忆往事》里所叙述的每件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追忆和留念的。有关父亲闯关东、父亲的成长经历、父亲在单位的一些事情，都是母亲生前给我讲述的。同时，我也借鉴了“360百科”里有关历史大事记的时间和地点，使这篇回忆录更加真实可信。
有人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童年时代。可我们“50后”这代人，还真没赶上什么好时光。我们的童年正经历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上中学时又赶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中毕业想参加工作，又赶上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回城参加工作后，80年代末单位又面临经济体制改革、破产、全国厂矿人员下岗失业……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
可以说，我们“50后”是经历了各种时期坎坷和磨难的一代人，也是最富有责任感和最坚强的一代人。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时代造就了“50后”！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艾君也曾说过：母爱是伟大的，伟大的母爱是通过生活中的小事坦然反映出来的；母爱是无私的，无私的母爱是因为母亲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孩子；母爱是真挚的，真挚的母爱是在母亲的叮咛、唠叨和牵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高尔基写过一本书叫《母亲》；中国当代作家老鬼——马波是著名作家杨沫的小儿子，他为了纪念母亲，于2011年6月写了自传体回忆录《我的母亲杨沫》。两位文豪国籍虽不同，但著作都是纪念母亲、歌颂母亲的力作。这足以证明，母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伟大形象，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
写《追忆往事》，我的本意就是想把母亲和父亲的苦难经历呈现出来，同时也是作为儿子，对父母的一份追思。但因本人文化水平与写作能力有限，文中语句、修辞难免存有疏漏，对人和往事的记述也未必周全，还恳请姐姐妹妹给予谅解。
我们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当年没有母亲含辛茹苦地付出，就没有我们姐五个今天的幸福生活。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这句刻骨铭心的话，永远铭记于我心中。
今年恰逢母亲诞辰109周年；父亲诞辰114周年之际，我采用纪实散文的形式来纪念父母，同时来回报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想这也是对母亲最大的感恩！母亲为这个家、为我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乃至一生。当年那么弱小多病的母亲，毅力却是那么坚强，究其原因，这就是伟大、真挚、无私的母爱。
有句话说得好：付出终究要有回报。我们并没有让母亲失望。我们姐五个有四人是中专毕业，有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有我们这么优秀的儿女，我想，这也是对她最大的回报。
父亲和母亲早已过世多年，现在我们姐五个相依为命。我曾说过，我家姐五个就像人的一只手，五个手指头握紧了就是拳头，大姐就是我们的带头人。我们姐五个互帮互助、团结在一起，快乐幸福每一天！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虽已过古稀之年，但各自的家庭都和和睦睦，膝下都有子女，家家三世同堂。在享受天伦之乐、安度晚年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我们伟大的母亲——陈桂芝！
作者：老革（张润喜）
初稿于2017年6月，弘海小区寓所
修改于2026年10月
文字、编辑、制作：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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