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末班车上的星光：读吕晓蓉老师《我的知青岁月》作者：墨染青衣精华热点

末班车上的星光：读吕晓蓉老师《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墨染青衣

一

有些文字是带着露水的。它们在纸面上安静地躺着，等你经过的时候，轻轻沾湿你的衣襟。吕晓蓉老师的《我的知青岁月》就是这样的文字。它没有锣鼓喧天的雄心，没有苦大仇深的控诉，甚至没有多少“时代洪流”之类的宏大词汇。它只是一个人站在深秋的树下，把四十多年前的几片落叶从记忆深处捧出来，给你看上面模糊的脉络。叶片早已干燥易碎，可对着光看，那些纹路里还残留着绿意。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坐在一列晚班地铁上。窗外是城市的灯河，车厢里人人低头看手机，荧光映着一张张沉默的脸。而文章里的1977年，一群十七八岁的少年正站在军用敞篷车上，胸前别着大红花，向县城电影院前的广场告别。两种场景叠在一起，竟不觉得突兀。一个时代的末班车轰隆隆开过去了，车上的人如今都该六十多岁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大概也正坐在我这样的地铁里，低头看手机，或者看窗外，偶尔想起自己年轻时也在某个敞篷车上迎风站过。

吕晓蓉老师说，她是“末班车”上的。1977年秋，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风雨飘摇，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传遍了街头巷尾。她本可以留在县城，母亲甚至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代课的去处，可她“必须跟着时代潮流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笑。我知道那个年代“时代潮流”四个字的分量。那不是一个年轻人的盲目，而是一种近乎宗教性的信念：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一定是对的；主动加入进去，才算好样的。她的母亲比她清醒，温和地劝她留下复习，可她的回答是：“我的同学们都纷纷申请下放，我也不能落后呀。”

这句“不能落后”，是那一代人最真实的精神注脚。我甚至觉得，整篇文章的钥匙就藏在这四个字里。吕晓蓉老师后来经历的扛木头、挖桔坑、砍柴、踩牛粪，所有身体上的苦，似乎都可以从“不能落后”里找到源头。而更有意思的是，她后来的高考落榜，某种意义上也是“不能落后”的另一种表现——她没敢请假复习，怕领导说她“不安心农场劳动”。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在日记本里夹着老师的复习通知，夜里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白天照样跟着队伍上山扛木头。她的肩膀上红肿着，她的课本上沾着泥土，而她以为只要足够努力，两件事可以同时做好。

二

这篇文章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是砍柴遇雨。

吕晓蓉老师和两个男知青搭伴上山砍柴，回来的路上下起大雨。她力气小，挑着八十多斤的柴担落在后面，浑身淋透。李小兵放下自己的柴，跑回来接过她的担子，“望着我落汤鸡狼狈的样子只是善意的笑了笑，二话不说，接过我的柴担飞快地走下了山”。她跟在后面，“心中生发无比的感动”。

就是这么一小段，没有抒情，没有议论，甚至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可你读完就是会记住李小兵那个“善意的笑”。那是一个十八九岁少年面对一个十八九岁少女狼狈相时最朴素的表情——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没有暧昧的试探，甚至没有“我帮你”之类的口头宣言，就是笑了笑，把担子接过去了。这种干净，如今大概很少见了。现在的故事里，男生帮女生，多半要铺垫出一点情愫；女生被帮，多半要脸红心跳或者故作矜持。可在那个山路上，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善意就是单纯的善意，像刚砍下来的杂柴一样，断面还带着湿润的木香。

后来吕晓蓉老师感冒了，同寝室的杨爱萍给她送药。再后来，食堂的王仕杰看她没按时来吃饭，就把饭打出来放热锅里温着。这些事情都很小，小到放在“知青岁月”这样宏大的题目下面，几乎显得不值一提。可文章的好，恰恰在于作者没有把“知青精神”往高调上拔。她写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帮人捆柴的陈秋云，下山接人的李小兵，送感冒药的杨爱萍，留饭的王仕杰。这些名字安安静静地待在文章里，像田埂上随手插下的柳枝，不指望长成什么大树，可春风一吹，就绿了。

我读这些段落的时候想，所谓“知青一代”的情感方式，大概就是这样吧。不习惯说“我在乎你”，习惯的是把柴担接过去、把药片递过来、把饭菜温在锅里。情感藏在动作里，藏在“二话不说”里，藏在“只是善意的笑了笑”里。这种含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太笨拙了，可它有一种笨拙的可靠。像老式木匠打的榫卯，不用一颗钉子，可几代人过去了，柜子还没散。

三

文章里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停了很久。

1977年春节，大姐从六七十里外的洞头山挑着年货回来，二姐从八十多公里外的南山走了两天路赶回家。吕晓蓉老师是离县城最近的，提前半个月回去“守候着这个家”。她写道：“我是‘主人’，由我守候着这个家，每到年底也由我把家人一个个盼望着，一个个迎接回来团聚。”

“守候”和“盼望”这两个词，用得真准。在那个一家五口分散四处的年月里，春节团聚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是需要有人守着、等着、准备着的事。吕晓蓉老师从农场带回剩余的米、蔬菜和红薯，把家里卫生搞得干干净净，然后站在门口，等母亲回来，等大哥带着嫂子和侄女回来，等大姐在风雪里挑着担子出现，等二姐拄着拐棍从冰封的山路上走下来。她那时候才十八岁，可她已经懂得：一个家之所以是家，不是因为屋顶不漏雨，而是因为有人在里面守着。

这段文字让我想起自己的外婆。她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每年腊月里就开始腌咸菜、晒腊肉，站在巷子口张望。我小时候不懂，觉得她太操心。现在懂了，那种操心是一个家庭在动荡岁月里的锚。吕晓蓉老师的母亲是教师，寒假才能回来；大哥大姐二姐都在农村，各有各的难处。唯独吕晓蓉老师离得近，她就自觉地把自己变成了那个“守候”的人。她不抱怨，甚至觉得高兴——“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她从农场带回的米和红薯，是她“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收获了这些劳动成果”，她为此“充满自豪感”。

这段写得举重若轻。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从“被母亲寄生活费”到“不要母亲再操心”，中间隔着的那些汗水和血泡，她没怎么细说，只用了一句“我很高兴自己的成长”带过去。这种节制，反而比大段抒情更有力量。我想起沈从文写湘西水手，写他们如何在险滩上讨生活，笔调也是这么平平的，好像那些惊心动魄都不值一提。可你读完就知道，越是平平的笔调，底下压着的东西越沉。

四

文章的高潮当然是高考。

1977年12月17日，吕晓蓉老师走进城步一中的考场。她复习了很久，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每周六去找赵哥补习数学。她满怀信心，结果以几分之差落榜。赵哥的名字在榜首，她的名字不在红榜上。她写道：“我从头到脚一身透凉。”

这句话让我想起很多类似的场景。1977年高考，五百七十万人报考，录取不到三十万。那一年有无数个“吕晓蓉老师”站在红榜前，从头凉到脚。可这篇文章的好，在于她没有把落榜写成悲剧。母亲说“失败并不可怕”，大姐写信鼓励她，知青朋友说“有志者事竟成”。她心情逐渐平静，然后继续过日子。第二年春天，她下到生产队整理秧田，光脚踩在猪牛粪里，蚂蟥叮在腿上，她把蚂蟥扯下来丢掉，继续干活。

这个转换特别自然。她没有说“我化悲痛为力量”，也没有说“高考失败让我更坚强”。她只是回到了田里，继续把秧田整理好。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管你是落榜还是上榜，春天该插秧的时候就得插秧，秧苗不会因为你的心情不好就长得慢一些。这种朴素的认知，比任何励志故事都更接近生活的真相。

后来吕晓蓉老师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清溪小学任教。她每天骑单车经过创业农场，总要“深情地望一望那栋曾经洋溢着我们欢歌笑语的房子”。再后来，农场变成了商业住宅区，连房子也没了。她写道：“那过去生机勃勃的景象再也不复见了，就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再也找不回一样消失在尘埃中。”

这几句写得怅惘，但不过分。她没有哭天抢地地说“青春没了”，只是说“找不回了”。找不回就找不回吧，她还写下来了呢。写下来，就是另一种找回。那些字在纸上等着，等一个像我这样的读者路过，捡起来，对着光看一看。叶片干了，可纹路还在。

五

文章里写到一对知青情侣被揪上台检讨的事，只用了两小段，克制得很。吕晓蓉老师没有渲染细节，只说“他俩在众目睽睽之下很羞涩地讲了他们的经过”，又说“从这一事件中，我们知青中再也没有人敢恋爱了”。后来这对情侣返城后结了婚，也算一个不算结局的结局。

这段写得有分寸。她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评判谁，也没有为那对情侣鸣不平。她只是记录了一个事实：在那个环境里，恋爱是“丑事”，是要被“揪到台上”的。而更有意味的是，被揪过之后，大家反而安静了——“有几对平时较亲热的男女知青也把朦胧的爱恋消失在朦胧中。”这个“消失在朦胧中”，用得好。青春期的好感本来就是朦胧的，一阵风吹过来，散了也就散了。散了的那些，后来大概都成了各自心里一粒小小的砂，偶尔硌一下，不疼，可你知道它在。

相比那些把知青爱情写成烈火干柴的故事，吕晓蓉老师这种写法反而更真实。大多数人的青春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朦胧”来“朦胧”去，连自己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多年后想起来，嘴角动一下，说不上是笑还是什么。这就是普通人青春的样子。

六

文章末尾的后记里，吕晓蓉老师说她已经“走近夕阳”。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25年深秋，距离那个锣鼓喧天的1977年9月，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四十八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中年人，足够一个中年人变成老人，足够一个时代彻底翻篇。

可她把那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写下来了。扛木头肩膀红肿，挖桔坑手磨血泡，砍柴遇雨感冒，踩牛粪被蚂蟥叮，夜里打手电筒复习，高考落榜从头凉到脚，春节守着家等亲人回来，文艺汇演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些事，她一件一件写下来，写得细致、耐心，像一个老人在午后的阳光里整理旧箱子，翻出一件件旧衣裳，抖一抖，叠好，又放回去。

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地铁已经到站了。我收起手机，走进夜色里。城市的风有点凉，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行行潦草的字。我忽然想：再过四十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会怎么写自己的青春呢？我们会写刷不完的短视频，写挤不完的地铁，写深夜里一个人对着外卖盒子发呆，写那些在手机屏幕上滑过去的、来不及抓住的心动。那时候的年轻人读到这些，会不会也觉得遥远而新鲜，像我现在读吕晓蓉老师写的1977年？

大概会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末班车”，都有自己的“不能落后”，都有自己肩膀上的红肿和手心里的血泡，只是形式不同罢了。吕晓蓉老师那一代人的苦是身体的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苦，是猪牛粪的臭味和蚂蟥的血。我们这一代人的苦，更多是看不见的，是在人潮里走散了却不知道跟谁说的那种苦。可说到底，人跟人之间最珍贵的东西是一样的：李小兵接过柴担时那个善意的笑，杨爱萍递过来的感冒药，王仕杰温在锅里的那碗饭。这些东西放到哪个年代，都能让人心里暖一下。

吕晓蓉老师在文章里说，知青精神“值得讴歌”。我想，她说的“知青精神”，大概不是那些口号和标签，而是人在艰难里还能互相扶一把的本能，是肩膀肿了缝个垫肩继续扛的韧劲，是高考落榜了第二天照样下田踩牛粪的平常心。这些东西，不用讴歌，它们自己会在时间里发光。像末班车上的一盏小灯，车开远了，灯还亮着。你站在站台上看，那光越来越小，小成一个点，最后融进夜色里。可你知道它还在亮，只是你看不见了。

2026年的深秋，吕晓蓉老师坐在城步的某扇窗前，把1977年的星光一颗一颗摘下来，放在纸上。我坐在一列穿过城市的地铁里，把它们一颗一颗捡起来。中间隔着四十八年，隔着上千公里，隔着好几代人的青春。可星光这东西，本来就是要走很久才能到人眼里的。你看见它的时候，它早就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它也不知道会落在谁的眼睛里。

就这样吧。谢谢吕晓蓉老师，谢谢那辆末班车。车开走了，可车灯照过的那段路，还在。